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星卡卡安全论坛

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多数是“逐水草而居”，流动迁徙，居无定所的。因此，期望这些游牧民族在建筑文化上有长足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崛起于松花江上的女真族有所不同。它是一种城塞部落民族，一种有领土意识且居有定所的半游牧半农业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修过长城的少数民族，就是女真族。女真族跟北京城的渊源很深，公元1153年，完颜亮正式把金的都城从东北的会宁府迁到燕京，改名金中都，从此北京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
　　这个城塞部落民族建立的国家，在城市建筑上是卓有建树的。金中都的宫殿极其豪华，承袭了北宋崇尚奢丽纤巧的风格。金世宗在中都东北郊浚湖垒山修建的大宁宫行宫区，吸引了元世祖忽必烈，使这位纵横欧亚的马上皇帝为之心动，在版图辽阔的统治区域内，选中了金中都作为大元的首都，从此，奠定了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个统一的大帝国的政治中心的地位。设想，如果女真族不是一个善于学习而且乐于建筑的民族，如果金世宗没有在今天的北海一带兴建行宫，忽必烈于何时何地定都建元就很难说了，中国历史也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了。
　　金的建筑历经战乱，在北京已经基本上看不着了。只有一座石头造成的大桥供人凭吊。这座石头桥名气之大，居然在宫殿、苑囿、园林、塔寺、府第林立的北京，挤进了“燕京八景”的行列。它就是曾在元朝供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的“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卢沟桥。




附件: 1759852006107155748.jpg

从北京西北流向东南的卢沟河（即今永定河），又称桑干河，源出于山西，流经北京后奔泻东南入海。自古以来，这条俗称“小黄河”的卢沟河，每到夏秋之际，山洪暴发，河水从它的发源地海拔千余米的雁北高原滚滚东下，到了北京地区形成了奔腾澎湃、一泻千里之势，而当时地处北京西南的卢沟渡口，是华北大平原通往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各地的必经之路。在金以前，这条运输通道只有一座简陋的木桥，遇大水根本无法通行。据《金史·河渠志》载：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卢沟河大水漫泱，“决于显通寨”，于是皇帝诏征大都附近三百里内的民夫进行堵塞，但未绝后患。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金世宗认识到卢沟河是“使、旅往来之要津”，于是下令修建石桥，但尚未动工，世宗亡。章宗继位后，继承世宗遗命，用三年时间，在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建成这座石桥。它是一座11孔的联拱石桥，全长266.5米，宽9.3米，是华北地区最长的石拱桥。卢沟桥建成后，成了京师西南的门户，往来的士官商旅从这里经过，卢沟桥畔，旅舍鳞次，驿通四海，行人车马，如纷如织。
　　卢沟桥最有名的是桥栏望柱上的石狮子。北京有句俗话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此是老百姓极言其多，很有点引以为荣的意思。其实还是数得清的，总数是485只，同桥东宛平县城墙的垛口，以及东西两个城门的门钉数目完全相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一定寓含着某种意义。
　　石狮子的多少是老百姓感兴趣的话题，桥梁工程师和水利学家更感兴趣的是卢沟桥的桥墩。桥墩的形状犹如一只平面的船，迎水的一面，砌成很长的分水尖，它的作用是分开水势，减少流水对它的冲力。每个桥墩的尖端还有一根三角铁柱，深插在河底，老百姓呼之为“斩龙剑”。所谓“龙”，就是洪水，洪水冲到桥墩前，首先碰到的不是石桥墩而是铁三角，它把洪水劈成两半，分流向两侧的桥涵洞。尤其是春天冰凌冲桥墩时，铁三角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劈冰斩浪，抗击“恶龙”，锈了还可以随时更换，就像给迎水的桥墩戴上了铁盔铁甲。卢沟桥的11个拱券砌筑方法与一般桥梁不同，采用纵联式，把整个拱券联结成一体；同时还在桥墩和拱券的各部分，用腰铁和铁件把石块联结起来，增加了砌石之间的拉联力量，使桥分外坚固。卢沟桥的主体屹立了八百多年，经受住河水的轮番冲击而巍然不动，充分显现了金代精湛的桥梁工程技术。

附件: 1759852006107155849.jpg

“卢沟晓月”从金代开始就是“燕京八景”之一，成为诗人吟咏的一个主题。远山、近水、晓月、古桥融为一体形成了“卢沟晓月”的意境：晨曦初启，天幕一片湛蓝。卢沟桥望柱上蹲踞的485只石狮的剪影镂刻在天幕上。远处传来几声村鸡的啼叫，启明星升起在天空，半轮残月正好高悬桥头。赶早的人们送着月亮，迎着晨光，踏着早霜，在这阴阳交割、昼夜交替的时辰开始一天的生计。进出京师南往北来的征车响着铃铎急急地从桥上驰过，赶他们的远路去了。一二闲人，特为此景戴月而来，此时此刻，悠哉游哉，寻诗觅句，把栏杆拍遍。俯望卢沟，但见晓光残月，照得浑河如练，远眺西山，疏星淡月之下，平郊淡霭，断岸微光，群山如黛，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
　　就在这八百年风景如画的地方，1937年7月7日，驻扎在永定河西岸的日本军队发动了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从桥西进攻桥东的中国守军。中国守军奋起反击，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烽火。


附件: 1759852006107155923.jpg

观象台 
中国很早就进入了较为发达的农业社会，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已经对天文现象进行观察。从对星辰出没、日月运行的观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与这些需要密切相关的年、月、日等时间长度的概念，进而产生了初始的历法系统。由于占卜活动的需要，人们对天象变化，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极为关注，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天象观测的重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天象记录的传统。
　　据传说，在颛顼帝时代，已设立“火正”专司对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进行观测，以黄昏时分大火星正好从东方地平线升起时，作为一年的开始，亦即这一年春天的来临。由此不难推得一年的长度。这是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早期形态。据研究，这大约是公元前2400年的事。
　　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在尧帝时，即以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作为一年四季的标准。据推算，这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时的实际天象。
　　由上述记载，我们还可以推知，当时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现，也就是说，其时已应用了测量时间的器具。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原始起点，即已确定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观测天象、编算历法和设计制造中国特有的天文仪器。这一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没落，最终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漫长演变过程。而建于元代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位于今北京建国门立交桥西南角的元司天台（清改名观象台）遗址，则正好经历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从巅峰到没落到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过程，既代表了东方文明昔日的辉煌，也记录了中西文化交融汇合的历史。 



