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抗日名将——宋希濂
宋希濂，字荫国，1907年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书香门第。幼年在乡读私塾和小学，1921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开始接触孙文学说，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1924年宋希濂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期间曾加入中国共xxx，中山舰事件后与共xxx脱离关系。1926年随蒋介石参加北伐。
曾任71军军长，第11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
1923年冬，宋希濂考取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所办陆军讲武学校，随后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4年5月被编入第1中队第3区军队受训﹔6月在军校加入国民党。在军校期间。曾亲聆孙中山先生讲话，并曾参与护卫孙中山到韶关督师。同年11月30日，黄埔一期毕业，宋被分派在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任副排长，半月后升为排长。1925年春参加军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东征凯旋，升任副连长、连长，随军参加讨伐滇桂叛军之役。战后，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xxx。9月，宋参加了第2次东征，升任副营长。“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宋即与中国共xxx脱离关系。
1926年随蒋介石参加北伐，任新编第21师营长，作战表现出色。1931年冬，因在中原大战中战功卓著，升任该军第1师第2旅少将旅长，驻防南京。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宋希濂任87师261旅旅长，代表全旅官兵两次向军政部长何应钦请缨，开赴淞沪前线抗战，被拒，与何发生争执。后奉87师师长张治中命，率部入沪参战，与日军激战三个多月。淞沪战役结束，升任87师副师长。
1933年，蒋介石对红军进行委五次围剿，调宋为第36师师长，开赴江西抚州，兼抚州警备司令，参加对中共苏区的围剿。同年11月，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联共反蒋抗日，宋希濂奉令随卫立煌到福建讨伐，因作战有功，36师受蒋介石的通电嘉奖。“闽变”平息后，宋又回江西继续围剿红军。1934年9月，在对红军作战时负重任。1935年宋驻防福建长汀，6月，执行蒋介石命令，在长汀杀害了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晚年，宋回忆此事:“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奉何应钦命率部北上，准备向张学良、杨虎城采取行动。后事变和平解决，宋部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进驻西安，任西安警备司令。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当晚，接令移师上海，抗击日寇。其升任78军军长兼36师师长，移防苏州﹔后败，宋率残部退守南京。南京失守后，调任荣誉第1师师长，驻湖南浏阳。
1938年调任驻防河南省的71军军长，参加对日作战。在保卫武汉的会战中，曾重创日军，71军因此受到嘉奖，宋希濂获华冑荣誉奖和奖状。1939年接着，兼任第34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940年因病请假，解除军职，任重庆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
1941年11月调升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1942年5月，日军企图进占滇西，宋在怒江边成功地阻截了日军。后又率部参加滇西反攻之役。1944年入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受训结业后被派往新疆，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
抗战胜利后，宋希濂获国民政府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政府的棕叶自由勋章。1946年调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新疆警备总司令，协助张治中治疆。1948年调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14兵团司令，蒋介石亲自接见他，交给他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四川及湘西的重任，驻防鄂西北。1949年初，宋又被任命湘鄂边区绥清公署主任，兵力达14万之众。2月，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荆门战役，克荆门，歼宋部79军。6月，发起宜沙战役，突破宋部防线，并由沙市下游渡过长江，宋部溃败向川鄂边界转移。8月，宋改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这时，陈明仁曾电约宋共同通电起义，中共方面亦为派人劝其起义，宋以“事关重大”为词拒绝。9月，川鄂湘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成立，宋任主任委员。11月，国民党军西南防线全面崩溃，宋部一一被歼，宋率兵团直属部队数千人向西昌方向逃窜。12月19日抵达川康边境沙坪，在大渡河边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俘虏。
宋被俘后，作为战犯接受改造，1954年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1961年，宋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同年，与易吟先结婚。1964年，全国政协特邀宋希濂等6人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相继当选为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宋希濂赴美探亲，在美国与久别的子女团聚，深感“夫人情莫重于亲”，乃致书在台湾的老朋友，希望促进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互相探访。在旅美期间，参加了旅美爱国华人发起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任总顾问。1984年，宋与蔡文治、李默庵、侯候德如在美国成立了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发表宣言称:“切盼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同年6月，宋回到北京参加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被推选为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后定居美国纽约。
宋希濂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奔走呼号，台湾《中央日报》曾载文指其“甘为中共鹰犬”。为回答这一诬蔑，宋希濂将其撰写的《宋希濂自述》定为《鹰犬将军·宋希濂的自述》公开出版，表达他忠于国家民族的赤诚。
1993年2月13日宋希濂因患严重肾衰竭在纽约逝世，享年86岁。其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为其墓碑题写了“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抗日名将——李弥
李弥，又名炳仁、文卿，陆军中将。1902年生于云南省盈江县（祖籍腾冲县）。弟兄八人，李弥排行第六。他小学毕业后，转去腾冲升学，就读于清末举人王承漠的私馆。
1924年，李弥离家谋求职业，辗转到广州，经人介绍在云南驻粤滇军第7师师部当差，任勤务兵。该师师长李根云是时任广东韶关督办李根源的胞弟，见李弥有一定的文化，好学上进，勤奋肯干，甚为喜爱，不久提拨他为副官。韶关督办公署顾问袁恩锡，与李根云过从甚密，知李弥是云南同乡，颇为赏识，便收为义子。不久李弥被保送上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卫生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弥由保安团调回正规军。1938年，先后任第36军96师268旅副旅长、旅长。次年，升为该军5师副师长，驻防重庆。蒋介石召见该军军长姚纯，问道:“李弥这个人怎么样?可靠吗?据报他有些活动。”姚听后誓死力保，断言李弥是可靠的。事后李弥多次对人讲:“危险啊，要不是军座(指姚纯)，头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1940年，李弥调任第8军荣誉第1师师长。次年4月，他率部增援宜昌。宜昌是湖北西部的重镇，又是四川东部的进出通道，敌我双方争夺激烈。李弥采纳参谋人员的建议，利用占据的山地有利优势，在天皇寺、雨台山一线与日军对峙，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他们以山炮直接瞄准，击中日军宜昌机场的油库，烧毁敌机21架。战地记者报道了该师作战英勇，顽强抗日的事迹。秋天，该师撤到湖南澧县。
1942年初，经军长郑洞国的保荐，李弥升为第8军副军长兼湖南芷(江)绥(宁)师管区司令。他对此不甚满意，认为是明升暗降。不久，该军开往云南的河口、马关一带，以阻止日军经由越南向云南的进犯。李弥留在芷绥师管区。1943年底，他返归第8军，在马关的古木，主持该军的干部训练班，李弥曾在石壁上刻下“还我河山”四字，借此激励官兵们的爱国热情。
1944年5月，驻印度的国民党军和滇西远征军经过整训后，同时向缅北和怒江以西的日军发起攻击。第8军奉命从保山开赴龙陵，增援滇西远征军左翼军，担负攻打松山高地的任务。松山地处怒江西岸，山峦叠嶂，地势高耸，是经惠通桥到龙陵的交通要道。1942年日军侵占此地后，多次加固工事，易守难攻。7月，第8军军长何绍周指挥部队与固守松山高地的日军56师团23联队反复争夺，两月余未能攻下。李弥接替指挥，他把指挥所搬上了前沿阵地，集中火炮，近距离直接瞄准日军坚固工事；由美军飞机配合，低空投弹，挖地道炸毁敌人的主堡。
9月1日，蒋介石下了一道死命令，限第8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均按军法从事。于是李弥抓了顶钢盔往头上一扣，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松山主峰阵地，一连激战数日，9月6日，他被人从主峰扶下来，据目击者描述:……胡子拉碴，眼眶充血，打双赤脚，呢军服成碎条状，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形。
第二天，松山战役结束，参谋长向他报告:副军长，我们胜利了！李弥坐在指挥部外一块石头上一动也不动，像个木头人，只见着眼泪滚下脸颊……在这次艰苦、激烈的反攻战中，该军1师3团伤亡3000多人，整编时仅存1连人。为此，惠通桥边和昆明的圆通山曾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松山作战获胜后，何应钦调第8军军长何绍周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拟由中央军校高等教育训练班主任刘伯龙接任军长。陈诚力持异议，驻第8军的美国顾问组组长认为李弥有战功，也向蒋介石推荐他任军长，李弥因而晋升为军长。随后，他率部队前往云南的陆良，路南、师宗等地整补训练。
1945年夏天，蒋介石派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到第8军军部所在地路甫，名义上是检阅部队，实际是召李弥和参谋长陈冰秘密开会，布置在适当时机武力解决云南省主席龙云。当时第8军的任务是，以1个师的兵力切断滇越铁路，阻止开至越南北部接受日军投降的滇军卢汉部回援昆明，1个师监视并解决驻守在曲靖、沾益的部分滇军，军部领1个师直进昆明，配合杜聿明指挥的驻昆明第5军迫龙云下台。8月，蒋介石变更部署，调第8军入两广。在南宁和九龙，李弥派人与美军联系，美军也出于拉拢李弥的需要，曾给第8军很多汽油、被服、汽车和通讯器材。
1948年李弥所部改编为第13兵团，李弥任13兵团司令官。淮海战役中，奉命支援黄百韬部未果，不久第13兵团全军覆没，李弥化装潜到山东潍县、青岛，乘海轮赴南京、上海，后任第13编练司令部司令兼重编第8军军长，往闽西、云南征兵。1950年李弥率部撤往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李弥为对抗缅甸政府可能的进攻，还与缅甸的反政府军联络合作。缅甸政府忍无可忍，对李弥残部进行军事围剿，同时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台湾当局以手段对付，将李称残部改为“东南亚自由人民xxx联军”。同年底至1954年，李弥残部多数被迫陆续撤往台湾。李弥到台湾后，先后充任台湾国民党国民大会代表、中央评议委员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1973年在台湾去世。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陈纳德，原名克莱尔·李·谢诺尔特，1893年9月3日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入克里佛航空学校攻读，并取得优异成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陈纳德进入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哈里逊堡的军官学校受训。3个月后，成为预备役中尉转入陆军通信兵航空处。
