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们第二个问题所提供的例子把我们引向这种一般的陈述之外，并直接涉及到格局。于是我们必须询问，为什么镜中的世界会对它自身进行矫正？在镜中的世界里，在它矫正了自身以后，组织如在现实世界中一样，同样的事物在同样的关系中被见到。不过，只有一个特征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视网膜线和现象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的原理可作如下描述：尽管与看上去垂直的物体相应的视网膜上的线在一个例子中是垂直的，而在另一个例子中是倾斜的，然而，组织的主线（main lines of organization）在两个例子中仍被视作是空间的主要方向（main directions of space）。这些主要方向是垂直的和水平的，并具有其两个主要方向，在“正常的位置”中是正面平行和箭头状的。因此，水平的背景平面，以及位于其上的垂直平面，决定了我们的格局。在视网膜上没有任何一根明确的线具有将这种格局提供给我们的功能；更为确切地说，这是整个组织的主线的功能。由此可见，轮廓具有形成事物的单方面功能，但不是空间格局，它通过决定主要方向具有形成后者（空间格局）的功能。
    对于为什么镜中的世界能进行自我纠正的问题，其答案已包含在我们的上述结论中。当我们乍一瞥镜子时，组织的主线并不在空间的主要方向中被见到；地板是斜的，垂直的物体也是倾斜的。情况肯定如此，因为在我们开始见到镜中世界时，我们仍处于我们的正常的格局中，在这种格局中，垂直的视网膜线产生垂直的物体线。因此，按照先前得出的关系（参见边码p．214），非垂直的视网膜线（它们与镜子反映的物体的垂直轮廓相一致）不可能呈现垂直状态。但是，这种旧的正常格局在镜中世界里得不到支持，而且，没有这种支持，其本身便无法维持下去。用于取代的是，新的组织主线起到了创造格局的作用：镜中世界对它自身进行矫正。这种矫正的结果原则上与我们第四章讨论过的彩色同质场（coloured homogeneous field）的结果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情形里，新经验的问世肯定不同于它的后续阶段，在这两种情形里，我们必须考虑刺激的时间过程以及它的空间分布。
由格局的构成而引起的自我定位
    关于另一个例子，我只能简要地提一下。这个例子将解释相似的论点。让我们根据同样的论点画两张关于房间的透视图。在一张透视图中，我们面向房间的墙壁，在另一张透视图中，我们稍稍转身，以便我们的脸不再与墙壁平行，我们的眼睛则朝向墙壁的另一部分。这两张透视图是不一致的，而且，相应地说，我们关于房间的视网膜意像，在不同的可见部分的上方，将是不一致的。然而，我们还是见到同样的房间，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环境仍将保持相同；但是，作为经验的一个数据，我们自己在行为环境中的位置将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再次超越环境，必须把自我包括在完整的描述之中。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在非视觉的背景前发现的东西），视觉格局如同对行为环境中的物体来说是一种格局一样，对我们的自我来说也是一种格局。
    但是，我们的例子须作详尽研究。在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情形中，作为我们组织之场的外部条件，我们在自己的视网膜上具有光和颜色的某种分布，它们在两种情形里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可以通过不同形状的两个房间来产生，也就是面对主要墙壁时看两个不同形状的房间。在这些条件下，该房间将提供像我们从倾斜位置上看到普通房间一样的投射，也即该房间有点奇怪。因此，问题便成为：为什么我们会在倾斜的位置上见到一个普通的房间，而在正常的位置上却见到奇怪的房间呢？
    经验主xxx释再次被排斥
    传统的心理学，以及吸收许多传统心理学知识的门外汉，将回答道：这是因为，通过经验，我们了解自己的房间。于是，我们可以提出下列问题，当我们获得这种知识的唯一的视觉源泉是视网膜意像时，我们是如何成功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房间的呢？我不想展开这一论争。读者可以通过亲自实施这种办法来检测他对这种反经验主义论点的理解。读者可以记住我们头部和身体的连续运动，并扪心自问下列问题，为什么从纯粹的经验主义观点出发，正面的平行位置应当成为正常的位置。我将引证一些观察来证明自己的论点，这些观察是与经验主xxx释完全抵触的。我们都知道，树木、电线杆、房屋都是垂直站立的。如果一个人坐火车沿山间铁道旅行，铁轨以相当陡的坡度上升，那么这个人从窗外望去便会惊奇地发现，在世界的这些奇怪部分中，树木沿垂直方向以合理的角度生长看，而且，为了与树木保持一致，人们也用同样奇异的方式竖立电线杆和建造他们的房屋。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1932年a），报道了另外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在卡尤加湖（Lake Cayuga）的西边，距离水平面约200来英尺的地方，在朝湖边稍稍倾斜的广阔草地上屹立着一幢公共建筑物。对于每个人来说，这幢建筑物看上去以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方式向离开湖的方向倾斜。”
在我们的各种例子中一般原理的应用：不变因素
    我们将拒绝把经验主义理论作为我们对格局的一种最终解释，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经验对它丝毫没有影响。这是因为，在我们目前的知识状况下，这种主张是没有保证的。在我们摆脱了经验主义偏见以后，我们在上述的例子中发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原理：行为环境的场部分，作为我们一般的空间格局的一部分，呈现出一种主要的空间方向。让我们看一下该原理在我们的例子中意指什么。当我们通过山间火车的车窗向外望去时，这扇窗便成为空间格局，而且呈现出正常的水平一垂直方向。通过窗子看到的物体轮廓并不与窗框直角相交。因此，如果窗框看上去是水平的话，那么，这些物体看上去便不是垂直的，而是在上坡时斜着离我们远去，在下坡时则迎着我们而来。 如果图72提供的有关车窗和电线杆实际位置的图画稍稍有点夸张的话，那么，它同时也表明了，当车窗成为格局，而且被水平一垂直地定向时，为什么电线杆看上去不可能呈垂直方向。人们应做的是，把这张图转过来，使窗的底边保持水平；于是，电线杆就会倾向右边，正如在我们的图画里，车窗向左边倾斜一般。电线杆和窗框之间的角度决定了这两个物体彼此之间的相对定位（relative localization），而它们的绝对定位（absolute localization）则受制于形成空间格局的那些场部分。如果有人将头伸出窗外，那么电线杆便会立即看上去呈垂直状态；当这个人一面看着那根电线杆，一面把头缩回来时，电线杆仍然保持垂直，可是车窗和整个车厢则是倾斜的。在这两种情境中的一个因素是“不变因素”（invariant），也就是背景和物体之间的角度。