附件: 1759852006107155956.jpg

观象台上原有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和王恂监制的天文观测仪器16件；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十一年（1446年）和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又先后仿制多件。
　　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人。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和水利工程等科学技术领域中成绩卓著。他一生先后设计制作的天文仪器约有20种，如著名的河南登封观星台，另外还有仰仪（用于测量地方真太阳时和太阳视赤纬，亦可用于观测日食）、玲珑仪（用于观测日、月的赤道坐标，又有假天仪的功能）、正方案（用于厘定方向和测量地理纬度）、七室灯漏（自动报时仪）和水运浑天漏（自动演示日月星辰运行状况的仪器）等等。它们无不具有结构新颖、实用有效的特点。郭守敬在此领域中，以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和创新之众，勇冠历代天文仪器制造家之首。
　　他主持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工作，对恒星位置测量、冬至时刻、回归年长度、五星近日点黄经、月亮过近地点和降交点的时刻、平朔时刻、北京每日太阳出入时刻、冬至时太阳所处恒星间的位置（冬至日躔）、五星平合时刻等一系列天文数据，进行了长期仔细的和带创造性的测量工作，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明代建国后对天文历法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策“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使历法在民间几成绝学，而少数经政府批准有幸涉足天文历法的官员，也只能自甘保守，徒以应付，以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传统自明初开始，到明万历年间的约二百年中，完全陷于停顿状态。等到明末，正当人们渐渐从二百多年的迷蒙中醒来，开始发掘传统历法并有所发现的时候，西方传统的天文学知识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开始传入中国。从此开始了两种不同体系的天文历法相互交锋，又彼此融会的复杂过程。

附件: 1759852006107160039.jpg

清代康熙皇帝是位对西学有浓厚兴趣的人。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他命传教士南怀仁制作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又命传教士纪利安制作地平经纬仪，认为“郭守敬仪器不可行于今”。1723年，由于清朝廷顽固守旧派的攻击，清雍正皇帝下令把西方传教士赶出中国，自此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一百余年中，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愈演愈烈的文字狱，严重摧残了天文学的发展。如果说明末清初中国传统历法还可以与西方传统天文学相媲美，到此时则无以望其项背了。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清王朝将“观象台所有旧仪座架废铜，着即为制造新仪之用”，一批珍贵文物被当做废铜使用了。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德法两国侵略军将观象台的仪器劫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归还中国。1933年日军进逼华北，“古物南迁”，其中浑天仪、简仪、圭表、小地平经纬仪各一件、漏壶两件，运往南京，现在分别陈列在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北京观象台还留下康熙年间制作的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玑衡抚辰仪等8件仪器。
　　现在，这座比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还要早四个世纪的古观象台已经修缮一新，完全保持旧观。台顶长方形，东西长24米，南北宽20米，8个石座上安放着标志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就的天文仪器。它们像几百年前一样，年年月月，朝朝夕夕，迎送着北京的太阳和月亮。

附件: 1759852006107160115.jpg

九龙壁 
大同的九龙壁是用琉璃砖拼砌而成的，所谓琉璃，是一种以铅硝化合物为基本助熔剂的铅釉制品，在800℃—900℃的温度中即可烧成，和瓷器1200℃以上的温度相比，显系低温，因此一般都称它为低温铅釉。它的坯胎主要是用黏土（元代以后亦有用高岭土者）做成。它的主要着色剂是铜、铁、钴、锰、锡等几种金属粉末，在氧化气氛中成色。
　　北魏时期，京都平城（今大同市）大兴土木，鲜卑人第一次采矿石烧五色琉璃用于其新建的宫殿上，作为屋顶的装饰艺术部件。事实上，公元前4世纪中国已有低温铅釉制品，但到汉代才开始有琉璃之称，那时候琉璃的使用范围已经很广泛，在宝石、窗扉、器皿和墙壁间，琉璃被作为镶嵌物使用，但尚未使用到建筑物屋顶构件之上。
　　山西是中国琉璃的主要产地，琉璃制作业或子袭父职，或师徒相传。元大都皇宫的琉璃，就是山西赵姓匠师承做；明清两代宫殿的琉璃，是赵姓后裔与太原苏姓匠师分别烧制；清初沈阳宫殿的琉璃，也是山西侯姓匠师烧作。
　　明代是山西琉璃制作业空前隆盛的时期，所遗精美作品也特别多。这个时期，在砖砌影壁上镶嵌琉璃团龙，似乎是皇宫王府的新兴装饰。这种琉璃龙壁，有独龙、双龙、三龙、五龙、九龙不等，其中大同九龙壁，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琉璃龙壁。
　　大同九龙壁位于大同城区东街路南，坐南朝北，全长45.5米，高8米，厚2.02米，分成三个部分：底部是一个高大的须弥座，高2.09米，其上为壁身，上部覆以斗拱和琉璃瓦顶。 



附件: 1759852006107160152.jpg

壁身是九龙壁的主要部分，高3.72米，两个侧面分别为日月图案。南向壁面由426块特别烧制的五彩琉璃构件拼砌而成。九条大龙飞舞奔腾于波涛云气之间，中间隔以山石水草。正中一条龙是照壁的中心，也正对当年明代王府的中轴线，所以它的姿势也是端正的：龙头向前，正视王府的端礼门，龙身向上卷曲，龙尾向后摆动，看上去似在端坐。这条龙为主龙，颜色也是主色，即正黄色。主龙两侧的第一对龙为淡黄色行龙，龙头均向东，而尾则向着中心坐龙，构成对称的图案。主龙两侧的第二对龙为中黄色行龙，头均向西，两龙构图基本相同而局部有别。主龙两侧的第三对龙为紫色飞龙，姿态飘逸，且不对称：西边的飞龙似由天空奔驰而下，龙头已入海中而龙尾还在天空中长曳翻动；东边的飞龙则是龙尾高悬，龙身蜷伏，龙头凝视前方，有如刚自天空降下而又从水中奋起之姿。最外侧两龙为黄绿相间的坐龙，形象各异，不相对称。九条大龙不同的姿态，参差变化的颜色，使得整座龙壁构图生动灵活而又色彩绚丽。分别矗立于北京故宫和北海公园中的两座清代九龙壁，不仅规模要比大同九龙壁小得多，而且在龙身的雕塑上，远不及大同九龙壁的雄浑、古拙、硕壮、有力，色彩也没有这么深厚沉重。

附件: 1759852006107160233.jpg

在历史上，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人们想象中的能够兴云布雨的龙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尊崇。数千年来，龙的观念，龙的信仰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龙子龙孙”、“龙的传人”、“龙种”等意识世代相传；“龙王”、“龙宫”以及有关龙的各种传说绵延百世；专门祭祀龙的节——农历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几乎无处不有；祭龙仪式形式多样，因地而异；民间各种龙舞、龙灯活动经久不衰；龙的形象随处可见，举凡建筑装饰、竹木雕刻、染织刺绣、陶瓷油漆、家具器皿，甚至灯彩盆景、民间剪纸、邮票钱币、菜肴糕点，都可见到龙的形象；以龙命名的地名、水名、池名、潭名不计其数，遍及中国；带有龙字的人名更是难以尽数……正如闻一多所说的，龙族文化“做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核心”。
　　龙最初可能是太婧部落的图腾，后来成为各部落共同崇拜的图腾神。由于人们认为龙是雷雨之神，握有操纵雨水之大权，而对于以农牧生产为主的古代中国人民来说，雨水是农牧生产的命脉，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安全。因此，在众多的图腾神中，龙成为至上神，受到最高的崇拜。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联合，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部落集团。部落集团为了维系、团结各部落，就以各部落共同崇拜的龙作为图腾。部落集团的首领为了有效地控制和联合各部落，并长期占据首领地位，通过各种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把部落集团的图腾神“龙”据为己有，把自己说成是“龙种”、“龙子”。第一个这么做的，据说就是黄帝。而自汉代以后，龙成为皇帝和皇权的象征，远古图腾崇拜和封建帝王崇拜汇为一流，成为政治权威产生的重要信仰基础。
　　大同九龙壁原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三子朱桂的王府前照壁。朱桂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封藩于大同，是为代王。所以龙壁的最早上限为公元1392年，距今已六百多年。明末王府毁于兵火，惟九龙壁巍然独存。