1918年秋，陈纳德到长岛米契尔机场担任第46战斗机队的副官，他利用工作之余学习飞行，克服了许多困难和阻力，终于掌握了飞行技术，并且在1920年得到飞行员职位，从而转入正式飞行，与蓝天结下了不解之缘。1923年，陈纳德调到夏威夷珍珠港担任第19驱逐机中队中队长。1930年，陈纳德被保送到佛吉尼亚州兰黎空军战术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基地的航空兵战术学校任战斗机的战术教官。
30年代，世界空军界流行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的“轰炸至上”的空战理论，战斗机受到漠视。陈纳德对这一套理论持怀疑态度。他坚信，现代空战是不能没有战斗机的，在未来的战争中，战斗机将像轰炸机一样扮演着重要角色。1935年，他编著出版了《防御性追击的作用》一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此书出版后，其战术理论在美国陆军航空兵中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却未引起军界上层的注意。
陈纳德技术精湛，但征途坎坷。他的战友都荣膺校官，可他已46岁肩上还扛着尉官的牌牌。这对于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来讲，他的情绪可想而知。当时他的身体也不好。于是他的上司顺水推舟，于1937年4月以上尉军衔让他退役。正在这时，他的好友霍勃鲁克从中国来信，问他是否愿意来华任职。他答应了。4月初，他从旧金山启程来中国。
1937年5月29日，陈纳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6月3日，蒋介石、宋美龄接见了他。宋美龄曾在美国乔治亚州读书。陈纳德与她一见如故。此时，宋美龄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上领导着中国空军。宋要他担任她的专业顾问，并给他两架T-13式教练机，以便他于视察中国空军的现状。通过考察，陈纳德得知国民政府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
当陈纳德即将完成对中国空军的考察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战争正是检验自己空战理论的机会，他决心在蓝天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他马上给蒋介石去电，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蒋回电接受了陈纳德志愿服务的请求，让他“即赴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队的最后作战训练”。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陈纳德又招募了部分美国飞行员组成了第14志愿轰炸机中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第二天，陈纳德派飞机参战。虽然轰炸机队投弹偏离目标，但中国战斗机在当日的空战中取得了胜利。1937年10月，中国的飞机只剩10多架，许多中国飞行员阵亡。陈纳德设法雇用了4个法国人、3个美国人，1个荷兰人和1个德国人，加上6个幸存的中国轰炸机飞行员，组成了一个“国际中队”。他们成功的袭击了几个敌占区目标，造成日军的恐慌。但是在一天下午，日军飞机袭击了机场，使国际中队的飞机全部被炸毁。
按照陈纳德与中国航空委员会所订的3个月合同，他的顾问任期到10月就满了。之后，蒋介石、宋美龄邀请他留在中国参加抗战，他毅然留下了。他们也没谈延长合同的事，只是每月发给他一定的薪金。当时，美国政府对日侵华战争持“中立”的态度，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曾要求美国下令让所有在华的美国空军人员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将此情况转告陈纳德时，陈斩钉截铁地回答:等到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陈纳德随军撤到汉口。这时中国空军几乎损失殆尽，只得靠苏联援华的飞机来保卫城市。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陈纳德和中国、苏联的空军指挥官断定这一天日机不会空袭，决定惩罚日本侵略者。为引诱日机来犯，陈要中国和苏联的飞机佯装撤离汉口，飞往南昌。飞机起飞后先在武汉上空盘旋，让人们（包括日本间谍）看到他们撤离，当夜又溜回机场。
29日清晨，日机从芜湖机场起飞，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武汉上空。陈纳德事先侦得日机只有从芜湖到汉口一个来回的汽油，于是派了20架战斗机在城南拖住日军战斗机，使他们消耗大量汽油，在城市安排40架苏联飞机埋伏在高空，等日机折回芜湖时把轰炸机和战斗机分开，日军战斗机因缺油不敢去保护轰炸机，中苏飞机一队攻击轰炸机，一队攻击战斗机，将39架日机击落36架，只有3架落荒而逃。这就是天皇生日的惨败。
1938年8月，根拒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他在昆明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对学员进行严格的训练，不少人中途被逃汰。
1940年后苏联空军援华人员陆续撤走，中国空军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特别是飞机更为缺乏。这时中国空军和日本飞机之比是1:53，日本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制空权。1940年5月20日，蒋介石召见陈纳德，要他去美国，设法搞到尽可能多的作战物资。陈纳德返美后，虽然他在美国军政界并没什么分量，但他四处宣扬中国人民的抗战，争取各方援助。罗斯福总统的两名助手被陈纳德的游说打动，在罗斯福面前赞成陈纳德关于建立空军的计划。
罗斯福决定对华进行军事援助，以把日本拖在中国。陈纳德几经周折，最终得到100架P-40型战斗机。1941年4月14日，罗斯福总统又签署命令，准许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1941年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陈纳德立即开始对志愿队成员进行专门训练。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有几人最终忍不住辞职了。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志愿队人员的技战术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1941年11月，陈纳德将美国志愿大队编为3个中队。第1队为“亚当与夏娃队”，该队飞机均有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的图案。第2队为“熊猫队”，该队飞机未画熊猫而画有飞行员的漫画像。第3队为“地狱天使队”，该队飞机均画有姿态各异的xxx天使图案。
1941年12月7日，陈纳德率第1中队和第2中队到昆明。20日，一批日机向云南方向飞来，昆明机场所有的飞机都升空迎击，并出师告捷。日入侵飞机10架，被击落6架，3架负伤。志愿队无1架飞机损失。志愿队的初战胜利，给饱经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为美志愿队举行庆功会。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从此飞虎队成为志愿队的代称。12月23日，陈纳德派第3中队转往仰光，协同英军作战。在两个多月的空战中，美英战机对日作战31次，共击落日机217架。
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陈纳德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人物。在美国，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各个战场上的消息都不佳，战争正处于黑暗的时刻。这时突然冒出陈纳德带领一小批“兵油子”取的辉煌胜利的消息，立即引起美国人的轰动和兴奋，陈纳德顷刻之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获得“飞虎将军‘的美称。
1942年5月，日军进占缅甸，继而进犯云南。为阻止日军跨越怒江，陈纳德指挥志愿队连续出击。袭击保山、腾冲、龙陵一带的日军运输队，企图强渡怒江的一队日军在志愿队的轰炸下几乎全军覆没。6月，陈纳德率司令部及2个中队前往桂林。12日，志愿队在桂林上空一举击落日机8架，自己仅受伤1架。桂林人民为之欢欣鼓舞，集资2万元慰劳美飞行员。日军遭受打击后，飞行员上天心慌胆怯，因而要求增派飞机。
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国航空志愿队，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美国航空志愿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
美国航空志愿队解散之后，该队所留飞机和人员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谴队，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航空特谴队司令，军衔仍为准将。日军得知航空志愿队解散的消息，遂将原在南洋的第3飞行师调往中国，企图一举歼灭新组建的美空军。
7月份，日空军凭借数量上的优势，对华中的美空军基地发起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陈纳德仍采取志愿队的空中游击战术，以奇袭和机动的作战方式打击日军。到7月底，共击毁日军战斗机2架，轰炸机12架。自己损失战斗机5架，轰炸机1架。特谴队初试锋芒，粉碎了日军一举歼灭在华美空军的企图，也表明该队有能力与数倍于己的日本空军周旋。
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谴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陈纳德上任后，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加强驻华空军力量，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伺机攻击日本本土。他在作战计划和指挥权等问题上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发生冲突。蒋介石对史迪威也多有不满，因此陈纳德得到蒋的支持。为使陈纳德脱离史迪威的指挥，蒋介石于7月12日致电罗斯福，要求将陈纳德提升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罗斯福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同意让陈纳德担任中国空军（而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
指挥权限的扩大使陈纳德开始发动计划中的攻势作战。从7月下旬起，美日双方为争夺制空权在华中展开了激烈的空战。陈纳德指挥美空军，依靠“精密的情报通讯网”，仅在7月下旬的8天空战中，美军就击落日机62架，自己仅损失3架。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后，即对长江和北部湾的日舰进行轰炸，并接连袭击了汉口、香港和广州的机场、码头，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3年11月25日，陈纳德指挥美空军机队远征日军在台湾的机场，击落日战斗机15架，并把机场上的42架日机全部摧毁。
1944年秋，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激化。10月18日，罗斯福决定调回史迪威将军，改派魏德迈来华接替他任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离华后，马歇尔等人就开始考虑改组在亚州的航空队，拟将所有驻缅甸和印度的空军调往中国，由驻华的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第10和第14航空队。陈纳德坚决反对这一改组计划，然而他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也没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1945年7月6日，陈纳德提出辞呈，魏德迈等立即批准并任命了斯通将军接替陈纳德指挥第14航空队。1945年8月1日，陈纳德带着失意离开中国回国。陈纳德在中国8年，协助中国人民抗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汗马功劳。蒋介石和宋美龄设宴为他送行，并授予他中国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大蓝绶带。
1942年7月以来，陈纳德率领美第14航空队摧毁了2600架敌机，击沉和击伤敌大量商船和44艘军舰，己方损失500架飞机。
陈纳德回国几天后，日本投降了。他对自己不能最后参与受降仪式十分难受。他说:“8年来我唯一的雄心就是打败日本，我很希望亲眼看看日本人正式宣称他们的失败。”
1945年12月，陈纳德重返中国。1946年10月成立了民航空运队，为行政院善后救急总署运送救急物资。1947年，陈纳德与中国女记者陈香梅结婚。1948年后，蒋介石军队在内战中节节失利，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又帮助蒋介石空运军队、给养。1949年，陈纳德的回忆录《一个战士的道路》在纽约出版。1950年6月，空运队改组为控股公司，陈纳德任公司董事长。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8日，美国国会通过晋升他为空军中将的法案。
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将军因病在华盛顿去世，终年67岁。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艰难抗战路—中日总体实力对比

