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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容颜叫沧桑

步入白云门,就是建于北宋嘉年间,已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蓬莱阁。蓬莱阁建于丹崖山上。阁下山壁,犹如斧凿刀切,齐斩斩地直抵水面。蓬莱阁并非只有一阁,而是一组古建筑群,主要由吕祖殿、三清殿、蓬莱主阁、天后宫、龙王宫、弥陀寺等六个建筑单体组成,听名字就知道是以道教为主、杂糅佛教的宗教建筑,当然少不了又有许多风格不同,但又大同小异的楼、殿、亭、阁,犹如众星拱月一般,依山就势,错错落落,层层叠叠,将那些主体建筑烘托出来。蜿蜒于各亭殿的廊壁之间,自然又少不了楹联、碑文、石表、断碣,镌刻着名人书画,其中鱼龙混杂,许多政客免不了要来此附庸一番风雅。碑刻中值得一提的应数苏东坡的手迹刻石,它横卧地上,一面刻楷书,一面刻行书,诗好,字好,人也有名,遂成阁中瑰宝。其实苏东坡在登州任上前后呆了不到五天,就被诰命回京了。他甚至没来得及看上海市蜃楼,眼看就要走了,急得这位号称“坡仙”的大诗人只好祷告海神广德王。他自己说祷告很灵验,第二天果然见了,并据此写下《海市》一诗。可以肯定苏东坡没有见到,因那时是冬季,海市的发生只在春夏。但他根据传闻和想象写出的海市,却又的确是所有描写海市的诗文中写得最好的,好就好在写出了一个“空”字。据看过海市的人说,海市出现前,一般天气较晴朗,但远处大海有一层淡淡的薄雾笼罩。海面上先是隐隐约约现出岛屿的轮廓,然后越来越清晰。岛上的道路、树木、山峰,历历可辨,有时还能看到高台楼阁,以及时隐时现的行人与车辆,持续数十分钟,然后慢慢消失、又是碧水晴天,白帆映日的眼前实景。
  蓬莱阁的主阁坐北朝南,是一座双层木结构建筑,丹牖朱户,飞檐八角。上层外围绕有一圈明廊,游人可凭栏远眺。如果是雾天,则四顾茫茫,轻纱般的云雾缭绕阁下,使人产生一种凌空御虚、超凡出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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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没有海市出没的季节,登蓬莱阁观日听澜,神仙亦不过如此。观日听澜有专门去处,一叫宾日楼,一叫观澜亭。黎明时分登宾日楼看大如车轮的红日磨海而出,腾离海面,空中、海中两个太阳若连体婴儿浴血诞生,仿佛宇宙初辟,天地始分。无云无霭时上观澜亭最佳。足踏丹崖,俯视大海,水天一色。运气好赶上大潮汛,则眼见浊浪排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耳闻涛声隆隆,似从水天尽处滚滚送来。
  站在白云门前向南眺望,登州古城的轮廓依稀可辨:深巷回曲,石墙青阶。这就是古时候走过千军万马的街衢。古登州水城,又叫蓬莱水城,是中国现存有名的海军基地之一。它始建于宋朝庆历年间,当时名为刀鱼寨。明朝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在刀鱼寨的旧址上,改建为水城,唤作“备倭城”,主要用来对付来自日本的武装海盗。明朝民族英雄戚继光(公元1582—1587年)就在这里操练水师。后来,戚继光又北调蓟州,负责督修蓟州段的长城。这段长城由于采纳了蓬莱水城的构思,被树为明代长城的典范。现在水城南面有戚家祠堂,祠堂前有石坊一座,名曰“父子总督坊”,是人们为纪念戚继光和他的父亲戎马一生保家卫国的卓越功勋而立的。
  用来求仙的蓬莱阁和用来御寇的蓬莱水城如此紧密地连成一体,真是绝妙无比。守卫水城的将士朝海上望过去,只觉大海满藏杀机,一片刀光剑影。而登上蓬莱阁的闲人游客,遥看大海,却是望眼欲穿,亟盼仙乐袅袅前来接引登仙,去那海上三山逍遥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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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观 
在北京西便门外的闹市中,有一片清幽之地,这便是著名的道教全真第一丛林——白云观。
道教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同,它是惟一根植于中国、发源于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确实受过佛教的影响,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道教信仰的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经过一定的修炼,世间的个人可以脱胎换骨,直接超凡入仙,不必等死后灵魂超度。这是它与别的宗教信仰的根本不同之点。道教的产生也很特别,它不是某一教主在短期内创立起来的,而是逐步积累、多渠道汇合而成的。金元之际,道教进入鼎盛时期,其中发展于北方的全真教由于元太祖成吉思汗的重视而掌管天下道教,使全真教盛极一时。
  全真教创立于金初,其始祖王(王重阳)于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云游至山东宁海,先后收了七个弟子。大弟子马珏曾在家中的南园筑室请王居住,王题此室曰“全真庵”,是为王所创全真教命名之始。王取“全真”之义在于,旧道教“浮华”、“虚妄”、“不真”之积弊甚厚,他要革除积弊,在老子之道的基础上融进儒、释内容,使之成为“三教圆融”的“真道”。在他看来,只有融通了儒、释的“道”才是“全”,才是“真”,故自命其教派为“全真”。
