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日军在优势空军的支持下，大举进攻缅甸，同时日军设法与缅甸人民的反英地下游击团体联络，进行内外夹击。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日军优势的兵力，非常顺利地攻占缅甸首府仰光，切断了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港口。当时缅甸的英军在事前根本就没有应战的准备计划与能力，到了英国在南洋惨败，缅甸局势陷入危机之后，才又催促中国派兵挽救危局。
但这时盟国已经错过了在缅甸南部布防的时机了，日军可以说是来势汹汹，英军退守仰光西北的普罗美（Prome），而将普罗美以东，从同古（Toungoo）直到景东（Kentung）的长达一千公里的地区，交给华军接防。华军又在英国错误的情报之下，将第六军分散与虚掷在泰、缅边界的防线上，布置阵地以防范日军与泰国军队的进攻（英军在缅甸的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乱得不成章法）；而仰光北部的重镇同古地区，则由华军第五军布防。缅甸的铁路系统在日军鼓动缅甸人民游击队的破坏下，已经陷入瘫痪，在运输困难的状况下，当第五军先遣的二百师刚到达防线，就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
当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原先防守缅甸的战略是，华军应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Pyinmana）地区，设置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若是决战失败之后，将转进到缅甸中部的曼德勒（Mandalay），再对日发动会战，最后则是防守（3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缅甸北部的战略重镇密支那（Myitkyina），作为控制经由印度进入中国最后通路的防线。但蒋介石这时候发现华军在缅甸的防线已拉得太长，兵力明显不足，因此又抽调六六军，进入缅甸，在曼德勒与腊戍布防。蒋介石特别告诉史迪威，华军最快要到当年五月，才能完成兵力的集结，同时华军的兵力与火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争锋，要巧妙的运用地形依托来灵活应战。
但是一向严格批评华军不堪一战的史迪威，竟然提出指挥华军，反攻仰光的攻势作战，这真是勇气可嘉的“自杀”作战计划。试想四个日军精锐的师团（日军的一个师团相当中国一个军的建制，拥有战车与机械化部队），又在优势空军的掩护之下，而中英联军的兵力只有两个军与两个师（还尚未集结完成），以这样悬殊的兵力，事实上连据险防守都还力有未逮，遑论如何能进攻日军。但是史迪威却一意孤行，强迫居于劣势的华军，准备反攻仰光。华军将领当然急电蒋介石，告知重庆这种执行就等于自杀的命令。蒋介石也了解，史迪威这样不能知己知彼来指挥作战，中国军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设法另外成立参谋团来对付于史迪威的荒唐的命令。因此缅甸的战场，可以说是出现分裂的指挥系统了。
事实上，以当时的兵力而言，华军在缅甸的作战，只能据险防守，进行后退包围作战，才能做到消耗与打击日军；最为关键的是，能守住滇缅路的战略据点腊戍（Lashio），一旦腊戍失守，在缅甸的华军就与中国战区失去了联系的通路，华军就成为一只孤军而面临全面溃败。但是史迪威在整个滇缅作战计划之中，却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胜负的关键所在，他不但没放置重兵把守腊戍，反而语出惊人、一再的要求兵力与火力不足的华军，要直接攻击日军的主力。华军将领不肯冒险出战，史迪威就大怒请辞。蒋介石只有敷衍史迪威，加派罗卓英成为副指挥官，来指挥华军，这时日军已经展开了攻势。
而日军攻陷仰光之后，立刻分兵两路挥师北上，东路沿缅甸纵贯铁路直攻华军守备的重镇同古，与二百师爆发激烈的战斗，西路则沿着依洛瓦底江（IrrawaddyRiver）进攻英军在普罗美的阵地。二百师在同古的防守作战，可以说是表现的可圈可点。日军以优势的火力，以及战车的掩护，猛攻同古，二百师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一直进行沉着的防御，从三月十六日打到三月二十九日，在日军以优势兵力，由侧翼对同古进行包围之后，二百师才奉命向平满纳决战阵地作有秩序的转进。接着第五军的二十二师（廖耀湘），又在雅达西（Yedashe）与日军进行遭遇战，同样展现了坚强的战力，从三月三十日打到四月十五日，才依计划退到平满纳准备决战。这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四个多月以来，在太平洋战区中，盟军打得最有表现的作战（其它英、美、荷的部队都是还没进入激战阶段，就以溃散的方式被日军击败）。日军发现中国机械化的第五军战力极高，因此预期继续沿铁路北上，进攻平满纳的华军预定阵地，日军将会产生重大的伤亡，因此日军改成由两个侧翼突破的战法。左翼的日军进攻英缅军防守的普罗美，由于英缅军队根本无心作战，在日军的攻击下，立刻就在四月一日撤出阵地，向阿蓝庙（Allamyo）后退，这就造成了平满纳阵地西侧翼的突出；蒋介石希望英军至少能够坚守阿蓝庙，但是英军的战志已经动摇，在日军三十三师团的压迫之下，继续向仁安羌（Yenangyaung）快速退却。因此史迪威所部署的平满纳决战之构想，就因为英军的后撤，突出了平满纳侧翼阵地的危险缺口，因此不得不加以放弃。于是中国第五军主力退向曼德勒，日军于四月二十日攻占平满纳。
而日军在左翼的攻势，仍然保持极锐利的打击力，沿着依洛瓦底江向北猛进，继续全速追击英军后退的部队。四月十七日，日本的第三十三师团，在仁安羌追上后撤的英军，以及大批的外侨平民。英军被困在日军围攻的危急状况之下，只有向史迪威指挥的华军求救，这时华军指挥官罗卓英，立刻派遣在曼德勒布防的六十六军新三八师孙立人部，驰援被困的英军，孙立人三八师展现出快速与勇敢的战技，率领华军赶到仁安羌，立即击溃日军的攻势，救出已经准备投降的英军。这个华军英雄的表现，立刻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当然也让史迪威大感满意，而将新三八师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线；罗卓英而为了填补新三八师西移而产生的空位，下令六六军调遣新二八师从腊戍到曼德勒接防，这就造成华军作战主力西调，与东部战线空虚的危机。而东部战线却是华军与中国云南连接的生命线，若日军一旦发现华军这个致命的战略缺口，而全力发动东线右翼的侧袭，切断华军东部战线与中国云南的联系，那么华军在缅甸就只有溃败的结局。
这时最莫名其妙的是，英军指挥官斯立姆（W.J.Slim）竟然因为华军的表现出色，在仁安羌击败追击的日军，因此要求史迪威“再”调出一支中国部队给他，以教训不断尾随攻击后撤之英军的日本三三师团。更妙的是，史迪威竟然慷慨答应了英军的要求，在没有知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情形下，就直接下令调动二百师西进，准备再“露一手”，表演给英军看。但是史迪威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关系缅甸作战胜败的关键是守住东部战线与云南的防线。此时东线已经出现的十万火急的军情，当时兵力分散与不足的华军，在东部战线上遭到日军两个师团的围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了，因此史迪威正确的战略部署应该是急调第五军与第六军东进驰援华军防线，而不是将部队大举西调去掩护不战而逃走的英国败兵的撤退。
这时日军知道，中国的第五军主力在平满纳到曼德勒布防，战力充沛的准备迎战日军，因此日军不愿以主力直接进攻这个决战阵地，而是掌握华军东线空虚的战机，全力从右翼的东线突进，打击华军兵力最为脆弱的东部防线。这里是属于甘丽初第六军暂编五五师所防守的阵地。由于第六军的兵力分配在缅甸东边漫长的防线，一直延长到泰国边界，因此兵力分散而且脆弱，日军右翼攻击华军东线的部队，是由机械化的重装备五六师团与十八师团负责，这两个师团在日本空军的支持之下左右包抄，猛攻暂编五五师防守的毛奇与劳依考（Loikaw）阵地，由于中国守军的战力不足，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支持，因此华军东部防线在四月二十一日被突破。
这时日军已经看出决定缅甸战局的胜负关键所在，就是华军的主力西调，东线的战力空虚，所以日军决定捕捉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机，以长驱直入的奔袭作战方式，由东线的缺口沿着萨尔温江（SalweenRiver）纵谷直接强攻腊戍。这是日军在战场上表现最佳的一次长距离战术攻击，有如德军在欧洲所采用的闪电作战，就是在战线侧翼上突破一个脆弱的裂口，然后大胆深入，直接攻占敌军背后的战略中枢。此时日军在缅甸东线作战，发挥了极强作战企图心与野战攻击能量，日军在突破华军的左翼阵地之后，二十四日攻占雷列姆（Loilem），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立刻下令东线日军，全力沿萨尔温江的纵谷，进行超越攻击，战略目标直指腊戍。日军对腊戍的抢攻强袭，甚至不顾华军在背后追击的行动，因为日军情报已经发现华军在缅甸作战的致命弱点，腊戍竟然没有重兵防守，日军只要乘虚攻克腊戍，切断华军与中国后方的连结，那么缅甸之战就不必再进行任何的决战了。
这其间，史迪威与罗卓英，竟然完全没有看出日军东线攻击的企图，以及华军若是不能坚守东线后方的战略据点腊戍，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虽然在日军攻占棠吉（Taunggyi）与雷列姆时之后，史迪威下令二百师回防，与第五军的直属部队，由平满纳出击，在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成攻的收复棠吉，威胁到日军右翼的战线突进作战，史迪威当然又是美国媒体报道下的战胜英雄。事实上，这时正是中日两军在缅甸胜负的决胜关键所在，日军东线主力五六师团，已经开始掉头北上，沿萨尔温江河谷，直攻华军的战略命脉腊戍，而华军第五军也同时已经开始威胁到东线日军的侧背补给线，假如史迪威知道利用这个战机，将第五军主力全部放在对日军侧背的打击，由雷列姆对日军进行全面地追击；同时一方面设法调派在曼德勒的部队与偏向西线的六六军（张轸）所有部队，全力回防腊戍，这样华军就可以在萨尔温江河谷，南北包抄孤军深入的日军，而赢得缅甸作战的大胜。但是史迪威完全不明了战局发展的关键所在（他从来没有任何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做出了完全错误与致命的判断: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挽救在东线战局的决定，反而下令第五军直属的机动部队回防曼德勒，准备与日军进行曼德勒决战。这样虽然留下二百师继续沿萨尔温江河谷追击日军第五十六机械化师团，但却因速度不足以致攻击冲力大减，在日军拥有空优的状况下，二百师既尾随不上日军，还要付出很高的运动代价。
这样日军在东线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在四月二十九日，顺利地攻占近乎不设防的腊戍与西保，切断了华军与云南的交通，从侧后方包围了在缅甸的华军，然后兵力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这时史迪威竟然还不知已经大祸临头，仍在曼德勒调动华军主力，准备布置决战阵地。负责腊戍防务的六六军军长张轸，才晚一步发现腊戍告急，而紧急派遣新二八师的一部，从曼德勒回防腊戍，同时也下令留在云南的新二九师驰援，但是都已为时太晚。零星回防腊戍的华军，被先到的日军据险迎击，打得溃不成军。日军攻占华军的战略中枢腊戍之后，整个在缅甸作战的华军部队，补给线就被切断，立刻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直到这个时候，史迪威才恍然大悟，整个缅甸的战局已经惨败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所有在缅甸的华军，可以说是退路已断。本来他还有一个最后绝处逢生的机会，就是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速度，撤向缅北重镇密支那与八莫（Bhamo），还可以在此区设法据险设防，保住华军在缅北的最后据点，以掩护云南的安全，及驼峰航线的终点。但是，此时史迪威的信心已经完全的崩溃，他只想退向印度以保全性命了。但是华军向印度退却而不回中国，这是个重大的战略与外交决定，史迪威却连向蒋介石通知一声的打算都没有。此时在曼德勒集结的华军主力部队，根本就陷入混乱的状态，既不能集中全力反攻腊戍，又不能果断地退向密支那，造成了一部分部队向西退入印度、一部分部队向北走到野人山，有的向印度雷多走、有的设法翻山越岭回到中国。
而在东线追击日军的二百师，也在八莫附近受到日军的围攻，被迫回转云南，师长戴安澜战死殉国。当盟军在缅甸出现溃败之时，缅甸人民与游击队蜂拥而出，到处趁火打劫、进行破坏，整个缅甸陷入一幅被战火蹂躏的悲惨景象。华军当然是四面受敌，一路且战且走。日军乘胜追击，由缅甸进入云南，攻占腾冲等地，直到怒江（萨尔温江上游）岸边，从此日军盘踞这些地形险要的地区，切断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通路。
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史迪威，竟然在西退行军的半途，擅自个别地离开部队主力，连一个电报也没有告知蒋介石，自己带着身边极其少数的随从人员，以三个星期的时间，单独穿越罕见人迹热带丛林，与极其恶劣不可测的大自然环境搏斗，然后奇迹式进入印度的雷多（Ledo）。他以五十九岁的高龄，作出这样的“冒险”，可见其个人的毅力与固执。（4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自己前途的赌博行为。）
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蒋介石还是经过其它的管道，最后才辗转知道中国远征军与史迪威的下落。在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竟然把史迪威的这种战场惨败、主帅甩掉大军，独自逃命的行为，当成“作战传奇”的英雄来报道，竟然“忘了”他是缅甸华军的最高统帅，不但因为战略决断严重错误，导致了作战空前的惨败，遗弃十万华军于缅甸的杀戮战场（简单说，就是一个指挥失误与丢掉大军的统帅），也拒绝与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报告部队的撤军决定与行踪，这种行径，像极了表演个人历险传奇的探险者，而非十万大军的指挥官。军人讲究的是绝对服从，因为一个大军统帅的任何判断与决定，都事关所有部下的生死，以及整个战局的演变！（假如史迪威是个步兵连长，率领残兵退到印度，应可以得到奖章，但是作为不顾大军安危的统帅，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许可，就任意让所属部队自生自灭的一连串行为，应该受到军法审判。）