抗战爆发以前，日本已是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有着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设计与生产的，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半世纪以上的征兵制度，因之日本的军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而中国还是处在十九世纪的落后国家，主要的军事观念还是来自一批前清遗老的领导人物，仍然以复杂的个人关系作为运作的基础，率领一支近乎文盲的军队，刚刚开始知道运用买来的一些二手军火，国家既没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来支持战争的后勤需要，就连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还是完全在摸索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的领土起，中日双方就处在不断地对立与危机之中，其中也经过几次局部与激烈的战火冲突，但是中日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宣战，中国在近五年又十个月的折冲与忍让下，被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一半的内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万的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日本在中国的境内，事实上取得全部帝国主义宗主国为所欲为的特权，但是日本对于自己能否取得对抗苏联及与美国决战的战略优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此对华的侵略也就逐步地越陷越深，终于在卢沟桥事变的冲突中失控，迫使中国选择了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日作战。

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

以战争规模而言，这场决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与最为惨烈的战争，虽然最后中国终于与盟国一起战胜了日本，可是结局却是最为奇怪的悲剧:日本这个侵略者、战败国不但能够全身而退，不负责一文钱的赔偿责任，甚至能够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岛[1]。为全世界的正义、和平牺牲最大的中国，除了得到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外，只有无数军民的死伤，及社会与家族累积数世纪的基础完全被侵略者的战火消耗殆尽；虽在名义上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但是却丢掉了外蒙古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加上将东北的交通动脉、港口无偿给苏联使用[2]。

在中日两国正式全面开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日本帝国在当时是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国之一，它又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最为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日本全国最为优秀的年轻人，都以参军为荣，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因此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陆军（当然是与整编后的中央军）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实上，就连中央军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师的陆军部队中，大部分的德式装备也没有运到，若是以中国地方诸侯军队的兵力与火力作为比较，华军对日军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占到绝对的优势[3]。

而反观中国，就算在开战之时，全国还不能算是达到真正的统一，将近一半地区，还是维持半独立的状态，现代化的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现，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轻兵器与弹药可以自行生产（其实数量不足，质量也很差），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的主要作战装备，还是全靠进口，不但经常是有钱买不到货，而且最多也只能买到别国淘汰的二手货而已。