  全真教的大发展是在丘处机知遇于成吉思汗以后。丘处机(公元1148—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金大定七年从王修道。金贞二年(公元1214年),丘处机以宣扬“不杀不争”,“正心纯一”,招安山东起义军,“所至皆投戈拜命”。这件事使丘处机名声大振,引起宋、金、蒙古三帝的注意。金宣宗于公元1216年春、宋宁宗于公元1219年8月,成吉思汗于公元1219年冬先后派使者来召请。丘处机审时度势,谢绝了金、宋之召,而慨然应诺了成吉思汗之召,这对全真教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公元1220年,丘处机不顾72岁的高龄,不辞风沙险阻,率领十八弟子启程北行,历时四年,行程近万公里,最后到达中亚撒马尔罕大雪山,拜见了成吉思汗。丘处机远涉中亚的动机,可以从他出发前赠送道友的一首诗中看出来:“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他愿意以自己“残喘”的身家性命冒寒远游漠北,为天下生灵消忧。许多史料都记载了丘处机以“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和“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的思想晓喻成吉思汗的事。史籍认为,丘处机和成吉思汗的这次会见拯救了无数黎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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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云观的中心建筑丘祖殿中,保存有一幅《雪山应聘图》,描绘的就是丘处机于公元1220年远涉中亚大雪山会见成吉思汗的史实。丘处机79岁去世,死后,就安葬在丘祖殿下。
  丘处机从中亚回燕京后,居白云观,建立“平等”、“长春”、“灵宝”等八会,开创传戒制度,公开设坛收戒,广收门徒。
  白云观相传建于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是唐太宗为奉祀老子而建造的,当时叫天长观。白云观内至今仍存有一座老子石刻像,据说是唐代的遗物。丘处机居此后,以他的道号长春子为名,改名“长春宫”。明初扩建,更名为“白云观”。
  白云观今日的主体建筑,基本上是清代白云观第七代方丈王常同重修时的规模。
  白云观的建筑格局是以八卦方位布局的,以子午线为中轴,坐北朝南形成中路,东西两路互相对称,形成一个建筑群。
  白云观的主要殿堂坐落在中路,其建筑风格与中国的宫殿建筑十分相似。由于道教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讲究上下尊卑,所以在道观建筑中也有所反映。白云观的中路殿堂,无论是外观还是殿内陈设或殿前的院落,都较东西两路的高大、华贵、宽阔。中路奉祀的是道教中的尊神,如玉皇大帝、三清四御、全真道的教祖王重阳(王)、北七真人(王在山东所度七大弟子)等。
  白云观中路的主要建筑大致分为五进,有灵宫殿、玉皇殿、七真殿、丘祖殿、三清阁和四御殿。灵官殿在山门的北面,供奉着山门的护法神;丘祖殿是中心建筑;七真殿也叫老律堂,是观内道士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全真龙门派历代律师传戒之地。中路最北端是一双层建筑,上层即三清阁,供奉道教最高尊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大尊、太清道德天尊。下层即四御殿,供奉位在三清之下的天上神界四位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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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路的建筑类似于宫廷中的正殿,充满刻板、肃穆的气氛,那么,东西两路的建筑较接近于民间的四合院,更富有人间烟火味,东西两路供奉的神仙也多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现东路殿堂的神像早毁,已成道士的生活区和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西路殿堂主要有八仙殿、吕祖殿、元君殿和元辰殿等,受老百姓香火最多。元君殿也叫子孙堂,奉祀碧霞元君,在其两旁分别供奉送子娘娘、催生娘娘、眼光娘娘、天花娘娘,是善男信女求医、求嗣、保佑子女平安而烧香许愿之处。元辰殿也叫六十甲子堂,奉祀道教中的六十位星宿神,这些神的名字都是用天干、地支循环相配而命名的,是人间众生的本命神。
  白云观除了殿堂外,还有亭、台、楼、阁、假山、回廊,殿堂森森,树木匝地,廊腰曼回,平时十分清静幽雅。每年春节前后,白云观庙会则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去处,而正月十九日丘处机生日这一天,又是白云观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称为“燕九节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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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 
莫高窟是世界闻名的敦煌艺术宝库的正名,但当地的人们却管它叫千佛洞。离开敦煌县城20多公里处,那像蜂窝般的无数洞窟,就修建在三危山和鸣沙山交接处的峭壁上。虽然经过千百年的自然风化和人为的损坏,但是直到现在,还有492个洞窟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洞窟,大者如礼堂,小者如灶洞。每个洞窟的四周和天顶以及窟内佛龛的四围,无不绘满了各式各样的壁画,就连地面上也都铺砌着各种纹样的花砖。据统计,如果把全部壁画展开接连起来,可以伸展25公里长。窟内还有2415尊彩塑菩萨,若把他们的尊驾请出洞来,沙漠中将出现一支看不到尽头的队伍,华衣飘举,环叮当,仙乐袅袅……其浩繁丰富,难以想象。