而在事后，由于中国急需美国援助（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与史迪威的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蒋介石不愿与美国发生重大的争论，以出乎意料与极其宽厚的态度对待史迪威，蒋没有检讨史迪威在缅甸作战指挥严重失误的责任，更没有追究他单独离弃军队于不顾的私逃行为。这是蒋介石为日后“史迪威事件”的历史悲剧，所种下大错的祸根。因为至少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要求盟国撤换史迪威的职务。从此之后，史迪威留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连串的危机根源之所在。史迪威一行毫无愧色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之后，受到美国新闻媒体的热烈歌颂，竟然成为了英雄。而史迪威见到蒋介石，完全不谈自己指挥的致命失误，反而先列出一大张的华军将领的名单，要求“从严惩处”。他并且提出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从此，史迪威一心一意要做的两件事情，其一就是要在缅甸击败日军，以扳回他失败的颜面。其二就是设法从蒋介石手上，夺到中国战区军队的指挥权，以好好地修理他看不顺眼的中国军官。

日军在缅甸以侧翼突破，远程深入切断华军补给线，造成华军整个战线的崩溃，而大获全胜。原先史迪威所预定的决战地点，根本没有重大的战斗，就因为华军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出现溃败。假如华军不是为了抢救在仁安羌的英军，而调空了后方的战略预备队，或是抢救英军之后，所有军队立刻回防，那么缅甸战局还不至于这样快速的恶化到难以挽救的地步。更不能让人了解的是，史迪威根本没有觉察到日军突破雷列姆之后，就已经可以由东线河谷突进，而威胁到华军的战略据点腊戍的安危，他竟然只派没有快速机动能力的二百师尾随追击，而将华军主力部队屯聚在曼德勒等待“会战”，也没有全力增援后方的腊戍防务，结果造成华军无法挽回的惨败。华军出征缅甸的三个军的部队，都是当时中国装备与兵员最佳的战略机动部队，在缅甸遭到这样不明不白的损失，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值得与令人可惜，入缅的华军总数达到十万人，能够归国与进入印度的，只剩八万多人，重装备尽失，大多数的华军是死于疾病、饥饿、迷路，而非战死。从此中国战区的战略预备队不足，就成为中国难以在迎击日军攻势时，展开有力的反击作战。中国在缅甸的惨败，不但对于中国的人心士气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也让日军打到云南的西南部，攻下龙陵、腾冲，威胁到中国大后方云南的安危，这时中国援军及时赶到，进行猛烈的反击，拆毁了怒江上所有的交通桥梁，这才阻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隔着怒江与中国部队对峙，霎时之间，云南从大后方的基地，成为西南方的前线，严重影响到盟国对于中国的补给支持。这时盟国只能利用飞航极其困难的驼峰航线，带给中国杯水车薪的援助，因此中国严重缺乏作战资源的问题，更是犹如雪上加霜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支撑下去，换成其它的国家，早就向日本人谈判投降了。
平心而论，在南缅甸作战的失败，就整个战略的观点而言，应属必然的。因为英国在东印度洋的陆海空三军军力布局，都无力招架日军的攻势，中国派兵支持，也只是能作有限度的协助而已，无法改变日军军力、士气上的绝对优势。但是战局会败成这个样子的难看，以及造成中国部队如此重大的损失，的确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缅甸作战的失败，首先是指挥系统的混乱，英军与华军之间的缺乏合作与联系，史迪威与华军部队长之间，严重地缺乏了解、互信与尊重，都是造成作战失败的基本因素。华军指挥官史迪威个人的战略布局的缺失与指挥才能的低劣，的确是令人感到无法接受。首先他要兵力有限的华军，在缅甸面临日军攻击的最后时刻，又没有空军的掩护之下，仓促的行军千里深入南缅甸布防，就是一个基本的错误。事实上，以当时日军的战力而言，其在缅甸的四个师团兵力，足可以击败中国十个军的部队。而华军只有三个军布防，因此最多只能在缅甸的北部，据险防守反击，引诱日军长途深入，也许还可能有类似长沙大捷的机会。
缅甸中部作战的关键，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攻克棠吉，这时日军正在不顾一切的远程奔袭腊戍，整个后方近乎完全不设防。假如这时候史迪威能够把华军主力分成两支，第五军的一部支持二百师沿河谷追击日军，另外将六六军的新三八师、新二八师以及第五军的二二师等部队，以最快速度调回腊戍，同时设法要求蒋介石动用一切的可能，派遣空军与陆军支持，以围歼日军于萨尔温江河谷，那么滇缅作战可能是日军在腊戍的惨败。
在中日战争中，滇缅作战可以说是打得最“乌龙”，牺牲也最不值得的作战。几万最为精锐的中华子弟兵，就在无能、更xxx的将军。史迪威的瞎指挥之下，不明不白地成为孤军，更有上万华军为此在异域断送了生命。中国战区失去了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其重装备，使得抗战后期的作战更难有效抵抗日军的攻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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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美抗日同盟的正式形成。中国政府在中美外交中一时间占据了主动地位。它抓住战争初期盟军节节败退，而中国抗战一花独放的有利时机，不仅要求美国提供战时“租借”援助，而且还以可能会退出战争的暗示相威胁，促使美国按照中国的条件，无偿地提供5亿美元财政贷款。
国民政府在以前4年的百般努力中，所得之有偿贷款5次累计不过1.7亿美元，而这次理直气壮的索取，一下子就赢得了5亿“赠款”。对蒋介石来说，他得到的不只是一笔巨款，而是一次对美外交的重大胜利。
在国民政府看来，如果说5亿美元贷款是场外交胜利的话，那么1943年1月11日签订的《中美平等新约》则可以说是全民族的自由解放了，此举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安慰。
蒋介石为此在《告国民书》中不无夸耀地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完全实现。”新约订立之日因此也成为以后中国的司法节。随后，中国又在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与美、苏、英一起发表《四国普遍安全宣言》，从而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这一不那么真实的形象在1943年11月中英美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达到了顶点。
但不论是5亿美元的取得，还是治外法权的废除，有关决定和谈判的整个过程都表明，在这种华丽的外交胜利的背后，中国的实际地位是多么脆弱，国民政府的成功也并不那么辉煌。5亿美元不过是美国为维持中国战场，减少自己牺牲而支付的代价；对国民政府来说，则是利用形势迫使美国人比日本人开出更高的代价来购买中国战场。
治外法权的废除反映了同样的现实。当时一位美国记者敏锐地指出，这一行动“并不是(西方)承认中国固有平等权利的结果”，不过是美国等国想利用这一行动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鼓励缺乏斗志的国民党士气。2这一行动并不象蒋介石所夸耀的那样，完全实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美国等国不得不放弃的只是臭名昭著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而不是中国人民所期望废除的全部不平等条约。不论是提供财政援助，还是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美国都曾煞费苦心试图为自己保留最大的灵活性。它想使援助附有条件，并把废除行动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和最小范围。
从美国决策过程来看，对华援助政策的主动权开始从财政部转到国务院和陆军部。当财政部从经济角度怀疑5亿美元援助的有效性时，后两者则从军事和政治上考虑，强调援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太平洋战争前对援华一向持谨慎态度的赫尔这时却对罗斯福讲:“中国人对侵略者已经作出并正在作出的出色抵抗，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它。”但欧洲第一战略以及中国对外陆上通路的断绝，决定了美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帐面上的财政和心理支持。
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中美战时同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与和谐，但双方因战略目标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此时已经显露出来了。贷款和废约谈判充满了讨价还价，缺少同盟关系中应有的信任和理解。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约瑟夫·史迪威(J.Stilwell)对“租借”物资的控制以及由此引起的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更是反法西斯同盟中所少见。
在发动和利用一切力量打败轴心国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旗帜下，中美两国都不认为对方尽力而为了。这种不信任感在随后年代中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日见加深，终于在1944年酿成危及中美同盟自身存在的危机。
943年底的开罗会议代表了中美同盟发展的最高阶段。双方都视之为中美外交的一次巨大成功。但随着盟国南北夹攻缅甸作战计划的取消，这一成功就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暴露出来的却是中美同盟外交中不正常的一面:讨价还价，互相猜忌，争吵不休，讹诈威吓以及因此产生出来的一系列信任危机。
这场全面危机的中心议题有两个:财政上的10亿美元贷款、美军在华费用支出以及与此相关的中美货币的汇率问题；军事上缅北战役中中国远征军的行动和史迪威指挥权之争。在1944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中美外交就是在无数次谈判和争吵中进行和发展的。

