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阴谋
　　袁崇焕是一个折腾了我很久的人。

　　围绕这位仁兄的是是非非，叛徒也罢，英雄也好，几百年吵下来，毫无消停迹象

　　但一直以来，对袁崇焕这个人，我都感到很纳闷。因为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物的分类大致分为三级：

　　第一级：关键人物，对历史发展产生过转折性影响的，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张居正。如果没这人，就没有张居正改革，万历同志幼小的心灵没准能茁壮成长，明朝也没准会早日完蛋，总而言之，都没准。再比如秦桧，也是关键人物，他要不干掉岳飞，不跟金朝和谈，后来怎么样，也很难说。总而言之，是能给历史改道的人。

　　第二级：重要人物，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戚继光。没有戚继光，东南沿海的倭寇很难平息。但此级人物与一级人物的区别在于，就算没有戚继光，倭寇也会平息，无非是个时间问题，换句话说，这类人没法改道，只能在道上一路狂奔。

　　第三级：鸡肋人物，但凡史书留名，又不属于上述两类人物的，皆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太多，就不扯了，这类人基本都有点用，但不用似乎也没问题，属路人甲乙丙丁型。

　　袁崇焕，是第二级。

　　明末是一个特别乱的年代，朱氏公司已经走到悬崖边，就快掉下去了，还有人往下踹（比如皇太极之流），也有人往上拉（比如崇祯，杨嗣昌），出场人物很多，但大都是二、三级人物，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亡了。

　　一级人物也有，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人，拥有改变宿命的能力——我说过了，是孙承宗。

　　关宁防线的构建者，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的提拔者，收拾烂摊子，收复关内四城，赶走皇太极的护卫者。

　　从头到尾，由始至终，都是他在忙活。

　　其实二级人物袁崇焕和一级人物孙承宗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他有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战斗能力，只差一样东西——战略眼光。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随便杀总兵，为什么不能把皇太极放进来打，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所以他一辈子，也只能做个二级人物。

　　好了，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为什么一个二级人物，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不是民族英雄，就是个卖xxx？

　　卖xxx肯定不是，所谓指认袁崇焕是卖xxx的资料，大都出自当时言官们的奏疏，要么是家在郊区，被皇太极烧了，要么是跟着温体仁、周延儒混，至少也是看袁崇焕不顺眼，这帮人搞材料，那是很有一套的，什么黑写什么，偶尔几份流传在外，留到今天，还被当成宝贝。

　　其实这种黑材料，如果想看，可以找我，外面找不到的，我这里基本都有，什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应有尽有，编本袁崇焕黑材料全集，绰绰有余。

　　至于民族英雄，似乎也有点悬，毕竟他老人家太有个性，干过些不地道的事，就水平而言，也不如孙老师，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未间断，因为我隐约感到，在所谓民族英雄与卖xxx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这个秘密的答案：阴谋。

　　那一天，我跟几位史学家聊天，偶尔有人说起，据某些史料及考证，其实弘光皇帝（朱由崧，南明南京政权皇帝）跟崇祯比较类似，也是相当勤政，卖命干没结果。

　　这位弘光同志，在史书上，从来就是皇帝的反面教材，吃喝xxx赌无一不精，所以我很奇怪，问：

　　“若果真如此，为何这么多年，他都是反面形象？”

　　答：

　　“因为他是清朝灭掉的。”

　　都解开了。

　　崇祯很勤政，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弘光很昏庸，弘光活该倒霉，几百年来，我们都这样认为。

　　但我们之所以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们。

　　之所以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这样认为。

　　在那一刻，我脑海中的谜团终于解开，所有看似毫不相关的线索，全都连成了一线。

　　崇祯不该死，因为他是被李自成灭掉的，所以李自成在清朝所修明史里面的分类，是流寇。

　　而我依稀记得，清军入关时，他们的口号并非建立大清，而是为崇祯报仇，所以崇祯应该是正义的。

　　弘光之所以该死，因为他是被清军灭掉的，大清王朝所剿灭的对象，必须邪恶，所以，弘光应该是邪恶的。

　　在百花缭乱的历史评论背后，还是只有两字——利益。

　　但凡能争取大明百姓支持的，都要利用，但凡是大清除掉的，都是敌人。只为了同一个目的——维护大清利益，稳固大清统治。

　　掌握这把钥匙，就能解开袁崇焕事件的所有疑团。

　　其实袁崇焕之所以成为几百年都在风口浪尖上转悠，只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

　　由于清军入关时，打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所以清朝对这位皇帝的被害，曾表示极度的同情，对邪恶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则表示极度的唾弃（具体表现，可参阅明史流寇传）。