    若把同样的原理用于卡尤加湖西岸的房屋，也是很容易的。这里，大草坪提供了背景，从而看上去呈水平状态，而草坪上面的房屋反而呈倾斜状了。 人们只需将图73稍稍转动一下，使代表倾斜草坪的那条背景线变成水平状，然后看看发生什么情况就可以了。
    我们发现，同样的原理（自然涉及其他一些不变因素）也适用于颜色场和运动场：刺激分布的相对特性决定行为世界中物体和事件的相对特性，但是，后者的绝对特性有赖于一个新因素，这个新因素在我们的空间格局例子中是朝着主要空间方向的这种格局的应力（stress）。
自我定位的特例
    我们的原理也适用于房间的例子，即当我们看到房间与墙壁平行或倾斜时的例子。这个例子比我们的上述例子更加复杂，因为它除了方向以外，还涉及其他东西。这个例子中的两个变量是：房间的形状和对于房间来说自我的位置。当我们呈直角地面对房间时，我们看到正常的房间，它具有垂直和水平方向，而我们自己在房间里也处于正常位置。可是，一俟视网膜刺激发生变化，我们也会看到形状古怪的房间，它具有倾斜的侧面，而我们自己也处于倾斜的位置上。如果F代表格局，E代表自我，指数n代表正常，指数a代表异常，那么，我们便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所有不同的可能性： FnEn－FaEa。当然，前项的选择是经常实现的选择：鉴于那种理由，看来也不包括任何问题。但是，一俟我们了解还存在着无数其他的可能性（这些其他的可能性都用FaEa来表示），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到这种正常情况也与异常情况一样需要作出解释了。在这种情况下，解释也是特别简单的：格局是正常的，而且，我们知道，一种格局趋向于朝正常方向发展，而自我的位置也是正常的，那就是说，从自我角度看，所谓“正前方向”是指与格局的主要平面之一呈正交状态（perpendicular to）。于是，两种方向系统（一种是由格局施加的方向系统，另一种是有赖于自我的方向系统）在这种情形里发生重合。这两种方向系统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明显地干扰我们“正前方”的方向，因为它不仅受制于我们自我的位置，而且也可能受制于格局，受制于这种格局的箭状方向，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方向；实际上，甚至后一种决定因素也是模棱两可的，它可以指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头部，或我们的躯干系统。G．E．缪勒（1917年）是第一个建立这些不同的定位系统的人。我将引证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例子，即关于客观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正前方向相冲突的例子，这个例子之所以具有重要性，是因为它同时表明视觉格局并不是一种单单对视觉物体来说的格局。我的证明也是从听觉实验中得到的。被试的任务是判断来自正前方向的一种噪音。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了左边或右边声音的定位。自冯·霍恩博斯特尔（Van Horn－bostel）和威特海默的独创性发现以来，有关这个课题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文献。但是，最初发现的那些事实仍然未被触及。声音的左右定位有赖于时间差别，声波依靠这种时间差别到达两耳，定位发生在先听到声音的耳朵一侧，而朝向中线的角度便不断增加，至少在第一个近似值中，随着这种领先的量按比例地增加。结果，当时差等于零时，一种声音将在正前方听到，也就是说，当两耳同时听到时，说明声音在正前方。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便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了。先发出一种恒常的或反复发生的噪音，这种声音通过一组管乐器分别让两耳听到，它为每一只耳朵准备一种可变的曲调，例如一只长号的曲调。只要这两组管乐器发出同样的声盲，那么，观察者的两耳也将同时受到刺激，他将从正前方听到声音。现在，如果把左边的长号移开，那么与右耳相比，声音到达观察者左耳所花的时间将大大地推迟，结果，观察者将听到向着右边传递的声音。现在，开始我们的实验：我们把一只长号安置在某个位置上，以便我们的观察者可以在某个角度上听到声音；然后，我们要求观察者将另一只长号移开一些，直到他在中央位置上听到声音为止，也就是在正前方听到声音为止。这可以很精确地完成。经过一些练习以后，一名优秀观察者的平均误差将不会超过半厘米，也就是说，他将长号移至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距离另一只长号的任何一个方向平均不超过半厘米。让我们暂停一下，以便对这项成就作出评价。空气中声音的速度为330米／秒=33000厘米／秒。平均1／2厘米的误差是指，当观察者听到正前方的声音时，两个通道之间的差异可能是1／2厘米。那么，根据时间又意味着什么？
    c＝s／t，t＝s／c，t＝0．5／33000秒=0．015毫秒

这一精确性是令人惊讶的，但是它有赖于一个条件，也就是，观察者必须面对房间中的一堵墙，以直角方向端坐着。如果观察者不这样做的话，他们的精确性将会遭受损失，在许多情形中，甚至当他们在观察期间闭起双眼时也会这样。客观精确性的丧失将伴随着主观自信性的丧失。我在战时工作期间，曾通过数千次这样的测量而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我仍然无法闭起眼睛工作，当我在房间里的位置处于不正常状况时，我无法找到良好的“来自正前方”的听觉。
    在阐述了这一段题外话以后，让我们重新回到FnEn的例子上来。Fn是F（格局）的最稳定形式，从而是最容易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Fn需要En（自我）。因为变量F和E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两者的结合方式与先前例子中所阐释的一样，是背景和物体两种方向的结合。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一切可能的组织中，由于各自的刺激分布，F和E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正像格局和物体线条之间的角度是不变的一样。
    格局趋向正常性的倾向
    现在，我们转向第二种情况，也即当我们在房间里的位置处于不正常时，我们对房间的知觉。这时，我们需要三个公式去描述一切可能的组织： FnEa-FaEa-FaEn，在这三个公式中，中间一个公式构成了大量的情形。这里，F和E再一次结合在一起，不过，由于条件的改变，F和E的结合方式与它们以前的结合方式有所不同。第一个公式再次得到实现，格局保持正常，自我却异常了。这种情况恰好可与卡尤加湖边的建筑物相比，那里的格局是正常的，可是格局上的物体，也就是建筑物，却变得倾斜了。如果O代表物体，那么这个例子可以用三个公式来表示：