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求援要求和不合作的态度，美国避免了1942年5亿美元贷款时“让中国给我们规定条件”的覆辙。这时，美国在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已明显处于优势，其地位已不象1942年初那样被动。美国不再相信也不再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同时由于太平洋战争进展顺利，它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削减在中国的军事计划。此外，在贷款和美军在华支出问题上，美国军方不仅关注金钱的数量，更注意它与中国从滇西出兵和史迪威在华地位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此陆军部的态度尤为强硬，坚决反对在财政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屈服于中国的压力。美国的有关决策过程表明，陆军部和财政部此时对对华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国务院有关人士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及战后发展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国务院认可的向中国运送某些贵重商品，用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仅仅因为军方宣称缺少运输机而被否决。在民用“租借”物资援华问题上，也是同样遭遇。
罗斯福作为军队总司令和摩根索的密友，加上他在开罗会议上与蒋介石夫妇相处的亲身体验，对军财两部意见言听计从。摩根索因此曾对军方代表克莱(L.Clay)将军讲，“只要陆军部和财政部站在一起，我就不必担心了”。
当然，美国的强硬立场同样是有限度的。它力图避免下列情况:即美军不得不撤出中国战场和蒋介石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垮台。虽然美国军方一度自信地说，它可以搞垮蒋介石，也可以完全撤出中国4，但整个说来，美国并没有作好抛弃蒋介石和放弃中国战场的全面准备。这一点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方称史迪威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942年初史迪威赴华时是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同时又是盟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这种双重身份使他难以满足蒋介石的许多援助要求。蒋介石希望能通过他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史迪威却认为自己并没有责任去这样做。
更使他不满的是，国民政府一味保存实力，寄希望于美国最终打败日本。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两国战时利益上的分歧: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作出更大的努力与牺牲。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在1944年发展到顶点。
1943年史迪威不顾盟国已推迟南北夹攻缅甸的计划，无视蒋介石要其按兵不动的指示，率领中国驻印军(X部队)由印度进攻缅北(North-ernBurma)，并要求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Y部队)在滇西配合作战。后者对史迪威的擅自行动非常不满，拒绝发兵。
史迪威遂请罗斯福五次电压蒋介石，迫使其在1944年4月同意中国远征军出动。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了“一号战役”，占领了豫湘桂的广大地区，威逼重庆。中国战场再现危机。为阻止中国战场可能的崩溃，罗斯福在1944年7月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全部在华盟军的指挥官。
以后两个月中，罗斯福曾先后三次要求蒋介石从速安排史迪威的指挥权。美国的高压政策最终激怒了蒋介石，他借口难以与史迪威合作为由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当时罗斯福的在华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P.Hurley)也站到了蒋一边。他告诉罗斯福:“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保留史迪威，你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
在“失去中国”的威胁下，罗斯福在10月决定召回史迪威。缅北战役和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奏出了中美同盟中极不和谐的音调。可以说，这一插曲是整个战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所仅见的。1944年中美关系这场从财政援助到军事合作的全面危机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它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
中美财政问题上的危机不仅危害了两国合作关系，而且给中国战时经济及政府威信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经过十个月的艰苦讨价还价，中美双方最终在1944年12月就有关美军在华开支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向中国支付2.1亿美元，抵消中国在1944年2-9月为美军在华活动垫支的180亿左右的法币，但是，中国为美军支付的巨额法币垫款却直接导致中国通货恶性膨胀，和国内经济的急剧恶化。

滇缅作战失败的恶梦，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此中国为了“如何”与“何时”反攻缅甸，与英美盟国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会议桌上的折冲战，中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盟国的暗算；蒋介石与史迪威更是在这个作战计划上，明争暗斗，造成了中国战区一次接一次的危机，迫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四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调解争端，史迪威更利用美援物资作为诱饵与武器，引发了暗潮汹涌的中国内部权力斗争，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的战局。基本上，蒋介石认为，缅甸作战只是亚洲大陆战场的一个环节，因此反攻缅甸的重要性是在于打通滇缅路，这将是美国大量军援中国的唯一通路，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作战的生命线所在5。此外，任何中国派军往缅甸作战的前题，绝对是不能因此危及到中国战区的安危，因为中国战区是决定亚（5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洲反轴心国作战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点罗斯福与丘吉尔其实知道得非常清楚，虽然表面上，由于当时中国军队无力在亚洲大陆主动的反攻日军，而让一般的评估都贬低了中国在这场历史大战的战略关键价值。设想假如中国放弃与日本的对抗，而让日军能够抽调出将近百万军队，执行日军的战略作战计划，那么英国根本休想守住印度与中东，美国在太平洋反攻也要遭到三倍以上日军的抵抗。所以蒋介石认为，反攻缅甸必须要盟国全力参与，并且要海陆两面夹击在缅甸的日军，以击溃日本在此地区的部队，开放东印度洋的航线，如此才能真正打通援助中国的命脉。中国一旦得到足够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击败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国作战力量。但斯大林、邱吉尔与马歇尔最惧怕的“恶梦”，就是中国得到援助而军力壮大。他们需要中国在牵制日军作战的同时，耗竭一切国力，却绝对要防止中国壮大的军力参与对日反攻。另一方面，史迪威已把反攻缅甸的作战当成事关他“个人荣辱”的战争了。史迪威要求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他在缅甸进行反攻日军的作战，至于是否会因为大量抽调中国战区的兵力，而造成中国战区本身的危机，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假如华军在中国被日本击溃、中国战区被日本完全控制，盟国也就不必担心反攻缅甸与打通滇缅路了。所以史迪威究竟是哪方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对于英国而言，反攻缅甸的战略安排，最多只限于在缅北的局部作战，其作用是在于牵制日军的侧背，阻止其顺利地向西进攻印度，邱吉尔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在欧战取得决定性战胜之前，派兵光复亚洲战场的失地（光复亚洲战场失地，那自然是美国和中国的任务），当然更不愿意打通援助中国的生命线，而让她得到足够的援助，这样华军就能够在亚洲战场上纵横驰骋，中国在战后自然拥有真正强国的地位，到时候，英国就很难找到漂亮的借口来继续控制香港，连要保有其它亚洲的殖民地也必会有更多的麻烦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史迪威从印度休养完毕，毫无愧色地回到重庆，这时华军退到印度的两个师，已经成为史迪威“个人”掌控的部队。史氏向蒋介石提出他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划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6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二年年底，出动陆海空三军，反攻缅甸。中国由云南出动二十个师，向缅甸北部出击；英国出动三师部队，美国出动一个师部队，配合中国两个驻印师由印度向缅甸西部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再南下进攻仰光。
另外史迪威更提出了洋洋大观的西南太平洋总反攻计划，规划中美英三国，各自出动陆海空大军，分成五路，分别进攻缅甸、越南与新几内亚，然后击毁日本在菲律宾与台湾的海军。在华南取得海港，大量武装华军进行全面反攻。史迪威这两个近乎天马行空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根本不符合当时战场的现状，因为当时美军仍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最后能否守住南太平洋都还在未知之数。美军部队还在征召训练之中，全部力量赶赴欧洲应战与防守太平洋都还不足。英军更是自身难保，印度的独立运动又风起云涌，英军那里有力量出兵作战。而中国的军队亦缺乏优势火力的武器装备，以及现代化的训练，所以要想从中国战区出动大兵团作战，实在也有困难。
因此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对于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的评语就是“完全不切实际”。美驻华大使馆建议，美国应该而且做得到的，是对中国战区提供作战飞机，以及空运兵工生产器材、军火原料与汽油，以维持中国战区的作战自卫能力。
但是史迪威显然是把自己的缅甸之战，当成唯一与优先的战略布局，要设法把盟国所有的作战力量，都优先拿到缅甸来，让他能在缅甸击败日军。但这样的构想，哪里能够得到盟国真正的支持？果然史迪威的计划拿到英国驻印度司令官魏菲尔那里，立刻就遭到被拒绝的命运。英国提出自己的缅甸作战方案，是由中英两国的军队，进攻缅甸北部的阿恰布（Akyab），然后沿着更的皖江（Chindwin River）南下，逐步收复缅甸，英国的这个进攻缅北的作战计划，其目的只在缅北形成战略牵制，以防止日军发动进攻印度，而与德国在中东会师的计划而已。

