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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白云门，就是建于北宋嘉年间，已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蓬莱阁。蓬莱阁建于丹崖山上。阁下山壁，犹如斧凿刀切，齐斩斩地直抵水面。蓬莱阁并非只有一阁，而是一组古建筑群，主要由吕祖殿、三清殿、蓬莱主阁、天后宫、龙王宫、弥陀寺等六个建筑单体组成，听名字就知道是以道教为主、杂糅佛教的宗教建筑，当然少不了又有许多风格不同，但又大同小异的楼、殿、亭、阁，犹如众星拱月一般，依山就势，错错落落，层层叠叠，将那些主体建筑烘托出来。蜿蜒于各亭殿的廊壁之间，自然又少不了楹联、碑文、石表、断碣，镌刻着名人书画，其中鱼龙混杂，许多政客免不了要来此附庸一番风雅。碑刻中值得一提的应数苏东坡的手迹刻石，它横卧地上，一面刻楷书，一面刻行书，诗好，字好，人也有名，遂成阁中瑰宝。其实苏东坡在登州任上前后呆了不到五天，就被诰命回京了。他甚至没来得及看上海市蜃楼，眼看就要走了，急得这位号称“坡仙”的大诗人只好祷告海神广德王。他自己说祷告很灵验，第二天果然见了，并据此写下《海市》一诗。可以肯定苏东坡没有见到，因那时是冬季，海市的发生只在春夏。但他根据传闻和想象写出的海市，却又的确是所有描写海市的诗文中写得最好的，好就好在写出了一个“空”字。据看过海市的人说，海市出现前，一般天气较晴朗，但远处大海有一层淡淡的薄雾笼罩。海面上先是隐隐约约现出岛屿的轮廓，然后越来越清晰。岛上的道路、树木、山峰，历历可辨，有时还能看到高台楼阁，以及时隐时现的行人与车辆，持续数十分钟，然后慢慢消失、又是碧水晴天，白帆映日的眼前实景。
　　蓬莱阁的主阁坐北朝南，是一座双层木结构建筑，丹牖朱户，飞檐八角。上层外围绕有一圈明廊，游人可凭栏远眺。如果是雾天，则四顾茫茫，轻纱般的云雾缭绕阁下，使人产生一种凌空御虚、超凡出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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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没有海市出没的季节，登蓬莱阁观日听澜，神仙亦不过如此。观日听澜有专门去处，一叫宾日楼，一叫观澜亭。黎明时分登宾日楼看大如车轮的红日磨海而出，腾离海面，空中、海中两个太阳若连体婴儿浴血诞生，仿佛宇宙初辟，天地始分。无云无霭时上观澜亭最佳。足踏丹崖，俯视大海，水天一色。运气好赶上大潮汛，则眼见浊浪排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耳闻涛声隆隆，似从水天尽处滚滚送来。
　　站在白云门前向南眺望，登州古城的轮廓依稀可辨：深巷回曲，石墙青阶。这就是古时候走过千军万马的街衢。古登州水城，又叫蓬莱水城，是中国现存有名的海军基地之一。它始建于宋朝庆历年间，当时名为刀鱼寨。明朝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在刀鱼寨的旧址上，改建为水城，唤作“备倭城”，主要用来对付来自日本的武装海盗。明朝民族英雄戚继光(公元1582—1587年)就在这里操练水师。后来，戚继光又北调蓟州，负责督修蓟州段的长城。这段长城由于采纳了蓬莱水城的构思，被树为明代长城的典范。现在水城南面有戚家祠堂，祠堂前有石坊一座，名曰“父子总督坊”，是人们为纪念戚继光和他的父亲戎马一生保家卫国的卓越功勋而立的。
　　用来求仙的蓬莱阁和用来御寇的蓬莱水城如此紧密地连成一体，真是绝妙无比。守卫水城的将士朝海上望过去，只觉大海满藏杀机，一片刀光剑影。而登上蓬莱阁的闲人游客，遥看大海，却是望眼欲穿，亟盼仙乐袅袅前来接引登仙，去那海上三山逍遥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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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观 
在北京西便门外的闹市中，有一片清幽之地，这便是著名的道教全真第一丛林——白云观。
道教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同，它是惟一根植于中国、发源于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确实受过佛教的影响，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道教信仰的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经过一定的修炼，世间的个人可以脱胎换骨，直接超凡入仙，不必等死后灵魂超度。这是它与别的宗教信仰的根本不同之点。道教的产生也很特别，它不是某一教主在短期内创立起来的，而是逐步积累、多渠道汇合而成的。金元之际，道教进入鼎盛时期，其中发展于北方的全真教由于元太祖成吉思汗的重视而掌管天下道教，使全真教盛极一时。
　　全真教创立于金初，其始祖王(王重阳)于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云游至山东宁海，先后收了七个弟子。大弟子马珏曾在家中的南园筑室请王居住，王题此室曰“全真庵”，是为王所创全真教命名之始。王取“全真”之义在于，旧道教“浮华”、“虚妄”、“不真”之积弊甚厚，他要革除积弊，在老子之道的基础上融进儒、释内容，使之成为“三教圆融”的“真道”。在他看来，只有融通了儒、释的“道”才是“全”，才是“真”，故自命其教派为“全真”。
　　全真教的大发展是在丘处机知遇于成吉思汗以后。丘处机(公元1148—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金大定七年从王修道。金贞二年(公元1214年)，丘处机以宣扬“不杀不争”，“正心纯一”，招安山东起义军，“所至皆投戈拜命”。这件事使丘处机名声大振，引起宋、金、蒙古三帝的注意。金宣宗于公元1216年春、宋宁宗于公元1219年8月，成吉思汗于公元1219年冬先后派使者来召请。丘处机审时度势，谢绝了金、宋之召，而慨然应诺了成吉思汗之召，这对全真教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公元1220年，丘处机不顾72岁的高龄，不辞风沙险阻，率领十八弟子启程北行，历时四年，行程近万公里，最后到达中亚撒马尔罕大雪山，拜见了成吉思汗。丘处机远涉中亚的动机，可以从他出发前赠送道友的一首诗中看出来：“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他愿意以自己“残喘”的身家性命冒寒远游漠北，为天下生灵消忧。许多史料都记载了丘处机以“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和“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的思想晓喻成吉思汗的事。史籍认为，丘处机和成吉思汗的这次会见拯救了无数黎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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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云观的中心建筑丘祖殿中，保存有一幅《雪山应聘图》，描绘的就是丘处机于公元1220年远涉中亚大雪山会见成吉思汗的史实。丘处机79岁去世，死后，就安葬在丘祖殿下。
