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的人太多,战争使大批逃难的人流落到哈尔滨,沿江一带就有上千人,整个哈尔滨大概有上万人。这些挣扎在社会最下层的人们,只靠乞讨是难以活命的,本分的人就找一些活干,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打灵幡、抬死人、挖地沟、掏下水道都干,只要能给口吃的就行。不太本分的人为了活命,在饥谨逼迫之下,能要来就要,要不来就偷,偷不来就抢,为了不让自己饿死,舍命也得抢。饿急了看着大街上有人吃东西,上前二话不说,伸手就抢,抢来就跑,被人追上,一边挨打,一边三口两口把东西塞进嘴里,噎得直翻白眼也不会把东西吐出来,这叫“一乞二偷三抢”。王海是高手,抢到吃的,有人追来王海就朝东西上啐口水,人们就是追上了,东西也不能要了。
哈尔滨仿佛与狼烟四起的东北大地宛如两个世界,中心区中央大街一带天天灯红酒绿,一派歌舞生平。日本的特务、浪人在中央大街附近开设了很多大烟馆,赌场和各种层次的妓院。日本人一方面利用这些场所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更主要的是收刮,掠夺各阶层中国人的财产。
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严冬,西伯利亚的白毛风,吹过松花江,横扫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夜晚经常达到零下四十多度,露宿街头的穷苦人,每天都有冻毙而长眠不醒的人。中央大街一带几乎每天都有冻死的白条(冻死的人往往还没咽气衣裤就被叫花子扒光了)。
到了夜里真怀念家,想家里的热抗头。王海在太平桥有个表姑,给王海做了一套棉装。我只能把拣到的几块破毯子头用线绳穿成披风状,披在身上,有时太冷了,王海就脱下棉袄给我穿上暖和一会。一天王海发现一个病汉,躺在墙根,看样子活不多长时间了,我俩就蹲在他跟前等着他咽气。从早晨等到天黑他也不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时大头跑过来,看见病汉上去就扒他的棉袄。王海我俩赶忙上去抢病汉的棉裤,病汉还没死,拽着棉裤不撒手。王海掰着他的手说:“妈的,一个死倒还这么抠,一条破棉裤还舍不得。”
王海冲大头要棉袄:“我们都蹲着守一天了,你凭什么抢棉袄?”
“凭什么?就凭我大头的‘羊头’,不服啊!”
大头是这一带小叫花子群中的“棍”,自称练过“铁头功”,他的拿手工夫是“羊头”,打仗时抓住对方用自己的头撞对方的脑袋,直到把对方撞昏。
“我不管你羊头狗头,不把棉袄留下,甭想走。”王海满眼的倔强。
大头乐了:“妈了个巴子,就你走路没个人样,蹦蹦跳跳猴崽子似的,也敢跟爷叫板。今儿我就让你见识见识爷的绝活。”
大头比王海高出一头,王海与他相博真是以鸡蛋碰石头,自己找死,无疑于自杀。
王海被大头抓住头发,他人小,力气小,挣脱不开。大头逮着了机会,狠狠地撞击王海的头颅,王海感觉耳朵嗡嗡响,眼睛向外突,似乎要蹦出来。
听到“砰、砰”皮肉相博的撞击声,我有种皮开肉绽的感觉,看王海似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了,我不能眼看着王海被撞死。
“啪”的一声巨响,我手中的半块砖头拍在大头的后脑勺上,两个人像座山似的轰然同时倒地。敢情,大头的后脑勺没练成“铁头功”,半块砖头就拍瘫下了。
王海摇晃着先站了起来,有些困惑不解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大头,乐了:“妈妈的,这小子真没……劲,我还没动手呢,他到草鸡了。”
大头也爬了起来,恶狠狠的指着我说:“你小子背后下黑手,小心大爷我那天废了你。”穿上棉袄走了。
棉裤太大,穿着裤腰已提到腋下,裤腿太肥,得用绳子把裤脚扎上才能挡住寒风灌入。圣诞夜王海从一个拉手风琴卖唱的白俄老头身上扒下来一件小皮袄,给了我。据说红鼻子白俄老头是沙俄贵族的后裔,十月革命时流亡到哈尔滨,携带的金银珠宝被挥霍空后,流落街头。圣诞夜白俄老头被冻硬了,他依旧是拉手风琴的姿态,这成了他生命最后一瞬的雕塑,面孔冻结得像冰块一样光滑,眼睫毛如弯月般地笑意盈盈,大红的鼻子头像橱窗内的圣诞老人带着永远的微笑。他偿尽了人间的酸辛痛苦,愿上帝能引领他那苦涩的灵魂步入平安祥和的天堂。
圣诞节后的一天,我在离江边不远的水道街讨饭,走到街北头,前面不远就是日本人开的高等妓院“柳町”,类似日军前线的慰安所。来嫖妓的大都是在日伪军政界供职的日本人。要饭的从来不敢到那里去乞讨,那里的日本浪人一天不打人手都痒痒,没有那个要饭的敢去讨打。叫花子都愿意到这里卖呆,看热闹,看日本女人走路。那里的女人穿着绣花和服,发髻高耸,脸上涂着一层白粉,嘴唇涂得通红,走路扭着小细腰儿款款而动,看着十分动人。
我突然听到“柳町”传来女人的哭嚎声,好奇就跑过去看热闹。看见一个肥胖的日本浪人正在殴打一个瘦小女人,拳头雨点般的咂向小女人的身体,小女人被打得倒在地上翻滚、哭嚎。一个围观的人观看着小女人翻滚的身体,猥亵的嬉笑:“这小娘们还真水灵,你瞧那面目多俊美,脸皮儿多细嫩,真他妈勾魂。”