附件: 1759852006107160444.jpg

泰山刻石 
“泰山兼有自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价值”。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专家卢卡斯在实地考察了泰山之后，这样评论说，“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在人与自然的概念上开阔了眼界，这是中国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
　　泰山拔起于华北大平原的东部，主峰海拔1524米，相对高度达1300多米。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圣人孔子也许奋力登上了泰山，要不他说不出那么豪气冲天的话来：“登泰山而小天下。”不过，对于一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诗人来说，走到泰山脚下，远远地望一下它高入云端的雄姿，就足以体会到登上极顶之后的感受了。所以唐代诗人杜甫虽然没有勇气攀登泰山，却还是被泰山的磅礴气势所震慑，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望岳》。其中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鼓舞人们攀登更高的人生境界的警句。
　　泰山号称“五岳独尊”，说明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按照中国哲学“五行”的观念，泰山德配“五行”中的“木”，“五方”中的“东”，“五色”中的“青”，“五灵”中的“龙”，“五时”中的“春”。这个独特的位置，使它成为万物初生肇始、天地之德好生的伟大象征。事实上，山在中国古代的信仰中，是创化和生育的象征，那些显赫的生育女神几乎都是山神。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仁慈的君子所以喜爱大山，因为山有好生之德，长育万物。
　　大概正是因为这样吧，古代帝王称帝之后首先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到泰山去建封禅。在泰山上筑土为坛，在坛上焚烧柴禾，报天之功，这叫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把祭品埋在地下，报地之功，这叫禅。通过这种封禅仪式，宣告天下，本帝王的帝业已上通于天，下通于地，获得了天地诸神的认可，“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致太平”。 



附件: 1759852006107160519.jpg

泰山封禅源于一种极为古老的天地崇拜，据《史记》所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被记载下来的就有从无怀氏、伏羲氏一直到周成王的十二位显赫的帝王，包括“三皇五帝”。但这只是传说，真正实践这种古代信仰的皇帝，却是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
　　据说秦始皇举行封禅活动的目的是想震慑东方六国的残余势力。他到了泰山脚下却并不知这种古老的仪式应如何举行，于是召来齐鲁当地七十名儒生询问。儒生说古代封禅时，帝王都很谦卑，上山时用蒲草裹着车轮，以免伤了山上的土石和草木，祭祀时要把地扫得干干净净，铺上秸席。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但真正遵照去做却很不容易——言下之意是你秦始皇肯不肯在我齐鲁的圣山面前放下架子。这一番要求使秦始皇感到被捉弄了，于是，他在被征服者面前大耍征服者的威风，下令士兵斩木除草，开山辟路，率领文武官员，浩浩荡荡，吹鼓上山，按秦国的礼仪行祭天封礼。随后率众下山，准备去梁父行禅礼，半路遇雨，有数株松树相遮，于是不无炫耀地封松树为“五大夫”。禅礼当然只好匆匆而行了。秦始皇感到一种重温征服天下的快感，他突然想到应当把这种快感刻在泰山绝顶，而且要用他颁布的全国统一的新文字——秦篆。可惜的是，这通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字史和中国书法史上都无比珍贵的秦刻石，由于它歌颂的主人秦始皇实在太残暴，后人竟恨人及石，把它毁了。一直到明代末期，才有人从土里挖出尚存残篆29字的断石，移置碧霞元君祠保存。到了清代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一场大火又把它烧得无影无踪。过了七十五年，一个叫蒋因培的人不知怎么在玉女池搜访出两块残石，仅存秦篆10字，遂嵌置于山顶东岳庙。

附件: 1759852006107160553.jpg

如果说秦始皇泰山封禅耍尽威风，那么唐玄宗泰山封禅则是极尽豪华。他的仪仗从山顶一直排到山下一百多里，他在山顶大礼告成后，群臣喊“万岁”，传呼从山顶至山下，百十里内，山鸣谷应，震动天地。唐玄宗亲自撰书，石工磨石壁刻金字，这就是岱顶碧霞祠东北大观峰东侧的《纪泰山铭》，俗称唐摩崖。碑高13米，宽5米，正文刻字996个，连碑额“纪泰山铭”四字共1000字。
　　泰山刻石最奇的是经石峪。经石峪在斗母宫东北。这里两山夹峙，溪水潺潺。溪涧东侧，是一块面积很大的平光光的石坪，不知何人于何年，在这石坪上刻下《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单字字径50厘米，原有2500多字，所占面积约为670平方米。由于年长月久，风雨剥蚀，现尚存1067字。书法遒劲有力，纵横波澜，有“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之誉。
　　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工程，把《金刚经》刻在泰山上呢？这就要牵涉到关于泰山的另一个古老的民间信仰了。在这个民间信仰里，泰山神是天帝之孙，主召人魂。由于他是东方之神，掌万物之始，所以知道人的生命之短长。人死后，魂就上了泰山。民间相信，泰山上聚集着古往今来一切众生的亡魂。也许是为了超度它们，有一位或数位佛教信徒发一弘愿，以坚忍毅力，经年累月，刻下了这篇《金刚经》。当然，此举也许是有见于历代帝王泰山封禅的劳民伤财，想给这种愚妄之举当头棒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卷末这四句偈文，以“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的大解脱大智慧，破除了对现实世界万有的执着和留恋。“默默无语是真闻，情到无心意已薰。撒手大千无一物，莫凭世味论功勋。”佛的无我无欲境界，同山顶上表现历代帝王不可一世的权力意志和征服欲望的摩崖刻石相比，无疑昭示着两条人生极境之路。登泰山的人们，在极顶满足了“小天下”的自我幻觉，又被帝王刻石颂赞的丰功伟业激动得豪情万丈后，最好于归途中到经石峪濯濯双足，在清冽的泉水中默诵一遍《金刚经》。当你以出世心做入世事时，人生已然开出一片新境界。