      FnOa－FaOa－FaOn
    最后一个公式反映了“实际的知觉”，建筑物呈现出垂直状态，而背景则倾斜。因此，趋向正常性（normality）的倾向是一种格局的倾向，而格局里面的自我和物体则受制于格局以及格局与其内容的不变联结，这里的内容意指物体和自我。
    正常性和频率
迄今为止，我们在描述的和功能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统计的意义上，使用了“正常定向”（normal orientation）这个术语。对我们来说，所谓正常的情况并不是十分频繁地得以实现的情况。然而，看来我们的正常定向倒是十分频繁的定向，因为它是我们自发地假设的一种定向；我们往往具有一种倾向，使我们的椅子和沙发与墙壁平行，当我们意欲对任何事物进行调查时，我们往往直接面对这些事物。但是，这个“正常”的统计方面远非“正常”的功能方面的原因，而是“正常”的结果。运用上面介绍的象征手法，我们可以说： FnEn是一切可能的组织中最稳定的。而且，由于这样的组织一般可以通过我们的身体运动来实现，所以，如果没有其他场力来阻止这类运动的话，这类运动仍将发生。于是，正常就成为最经常的，原因在于它的正常性，但是，它也由于其最高频率而不成其为正常的——这是与这两对概念的许多讨论相关的一个观察，而且对于把正常实证地还原为统计的平均数是绝对的致命。
格局的恒常性：方向、大小和形状的恒常性
    我们可以把上述讨论的结果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方式我们将在有关“活动”（Action）的一章中，详加阐释。我们发现，我们的眼睛、头部和身体等运动都改变了视网膜的图样，但是却使格局原封不动。由此，我们可以说：只要条件许可，格局尽可能保持恒常。这也同时解释了我们所见物体的方向、大小和形状的相对恒常性（relative constancy）。
大小恒常性的不变因素
    我们已经讨论过线的方向、物体的大小和后象都有赖于它们所属的格局。为使这个论点更加清楚，我们可以再次引入我们的不变因素的原理。让我们回忆一下有关一条隧道的透视图的实验。投射于其上的后象是一根线的后象，使该线的长度只有隧道附近垂直边缘长度的一半。这样一来，后象外表的大小将有赖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后象与隧道投射点上几何学高度的关系，另一个因素是后者的外表大小；这两个大小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变因素。于是，当后象接近隧道前面边缘时，它看上去大约只有前面边缘的一半大小；如果后象靠近一根垂线，那根垂线看上去进一步深入背后，而且其长度只有前面边缘的一半，那么后象看来就与垂线一样长，因为视网膜竟像是相等的，现在，这种相等性就是不变因素；但是，如果后面那根垂线看上去约与前面边缘一样长，那么，后象也会看作是大的，就是说，现在后象看上去相当于开始时的大小的2倍。
形状恒常性的不变因素
    同样的观点也可以用于形状。形状与格局的关系尚不明确，但是，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作如下推论。如果一个正方形的面产生了一个正方形的视网膜意像，而且，它在正面的平行位置上作为正方形被看到，那么，投射于其上的一个圆形的后象也会呈现出一个圆来。但是，当这个正方形被旋转，譬如说，围绕一个垂直轴被旋转45度时，它就作为一个不规则四边形被投射到视网膜上了，然而，它在一个非正常的位置中仍然被看作一个正方形。现在，投射到它上面的圆的后象看起来就不再像一个圆了。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不规则四边形可以看成是正方形，那么，一个圆便不再看成为一个圆，如果允许我们用某种椭圆来表示的话。相应地，正方形上的一个真正的圆将会在这个新的位置上产生一个椭圆的视网膜意像，但是它仍将被看成是一个圆，这是因为，当某个不规则四边形看上去像正方形时，某种椭圆也会看上去像一个圆。这一原理恰与前述例子中的原理一样。而且，这里的不变因素就是不同形状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关系比之大小和方向的关系来可能较为复杂，因此，这种不变的因素也可能较不完整。在这个领域中，许多有趣的问题等待实验。索利斯（Thouless）报道了一个证明上述关系的独创性实验。“让一名被试坐在一架幻灯下面。面对他视线的是一块正方形的纸板屏幕，屏幕上映出由幻灯投射的形象。现在，如果屏幕在观察者的正面平行面呈一定角度倾斜的话，图像的视网膜意像仍不会改变……。然而，从现象上看，图像变得歪曲，并被侧向拉长。尽管屏幕本身的视网膜竟像被侧向压缩，但现象上它仍与一个正方形极少差别”（1934年）。这已足以证明格局的恒常性和大小、方向、形状的恒常性之间的联结。我们关于知觉的基本事实的解释是非经验主义的。
对这些恒常性的经验主xxx释，以及它们受欢迎的原因
    然而，这些恒常性现象看来需要经验主xxx释。这里，存在着的是恒常的物体和变化的视网膜意像。只要人们不去注视部位的视网膜意像以外的地方，那么，他就不可能了解不同的视网膜意像作为纯粹的感觉资料能够引起一致的形状。于是，人们便求助于经验：我们用这些变化着的视网膜意像所见到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是与现实相一致的，这种现实不能直接地影响我们的感觉器官，以便被正确地见到。由此可见，对经验的求助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经了解到，事物是恒常的，具有如此这般的特性，因此，经验不会对我们的感觉感兴趣，而是对事物感兴趣，我们不知不觉地按照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来解释我们的感觉。但是，经验主义理论之所以似乎有理，仅仅是因为它暗示着恒常性假设（constancy hypothesis），但是，在这里，它却站不住脚了，正如它在我们遇到的其他领域里站不住脚一样。我们已经通过动物实验对大小恒常性进行了驳斥（参见第三章，边码pp．88f．）；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知觉与我们的格局定律和不变定律相一致，但是却与根据经验和现实所作的解释相矛盾时（如倾斜的电线杆和建筑物），我们便会提出反对它的强硬论据；当我们讨论颜色恒常性时，我们将提出同样的也许更引人注目的例子。
    对经验主xxx释的拒斥并不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声称，我们的理论用同样的原理解释了这些情况，它们显然符合经验主义理论——真实的知觉——以及与此不相符合的情况——幻觉。这些原理是十分简单的：用场的主要轮廓沿空间的主要方向建立起一个格局，以及刺激的某些方面之间的一种不变关系，于是不变性原理取代了旧的恒常性假设。
知觉恒常性理论：形状恒常性