小女人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穿着日本服饰,我以为她是日本人,说“日本人可真可恶,对自己国家的女人也这么下狠手。”
“她们是朝鲜姑娘,是被日本人抓来的。”大头也过来看热闹。
我担心大头报复,拿起半块砖。日本浪人打过一阵之后,一只手拽着小女人的头发拖着她往回走。我心里一阵酸楚,我最看不得弱女子受欺负。
“日本人的血性就是欺负女人,还他妈的一副盛气凌人的嘴脸,真是欠削!”我为朝鲜女人不平。
“小子,别耍嘴!你他妈的手黑,黑一把日本人,让哥哥开开眼。今儿你要敢削这个日本浪人一砖头,咱哥俩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这块袁大头也是你的了。”大头摊开手里的一块大洋说。
“你小子真他妈的阴损,和我耍鬼花枪,想借小鬼子手报复我。”我警觉地说。
“你也忒糟蹋哥哥了,我很透了日本人,要不是小鬼子毁了我的家,哥哥我现在是少爷,能在这儿要饭。”
当时一块大洋差不多能买五袋白面,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一种狂热在我的心中燃烧,心跳开始脱离自己的控制。隐藏于骨子里对日本人的仇恨激发了我的豪气:“小爷今天就让你听个响。”
我追上日本浪人,咬着牙,跳起来,卯足了十二分的气力,只听“啪”的一声暴响,青砖拍在日本浪人的后脑勺子上,这家伙是个柔道高手,脑袋够硬的,青砖拍碎了,我的手麻酥酥的疼。他愣没倒下,转过身,因惊愕扩张的大嘴,几乎占据了整个脸的面积,鬼怪似的,我惊得转身就蹿。日本的柔道手,养了一身的肥肉,跑起来很吃力,这家伙太肥,大腿比我腰粗,笨得像只肥鸭子,趔趄着追了我几步,咕咚一声栽倒了。
“小子,有种。我服了嘿!哥哥我说话算话,接着。”大头把大洋扔了过来。
“柳町”里的妓女,大多数是朝鲜姑娘,原来大都是朝鲜农家少女,年龄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是被日本人强行抓来的。妓院里为了让日本人达到有如归故里,以慰乡愁的目的,强制朝鲜姑娘使用日语(朝鲜人从小就必须学会说日本话),服饰不能穿朝鲜的小衣长裙,只能按日本服饰的样子穿戴。妓院里饲养“大茶壶”(打手),看管妓女,一些打手还是柔道“二段”“三段”的高手,这些“高手”野蛮残暴,以殴打朝鲜姑娘锻炼拳头,无论是姑娘们的眼泪,还是哭喊都不能使他们心肠软一点点。朝鲜姑娘的境地是十分悲惨的,她们远离父母,没有亲人,没有一个人关心她们的生死,她们只是日本人泄欲的工具,过着非人般的生活,除了挨打,挨骂,遭受凌辱,还要经常忍受饥饿。
“王海!看大洋!”我手颠着大洋显摆着。
“咱们有钱了!那弄的?”王海抢过去,装内行在耳边弹声听。
“赢大头的!”我自豪地说。
“你能赢了大头?”王海狐疑地摇头。
“我不但赢了,而且赢得大头心服口服,大头说咱们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我把经过说了。
“四哥你行!敢削日本人,真解气,以后再有这事叫上我。”
我这一砖头拍出了心中的仇恨,有了手刃仇敌的快感,提升了我的胆气,血管里复仇的血液变得粘稠,我感觉自己强悍起来,不再是胆小懦弱的病猫,有了想杀日本人,为亲人报仇,向日本人讨还血债的念头。我清楚靠砖头是很难杀死人的,必须弄棵枪。我把想法和王海说了,王海蹦着高的赞同。
被日本人占领下的哈尔滨,社会治安都是由中国人中的软蛋,投降了日本人的汉奸维持,这帮软蛋很怕死,都是一帮一伙的巡逻,很难下手。抗日义勇军游击队大都活动在森林地带,远离哈尔滨,哈尔滨还是相对安定的,晚上经常看到单个的日本军人逛妓院,下馆子,湖吃海喝,醉醺醺的。一天晚上十点多钟在七道街,过来一个小个子的日本军官,架着副眼镜,走路踉踉跄跄的,一边走,一边唱着,一看就是喝醉了。我看着他腰上的手枪,像发现一件宝贝似的,全身充满了亢奋。我招呼着王海,手拿着一块砖头贪婪的追了上去,竟忘了瞅瞅大街上是不是有危险。
这个小日本可真玩犊子,一砖头就拍趴下了,看来他官还不小,肩章上还有星星,腰上的皮套子里是把很小的手枪,我是第一次摸枪,激动得两手直哆嗦,两排牙不停地打架,好不容易把皮套子掰开,抠出手枪。王海喊;“四哥,快跑!警察来了。”
身后响起了警笛,我回头一看,四五个伪警察向我跑了过来,我俩像受惊的兔子,连蹿带跳玩命地跑。伪警察一看被打倒的是日军军官,扯着嗓子喊上了:“抗日军进城了,抓抗日军探子!”
伪警察边喊边向我们追过来了,我不会打枪,不知道枪上有保险,回身胡乱的扣了两下扳机,枪没响。伪警察越追越近,我着了慌,随手把手里的枪扔了出去,伪警察以为是手雷呢,吓得慌忙卧倒,双手抱着头,脑袋都扎在地上,我俩趁机钻入小巷跑了。
到手的枪让狗腿子一搅和又还给了人家了,心里直窝火。我们还没意识到危险,没事似的回到睡觉的背风墙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