　　丘处机从中亚回燕京后，居白云观，建立“平等”、“长春”、“灵宝”等八会，开创传戒制度，公开设坛收戒，广收门徒。
　　白云观相传建于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是唐太宗为奉祀老子而建造的，当时叫天长观。白云观内至今仍存有一座老子石刻像，据说是唐代的遗物。丘处机居此后，以他的道号长春子为名，改名“长春宫”。明初扩建，更名为“白云观”。
　　白云观今日的主体建筑，基本上是清代白云观第七代方丈王常同重修时的规模。
　　白云观的建筑格局是以八卦方位布局的，以子午线为中轴，坐北朝南形成中路，东西两路互相对称，形成一个建筑群。
　　白云观的主要殿堂坐落在中路，其建筑风格与中国的宫殿建筑十分相似。由于道教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讲究上下尊卑，所以在道观建筑中也有所反映。白云观的中路殿堂，无论是外观还是殿内陈设或殿前的院落，都较东西两路的高大、华贵、宽阔。中路奉祀的是道教中的尊神，如玉皇大帝、三清四御、全真道的教祖王重阳(王)、北七真人(王在山东所度七大弟子)等。
　　白云观中路的主要建筑大致分为五进，有灵宫殿、玉皇殿、七真殿、丘祖殿、三清阁和四御殿。灵官殿在山门的北面，供奉着山门的护法神；丘祖殿是中心建筑；七真殿也叫老律堂，是观内道士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全真龙门派历代律师传戒之地。中路最北端是一双层建筑，上层即三清阁，供奉道教最高尊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大尊、太清道德天尊。下层即四御殿，供奉位在三清之下的天上神界四位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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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路的建筑类似于宫廷中的正殿，充满刻板、肃穆的气氛，那么，东西两路的建筑较接近于民间的四合院，更富有人间烟火味，东西两路供奉的神仙也多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现东路殿堂的神像早毁，已成道士的生活区和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西路殿堂主要有八仙殿、吕祖殿、元君殿和元辰殿等，受老百姓香火最多。元君殿也叫子孙堂，奉祀碧霞元君，在其两旁分别供奉送子娘娘、催生娘娘、眼光娘娘、天花娘娘，是善男信女求医、求嗣、保佑子女平安而烧香许愿之处。元辰殿也叫六十甲子堂，奉祀道教中的六十位星宿神，这些神的名字都是用天干、地支循环相配而命名的，是人间众生的本命神。
　　白云观除了殿堂外，还有亭、台、楼、阁、假山、回廊，殿堂森森，树木匝地，廊腰曼回，平时十分清静幽雅。每年春节前后，白云观庙会则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去处，而正月十九日丘处机生日这一天，又是白云观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称为“燕九节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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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 
莫高窟是世界闻名的敦煌艺术宝库的正名，但当地的人们却管它叫千佛洞。离开敦煌县城20多公里处，那像蜂窝般的无数洞窟，就修建在三危山和鸣沙山交接处的峭壁上。虽然经过千百年的自然风化和人为的损坏，但是直到现在，还有492个洞窟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洞窟，大者如礼堂，小者如灶洞。每个洞窟的四周和天顶以及窟内佛龛的四围，无不绘满了各式各样的壁画，就连地面上也都铺砌着各种纹样的花砖。据统计，如果把全部壁画展开接连起来，可以伸展25公里长。窟内还有2415尊彩塑菩萨，若把他们的尊驾请出洞来，沙漠中将出现一支看不到尽头的队伍，华衣飘举，环叮当，仙乐袅袅……其浩繁丰富，难以想象。
　　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据说当年有个叫乐傅的和尚，在附近散步，正好太阳快要下山，阳光直照在古老的三危山上，反射出万道金光，山上大大小小的岩石，在金光笼罩之下就像千万尊佛。乐傅被这伟大而神秘的景象惊呆了，他认为这是佛的启示，于是就在三危山对面的崖壁上修凿了一个洞窟。这就是莫高窟创建的开始，距今一千六百多年了。嗣后，经过苻秦、北魏、隋、唐、五代、宋、元历近千年的凿窟、修龛、绘画、塑像，莫高窟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与麦积山一样，是石质比较松脆的地区，不宜雕刻，主要的艺术创作是壁画和泥塑。壁画和彩塑融为一体，是莫高窟的一大特色。尽管彩塑非常精彩，尤其是唐窟里的菩萨，其妖冶美艳冠绝中国艺术史，但莫高窟真正让世界感到震惊的，是它的壁画。
　　莫高窟的壁画依其内容可大体分为故事画、经变画、装饰图案画和供养人像四大类。其中故事画和经变画是最主要的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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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画又可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宣传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佛传故事，如北周第290窟，以近80个画面描绘了释迦牟尼从诞生到出家的主要情节。人们仿佛亲眼看到释迦牟尼从兜率天上骑着六牙白象下降人寰，九龙吐水为他洗浴，一降生就走了七步，口中大声宣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人们还仿佛看到他读书、习艺；看到他结婚；看到他出游，在城门外遇到老人、病人、死人与和尚；看到他夜半乘马逾城逃走；看到他剃发出家。人们还仿佛看到他修苦行，不吃东西，修了六年，把眼睛修得深如古井。人们又仿佛看到他翻然改变主意，毅然放弃了苦行，吃了农女献上的粥，又恢复了精力，走向菩提树下，同恶魔波旬搏斗，终于成了佛。成佛后到处游行、归示、度子，年届八旬，在双林涅，故事画的第二类是佛本生故事，即关于佛在他出世前五百年间各种积善行世、不断转生教化众生的故事。大致有几十种，都是表现他前世以各种不同的世俗形象施头、割肉、喂鹰、挖眼、身钉千钉、舍身饲虎的悲惨场面，歌颂他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割肉贸鸽故事即所谓“尸毗王本生”。“尸毗王者，今佛身是也”，即释迦牟尼成佛前经历过的许多生世中的一个。这故事是说，一只小鸽为饿鹰追逐，逃匿到尸毗王怀中求救，尸毗王对鹰说，“你不要吃这小鸽。”鹰说，“我不吃鲜肉就要饿死，你为何不怜惜我呢？”尸毗王于是答应从自己身上割下相当于小鸽体重那么大的一块肉来换取小鸽的生命。他找来一杆秤，一端放鸽，一端放自己身上割下来的肉。奇怪的是，他把整个股肉、臂肉都割尽了，仍然没有小鸽重。于是尸毗王竭尽全部气力把自己整个身子投在秤盘上，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来作抵偿。结果大地震动，鹰、鸽不见，原来这是神来试探他的。