不过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压力下（史迪威是马歇尔用来压制中国战区的红人），英国最后与史迪威达成一个折衷协议，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延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英军出动七个师由西面进攻缅甸，中国出动大军由云南进攻腊戍与曼德勒，另外中国驻印军则由缅北加入作战，最后盟国的大军会师仰光。史迪威将这个计划，回报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准备配合。

蒋介石对于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一直给与优先的支持，因为这是中国得到大量美援，使得中国作战力量复苏的唯一机会。但是蒋介石却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盟国必须要在缅甸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以优势的兵力，一举击溃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认为，假如盟国不能出动海空军，切断东印度洋的日军补给线、掌握缅甸战场的制空权，那么中国与盟国的陆军部队，绝对没有能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之中，击败顽强的日军，只会徒然对中国有限的作战能力，造成更为惨重的伤害。由于史迪威无法取得英国出动海空军在缅甸作战的保证，但是英国反过来叫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进攻缅甸北部，以牵制日军对印度的威胁。这时史迪威急于复仇，因此任何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行动，他都热心支持。而此时日军已经加强在缅甸的军力，设立了缅甸方面军，军力扩充为三个军。日军特别在缅北与云南西南部，地形复杂的地带，包括怒江河谷、胡康河谷与猛拱河谷，建立一系列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长期驻守，以切断中国对外的交通，并威胁与扰乱驼峰航线的运补能力。

英国政府对战时中国的不信任，首先表现在拒绝同为盟军的中国部队进入缅甸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保护滇缅公路不受日军破坏，曾经下了许多功夫，
如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动员国军第五、六、六十六军准备入缅作战，并且积极征调滇川、滇康和滇黔边境其他部队以为后援。然而，英国政府却迟迟不愿意下令让早已集结在云南边境的中国军队进入缅北。到了1942年3月，当日军攻陷仰光、战情已到万分危急之际，丘吉尔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中国部队进入缅甸协助英军对日作战。
尽管如此，英方却又不愿充分供应中国军队所必需的油料和补给品。同年5月，日军攻陷密支那，中国数万名远征军被迫撤退至印度东部，而当时英方驻印军事当局还曾一度拒绝远征军的主力进入印度境内。一份战后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明白地揭示，当年英国政府高层对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迟迟不肯答允的最主要考量，即是忧惧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藉由对日作战而进入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
这份备忘录并且举证指出，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进入缅北之后，曾在陶杲(Htawgaw)地区向当地部落发布政令，任命该地区的地方首长并执行征兵令。虽然中国在缅北的短暂统治因日军随后的反攻而暂告中止，然而中国部队于1944年底再度反攻缅北，国民政府的势力也重返此一地区。
此外，英军曾在更南的八莫(Bhamo)地区与入缅的中国游击队不期而遇。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仍不断在缅北地区活动。伦敦和新德里高层对于战时中国政、军势力南下的高度恐惧和担忧，并非全然捕风捉影，特别是当战时中国的此一“南进”运动获得美国的极力支持之后。
1942年3月，美国派遣史迪威(JosephStilwell)来华，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以及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此举也标志着中美两国战时在亚洲战场上联手抗日。对于二战时期史迪威在华事迹，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去已有许多论著加以研究，然而这些论著却往往忽略了史迪威对战时中英关系所扮演的角色。
在初抵重庆不久，史氏就向国民政府提出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的构想。根据史迪威的看法，势如破竹的日军很可能最终截断缅甸北部的公路或航线，以阻隔积累在印度的美国援华物资运往西南中国。史氏因而强烈建议国府调遣约10万中国官兵前往印度，就地利用印度的物资装备。
史氏表示他将协助训练这些中国兵士成为一支优秀善战的军团。①史迪威的建议原则上受到重庆高层的接受，而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英国政府最后勉强同意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Bihar)的蓝伽(Ramgarh)设立训练中国部队的营地。1942年秋，9000名自缅甸撤退的中国远征军成了首批在蓝伽受训的中国部队。
伦敦的战时内阁和新德里的英属印度政府虽然无法公开拒绝中国军队在印度受训的提议，然而英国内部上下却从未怀疑此一计划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就直率地指出，一下子有为数如此多的中国部队驻扎在印度的土地上，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极端政治敏感性的事情，更何况当时中国政府正欲积极插手调停英印政争，蒋介石本人还对印度国大党怀着高度的同情心。
另一方面，自1942年秋起，史迪威不断说服重庆派遣更多的中国军队前往蓝伽受训。从10月开始，平均每天约有400名国军前往印度，两个月内，共有约23万名国军抵达蓝伽。此事曾令伦敦的印度事务决策官员相当忧虑，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是从单纯的军事补给运输上来考量，印度政府都不该接受如此多的中国部队。到了1943年夏天，总共有约33万名中国部队在印度，而史迪威还希望把总数增到10万名，他还准备利用这些训练过的精锐部队，来反攻缅甸和滇西。至此，英国政府已无法再容忍和坐视，当史迪威于1943年7月访问伦敦时，英国的最高军事当局正式拒绝了他所提出的让中国在印部队的总额达到10万名的构想。
前曾论及战时英国政府在面对战时中国势力全面地向南亚次大陆的可能延伸时，曾决定在西藏问题上作出反应，以对抗伦敦和新德里官员眼中的“中国帝国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于1943年春天，即宋美龄在美国公开对印度问题发表看法之后不久，伦敦高层决定以具体措施来巩固英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麦克马洪线(TheMcMahonLine)”以南的土地，自西向东，约可分为3个地段，包括印度东北的阿萨姆省(Assam)和不丹(Bhutan)及康藏接壤的门隅(Monyul)，阿萨姆省中段与西康接壤的珞隅(Loyul)地区，以及阿萨姆东部与西康、云南接壤的察隅(Zayul)地区。
自清末以来，这一地带的边界从未真正有效地被中英两国政府所加以勘定。英国虽于1913-1914年的西姆拉(Simla)会议上从西藏代表那里取得这一地区的“主权”，然而历届中国政府却从未正式承认英藏之间任何协议之法理有效性，这些所谓的已被“割让”给英印政府的领土之中，除了与不丹接壤的门隅地区之外，在xxx时期同时被划为中国的西康省版图，而直到二次大战初期，英印政府事实上也从未真正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进行有效管辖。
英印政府对于中印喜马拉雅山麓边界地区所采取的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到了1943年春有了急遽的改观。尽管伦敦高层深为欧战所羁绊，其仍决定在中国势力尚未全面进入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之前，先行巩固英国在这些边区的传统地位。1943年3月，印度“东北边境行政特区”(NortheastFrontierAgency)正式宣告成立，负责掌管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各项行政事务，这也是英印殖民政府自1914年以来，首次将这块主权归属仍备受争议的地区纳入其正式管辖范围之内。边境行政特区成立之后不久，英印高层立即派遣了数个军事勘探队，分头前往门隅、珞隅和察隅等地区活动，而从1943年秋到1944年的夏天，伦敦当局和英印政府在未曾知会重庆国民政府的情况下，先后在察隅地区的重要据点瓦隆(Walong)、洛隅地区的里嘎(Riga)，以及门隅地区提朗宗(DirangDzong)以南的卢帕(Rupa)等地分别设立了军事要塞，并且在当地积极修筑军营、房舍、公路和小型机场等工事。
英印政府除了决定全面地将政、军触角向北延伸至中国西南边境，以作为对抗中国影响力南进的反击措施，同时也积极对西藏政府下功夫，以强化英国的一贯政策，让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例如在军事上，尽管外交部门态度消极，英国战时内阁仍于1943年底批准售予西藏一批总额藏银10万两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山炮炮弹。
这批军火于次年夏天陆续自印北经藏南的亚东、帕里等地运抵拉萨。①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上，1944年8月，英印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古德(SirBasilGould)衔命专程前往拉萨访问。他除了向西藏政府高层解释英印当局决心增强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统治之外，还提出一系列财政和外交援助方案，其中包括英属印度政府向西藏政府和寺院提供财政援助，以补偿其以后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将要失去的税收，以增强拉萨当局的实力，来对抗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南地区逐渐增强的影响力。
英方也鼓励拉萨高层考虑在战后派遣外交使节常川驻印，以增加西藏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获悉战时英国在中国西南边境政治和军事上的新举措和对西藏政府在外交上的积极拉拢活动后，重庆高层几乎毫无例外地将此解读为“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西南边疆的领土野心，因而谋思报复。
1944年11月7日在重庆外交部召开的一个跨部会“藏案会议”，即是此一背景下的产物。国民政府高层在此次会议上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包括进一步推动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经贸、政治和宗教联系，更积极地在政治、外交和宗教层面上拉拢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喜马拉雅山麓三小国，甚至暗中鼓动这些国家于战后脱离英殖民帝国势力而追求真正的独立自主。
正因为如此，当轴心国力量对于印度次大陆和缅甸的军事和政治威胁逐渐消退之际，中英两国之间因印度问题所衍生的猜忌和政治角力，却仍未见和缓。只不过讽刺的是，在中英双方的认知里，由印度问题所衍生和反映出来的种种争议，皆不约而同地被彼此解读为来自对方的“威胁”，然后在中英各自认为其政权和国家安危已受到严重挑战的考量下，又不约而同地准备向对方采取反击和报复。

