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铭刻历史的中国法官【原创】
本文根我近来所观历史记录片后的记忆及搜索网络文章整理汇编而成,写此文的目的是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一点我国近代史,记住一位我们中国人都应尊敬的近代法学家,他的名字叫梅汝璈。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上面这段话就是梅汝璈作为中国法官在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所说的名言。梅汝璈(1904-1973),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1946-1948年,代表我国受害的4亿多同胞远赴东瀛参加东京大审判,“在侵略者的国度对侵略者实行正义的审判”。
梅先生因为是我国法学界权威,于1946年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
然而,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惨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十国法官的座次问题,开庭前预演时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我对把我国排在英国之后感到不可思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说完就准备走想下榻的帝国饭店。由于第二天就要正式审判,所以当天的彩排很重要,开庭的时间也不好拖延,因为开庭的具体时间都已向全世界公布,韦伯法官不得不走上前去拦住梅汝璈,跟他说:“你等等,我再去跟兄弟们商量一下,很快的”。果然不到十分钟,韦伯法官满面笑容的来对梅汝璈说:“兄弟们同意了”。由于他的据理力争,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对战犯量刑方面,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辩。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虽然从1946年5月开庭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由于他从报上看到国内“讥饿”、“内战”的坏消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所以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拒绝去南京赴任履新。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他由东京设法抵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常务理事和法学会理事。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他经常代表国家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为新中国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复建之际,师生们曾一起回忆起在抗战结束后,为四万万中国人民讨还血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学长。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