北魏窟中描画了这个悲壮的情景：尸毗王盘腿而坐，身躯高大，头微侧，目下视，安详镇定。他一手抬举胸前，一手手心里站着向他求救的小鸽。下面是矮小而满脸凶狠的刽子手在割腿肉，鲜血淋漓。周围配以各色人物，表情或恐惧，或哀伤，或感叹。飘逸的菩萨在旁飞舞，流畅的衣裙像强烈的音乐和声衬托这庄严的牺牲，肉体的极端痛苦消弥无形，突出于画面的，是心灵的平静和崇高。故事画的第三类是宣扬度化事迹的因缘故事，如“五百强盗成佛”。古代萨罗国曾有五百人造反为盗，国王波斯匿派大军征剿，五百强盗战败被俘，遭受酷刑，挖去双眼，流放山林。佛以神通力吹雪山药使五百强盗复明，并现身为之说法，终使五百强盗皈依佛法，剃发出家，最后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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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北魏的壁画是用对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述来求得心灵的喘息和神的恩宠，那么，唐代壁画则刚好相反，是以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来取得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慰安。
　　走进唐窟，就仿佛走进了西方的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阿弥陀佛巍然坐在正中。在他的头上、脚下、身躯的周围画着极乐世界里各种生活享受：有伎乐，有舞蹈，有杂技，有饮馔，而且到处长着如意树，树枝上结满了各种美好的食品和衣物，要什么，有什么，所有的愿望就都可以满足了。小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快乐得乱翻斤斗。到处是美丽的荷塘和雄伟的殿阁，到处是快活的游人。他们也结婚，也有老死，老人活过四万八千岁以后，自己就走到预先盖好的坟墓里去——这就是《西方净土变》壁画中描绘的情景。
　　由北魏到唐，莫高窟壁画由悲剧转化为喜剧，不再通过激起人们的悲悯情怀和献身精神来引人向佛。因为唐代是一个尽情享受人生的时代，佛教只有通过许诺美好的未来才能取得那些快乐的唐人的信仰，它必须把传教的所有手段都调动起来组成一台欢悦无忧的大戏，唐人才能高高兴兴进入角色。同样的宗教狂热在北朝表现为苦行僧似的自虐，在唐朝却表现为人间庆典，宗教因此成为人间世俗生活不可缺少的热闹部分。它不再是逃避生活的场所，而是生活的快乐时光。北魏佛教达到大解脱的境界，必须经历对生活下一否定性评价的心灵历程，唐朝佛教无须否定生活，它直接许诺：一心向佛者，皆可达到大欢乐的西方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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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分析南北朝佛教的不同特点时指出：南朝佛教“以执尘尾能清言者为高”，崇佛或者排佛，都以“鼓舌争玄理”为主要形式，通过辩析而启迪哲学智慧，所以实际上谈不到什么信仰，不过是借　助佛教命题说出几句精彩的话而博得一个清名。北朝由于文化较低，崇佛的动机仅在于消灾祈福，从皇帝到平民概莫能外。他们的崇佛表现出南朝所没有的狂热和痴迷，相信佛经上的造像得福报，造像成佛道的说教，王公大臣、富商　大贾、佛门僧尼，直至一般平民，皆竞相造像，其动机，“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
　　北魏从大同就开始凿窟造像，迁都洛阳后，又找到了一处凿窟造像的有利地形，那就是洛阳城南的伊阙。伊水两岸的山崖石质坚硬、细致，很适合于造像，结果在这里出现了名叫龙门的石窟群。
　　龙门石窟密如蜂房，沿着伊水两岸的山崖，南北绵延长达1公里。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公元494年前后)开始雕凿，历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隋唐和五代，延至北宋诸朝，前后长达四百多年。其中大规模的，有效的营造约计一百五十年左右。据1962年的统计，龙门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佛像十万余尊，最高的17.14米，最小的2厘米，碑文题记2870块，各种石雕佛塔40余座。其中造像，北魏约占30％，唐约占60％，余者散见诸朝。
　　古阳洞、莲花洞和宾阳中洞并称龙门北魏三大窟。在雕刻手法上，龙门北魏造像已呈现由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龙门石窟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向，艺术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龙门的优雅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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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 
唐代是龙门造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题材内容更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公元626年—683年)，为唐代造像的探索与确立期。这一时期的大窟，主要有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前后完成的宾阳南、北洞及其后开凿的潜溪寺。造像布局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这样一铺七尊的组合，立像为阿弥陀佛和弥勒佛。释迦佛减少，阿弥陀佛和倚坐佛装弥勒及观世音菩萨的比例增加，说明了唐初开始佛教信仰的转变，人们已经不像北朝那样急功近利，把对佛的信仰理解为解救当下的苦难和祈求现世的福报，而是具有了更多的来世信仰的因素，把幸福寄托在往生净土极乐世界这样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上。这大概同两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有关。北朝战乱频仍，篡弑相继，人们朝不保夕，所以佛教信仰中难免急功近利，佛更多地被看作一个保护神，所以佛像一般都威武勇猛，雄健可畏，主佛的地位格外突出。进入唐以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活在现世并无太多祈求，相比之下倒担心来世不一定比现世幸运，所以阿弥陀佛和弥勒佛这两尊管来世的佛受到人们普遍信仰。一铺七尊甚至一铺十一尊的雕像组合，是现实社会秩序在佛国的反映。唐代造像龛强调这种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供养人的有序组合，说明社会结构已经进入有序，因而主佛的个人地位也就相对弱化。
