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我们今天的人说他们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工作者,但实际上直到春秋时期还没有"三皇五帝"这一说法.在战国时期才先后出现了好几种以不同人物组合成的"五帝",战国末期才出现"三皇"一词,到汉代才开始出现了好几种以不同人物组合成的"三皇",而且把后起的三皇排在比它流传得早的五帝之前.三皇五帝到底是哪八个人,也是众说纷纭.
中国最早的典籍西周时期的<<诗经>>,<<尚书>>中出现的神只有夏,商,周三代祖先宗神禹,契,稷,还在姜姓族宗神伯夷,苗族宗神蚩尤,楚族宗神重黎等,到了<<天问>>中,除了这几位,又多出了鲧,舜,尧,羿,女娲等等,到了春秋战国前期的<<国语>>,<<左传>>中又多出了各种各样的宗神古帝,大抵是因为原本独立的各族融进华夏族,把自己的神也带了进来.到了战国后期的神话全书<<山海经>>中更是多出了数不清的神.这些神除了偶而有时间区别外,并没有高下主次之分,大家在传说中都是平起平坐的古帝王,可是到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为了佐证已说,纷纷依托旧说加工编造历史.
当时人们所共知的历史,是夏,商,周三个王朝,于是"三王"便为战国诸子所经常称引.这"三"字也正巧和当时逐渐形成的一个带有某种神秘意义的"三,五"概念相符,人们也正好以确有的三代证实"三,五"概念的有据.结果很多事物都要以"三,五"来称说.就像春秋时出现了好些霸主,人们看到王业之后继之者为霸业,于是在称述历史时,就用"三王五霸"一词,其实在春秋时期先后出现的霸主不止五个,这也是我们今天仍对"春秋五霸"说法不一的原因.
"三王"的下面配上"五霸"了,"三王"的上面呢?本来在西周之世,人们所知道的历史只是夏商周三代,可是春秋战国之世,历史知识逐渐扩展,需要向上延伸了.于是如上所说<<国语>>,<<左传>>中出现了远古的黄帝,炎帝等古帝,实际是作为先祖神提出的,因为帝字的本义是指上帝,宗神.当时人的心目中,都以为王的上一级是帝,这个观念是已确立了.儒墨两家著作中,于夏代前有了人王尧,舜,因在"三王"之前,就称之为"帝",但标举"二帝三王",则与孟子之后战国之世所树立起来的"三五以变,错综其数"的原则已不合,必须是"五帝三王"才对.于是当时人们开口就是"五帝三王",如<<荀子>>,<<管子>>,<<战国策>>等.于是"五帝三王五霸"就成为战国后期的学者们所常称说的古史体系了.不过,春秋至战国末所出现的古帝名号那么多,要从中挑选出"五帝"来,比从十几个霸主中挑选"五霸"困难多了,因而出现的纷歧也更多.但既已确定了只能有"五帝",各家就不得不从其中挑选出五人来充当此数.古文献中至少出现了六种以上不同的"五帝",引述如下:
1: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2:庖牺,神农,黄帝,尧,舜.
3: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
4:少昊,颛顼,喾,尧,翼.
5:喾,尧 ,舜,禹,汤.
6:黄帝,少昊,颛顼,喾,尧.
一直到战国结束时期的<<吕氏春秋>>中,才出现"三皇"一词,但没有具体的人名.可知这显然是受神秘的"三,五,三,五"这套数字的概念影响下,率意地顺口说成的,所以举不出人名.也有不可免的因素是,人们好古,喜欢层累地向上追加古史,在已习惯于五帝说之后,又要向上追溯,以致三皇说终于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了.
本来"皇"字在早先的文献以及金文中,只是形容词或副词,为尊大,美善之意,常用以形容上天,上帝和祖先.到战国中后期,由于把神话中的帝尧帝舜等作为人间帝王来称呼,人们就开始把常用以形容天帝的皇字移作天帝的位号,当时把"皇"的名位看得比帝高.于是在战国末盛称"三,五"的风习下,既然有了"五帝",在其上面自然就是"三皇"了."三皇"倒底是哪三个,说法也是不一,试举几例:
1:燧人,伏羲,神农
2:伏羲,女娲,神农
3:伏羲,祝融,神农
4:伏羲,神农,共工
5:伏羲,神农,黄帝
6:黄帝,少昊,颛顼
过去历史上已有过头脑清醒的人不信三皇五帝,如北宋的刘恕,他说:"先秦之书存于今者,皆不言三皇五帝","按孔子时未有语三皇五帝,言者皆周末秦以后伪书耳",清朝崔述也说:"羲,农以来未有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号,后人何由知之?""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相应地,三皇从东汉至唐的地位煊赫,到了宋代对于三皇的祭祀已废驰.我们现在有些史家,不仅煞有介事地高谈什么三皇五帝时代,而且给这些圣帝明王都能定出在位年数,以及他们之间婚姻亲属关系清晰的网络,还发现他们制用的器物,历叙他们活动的历史.这不仅从五四以来已达到的历史学水平面前倒退,不仅附和于旧政府官僚残存的封建意识,乃至远比将近千年以前宋代学者的见识还落后.
其实,我们自可对这些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探求近于正确的理解.大抵说来,"三皇"说所涉及的人物,在远古传说中原作为神的身份出现,实际就其名字所反映的意义来追寻,可以看作是我们祖先处于史前各个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象征.有巢,燧人,庖牺(伏羲),分别代表我们祖先处于蒙昧时代的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神农则代表进入了野蛮时代,开始了植物的种植.至于女娲,出现的时间更早些,她体现的是创世纪的神人."五帝"说所涉及的那些人物,则主要是我们祖先从母系氏族公社的盛期之后,到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盛期及其解体时,由各族始祖神,到各族的杰出首领,到实行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各军事首长人物.不过他们各自出身的部族不同,如黄帝,炎帝出自西方的部族,太昊,少昊出自东方的部族,颛顼,帝喾虽原出东方,但却在东西各部族长期交揉融合之后,作为维系各族成为有血缘关系的两大支的宗神而出现,尧,舜,禹则是东西各族在中原大地上实现了部落联盟时相继的联盟军事首长.由于民族融合为统一的华夏族实现于周代,所以就把姬周族自己的始祖黄帝,作为统一的全华夏族的共同始祖.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