　　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清朝的评价相当之高，后来顺治还跑到崇祯坟上哭了一场，据说还叫了几声大哥，且每次都以兄弟相称，很够哥们，但到康乾时期，日子过安稳了，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崇祯说到底，也是大明公司的最后一任董事长，说崇祯如何好，如何死得憋屈，说到最后，就会出现一个悖论：

　　既然崇祯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接受大清的统治呢？

　　所以要搞点丑闻绯闻之类的玩意，把人搞臭才行。

　　但要直接泼污水，是不行的，毕竟夸也夸了，哭也哭了，连兄弟都认了，转头再来这么一出，太没水准。

　　要解决这件事，绝不能挥大锤猛敲，只能用软刀子背后捅人。

　　最好的软刀子，就是袁崇焕。

　　阴谋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上，如果你不明白，答案如下：

　　要诋毁崇祯，无需谩骂，无需污蔑，只需要夸奖一个人——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被崇祯干掉的，所以只要死命地捧袁崇焕，把他说成千古伟人，而如此伟人，竟然被崇祯干掉了，所谓自毁长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崇祯与历史上宋高宗（杀岳飞）之流归为同类。

　　当然了，安抚大明百姓的工作还是要做，所以该夸崇祯的，还是得夸，只是夸的内容要改一改，要着力宣传他很勤政，很认真，很执着，至于精明能干之类的，可以忽略忽略，总而言之，一定要表现人物的急躁、冲动，想干却没干成的形象。

　　而要树立这个形象，就必须借用袁崇焕。

　　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把袁崇焕树立为英雄，没有缺点，战无不胜，只要有他在，就有大明江山，再适当渲染气氛，编实录，顺便弄个反间计故事，然后，在戏剧的最高潮，伟大的英雄袁崇焕，

　　被崇祯杀掉了。

　　多么愚蠢，多么自寻死路，多么无可救药。

　　就这样，在袁崇焕的叹息声中，崇祯的形象出现了：

　　一个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却没有脑子，没有运气，没有耐心，活活被憋死的皇帝。

　　最后，打出主题语：

　　如此皇帝，大明怎能不亡？

　　收工。

袁崇焕就这样变成了明朝的对立面，由于他被捧得太高，所以但凡跟他作对的（特别是崇祯），都成了反面人物。
　　肯定了袁崇焕，就是否定了崇祯，否定了明朝，清朝弄到这么好的挡箭牌，自然豁出去用，所以几百年下来，跟袁督师过不去的人也很多，争来争去，一直争到今天。

　　说到底，这就是个套。

　　几百年来，崇祯和袁崇焕，还有无数的人，都在这个套子里，被翻来覆去，纷争、吵闹，自己却浑然不知。

　　所以，应该戳破它。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看法，不能保证皆为真理，却可确定绝非谬误。

　　其实无论是前世的纷争，还是后代的阴谋，对袁崇焕本人而言，都毫无意义，他竭尽全力，立下战功，成为了英雄，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死去。

　　很多人曾问我，对袁崇焕，是喜欢，还是憎恶。

　　对我而言，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我坚信历史的判断和评价，一切的缺陷和荣耀，都将在永恒的时间面前，展现自己的面目，没有伪装，没有掩饰。

　　所以我竭尽所能，去描述一个真实的袁崇焕：并非天才，并非优等生，却运气极好，受人栽培，意志坚定，却又性格急躁，同舟共济，却又难以容人，一个极其单纯，却又极其复杂的人。

　　在这世上，只要是人，都复杂，不复杂的，都不是人。

　　袁崇焕很复杂，他极英明，也极愚蠢，曾经正确，也曾经错误，其实他被争议，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本就如此，他很简单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复杂，他很复杂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简单。

　　事实上，无论叛徒，或是英雄，他都从未变过，变的，只是我们自己。

　　越过几百年的烟云，我看到的袁崇焕，并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抱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

　　即使这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即使这注定是个悲剧的结尾，即使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也永不放弃。

　　有时候，我会想起这个人，想起他传奇的一生，他的光荣，他的遗憾。

　　有时候，我看见他站在我的面前，对我说：

　　我这一生，从没有放弃。

　　抽签

　　对袁崇焕而言，一切都结束了，但对崇祯而言，生活还要继续，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当然，未必会更好。