　　武则天亲政至武周时期为龙门开窟造像和艺术成就的鼎盛期。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完工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该龛始凿于唐高宗初年。咸亨三年(公元672年 )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两万贯，资助奉先寺的最后工程。历时二十年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完工那年，武则天亲率群臣参加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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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武则天对奉先寺工程如此热衷呢？由于唐高宗懦弱无能，遇事不决而且体弱多病，武则天得以皇后身份亲政。这位野心勃勃的女政治家，很知道利用佛教造像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在龙门石窟造一尊大卢舍那佛，或许出于她的授意，或许出于下面人的溜须拍马。这尊大佛不仅塑造为结跏趺坐的大卢舍那佛，而且被塑造为一个中年妇女的形象。为什么要雕刻成卢舍那佛呢？ 按照佛经的说法，卢舍那是佛的报身像，是极乐世界中的光荣之身，也就是表现佛的智慧的形象。梵语卢舍那译成汉语就是光明遍照，即佛的智慧之光遍照寰宇。《资治通鉴》卷204记载武则天“方额广颐”，即宽宽的前额，胖胖的脸蛋，这同大卢舍那佛的丰颐秀目、仪表堂堂十分吻合。由此可见，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的主题思想就是宣扬武则天的智慧之光遍照四方，代表极乐世界的光荣。后来，武则天正式称帝时以一个新造的字“”(音照)作为她的名字，取义于日月当空，表达的就是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早已表达了的意思。她认为自己是佛的报身，是当今的佛，否则她不会在自己的“圣神皇帝”封号前加上“慈氏”这个意指弥勒的称号。
　　不管武则天自我感觉如何，大卢舍那佛以她的形象为模特，的确成功创造了一个“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美的典型。庄严、睿智、温和、慈祥、成熟、优美，这就是大卢舍那佛给予人们的印象。她的螺形发髻松松地盘在头上，轻柔薄透的通肩式袈裟披在她匀称丰腴的身体上，勾画出优美的曲线。她静静地端坐着，头微低，眉目嘴角含着微笑，俯视着，目光正好同跪拜者仰视的目光交汇在一条斜线上，让人感到她的低垂的双目“如月如日，大慈大悲”。那是多么巨大的心灵慰藉啊！她的宁静和慈祥是唐朝人对力量和智慧的诠释，应该说，这是东方智慧对于力量这个概念的最高深也是最精确的诠释。比较之下，那身披铠甲、手持宝塔、足踏夜叉的天王，那赤膊袒胸、刚强暴躁、咄咄逼人的金刚，不是显得力量很有限了吗？
　　智慧、慈祥、优美、宁静，这就是卢舍那佛伟大力量的源泉。她的光明，就是她的力量。
　　呵，永恒的卢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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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 
嵩山，东西横卧，雄峙中原，长约60公里，主体部分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境。周平王东迁洛阳后，以“嵩位中央，左岱右华”，为“天地之中”，故定嵩山为“中岳”，但它的正式册封却晚至汉宣帝时。中岳嵩山，主要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二山各有36峰。在五岳之中，它东不如泰山雄伟，西不如华山险峻，南不如衡山秀丽，北不如恒山奇崛，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由于少室山阴有一座禅宗祖庭少林寺，竟使嵩山赢得“海内灵岳，莫如嵩山”的称誉。
　　少林寺地处群山环绕之中，峦峰秀丽，丛树清幽，历来为中州大地的避暑胜地。唐人沈云卿游少林寺后赋诗赞曰：“长歌游宝地，徙倚对珠林。雁塔风霜古，龙池岁月深。绀园澄夕霁，碧殿下秋阴。归路烟霞晚，山蝉处处吟。”
　　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魏孝文帝元宏为安顿印度僧人跋陀，特择背依五乳峰、面对少室山的一处林地，依山劈基为寺。因劈基于少室山之林，故名少林寺。但跋陀在少林寺传授的是佛教小乘宗，主张自我解脱，故时间不长，灯序转移。三十年后，另一位印度僧人菩提达摩，驾一叶扁舟，乘风破浪，飘洋过海，从广州登陆来到中国。当时中国分为南北两部，南中国由南朝的梁统治，梁武帝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接广州刺史之报，立即派使臣把达摩接到南京。然而梁武帝所信为小乘派，达摩是禅宗大乘派，主张不同，每论佛事总是话不投机。于是达摩告辞梁武帝北上。到达长江边，只见水域茫茫，无桥无舟。一个老太太坐在岸边，身边放了一捆芦苇，看样子也在等船过江。达摩迈步上前，向老太太施礼，请求化棵芦苇给他。老太太顺手抽出一棵，递与达摩，达摩双手接过，置于江面，但见一朵芦苇花昂首高扬，五片芦叶平展伸开，达摩双脚踏于芦苇之上，飘然过江。过得江后，达摩见山朝拜，遇寺坐禅，一日到达少林寺，心中一凛，觉得此地真是一块难得的佛门净土。于是，他就把少林寺作为落迹传教的道场，广集僧徒，首传禅宗。自此以后，达摩便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少林寺被称为中国佛教禅宗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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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宗旨，是单刀直入，指示人人本来具有的心性，以彻见此心性而成佛。达摩把人道的途径区分为“理入”　和“行入”。“理入”就是从道理入，凭借经教的启示，深信众生同一真如本性。人的本性原来清净，具有菩提般若　的智慧，只因一向被妄念的浮云所盖覆，不能自悟，不能显了。假如得到善知识的指示，舍妄归真，修持心如墙壁坚　住不移的观法，遣荡一切差别相，寂然无为，一旦妄念俱灭，内外明彻，顿见真如本性，自成佛道。“行入”即根据　这个道理，于日用起居一切行为中来发动，泯灭冤亲爱憎的区别，把苦乐得失看成相等，无所愿乐，无所贪求，如达摩所说：“安心无为，形随运转。”这种“行入”的修禅方式，成为禅宗南宗的主要方式。
　　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后来的宋明理学，其世界观、人性论和修为方式，都受到禅宗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正是禅宗催熟了儒、道、释三教归一的中国文化，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禅意的思维方法和修为方式。
　　少林寺闻名天下，不仅由于它为中国禅宗的祖庭，更由于它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内静外猛，守之如处女，攻之如猛虎。在少林寺的毗卢殿内，砖铺地面的陷坑是少林僧人练拳习武的脚坑遗址，叫做“站桩”坑。白衣殿　内画有徒手和持械的少林拳谱壁画和“少林十三和尚救驾唐王”的故事。身怀绝技的少林僧兵在历史上曾多次被朝廷　征召参加战事，如明代小山和尚三次挂招讨帅印，抗击倭寇。
　　本来佛门以清净为本，僧人以慈悲为怀，为什么作为禅宗祖庭的少林寺会创出少林功夫，以武艺扬名天下呢?