军队战力低落的最为主要问题，还不在火力装备的不足。当时的中国饱经军阀割据的战乱，中国人民普遍看轻军人地位，当兵是走投无路的暂时选择，一有另外的机会，还是离开部队，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根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常识，不会运用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当然有少数的例外，中央军校即是一例，后来的知识青年从军又是一例），而中国部队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日军都能监听与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战争中，华军在战场上失利的重大原因。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动口又动手”的，不过自己却少有参军的，造成爱国青年与文人，打中国政府内行，打日本兵罕见的局面。直到知识青年从军的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抗日精神，才真正突破了这个扭曲的结构。在军事专家的眼中，中国的部队有如拿着破旧武器的“苦力”，是自卫队与民团的形态，根本还不懂得现代化正规作战的战术。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是，将、校缺乏战略与战术的兵学修养，军队缺乏强大攻坚的火力，更没有高效率的后勤系统支持。当然中国也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可以支持全面的战争。这些就是国际战略专家，根本不看好中国作战的原因了。

就双方军力的比较而言，日本的陆军常备兵力为十七个师团，三个航空司令部，以及炮兵、骑兵、战车、化学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三十八万，但是拥有四百万服过兵役，可以直接动员参战的后备部队。当时日军的师团，兵力编组上，相当于我国的军，最高指挥官是中将；日本的旅团，相当我国的师，最高指挥官是少将编阶；日本的联队，相当我国的旅，最高指挥官是上校编阶。日本“军”的编组，弹性极大，兵力比中国的集团军还要大。

当时中国的陆军部队共有一百八十三个师，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八十万人，但是这些部队的编组、装备、训练，可以说是“八国联军”还要复杂与混乱。真正经过整编的部队，只有二十个师（同时多数的进口武器还没有到手），同时华军根本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部队，征兵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试办，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虽多，但是能够征用的兵员却相当的缺乏，素质更低（单是体检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因此部队的实际人数，比编制上的规定要少许多，当时叫做“空名”。

在陆军战力中，日军拥有训练严格有素的军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加上战车、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大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并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与完整，后勤与兵力补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军甚至拥有中国内地详细与精确的地图，但是华军却有时连粗略的地图都没有）。反观中国陆军部队在战场作战时，最为缺乏的是攻坚的重炮、反战车（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轻重支持火力，此外中国军队的通讯与保密均差，后勤、医疗（几乎完全没有医疗可言）与兵力补充系统，可以说是乱无章法。

在海军而言，日本拥有完全自行设计与生产的世界一流的海军武力，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完整的舰队，共有二八五艘大型的军舰，海军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万吨。而中国只有能够在内河与沿岸活动、小型、陈旧的舰艇五七艘，五万九千吨。因此以海军的战力而言，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是连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进行偷袭、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战。

就空军而言，日本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其中属于陆军的航空部队有三十个联队，一二八个中队，一四四三架战机。属于海军的飞机共有七三架，部署在航空母舰上。而中国只有购买二手与拼装的各国不同型的飞机三五架，分成三十二个中队，更不要提中国的训练与后勤支持，在系统、经费与训练上的复杂与落后了。

因此根据当时协助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假如中日双方一旦进行全面战争，中国的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失去战力，中国的空军可以支持一个多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六个月，而中国的军火后勤生产量，也最多能够支持六个月的战争耗损[4]。最糟的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军火生产中心，只有点的分布，而且大都在日军第一波攻击距离之内。所以西方军事专家的观点看来，日军只要在会战的战场上，歼灭中国几个精锐的集团军，再占领以及摧毁中国的军火工业生产地，中国实在就无法再打下去了。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轴心协定，至少在外交上，有欧洲强国的呼应。虽然苏联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潜在敌人，日、美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当时，国际社会是以绥靖主义为外交主流，因此日本可以无视国联的呼吁与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的要求，任意地侵略中国，而不至于担心自己受到外交与经济的孤立。而在当时，除了苏联要利用国民政府来消耗日本战力，因此决定给与中国一些实质的战争后勤支持之外（还是在国民政府容共之后才开始），德国是考虑到蒋介石剿共的政策，以及防止蒋介石倒向苏联，因此是中国最大武器供应国（但是关键的三十个整编师、全德式武器的交易，并未成功），并且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拟定战略，而美国、英国都只愿意和中国进行一些武器的交易，并不愿意直接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

除了这些国家不愿与日本爆发战争之外，另外的原因，就是根据国际战略专家的分析，中日之战，日本将居于绝对的优势，中日战争的时间单位将是以月来计算，因此任何对华的实质军事援助，在时间上都来不及发挥功效，而只会平白的得罪日本而已5。当时西方国家的评估是，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快一个月，最慢六个月，中国就会失去一切的作战能力，而向日本无条件投降。因此“三月亡华”论，并非日本强硬派军方一厢情愿的夸大说法而已，而是有科学分析、实际数据来支持的专家共识。