　　他亲手除掉了有史以来最庞大、最邪恶的阉党，却惊奇地发现，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已经站立在他的面前。

　　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崇祯上台不久，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是皇帝，大家也认这个皇帝，交代下去的事，却总是干不成，工作效率极其低下。

　　因为自登基以来，所有的大臣都在干同一件事——吵架。

　　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瞎折腾，开始崇祯还以为这是某些阉党的反扑，但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是纯粹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吵架。

　　一夜之间，朝廷就变了，正事没人干，尽吵，且极其复杂，当年朝廷斗争，虽说残酷，好歹还分个东林党，阉党，带头的也是魏忠贤、杨涟之类的大腕，而今不同了，党争标准极低，只要是个人，哪怕是六部里的一个主事处长，都敢拉帮结伙，逮谁骂谁，搞得崇祯摸不着头脑：是谁弄出来这帮龟孙？

　　就是他自己。

　　这一切乱象的源头，来源自一年前崇祯同志的一个错误决定。

　　解决魏忠贤后，崇祯认为，除恶必须务尽，矫枉必须过正，干人必须彻底，所以开始拉清单，整阉党，但凡跟魏忠贤有关系的，拍马屁的，站过队的，统统滚他娘的。

　　这是一个极其不地道的举动，大家到朝廷来，无非是混，谁当朝就跟谁混，说几句好话，服软低头，也就是混碗饭吃，像杨涟那样的英雄人物，我们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起码在精神上支持他，现在反攻倒算，打工一族，何苦呢？

　　但崇祯同志偏要把事做绝，砸掉打工仔的饭碗，那就没办法了，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我，没事，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

　　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都干不成。

　　比如天启七年（1627），除掉魏忠贤后，崇祯打算重建内阁，挑了十几个人候选，官员就开始骂，这个有问题，那个是特务，搞得崇祯很头疼，选谁都有人骂，都得罪人，抓狂不已。

　　在难题面前，崇祯体现出了天才政治家的本色，闭门几天，想出了一个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绝招，只要用这招，无论选谁，大家都服气，且毫无怨言——枚卜。

　　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在崇祯的亲自主持下，枚卜大典召开。

　　就读音而言，枚卜和没谱是很像的，实际上，效果也差不多，因为所谓枚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阄。

　　具体方法是，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字条上，放进金瓶，然后摇一摇，再拿夹子夹，夹到的上岗，没夹到下课，完事。

　　内阁大学士，大致相当于内阁成员，首辅大学士就是总理，其他大学士就是副总理，是大明帝国除皇帝外的最高领导——抓阄抓出来的。

　　有人曾告诉我，论资排辈是个好政策，我不信，现在我认为，抓阄也是个好政策，你最好相信。

　　抓阄抓出来的，谁也没话说，且防止走后台，告黑状、搞关系等等，好歹就是一抓，都能服气，实为中华传统厚黑学、稀泥学之瑰宝。

　　崇祯同志的首任内阁就此抓齐，总共九人，除之前已经在位的三个，后面六个全是抓的，包括后来被袁崇焕拖下水的钱龙锡同志，也是这次抓出来的。

　　这是明朝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内阁之一，具体都是谁就不说了，因为没过一年，除钱龙锡外，基本都下课了。

　　下课的原因不外务以下几种：被骂走，被挤走，被赶走，自己走。

　　不是不想干，实在是环境太恶劣，明朝这帮大臣都不省油，个个开足马力，谁当政，就把谁往死里骂，特别是言官，人送外号“抹布”：干净送别人，肮脏留自己，贴切。

　　但归根结底，还是这帮孙子欠教育，内阁大臣又比较软，好好说话，就是不听，首任内阁刚成立，就一拥而上，弹来骂去，当即干挺五个。

　　这下皇帝也不干了，你们把人赶走，是痛快了，老子找谁干活？

　　所以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崇祯决定，再抓几个。

　　吏部随即列出候选名单，准备抓阄。

　　在这份名单上，有十一个人，按说抓阄这事没谱，能不能入阁全看运气，但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有一个人，必定能够入阁。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钱谦益。

三国演义到了八十回后，猛人基本都死绝了，稍微有点名的，也就是姜维、刘禅之类的杂鱼。明末倒也凑合，还算名人辈出，特别是干仗的武将，什么袁崇焕、皇太极、张献忠、李自成，知名度都高。文臣方面就差多了，到了明末，特别是崇祯年间，十几年里，文臣无数，光内阁大臣就换了五十个，都是肉包子打狗，就算研究历史的，估计也不认识，而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钱谦益。
　　钱谦益，字受之，苏州常熟人，万历三十六年进士，名人，超级名人。