　　达摩禅的禅法是壁观，由于经常面对墙壁盘膝静坐，造成身体困倦，精神萎靡，迫使他们不得不伸筋舒骨，活动四肢，最初由达摩创造的“罗汉十八手”，应该是一种活动筋骨的体操，但后来被演练为少林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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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武源于人类争强好胜之心。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血性之人为自保平安而习武，由习武而滋抱打不平和扶危济困的侠义心肠。但由习武也可长骄横霸道之心。由于强中更有强中手，武林之人往往怀抱“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幻想，拼命练功，以求成为天下第一强者。这种精神正是达摩《入道四行经》所要勘破的：“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禅师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对于少林禅学和少林功夫的关系，新派武侠小说家金庸借一位道行和武功都极高的少林杂役僧的口，作了很精彩的说明：“少林寺七十二项绝技，每一项功夫都能伤人要害，取人性命，凌厉狠辣，大干天和，是以每一项绝技均须有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少林弟子最易犯的就是‘武学障’，与别宗别派的‘知见障’道理相同。须知佛法在求度世，武功在求杀生，两者背道而驰，相互克制。要求武功绝技练得越多，相应的也就要求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才能化解由习武而来的戾气，否则伤人害己。但修为上达到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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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 
在北京城的东北角，有一座红墙黄瓦，气象庄严的庙宇，那就是保存十分完整的喇嘛寺庙——雍和宫。这里曾是明朝太监的官房。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康熙为他的四子胤，即后来的世宗雍正在此处修建了亲王府，名为雍亲王府。雍正当上皇帝后，按规矩，凡皇帝住过的地方不能再派别的用场，于是把其中一半改为黄教上院，一半留做皇家游乐之所。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升为行宫，名雍和宫。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因停放胤灵柩，只用了15天的时间，就将宫内部分主要殿堂，由原来的绿色玻璃瓦改为黄琉璃瓦。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雍和宫正式改建为喇嘛庙，成了清政府管理喇嘛教事务的中心。外地许多重要寺庙的住持喇嘛，都由雍和宫抽签选定，然后派往各地寺庙。庙内喇嘛最多时达500人以上。
　　正因为雍和宫是由雍亲王府改为喇嘛寺庙的，所以在建筑格局上仍然保留了亲王府的形制，由众多殿堂、楼阁、室坊、角亭等建筑组成，规模宏伟，建筑堂皇。在整体布局上，南半部明朗开阔，显得清幽明净；而北半部密集紧凑，格局严整，浑然一体。
　　雍和宫坐北朝南，几百米长的中轴线上，布置了七进院落及殿堂，外观绝无雷同。院落从南到北渐次缩小，而建筑物渐次长高。这符合“正殿高大而重院深藏”、“宫门向阳而层层掩护”的中国建筑精神，有“聚龙窝凤”的庄严气象。
　　雍和宫的南院，东西两侧各开一座大门，正南是一座砖砌的大影壁，正北和东西大门处各建造一座高大的五彩牌楼，因此而得名牌楼院。这是雍和宫的第一进院落。三座牌楼建于清乾隆九年，它的底座为叶青石，全部木结构，均采用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公元1939年，侵华日军公然把牌楼的楠木梁柱拆下，换上水泥梁柱。据说三座楠木牌楼今在日本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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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牌楼往北，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有40米，院的正北是昭泰门。这就是雍和宫的第二进院落。
　　穿昭泰门，便见一座东西宽、南北窄的长方形大院，院中古槐参天，碧桃繁茂。以前，每逢农历正月三十及二月　初一，都循例在此院内举行俗称打鬼的宗教仪式“跳布札”。这就是雍和宫的第三进院落。在此进院落内，有钟楼、　鼓楼和两座对称的八角碑亭。天王殿是雍和宫中第一进大殿，殿中供奉大肚弥勒佛，还有四大天王和韦驮。殿外前檐正中悬挂着乾隆所题“雍和门”匾额，蒙、藏、汉、满4种文字书写。
　　 出了天王殿，便是第四进院落了。主殿是雍和宫，院中西路是讲经殿，东路是密宗殿。雍和宫是一所结构为单檐　歇山顶、前出廊后带厦的雄伟建筑。改为喇嘛庙后，它相当于一般寺庙的大雄宝殿，殿内正北供3尊近2米高的铜质三　世佛像。殿内东北角供观世音铜立像，西北角供弥勒佛铜立像，两面山墙前还供着18尊真人大小的罗汉像。讲经殿上下两层并带廊，是喇嘛研习显乘之所。密宗殿上下两层并带廊，是喇嘛研习密宗的地方。
　　第五进院落是个长条院，北边是永佑殿，东厢房是药师殿，西厢房是数学殿。永佑殿在王府时代是雍亲王的书房和寝殿。雍正死后曾停灵于此。数学殿是专供喇嘛研究天文、历法的，药师殿是喇嘛们研究学习医道和药物知识的殿堂。
　　第六进院落中柏枝低垂，秀竹青青，**殿掩映其中。大殿正中供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贴金铜像。铜像后，是五百罗汉山，它高近5米，长3.5米，厚30厘米，全部由紫檀木细雕精镂而成。由金银铜铁锡5种金属制成的五百罗汉，均高10厘米，犹如生活在山中各处奇景之中，使用各种法器，从事各自的活动。**殿西侧是戒台楼，是乾隆皇帝迎接西藏六世班禅进京，为自己祝寿和受戒而修建的。**殿东侧是班禅楼，是供六世班禅休息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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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殿的后殿门，便是第七进院落。正北是一座壮丽的巨大建筑，即万福阁，阁高25米，飞檐三重，左右尚有一字并肩排列的双层楼阁两座，有飞廊将三座建筑相互连通。占据万福阁内大部分空间的是一尊巍然耸立的大佛立像，它的头部接近阁顶，全身垂直高度为18米，地下还埋入8米，佛身宽8米。大佛是由一整棵名贵的白檀香木雕刻而成的。
　　雍和宫同清朝两个皇帝雍正和乾隆有着密切的关系。康熙皇帝共有35个儿子，胤(雍正)是皇四子。他的母亲是宫女出身，接替皇位是轮不上他的。但他素有谋取帝位之心，视诸弟兄为仇敌，在雍亲王府中豢养了一批武艺高强的武士，取名“粘杆侍卫”，表面上是给他提笼架鸟，实际上是为他刺探消息，捕杀异己。所谓粘杆，本是用来捕捉蝉、雀、蜻蜓的一端涂有粘胶的长杆，借指搜捕政敌的密探和杀手。胤嫘登基后，继续利用这帮“粘杆侍卫”铲除异己，并建立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粘杆处”，这个特务机关的秘密总部就设在雍和宫里。据说这些“粘杆侍卫”用一种特制的杀人武器“血滴子”取人头颅，血迹全无。雍和宫三字满语之意是“欢乐、和平、美丽的宫殿”，在雍正时期这里却充满血腥味。
　　雍和宫的显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九月二十五日子时，乾隆出生在雍和宫东书院的如意室内。至今雍和宫**殿内五百罗汉山的前面，还有一个金丝楠木雕成的木盆，环刻滚滚波涛和四条鲤鱼。据说乾隆呱呱坠地后的第三天，即依照中国民俗在这个木盆中洗过澡。公元1736年乾隆即位皇帝之后，曾多次把宫中宝物御赐给雍和宫喇嘛庙。难怪人们说，雍和宫本身就是一座乾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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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坡仰韶文化遗迹 
