“是的。”苏振海说，“这件事说来话长。不知是何缘故，我的前妻毕美云并不喜欢海若，我又长年在海上工作，不能亲自照顾她。我曾经做了几次工作，但美云仍然从感情上接受不了海若。在海若6岁那年，我将她带到广东番禺，托付给了我手下一个船员的妻子，给她抚养费，请她照顾海若。这位船员的妻子并没有孩子，对海若十分疼爱。而我，每次船到广州，我总会抽时间去陪陪海若。她从小性格孤僻，但每次见了我，都显得十分高兴的样子，总缠着我给她讲一些海上的故事，渐渐对航海有了很多的了解，也喜欢上了这个行业。后来，她执意要考航海类的大学，还读了海商法的研究生。”
苏振海讲完，又喝了口茶，才转头看着萧邦，微笑着说：“萧兄弟，我可是将我们家的事毫无隐瞒地告诉你了，不知你还有什么疑问？”
“谢谢苏老船长。”萧邦也微笑着说，“您说得已经够详细了。萧邦能得到您的信任，深感荣幸。如果可能，我还想知道一点关于‘巨鲸’号的事。”
“没问题。”苏振海说，“关于‘巨鲸’号的情况，在事发后，新闻媒介对船本身已做了分析，包括一些海事专家的意见，我想你都比较了解了。需要说明的是，这艘船，当初从日本买回来，我是不太同意的，但浚航批准了。你也知道，大港至云台的这条航线，随着近年来东北、山东、江苏经济的发展，客滚船的需求很旺盛，经济效益很好。但当初成立云台轮渡公司，我就不太同意，是浚航拗着要弄。我对近海运输一直不看好，因为国内的运输情况比较复杂，管理头绪太多，往往三令五申，政出多门，却又总管不好。而远洋运输，看起来复杂，但只要批了航线，将船舶质量提上去，搞起来要顺手得多。
“说真的，自从将蓝鲸交给浚航以后，我只过问关系到公司发展方向的事，其他的事，一律由浚航处理。云台轮渡公司的成立，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名义上，云台轮渡公司是蓝鲸的子公司，而实际上是云台市政府管辖的云台航运公司与蓝鲸集团共同出资，蓝鲸占51%的股份，云台航运公司占49%的股份，董事长由浚航担任，总经理由云台方面派出，就是死在大港的王建勋。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云台方面向上级打了报告，声称蓝鲸作为一个成熟的航运企业，应支持云台的建设，很仓促地成立了云台轮渡公司。也怪我当时大意，听信了浚航的建议，也就没管，没料到惹出这么一个天大的案子，使蓝鲸的信誉遭受损害，得不偿失！”
关于云台轮渡公司的组建情况，萧邦还是第一次知道。以前，他只是从媒体上得知，云台轮渡公司是蓝鲸的子公司，没料到公司的组建还掺杂了地方因素。
“其实，蓝鲸集团控股的公司中，也有不少合资公司，包括与香港、新加坡和中远都有合资公司，譬如蓝鲸集运和蓝鲸油运两家上市公司，就是与香港远东航运和中远集团合资成立的公司，经营得也很好。因此，不能说与谁合作就不好，相反，与有实力的集团合作，反而利于整合人力资源和调配市场份额。但云台轮渡公司的成立，里面掺杂了一些很不正常的因素。说白了，云台航运公司本身就是一个负责累累的国有企业，要借蓝鲸的实力咸鱼翻身。当然，这里头，云台市政府所起的作用很大。”苏振海说。
“难道，云台市政府有意染指蓝鲸的业务？或是想将蓝鲸引入该市，以促进该市经济的发展？”萧邦问。
“二者都不是。”苏振海说，“作为一个沿海城市，云台市这几年的发展很快，决不会打一个航运企业的主意。政府就是政府，很多时候代表着国家的利益，所行使的职责是促进一方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对一级政府而言，多一项合作和少一项合作，并不会明显地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政府不会将经济利益看得很重，而是注重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对利益的看重，是个人。说穿了，当时云台航运司与蓝鲸合作，无非是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想从中捞到好处，才打着政府的旗号与蓝鲸合作，因此，公司的成立非常仓促，审批程序变得非常简单，简直跟走过场一样。这种运作模式，在中国相当普遍，甚至有的政府官员最后也被牵连进去，最终犯了法，锒铛入狱。”
这下萧邦算是听明白了：云台轮渡公司，是在有人干预的背景下诞生的。
苏振海似乎担心萧邦不明白，接着补充：“当然，蓝鲸也可以拒绝与云台航运公司合作。但事实上，云台是一个重要的港口，许多职能管理部门，都在与蓝鲸打交道。大港至云台的这条航线，的确是黄金水道，业务繁忙。倘若我们不合作，虽然对蓝鲸的业务不能造成巨大的影响，但船到人家地盘上，要找点麻烦，还是轻而易举的。自从云台轮渡公司成立后，这条航线上的客货滚装业务，差不多被云台轮渡垄断了。甚至，其他航运公司曾到北京告状，但上面派人下来一查，也找不到几个不正当竞争的证据，也就不了了之。我干航运多年，深知这个行业的水很深，也知道原因出在哪里，总感觉这样下去，破坏了市场规则，早晚要出事。果不其然，两年前就出了‘12.21’海难事故。发生海难那晚，当我接到电话时，一夜未眠。我有两个方面的担心：一是担心浚航出事，二是担心海难将对蓝鲸造成致命的打击。”
“难道，苏老船长不担心二百多条人命的安全吗？”萧邦突然问。
苏老船长怔了一下，随即说：“那是当然。我从事航海工作几十年，最担心的自然还是人命。因为，财产损失了，可以再找回来；生命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萧邦在余光里看到一直义正辞严的苏老船长，脸上的尴尬之色一闪而逝。