即便如此，我们的假设仍是不完全的。该假设认为，如果一种结果b产生的话，那么一种结果a也会产生，但是，它并没有表明在哪些条件下第二种结果会产生。具体地说，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正方形的视网膜意像会引起一个正方形知觉。我们通过增补这第二个条件（即正方形的视网膜意像是由一个实际的正方形产生的）而在我们的系统阐述中回避了这个困难。这仅仅是对实际问题的一种推诿。确实，在这种条件下，一个正方形的视网膜意像将会引起一个正方形的知觉，然而，在其他条件下就不会这样了（例如，在一个非正面平行位置上的一个不规则四边形）；为此，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提到的例子（也就是说，一个正方形产生一个正方形的视网膜意像），毫无疑问是个特例。在许多方面是如此：知觉到的图形可能是最简单的（例如，与不规则四边形相对的正方形），而且在图形的定向上也是如此（正面平行），除此之外，知觉是真实的；那就是说，一个人见到的正方形既与距离刺激相一致，又与接近刺激相一致。把这种条件的独特性原因与这些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相联系是很自然的，而且，人们必须最终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这种选择落在最后一个方面，即真实知觉方面，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对于一个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投射一个歪曲图像的正方形来说，即使它没有以与视网膜意像相一致的形状被见到，仍不会完全作为一个正方形被见到，而是通常表现为一个矩形，即多少有点接近一个正方形的形状。现在，在这个例子中，行为客体的形状既不与距离刺激（正方形）的形状相一致，又不与接近刺激（不规则四边形）的形状相一致，而是处于中间地位。在这一发现中，使心理学家大为惊讶的是下列事实：知觉到的形状十分接近于“真实的”形状而非视网膜形状，而且该事实在下列陈述中被表达出来，即形状与大小和颜色一样，表现出相对的恒常现象，也就是说，由同一种距离刺激产生的不同知觉，比起相应的接近刺激来，其变化要少得多，并更加接近于刚才讨论过的（即在独特的条件下产生的）那种知觉。有两个概念决定了这种解释，也就是距离刺激和接近刺激（distant and proximal stimulus）：依靠接近刺激的知觉近似于距离刺激的特性。正如我们所知，在颜色领域，可以获得同样的现象，人们引入了“转化”（transformation）这个术语，它意味着，像接近刺激那样的边缘过程因中心因素而被转变成更像距离刺激的一个过程。索利斯把该结果称作“向实际事物的现象回归”（phenomenal regression），这种结果在形状、大小和颜色领域中同样明显。
有关该问题的传统阐述的危险性
    对于这一结果的阐释，已历史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当试图对这一结果进行解释时，危险便发生了。这种情况甚至在该结果之量值（magni-tude）的界定中也会出现。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将以椭圆形为例，并且把圆也包括在内，而非以包括正方形在内的矩形为例，因为在前者的例子中，透视图稍微简单一些。位于O点的一名观察者注视着具有水平轴的一个椭圆，水平轴AB=r（r是“真实的”），该椭圆绕着通过其中心的垂直轴转动，致使水平轴的位置为A’B’。这根水平轴（A’B’）对观察者来说是倾斜的，但是它像正面平行线CD＝P[p代表“投射”（projection）」一样产生同样的视网膜意像，CD＝p就是图74里面的粗线。 这些椭圆像那个倾斜的椭圆一样具有同样的垂直轴，但水平轴有所不同，直到被试在其中找到一个椭圆，这个椭圆在他看来与那个倾斜椭圆的形状相同。这个正面平行的椭圆的水平轴a便将是那个倾斜椭圆的“明显的”水平轴。通常，而且也是由索利斯、艾斯勒（Eissler）和克林费格（Klimpfinger）在许多实验中发现的，a将大于p，但小于r，也即p＜a＜r。如果a等于r，那么恒常性将是完整的，即向实际物体的现象回归。如果a等于p，那么便不会有任何恒常性或回归。因此，a的实际大小用来测量恒常性程度。
布伦斯维克和索利斯对恒常性的测量
      由于零和总数之间恒常性的整个范围处于a＝p和a＝r之间，因此r－p的差异被认为是整个范围，而a－p的差异被认为是这个范围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在这个实验中获得的恒常性的特征。于是，恒常性本身是由c＝（a－p）÷（r－p）来测量的。如果a＝r，即完整的恒常性，则c＝1；如果a＝p，即无恒常性，则c＝O。由此可见，恒常性的一切程度都存在于O和1之间，或者，如果有人想避免出现小数点，便可在等式的右边乘以ito，于是a＝100×（a－p）÷（r-p），恒常性范围介于0和100之间。
    尽管出于特定的目的，这些测量可能十分方便和有用，但是，从理论上讲，我认为它们并不具有任何特殊意义，问题出在它们关于可能的恒常性范围的假设。让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假设A’B’线代表一个椭圆的水平轴，长度为15厘米，椭圆的垂直轴为20厘米，观察距离离开图形450厘米，朝向凝视线的角度为45度。这时，它的视网膜意像约等于一个正面平行椭圆的视网膜意像（后者具有相等的垂直轴，水平轴为10．7厘米），但是，它也约等于一个圆（直径20厘米）的视网膜意像，与凝视线形成15度30’的视角。现在，这两个公式仅仅考虑了这样一些情况，即作为形状相等而被选择的正面平行椭圆，其水平轴a的长度不少于10．7厘米，但不超过15厘米，也就是说，它们排除了存在于后者的形状和圆（水平轴=20厘米）之间的一切形状。根据因果推论，便没有理由去说，当水平轴a的长度为15到20厘米之间时，为什么它不该同样容易地出现。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了。艾斯勒就我们陈述过的条件报道了两个例子，并就其他一些条件报道了类似的例子。
这一测量的缺点
    首先，这一测量不会减弱测量的值，在布伦斯维克的公式中，恒常性总是简单地表现为大于100的数值，而在对数测量中，则表现为大于1的数值。艾斯勒为我们的群集所引证的数值之一是C＝164，而对数值C’＝1．45是与这个数值相一致的。然而，我们还发现了大于完整恒常性的值，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该测量的优点在于：它们十分有用，因为通过将每个结果都归诸于充分界定的范围，它们便为各种群集产生可供比较的图形，每一个图形都具有以同样方式界定的范围。但是，我们发现还有大于完整恒常性的值，这一事实损害了这个优点。范围本身成了群集的一个功能，而且对一切群集来说，不再是r－p。因此，对形状恒常性、大小恒常性和明度恒常性等场内产生的C值进行比较，即使它导致相似的发展曲线（克林费格，1933年a），看来仍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程序。
重新阐述的问题