附件: 1759852006107160627.jpg

早在先秦，国家的大事就被确立为两项：战争与祭祀。通过战争，掠夺财物，兼并土地和人口，获得利益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通过祭祀，报功德于天地祖先，为战争求得一个正义的名分，从精神上维系利益共同体的共识和同情。
　　所以“法天敬祖”历来是中国最高的祭祀。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是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观，殷周以来，这两种信仰结合在一起，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统治思想的支柱。在近三千年的历史中，尽管传入了佛教，产生了道教，但都未能取代天地鬼神信仰的位置。历代帝王都祀天地，建封禅，表示受命于天，时常根据某种自然现象改正朔，易年号，借此达天意，企望得到天的佑护。
　　为什么要祭天呢？这牵涉到中国文化中关于最高权力来源的古老信仰。孔子在《论语》中说，尧为帝之后，一切都效法至大至高的天，因此他的功德像天一样“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可见在尧以前，“贞天道而立人极”，就已成当时社会的主要宗教意识。夏代开始，“天下为私”，帝王为天子，受命于天且“天命不可违”的观念应运而生。商代夏，周代商，社会现实说明天命可违，于是宗教思想发生变革，“以德配天”，“惟德是辅”的新的神权理论产生。帝王违“德”，必受“天”罚，“天命”也就向“有德者”转移，这就叫“革命”。明成祖朱棣当上皇帝后说：“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若无天命，有力者皆得为矣。”因此，祭天，成为中国历代帝王最重要的职责，也成为他获得最高统治权力的神学认可。
　　最高级别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祭天大典，是到泰山建封禅。但泰山封禅过于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故帝王轻易不敢为；且路途遥迢，亦无法固定为定期的仪式。于是明代开始建圜丘于京师，每年冬至，帝王率文武百官，燔柴于圜丘之上，奠帛上告于天：“昊天在上，我祖在侧，我奠我币，于焉；昊天在上，我祖在旁，我奠我币，于焉皇皇；天佑皇祖，锡我民祜。”奠毕，钟磬金石之声大作，众歌《圜丘乐章》：“光朗朗兮上方，况日吉兮时良。遥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见民兮永康……”除冬至日祭天于圜丘，帝王在来年正月的第一个辛日，还要到天坛祈年殿“恭祀上帝，以祈年谷”。后有朝臣认为这同先农坛亲耕是一个意思，也就不再作为常制。

附件: 1759852006107160702.jpg

天坛作为明清两代最高等级的祭祀建筑组群，所用的建筑数量是很少的，主要建筑只用了“祈年殿”、“圜丘——皇穹宇”和“斋宫”三组建筑。这三组建筑的尺度也并不高大，但却满足了祭天礼仪的功能要求，造就了肃穆静谧、超凡出尘的环境。这是怎样在建筑学上体现出来的呢?
　　站在圜丘台面上，升高的视点和压低的墙，使覆盖这里的天穹显得分外辽阔高崇。在祈年殿庭院里，三重檐攒尖顶的圆殿，兀立在三重宽大台基的祈谷坛上，周围的矮墙隐了下去，天穹同样显得特别广阔高爽。行进在长长的丹陛桥甬道上，两旁的柏林压得很低，看天的视野非常开阔，形成了持续地感受高阔天穹的独特境界。这样一来，由圜丘、皇穹宇、祈年殿和丹陛桥组成的天坛主体建筑仿佛整个儿飘浮在茂密古柏的绿云之上，不仅显现了宏大的天穹，而且造就了置身仙境的幻觉。
　　作为祭天的建筑，天坛在艺术上需要突出地表现“天”的崇高、神圣，但它并不使用过多的建筑和超级的体量，而采用超大规模的占地(约为紫禁城占地的三倍多）和超级的绿化，调动非建筑要素来塑造天坛所需要的宏大宁静、庄严肃穆的环境。这种“抟虚成实”的手法，深得中国美学之三昧。

附件: 1759852006107160746.jpg

有意拉大祈年殿和圜丘两组主体建筑的南北距离，突出轴线长度，并将轴线处理成高出地面的很长很宽的甬道——丹陛桥，这种把虚线实体化、实物化的艺术处理，实在高妙。
　　以重复的手法来扩大建筑形象，以极少的代价来增强主体建筑的分量，是天坛建筑的又一种艺术手段。祈年殿的殿身并不很大，由于顶上层叠着三重檐的攒尖顶，基部重叠着三层台基，大大扩展了祈年殿形象的高崇宏大。圜丘自身只是不很大的三层圆台基，由于环套着一圈圆形的墙和一圈方形的墙，枋上饰以大朵云彩，墙上覆盖蓝瓦石门，圜丘的整体形象被大大延展了和升高了。
　　一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化，总有它的象征符号。天坛的平面形象就象征着“天圆地方”。它的内外墙垣都是前方后圆；所有的殿堂台基，也完全是圆形建筑，主体建筑圜丘、皇穹宇、祈年殿都是圆形——这是几何图形象征。圜丘石坛的层数、径长、栏板数、铺地石板数表征天的阳数，是九的倍数。祈年殿三层台基三重屋顶，九级台阶，也是象征天的阳数，即“九重天”。祈年殿的柱子数象征四季十二月十二时辰——这是术数象征。祈年殿、皇穹宇及其周围附属建筑和坛墙的蓝色瓦顶象征蓝天——这是色彩象征。斋宫偏置于主轴线之外，并取面东朝向，这象征皇帝作为“天子”低于“昊天上帝”的亲缘身份——这是方位象征。
　　天坛是中国最富有浪漫韵味和想象力的建筑，在熟悉中国文化的人眼里，天坛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图象。

附件: 1759852006107160828.jpg

孔庙 
过去中国人的堂屋神龛里，总要立一块长方形的木牌，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这五个字，构成了中国礼教文化的根本，儒家称之为“礼之三本”。“天地”是“生之本”，没有天地，一切生命现象都无从谈起，所以天地是人类生命的根本。“亲”指先祖，“先祖”是“类之本”，没有先祖，就没有当代人类的繁衍，所以先祖是族群生命的源头。“君师”是“治之本”，“君”指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师”就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公元前511—前479年)，以及他代表的礼教文化，皇权作用于政治，礼教约束着社会，二者结合，国家才能大治。
　　“天地君亲师”中，“师”虽为最末，但地位非常特殊。因为位为至尊的“天地”过于抽象，且经过先秦理性主义思潮和儒家学说的洗礼之后，原始天地崇拜的具体内容都被抽掉了。而“君亲”在时空上又过于具体，“君”限于一代，“亲”限于一脉。只有“师”，既具体又超越。比起“天地”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起“君亲”来，又超越一个个的王朝和一个个的宗族。所以，孔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既是一个人格神，又是一种文化，是封建伦理纲常的“立法者”，又是道德修养的最高楷模。在这个意义上，他超过“天地君亲”而成为“礼之三本”中真正的中心。 