  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据说当年有个叫乐傅的和尚,在附近散步,正好太阳快要下山,阳光直照在古老的三危山上,反射出万道金光,山上大大小小的岩石,在金光笼罩之下就像千万尊佛。乐傅被这伟大而神秘的景象惊呆了,他认为这是佛的启示,于是就在三危山对面的崖壁上修凿了一个洞窟。这就是莫高窟创建的开始,距今一千六百多年了。嗣后,经过苻秦、北魏、隋、唐、五代、宋、元历近千年的凿窟、修龛、绘画、塑像,莫高窟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与麦积山一样,是石质比较松脆的地区,不宜雕刻,主要的艺术创作是壁画和泥塑。壁画和彩塑融为一体,是莫高窟的一大特色。尽管彩塑非常精彩,尤其是唐窟里的菩萨,其妖冶美艳冠绝中国艺术史,但莫高窟真正让世界感到震惊的,是它的壁画。
  莫高窟的壁画依其内容可大体分为故事画、经变画、装饰图案画和供养人像四大类。其中故事画和经变画是最主要的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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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画又可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宣传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佛传故事,如北周第290窟,以近80个画面描绘了释迦牟尼从诞生到出家的主要情节。人们仿佛亲眼看到释迦牟尼从兜率天上骑着六牙白象下降人寰,九龙吐水为他洗浴,一降生就走了七步,口中大声宣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人们还仿佛看到他读书、习艺;看到他结婚;看到他出游,在城门外遇到老人、病人、死人与和尚;看到他夜半乘马逾城逃走;看到他剃发出家。人们还仿佛看到他修苦行,不吃东西,修了六年,把眼睛修得深如古井。人们又仿佛看到他翻然改变主意,毅然放弃了苦行,吃了农女献上的粥,又恢复了精力,走向菩提树下,同恶魔波旬搏斗,终于成了佛。成佛后到处游行、归示、度子,年届八旬,在双林涅,故事画的第二类是佛本生故事,即关于佛在他出世前五百年间各种积善行世、不断转生教化众生的故事。大致有几十种,都是表现他前世以各种不同的世俗形象施头、割肉、喂鹰、挖眼、身钉千钉、舍身饲虎的悲惨场面,歌颂他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割肉贸鸽故事即所谓“尸毗王本生”。“尸毗王者,今佛身是也”,即释迦牟尼成佛前经历过的许多生世中的一个。这故事是说,一只小鸽为饿鹰追逐,逃匿到尸毗王怀中求救,尸毗王对鹰说,“你不要吃这小鸽。”鹰说,“我不吃鲜肉就要饿死,你为何不怜惜我呢?”尸毗王于是答应从自己身上割下相当于小鸽体重那么大的一块肉来换取小鸽的生命。他找来一杆秤,一端放鸽,一端放自己身上割下来的肉。奇怪的是,他把整个股肉、臂肉都割尽了,仍然没有小鸽重。于是尸毗王竭尽全部气力把自己整个身子投在秤盘上,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来作抵偿。结果大地震动,鹰、鸽不见,原来这是神来试探他的。北魏窟中描画了这个悲壮的情景:尸毗王盘腿而坐,身躯高大,头微侧,目下视,安详镇定。他一手抬举胸前,一手手心里站着向他求救的小鸽。下面是矮小而满脸凶狠的刽子手在割腿肉,鲜血淋漓。周围配以各色人物,表情或恐惧,或哀伤,或感叹。飘逸的菩萨在旁飞舞,流畅的衣裙像强烈的音乐和声衬托这庄严的牺牲,肉体的极端痛苦消弥无形,突出于画面的,是心灵的平静和崇高。故事画的第三类是宣扬度化事迹的因缘故事,如“五百强盗成佛”。古代萨罗国曾有五百人造反为盗,国王波斯匿派大军征剿,五百强盗战败被俘,遭受酷刑,挖去双眼,流放山林。佛以神通力吹雪山药使五百强盗复明,并现身为之说法,终使五百强盗皈依佛法,剃发出家,最后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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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北魏的壁画是用对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述来求得心灵的喘息和神的恩宠,那么,唐代壁画则刚好相反,是以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来取得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慰安。
  走进唐窟,就仿佛走进了西方的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阿弥陀佛巍然坐在正中。在他的头上、脚下、身躯的周围画着极乐世界里各种生活享受:有伎乐,有舞蹈,有杂技,有饮馔,而且到处长着如意树,树枝上结满了各种美好的食品和衣物,要什么,有什么,所有的愿望就都可以满足了。小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快乐得乱翻斤斗。到处是美丽的荷塘和雄伟的殿阁,到处是快活的游人。他们也结婚,也有老死,老人活过四万八千岁以后,自己就走到预先盖好的坟墓里去——这就是《西方净土变》壁画中描绘的情景。