两耳垂肩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 ，让一向经费少得可怜的社科界瞠目结舌。5月16日在该“工程”启动会议上，宣读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发言，政府将“工程”定性为“凝聚力工程” ，从此，有人自称于1992年“大胆”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由一个私人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外国学者观察到：“‘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 。提倡者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接待媒体采访，强调“工程”“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这显然是在说：一贯鼓吹“东周以上无史”的“疑古派”推翻战国以来三代同源、黄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不利于统战 ，副作用更加明显。“工程”结束后又投入400多万元进行“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领导。这还是预备性研究，真要研究起来，还不知是何等规模。由于事态还在发展，“走出疑古”的发展趋势还无法预料 。
学者纷纷指出，“走出疑古时代”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是两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且不论实际主持的学者与这两件事息息相关，即使单就理念论，二者也是共通的 。因此，根据“工程”的成败来检验“走出疑古”论，无疑是最恰当的。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标志着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讨论由2000的网上落实到纸上。本文主要是围绕这一卷来讨论。

一、 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错误

假如现在在北京某地挖出一个沙锅，在没有文字等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断定这个沙锅是2002年生产的或者2003年生产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工程”既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把夏和商、商和周从时间上断开。令人吃惊的是，“工程”就是按断沙锅的思路确立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
“工程”坚持：“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第一、二号宫殿建筑的废弃，以及偃师商城在其东面6公里处的崛起，这一兴一废，明确无误地反映出夏商二王朝的更替和兴衰”。说得如此肯定，好像亲眼所见，实际上考古学也是有局限的一门科学，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判断相对年代，而“断代工程”求得的是绝对年代。而且正如考古学者所说，一座大型建筑的毁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为破坏，也有自然破坏。在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判断其真实原因时，应该持审慎态度，即使提出某种倾向性意见，也应对另外的可能予以分析、说明。二里头一号建筑毁于三期之末，二号建筑毁于四期之末或更晚，有什么“明确无误”的理由能肯定一号建筑肯定是人为破坏，而且一定是成汤所为？那么二号建筑的毁坏又是什么原因，何人所为？成汤为什么仅毁一号，不毁二号？二里头遗址还有其他大型建筑，其毁坏又如何解释 ？
关于商、周分界，“工程”坚持高领袋足鬲只能是周人留下的遗存，不顾这只是一种未经证明的假说，周原、凤翔、宝鸡等地发现的高领袋足鬲，实际上只能从年代上进一步证明这个假说是错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假说为依据，断然为所谓“商－周考古界标”设置了年代上限。考古学者质疑：在类型学研究上，有什么特征可以作为区分“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标志？什么样的器物、器型、组合、陶质、陶色、纹饰或其比例统计可以作为区别“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依据？如果在类型学上拿不出铁证，又有什么参照物，什么标尺，什么工具，什么技术，什么方法，什么理论可以把“成王前期”的陶器和“成王后期”的陶器分开？又如何把这两期从成王中间断开而令其不能交错 ？

二、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刺激

中国人有一种“五千年情结”，即坚信中华民族有比别的民族有更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虽列其中，并宣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要凑够五千年谈何容易！特别是商朝以前的一千多年怎么办？为了凑够五千年，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当老大，大家真是费尽了心机。“走出疑古时代”的第十三批判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五千年情结”，一再诉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他指责“疑古派”鼓吹“东周以上无史”，抹杀炎帝、黄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他谈道，在相当多的西方书籍中，中国古代文明被列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个。中国人自己讲起5000年历史也总有点小心翼翼，不敢笃定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个“凝聚力工程” ，所公布的年表粗看起来，可能和过去我们在辞典上常常见到的年表也差不多。可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纪，还差了将近一千年。