尽管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用令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坚强的抵挡住了日本人的侵略，但必须承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全方位落后的弱国，特别是在中国西南的抗战后方基地，根本没有作战所必需的工业结构与能源供应。因此，中国需要从外国输入维持作战的必要资源，最主要的是石油、军火原料与各种零件的进口，这是支撑中国继续武力抗日的基本条件。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岂只中国如此，日本、德国、英国、苏联，也全都一样:作战国若无法维持战争资源进口路线的畅通，战争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当德国被迫放弃所占领的东欧油田之后，纳粹武力的失败，就是必然之结果。英国与苏联全是靠美国提供的作战资源才能打下去，因此当日军进犯缅甸后不管英国人怎么想，中国为了自己，为了把抗战继续下去，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只能出兵缅甸。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民政府虽然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抵抗，但由于敌强我弱，日军还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大中城市都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退居西南一隅。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日军铁蹄之下，这不仅仅只是国统区被缩小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日军所侵占的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据估计，“战前中国工业90 %集中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一些大中城市，日军占领了这些重要地区和工业城市，对国民政府的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打击”。
抗战初期，作为我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经济基础本就比较薄弱。随着大批军政公教人员和难民的涌入，政府财政支出迅速扩大，而收入则由于沿海省区的沦陷急剧锐减。
据统计，作为国民政府税收主要来源的关、盐、统三税(主要在沦陷区) ，1939 年与1936 年相较，分别减少了77 % 、56 %. 、89 %。而财政支出仅战费一项就远远超出收入。有人估计，战时每天所需战费五、六百万元，每年约20 亿元。① 如果照此计算，抗战8 年的战费开支折合战初币值当在160 亿元。
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若按预算收入每年10 亿元计算，仅战费支出就是财政总收入的2 倍。实际上，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并未达到预算数字，1938 - 1941 年间，每年财政收入只有4 亿元左右，较1937 年财政预算10 亿元，只收到40 %。
金融方面，战前东部富庶地区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地。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很快沦陷，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减少，1937 年8- 12 月每月财政收入平均只有1600 万元，比七七事变前减少了一大半；而战时军费开支却大大增加，抗战前两年国民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已增至10 亿多元，而“1937 年下半年和1938 年这一年半间财政支出迅速增至3219 亿元，与这一时期716 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抵，亏短2512 亿元”，财政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持续进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恐慌，存户纷纷向银行挤兑提存，资金大量外逃。
工业方面:抗战以前，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工业比较薄弱，以川、湘、桂、滇、黔、陕、甘7 省而言，其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 07 % ，占资本总额的4. 04 %和产业工人总数的7. 34 %”，其中“四川仅有电厂一，水泥厂面粉厂五，纸厂一，机器厂二；陕西有纱厂一，面粉厂二；贵州有纸厂一？？后方规模较大之工厂，仅此而已”。即使在中央政府搬迁了部分工厂进入西北、西南后，工业依旧非常困难。
农业方面:粮食是关系到前方决胜、后方安定的头等大事。在1939 年前，大后方由于1937 年和1938 年连续两年粮食丰收，粮价相对比较稳定。但从1939 年年底开始，由于战区扩大、军队集中，战区难民迁入后方者甚多，后方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激增。粮价迅速上涨。1937 年上半年重庆米价每市斗为1. 32 元，到1941 年6 月涨至每市斗41. 87 元，增长31 倍。此时，国统区军队已扩大到400 万左右，加上内迁人口5000 万，粮食供应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仅前方年需军粮就达7500 万石。而当时政府手上能掌握的粮食尚不足半数。于是引起粮价暴涨，一些城市甚至发生抢米风潮。
1939年2月日寇攻占海南岛、3月南昌、6月汕头潮州、8月深圳、11月南宁，阻断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运输线，同时又迫使法国停止利用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商品；1940年7月迫使英国停止开放滇缅公路，至此中国从国外进口商品就更为困难。
除了早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所谓满洲国）以外，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全国工厂的70 ％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日本“以战养战”，侵吞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敌占区，日伪政权的疯狂掠夺，使得我国民众陷入空前的苦难和赤贫境地。
1941年，由国外输入内地的物资只及1939年的三分之一。加上日军封锁长江，铁路大多陷入敌手，日军飞机的轰炸严重破坏了交通运输线。商品愈趋紧张，物价迅速上涨。
通货膨胀的危机（1939-1945）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三者恶性循环，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跌落。
中华xxx成立以来的前25年内，从1912年到1936年，中国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升降平缓、浮动不大。有时反而出现了通货（银根）紧缩、物价下跌的反常现象。但是，抗战爆发后，到40年代开始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急。
1939年以后，中国各地（无论是敌占区或是大后方）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危机，表现为:物价指数迅猛上升；对金银和英磅美金等外钞的兑换率大幅度跌落；出现紧缺物品和外汇的黑市。
国民政府推行“战时财政”，逐渐形成了以通货膨胀（增xxx币发行量）为手段平衡财政收支、弥补赤字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引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编》第二册第441页）
抗战初期的两年内，通货膨胀较慢、物价上涨还不算特别不严重。
但是从1940年以后，局势迅速恶化。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超过法币发行增加的幅度。1939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305 ％，物价指数升为355 ％；1940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560 ％，物价指数猛升为1276 ％，而薪金、工资的相应调整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三者差距日益扩大，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陷入恶性膨胀阶段。
1940年，国民政府又大规模征兵，三年内每年征兵 50万人，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直接影响生产。同时，在各省修建军事基地，运输军需物资，大大增加了军费，并使消费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3.5倍以上，其中国防开支占国民政府总支出的73 ％；政府入不敷出，赤字惊人。1941年，政府收入仅占支出的13 ％，（支出100.03亿元，收人13.10亿元）；赤字达86.93亿元，巨额赤字只有靠发行钞票（通货）来弥补。到1941年12月，法币发行额达到151亿元，使得批发物价比1939年12月上涨6倍。
除了政府对于货币的过量需求外，流通过程出现了大量投机活动。面对物价飞涨，投机者纷纷囤积工业原料及其它商品，转手倒卖就可牟取暴利；民众家里普遍储存粮食和其他消费品，把手中货币换成实物以保存价值。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加剧了供求矛盾，物价进一步上涨，造成恶性循环。
在缩小到全国三分之一的国统区，挤压着过量的法币，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恶性循环。这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变以法币为收支单位建立的财政预算，税收中以征收实物代替征收法币。社会上也开始采用粮食或“生活费指数”为薪金、工资的计算标准。甚至恢复（半明半暗地）使用银圆。
大后方工薪阶层生活下降
在四川成都地区，从1940年1月到1942年6月的两年半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4倍，而一般物价上涨10倍，大米上涨35倍，一般每月伙食费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
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和扩充军费的办法，已不能再依靠发行公债，而只有依靠银行垫款--大量增加法币发行量。到1945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8年前（1937年7月）的300倍，约为52亿元。
根据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一书提供的资料，抗战期间大后方四川一带，薪金阶层和工资阶层实际收入指数如下（以1937年＝100 ％）:
年份小公务员教师服务人员 一般工人 产业工人农民
1937 100100100100100100
193877 87 93143124111
193949 64 64181 95112
194021 32 29147 76 63
194116 27 21 91 78 82
194211 19 10 83 75 75
194310 17 15 74 69 58
可见，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的实际收入（特别在1940年以后）总趋势为大幅度下降，而景况最为悲惨的却是教师和小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脑体倒挂”反常经济分配现象。
而经过历经三年多的战争消耗，特别在1940年以后，全国各地（包括敌占区、战事区和大后方）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普遍的时局艰难、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我国民众和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越来越贫困。到1941年越南和缅甸被日军侵占后，国际对华援助的通道全部阻断，外援尽失，国民政府面临事实上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从1935年7月7日日寇向卢沟桥驻防军队进攻，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抵御了武装到牙齿的百万日军。而支撑中国抗日战场的全部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经济供应的运输大通道，则给中华民族抗战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条由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中印公路组成的大通道上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开始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人们无法想象，没有滇缅公路，中国抗战的历史将会如何书写。
这条穿过了中国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
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滇缅公路修通的那一天。
日本人更不会相信，严重缺乏施工机械的20万中国劳工———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是他们用双手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埋葬日本占领梦想的交通大道。港口沦陷，中国孤立无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中国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业，50％的人口，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先后落入日本人的手中。迅速占领中国的沿海重要城市和港口，不仅可以摧毁中国本来就十分可怜的国防工业，还可以堵死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这样，孤立无援的中国就只能一步步灭亡。
日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救援呼吁，但只有苏联表示支持，因为它自己的远东边境同样受到日本人的威胁。1937年8月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贷款总价值3亿美元用于中国，400架飞机提供给中国空军，另外5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6个空军战斗机中队也在中国战斗，直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
当时，一条长达2700公里从兰州到苏联边境的公路已经开通，从1938年到1940年足够武装15个中国师的苏联装备通过这条西北公路进入中国。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从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停止了。
苏联在对华援助上的局限性，国民政府看得很清楚。所以早在抗战一开始，就在考虑另外的求助渠道。当时，旅居在海外的华侨得知祖国遭遇日本侵略后，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汽车等物资。同时迫于当时抗日救亡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还拿出极为珍贵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汽车、石油、军火等。这些物资就堆放在越南的海防港。
海防港是前法国殖民地越南的一个港口，也是滇越铁路的起点，这条铁路从海防港到云南的昆明。中国的沿海港口被日军占领后，滇越铁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通道，而堆放在海防港的中国进口军火物资就成为了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希望所在。但是，滇越铁路距离日本人占领的广东太近，而且铁路一路穿行在高山峡谷之中，一旦遭遇日军轰炸很容易全线瘫痪。所以从安全、实际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在大后方云南建设一条通往印度洋的交通线。云南省主席主动建议
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乘飞机从昆明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向蒋介石提出一项宏大计划，即《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
龙云此举固然是基于抗日救亡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来发展云南的地方经济。滇西是云南较富饶的地方，但在地理方面，这里是中国也可能是世界最崎岖的山区。因受横断山脉的大山大河所隔，这里山高谷深，民众备受交通不便之苦，往来交通唯有山间驿道，物资全靠马帮驮运。抗战爆发，云南成了大后方，如果能够借助中央的财力、物力和技术人员把梦寐以求的滇缅路修通，岂不是天赐良机？
对于蒋介石来说，开辟新的国际运输通道当然是此时头等重要的军国大事。当时日军正疯狂进攻上海，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眼看就要落入日本人之手，40万中国军队在上海拼死抵抗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从上海尽可能地撤出工厂、抢运物资而争取时间。所以蒋介石对龙云提出建设滇缅路的计划非常赞同。建设滇缅铁路由于工程过于艰巨，暂缓修建。而滇缅公路的建设则马上着手进行。
1937年10月，也就是上海沦陷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官员火速赶到昆明，同云南省政府协商，11月初，即确定了滇缅公路的路线。
滇缅公路的路线确定后，龙云旋即派特使缪云台前往缅甸，与统治这里的英国殖民政府洽谈在缅甸修路事宜。双方经过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就在谈判期间，抗战局势急转直下，11月20日，日军占领上海，接着又攻占杭州、苏州等地，首都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xxx。消息传出，全国军民悲愤万端，发誓决不屈服、抗战到底。但此时，仅存的国际运输通道滇越铁路由于日军的破坏，每天的运输量正日渐减少。计划修建的滇缅公路一下子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蒋介石严令:滇缅公路要如期完工
1938年1月，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紧急成立。随后，滇缅公路的全线开始了具体线路的勘测工作。
据当年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回忆:勘测工作始终是由不到30个人进行并完成的。仅有的测量工具是普通的酒精水准仪。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不再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蒋介石毅然辞去所有行政职务，宣布从今以后，专门率领军队与日军作战。并严令:无论有多大困难，滇缅公路都要如期完工。
由于抗战形势日益紧迫，滇缅公路的很多路段只好一边勘测一边施工。此时，真正的麻烦来了。公路建设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战前就十分缺乏。抗战开始后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处只好对流落到昆明的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进行培训。
由于时局的空前紧张，龙云主观地认为滇缅公路可在3个月内修通。因此他严令公路沿线地方当局必须在1937年底以前开工建设，限期3个月之内先建成一条可以通车的简易公路。这种公路只需先把路基平整出来，再在它的上面铺上碎石，用压路机压平就行。筑路中坚:老人、妇女和孩子
1938年初，滇缅公路沿线约20万各族劳工被征集到公路上。由于严重缺乏施工机械，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双手来修筑一条世界最崎岖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公路。
各族劳工中的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云南的青壮年大都已开赴中原参加抗战。
工程开始后，人们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疟疾大规模爆发，很快夺去了很多筑路者的生命。原滇缅公路工程师娄性回忆了那触目惊心的日子:怒江芒市这些低洼的地方都有恶性疟疾，恶性疟疾就是牛蚊叮了以后，发抖、发烧，然后贫血就死掉了。一批人倒下，又来一批轮换上，死得太多了。
疟疾尽管如此猖狂，但滇缅公路的建设却从未因此而停止过。在一些人死去之后，马上又会有一些人替补上来。但是在云南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能够替补的只能是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
说到滇缅公路修建之难，其实主要难在公路经过的80％的路段是崇山峻岭。而这其中有一半是要通过坚硬的岩石地段。在这些地方，筑路者只能通过爆破来开山劈石，为滇缅公路强行开辟出道路。
滇缅公路不仅穿越了中国最崎岖的山区，而且也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怒江和澜沧江。怒江的意思就是一条容易发怒的河流。每当雨季来临，暴涨的江水毫无阻挡，一泻千里。澜沧江也完全一样。
费时一个月，材料运抵建桥工地。两边的桥塔已经建好，下一步就是铺设钢索。这需要派人把一卷很长的绳子带过河去，绳子的另一端连着建桥用的钢索，人过河以后，就可以在对岸把钢索拉过河去。工程师们试图用船把人渡过去，但是，往往船刚一下水，就被湍急的河水冲向河中的礁石，撞成碎片。无奈之下只有派水性好的人带着绳子冒险游过去。一些水性很好的汉子陆续下水，但大多都失败了。最后，终于有一位强壮的汉子成功地游到了对岸。今天，在他生前居住的大桥附近的村子里，他的名字“王兆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1938年间，怒江和澜沧江上一共架起了3座大型的钢索大桥。
它们分别是:惠通桥、昌淦桥和功果桥。这些桥成为滇缅公路上的咽喉，没有它们，整个滇缅公路的畅通就无从谈起。
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滇缅公路终于通车了。由于武汉会战局势紧张，公路修通后几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其时《云南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称滇缅公路的完工，就像给中国建立了一条强有力的输血管一样。在大后方，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争相报道了这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消息。
滇缅公路的建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据不完全统计，有两三千人将生命永久的留在了这条公路上。
然而在整个滇缅公路上，没有一座纪念这些劳工的纪念碑。据说在松山曾经有过一块纪念碑，但后来因为日军入侵滇西而毁于战火。
如今，当地政府正计划重新建造一座碑，以纪念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劳工们，尤其是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们！