    现在，如果我们回到主要的问题上来，我们便会发现，一组条件的独特性和它的认知值（cognitive value）之间的联系，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都不该用作对这种独特性的解释。相反，认知值应当导源于独特性。概括地说，被人们称为恒常性的问题应当以这种方式重新加以阐述：在各种完全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下，哪种形状、大小和明度将与某种部位刺激模式保持一致？一俟我们对这问题作出了回答，我们便将知道何时去期望恒常性，何时不去期望。确实，有些非恒常性结果就像恒常性结果一样引人注目，后者经常被强调，尤其是在颜色场和明度场中。
解决该问题的尝试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有关形状的一般问题。我们以分析几个例子作为开端。在本章中（见边码P．226），我们讨论过一个例子，一名被试对来自正面平行平面旋转45度的椭圆形状作出判断，以确定它是否与正面平行平面中出现的另一个椭圆相等，也即当前面那个椭圆的两个轴分别为15厘米和20厘米，而后面那个椭圆的两个轴分别为17．75厘米和20厘米时，作出是否相等的判断。在另一个例子中，椭圆从正面平行平面旋转60度，而它的水平轴和那个被判定与之相等的正面平行椭圆的水平铀，长度分别为40厘米和35厘米（垂直轴始终为20厘米）。因此，在每个例子中，我们发现两种不同的刺激产生了相等形状的知觉，不仅是不同的距离，而且是不同的接近刺激，产生了相等形状的知觉。只要水平轴决定接近刺激，我们便把水平轴长度称为p；而把绝对测量的水平轴长度称为r。现在，当图形处于“正常”定向时（即处于正面平行位置时），p＝r，但是，当图形从正常定向被旋转时，便不是这样了。我省略了把p和这种旋转角度联系起来的公式，我将就这两个例子列出取代p值的表。正常定向的椭圆的水平轴（该椭圆被判断为与旋转的椭圆形状相等）将再次被称为a，图形旋转角度为&。
表7
例rδpa
Ⅰ54510.517.75
Ⅱ40602035

在两个例子中，垂直轴的长度均为20厘米。因此，两种作为刺激的椭圆都具有相等的垂直轴，水平轴分别为10．5和17．75厘米，它们产生了同样的形状，而与这种情况相似的是，水平轴为20和35厘米的两个椭圆刺激也产生了同样知觉到的形状（尽管与第一对椭圆产生的形状相比是一种不同的形状）。
两个组成成分：形状和定向
    如果两个邻近刺激在阈限上明显不同，无法产生恰好相同的结果，我们把这种现象作为一般规律加以陈述。如果这种结果在一方面是相等的，那么，它必然在另一方面是不同的。这里所谓的另一方面在我们的例子中是容易发现的：两个表现出相等形状的椭圆是在不同定向（orientation）中被见到的。因此，刺激模式的结果至少具有两个不同方面或者两种不同的组成成分，也就是形状和定向。这使我们想起了山区的铁路，这个例子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见边码pp．217f．）。在两条线中间有一个角度，例如，在窗框和电线杆之间有一个角度，它产生了一种知觉，我们在这知觉中也区分了两种组成成分，那就是角度和定向。我们发现，前者是由刺激角度决定的，而后者则不是，因此，我们把前者称作情境的不变因素（invariant of situation）。
    本例中的不变因素
    我们目前的例子也许是更加复杂的，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再次寻找一个不变因素。如果确有一个不变因素的话，那么，它不会是这般简单的类型，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在不受另一方面支配的情况下与一个刺激特性处于不变的关系之中。更为确切地说，知觉的这两个方面将结合起来，结果是，如果其中一个方面发生改变，那么另一方面也将发生改变。在这一方面，形状更加类似于大小，一般情况下，在知觉到的大小和距离之间存在一种比例关系，因此，如果两条相等的视网膜线引起了长度不同的两条行为线的知觉，那么，相应地说，这两条线显然位于不同的距离。将此用于形状，这就意味着：如果两个相等的视网膜形状产生两种不同的知觉到的形状，那么，与此同时，它们将产生这样的印象，即这两种形状具有不同的定向。问题在于，形状和定向是否像大小和距离那样固定地联系着。
    对那个与不变因素的假设相矛盾的实验证据的批判
    根据艾斯勒的观点，这样一种联系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曾报道过若干例子，其中的图形实际上不是处于正常的定向，但却在正常的定向中被见到，与此同时，具有相当程度的恒常性；但在一些相反类型的例子中，知觉的定向是非正常的，与实际定向相一致，然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恒常性发生（pp．538 ff）。第一种情况意味着：两个不同的视网膜意像产生了在形状上和定向上相等的知觉，第二种情况则表明：两个实际相等的刺激产生不等的知觉，也就是走向上的不同。
    艾斯勒的结果得到了克林费格的支持（193年a，pp．626f．），后者使用了十分相似的过程，也得到了霍拉迪（Holaday）的支持，后者在大小恒常性方面证实了这一点。所有三位作者在解释这种反论的结果时都说，“线索”（cues）可能在不丧失其结果的情况下在物体的知觉中丧失，或者功能上有效的深度资料毋须成为有意识的，结果“对知觉事物的调解”发生在低于意识过程的水平上。
    倘若否认这样一种解释的可能性，那便是固执己见了。不过，另一方面，根据现存的实验资料，我是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的。它将使我们的知觉组织原理变得无效，也就是说，阈上（supraliminally）不同的刺激并不产生完全相等的知觉效果，从而将使一种可以理解的知觉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事。这样一种激进的理论断言在我看来无法得到引证证据的保证。第二种情况——倾斜定向或距离差异可被知觉，而毋须大小的恒常性——可以不予考虑，因为作者本人把它们称为罕见的（艾斯勒）和模棱两可的（霍拉迪）。另一种情况，也就是相对来说较高程度的恒常性，而毋须对非正常定向或深度差异进行知觉（前述的解释是以此为基础的），也没有得到充分支持。艾斯勒总共列举了19个例子，其中有7个例子属于单眼被试，他们的结果与正常被试的结果在许多方面是有差别的。在余下的12个例子中，只有一个例子发生在正常条件下，所有其他例子都发生在对清晰的空间组织进行干涉的情形中，例如，单眼观察，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比较物体之间的一点上，以便它们在边缘处被见到，通过半闭的盖子进行观察，等等。霍拉迪提供的例子也同样是正确的。
    在这些情况下，不放弃基本原理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但须在其他地方寻求对反论例子的解释。我可以想到两种可能性。判断为在形状和定向上相等的两个椭圆形在第三方面有所不同，或者这种反论的结果是由于呈现的系列特征影响其结果的“痕迹”（trace）聚集。这两个不同假设还有待于进一步实验证明。然而，这种实验将填补我们的知识空缺：形状匹配（以及大小匹配）应当由定向匹配（以及距离匹配）予以补充。只有当我们拥有这些资料时，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形状和定向究竟是什么关系（或者大小和距离究竟是什么关系）。
      正面平行定向的一个独特例子：“正常走向”