因而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把视野再扩大一下，在时间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李先生说，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来估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明确把传说中的燧人氏与陕西蓝田猿人并列为距今100万年的时代，伏羲的时代被定为距今10万年，神农被定为公元前7000年前，黄帝被定为公元前3000年，并说“前2697为黄帝纪元元年。”这似乎反映了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落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渴望。2002年，李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断代工程”接受了记者采访。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发言中介绍了西方媒体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女学者即席作了批驳，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搞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 可见“工程”成员大有“文不在兹乎”的使命。
为了缩短黄帝时代与商周时代的悬隔，“工程”除了把夏代的起点往前拉，大概没有别的办法。在媒体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片欢呼声中，考古学者发现其对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有不少问题。刘绪先生指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文化也落在公元前1610－前1555年之间，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也应属商代初年，属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冈下层同时了。这与公认的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的考古学编年相矛盾。即使主张二里头遗址为西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为早商文化的学者，也未否认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早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事实，因为这是被多处遗址的地层关系反复证实了的，已属考古常识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性成果》（简本）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则两组测年结果肯定有一组不可靠，应该重新测定 。可以补充的是，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的组长邹衡先生透露，自己虽然是专家组成员，也是“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参加的工作非常有限。邹先生说，“断代工程”关于夏文化的工作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在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和禹县瓦店新开掘了几个探方，发掘的结果同过去的也没什么不同，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问题是旧问题，意见是老意见。根据“断代工程”的精神，是不提倡学术上的争论的，最好是用协商的办法，求同存异，基本上大家认同即可。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夏文化争论二十年，争论的诸方，都从不相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争论下去，再过几十年，恐怕也得不到认同。然而，“断代工程”不会让这场争论继续下去，否则，“断代工程”就无法得出商朝的起始年和整个夏朝的年代了。“断代工程”的领导者针对这种情况，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协商。大家之所以很快意见一致，这项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里头文化虽经“协商”全为夏文化，可是《简本》所见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却落在早商文化范围内，还是矛盾重重。
而且正如刘绪先生所说，把二里头晚期部分（无论二期以后还是三期或四期以后）分出归商之后，所剩早期部分无论如何不够夏代年数，只能用龙山文化最晚一部分来补充，以至形成了同一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属夏商，不同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凑合成夏的奇怪现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4C测年数据表明，该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公元前2030－前1965年，即公元前2000左右。以往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遗址龙山文化的年代也有测定，下限与此相当，应该接近于实际。这说明各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束基本是同步的，它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确实出现了若干新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了又一新的历史时代，二里头文化仅是其中之一，并非偶然现象，这应该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很可能与最初王朝的产生密切相关。因此，以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夏代起始之年更合情理 。还应该指出，将夏的起始年提前，代表了多年来将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势头。