皇帝祭孔是从二千年前汉代开始的。孔子殁于公元前479年，第二年，鲁哀公将其生前的居室立为庙，这就是最早的孔庙。孔子死后，诸侯兼并更无休止，夫子之道不行，当然无人想到祭孔。一直到天下大定的汉代，醉了就往儒生的高帽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孔的皇帝。但仅仅是拜拜而已，没有给孔子及其后人什么特别的荣誉。自汉元帝开始，才给孔子后裔封侯食邑。至汉平帝，已经作古数百年的孔子才第一次受封号为“褒成宣尼公”。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孔子的地位却并没有被皇帝抬到足以同其比肩。相反，孔子被封王和祭孔形式的固定，倒是热烈信仰道教，并认老子为先祖的李唐玄宗皇帝所为。他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偶像从庙中的西墙搬到北墙，朝南面坐下。我们知道，坐西面东是教书先生的席位，而南面是王者之位。唐玄宗还拿出王者的衮冕之服穿到孔子的塑像上，在孔子两旁排列十哲，并配祀其七十二弟子。后来，在“文宣王”封号前面加上“至圣”二字的，是北宋的真宗皇帝，他也是一位热烈信仰道教的皇帝。再后来，在至圣文宣王封号前面又加上“大成”二字的，是入主中原，把儒士贬到“臭老九”地位，班列娼妓之下，并与乞丐为伍的元朝蒙古皇帝。这些皇帝都不“独尊儒术”，而是儒道释三教并举。作为个人，他们并不喜欢孔子和儒家，却并不吝啬敕予孔子至高无　　上的封号。这的确是十分奇怪的事，应该说，这是很高超的统治术。
　　随着孔子封号越来越高，越来越长，孔庙当然也就要不断重修和扩建，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现在曲阜的孔庙，是明、清两代完成的。明、清皇帝虽然再也无法在孔子的封号前加字，却扎扎实实在孔子故里仿皇宫之制，修建了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这就是现今看到的曲阜孔庙。它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

附件: 1759852006107160921.jpg

孔庙共分九进庭院，主要建筑物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左右附属建筑作对称式的排列。全庙包括三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庑、两堂、两斋，共466间。另有54座门坊，两千多块碑碣，占地约327.5亩(一亩约等于667平方米)，南北长达一公里多。庙的四周围以高墙，配以门坊、角楼。黄瓦红垣，雕梁画栋，碑碣如林，古木参天。把这样的尊荣给予一位平民教育家，恐怕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孔庙的第一大门为棂星门。棂星即天田星，古人祭天，先祭棂星。以此门为孔庙第一门，其含义就是要像尊天那样来尊孔。
　　孔庙中规模最大、气势最磅礴的单体建筑自然非大成殿莫属。大成殿是孔庙的主体工程。之所以叫“大成殿”，是因为孟子曾说过“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后来宋徽宗又尊崇孔子为“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大成殿的形制是中国古代官式建筑中的歇山重檐式，仅次于故宫太和殿(金銮殿)的庑殿重檐式，代表着一种最高的级别。重檐九脊，黄瓦飞甍，周绕回廊，斗拱交错，雕梁画栋。尤其是四周廊下环立的二十八根雕龙石柱，均以整石刻成，柱高5.98米，直径0.81米。这二十八根石柱中，左右两山及后檐的十八根，是八棱柱，每柱浅刻七十二条团龙，共一千二百九十六条，前檐的十根石柱为深浮雕，每柱两龙对翔戏珠，云焰四绕，柱脚缀以山石和波涛。这种雕龙石柱的气派，比金銮殿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是明代敕调微州工匠刻制，但清高宗乾隆来曲阜祭孔时，孔府人员还是用红绫将石柱包裹起来，深怕这种气派刺激了这位特爱虚荣的皇帝的自尊心。
　　孔子是一位富于求实精神的人，又是一位先秦的理性主义思想家。尽管他提出过治国以孝为先，六岁的时候玩的游戏同别的小孩也不一样，竟是陈俎豆，设礼容，显得少年老成。但是，这位平民教育家是否想过死后将作为仪范百王、师表万世的至圣先师，一年数度地享受歌舞三牲的祭祀呢？假如他不曾被塑造成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大也最不可亵渎的神灵，依然是平实可亲一介布衣凡人，又何尝会有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呢？

附件: 1759852006107161017.jpg

秦长城遗迹 
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于北方连接各国长城之前，秦即在战国初期于其西北边境修筑过长城，称之为战国秦长城。
　　春秋时期，今宁夏境内有义渠、乌氏、朐衍等一些部落或小国，其中义渠的政治经济力量最强大。他们和西戎建立的秦国有密切的联系。战国初期，秦以张仪之计，割取魏国河西上郡（今陕西北部）15县之地，解除了来自北部的直接压力，关中有了北屏之地。秦的战略目标是向关东扩张，最后掩有天下，这样它就必须有一个安宁的后院。有了上郡之地后，秦开始计划吞并义渠之戎以广其西北之疆域。在上郡并入秦国版图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327年），秦迫使义渠臣属，以其君为臣，并于其地置县以管辖之。十三年以后，秦惠文王派兵攻占义渠25城，置为北地郡和陇西郡，于是秦国遂掩有关中西部、北部直到黄河的广大土地。为了巩固这个后方，秦开始在这片新的国土上修筑长城以拒胡。义渠和其他西戎部族的势力被逐到秦所修筑的长城以北及以西，他们的残余势力逐渐融合到匈奴中去了。
　　战国秦长城从甘肃静宁县进入宁夏西吉县，沿葫芦河东岸北行到将台，沿马莲川北行，穿滴滴沟，绕固原城北，到清水河东岸的陈家沙窝，继而折向东南，进入固原东山，到孟塬乡麻花出境，入甘肃镇原县，然后同陕西境内的秦长城相接。宁夏境内的战国秦长城全长约200公里。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分析，宁夏固原地区的长城，在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24年）即已开始修筑，那时秦国已在义渠置县。到了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时才相继完成。后来秦始皇又加以修缮，使其成为万里长城西部的一部分。 



附件: 1759852006107161046.jpg

这段战国秦长城，残高2至10米，基宽6至8米；内为缓坡，便于上下，外壁陡立，利于御敌。每隔200到300米不等的距离筑有一座突出于墙身之外的墩台。台上的守城兵士，可以从突出的垛口进行侧翼射击，这是“两台相应，左右相救”的兵法在军事工程上的运用，后来城墙的“马面”就是据此发展而来的。战国秦长城根据地势因地制宜修筑，“因地形用险制塞”是长城修筑的一条基本原则。在平地筑墙时，由墙外取土，取土的地方即自然形成壕沟，相对地增加了墙身的高度。在有河沟的地方，则利用河沟陡立的岸壁略事修筑即成。墙身用土夯筑而成，每层夯土厚约10到13厘米，由于夯层薄，夯打紧实，墙身坚固。
　　在战国秦长城经过的附近重要的沟口、关隘、山峰高处，还建有烽燧，那是作为传递军情的设施。长城内侧沿线、交通要道和险要山口处，还发现许多废城，是供守卫长城的戍卒驻扎的。在这些废弃的古城遗址中，往往能俯身拾到印有粗绳纹的大板瓦和云纹半瓦当。这些板瓦和瓦当，和陕西关中地区战国时秦都栎阳宫殿遗址所出者几乎相同，佐证了这段长城为战国秦所筑。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同一时期，匈奴已日渐强大，占有大漠南北的广大草原，时时为燕、赵、秦三国之边患。当时燕国筑有东起鸭绿江边西至河北张家口的长城；赵国筑有东起河北宣化西至内蒙古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高阙塞的南北两道长城；秦国筑有西起甘肃临洮东至黄河边的长城。三国长城构成防御北部东胡和匈奴的屏障。当秦进行统一战争时，秦、赵、燕三国均竭其国力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无暇顾及西北边境的守备。及赵、燕两国灭亡，秦又举其全国之力伐楚，此时中国北方与西方守备空虚，匈奴于是乘机逾阴山，越过赵国两道长城，进而南渡黄河，侵占河套地域及其以东地区，达于赵之九原、云中各郡；西边侵越秦长城，劫掠陇西、北地、上郡之边地。秦以上百年时间经营的后院又重新扰乱不宁。最严重的是，这三郡距秦之首都咸阳不过几百公里，匈奴铁骑旬日可达，咸阳与关中地区受到重大威胁。