    这种知识对于形状恒常性理论来说是一个先决条件，但是这种知识本身不会对该理论有所补充。这是因为，一个理论必须回答下列问题，一个圆的视网膜意像何时导致对一个圆的知觉，何时产生一个非正常定向的椭圆，以及为什么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中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这样一种理论可以从下列情形出发，即一个圆的视网膜竟像引起一个正常走向的圆的知觉。这是一个我们在先前已经陈述过的独特例子，现在我们可以在为其独特性作贡献的各种因素中进行选择了。在我们扬弃了作为造成该独特性的一个因素的知觉“真实性”（veridicalness）以后，剩下来的便是在图形的最大单一性和定向之间进行选择。在这两种选择中，第一种容易排除，因为，通常说来，在正面平行位置上呈现的一个椭圆将按此形式出现，而不是作为一个定向不正常的圆出现。这就告诉我们，正面平行的平面是一个特例。该观点不仅为艾斯勒所接受（p．540），而且还可以从我们关于空间主要方向的若干发现中推断出来。从动力角度讲，该假设意指，就一个正面平行平面来说，其自身内部是充分平衡的，所以，若要瓦解它就需要特殊的力。在这样一个平面上，刺激模式将按照最简单的定律产生知觉模式，而且，我们对知觉形式的研究确实在下列条件下进行，在那里，图形在正面平行平面上（或其他某个相似的独特的平面上）呈现。
    非正常定向中的形状：应力场中组织的产物
    为了看出一个非正面的平行平面，就需要特殊的力，使该平面从其正常位置中旋转过去，这种特殊的力还会遇到一种将该平面拉回到它正常位置中去的抗力。于是，图形的刺激模式将会在应力场（a field of stress）中导致一种组织，这种组织的产物将与那个场不受应力影响时的组织产物（也就是说，正面平行平面）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境里，刺激模式引入了新的力量，它们将与对场中的应力负有重大责任的定向之力结合起来，而最终的组织将是这样一种组织，即所有这些力在其中获得最佳平衡。
    从这一假设中推论出来的恒常性事实

让我们把这些想法用于艾斯勒实验的具体例子中去，一个围绕垂直轴旋转的椭圆使它的视网膜意像变得更加细长（水平轴相对来说较短），这是与正常位置中同样的椭圆的视网膜意像相比较而言的。结果，椭圆看上去旋转了，但是，如果它的视网膜意像是由一个正面平行的椭圆产生的话，它就不会像通常情况那样变得细长。换言之，椭圆平面中的力（由于椭圆已经旋转）使椭圆沿水平方向延伸。然而，它们并非是场中唯一的力，正如我们在考虑一个矩形以同样方式旋转的情形里所看到的那样。不仅它的视网膜意像由于这种定向的变化而变得更加细长，而且它的形状也从矩形转化为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参见图75a和b，它们代表了一个矩形的正常图和非正常图）。 因此，如果这个视网膜形状引起了一个矩形知觉的话，那么，肯定有一些力在起作用，它们把收敛线（converging lines）变成了平行线。在没有更多的特定资料的情况下，去推测非正常走向的平面上力的实际分布将是不成熟的，或者就脑场中的事件进行具体假设（脑场中的事件是与倾斜定向的图形相一致的），也将是不成熟的。
    除了场中的这些力以外，还有其他两种力对知觉到的形状产生了作用，它们是内力（internal forces）和由接近刺激产生的外力（external forces）。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经研究过内力和外力（见边码pp．138ff），我们从中见到了后者（外力）的巨大力量。刺激之力是很强的，这一事实在我们目前的上下文中意味着，一种视网膜形状将十分容易产生那种与视网膜相一致的行为形状，那就是说，它将抗拒转化。换言之，场内那些倾向于“歪曲”视网膜形状的力将不得不与视网膜形状所施加的力作斗争。在我们的例子中：一个细长的视网膜椭圆在应力场中产生一个行为形状，该应力倾向于使它变得不那么细长。由于视网膜图形产生了力量，知觉到的图形不会完全屈从于这种应力，而且知觉到的形状将介于视网膜形状和“实际”形状之间的某处，除非组织的内力使这种情境复杂化。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个细长的椭圆形的实际形状，其视网膜意像由于图形的方向，将会变得更加细长。因此，由于图形的非正常方向产生的场内之力，行为的椭圆将会变宽，而且，如果这种变宽十分充分的话，那么，行为的椭圆将使其形状与一个圆充分相似，以便组织的内力（在圆形中，组织的内力处于最稳定的平衡状态）成功地产生这种最简单的形状，或者至少接近这种最简单的形状。
    于是，便有可能进行下列推论：最终的平衡将是一种对所有参与的力量来说的平衡。这意味着：知觉到的方向和形状将彼此依赖。如果一个视网膜形状拒绝场力引起的歪曲，那么，它将由此影响方向的表面视角。于是，有了这样一种可能，随着“形状恒常性”的下降，图形表现出来的与正常情况相背的程度也下降，那就是说，知觉到的形状越是与视网膜的形状相似，它与实际的形状便越是不相似。当然，那意味着，形状和方向的某种结合对于一个特定的视网膜形状来说是不变因素，正如我们先前阐述过的那样。
实验证明
    我们的若干结论已经得到实验的证实。首先，在通常的情况下，“恒常性”是不完善的，“现象的回归”（Phenomenal regres－sion）也是不完整的，正如艾斯勒（Eissler）、索利斯（Thouless）和克林费格（Klimpfinger）已经发现的那样。其次，恒常性随着方向的角度而减弱（艾斯勒）。该结果是可以从我们的假设中推论出来的，因为视网膜意像与“实际的”形状差别越大，越是需要更大的力量去产生与实际形状相等的知觉到的形状。如果场内的应力（来自非正常方向的应力）随着所需的力量将视网膜形状转变成实际的形状，那么，这种应力就会以同样方式增加，于是，恒常性就不可能成为角度的一种功能。现在，我们尚不了解这两种功能中的任何一种功能，不过，说它们是同一种功能，那是不可能的。让我们从后者开始讨论，即将视网膜形状转变为实际形状的必要力量有赖于方向和角度。按照我们的假设，一种视网膜形状建立起力量，以产生一种相似的心物形状。当形状出现于其中的那个面不正常时，这些力量便与场内的应力发生冲突。由于这种应力，视网膜形状转变成另一种形状，它更像实际的形状。现在，如果视网膜形状和实际形状之间的差别越大（由于图形转动的缘故），那么，把视网膜形状改变成实际形状所需要的力量也越大。然而，说这种关系是一种简单的比例关系，那是不大可能的。从动力角度上讲，更有可能的是，随着这种改变进一步深入，它就变得越发困难，正如一根螺旋弹簧若要产生连续收缩便需要不断增加压力一样。如果我们旋转一个具有水平轴h的图形，使之绕着该图形的垂直轴转动，首先通过某个角度将图形的水平轴减去一定的量m，然后通过另一角度将它的水平轴再减去另一个等量，于是这根水平轴现在该是h－2m。如果需要力量f来把具有水平轴h－2m的图形转化成具有水平轴h的图形，便需要2f以上的力量。现在看来，由于非正常方向，场内的应力要像达到完美的恒定性所要求的力量那样随其角度快速增加是不可能的。恒定性应当像它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随角度一起减少。