三、“高科技”基础质疑

“多学科结合”“高科技”是它的两大宣传点。“高科技”集中体现在碳十四测年，其实碳十四也只能测定相对年代。而且“工程”碳十四数据所依据的OxCal系列样品算法不能代表获得公认的14C树轮校正方法，“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就14C校正的算法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国际标准”。蒋祖棣指出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这种说法出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方法的表述就更令人困惑：哪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又怎么根据一个没有标准的方法，得出足以获得公认的科学结论呢？就14C树轮校正的算法而言，还是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的，例如国华盛顿大学的Calib程序，全世界两千多个考古单位、实验室和专业人员为其注册用户。采用该程序进行碳十四校正的例子在国际考古界内无法尽数。“工程”采用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算法，国际14C专家已经指出它包含了人为加工的成分。“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值得指出的是，该文发表时，作者是维也纳大学物理系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这又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竟成了学术争论中“值得指出”的论据！我们无意在学术讨论中重复那些“小人物”也可能掌握真理的常谈，不过这种对“小人物”的轻蔑居然从私下议论直登大雅之堂确实不太妥当。远的不说，人们能否用同样逻辑，根据工程14C专家中有几位博士、有几位算得上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来对工程14C研究加以评判呢？而且工程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只具有68%的置信度，怎能以此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尺度？ 再说，工程的系列样品算法还包含了来自考古的有争议的、甚至明显错误的信息。“工程”把碳十四年代结论作为评判历代诸家历史年代研究对与错的标准，也是很危险的 。

四、“多学科结合”质疑

美国前国家博物院院长、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Robest Mc Cormick Adams先生在1971年看了何炳棣《东方的摇篮》一书的文稿，该书详尽的论述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流传历程，特别介绍了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看后他说“你们的古代文献遗存远比古代近东的文献优越，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成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可惜你们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研究中国的历史年代。”这是美国第一流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年代学研究发出的感慨。何炳棣、刘雨先生认为断代工程在总体思路上的重大失误，不幸为美国学者在三十年前所言中。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整个研究中的最大败笔。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极高，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其诸多数椐有一贯的正确性，它与《鲁周公世家》打通，可以把中国可信年代上推到998BC，“武王克商年”无须舍近求远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书纪年》的1027BC。夏始年也可用古本《竹书纪年》的1994BC，而不必拖长到2070BC，它所记载的夏积年、商积年、周积年都是可靠的，理应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框架 。
“工程”一位成员自我介绍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的可信性研究’专题的负责人和主要承担者”。实际上学术界并不了解此人对“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有什么研究，而且此人因剽窃文物资料被著名学术杂志通报批评 ，更显示出“多学科结合”在用人上的失误。