昭和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一年），世界战局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
六月，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一天，日本飞机全面袭击西方盟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所有军事基地。仅仅一周，盟军损失一千架作战飞机和一百二十艘舰船，丧失了战争主动权。
伦敦，首相官邸。
“爵士，这难道能算作坏消息吗？”大胖子邱吉尔从扶手椅上弹起来，激动地朝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嚷道:“嗨！日本人干了件什么蠢事…………你想想看，往美国牛仔屁股上捅一刀，这会有什么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单独作战了。”
十二月八日，英国对日宣战。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当苏军作战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匆匆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向最高统帅报告时，斯大林同志正在掩蔽地下室昏昏欲睡。
“什么？！你再给我念一遍！”斯大林突然两眼放光，好像睡醒的狮子一样亢奋起来:“好极了，真是好极了！听听，这群黄脸猴子干得真不赖。”
半个月后，苏联最高统帅部秘密从远东军区抽调三分之二的兵力，包括三十个步兵师，九百辆坦克和全部作战飞机投入莫斯科前线。远东方面只留下部份边防军与日本官东军对峙。
十二月十七日，英国首相特使，外交大臣艾登飞抵莫斯科，敦促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这一要求遭到斯大林愤怒拒绝。
此后，英美首脑多次敦促苏联对日宣战，均遭拒绝。
《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一直被保持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即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一周和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当天，才被苏联政府宣布单方面废除。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唯一个对日本采取中立立场和保持外交关系的同盟国家。
对英美盟国来说，太平洋初期无疑意味着一段充满灾难，耻辱和不堪回首的日子。
战争头一周，日军占领泰国全境，迫使銮披汶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十二月十日，日军同时在菲律宾和哥打巴鲁登陆成功。
十二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进攻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二十五日，香港沦陷，港督马克·扬爵士宣布投降。
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击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七万美菲守军放下武器，八万新加坡英军向三万日本入侵者挂出白旗。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仓惶逃出澳大利亚。日军乘胜南下，攻占爪哇、南苏门答腊和巴厘巴板。
纵观一九四一年及其后的亚洲战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这场战争区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局部:一个是亚洲东部幅员宽广的中国大陆（中国战场），另一个是南太平洋沿岸疆域辽阔的东南诸国（太平洋战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动用总兵力不到二十个师团，约五十万人．而在中国大陆，日军常年保持的兵力高达五十至七十个师团，总数超过百万人。由于中国战场旷日持久地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半数以上的兵力，并且无休无止地消耗日本国内地战争资源，因此历届日本内阁都把中国抗日军民的存在视为心腹大患。
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xxx三十年，侵华日军就先后发动豫南战役、赣鄂会战、中条山大战和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均未得逞。
十二月，日本东条英机在东京电台多次发表对华谈话，敦促重庆政府“停火”，“议和”，均遭严辞拒绝。
日军虽然侵占大半个中国，在军事上占有较大优势，却始终无法达到速战速决和一举摧垮重庆政府的战略目的。
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其它地区却连连得手:
一九四一年六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滇越铁路被切断。
同月，随着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象征性的援华运输逐告中断。
十二月，香港陷落。香港通往内地的物质补给被切断。
是月，侵泰日军前出泰缅边境，对缅甸虎视眈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盟军在东南亚的节节败退不仅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而且把中国的大后方暴露无遗。
由于日军连续切断滇越铁路和香港的补给线，西方援华物资便只能低达仰光，然后经过唯一一条滇缅公路辗转运到昆明。由于路途漫长，诸多困难，因此到次年一月，援华物资运输总量便从正常的月三万五千吨剧减到不足六千吨。
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日军攻入长沙。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压制敌人炮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长官部电告重庆，军令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待运。
同月，从汉阳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国民党政府仅有的十余架运输机亦因油料缺乏而停飞。
作战物资匮乏的危机同样影响到敌后战场。延安总部曾电告重庆，沂蒙山根据地遭到敌人“铁壁合围”，急需军火，粮食及被服支援。重庆方面答:因外援受阻，正面战场亦无法保障供给。今后各抗日根据地须设法就地筹措物资。
文史资料载:“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各种战略和各种民用物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百，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都须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三个月。难怪当时重庆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不得不惊呼:
“……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中国国民党大事记》）
十二月，侵泰日军第十五军先头部队入侵缅甸南部维多利亚角，直接威胁仰光和滇缅公路，而英国人在缅甸的全部兵力总共只有两个英缅师。鉴于缅甸局势岌岌可危，鉴于英国殖民者顽固坚持退守印度的利己主义立场，同月下旬，中国蒋介石委员长在重庆主持召开中、英、美军事联席会议。会后，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并发表谈话。
有记者提问:“委员长能否谈谈战争前景？”
蒋介石答:“日寇乃一区区岛国，只要英美诸国认清大局，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亚洲战场，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最多只需一年时间便可打败日本。”
记者:“据我所知，目前形势对中国不利。万一缅甸不守，请问中国政府有能力应付四面受敌的困难局面吗？”
蒋介石:“各位先生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鉴于亚洲局势日趋严重，我国民作出决定:不日将出兵缅甸，与日寇决战。”
记者:“请问蒋委员长先生，中国出兵有必胜的把握吗？”
蒋介石:“日寇虽然气焰嚣张，然终究只能逞凶一时。我军乃堂堂正义之师，与日军不共戴天，此次入缅作战系国家存亡之举，必然奋勇杀敌，置之死地而后生。”
记者:“请问中国出兵还有其他背景吗？”
蒋介石答:“日军若吞并缅甸，必然大举入侵印度，进军中东。缅甸不保，印度也危在旦夕。因此国军入缅，其目的不仅保障滇缅交通线，更为保障盟军统一战线之大业。”
第二天，蒋介石谈话被突出地刊登在《中央日报》及国内各大报的头版位置上。
缅甸之战立刻成为影响中国和亚洲局势发展的新热点。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中国军队入缅 英媒体：白人在亚洲的统治权威破碎