由于中、美、英三方面的反攻缅甸计划，有着极大的分歧，因此蒋介石直接要求罗斯福出面统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7。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的看法有理，因此他决定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十四日，与丘吉尔在北非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加（简称卡港）会面时，再制定盟国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会中美国太平洋海军作战计划首长金恩（ErnestJ.King）上将指出，美国不能完全忽略太平洋与亚洲战区所需的军力，尤其必须挪出更多的资源给蒋介石的中国部队，以防止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反攻缅甸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加强提供中国援助物资输送路线的保障，事关中国战区作战能力之维系，中国获得足够与必要的支持，华军才能牵制与打击日军，这样盟国才可以从容的在欧洲进行对德作战因此英、美必须确定投入反攻缅甸作战，更要提供海空军的强力支持。
狡猾的丘吉尔对这个看法并无反对的表示，同意英国会考虑提供海军攻击东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不过，盟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延伸盟军在北非的战果，把握德国非洲兵团败北的战况，乘胜追击，所以目前的优先战略是继续（7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在地中海区作战，等地中海航线的安全确保之后，英军就可以方便经由苏伊士运河调兵进入印度洋作战。
邱吉尔及英军高层代表当然不断提醒美国，不要忘了盟国对“欧洲第一”（“EuropeFirst”）的共识。于是，反攻缅甸的日期调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缅甸的雨季之后）。卡港会议竟然没有邀请中国的代表参加，就讨论与中国命运关系最大的议案，反攻缅甸计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邱吉尔与马歇尔阴谋忽略中国战区的心态了[8]。卡港会议所决定盟国反攻缅甸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对付中国的战略。因为这纯粹是纸上谈兵，而无实际帮助的烟幕弹而已，目的在欺瞒罗斯福的判断，以及吊住中国战区的希望而已。因为整个反攻战略决定性的兵力，是要由中国担任，中国却连参加开会的代表都没有。同时当时中国急需的，是盟国实质作战资源的援助，特别是空军飞机与作战物资的运送，但是在盟国的援助的优先顺序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需要，全都是排在最后考虑，这个安排不变，中国就没有力量改善自己的作战能力与士气，只靠盟国会全力反攻缅甸的空头支票，来继续苦撑下去。
卡港会议之后，美国的陆军航空队司令（ChiefofArmyAirForce）安诺德（HenryArnold）与魏德迈（AlbertWedemeyer），特别前往重庆，报告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在路经印度之时，与魏菲尔、史迪威先见面，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大纲，大家会商决定，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盟国对缅甸采三面夹攻，华军主力由云南攻腊戍，英军由印度进入缅北，中国驻印军由雷多出兵；盟军则提供空军支持，海军攻占安德曼岛后，封锁东印度洋，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盟军登陆仰光。反攻缅甸完成之后，大量的盟国援助与军事装备就可到达中国，华军就可以主动反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
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历史，势将完全改写。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安诺德向蒋介石报告这种最新的反攻缅甸计划。蒋介石当然对反攻的时间感到失望，中国还要多等半年以上；同时蒋介石已经发现，假如要叫中国的部队担任反攻的主力，美国就要能够设法提供更多的战机，以支持中国部队的作战，防止日军在中国战区的牵制攻击，同时驼峰空运吨位应增加到每月一万吨，以供应中国陆军组成远征所需的装[8]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
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备。但是负责驼峰空运的美军驻印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塞尔[9]（ClaytonBissell）却表示，假如每月空运五千吨的物资，就需要机场二十五处，以及三百架运输机，因此除非大量兴建机场与增加飞机数量，美国无法提高驼峰运送的吨位。（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大谎言，因为在陈纳德接手之后，仅以十五处的机场，一百二十架的飞机，每个月就可以运输一万吨的物资。）中国当然对于卡港会议的结论，仍有很深的期望，专程派出宋子文、何应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与美英的军事将领，包括安诺德、史迪威与英方的魏菲尔、狄尔（JohnDill）等人，进行作战计划的细节磋商，以便得到更为清楚与具体的作战计划。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中，中美英的军事将领，对于如何以水路合击的方式，全面反攻缅甸，以为中国战区打开援助的通路，建立了作战计划的共识。所以一时之间，全面反攻缅甸以打开援助中国的战争规划，似乎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中国开始抽调部队，准备进行这场重要的决战。

但这原来是英美将领的缓兵之计而已，目的只是要安抚中国，使她继续坚定的抗日，以牵制日军、减轻日本对美英的压力。英美的军事领袖，随后已经开始“逐渐”缩减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改为依照英国原来的方案:只以陆军作战为主，反攻地区限于缅甸北部，目的只在牵制日军进攻印度的战略侧翼。这种作战目标的变化，当然令蒋介石觉得中国遭到出卖，何况美国所答应的空运援助，数量上一再地被缩减，中国方面作战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的在中国战区经常发生水火不兼容的重大争议，让罗斯福觉得，有必要召见他们当面谈清楚问题的xxx，及顺便要他们参加英、美军事领袖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在美举行的“三叉会议”（TridentConference），会中准备对于进攻缅甸的军事方案，进行全面的检讨。
史迪威的窝里反
由于蒋介石已经感到事态不妙，因此先后特别派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游说，而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宋子文破例受邀，参加美国的参谋首长会议（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次机会），为中国反攻缅甸的立场（9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辩解。宋子文表示，中国抗日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阶段，目前急需盟国有力的支持，中国所需的五百架战机与每月五千吨的空运物资，已是最少的要求（美国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八千架战机，每月的作战物资高达四百万吨，中国的要求实在少得可怜）但是仍然迟迟没有得到，而反攻缅甸，事关中国能否打通援助的命脉，而由中国担负更多对日的作战责任。反攻缅甸是盟国在卡港以及加尔各答会议的具体结论，盟国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失信。
但是在三叉会议之中，“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开始公开唱反调，猛烈的批评蒋介石指挥的中国部队“毫无作战意愿”，因此扩大援助中国并无必要；蒋介石只会把援助加以囤积，作为打中国内战的本钱。有这样一个窝里反，专门提供相反情报与立场的战区参谋长，当然是令与会人员“大开眼界”，于是支持中国者的立场，也就更为分歧。英国代表是大叹苦水，表示英国缺乏两栖登陆舰艇，在缅甸作战的当地部队又未必肯用心参战，何况全力先击败德国是盟国的优先共识，因此很难将作战资源分配给反攻缅甸的作战，目前英国的立场是，不是不反攻缅甸，而是减缩反攻的范围。
这时史迪威又提出一个表面上有助于援助中国的计划，他要在印度、缅甸北部无人地带的崇山峻岭，修筑一条雷多公路，连接云南与印度的雷多，这样盟军可以利用这条公路援助中国，不必要英国出兵从印度洋攻克仰光。这个说法乍听下觉得不错，事实上却完全低估了当地高山纵谷几乎无法通行的复杂地形，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国不但缺少运输的车队与汽油，而就算是能够排除万难成功修成这条路，其最大的运输量，也不过只能每月五千吨而已，而要养护这条公路的高昂成本，更是超过所有的运输效益。结果史迪威把美国援助中国极其有限的资金，拿去修筑一条毫无实用价值的原始森林公路，耽误了发展空运与援助中国的机会。
对于这些争论，罗斯福最为关心的是:假如依照丘吉尔的意见减缩缅甸作战的规模，那么盟国要到一九四五年建成雷多公路之后，美国才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他不知道这样迟迟让中国得不到援助，中国是否能够撑得下去。所以罗斯福主动决定，先设法增加驼峰的空运，达到每月一万吨，以及提供中国战区所需的五百战机，希望能够让中国战区能够维持下去，至于全面反攻缅甸，罗斯福仍然保留实施的意图。当然罗斯福的决定，到了马歇尔的手中，又以执行困难的理由，七折八扣地被拖延下去，直到年底才勉强达到罗斯福指令的要求。
中国的战力，几乎已经退化到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在当时有哪一个战区能够靠每月才几千吨的物资支撑下去的？）三叉会议在邱吉尔与史迪威的里应外合、全力杯葛之下，盟国最后无法达成全面反攻缅甸的战略协议，所以卡港会议中关于反攻缅甸的结论，就等于作废了。中国只争取到美国增加空运吨位与空军战机的数量（都只是维持中国作战能力的最低要求而已）。虽然罗斯福原先的亚洲战略构想，一直是希望设法大量武装华军，由中国进行反击日军、最后切断日军在亚洲大陆的战略部署。所以罗斯福考虑动员美军进入印度洋，以攻占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
但是这时退到澳洲的麦克阿瑟将军，却急着要为其菲律宾作战的惨败复仇，因此强力要求参谋首长会议，优先将美军调往南太平洋，以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因此对于美军准备进驻印度洋的缅甸作战，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盟国迟迟不能决定打通滇缅路的这种局势，对于战力即将枯竭的中国战区极其不利，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开罗会议中，为优先反攻缅甸的战略，进行全力的争取。
虽然丘吉尔用尽一切的手段阻挠，但是蒋介石仍然成功的争取到罗斯福的支持。盟国开罗会议的正式结论是，决定采用中国建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丘吉尔很快地又在接下来的德黑兰会议中，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将罗斯福说服，放弃了支持蒋介石提出的全面反攻缅甸计划，改由苏联答应出兵攻击日军当然军火、装备是美援供应）。中国终于在丘吉尔的运作、马歇尔与史迪威的联手、斯大林求之不得的情况之下，被盟国出卖了，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换成了苏联对中国百姓与领土最为粗暴地蹂躏与侵略。而无论是斯大林、邱吉尔、马歇尔或史迪威，不论通俗历史怎么为他们掩饰或狡辩，在最后都无法涂改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任何人，只要心中还有良知与正义，不论其种族、国籍、政治、宗教信仰及出身背景，都无法否认他们对中国不义的阴谋与残忍的手段，在程度上远超过猛兽与洪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由于盟国准备在欧洲发动全面攻击，英国无法调派海空军到印度洋作战，因此建议将开罗会议所决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延后。这个事后“毁约”的通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战略打击，中国被迫在极少量作战资源的支持下，（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苦撑到底。
此时蒋介石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出尔反尔的决定。由于日军此时已开始在中国战区大量集结部队，蒋介石预测到日军很可能会大举发动新的攻势，中国的战局必定会更为吃紧，因此他把在云南接受有限美援的中国远征军，当成未来这场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预备队。