“听苏老船长刚才的意思，是不是暗指这起事故的源头，是因为云台轮渡公司的成立并不完全符合市场规则而直接或间接造成的？”萧邦转移了话题。
“萧兄弟所言，是一个原因。”苏振海略地思忖，接着说，“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是人的内心。我总认为，最大的灾难在人的内心。”
萧邦微微一震，若的所悟。苏振海又发话了：“灾难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灾难，一种是人为灾难。自然灾难就不必说了，譬如地震、洪水、干旱、海啸、台风、火山爆发等，是不可抗因素；而像一战和二战以及我国发生的十年浩劫等，就属于人为灾难。往大处说，即使是自然灾难，也与人类的行为有关。人类破坏自然，自然就会报复；有的人为一己之私，也容易导致大的灾难。独裁者、掌权者和想发灾难财的人，如果控制得不好，就容易引发大的灾难。”
“老船长的意思是说，‘12.21’海难是有人故意制造的？”萧邦探了一下身子，直接发问。
苏振海略一沉吟，说道：“目前，我并没有太多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我越来越觉得这起海难有太多的人为痕迹。”
萧邦抓住机会，顺杆一爬：“譬如说呢？”
“我想至少有五点。”苏振海说，“第一，两年前这起海难发生后，国务院组成的调查组往返于大港和云台两地，可是调查工作开展得很艰难，所有的当事人都将责任往他人身上推。首当其冲的是两地海事部门。作为主管安全的海事主管机关，自然应承担责任。可是海事部门的人说，是港务局在港口检查时不严，汽车上船时没有检查到位，导致起火。接着就是谴责气象部门，未能将海上气象准确地预测出来。一般情况下，海上风力达7级以上，按规定是要停航的，可海难发生的当天，出事地海上风力超过11级。再接下来，就是责怪船检部门，认为在海事安全链中，船舶技术是核心，像‘巨鲸’号这样的船，在该海域的稳性状况和船舶结构都应该有明确的书面报告，不能适航就不应发放相应的船舶航行证书。最后，又谴责海上搜救部门，为何在长达近七六个小时没有救助船舶来救援？最后还是海军派来了救援船只。而这几个部门的解释似乎也合乎情理：港口方面说例行检查没有问题，而车辆上船一般是由船公司自己检查，港口方面只是抽查，不可能一一复检，没有足够的人力和时间。船检方面说，对于船舶的船体、轮机和电路系统，都是按规范执行的，没有问题。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现行的船舶检验分为中央船检和地方船检，中央船检就是中国船级社，所发的证书，全世界通用；而地方船检发的证书，国内可以通行。这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标准。‘巨鲸’号是地方船检检验发证的，发证机构拿出了检验报告，是符合要求的。气象部门也直喊冤，因为气象学也只能预报通常情况下的天气情况，总有例外的时候，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一家气象机构能够准确地预测每天的天气情况。而救捞部门也大诉其苦。因为中国的救助打捞，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历史以来一直‘以捞养救’，即靠打捞沉船和出租船舶来维持救助经费，因为救助是义务的，国家没有投入足够的财力，生存下来都很困难。这两年，国家才投入巨资，增加了海上搜救直升机，加强了搜救船队的建设，基本上实现了海上立体搜救，但当时又没有救助飞机，救助船大都是老旧船，设施比较好的上海救捞局又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才无法及时救助。你看看，各方都有难处和道理，所以追究起责任来，只能追究船公司本身的责任，使调查工作显得阻力重重。
“第二点，就是对这起海难的处理，引起了很多猜测。‘12.21’海难本来是件天大的案子，可是最终结果，归结到海况和操作不当上，仅仅严重处理了王建勋等几名公司主管领导，对云台和大港两地的主管领导的处理并没有多重，最严重的就是罢免，有的中层干部不降反升，这同样说明这里头有人在作怪。
“第三点，就是在这两年当中，相继有几拨人前来调查此案，可是调查了半截，全都烟消云散了。一般情况下，作为一起重大案子，调查也得有个有始有终，无疾而终的调查，我还是头一次遇见。
“第四点，就是王建勋、洪文光、刘小芸等人的死。严格地说，这些人死得非常无辜，但也恰恰说明这幕后操作者心虚到了杀人灭口的地步。
“第五点，直接关系到你和我。你一来到大港，就有人盯上你，三番五次想置你于死地；而我，准备去一趟大港，还未动身，就遭到突然袭击，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综合这些情况来看，如果这起海难真的是自然灾难，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而发生了这一切，恰恰说明有人制造了这起海难。眼看风生水起，他们就坐不住了，想方设法要除掉一切对他们不利的因素。”
萧邦用心过滤着苏振海的话。他注意到一个现象：苏老爷子从各个方面推测有人制造了这起海难，但他却又不直接说是谁。
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起海难？制造海难的人，又是为了什么？为财？为情？为地位？还是为了报复？
听了苏振海的话，萧邦不仅没理清头绪，反而更加如坠五里雾之中。
（第四十四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