对中国人的惊人之举，世界舆论反响不一。《泰晤士报》评论员写道:“中国人决心重返缅甸的行为表明，昔日白种人在亚洲的统治权威已经破碎了？？”。
英国战略评论家R·D·费恩先生:“？？中国人的决定不仅表明他们的军事潜力，更表现他们对于战争的信心。我正是从这一点中看出未来亚洲不容乐观的演变格局。”
澳洲《星报》:“中国人之所以敢于进行如此大规模远征，是因为他们感到美国参战，胜利终于有了保证？？”
美联社评论:“蒋介石委员长？？决心要在大联盟中扮演大国角色，并在世界战略中进一步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
……
英国政府敏感地作出反应。
十二月十四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代表英国政府表示:“一旦缅甸形势吃紧，愿以中国政府共同加强缅甸防务。”
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缅甸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印缅省，它在战争中的意义仅仅在于对印度构成一道外围屏障。对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来说，缅甸之役却势在必夺。缅甸是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它的存在直接关系到抗战大后方的安危。可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英国人虽然自顾不暇，却不愿中国盟友插手缅甸事务。
英国人这种缺乏诚意的老牌殖民帝国的顽固态度注定使会谈从一开始就罩上互相敌视的阴影。蒋委员长在重庆黄山别墅会见并宴请英国客人。他满脸微笑，身著戎装，步出会厅欢迎贵宾到来。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亲自为丈夫充任外交翻译。
蒋委员长显然对即将开始的中英会谈持乐观态度，因为大敌当前，英国人到处吃败仗，所以他指望从这个独眼英国绅士那里得到退回哄抢物资的确实保证，并就缅甸共同防务达成原则协议。
不料会谈开始，英方代表韦维尔抢先宣读了一份态度强硬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中国方面将“围集在仰光港的租借物资部分地转入缅甸防务”，并规定中国军队入缅人数“不超过一个团”。委员长挨了当头一棒。第一轮会谈陷入僵局。
客人一出门，委员长脸色立刻变得铁青。宋美龄安慰道:“大令，同英国人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好在我的手里还有一张美国牌。”
委员长终于恨恨咆哮:“娘希匹！这些洋人，都是帝国主义，没有一个好东西。”
中英分歧引起白宫极大的不安。
罗斯福总统对英国人的短视和自私很恼火。中国人参战不仅对亚洲战局至关重要，对在欧洲焦头烂额的盟国也很重要。只要拉著中国人在亚洲坚持抗战，英美就可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不要忘了，人是战争最宝贵的资源，而中国有的是人。
罗斯福决心说服英国人放下殖民者的架子，同中国人共同抗战。为了协调英中军队的关系，美国派出一位将军到中国任参谋长。用美国的武器和物资武装中国人，由亚洲人解决亚洲人的问题，美国和英国就可以全力去对付欧洲战场了。
不久，著名的“阿卡迪亚”会议在华盛顿结束。会议签署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确立了以欧洲而不是亚洲为中心的战略方针。
中国委员长没有被邀请出席会议。但是会议决定将缅甸、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从盟军东南亚战区中划出来，与中国战区合并，称“中、缅、印战区”，由蒋委员长出任最高总司令。中国人意外地获得了本世纪以来第一块属于自己领土外的势力范围。
公元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一天，在美国南部海岸阳光明媚的迈阿密空军基地，一个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的瘦削的美国将军登上一架银白色水上飞机。他也许还没有来得及从这样一个令人眩晕的事实中清醒过来，几天前他还是一名美国的集团军总司令，而现在却要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到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家担任参谋长职务。他也许永远无法明白这是怎样一种命运安排，但是他的使命却注定要使他同那个国家古老而曲折的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将军的名字叫约瑟夫·W·史迪威。