　　钱谦益之所以有名，很大原因在于，他有个更有名的老婆——柳如是。

　　关于这个人的是是非非，以后再说，至少在当时，他就很有名了。

　　因为他不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且是东林党的领导。阉党倒台，东林上台，理所应当，朝廷里从上到下，基本都是东林党，现在领导要入阁，就是探囊取物。

　　所以连钱谦益自己都认为，抓阄只是程序问题，入阁只是时间问题，洗个澡，换件衣服，就准备换单位上班了。

　　可这世上，越是看上去没事的事，就越容易出事。

　　作弊

　　钱谦益入内阁，一般说来是没有对手的，而他最终没有入阁，是因为遇上了非一般的对手。

　　在崇祯十余年的统治中，总共用过五十个内阁大臣，鉴于皇帝难伺候，下属不好管，大部分都只干了几个月，就光荣下岗。

　　只有两个人，能够延续始终，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两个人，一个是周延儒，一个是温体仁。

　　虽然二位兄弟在历史上的名声差点（奸臣传），但要论业务能力和智商，实在无与伦比。

　　不幸的是，钱谦益的对手，就是这两位。

　　之所以要整钱谦益，不是因为他们也在吏部候选名单上，实际上，他们连海选都没入，第一轮干部考察就被刷下来了。

　　海选都没进，为什么要坑决赛选手呢？

　　因为实在太不像话了。

　　海选的时候，钱谦益的职务是礼部右侍郎，而周延儒是礼部左侍郎，温体仁是礼部尚书。

　　同一个部门，副部长入阁，部长连决赛都没进，岂有此理。

　　所以两个岂有此理的人，希望讨一个公道。

　　在后世的史书里，出于某种目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归类都是奸臣，也就是坏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至少在当时，这两位坏人，都是弱势群体。

　　在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势力极大，内阁和六部，大都是东林派，所以钱谦益基本上算是个没人敢惹的狠角色。

　　但温部长和周副部长认为，让钱副部长就这么上去，实在太不公平，必须闹一闹。

　　于是，他们决定整理钱谦益的黑材料，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找到了一个破绽，七年前的破绽。

　　七年前（天启元年）

　　作为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钱谦益来到浙江监考，考试、选拔、出榜，考试顺利完成。

　　几天后，他回到了北京，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顾其中上疏弹劾钱谦益，罪名，作弊。

　　批判应试教育的人曾说，今日之高考，即是古代之进士科举，罪大恶极。

　　我觉得这句话是不恰当的，因为客观地讲，高考上榜的人，换到明代，最多就是秀才，举人可以想想，进士可以做梦。

　　明代考完，如果没有意外，基本能有官做，且至少是处级（举人除外），高考考完，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意外，且运气好点，基本能有工作。

　　明代的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大概是一百五十多人，现在高考，每年两次，每次录取名额……

　　所以总体说来，明代的进士考试，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高级公务员选拔。

　　只要考中，学历有了，工作有了，连级别都有了，如此好事，自然挤破头，怕挤破头，就要读书，读不过，就要作弊。

　　鉴于科举关系重大，明代规定，但凡作弊查实，是要掉脑袋的。但由于作弊前景太过美妙，所以作弊者层出不穷，作弊招数也推陈出新。由低到高，大致分为四种。

　　最初级的作弊方式，是夹带，所以明朝规定，进入考场时，每人只能携带笔墨，进考场就把门一锁，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考完才给开门。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学们开动脑筋，比如把毛笔凿空，里面塞上小抄，或是在砚台里面夹藏，更牛一点的，就找人在考场外看准地方，把答案绑在石头上扔进去，据说射箭进去的也有，面对新局面，朝廷规定，毛笔只能用空心笔杆，砚台不能太厚，考场内要派人巡逻等等。

　　这是基本技术，更高级一点的，是第二种方法：枪手代考，明朝的同学们趁着照相技术尚未发明，四处找人代考，当然朝廷不是吃素的，在准考证上，还加上了体貌特征描述，比如面白，无须，高个等等。

　　以上两项技术，都是常用技术，且好用，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流传至今，且发扬光大，今日之大学，继承前辈遗志者，大有人在。