致命错误的反攻作战
不料此时，突然发生一个离奇的“阴谋”，造成了罗斯福与蒋介石出现几乎全面决裂的危机。由于当时英国知道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已经面临甘地（Gandhi）领导之不合作运动的挑战。所以英国在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LouisMountbatten）特别担心，如果日军对印度发动攻势，由于英国的主力部队都在欧洲战场，根本不可能同时掌控印度与抵抗日军的进攻，那么英国必然在印度遭到惨败的命运。
但蒙巴顿知道史迪威的“复仇心切”，如今盟国中止了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史迪威必定受挫极深，因此蒙马顿想利用史迪威来指挥华军，在缅北发动攻击，以发挥牵制作用，减轻日军进攻印度的压力。虽然这个调动中国军力的方案，不但会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安危，更没有得到盟国战略会议的批准，但是蒙巴顿与史迪威决定，自己独断实施作战，再拉中国下水（几乎和关东军九一八当年的行动一个样，自己先干，再拖统帅部追认）。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官，直接指挥在印度接受训练与美国装备的华军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布防，以掩护修筑雷多公路。这时蒙巴顿要求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与英军配合，在缅甸北部径自发动攻势。事实上，蒙巴顿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呈交盟国统帅部进行讨论，更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是史迪威复仇心切，立刻就擅自答应蒙巴顿的要求，同时回报马歇尔。
要求马歇尔设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中国抽调在云南集结的远征军，也进入缅甸作战。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支得到盟国（美国）援助的远征军，原本是从中国各个战区之中，抽调精锐所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蒋介石认为，除非盟国齐心协力发动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他是不能冒险动用这支部队的。因为蒋介石能够堵住日军在中国的主要攻势，就全靠这支王牌部队了。既然罗斯福建议中国，延缓进攻缅甸，蒋介石也就放心让这支部队保持战略机动。所以当史迪威转来蒙巴顿要局部反攻缅北部的作战计划时，蒋介石当然加以否决！但是此事件却突然遭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介入（当然是马歇尔、史迪威的功劳），坚持要蒋介石调派中国的远征军，执行蒙巴顿自己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的急电与马歇尔的催促，把蒋介石打入五里雾中，因为蒙巴顿的缅北局部作战方案，根本没有得到盟军的批准，怎么会变成中国必须派出大军支持的战略规划呢[11]？当然蒋介石不是不想反攻缅甸，但他知道，中国战区的状况，已到了危如累卵的最后挣扎之阶段。接受部分美援的六个中国的远征军，是蒋在中国战区中，可以掌控的唯一战略预备队。蒋介石已预期日军在中国战区，将会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攻击，以彻底解决对华作战的僵局，所以蒋介石不愿将这支可以决定中国战区胜败安危的战略预备队，投在没有决定性作用的局部反攻缅北作战上。假如盟国要海陆联手全面反攻缅甸，中国为了打通对外交通的生命线与基于盟国责任，当然愿意冒险搏命一试；但是假如盟国只是为了减少印度承受日军“可能”攻击的压力，就要中国不顾自身的安危出兵作战，实在是逾越常理。当时中国处在日军即将发动决战攻势的压力之下，当然就无法答应出兵。
最奇怪的是，罗斯福与马歇尔竟然亲自将这个蒙巴顿擅自作主的作战计划，当成盟国已经达成共识的联合战略行动来处理，美国一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叫中国必须立刻动用远征军参战，完全不理会蒋介石的申辩。罗斯福每天看着缅甸的作战地图，听幕僚愤怒的批评蒋介石拿了美援、却“拥兵不战”。罗斯福已经分不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也开始认为既然蒋介石曾经如此热衷的争取反攻缅甸，如今为何又不愿支持英军的计划[12]？此时史迪威与马歇尔更不断的丑化蒋介石，指出中国军队“拿了美国的装备”，竟然不愿出力在缅北与日军作战，显然是另有图谋！所以罗斯福、马歇尔与史迪威，对蒋介石轮番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下令出兵。罗斯福似乎忘记了华军主要的（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12]
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作战目标，是在中国战区，而不是缅甸战区。也忘记了中国战区正在面临与日军摊牌的最后决战。美国到后来竟然采取威胁中断一切美援的方式，硬是逼迫蒋介石屈服。
日军为了结束中国战区的战事，大本营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在亚洲大陆发动最后决战的攻势: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与在缅甸发动对印度的攻击（目的是彻底捣毁在印度的援华运输基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上将）出动三个师团，在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指挥下发动了进攻印度战略要地英发而（Imphal）的攻势，蒙巴顿当然是手忙脚乱的调军应战，同时毫不客气地就把美国援助中国的装备，就地扣留使用，并且更急着要求中国军队出战，以牵制日军。英发尔之战是英国在亚洲地区打得最为漂亮的一场血战，也是在亚洲大陆动用盟国最多支持的一场作战。日军仅以三个师团攻击（兵力比在中国战区的一场会战是用五到七个师团，少得太多），就让英军几乎崩溃。
蒋介石考虑到日军在中国战区的集结，不敢将远征军轻易调出，因此提议空运更多的中国部队到印度，协助英军防卫日军的攻击。中国驻印军，从两个师，扩大为两个军，即是新一军（孙立人部）和新六军（廖耀湘部）。其实只要这支华军部队参与协助英国防守英发尔，盟军是可以有击败日军的余力的。中国军队由云南出击，沿途地形险阻、天然障碍太多、距离又远，在作战上实在是缓不济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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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知识青年 就没有驻印军的战斗力

1943年下半年以后，中国驻印和入缅作战远征军的作战极为艰苦，缺员很多。而与英军协同作战中，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存在着外语交流与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这些因素，决定了只有知识青年从军才能适应战场上的变化与需要。时任中国战区副参谋长的美军少将魏德迈(AlbertCoadyWedemeyer)，多次对蒋介石及军政部官员提及中国士兵素质问题，他批评道:“国民党政府征来的兵，首先是肚皮吃不饱，有的人骨瘦如柴，素质不佳；一般下级官员又缺少文化，不能掌握新式武器。”
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迅速提高军队战斗力，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以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为骨干，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1942年10月，为号召青年学生服役，蒋介石通电全国:“查征兵开始，六载于兹，所征壮丁多系目不识丁之文盲，其知识分子之学生，多未予以征集，因之士兵素质低劣，影响抗战甚大。更以各地学校收容超过学龄之学生，几为壮丁避役之渊薮。役政推行，尤多滞碍，兹特通令各级学校之兵役适龄学生，自三十二年一月起，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依其强度，配服役务，不得予以缓役。”
这一讲话，可以视为是国民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先声。随后，兵役署以蒋介石讲话为指导，对《兵役法》提出了修改案。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扩大了征兵范围，缩小了缓役者范围；鼓励青年学生参军，规定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使得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消除了学籍的顾虑。
同时，蒋介石号召青年学生:“今日战争中最奋勇，最重要者，莫过于空军之飞行员，青年人人应立志为军人，为飞行员，乃可转移我国三百年来国民怯懦萎靡的风气，以恢复我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而建设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则独立自由国民之人格，乃能树立，而中华xxx方得永久生存于世界，使不再为异族所奴役与灭亡。”
1943年，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他要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其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兵源。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命令四川省军管区各县市选送300名知识青年补充驻印军，要求如期如数完成。.
四川军管区随即派参谋长徐思平出巡川北各师管区宣传和督导。11月11日，徐思平到达绵阳，13日召集士绅、机关、法团及大中学生演讲，听者无不慷慨激昂，当晚即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到徐思平驻地，表示愿服兵役并呈具誓词，这是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的开端。
1月15日，徐思平在三台县出席东北大学纪念周，要求青年学生自动服兵役。他称所以如此，“其一因我国对倭抗战，在国内战场使用武器简单，且待遇较次，无须知识分子参加之必要；在驻印军则恰与此相反，故有要求知识分子参加之理由。再则我国地广人多，现凭依西南山地之险，以劣势武器拒抗敌人；如须反攻敌人在黄河平原及长江下流相角逐，则须有较新装备之补充……欲求装备之大量补充，则加强远征军，打通滇缅路乃属切要”。
当场即有男生15名，女生4名申请参军。16日，徐思平又召集中学以上学生2000余人讲演，当场又有男生200余人，女生30余人请缨。一些女生因被徐思平婉谢，竟痛哭流涕地质问:“爱国无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抗战杀敌？”当晚，徐思平再应学生之请在东北大学礼堂作讲演，参加者为三台县机关、法团首长，及该校教授学生等800余人，外来中学生等2000余人。讲演结束后，国立十八中学女生林霖等30人泣请从军，坚不可却。青年学生的慷慨激情，被三台县政府官员视为改进役政的基础，决心扩展成果。
20日，针对学生从军热潮日渐高涨，县政府按师管区规定成立了远征军新兵大队，同日起举行体格检查，由师管区军医室、县卫生院及联合医院各院长，率同医官十余人主持。截至12月7日止，参加体检学生共631名，计录取213名。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二从军运动的扩展
1943年11月下旬，四川省军管区开始对青年从军运动进行广泛宣传，号召各地青年积极从军，收效显著。四川、光华、华西、燕京、金陵、齐鲁各大学校长也协助宣传，鼓励学生自动参加，其中川大、光大两校应征者各达百人，占数最多。蓉市各中学每校都有学生参加。
据统计，在四川省的潼蓬、绵广、成茂、沧江、邛大、达梁、资简、乐安、隆富、绥武、嘉峨、永荣、剑平、泸永、顺营、万忠、广合、荣威、涪酉、叙南和夔巫共22个师管区中，志愿报名服役的学生及公教人员达27129名③，此外尚有重庆市报名者6772名。从军运动扩展到湖北、西康、陕西、甘肃、河南、绥远、青海、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十余个省，其中四川省成绩最佳。鉴于中国远征军急需补充兵源的形势，国民党中央要求青年从军运动在大西南诸省全面实施。