附件: 1759852006107161120.jpg

秦始皇既并六国，于是倾其全力筹划边防。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亲自巡边。他东至碣石（今辽宁绥中，在山海关外），然后循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各郡一路，巡视原燕、赵北部边防，由上郡（今陕西绥德）归返咸阳。此次巡边，秦始皇对于边地形势以及匈奴入侵的情形更为明悉，于是制定了如下逐步实施的边防方略：一、将入侵的匈奴驱逐，恢复秦、赵原有之国土；二、修复秦、赵、燕原筑之长城，以阻胡马南侵；三、迁移内地人民充实边地；四、开筑车道以便利内地同边地的交通运输。
　　边防方略既定，秦始皇乃命文武兼备的青年将军蒙恬，率领大军30万人北征匈奴。公元前215年夏秋之季，蒙恬收复河套。第二年初春，又渡黄河，原有秦、赵边地悉被恢复。匈奴慑于秦之兵威向北方远遁。
为防范匈奴再事侵扰，秦始皇乃命蒙恬修葺由高阙塞沿阴山山脉至云中之赵国原筑长城。又命其新建由高阙向西南沿狼山、贺兰山至榆中之长城。同时令云中郡、代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以及辽西、辽东各郡郡守，修葺燕、赵两国原筑之长城，使成为整然一道的国防线。这样，西起临洮，东到辽东，蜿蜒五千余公里的人类奇迹——万里长城诞生了。

附件: 1759852006107161200.jpg

团城演武厅 
自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确立对中国的统治地位，清朝的一统天下直至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平定四川大小金川之役后，才算宇内一统，四海清平。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文治武功。所谓“文治”，就是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和王朝更迭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宁和稳定；所谓“武功”，是指平定了准噶尔、回疆、西南苗瑶及大小金川战役。经过这些平定叛乱、维护大一统的战争，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尽悉收入中国版图。云南、贵州、广东和川西北“改土归流”，除暴安良，地方政治得到改革治理，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这些边鄙地区的统治，满清国势这才得以巩固。
　　在这些平定叛乱、维护大一统国家的战争中，平定新疆准噶尔和回疆的战争，用兵五年，耗帑三千余万两，辟地一万余公里；平定云、贵、粤的战争，前后用兵十二年，耗帑七千余万两，领土未有增加，但改革了三省政治；而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前后两次，历时七年，耗帑七千余万两，杀张广泗、讷亲、阿尔泰、温福四员大臣，阵亡将士三万余人，杀抗命苗番两万以上，而所平定之地，不过是四川省西北部的深山荒野，纵深仅仅二百余公里。与朝廷大军作战的，亦只是人不满三万、武器装备非常落后的大小金川沿岸的苗民。
　　比较一下这三次大的平乱战争，大小金川之战实在是得不偿失，这其中一定有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当我们站在北京西山这圆形城堡之下，看着山坡上散布的座座碉堡而猜想它们的用途时，绝对想不到它们竟是乾隆皇帝专门为征讨大小金川而修筑的模拟战场。八旗军中的精壮将士二千余人组成的一支特种部队“健锐云梯营”，日夜在此演习山地战和攻坚战。这里就是乾隆团城演武厅。 



附件: 1759852006107161242.jpg

为什么大小金川之战会打得这么艰苦？为什么乾隆要下这么大的决心平定大小金川？为什么要建立专门对付大小金川苗民的“健锐云梯营”并修筑一处模拟战场呢？
　　这就不得不大略说一说平定大小金川之战的经过及其对于清朝的战略意义了。
　　从表面上看，清廷出兵征伐大小金川的起因是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助女欺凌其女婿小金川土司泽旺，并不奉清廷四川总督和巡抚的约束。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且以大小金川偏僻弹丸之地，为什么会引动乾隆皇帝兴动四万大军，并从云贵调将前往督讨呢？除了速战速决、一举平定所谓“叛乱”的意图外，清廷最为惧怕的是汉人与苗人、瑶人诸部接近，害怕明朝遗老遗少以孤臣孽子之心，选定天高皇帝远的大小金川为最后抵抗基地。平定大小金川同平定云、贵、粤的目的一样，主要在于清除反清复明的策源地，搜求潜伏隐匿于苗山瑶洞的明朝遗民，打击支持反清复明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武力，以求平定西南，使清朝江山长治久安。平定大小金川战役中，清军将帅极力搜求的是一位替土司出谋划策的汉人王秋。这位王秋卧薪尝胆，窜伏苗洞，老谋深算，不仅深得土司信任，甚至卧底清军督帅张广泗之侧，左右清军的战略部署，使清军屡屡遭挫。后来这一情况被密报到乾隆那里，乾隆大惊，囚张广泗至京并怒斩之。王秋何许人也？反清复明之士也！他选中大小金川为最后抵抗地，不仅因为这里形势险要，易出难进，而且地产金沙，其民朴质，愿效死力，易于策动。综合这些情况分析，完全可以把大小金川之战，看作是南明遗民抗拒满清的最后一战，而满清王朝和乾隆皇帝也是这样来看待这次战役的。所以乾隆才不惜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投入，不惜牺牲这么多将士，不惜杀其多员督军大臣，甚至在第一次平定纳降之后，又第二次出兵彻底扫荡。乾隆皇帝本人对这次战役的关注和重视极为特别。当平定的露布飞马送达北京紫禁城后，乾隆皇帝竟亲诣东陵、西陵，礼泰岱，告阙里，受俘庙社，上皇太后徽号，勒碑太学和大小金川，文武官员依次封赏。如此郊劳备致，比对于开疆辟土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因为乾隆知道，满清的一统江山这才算真心巩固底定了。