　　但真正有钱，有办法的，用的是第三种方法——买考题。

　　考试最重要的，就是考题，只要知道考题，不愁考不上，所以出题的考官，都是重点对象。

　　但问题是，明代规定，知情人员如果卖题，基本是先下岗再处理，轻则坐牢，重责杀头，风险太大，而且明朝为了防止作弊，还额外规定，所有获知考题人员，必须住进考场，无论如何，不许外出。

　　所以在明朝，卖考题的生意是不好做的。

　　虽然买不到考题，但天无绝人之路，有权有势的同学们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此招一出，必定上榜——买考官。

　　不过，这些考官并不是出题的考官，而是改题的考官。

　　是的，知不知道题目并不重要，就算你交白卷，只要能搞定改题的人，就能金榜题名。

　　但问题是，给钱固然容易，那么多卷子，怎么对上号呢？

最原始的方法，是认名字，毕竟跟高考不同，考试的人就那么多，看到名字就录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此以后，试卷开始封名，实行匿名批改。
　　但作弊的同学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有的做记号，有的故意在考卷里增大字体，只为对改卷的考官说一句话：我就是给钱的那个！

　　这几招相当地有效，且难以禁止，送进去不少人，面对新形势朝廷不等不靠，经过仔细钻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

　　具体方法是，所有的考卷收齐后，密封姓名，不直接交给考官，而是转给一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并非官员，他收到考卷后，只干一件事——抄。

　　所有的考卷，都由他重新抄写，然后送给考官批改，全程由人监督。

　　这招实在太狠，因为所有的考卷，是统一笔迹，统一形式，考官根本无从判断，且毫不影响考试成绩，可谓万无一失。

　　综上所述，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尽头的，同学们为了前途，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到明代，斗争达到了高潮。

　　高潮，就发生在天启元年的浙江。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监考程序非常严密，并实行了统一抄写制度，按说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偏偏就出了问题。

　　因为有人破解了统一抄写制度。

　　虽然笔迹相同，试卷相同，但这个方法，依然有漏洞，依然可以作弊。

　　作弊的具体方法是，考生事前与考官预定密码，比如一首唐诗，或是几个字，故意写在试卷的开头，或是结尾，这样即使格式与字迹改变，依然能够辨别出考卷作者。

　　在这次考试中，有一个叫钱千秋的人，买到了密码。

　　密码是七个字——一朝平步上青云。按照约定，他只要将这七个字，写在每段话的末尾，就能平步青云，金榜题名。

　　事情非常顺利，考试结束，钱千秋录取。

　　这位钱同志也相当守规矩，录取之后，乖乖地给了钱，按说事情就该结了。

　　可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这种事情，一个人是做不成的，必须是团伙作案，既然是团伙，就要分赃，既然分赃，就可能不匀，既然不匀，就可能闹事，既然闹事，就必定出事。

　　钱千秋同志的情况如上，由于卖密码给他的那帮人分赃不匀，某些心态不好的同志就把大家都给告了，于是事情败露，捅到了北京。

　　但这件事情说起来，跟钱谦益的关系似乎并不大，虽然他是考官，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他就是卖密码的人，最多也就背个领导责任。

　　不巧的是，当时，他有一个仇人。

　　这个仇人的名字，叫做韩敬，而滑稽的是，他所以跟钱谦益结仇，也是因为作弊。

　　十年前，举人钱谦益从家乡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而韩敬，是他同科的同学。

　　在考场上，他们并未相识，但考试结束时，就认识了，以一种极为有趣的方式。

　　跟其他人不同，在考试成绩出来前，钱谦益就准备好当状元了，因为他作弊了。

　　但他作弊的方式，既不是夹带，也不是买考官，甚至不是买密码，而是作弊中的最高技巧——买朝廷。

　　买考题、买考官都太小儿科了，既然横竖要买，还不如直接买通朝廷，让组织考试的人，给自己定个状元，直接到位，省得麻烦。

　　所以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熟人，买通了宫里能说得上话的几个太监，找好了主考官，考完后专门找出他的卷子，给个状元了事。