    我在这里使用了“转化”（transformation）这个术语，我的意思并不是指最初的一个非转化形状是由后来成为中心的边缘刺激产生的。我之所以运用这个术语是为了表明一种效应，它将伴随着一组从它们的背景中抽取的力量，由于不同力量的结合而对抗实际结果。这里使用的“转化”术语仅指双倍的向量决定（double vectorial determination），一个从卡多斯（kardos）那里借用的术语（p．170）。
    第三，实际的图形越是转离正面的平行位置，便越是表现出非正常的定向。因此，朝着转化的场内应力随着方向的角度而增加，从而使这种转化也随之增加。这样一种测量由艾斯勒提供，A＝a－a／p。该值确实随方向的角度而增加，艾斯勒和索利斯（1931年）的实验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见边码p．227）讨论的“超恒常性”（super-constancy）情况完全适合于我们的理论；这些超恒常情况是在特定条件下从我们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而且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关于它们的任何解释。艾斯勒对这些情况的讨论（尽管我在这里省略了），也完全符合我们的解释。
    若把我们的解释上升至一种假设，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真正的解释必须符合与我的假设相似的思路。这是因为，对实际形状的“了解”并未说明该效应，这是索利斯（1931年a）已经通过特定的实验所表明了的。如果我向这位作者进行正确的解释，那么，他也会相信真正的理论一定是此处提出的这种理论。索利斯拒绝“累积说或整合说”（summative or integrative theory），并假设了一种“反应理论”（respouse theory）。根据这种理论，“用双眼观察一个倾斜的圆所见到的椭圆，与用单眼观察并消除距离线索后所见到的椭圆一样，属于同样顺序的知觉事实”（1931年a，p．26）。
恒常性和空间组织
    在我们的理论中，由某种视网膜意像产生的行为形状有赖于空间组织，该空间组织是视网膜意像引起的。因此，知觉到的图形方向越“合适”，恒常性便越强，也就是说，图形越是接近实际的方向。决定方向的所有因素一定会同时影响知觉到的形状。这一结论对我们的理论来说不一定是特定的结论，但它这种或那种形式包括在形状恒常性的任何一种理论之中，因为该结论已为事实所充分证明。艾斯勒十分系统地研究了一些条件，它们按照一般的空间组织而变化，并在这些条件和形状恒常性之间找到了清晰的相关性。人们发现，在这些条件中间，双目视差，也即视网膜像差（retinal disparity），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而中央区域图形的良好清晰度，以及周围区域的良好清晰度，几乎不是很少相关的。此外，他还发现，不同的深度标准可以彼此取代，而且基本上不会改变其结果。从图解角度上讲，这意味着：在a、b、c三种标准中，单单a可能与a和b的结合同样有效，但是，b和c并不比a和b的结合或者a和c的结合更差。该结果的理论意义只有通过深度因素本身的讨论才能获得发展，这个任务我们将在完成恒常性问题的讨论以后再予以处理。
态度的影响
    如果被试的态度指向“投射”（projectinon）而不是指向实际形状的话，恒常性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这是由克林费格（Klimp－finger）于1933年从事的形状研究所表明了的，霍兰迪（Holaday）关于大小恒常性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两种情形里，所得结果都不是恒常性的完全丧失；在“分析”的态度下，所选择的正面平行图形看上去与旋转的图形相等，尽管比之在正常态度下更加接近于后者的视网膜意像，然而，就方向上更相似于旋转图形的“实际”形状而言，正面平行图形仍然与旋转图形的视网膜意像不同；倘若在细节上予以必要的修正，对大小来说也同样正确。然而，用上述方式进行正常观察，比之分析态度和正常的外部条件，恒常性较低，所以改变外部条件是有可能的。
大小恒常性
    我们关于大小恒常性还想补充几句，尽管我们在第三章（见边码pp．88－90）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布伦斯维克（Brunswik）的另一名学生霍兰迪已经为此做了艾斯勒和克林费格在形状恒常性方面做过的工作，他调查了影响这种恒常性的一些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所取得的结果与其他两位作者取得的结果很相似，这是我们在关于分析的态度这一内部条件方面已经提到过的。至于外部条件方面，恒常性再次随空间组织而变化，但是像差对大小的影响比对形状的影响更弱，艾斯勒和霍兰迪已经解释过这个事实，其例证是深度组织对形状恒常性比对大小恒常性更敏锐。
这一例证的不变因素
      艾斯勒和霍兰迪所得结果之间的相似性表明了一种原因的相似性。对于大小恒常性来说，如同对于形状恒常性一样，某种结果就特定刺激而言将是不变因素，而且，这种结果将是大小和距离的某种结合。我们已经提及（见边码p．229），霍兰迪的有些结果似乎与这样一种假设相抵触，但是，我也曾经指出，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些矛盾的结果视作决定性的。这种结合形式必须在今后的实验中设计出来，它将证明这种结合形式有赖于方向，即物体从观察者那里撤回的方向。我们在第三章（见边码p．94）讨论天顶-地平线幻觉时已有涉及。
对大小而言，没有一组独特的条件

然而，在一个重要的方面，知觉的大小理论肯定与知觉的形状理论有所不同：关于后者，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有关正常方向的独特例子，也就是正面平行面。可是，对于大小来说，就不存在任何这类独特的例证，实际上没有一种“正常的”距离可以与正常的方向相比较。一方面，正常的距离对不同物体来说是不同的，例如，对一张印刷纸、一个人、一幢房子、一座山等等，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正常距离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而且不是一个很好界定了的点。但是，在这领域内，其他某种东西起着类似的作用，看来也是有可能的。劳恩斯泰因（Lanenstein）于1934年作了一项观察，按照这个观察，恒常性并非距离的一种简单函数，正如迄今为止人们所假设的那样，而是适用于明确的统一范围，在两种这样的范围之内，它们与观察者处于不同的距离，恒常性差不多同样地良好，尽管相互之间进行比较，较近的范围具有较大程度的恒常性。从这一范围概念出发，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会在颜色恒常性领域内找到其对应物「卡多斯（Kardos）」，他的结论是，“实际的”（正常的）行为大小可能会出现在把观察者的行为“自我”也包括进去的范围之内。
知觉大小的可能理论