1987年，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修建一座调节水池时，推土机推出了震惊中国的发现：蚌壳摆塑的一龙一虎左右夹　护着一具人骨架。这罕见的葬式把人都惊呆了。随后又发现了第二组和第三组用蚌壳摆塑的动物图案。为了弄清三组　蚌图的关系，弄清这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性质，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于1988年3月11日　至9月25日对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经过对发掘遗址的研究，确认其为仰韶文化的遗存。
　　西水坡仰韶文化的遗存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可以分为早晚两期。
　　属于第一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壕沟、灰坑、墓葬和蚌壳摆塑的图案。
　　壕沟有大有小，大的宽而深，小的窄而浅。大型壕沟宽度约8米，位于遗址的东部，中间有一个缺口，从壕沟的南　端有向西拐的趋向分析，很可能是环绕村落一周。这个工程量是很大的。一条8米宽的壕沟在今天看来也不窄。
　　灰坑和窖穴都发现于壕沟的内侧，其中有一个椭圆形筒状的，口径1.74至2.22米，深2.24米，遗物丰富，除发现有　饰指甲纹、划纹的罐、钵、碗、盖、支座、瓶、壶等可以复原的陶器残片外，还发现不少植物种子、动物粪便、兽　骨、鹿角和蚌片。
　　墓葬发现得不多，均为一次葬，有埋一个的，也有埋多人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位50至55岁左右的男性，身高竟达1.86米，而他的墓中既无随葬品，也无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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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就是蚌壳摆塑的图案了。一共发现三组。第一组蚌图，其造型有龙和虎两种，分别摆塑于编号为第45号墓的墓主人的左右两侧。龙在右，虎在左，龙虎皆背朝墓主人，头皆朝墓主人脚端的方向，尾皆朝墓主人头部的方向。这种摆法也许是出于透视上的考虑，即在埋葬者看来，墓主人仰身朝上，和龙虎侧身朝下，其实都是正面直立朝前行走，墓主人尸骨已僵当然不可能有这种动势，但龙、虎行走的动势极强。龙的身体是一条S线，昂首张嘴，挺胸弓背，龙尾有力地摆动，龙爪张开，全身都处在极度亢奋的跃进状态中。虎的四条腿摆动的幅度虽然不大，但很生动，展现了奔走过程中前后左右四腿交替落地和离地的瞬间。第二组蚌图摆塑于第45号墓南面20米处的一个浅地穴中，其图案有龙、虎、鹿和蜘蛛等。龙头朝南，背朝北；虎头朝北，面朝西，背朝东，龙虎蝉连为一体，鹿卧于虎的背上，特别像一只站立着的高足长颈鹿。蜘蛛摆塑于龙头的东面，头朝南，身子朝北。在蜘蛛和鹿之间，还有一件制作精致的石斧。第三件蚌图，发现于第二组动物图案南面的一条灰沟中，两者相距约25米。灰沟的走向由东北达西南，底部铺垫有0.10米左右的灰土，然后在灰土上摆塑蚌图，图案有人骑龙、虎及其他。人骑龙摆塑于灰沟的中部偏南，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长颈，舒身，高足，背上骑有一人，两足跨在龙的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侧，好像在回首观望。虎摆塑于龙的北面，背朝南，头朝西，与龙正好相反相背。它仰首翘尾，四足微曲向后，呈奔跑和腾飞状。另外，在龙的南面、虎的北面、龙虎的东面，还各有一堆蚌壳。龙南面的蚌壳面积较大，高低不平，成堆状。虎北面和龙虎东西的两堆蚌壳较小，形状为圆形。在龙虎的西面还有一舒身展翅的飞禽，因被两个晚期灰坑打破而看不出原来的图形。在飞禽与龙之间还用蚌壳摆了一个圆圈。另外，在这一层位上，还有许许多多零星的蚌壳，似乎也并非随便乱扔的。从整体看，这条灰沟好像一条空中的银河，灰沟中的零星蚌壳，犹如银河中无数的繁星。那么，那些堆积的蚌壳和成圆圈状的蚌图，是否同大地山川和日月星辰有什么联系呢？人驭龙和奔虎衬托在这样的背景上，是何等的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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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塑龙的形象，比之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龙和山西陶寺龙山文化的陶盘彩绘蟠龙，都更接近后世比较成熟的龙的形象。玉龙是猪头蛇身，彩绘蟠龙乃方头蛇身，皆无足。而濮阳西水坡的蚌塑龙，方首、巨口、锐齿、蟒身、虎足、头上隐约有角，而且都飞腾奔走，其矫健的姿态同商周成熟的龙的形象相比，除了显得稚拙一些外，已经很接近了。人物驭龙，也与在长沙发现的战国帛画的形象异曲同工，似乎表达的是相同的信仰。据专家考证，濮阳史称“帝丘”，是中国远古时代炎黄部落聚居的地方。六千年前的墓葬和蚌塑龙虎图的发现，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古代传说中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面貌。人骑龙的蚌塑图，竟令人惊异地同各种史乘所记“黄帝将亡，则黄龙坠”和“黄帝驭龙升天”的神话场面一致无二。从墓葬的整体看，蚌壳摆塑的三组动物图案，在一个平面上自南向北一字排开，时代完全相同，显然是一个整体，都同第45号墓的主人相关。中国古代人死后升仙的思想形成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大的部落或部落集团首领死后要进行大的祭祀活动，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的墓主人死后不仅殉葬三人，而且在他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龙虎图案，并在南面每隔20至25米处又摆塑一组动物图案，这种葬仪在仰韶文化时期还是首次发现，足见墓主人生前的身份非同一般。
　　西水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第二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房屋、窖穴、陶窑、墓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房屋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几种。这个阶段早期的房屋均为半地穴式，屋的中间有灶，一边修有门道，四周有柱洞，房基面往往用一种细腻的土铺垫。晚期的房屋均为平地起建，墙壁为木骨结构，底部和四壁均经过火的烧烤，坚固防潮，修筑得相当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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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兵马俑坑 
“始于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这是明代一位极有个性的思想家李贽说的。
　　秦始皇活了50岁。他一生给人的印象，强烈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征战不已，二是好兴土木。前者是战争，是破坏；后者是和平，是建设。然而，历代史学家和思想家，却无不充分肯定他的破坏，而严厉批判甚至是咒骂他的建设。他以战争得天下，却以建设失天下。
　　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四句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这四句诗写的就　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席卷天下的赫赫武功。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九年中，秦国军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　了韩、赵、魏、燕、楚、齐六个国家。在血与火中，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历史局面，诞生了统一的封建中央　集权的秦王朝。他不仅用武力统一中国的版图，最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帝　国。中央实行三公九卿职，地方推行郡县制，从中央到地方健全了一整套官僚制度和统治机构。这一套中央集权的郡　县制，两千多年来，尽管改朝换代，却不曾变动。
