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同样经历了农耕文明的欧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皇权至上的磕头下跪文化呢?
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几点:
一是教会势力与皇权分庭抗礼。个人和家庭都无力与专制政府抗衡,基督教会依靠神权和信众,抵抗了专制王权对个人权益的侵犯。教会指出,国王如果欺负老百姓、迫害反对派,死了要下地狱。上帝反对人们拜人、拜物,反对给领袖下跪,诸侯贵族和市民都打着圣经的旗帜反抗王权。
意大利米兰圣安布罗斯大主教(340-397)在给皇帝瓦伦蒂尼恩的信中说:“主教是基督徒皇帝的法官,皇帝不是主教的法官”。在道德问题上谴责世俗官员不仅是牧师的权利,而且是他的义务。他拒绝皇帝把教堂交给他人使用的命令,并说:“宫殿属于皇帝,教堂属于主教。”
公元390年,皇帝西奥多希厄斯屠杀了许多无辜的人,圣安布罗斯主教决定将皇帝开除教籍。他在给皇帝的信中写到:“你要求别人做到的,你自己也要做到。皇帝制定了法律,他就应成为第一个遵守法律的人。为此,皇帝不得不脱下皇袍向他忏悔。欧洲的皇帝要向大主教下跪忏悔,而中国的儒家只会给皇帝下跪。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别。
教会法中有“世界本身服从法律”的神学信条,虽然“国王可以不服从任何人,但必须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每个人都是法律的臣民。
中世纪欧洲国民晋见国王,只是单膝下跪,教徒的双膝只跪神而不跪人。(1970年1月25日,在波兰访问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膝跪地,向惨遭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此举震惊了全世界,他也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为了荣誉和尊严,欧洲人宁可决斗而死也不跪地而生。神权的巨大影响力,使皇权统治难以走向极端。
二是各国人民通过斗争立法维护人权。公元1100年,在英国贵族的斗争下,国王亨利一世颁布了英国大宪章。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权宣言: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确立了人权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保护个人的尊严、反对国王滥权的基本精神。
1776年7月4日美国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提出了一切人生而平等,具有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天赋权利,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
1789年8月法国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注2),其中不少条款至今依然充满生命活力。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在拿破仑主持下,法国以自由和平等、所有权、契约自治三原则,制定了《拿破仑法典》,详细地规范了国民权利。1804年公布施行后,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基础。
人权首先是财产权,没有财产不可能有个人尊严。个人财产能得到法律保护,大家才可能积极创造财富。个人财富增长,税收必然增长,国家实力就会增强。个人财产受到国家保护,一旦国家有难,国民就会挺身而出。因此,欧洲各国很早就从法律上确认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房子。享有一国之尊的国王尚且不能随意进入私人领地,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和保护程度可见一斑。而同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上到来是烧香磕头都难求的好事,草民们不但要磕头跪迎,有心者恐怕还要奉上妻女以沐龙恩。
三是封建诸候王国竞争促进了文明发展。没有哪个国家能统一欧洲大陆,更没有哪个人能用一种思想控制所有欧洲国家。各国思想界“百家争鸣”,促成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出现。随着人权、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促使各国建立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制度。如果欧洲是个大一统的帝国,马克思不可能到英国避难,也不可能写出影响世界的学术著作。
四是工商文明有利于平等规则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等价交换,公平贸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流通交流的频繁,经济运行规则必然会影响到各国政治生活。
从欧洲的酒文化中也能看出中西差别:欧洲人饮酒很少用酒壶,大都直接用酒瓶往酒杯中倒。酒瓶直接斟酒,一般没有尊者掌握酒壶的二次分配,使用高脚透明酒杯显示了平等公正。
达官贵人出行差异更为明显:欧洲人乘坐马车,地位级别体现在马匹的多少上。中国人坐的是轿子,地位级别体现在轿夫的多少上。
两种文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两个大陆,双方很快拉大了差距。保护民众尊严的国度,努力开发民智,不断改进社会的不合理制度,上下同心求发展,迎来了工业文明的曙光。践踏民众尊严的国度,靠愚民政策和暴力专制维持皇权统治,千年不变地在黑暗中徘徊。孟德思鸠说,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
到了十八世纪,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工商文明,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终于发生了历史性碰撞。以中央帝国自居的中国皇帝没有意识到两大文明的悬殊差距的后果,却斤斤计较磕头下跪礼仪,试图把毫无人性尊严的三跪九叩大礼强加给习惯于人权平等的外国使者。
史书记载,1792年9月英国的马戛尔尼率团第一次出使中国,他们乘五艘大型舰船,从朴茨茅斯港起锚,绕好望角经10个月的航行,700余人使团于1793年7月抵达天津大沽口。英人携带了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车辆、武器、图册、航模等礼品欲与中国政府进行正式外交。
清廷以前曾有过外使不愿下跪导致访问失败的先例,但皇帝大臣们绝不肯在跪拜礼仪上让步。争执了很长时间,直到进入承德避暑山庄才才达成协议,马戛尔尼以单膝跪地礼朝见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此颇为不悦,英方提出的通商、建立外交机构、通商等要求均未同意。时有迂儒撰文说,洋人身上少了几块骨头,腿不会弯曲,因而不会磕头下跪,他们是半畜半人。言外之意是,只有会磕头下跪才能算人。当朝文人无羞无耻无知到如此程度,真可谓斯文扫地,颜面全无。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中国信徒也开始不磕头。如此作法以及其它有悖中国传统的习俗的行为,激怒了地方士绅和民众。在他们看来,这将是中华文明礼崩乐坏的前兆,如不制止,则国将不国。他们的想法与官方不谋而合,于是官方纵容暴民,挑起了一次次教会案件。
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面对内忧外患重重危机,僵化保守的满清政府为了维护尊卑分明的皇权统治,拒不顺应国际发展潮流变法图强,反而屠杀主张变法的仁人志士,提拔重用那些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理念的“爱国贼”,鼓动并纵容义和团愚民暴民寻衅滋事,挑起国际争端。如此倒行逆使且一意孤行,最终落得生灵涂炭,江山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