    知觉的大小恒常性理论可能导源于知觉空间的理论，这在第四章（见边码 p．119）已有所表明。如果清晰的空间倾向于变得尽可能大时，它就需要力量以便使一个物体在附近出现。该理论是我在与苛勒（kohler）的一次讨论中了解到的，它提示了以下观点：让物体靠近所耗费的能量越多，使之保持大的可用能量便越少。该证明足以补充以下说法，即邻近性不一定是决定物体大小的唯一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它们可能是“清楚”的清晰度，即可视性（surveyabilyty）。视物显小症（micropsia）的事实看来支持了这样一种概括的理论，对于大小理论来说重要的一些事实早就为杨施（Jaensch，1909年）所认识，他在这个问题上首次发表的见解差不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H．弗兰克的实验
    苛勒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已由H．弗兰克（H．Frank）在其实验室中加以测试（1930年）。在关于大小恒常性的普通实验中，两个用来比较的物体交替地被注视，也就是说，把一个在远处被注视的物体与一个在近处被注视的物体进行比较。在一定的范围内，大小恒常性是完善的，因此，同一个地理上的物体在1－2米距离内看上去是相等的，尽管在视网膜意像上，远处物体的面积只有近处物体面积的四分之一。但是，在向近处物体注视改为向远处物体注视时，“调节和聚合的肌肉紧张度下降。因此，如果人们认为，视野会为了‘近刺激’的目的而不得不分离它的一些能量，而这种能量的丧失导致被注视物体相对缩小的话……那么，伴随着‘远刺激’而引起眼部肌肉紧张程度的减少，也就是说，由视野引起能量的较小丧失，将会导致被注视物体的相应扩大，从而或多或少补偿了（中心区域）视网膜意像的缩小”（弗兰克，p．136）。由海林（Hering）等人所作的某些观察看来也证实了这种观点。不过，弗兰克进行了一些量化实验，以便使它服从于一种刻板的检测。把一个被直接注视的正方形连续地与一个在同样客观距离上被观察的正方形进行比较，而这种注视可以近些也可以远些。结果，与海林的观察颇为一致，在一个固定距离内的正方形，当它被注视时，比起当它位于注视点后面时，该正方形就显得大一些，但是比起它位于注视点前面时要更小一些。此外，非注视的正方形的大小随着距离观察者注视点的距离而变化，或多或少像调节和聚合发生的情况那样，除了下述事实，即这种一致性对近的注视点比对远的注视点更好一些。于是，除了在正方形前方和背后的非预示和非解释的注视不对称性以外，原先的假设看来可得到证实了。但是，其效应实在太小，以致于难以解释大小恒常性。让我们来提供一个例子：一个正方形，每条边为8厘米，距离为200厘米。如果在距离观察者90厘米的注视点上进行观察，结果与一个每条边为7．5厘米，距离为200厘米的被注视的正方形相等。在这个范围内，恒常性是完好的，也就是说，8厘米的被注视正方形在90厘米的距离上看上去与200厘米距离的同等正方形相等。由此可见，通过改变与变化了的调节和聚合相伴随的注视，恒常性会略有降低。不过，距离为90厘米的一个正方形的视网膜意像是距离为200厘米的一个同等正方形大小的2倍。这就意味着，一个直径为8厘米，距离为200厘米的物体，如果提供了与一个同样大小但距离为90厘米的物体一样的知觉大小的话，那么，前者的“大小效应”（size effect）比后者大200/90倍。如果这完全是由于能量进入到较近物体的聚合和调节的应变（strain）中去的缘故，那么我们便可作下列的推论了。如果我们在90厘米处望着一个距离为200厘米的物体（8厘米长），那么，根据邻近的调节和聚合，视网膜意像的大小效应是该物体被直接注视时的大小效应的90／200倍。因此，一个物体在200厘米处被直接注视时应该只有8×90／200＝3．6厘米，然而在弗兰克的实验中，它的大小为7.5厘米。这种假设等于说，进入调节和聚合的能量恰好补偿了视网膜意像的所得。一个恒定的视网膜意像应当产生与注视的距离成正比的知觉大小。在我们的例子中，缩小的范围从8厘米到3．6厘米，而实际上它只是从8厘米到7．5厘米。所以，尽管调节的注视能量可以对恒常性效应作出贡献，但是充其量也仅仅涉及其中的很小部分。
    恒常性的发展
    在我们转向颜色恒常性之前，我们还想说最后一点。在维也纳，有人对个体一生中恒常性的发展作了仔细而精心的研究。首先贝尔（Beyrl）在大小领域里进行了研究（见第二章，边码p．92），然后布伦斯维克于1929年在明度领域里进行了研究，最后克林费格于1933年在形状领域里进行了研究。所有这些研究看来都反映了同样的进展；针对年龄画出的恒常性曲线在所有三个领域都具有相似的形态。然而，即便人们不参考前述对曲线构成中使用的恒常性测量所作的批评，他们也可以怀疑，这三种曲线的相似性是否由于它们都反映了恒常性这一事实，或者是由于对所有三种调查来说共同的另一种因素。对这种可能性进行的考察甚至可能导致这样的观点，即并不存在恒常性的发展，曲线表明的年龄进展必须置于对外部因素的考虑之中。卡兹（1929年）在回顾了颜色恒常性领域中做过的近期研究以后提出了这一论点。他的学生伯兹拉夫（Burzlaff）重复了布伦斯维克和贝尔做过的实验，其方法是改变恒常性测试的手段，以此来扩大他的调查。然而，在维也纳学派的所有实验中，采用的方法是将一个标准物体（大小，非彩色，形状）与一个比较物体进行比较，两者处于同样的视野内。伯兹拉夫还引进了其他一些方法，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使用了一些同时呈现的物体，这些物体或者替代比较的物体，或者既替代标准物体又替代比较物体。由于后面这种方法在其结果方面与成对比较有所差别，而且被他用在颜色和大小上面，因此我将仅仅讨论这种方法。在大小实验中，使用了两个相等系列的白色纸板立方体，一个立方体是标准的，在涉及大小方面随机安排，不过都布置在距离被试1米远的一只台子的正面平行面上，第二个立方体也处于正面平行面上，但是根据大小顺序安排在距离4米远的台子上。在邻近的立方体中，给其中的一个做上标记，被试必须指出在那只较远的台子上哪个立方体看起来与这个做上标记的立方体相等。就明度恒常性而言，其程序是在细节上给予必要的修正，不同浓淡的灰色取代了不同的立方体。在这些条件下，4岁的儿童（在接受检测的儿童中最年幼的儿童）已表明具有完整的恒常性。卡兹和伯兹拉夫从这些实验中得出结论说，恒常性并不经历任何发展，而维也纳学派的结果是由于方法不当，它引入了一个外来的因素。“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一事实，不论何处，只要现象为比较所控制，一个复杂的因素便被引入，对于它的效应人们尚未形成确切的概念”（伯兹拉夫，p．202）。
    布伦斯维克在给克林费格附加的一条注释中（1933年a，PP．619 f．）驳斥了有关这一批评的正确性，尽管他接受了这些结果，部分地加以重复，而且并不怀疑在形状领域里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他争辩说，伯兹拉夫方法的缺点是未能反映恒常性的发展，原因是它给观察者安排的任务太容易了。他认为，人们可以降低任务的难度以便让被试去完成，这样一来，便消除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异。一位意欲将学生分级的老师绝不会发给他们一份大家都可以得到优良分数的试卷。

累了


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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