五、限期完成质疑

现年88岁的国际《尚书》学权威刘起釪先生指出，作为“工程”负责人的李学勤无学术责任心地于事先提出可如期完成，事后又果然如期完成，这种给学术工作预定期限的做法，是不符合学术工作特色、不符合学术工作本身发展规律的。学术工作的工程不同于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或其他物质建设工程可以预定期限，它是不能定期限的。显然中外学术发展情况足以证明这一点，刘先生列举我国历史上几个主要朝代的学术成败为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首先是汉代这一大一统盛大王朝，以国家的力量扶植各种学派，今文学派、古文学派及其他各种学派都有名家相继而起，但王朝从来没有给他们规定任何期限。
唐代又是一大一统盛大王朝，他们要把自汉传来的各经做出总结性的整理，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五儒臣撰《五经正义》，经博士马嘉运指出其中错误，令孔氏修订，未成而死。至唐高宗永徽二年命中书门下，国子三馆博士们考正，最后命尚书左仆射于世宁等三个大臣就加增省，于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孔颖达卒于公元648年，永徽四年为公元653年。是孔颖达先经多少年撰成此书，是没有规定期限的；及书成受到指责，又叫他修订，仍没给期限，未成而死。死后经其他几位学者经四、五年的修订而后颁行。唐代后来扩大为《九经正义》，宋代撰其它四经《义疏》，明清两代汇刻成《十三经注疏》传下来，至今尚为代表汉学的“注疏本”。是花了较多时间写成，经历数百年尚为有用的典籍。
宋代是一国力不强而文化、技术空前发展的朝代（可参看拙著《尚书学史》第七章），一代的论著数量远远超过自先秦至唐论著总数，都是放任写作，从来无任何期限。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都是随他的官职迁移和生活迁徙不同地点把写作班子随身带着走，自治平（公元1064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历时20年成书。可见足够的岁月使他完成传世久远的巨著。又朱熹弟子蔡沈费十余年撰成《书集传》，至今尚为代表宋学的名著。
明代又是一大一统帝国王朝，从内部看，往往民生疾苦，朝政腐败，但对外能长期保持其帝国形象。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它派兵击败之，丰臣龟缩日本本土，继起的德川幕府吸取教训，制定锁国政策，保境安民，倡行儒学，终江户时代不向外扩张。已到明代中后期，还能由王朝派出将领，至滇黔调集几处地方武装，向缅甸开疆拓土，发挥威力。北方领土东逾奴儿干都司及库页岛，北逾贝加尔湖，长期巩固拥有，而更有前此各朝代都赶不上的下西洋海外贸易。可是整个明代，没有树立起良好学风，文化学术事业比其前后各代都差得远。由于朱元璋武夫作风，凡事雷厉风行，程限迫促，过期即严惩，影响后代一些继任者亦这么干，养成士大夫奉命维谨，应付搪塞，弄虚作假，以保持禄位。明成祖永乐年间命儒臣胡广等撰《五经四书大全》，这是适应新的大一统帝国需要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建设，正像唐撰《五经正义》一样，是一代盛典。可是因为限期成书，这些儒臣不能在期限内撰成，便偷偷地抄袭旧著以成书，如《书传大全》是抄袭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及陈师凯《书蔡传旁通》二书而成。而《诗经大全》则迳照抄元刘瑾一人之书《诗传通释》而成。顾炎武《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条云：“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腾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皮锡瑞《经学历史》也说：“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颁行天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余年而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
由历史上这几个重要的学术成败事例，就使我们知道由国家主办的学术事业，不能像物质建设事业那样规定期限，是由学术事业本身发展规律所规定着的。不依发展规律办事就会误事。何况恩格斯早已说明：“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夏商周断代确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对它发挥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研究，怎么能不经过多年的冷静钻研？怎么能在短短的1996—1999年四年时间内拿出成果？而且由李先生以首席身份到电视屏上向举世发布呢？而且本来发布的报告，写明了是“阶段成果报告”，掌握了主动，自然是还有下一阶段的工作待继续进行，怎么能由李先生把它作为最后成果公布，就使全国各地不少出版物纷纷转载奉为国定三代年代，学术上的事可以这样干吗 ？
2000年11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载王春瑜《评泡沫史学》一文 ，针对上述这一现象提出警句云：“王观堂、董彦堂、郭鼎堂在天堂闻此，真不知作何感想？”此外，据《古史考》首次披露，自称“毕业” 于清华大学的李先生实际只在该校读了两学期书。此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临时工，绝非如李学勤父子一再宣传的是因为考古所有一个“殷虚文字缀合”的科研项目，邀请李学勤参加。李先生赶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抓住时机，批死人、整活人，步步迁升 。与李先生同处于一个研究室的学术前辈已指出李先生是个没有学术责任心的人 。为迎合1989年之后特殊的形势而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竟成为国家巨无霸学术工程的指导思想，正如学者慨叹的那样：“留给学术界的思考却是沉甸甸的” ！