　　秦从其先祖开始，就特别好兴土木。秦曾经三迁其都，最早的雍都，就有不少豪华富丽的宫殿建筑群。早在春秋　秦穆公时，戎人由余看到雍都巍峨的宫殿建筑盛况，就慨叹道：“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在　秦与东方六国的战争进程中，秦始皇就开始在咸阳大兴土木工程。每灭掉一国，就仿照其国的宫殿样式在咸阳北阪造　一座同样的宫殿。而在所有的土木工程中，骊山陵，这个秦始皇为他死后营造的世界同他的阿房宫和万里长城一起，因其难以想象的浩大工程量，终于很快耗尽秦帝国的财力、物力和民力，在尚未完工时便将秦帝国送进坟墓。
　　目前已发掘出来的兵马俑坑，是这个地下世界的一部分。
　　军队是秦始皇征服六国的主要力量，也是他行使权力的重要工具。在他的陵墓里，不能没有“秦之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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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秦之锐士”排列在三个大坑里。三个大坑布成一个“品”字阵。一号坑是主阵，显示了秦步兵和车兵联合编队的场面。它是一个方阵，前锋部队分3排向东站立，每排68个战袍武士俑。前锋后面是38路向东的主力部队，每4路有一辆4匹马拉的战车，一共有9辆战车。方阵的南、北、西三面，分别有一排面向外站立的武士俑，他们是右翼、左翼和后卫。一号坑的面积有14000多平方米。二号坑的面积6000平方米，它的南部是并列8排8辆战车，中间是战车和车兵，北边是战车和骑兵。在坑的前端，有一块突出的方形，中间有160名蹲姿的射俑，他们的四周是立射武士俑。二号坑显示的是冷兵器时代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混编阵形，在两千多年前是非常先进的。步兵、骑兵、车兵、射兵的多兵种联合编队，可能是秦国军队出奇制胜的“秘密战术”。这个混编阵有战车89乘、车兵俑261个、陶马356匹、骑兵俑116个、鞍马116匹、步马俑600多个。它位于一号坑主阵的东北角，既像前锋又像偏师，诡秘莫测。它可以停下来，让主阵往前冲锋，也可以突然从主阵侧翼神不知鬼不觉地冲到前面，对敌阵实施强有力的突然袭击。它还可以在主阵冲锋之前，以自己的前挺阵位和远射程的机弩对敌阵前锋实施远距离不接触打击后，再让主阵冲上去近距离格斗。它那精悍的骑兵部队，还可以游击于两阵之间，机动作战，必要时还可以回马保护后面三号坑的指挥部。三号坑的位置在一号坑主阵的西北，隔一个主阵的阵位同二号坑东西相对。这是秦军指挥部，坑中有战车一组，是指挥车。坑的东、北及南部甬道中，面对面站着64个武士俑。这种站法，显示出这些武士的职责是向内保卫指挥机关，而不是向外冲锋陷阵。指挥部在这个角度正可以控揽全局，根据战况随机指挥主阵和混编阵的协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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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过是个“常阵”，即平时操练和待命出发的阵，真正的战阵肯定比这更复杂。
　　陶俑、陶马和战车，都同原物一样大小。陶俑身高1.7米左右，最高的达到1.9米，是当时秦人的实际高度。陶马高1.5米，身长2米，体型高大。战车是实用战车。兵俑手执秦时的青铜兵器。
　　兵马俑及其手执兵器，在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力上，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秦俑的制作是以塑为主，头和手用模子制成坯样，然后再刻、削、刮、剔成形，身体用泥条盘堆塑成，铠甲是另贴上去的，胳膊是分件制成的，最后组装。陶　马的制作也是这样。作成后，入窑烧制。烧成后，先涂上一层明胶，然后“依类敷彩”，粉红色的肤色，服饰及靴履间杂黑、白、朱、紫、蓝、绿、赭、黄；马身是枣红色，黑鬃、黑尾、白蹄、白牙、白眼球、黑眼珠。制俑的人是从　全国征召来的有一定技艺的工匠。他们按照秦朝“物勒工名”的制度，在陶俑身上刻上了自己的身份和名字。
　　这些雕塑家们，是一些严格的写实主义者，他们的追求，就是塑造出一个个像真人一样的“秦之锐士”。我们不知道　骊山陵的总体设计师是谁，只知道它的工程总监是丞相李斯。假如李斯同时也是工程的总设计，那么，李斯不仅替秦　始皇设计了郡县制的政治制度，设计了统一后的新型文字秦篆，他还为秦始皇设计了死后的世界。仅从秦俑三坑的设　计就可以看出，没有高远宏深的立意，没有气吞山河的胸襟，没有实际参与策划和组织过秦始皇扫平六国完成统一大　业的伟大实践，就不可能完成这样大气磅礴的军阵，更不可能在一片沉静中显露出咄咄逼人的征服力。这支七千人马　的军队，虽长立于关中平原的黄土地下，他们的方向却永远是东进，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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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墓 
在中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所有成员生前居住在同一村落，死后埋葬在同一墓地。这种公共墓地制度进入阶级社会后有了新的发展。到了西周春秋时期，与实行严密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相适应，死者按宗法关系，在由国家政权指定的公共墓地中同族而葬，典籍中称之为族坟墓。族坟墓又分为公墓和邦墓两类。公墓是国君和王室贵族及其子孙的墓地，规划严整，早就画成图样，按照宗法关系区分尊卑次序，排定墓地。邦墓是国民的公共墓地，普通百姓葬入其中，划分地域，分族同葬。随着封建王权的膨胀，公墓后来成为王陵区，只埋葬君王及其配偶和少数关系最亲近的王室血亲，一般的贵族、各级官僚则同平民一起葬于邦墓。族坟墓制度是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紧密联系着的。战国时，各国变法的结果使土地私有逐渐合法化，但墓地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买卖，则直到西汉才成为事实。这样，原先由国家规划并掌管的邦墓也就完全解体。不同的家族，可以依照各自的地位、财力，选择不同的墓地，分散各处；而在同一片墓区内也可以包括若干不同家庭各自购置的墓地。
　　墓室是坟墓的地下部分。大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人们普遍实行深掘土坑，把尸体埋在地下的土葬。土葬必有墓穴，为了安放棺木和随葬品，后来逐渐把墓穴砌成墓室。早期的墓室除少数帝王显贵使用木石外，一般都是土室。大约从战国晚期起，出现了用大块空心砖砌筑的墓室，这种空心砖墓在西汉颇为流行。而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小型砖砌筑的券顶砖室墓最为常见，石室墓也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历代帝王陵墓基本上是石室结构。
　　不同时代的墓室虽然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无不有意模仿现实生活中宫室房屋的前堂后室的总格局。许多墓室明显分为前后两半，前半相当于“堂”，用来陈放供桌和一些随葬品，后半相当于“室”，用来置放棺木。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和墓葬形制的简要介绍。