公元一九四二年二月，缅甸毛淡棉失守后大约两周，滇缅公路上突然尘土飞扬旌旗挥舞，浩浩荡荡的中国军队好像一条望不到头的灰色长龙，开始向缅甸境内大规模挺进。
国内舆论无不欢欣鼓舞。
戴安澜，自号海鸥，陆军少将，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毕业，早年参加北伐。因在“剿共”中战功卓著，多次得到擢升。“芦沟桥事变”后，先后参加长城保卫战，台儿庄大战和武汉大会战，屡有建树。二十五岁升任陆军第二百师少将师长。
第二百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摩托化炮兵师。全师装备有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和大口径火炮，步炮比例三比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二百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精锐部队第五师团鏖战一月，阵地反复争夺，终于击毙日方指挥官中村正雄少将，取得著名的昆仑关大捷的胜利。此役充分显
示了第二百师的装备优势和战斗力，为此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师长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蒋介石语）。
缅战之初，以中央嫡系三个军为主力，以国内最精锐之第二百师为先导入缅作战。这一兵力配置本身足以说明委员长决心之大，甚于国内战事。三月初，蒋介石首次以盟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身份飞临缅甸腊戌视察。腊戌是缅甸北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历史边境小城。它座落在汤彭山脉与萨尔温江夹峙的三角地带，为缅北重要的交通枢纽。滇缅公路蜿蜒而至，在这里同仰光公路和仰（光）密（支那）铁路相接。腊戌历史上曾经属于清朝政府管辖，在腊戌城东郊的石壁上至今仍能看见永昌府石刻的文告。
三月三日，当委员长座机在腊戌机场刚刚停稳，另一架涂成黑色的美国轰炸机也钻出云层，在跑道另一端徐徐降落。委员长同他的美国参谋长在缅甸不期而遇。下午，委员长在下榻的皇家饭店接见史迪威并把他介绍给他的部下。
傍晚，史迪威一行离开腊戌，登上飞机继续东行。
三月二十九日拂晓。太阳尚未露脸，同古城外地皮尤河被一层淡淡的薄雾笼罩着。远远望去皮尤河大桥好像一条死气沉沉的巨蟒，一动不动地僵卧在水面上。连日来，从仰光撤下来的英缅败军如同潮水一般涌过大桥，他们连同古城也不敢停留，就慌慌张张绕城而过，往曼德勒方向逃去。一眼望不到头的仰曼公路上，到处都是英国人丢弃的武器和装备，还有许多汽车翻倒在河沟里。根据情报，日军一个师团已经尾追而至，另有一个师团向西面包超，企图一举围歼英缅军主力。惊慌失措的英国人节节败退，现在日军前锋已经距离同古城不到二十英里。当最后一批英缅败兵涌过皮尤河大桥，中国远征军第二百师先头部队一个营刚好赶到大桥北岸。
对于刚刚入缅的中国大军来说，他们面临的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仰光陷落，缅甸国门洞开，日军长驱直入，盟军一触即溃。更重要的是委员长再次显得信心不足。敌人大兵压境，仅以中国远征军收复仰光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能收复仰光，入缅作战就失去目的，而缅甸失守的最大受害者仍将是中国。英国人答复：已命令中东及印度军队增援缅甸，请贵军火速开赴前线。委员长敏感地觉察出这是英国人的花招。英国人根本不想收复仰光，他们只想拿中国军队去当挡箭牌。
问题在于蒋介石已经骑虎难下：取胜没有把握，撤军又没有借口。委员长出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之初，曾致电美国总统，夸口要“让中国军队来独立防守缅甸”。如果战而不胜，或者不放一枪就溜之大吉，这都将严重有损委员长的形象。何况委员长还盘算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武器装备和租借物资。蒋介石不愧是政治家，政治家往往善于从宏观把握策略和机会。仗当然要打，而且应当打得轰轰烈烈，但是损失必须有个限度。委员长不想为英国人做嫁衣裳。
于是他一面命令大军按兵不动，一面单独招见戴安澜，询问第二百师能否在同古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戴立正，誓言铿锵：
“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古。”（《戴安澜列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中英盟军尤其是中国远征军经一个多月英勇奋战，在保卫同古、解救英军诸战中，英勇顽强为世人所赞誉。但由于出国时机过晚，盟军作战缺少协同，部署不当，多头指挥等原因，使远征军始终处于被动态势，未能达成战役企图。
西线战况虽因仁安羌战斗得以扭转，然东线日军五十六师团却击破远征军第6军防线，迅速直插盟军后方，致盟军全线动摇，4月底，日军攻占腊戍，切断滇缅，5月1日进占曼德勒。中英军队被迫向印度和中国境内撤退。
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新38师先是接下英第1军防线，掩护已丧失战力的英军撤退，后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官杜聿明拒绝了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命令，决定率军向北撤回云南。孙立人又奉命率新38师为第5军殿后，以至于新38师以1师之力阻击日军的18师团，33师团，55师团共3个师团的艰难局面。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5月9日，杜聿明见滇缅公路上的密支那已被日军占领，令各部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云南。孙立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绕过密支拿经野人山路途较远，且道路艰难，渺无人烟，给养样困难。而目前远征军尚有4个师，不如集中兵力，趁敌立足未稳，夺回密支拿，沿滇缅公路回国。杜聿明不听，反而令部队抛弃战车火炮等重武器，及汽车辎重，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云南。并过分地要求新38师继续殿后，阻击日军，等第5军入野人山后尾随跟进。由于野人山极为荒凉，无水无粮，此举无异让远征军自投绝路，孙立人便断然拒绝杜的命令，但为大局计决定先完成阻击任务，掩护第5军全部进入野人山后，再按照史迪威和司令官罗卓英的命令，率新38师向西撤往印度。
孙立人指挥新38师主力在温藻阻击日军两日到5月10日后，任务完成，即以112团殿后，师直属队和114团先向北撤向卡萨的113团，113团从9日起已与日军56师团迂回过来的部队激战于卡萨。孙带114团走到半路，得知殿后的112团在温藻被围，未能摆脱日军，而卡萨113团虽仍在与日军激战中但地形有利未被包围故有能力自行摆脱日军。孙立人即电令113团从卡萨向西自行撤向印度，自率师直和114团调头向南，出敌意料，和114团里应外合击溃日军的一个步坦联合快速部队，救出114团，向西撤向印度。撤退途中，他亲自端起冲锋枪率领士兵冲锋陷阵，打垮日军多次阻击。
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损失，还从自己亦缺的水粮中省出部分救助收容数千难民和英印散兵。副师长齐学启为照顾落伍伤兵，不幸被日俘获，囚禁三年，不屈，在仰光被杀殉国。月底，孙立人率新38师到达印度边境。不料英驻印边防军竟要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见英国佬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顿时怒火填膺，下令部队准备战斗。刚巧，被新38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军第1师师长正在该地医院治病，闻知情况后，警告当地英军将领说:“这支中国军是能打仗的，不信你去看看再说吧！”孙立人接着领英国人参观营房，并安排了军事表演。英军将领看完后肃然起敬。第二天，新38师军容整齐地在野人山中杜率之第5军大部队却在野人山迅速陷入困境，粮尽弹绝，军心涣散，疾病流行，病死饿死大量官兵，倘若一个人因发高热而昏迷不醒，在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刷下，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以至沿途尸骨遍野，前后相继，惨绝人寰，三万五千多人只剩一半，其中二百师师长戴安澜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xxx牺牲。最后只剩半条命的杜聿明还是率军直属队和廖耀湘新22师撤到印度，另跟随第5军后入野人山的66军第28师五千人因前面第5军已将树皮草根芭蕉叶等都吃完，处境更惨，最后只剩百余人活命。
第一次缅战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伤亡5万余人（绝大部分在胡康河谷野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