六、“工程”是怎样“走出疑古”的

“工程”内部的专家通过剖析断代工程对武王伐纣年求取的过程和对古本《竹书纪年》的再认识，否定了“工程”制定的《夏商周年表》，严肃指出其失败的原因是：“断代工程领导层研究思路出现了偏差，其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任意性，他们号称要‘走出疑古’，而实际却坠入了‘怀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潭。”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流行“保守主义”，不少人把新文化运动混作《河殇》来批判，殃及作为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古史辨运动。“走出疑古”乃是在历史学领域呼应保守主义的标志性口号。200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三卷本《90年代思想文选》，第一卷收录不少有关保守主义的论文，包括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一文。确实，李先生身体力行地“走出疑古”已形成一股风气，代表了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侧面，自然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编辑将《走出疑古时代》一文入选《90年代思想文选》，无疑是合理的。以“走出疑古”的思路写成的文章、专书不计其数，例如邹昌林《中国礼文化》一书，评论者称赞此书是“走出疑古”的有益尝试，并说：“二十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水平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民族主体意识的要求日渐转化成为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自觉。从官方到民间的诸多学术文化现象，诸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学术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省及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评价，等等，其中的意蕴，都有必要置入此种背景之中，才有可能获得充分的体悟。” 这种背景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雨先生，全程参加了断代工程金文历法小组的研究工作，他与著名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先生撰写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收入《古史考》第九卷时题为《怀疑真古，相信假古》），指出“走出疑古”的实质是“怀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潭。”例如《国语》“伶州鸠语”是“工程”用天文推算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依据，可是伶州鸠这段话所记的星象语句是典型的战国星象家的星占说，用春秋时代的人伶州鸠的口讲出战国人编造的故事来，这本身就近似于胡言乱语。他所述星象多是肉眼看不到的，只能是推算出来的，而西周早期的人尚不具备推算出这些天象的知识，不可能由他们推算出这一套天文星象。“工程”说它是“故老相传”，难以令人信服。古文献有的字句现在难以理解，“工程”采取改字的办法撮合，凡与其观念不合的数据都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为了维护这个主观的观念，几千年前的铭文干支可以改写，珍贵的标准器小盂鼎铭文可以故意不用，两个师兑簋可以不顾其内容，随意颠倒位置，这已超出学术研究水平高低的范围，而是学风不诚实的表现。尽管如此，现在所谓的“金文历谱”中，离谱的器和勉强不离谱的器仍达十余件之多，与前此出现的诸种历谱，不相伯仲，至多是五十步百步之别，这样水平的历谱，本身的问题如此严重，恐怕很难担负起检验年代方案标准的重任。可以断言：断代工程的所谓“金文历谱”研究，还在摸索阶段，距离可以拿出来为学术界使用的水准相差还很远。刘雨认为短时间研究不清楚某些问题，得不出合适的结论，可能是方法有待改进，也可能是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这是科学研究中常有的情况，多听听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不断进行试验，也许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实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老实承认这个现实，向读者如实讲清研究的进展情况，也可以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最可怕的是强不知以为知，甚至不惜曲解科学资料，以求符合主观设想，制造伪科学结论。综观工程对金文历谱的研究，是失败的！而且对古代历法的实际情况我们无法完全掌握，因此工程尽管在局部认识上取得不少成果，但从总体研究方向把握上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导致一批关键性结论论证失败，因而其拟定的《三代年表》整个框架不能站立起来。
2003年8月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纪念顾颉刚先生110岁诞辰会上，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当着李学勤的面，阐述了“疑古”为什么走不出。本人也指出，“疑古派”认为一切史料都掺杂了人的主观成分，文籍器物都须审查，因此他们不赞成所谓考古学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李学勤先生则坚持，连被古史辨派推翻、记载黄帝一元历史框架的《帝系》等等都是可靠的，暗示《尚书》伪孔传也是可靠的 ，他的追随者干脆说郭店楚简证明了伪《古文尚书》不伪 。李先生还有一个基本立场：最起码考古获得的东西就“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疑古派”认为：“现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 袁征先生已指出，这个观点跟波普（Karl Popper）著名的“证伪理论”不谋而合。历史学家可以断定某些材料是不可靠的，却不能有绝对的把握肯定任何史料是完全可靠的。在许多情况下，学者只要找到一条不利的证据，就能怀疑某种记载有误；但即使掌握了一万条有利的证据，也不能完全肯定某种记载是正确的，因为第一万零一条证据可能会说明这种记载完全或部分失实，而学者暂时还没有看到这条证据，或者这条证据已经丢失 。刘起釪、叶林生先生以具体事例列举“走出疑古”风给学术界带来的危害 ，发人深省。