附件: 1759852006107161313.jpg

为什么乾隆要在北京西山建一个模拟大小金川的战场呢？因为八旗兵习于平原、草原和沙漠的大规模战斗，善于骑射而拙于山战。初时清廷以为大军压境，苗民束手就擒，没想到一败再败，师老饷靡，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小金川奇特的地形于清军极为不利。其地咫尺皆山，山岭摩天手插云，羊肠一线，纡折于悬崖峭壁之中，不得纵骑驰突。山道本多险隘可扼，苗人又设寨据险，筑垒成碉，皆砌石藏人于墙壁间，以枪矢擂石外击，旁既无路进兵，必须从其打击中通过，故一塞一碉，守以数人，竟有一夫当关，万夫皆阻之势。破之之法，则先须立栅自护，以次进逼。然后用炮轰之，或间道从其背后绝壁攀萝而上袭取之。清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临时抱佛脚，在北京西山修了这座演武厅。团城演武厅及周围山上碉堡之设，正是为了训练一支习于山地战的奇兵。这支二千余人的奇兵终于在平定大小金川第二次叛乱时发挥了奇效。清廷也从大小金川之战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把山寨碉堡设险之利，用到湖南以制苗，用到滇边以制“倮夷”，用到四川以制“生番”。后来在剿灭四川陕西回民之乱时，也用修筑碉堡的办法坚壁清野。真是吃一堑长一智。

附件: 1759852006107161349.jpg

紫禁城 
公元1267年，忽必烈决定在被他祖父成吉思汗夷为平地的金中都城的东北郊修建新城。这座后来称为元大都的新城，被28.6公里的高大城墙围成一个长方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都南京。出于一种古老的迷信，他下令毁弃旧朝的皇城，以使旧朝的王气彻底消散，再无复辟的可能。他还把元大都改名北平，以为从此太平无事。
　　可是北平的王气实在太盛，封于北平的燕王朱棣，雄才大略，几乎不费力气从侄子手中夺得了大明江山，自己做了皇帝。他做皇帝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北平为北京——这是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武群臣请建北京宫殿。当时的首都是在南京，在北京营建宫殿的理由是“以备巡幸”。于是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在元大都皇城的废墟上，正式营建宫殿城池。明成祖也不想呆在南京，他的根据地在北京。所以，北京的宫殿尚未竣工，他就车驾巡幸北京，在北京住下不走了。其实，明成祖早怀迁都北京之想。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十一月，他诏令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之事。于是群臣诸将纷纷上疏曰：“伏惟北京，圣王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天府之雄，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彝，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诚有待于今日。皇上营建北京，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比年车驾巡狩，四海会同，人心协和，嘉瑞骈集，天运维新，实兆于此……”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殿建成，成祖正式迁都北京。从此以后，明朝十四帝、清朝十帝，总共二十四位皇帝，就在这紫禁城中，统治了中国四百九十一年。
　　紫禁城东西宽760米，南北长960米，长方形，有大小宫殿、用房九千余间。四周筑有高达10米的城墙，城四角建有角楼。宫墙外围绕着50多米宽的护城河。 



附件: 1759852006107161419.jpg

紫禁城内部，主要由“前朝”和“内廷”两部分组成。“前朝”是以太和、中和、保和三个大殿为中心，文华殿和武英殿为两翼，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内廷”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以及东六宫、西六宫等主要建筑，最后面是御花园，是皇帝进行日常活动和后妃太子们居住、游玩和奉神的地方。此外，还有库房、书楼、史馆等建筑物。
　　皇帝既然是天子，他居住的地方当然要照天上的星垣来建。紫禁城、皇城和京城这样一个三重布局，就是按天上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的模式建造的，是中国古代宇宙图式的仿写。南北中轴线直指北极星，皇帝在太和殿的宝座就是太极的投影，宇宙的中心在中和殿的四角攒尖顶——实际上也是人世之巅。如果我们把紫禁城看成一座压扁了的金字塔，中和殿就是塔尖。为什么皇帝的金銮殿不设在中和殿而要设在太和殿呢?大概在儒家的观念中，“致中和”是一种极致的形上境界，不是只要坐上皇帝的宝座就能达到的。太和殿虽是权力的巅峰，但并非圣王事业的极境。
　　紫禁城的建筑设计，很少去考虑现代建筑中诸如实用效果、广场绿化、曲线变化等一般常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礼仪场所，是中华帝国最高级别的礼仪建筑群。禁禁城规划设计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使礼仪达到最佳效果。它刻意制造了在空间对比变换中产生的崇高感。进入大明门，是狭长通仄的千步廊空间，之后，出现一处横向展开的广场，迎面矗立着高大的天安门城楼，对比效果极强。天安门前汉白玉金水河桥和华表、石狮等，鲜明地衬出暗红的门楼基座，形成第一个让人折服的高潮。进入天安门，与端门之间形成了一个较小空间，接着，过端门，呈现一个纵深而封闭的空间，尽端是雄伟宽大的午门，平面呈凹字形的高墙形成控制、俯视的封闭空间，有极强的肃杀压抑的气氛，构成第二个高潮。午门与太和门之间，又变为横向广庭，舒展而开旷。经太和门入太和殿前广场，顿感威武壮丽，正前方巍峨崇高、凌驾一切的太和殿，形成第三个高潮。每一个建筑的高潮，同时也是一次朝觐者人格的低潮。这样三起三落，加上鼓乐庄严，禁卫森森，快步趋行了一千多米的人，及至太和殿前，瞧见那端坐在龙座上的模糊人影，身不由己就扑通跪下了。

附件: 1759852006107161458.jpg

紫禁城中最杰出的建筑，当然要属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建筑群。这个包括太和殿前广场在内的紫禁城中心主体建筑群，庄重、崇高之中蕴含着宁静、平和与博大。庄重崇高是“礼”，旨在区别尊卑秩序，强调皇权神圣；宁静平和是“乐”，强调君臣子民的谐调认同，寓示长治久安；博大开阔则非常符合于它作为中华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地位。
　　太和殿是整个紫禁城的重心所在，它的形象既要崇高又要稳定。无名的设计师调动了许多因素来处理这对矛盾。大体量的高大屋顶，长长的屋面瓦楞的竖线条，加上三层须弥座台基，显示了太和殿的高崇。明亮的黄色琉璃瓦使大屋顶在色彩感觉上并无下沉感，而庑殿屋顶因采用推山法增加了高耸的视觉效果。汉白玉台基从色彩感觉上是轻的，作为台基不符合稳定要求，但太和殿台基用加高、加宽、加大的方法，尤其是以加多横线条来取得一种平稳的效果，并以加多繁复的线条来改变汉白玉在色彩感觉上的轻，从而整体性地取得一种稳重的感觉。再是，从全局设计而言，取绝对对称状态，不仅寓意江山平稳，在建筑布局上也实实在在是稳当得很。
　　设计和建设紫禁城的建筑家的名字在他们创作的巨著中消失了。而人类的智慧却在那里凝固了，集中了。