  由北魏到唐,莫高窟壁画由悲剧转化为喜剧,不再通过激起人们的悲悯情怀和献身精神来引人向佛。因为唐代是一个尽情享受人生的时代,佛教只有通过许诺美好的未来才能取得那些快乐的唐人的信仰,它必须把传教的所有手段都调动起来组成一台欢悦无忧的大戏,唐人才能高高兴兴进入角色。同样的宗教狂热在北朝表现为苦行僧似的自虐,在唐朝却表现为人间庆典,宗教因此成为人间世俗生活不可缺少的热闹部分。它不再是逃避生活的场所,而是生活的快乐时光。北魏佛教达到大解脱的境界,必须经历对生活下一否定性评价的心灵历程,唐朝佛教无须否定生活,它直接许诺:一心向佛者,皆可达到大欢乐的西方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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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分析南北朝佛教的不同特点时指出:南朝佛教“以执尘尾能清言者为高”,崇佛或者排佛,都以“鼓舌争玄理”为主要形式,通过辩析而启迪哲学智慧,所以实际上谈不到什么信仰,不过是借 助佛教命题说出几句精彩的话而博得一个清名。北朝由于文化较低,崇佛的动机仅在于消灾祈福,从皇帝到平民概莫能外。他们的崇佛表现出南朝所没有的狂热和痴迷,相信佛经上的造像得福报,造像成佛道的说教,王公大臣、富商 大贾、佛门僧尼,直至一般平民,皆竞相造像,其动机,“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
  北魏从大同就开始凿窟造像,迁都洛阳后,又找到了一处凿窟造像的有利地形,那就是洛阳城南的伊阙。伊水两岸的山崖石质坚硬、细致,很适合于造像,结果在这里出现了名叫龙门的石窟群。
  龙门石窟密如蜂房,沿着伊水两岸的山崖,南北绵延长达1公里。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公元494年前后)开始雕凿,历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隋唐和五代,延至北宋诸朝,前后长达四百多年。其中大规模的,有效的营造约计一百五十年左右。据1962年的统计,龙门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佛像十万余尊,最高的17.14米,最小的2厘米,碑文题记2870块,各种石雕佛塔40余座。其中造像,北魏约占30%,唐约占60%,余者散见诸朝。
  古阳洞、莲花洞和宾阳中洞并称龙门北魏三大窟。在雕刻手法上,龙门北魏造像已呈现由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龙门石窟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向,艺术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龙门的优雅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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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 
唐代是龙门造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题材内容更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公元626年—683年),为唐代造像的探索与确立期。这一时期的大窟,主要有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前后完成的宾阳南、北洞及其后开凿的潜溪寺。造像布局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这样一铺七尊的组合,立像为阿弥陀佛和弥勒佛。释迦佛减少,阿弥陀佛和倚坐佛装弥勒及观世音菩萨的比例增加,说明了唐初开始佛教信仰的转变,人们已经不像北朝那样急功近利,把对佛的信仰理解为解救当下的苦难和祈求现世的福报,而是具有了更多的来世信仰的因素,把幸福寄托在往生净土极乐世界这样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上。这大概同两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有关。北朝战乱频仍,篡弑相继,人们朝不保夕,所以佛教信仰中难免急功近利,佛更多地被看作一个保护神,所以佛像一般都威武勇猛,雄健可畏,主佛的地位格外突出。进入唐以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活在现世并无太多祈求,相比之下倒担心来世不一定比现世幸运,所以阿弥陀佛和弥勒佛这两尊管来世的佛受到人们普遍信仰。一铺七尊甚至一铺十一尊的雕像组合,是现实社会秩序在佛国的反映。唐代造像龛强调这种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供养人的有序组合,说明社会结构已经进入有序,因而主佛的个人地位也就相对弱化。
  武则天亲政至武周时期为龙门开窟造像和艺术成就的鼎盛期。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完工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该龛始凿于唐高宗初年。咸亨三年(公元672年 )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两万贯,资助奉先寺的最后工程。历时二十年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完工那年,武则天亲率群臣参加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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