七、“特事特办”是怎样办的

2002年4月，中国学者一行四人（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物理学专家组成，均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其中有两位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应邀赴美国参加4－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学会”（AAS）第54届年会 。年会原来没有“工程”的议题，是“工程”成员努力加进去的。原想制造国际声誉的“工程”学者，万万没有想到“老外”并不糊涂。2002年5月24日《中国文物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张立东《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 ，详细报道了包括李学勤在内的工程成员出席美国学术会议的情况，6月16日《文摘报》又作了转载。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也是工程的参加者。该文披露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无论策划理念、运作方式，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工程’在文字证据（文献和金文）的研究中尚没有就任何主要争议提出获得公认的解决方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功经验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值得在策划和实施‘探源’工程（或类似的其它工程）时充分考虑。”据该文，这些“严重问题”包括：
1.不讲学术道德：不提别人的已有成果。
2.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
3.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
4.工程试图把错误的年代作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
5.遇到对自己不利的就改字。
6.学风：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晋侯墓地8号墓年代数据前后相差8年，自己还没发现。
文章发表后，轰动京城，以至该期报纸脱销。要不是以往的盖子捂得太严，显然不会有如此轰动。时逢中华书局在人民大会堂庆祝成立90周年，有学者提出李学勤先生既然是“首席科学家”，也应该承担“首犯”的责任。此前媒体把夏商周断代工程捧上了天，断代工程的负责人不停地呼喊“特事特办”，“张立东事件”显然给踌躇满志的断代工程浇了一盆冷水，2002年6月，断代工程办公室在北京怀柔召开“专家组扩大会议”，讨论张立东的文章 。“张立东事件”后，盛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打着中央领导的名义干涉《中国文物报》，此一传闻现在无法证实，但从此在《中国文物报》上看不到任何对断代工程“不利”的文章，这从“蒋祖棣事件”表现得最清楚 。
断代工程天天叫嚷“特事特办”，不同的声音就被“办”掉了。李先生这几年空前活跃，是因为主持断代工程，“工程”结项时，在没有经过学术界批判性论证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评奖、发奖金，李学勤先生独得两份 。可是地底下埋着死对头，2003年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铜器 ，证明“共和”不独立纪年，而断代工程恰恰主张“共和”是独立纪年的，“多米诺效应”不可避免，因此，就有了下面的承认：
对陕西省新出土的12件青铜器列鼎所铸铭文的初步研究表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西周历谱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绘制的西周历谱存在“偏差”。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一发现将填补“断代工程”长期存在的疑点 。
真是善于措词！虽然我们搞错了，但它是“长期存在的疑点”，也不能怪我们吗！它反而“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新佐证”吗 ！假如这批铜器不出土，是不是就不能证明“共和”不独立纪年呢？实际上，正当断代工程热火朝天、叫喊“特事特办”的时候，我国学者已指出：“共和期间，无论是周公、召公，还是共伯和执政，都不可能还以厉王来纪年。” 断代工程最吸引人的方法是高科技加考古，剥开包装，老实说，不过如此！