附件: 1759852006107161533.jpg

布达拉宫 
在世界屋脊，有一座建筑把一座山包裹起来，它就是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建立过各种各样的纪念性建筑。凡人间烟火所至之处，人们的居住中心总是耸立一座纪念性的庞大建筑物。但是，在星球上恐怕不会再有第二座建筑物能像布达拉宫那样震撼我们人类自己了。
　　黄教寺庙的选址，绝大多数在山地，或倚陡坡，或踞山巅，或靠山壁，与山势嵌合而浑然一体。这是效法佛祖释迦牟尼在远离尘世的山林环境中说法修持，同时也为了把建筑群的外观形象全部显露出来以便于造成一种气势磅礴的宗教威慑气氛。布达拉宫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例。红色墙面、装饰繁富的灵塔殿、佛殿。大经堂居于宫殿最高的核心部位，这就是红宫。正当中连续五层大凸窗、屋顶璀璨华丽的大型“卞白”（女儿墙）及镏金装饰部件，把它的形象突出于整个建筑群而成为全局构图的中心。这里也是节日悬挂巨幅唐卡的赛佛台。巨大的白宫托举起红宫，它的墙体砌筑在天然岩石上，几乎不能辨识两者之间的界线。一层层平行穿错的“卞白”和一重重台阶状的平屋顶随山势变化而高低起伏、凹凸、嵌接，构成了甚为壮观的韵律。从白宫接近地面的下半段无窗墙体到架空层仅开少许极小的通风孔洞，越往上走，窗户加大，并有窗檐和窗框的装饰，直到红宫连续的外凸大窗，这种自下而上，墙体由实渐虚、装饰由简到繁、色彩由素而艳的渐变韵律，构成一个挺拔稳重、既具有向上的动态感而又仿佛生根于地面的总体形象。三条漫长的磴道随山势冉冉升起，锯齿形女儿墙连续不断宛若锁链把布达拉宫牢固地锚系在山岗上。蹬道逼近宫墙处呈之字形的转折，人行其上，在渐进的过程中经常要以超过七十度的视角仰对建筑物，其势犹如泰山压顶，更加激发朝拜者的敬畏情绪。这正是布达拉宫的设计所要达到的目的：对神的尊崇和对人的威慑。 



附件: 1759852006107161610.jpg

藏族建筑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但也受到外来影响。比如它的柱式构造，把圆的木柱处理成四角、八角、十二角、十六角形，柱身上小下大有明显的收分，能看出以汉式木构而模拟古印度石构的演变痕迹。而其室内外梁枋上常见的狮形挑头则隐约看出其波斯原型。
　　把具有梯形轮廓的个体建筑的稳重造型成群地显露出来，汇聚为“屋包山”的总体形象，这就是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黄教寺庙之所以威严、磅礴和震撼人心的建筑奥秘。像布达拉宫这样伟大的艺术创作在现存的中国古代建筑里面可谓绝无仅有，在世界建筑史上恐怕也是罕有其匹的。
　　据史书记载，7世纪时，唐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联姻，松赞干布为公主营建宫室，始建布达拉宫。传说当时在红山上建房999间，加上松赞干布先前在此修行所筑的一间洞穴式建筑，一共1000间房子。这个规模当然十分宏伟了。这座传说中有1000间房子的松赞干布的布达拉宫，因雷殛兵燹，只剩下洞穴式的建筑了。现在的布达拉宫是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时期才开始大规模修复和扩建的。历时八年，建成白宫部分，五世达赖自哲蚌寺迁居布达拉宫。公元1690年，又一次集中全藏人力、物力营建红宫部分，历时三年完工。布达拉宫现在的规模到17世纪末就已经具备了。


附件: 1759852006107161649.jpg

白宫是达赖喇嘛生活起居的宫殿。由布达拉宫正门拾级而上，经过廊道，有一个离地面60多米，面积1600平方米的广场，这是达赖喇嘛进行喜庆娱乐活动的平台。平台东西两边各有楼房，从平台走上宫殿，并列着三排木扶梯。当中的扶梯供达赖专用，两边扶梯则供僧众和官员上下。扶梯之上称德阳厦，楼上东墙绘有松赞干布向唐请婚及文成公主进藏图画。北佛殿供有五世达赖喇嘛的坐像，东佛殿正中供着格鲁派创始者宗喀巴的坐像，其旁又有一座经堂，供奉宁玛派祖师莲花生。
　　红宫供奉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其中以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最大，高达14米，用3721公斤黄金和无数珍珠宝石镶嵌。
　　布达拉称宫而不称寺，一是其始建于吐蕃时期，那时佛教并未完全统治西藏，它是作为吐蕃王朝的王宫来修建的；二是自五世达赖喇嘛受清朝皇帝册封，获得政教合一首脑地位之后，从哲蚌寺搬到了布达拉宫，使布达拉宫成为西藏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同时又是西藏佛教最大的活佛所在地，高居于其他黄教寺庙之上，故仍沿用宫名而不称寺。

附件: 1759852006107161722.jpg

蓬莱阁 
对于生长在广袤的大陆腹地的人来说，海是激发想象的力量。他们固执地认为，大地的边缘到此为止，不能离开大地的人类的世界也到此为止。大海是另一种存在，那些高于人类的秘密都深藏在大海之中，水天交接之处，一定有一个更高级的世界，那里的生物脱离了大地引力的羁绊，能够自由翱翔，也跳出了时间的樊笼，超越生命的局限而获得永生……
　　然而，居住在大陆深处多山地区的人们，最早是把神仙的国度想象在高山绝顶云雾缥缈之中的。后来，从最东边临海的齐国，方士们带来了海上有仙山的传说，它越传越神，很快传到了正在为“人固有一死”而发愁的秦始皇耳里。据传说，秦始皇因此大起龙驾，从四塞之固的关中，穿山越岭，东巡齐国故地。齐国方士徐福等人上书说：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上居住有仙人。史书没有记载徐福是否领秦始皇到海边看过“海市蜃楼”的幻景，总之秦始皇闻言大喜，深信不疑，于是派遣徐福率童男童女各五千名，驾起大楼船，扬帆出海，寻觅仙岛，向仙人求不死药去了。据说这支船队最后抵达日出之国的日本，向这个尚未十分开化的岛国进行了一次文明的移民。
　　大约过了一百年以后，又出了一个好神仙的汉武帝。汉武帝可是真的看到了“海中蓬莱”。我们知道他看到的只是“海市蜃楼”，但那个时候的人解释不了大气中这种光折射现象，所以当海市出现时，那种“重楼翠阜出霜晓，群仙出没空明中”的奇异景象，那种好像整个世界都浮在波光云影之上摇摇荡荡时虚时实的感觉，的确如宋代文豪苏东坡所说：“异事惊倒百岁翁。”
　　汉武帝当然很想去那“海中蓬莱”，但他担心万一不成，像秦始皇那样贻下历史笑柄，所以他很聪明地命令当地郡守在海边筑一座蓬莱城，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汉武帝的蓬莱城是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晓了。现在的蓬莱城是北宋所建，以后屡有增修，遂成今日之规模。 



附件: 175985200610716175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