12月19日，军政部转发各地的《学生志愿服役办法》规定，凡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志愿服役，应向学校申请登记，并以年满18岁以上为限；志愿服役的学生登记时经检查合格，由学校造具清册送请当地军(师)管区复查验收；特别规定军训合格的学生，可以优先送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师)管区司令部，对于检查合格学生规定入营期间及地点，举行定期入营；入营学生统编组为教导队，由军政部集中办理，或由军(师)管区司令部办理之；志愿服役之学生，训练期满后，得依其所习学科及志愿，服任各种兵种及适当之军事辅助勤务；学生服役后，应保留其学籍，由部队考核其服役期间之成绩，通知原学校，以备退伍回校肄业时，按其程度予以升级；学生服役中如有逃亡情形，依法办理并开除学籍；至于女生志愿服役者，登记后听候调任军事辅助勤务；公教人员，党团员志愿服役者也适用此办法。
12月21日，为便利知识青年从军，兵役署设立登记处，教育部也邀集航委会、卫生署、组织部、宣传部、三青团等机关，组织学生志愿服役指导委员会。
从1943年11月15日三台县学生发动从军运动起，到1944年11月12日运动第一阶段结束，一年之间，青年学生从军运动由三台县一隅波及整个四川省，又由四川一省扩及整个国统区。据统计，报告参加服役的学生、公教人员、党团人员达47万余人，发展可谓迅速。
11月18日，中国远征军政治部通电全国，欢迎知识青年从军。至20日，仅中央大学、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和南开中学就有200余人报名。⑤据12月初统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报名数竟达在校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连中国聋哑协会的会员也要求参加志愿军。
很快，各地征集人数突破了原定10万人的数额。三青团内部响应也很热烈，甚至一部分超龄团员也请求从军，各地应征人数很快就达到93085人，超过原定5万名的配额近1倍。
青年远征军入伍训练期间为3个月，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青年远征军亦分炮兵、步兵、工兵等。入营后，当以学历、体格、志愿等项为标准而编组训练。经过短期训练后，各师正式纳入正规军编制。
青年军9个师分别归属于中国远征军第六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调入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辎重汽车第十四团、第十五团、宪兵教导第三、四、五团、伞兵总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共计1877万人。
其中，第二○一师赴印受训者为500余人；第二○三师赴印受训者为250余人，充译员为48人，保送航校受训者为4人；第二○四师赴印受训者为1074人，第二○七师赴印受训者为数百人。
拨给印缅远征军的青年军总数在1万余人，在印度受训结业后很快派到印缅前线担任交通运输、坦克车兵等技术兵种工作。青年军先后参加了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对打通中印公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蒋介石发表演讲 鼓励知识青年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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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印军汽车兵杨毓骧
中国军队第一次从火力上压倒了日本人
1944年6月5日凌晨，昆明的街道上还没有什么行人，一队穿着灰色棉军衣，布鞋的青年列队急匆匆从城市中穿过。两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南郊的巫家坝机场，天空上还繁星点点。再不多久，这500名青年就要登上飞机飞赴印度。
“那晚的星星很亮。”61年后，杨毓骧还记得当时只有18岁的他特意抬头看了看家乡的天空。
须臾，C-47运输机喘着粗气飞了起来。机舱里没有座位，所有人都想站到窗边，第一次从空中俯瞰古老的昆明城，再看一眼沉睡的家乡，这时他们才突然意识到，他们是真的要离开家了，“很多人和我一样，兴奋的心情一下沉重起来，大家不说话，心里默默祈祷。”
飞机经过澜沧江和怒江，机舱内的温度一下降了下来，再向前，白雪皑皑、海拔6740米的太子雪山出现了，这就到了飞行运输队所称的“驼峰”，在这条航线上，已经有500多架盟军飞机失事。
杨毓骧的运气实在不错，据说第一批乘机飞印度的学生兵，临上机前被命令脱掉军服，长官们说因为印度气候炎热，根本用不着棉衣，这些军服可以留下来装备国内的士兵。结果，士兵们被冻得半死，不少体质羸弱的竟被活活冻死。
越过“驼峰”，又飞行了三个小时，终于在印度汀江机场安全着陆，“我们走下飞机，全身冻得像冰块，只好蹦蹦跳跳取暖，两只耳朵又痛又聋，互相讲话要大声喊才听得清楚。”
晚上，杨毓骧和大家一起洗澡，旧棉衣、棉裤和鞋袜全都扔到一个大坑里焚烧，当他们赤身xxx地走出来，崭新的黄色卡其布xxx，白色内衣裤，绿毛衣、毛袜，灰色帆布腰带，黄色胶鞋已经整齐地排放在面前，学生兵们换上新军装，个个容光焕发，英姿勃勃。

这个过程颇有凤凰涅槃的意味。作家邓贤的父亲也是一名驻印学生兵，邓贤描写道:“当全副武装的学生兵唱着歌列队走出机场的时候，他们个个昂首挺胸，心中充满做人的尊严。”
加入“X部队”
十万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在印度亲自训练，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队，杨毓骧所在的暂汽一团一千名士兵中有600多名大学生
1926年，杨毓骧出生在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的一个农村家庭。1942年5月4日，日军对保山实施大轰炸，当天保山县内正逢集市，赶集的密集人群成为54架日机重点袭击目标。这次轰炸，中国平民死伤逾万。
轰炸结束两天后，16岁的杨毓骧路过保山，往日的城市千疮百孔，“尸体的臭味一公里外都能闻到”。
1943年，杨毓骧从保山县中学毕业后，考进昆明国立西南中山中学。第二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
“这年我18岁，刚刚符合参军年龄。而且政府重视学生军，待遇比普通士兵高，还承诺参军期间保留学籍，退伍后还可以继续上学，我在中学只上了一个月，就去报名参军了。”
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里，在异国印度的中国驻印军是个例外，与国内的军队截然不同，他们不仅手握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士气高昂，军纪严明。
早在1942年7月，中英盟军刚从缅甸撤退后，史迪威将军就构想了“反攻缅甸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史迪威在印度亲自训练十万中国军队，同时在滇西装备训练30个师。这两支部队即后来的“X部队”与“Y部队”。
按照总部指示，在掌握机械化坦克、装甲车之前必须学会驾驶汽车，于是五百名学生兵和后来空运来的青年兵在兰姆伽基地编入“中国驻印军重兵暂汽一团”和“暂汽二团”，每团千余人，杨毓骧和25名中山中学的同学全部在暂汽一团一营二连。
团长简立，湖南人，年约35岁，据说与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同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皮肤白净，戴眼镜，被部下称为“儒将”。暂汽一团一千名士兵中有600多名大学生，其他400多人为高中生。不一般的团长和不一般的士兵，给暂汽一团赢来一顶“大帽子”。
异类“民主团”
“暂汽一团”很快被其他部队戏称为“民主团”。“我们都是大、中学生，素质高，我们不愿意去其它部队，其它部队的也不想来我们这里”
暂汽一团引起的最大争议是，团长竟然根据士兵愿望，由各连推选出一名士兵做代表，成立“士兵委员会”，凡有关士兵的供给、膳食、被服、邮政等事宜，都由“士兵委员会”参加团部军需处管理，透明开放，没有腐败舞弊。