　　20世纪50年代初，在洛阳涧河西岸发掘了一座不知墓主的东汉墓。墓室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包括耳室、甬道；后部包括前堂和后室。甬道前后各具石门；前堂主室之间用空心砖特制一堵隔墙，上部正面镂刻青龙、飞廉(类形于龙的神兽)，背面镂刻龙虎云纹，下竖砖雕兽柱，柱头加方斗，承托上部砖雕隔墙。龙和飞廉是汉人绘画的主要题材，多绘雕于墓室，以供死者乘骑升仙。自战国以来，墓内惯用石制和陶制“镇墓兽”，而该墓则把墓柱和镇墓兽合二为一，既有实用的功能，又起镇墓的作用，精神性和实用性结合得如此完美，实属少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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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的用砖，完全根据结构，顶部结构形式分为三种：耳室和侧室用一般弧券；甬道上部平面正方，用“四角攒尖”形式；前堂及主室因限于平面较长，故其结顶也不得不形成长方。此种结构形式，在汉代墓葬中极为稀见，在建筑史研究上极为可贵。
　　该墓第一道石门正面门额刻一龙一鱼，龙四足有翼，长颈修尾。石门铺首刻成站立的凤鸟；第二道石门正面门额上刻三条鱼，石门铺首刻成站立的凤鸟，铺首下再刻一虎；门里面上额刻交尾龙，门上刻二人像。石刻笔画粗疏、古拙。
　　墓中葬棺四具，二具葬于主室，一具葬于前堂左侧砖台上，一具葬于侧室。其中主室左侧一棺为男子，其余三棺均为女子。殉葬器物甚多，除耳室外，每具棺的周围均有器物。出土的铜钱计有“五铢”、“货币”、“小泉值一”、“货泉”150枚。根据出土货币属新莽时期的为多，但五铢与建武五铢形制类同的情况来看，该墓时间的上限不得早于光武，即不会早过东汉；又据出土的昭明镜、规矩镜、清白镜皆兴起于西汉晚期，盛行于东西汉之交及其稍后，其时间也不得过晚。按出土器物及墓葬结构分析，判定此墓为东汉中叶稍前，即公元1世纪后期。
　　该墓内部多设房间，已非常接近生人居住的布局，此为西汉以前所不常有。按陈设与内容分析，墓室各间的安排是：入门左侧为厨房，右侧为车马间，前堂设置宴饮，再后为主室仓廪畜厩。各有位次，俨然似汉代一富豪家庭。前堂砖台之上与侧室的两名死者，棺前各具明器一组，她们的地位似降墓主人一等，故不能入主室陪葬男主人。虽不能　确知其与死者生前之关系，然必为一家眷属无疑。
　　此墓现已搬迁复原于洛阳古墓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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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十三陵 
离北京城40公里的昌平县，出北关不远有一座自西南向东北延展四五公里的小山。山顶上有一层近于直立的石英砂岩，颜色发暗，随着地形高低起伏，曲折蜿蜒，远看很像是一条青龙的“脊背”，故名长龙山。与长龙山遥遥相对，隔着一马平川的一个大山口，在西边还有一座蹲踞着的小石山。石山由白云岩组成，其中含有大量燧石条带。燧石条带的硬度比白云岩大，又是乳白色，所以风化后就显出白色条带。偏偏这白色条带的岩层又向东南倾斜，看上去就像一只斑斓猛虎身上的花纹。如此肖形的“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格局，又近在帝都之北，不能不引起皇家御用的风水先生的强烈关注。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礼部尚书赵羽向明成祖举荐江西风水先生廖均卿。他东奔西走，终于在昌平发现此块宝地。
　　从“青龙”、“白虎”守卫的山口进去，是一块盆地，河水从盆地中央由西北流向东南。参差不齐的山峰环立于盆地西、北、东三面，如巨大的屏风。在这屏风的中央，是像龙椅一样的天寿山，正对着龙、虎二山夹峙的盆地出口，坐北朝南，俨然帝座。这种山川形势，最符合堪舆学阴宅选址的要求，最能藏纳天地之气。因为“气遇风则散，遇水则止”。而这块南向的山窝盆地，北障的群山挡住了西北之风，河水又正好流经盆地中央，形成了一个聚气的理想空间。同时，高耸的北障群山迎纳阳光，天际的远景有一个非常悦目的收束。左右丘阜环护，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青龙婉蜒，白虎驯，帝座庄严。在此风水宝地依山为陵，可葆帝祚永延。于是，明成祖朱棣在接到廖均卿的报告后，即着手“营山陵于昌平”。时在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成祖选中正对山口俨然帝座的那座山，只是该山的原名不好听，叫“黄土山”，他便下诏，封其“天寿山”。就在天寿山下营建他的“万年吉地”长陵。明朝共十六帝，除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在南京，惠帝朱允被逐下落不明，代宗朱祁钰的陵墓被他哥哥英宗毁掉之外，其余十三帝都在这块盆地的山边选中了自己的葬地。从长陵以后，依次是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共十三陵。它们以长陵为主体，分布在盆地北缘的山麓台地上，构成了一个规模宏伟壮丽的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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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陵与前代帝陵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诸陵共有一个陵城，从前向后依次为石牌坊、大红门、碑亭、华表、石像生，然后以长陵为中心分布十三座陵。这同汉、唐、宋陵在一片广阔的原野上各陵相互独立，每座陵都有一套石牌坊、石像生不一样。另外，十三陵的陵丘出现了圆形的宝城，宝城前建明楼。合上、下宫为一，扩大了陵丘前的献殿。内城改成砖砌的长方形，位于陵丘前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内城是方形，并把陵丘围在里面。最大的改变是将唐宋以来帝后不同陵之制，改为帝后合葬。明陵在陵制上的这些改革，有些为清陵所继承。
　　1956年，考古人员开始对定陵地宫进行发掘。他们根据宝城东南侧外墙皮的几层砌砖塌陷这个线索，先后发现了通向明楼后面的砖隧道和通向“金刚墙”的石隧道。1957年5月，在石隧道的尽头发现了高8.8米的“金刚墙”。墙的中央有一人字形门，这就是“金刚门”。把“金刚门”的封砖取掉，即可进入地宫隧道券内。隧道券就是地宫外面的第一室，它紧接地下宫殿的第一重石门。打开这重石门便是定陵地宫了。
　　地宫的建筑分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宽敞的殿宇。前殿是一个长方形的券室，地面用金砖铺砌。中殿陈设有三个宝座，都是用汉白玉雕成。中殿两侧有左右配殿，是安放皇后棺的地方。后殿是地下宫殿最大的一个殿宇，高9.5米，宽9.1米，长30.1米，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的棺就存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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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依制没有皇帝亲自为自己相度陵址的。但是定陵的陵址就是万历皇帝自己选定的。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朱翊钧趁祭陵之便，带领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等在天寿山亲自选址，他相中了盆地西缘的一处台地，确定了建陵规制。翌年动工，历时三年，役使军匠、工匠达三万余人，费银八百余万两。陵成之时，大学士申时行等具题文恭贺：“匪惟壮丽恢宏，永保亿年之固，抑且单厚多益，式增万寿之长。”
　　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一个年富力强的皇帝亲自给自己选择墓地，坟墓修好后，朝臣都来恭贺，恭贺皇上这么年轻就已经掘好了自己的坟墓，还说这可以“增万寿之长”，皇上听了居然还很高兴！离死亡的日子还有三十四年，未壮而卜葬，真无法理解万历皇帝怎么如此侈心于地下！
　　定陵竣工的那一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当代学者黄仁宇写了一本书，名叫《万历十五年》。在这本书的结尾，他写道：“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儒家对这个中央帝国的文化设计，从此步入失败的记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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