八、盖棺定论

本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倡导者宋健先生对工程的意义和研究方法曾经有过论述，他说 ：
“断代工程”难度很大，这是可以预想到的。
和其他学科一样，研究古代史，必须依靠科学事实，坚持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
只有在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环境中，科学才能进步。
断代工程的领导显然没有对待不同意见的肚量，而是挖空心思拿“国家”这块大牌子压制不同意见。“工程”内部的专家一直要求将各人不同的意见写进出版的书里，以免背黑锅，“工程”的领导者不仅拒绝，而且一再强调“工程”的结论是200多位甚至500多位专家联合攻关的结果，无非是想用人多加强结论的权威性，也扩大承担责任的面。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邹先生作总结发言，说断代工程的结论恐怕只有小学生会相信，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75岁高龄的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邹衡不仅是“工程”21位专家之一，而且还是夏代组的组长，他一直对“工程”作低调评价，竟成了“工程”领导者提防的对象。92岁的老革命家何幼琦先生 实在看不下去了，痛斥断代工程假冒伪劣，欺骗国务院：
这个验收组既不是国务院派出的，也未经国务院批准，从法律上说是非法的，其验收是无效的，何况他们又是不验而收的。按照国家机关的工作程序说来，一个工程验收之后，总工程师就该离开现场，至于如何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自会处理，他就不必操心了。这项工程在所谓的通过“验收”之后，这位专家组长急急忙忙于11月9日晚在科技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自行发布。应当指出，他既非政府发言人，也没有被授权发布新闻，这次发布超越了新闻办公室，是非法的。前后五年中，根本见不到和国务院有什么关系。在他的发言中有一句“得到政府支持”，这个政府既非北京政府，也不是一部两院（科技都、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另外，把国家工程在实施中所用的预算经费说成是政府支持，这又无意中暴露出其私人作品的本色。最后就是对全部工程所作的评语：“课题专题设计合理，技术路线正确，组织系统完善，经费使用合理”，如果名符其实的话，这个应是其上级作出的评语，却由他们自己代作了。总而言之，他们和国务院没有什么关系，有问题需要报告时就找“一部两院”，连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靠边站了”，这个专家组还有没有上级呢？看得出来，它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独断专行，包揽一切，我行我素，谁也不许干预。其结果，就是拿出了一个假冒伪劣的成果。对于这一点，他们除了应向国务院有所交待外，还应向国人作出满意的解释。
……
他们为什么对赶紧发表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我们只能说，是为了把个人的伪劣产品冒充国家的断代工程，不管正确与否，争取公布出去，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世人同意，强迫国家同意，把欺骗性异化为正确性。果然，科技部受骗了，验收组受骗了，中科院和工程院524位专家被骗了，曾将《四年成果报告》定为“1999十大科研成果之一”的新闻界受骗了。
这是对断代工程最恰当的盖棺定论。何先生强调：“当前经济市场中不断进行打假活动，在学术市场中也需要来一次打假，本文就是作者揭发假冒伪劣作品的公开检举信，希望广大读者明辨是非，以免受骗上当。”以前，媒体把“工程”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认为“工程”摘取了歌徳巴赫猜想的桂冠。“工程”得出的《夏商周年表》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现在，经过“疑古”，证明它是一次成功的炒作，在学术上却是失败的，难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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