“士兵委员会”还办有全国性的“天声服务社”壁报，“天声”是由简立团长亲自命名，意为“振大汉之天声”。简立还写了一首歌词，有人谱曲后在全团传唱:“男儿快意着先鞭，投笔从戎志最坚。出国远征何壮伟，飞越喜马拉雅山之巅。铁轮电掣机械化，利兵坚甲永无前。浪涛翻热血，勋业著青年。气盛吞三岛，雷辙震九天。祖国复兴，世界和平。唯我中华儿女，重任寄吾肩。”
各连组织篮球队和排球队，营连之间经常举行友谊赛，团部还组织歌舞晚会、电影晚会和学术报告会。学术报告会由各大学的原学生们演讲，杨毓骧记得有一位云南大学生物学专业的学生讲了一场题为《兔子的生理技能》的报告，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题目与机械化战斗无关，但后来去了缅北热带丛林，发现整日与毒蛇、蚂蝗、蚂蚁作战，才后悔当初没有认真听讲。
还有一次，全团士兵被集合起来去看电影，放映的竟然是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让士兵们大吃一惊，但很快都认真地看下去。“团部发的物资品里也有安全套，虽然我们用不上。后来换了一个团长，他对美国人说，我们不需要这东西。从这件小事，大家就感觉这个人对其他事情也不会民主了。”
“暂汽一团”很快被其他部队戏称为“民主团”，军官们都严禁“暂汽一团”士兵到他们的军营拜访，也禁止他们的士兵去“暂汽一团”参观。而士兵们之间也少往来，“我们都是大、中学生，素质高，我们不愿意去其它部队，其它部队的也不想来我们这里。”
训练一个半月后，杨毓骧从汽车驾校毕业，司令部命令暂汽一团派三个连把军用物资从兰姆伽运送到印度海港城市加尔各达。这是一次难得的外出机会，各连都争着去，团长只好召开全团大会，由连长抽签决定。“我们二连连长侥幸抽中，全连士兵顿时向天空抛衣丢帽，欢呼若狂。”杨毓骧回忆，“每个人都把黄卡其布军装熨烫得笔挺，准备了两天的给养，有牛奶、饼干、牛肉罐头等，还发海军牌香烟，整洁的卫生纸，一切准备妥当后，在一个星光明亮的凌晨，每人驾驶着一辆GMC军车，直接驶向比哈而省宽阔的公路上。”
在加尔各达，杨毓骧和几个战友乘坐双层电车游览市区，繁华的市区给爱好文学的杨毓骧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跳出来:“想当逃兵，去印度国际大学上学，听说文学泰斗泰戈尔就在那里任教。”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逃兵被抓住就枪毙，已经枪毙好几个了。”
1945年4月，德国法西斯投降，一个月后，一名原西南联大的学生悄悄把毛xxx的《论联合政府》的文章整版贴到《天声服务社》壁报上，此事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中国驻印军总部稽查处认为是“异党分子”所为，把这名学生兵抓捕准备枪毙，杨毓骧和全连士兵签名要求保释这名士兵，暂汽一团所有士兵也纷纷签名。“大家没想到，简立团长竟然也签了名，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冒很大的风险。最后总部不得不释放了这名士兵。经过这件事，大家对简团长更崇敬了。”
起来造了反
不肯被调往东北打内战，一千多名汽车兵把炮弹卸到火车站，开着空车就去了南京，要求退伍回学校读书。关键时刻，暂汽一团原团长简立出现在老部下的面前……
“民主团”的名声越来越大，日后的命运也愈加坎坷。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半年前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中缅边境胜利会师，滇西国土与缅北地区也全部光复。这意味着，在缅甸战场，仗已经打完了。随着日本人趋向战败，对“民主团”——这个部队里的异类团队的监控却越来越严。
1945年6月，暂汽一团、二团奉命进驻印缅边境雷多(又译列多)，距离这里不远就是野人山，中国第一次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后撤退经过野人山，死伤几万人。缅北的原始森林这时正由中美两国工兵修筑中印公路，这是继滇缅路后的又一条陆路国际通道。
“民主团”的士兵们渐渐感到，原始森林中的气氛越来越压抑。“驻印军总部对我们团士兵进行监视，只要对国民党有不满言论就立刻抓捕，有几名士兵被宪兵抓起来，周围还围上铁丝网。”

7月，汽车兵团开着美国制造的军车“衣锦还乡”，受到杜聿明亲自接见，部队在昆明待命，准备开赴太平洋，参加东京登陆战。“大家情绪很高，‘打到东京’的口号每天喊几十次也不累。”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装备精良的驻印军成为蒋介石的装备最好，打胜仗最多的“王牌军”，立即调往东北，准备参加内战。投降日后第二天，暂汽一团每人发新军装一套，在敏感的时刻，这个细节引起了杨毓骧的注意，“因为每次打仗前，待遇就要变好一些。”
果然，两天后，部队接到开拔命令，目的地没有公布，但车上拉的都是炮弹。“车队到了湖南衡阳，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肯定是去东北。大家于是把炮弹卸到火车站，开着空车就去了南京。政府承诺保我们的学籍，大家要退伍费，回学校读书。”
一千多名不听指挥，气冲冲要到首都讲条件的军人理所当然被视为一股不安全的力量，当他们行进到江西省泰和县时，被国民政府派出的一名团长拦截下来，团长强硬的态度反而更加激怒了学生军的怒火，“我亲眼看见有人抽出手榴弹，那个团长转身就上车走了。”
杨毓骧回忆，他们做了最坏打算，如果政府围剿，他们就就地上山革命。
只有一个人能浇灭这场酝酿中的大火。暂汽一团原团长简立受命于国防部，出现在老部下的面前。士兵们纷纷脱下新军装，换上驻印军的xxx，“简团长流着泪，要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当然听，休整后开进南京城，老百姓都来看热闹，从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军装，夸我们帅气。”
南京政府最终兑现诺言，学生军纷纷回到家乡所在地的大学，重进学堂。杨毓骧被分到云南大学。
暂汽一团是中国驻印军为数不多的，几个遭解散的部队。
这是杨毓骧最后一次见到简立。29年后，已经是教授的杨毓骧在云南西双版纳偶遇一名上海女陶瓷教授，两人交流中，杨毓骧得知女教师姓简，“姓简的人不多，我随口说我的老团长也姓简，没想到，这位女教授竟然就是简团长的侄女。我要简立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的叔叔已经去美国定居，她还告诉我，她的叔叔其实很早前就与共xxx保持着联系。”
归于学术殿堂
1979年后杨毓骧回到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如今，“想成立一座博物馆纪念这段历史，为还在世的远征军老兵们写小传。想重走中印公路，为沿途的兄弟们烧一炷香……”
1949年杨毓骧加入中国共xxx，1955年被下放回保山施甸县的农村老家“参加生产劳动”，1956年进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逃过反右派，但文革中被打为“特嫌分子”，在昆明电影公司工作7年，每天骑单车给各个电影院运送胶片。

1979年后杨毓骧回到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1988年平反去掉“特嫌”帽子。他在国家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50余篇，专著4部，并有多篇论文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一项研究被新华社介绍为:“填补了我国民族史对云南省契丹后裔研究的空白”。
目前，杨毓骧退休，与老伴和儿子、儿媳住在云南民族学院家属楼的一套两房一厅房间内。
2005年3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记者问杨毓骧现在最想做些什么，他和另外4名驻印军的老战友一起回答，想成立一座博物馆纪念这段历史，为还在世的远征军老兵们写小传。
“几年前，我就约了几个老兵，商量重走中印路，那些远在异国的兄弟们多少年都没有人看过他们，多寂寞啊。我们想沿途为他们烧一炷香。这个计划很久了，迟迟不能实现，很多现实问题呢。这几年老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去世，我们都老了。”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雷
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驻印军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位高级军官做他的同盟军参谋长，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推荐了陆军中将史迪威。约瑟夫·沃伦·史迪威1883年3月19日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1935年至1939年，他担任美国政府驻华武官参赞，其足迹遍及中国各省市，被美国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
1942年3月，史迪威名义上被任命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但驻缅的中国军队并不服从史迪威的指挥。这年4月，第五军、第六军已悄然撤回中国，史迪威却一无所知，亲自率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坚守阵地，直至增援部队到来，他才明白xxx。他拒绝了前来营救的飞机，率领着残余部队，走入原始森林。这里荆棘丛生，遍地都是蚂蚁、昆虫、水蛭。5月24日，史迪威一行终于抵达印度新德里。一时间，他成了举世闻名的英雄。
1942年7月史迪威向蒋介石递交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1个月后，史迪威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在印度兰姆伽整训和装备中国军队。
截至1944年末，先后有十万中国士兵在兰姆伽受训，国内师以上高级军官有三分之一在这里进行过短期轮训或者合成训练。
中国驻印军的武器装备和经费开支全部由美国政府提供，标准略低于美军作战部队。史料记载:“每师步兵三团，炮兵两营，工兵、辎重兵各一营，卫生队一部和一个特务连，作战开始配属一个战车营……”步兵在作战中还能得到空军的火力支援和后勤补给。这使得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武器和火力上压倒了日本人。
1942年8月，中国驻印军发动缅甸反攻，历经胡冈谷地，莫冈河谷，密支那等战役，1944年在中缅边境与远征军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他对蒋介石极为反感，用“花生米”称呼蒋介石。蒋介石三次要求罗斯福更换史迪威，前两次均被拒绝，最后一次，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调查战区情况。华莱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罗斯福最终采纳了蒋介石的建议，改派赫尔利作为特使，将史迪威从中国撤回。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罗斯福总统的召回令，两个月后，史迪威出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同时由印度雷多(又译为利多、列多)经缅北密支那、至云南的中印公路初步通车，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1945年6月，史迪威出任第10集团军司令，参加冲绳战役。8月在琉球群岛接受10多万日军的投降，9月出席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患胃癌在旧金山逝世，终年63岁。

到了蓝姆伽整训的国民革命军，除接受新式的编制与训练外，同时也接受新式的武器与经理装备。美军负责人员训练并提供武器装备这批新军，而由英军出地提供训练场所驻地，并且提供人员伙食给养与人员的服装被服等个人装具。共同的孕育这支新中国部队。此节在于研究我驻印军的个人装具的介绍，让此时期的装备研究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凤凰涅槃 驻印军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军队
中国士兵在这里头一次扔掉老式“汉阳造”，换上美制M4“汤姆式”冲锋枪，头戴防弹钢盔，配发进攻型手榴弹。同时，步兵在未来的战争中还将得到来自空中的强大火力支援和后勤补给。这样，中国驻印军在武器装备和机动能力上已经达到当时发达国家军队的xxx标准，步炮比例达到三比二，第一次从武器和火力上压倒日本人，从而使打败和消灭这些不可一世的东方强盗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