　　当然，办这种事，成本非常巨大，据说钱同志花了两万两白银，按今天的人民币算，大致是一千二百万。

　　能出得起这个价钱，还要作弊，可见作弊之诚意。

　　两万白银，买个官也行了，钱谦益出这个价，就是奔着状元名头去的，但他万没想到，还有个比他更有诚意的。

　　在考试前，韩敬也很自信，因为他也出了钱，且打了包票，必中状元。

　　可是卷子交上去后，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他的卷子被淘汰了。

　　淘汰是正常的，要真有水平，就不用出钱了。

　　可问题是，人找了钱出了，怎么能收钱不办事呢？

　　韩敬在朝廷里是有关系的，于是连夜找人去查，才知道他的运气不好，偏偏改他卷子的人，是没收过钱的，看完卷子就怒了，觉得如此胡说八道的人，怎么还能考试，就判了落榜。

　　落榜不要紧，找回来再改成上榜就行。

　　韩敬同学毕竟手眼通天，找到了其他考官，帮他找卷子重新改。

　　可是找来找去，竟然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因为那位考官太讨厌他的卷子，直接就给扔废纸堆里了，翻了半天垃圾，才算把卷子给淘回来。

按常理，事已至此，重新改个上榜进士，也就差不多了，但韩敬同学对名次的感情实在太深，非要把自己的卷子改成第一名。但名次已经排定，且排名都是出了钱的（比如钱谦益），你要排第一，别人怎么办？
　　关键时刻，韩敬使出了绝招——加钱。

　　钱谦益找太监，出两万两，他找大太监，加价四万两，跟我斗，加死你！

　　四万两，大致是两千四百万人民币，出这个价钱，买个状元，无语。

　　更无语的，是钱谦益，出了这么多钱，都打了水飘，好在太监办事还比较地道，虽然没有状元，也给了个探花（第三名）。

　　花这么多钱，买个状元，并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状元不光能当官，还能名垂青史。自古以来，状元都是最高荣誉，且按规定，每次科举的录取者，都刻在石碑上，放在国子监里供后代瞻仰（现在还有），状元的名字就在首位，几万两买个名垂青史，值了。

　　但钱谦益同志是不值的，虽说也是探花，但花了这么多钱，只买了个次品，心理极不平衡，跟韩敬同学就此结下梁子。

　　韩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虽然加了钱，买到了状元，却并不知道得罪钱谦益的后果。

　　因为钱同学虽然钱不够多，关系不够硬，却很能混，进朝廷后没多久就交了几个朋友，分别叫做孙承宗、叶向高、杨涟、左光斗。

　　概括成一句话，他投了东林党。

　　万历末年，东林党是很有点能量的，而钱谦益也并不是个很大方的人，所以没过几年搞京察的时候，韩敬同志就因为业绩不好，被整走了。

　　背负血海深仇的韩敬同志，终于等到了现在的机会，他大肆宣扬，应该追究钱谦益的责任。

　　但是说来说去，毕竟只是领导责任，经过朝廷审查，钱千秋免去举人头衔，充军，主考官（包括钱谦益）罚三个月工资。

　　七年之后。

　　在周延儒和温体仁眼前的，并不是一起无足轻重的陈年旧案，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很多史书里，这都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段落，强大且无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组成了恶毒的同盟，坑害了无辜弱小的钱谦益。

　　我觉得，这个说法，如果倒转过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首先，温体仁和周延儒无不无耻，还不好讲；钱谦益无辜，肯定不是。

　　温体仁之所以要整钱谦益，是个心态问题。

　　他是当年内阁首辅沈一贯的门生，钱谦益刚入伙的时候，他就是xxx湖了，在朝廷里混迹多年，威信很高，而且他还是礼部部长，专管钱谦益，居然还被抢了先，实在郁闷。

　　周延儒则不同，他是真吃亏了，且吃的就是钱谦益的亏。

　　其实原本推选入阁名单时，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周延儒，因为他状元出身，且受皇帝信任，但钱谦益感觉此人威胁太大，怕干不过他，就下了黑手，派人找到吏部尚书王永光，做了工作，把周延儒挤了。

　　其次，在当时朝廷里，强大的那个，应该是钱谦益。他是东林党领袖，一呼百应，从上到下，都是他的人，温体仁周延儒基本算是孤军奋战。

　　当时的真实情况大致如此。

　　形势很严峻，但同志们很勇敢，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温体仁、周延儒擦干眼泪，决定跟钱谦益玩命。

　　周延儒问温体仁，打算怎么干。

　　温体仁说，直接上疏弹劾钱谦益。

　　周延儒问，然后呢？

　　温体仁说，没有然后。

　　周延儒很生气，因为他认为，温体仁在拿他开涮，一封奏疏怎么可能干倒钱谦益呢？

　　温体仁没有回答。

　　周延儒告诉温体仁，先找几个人通通气，做些工作，搞好战前准备，别急着上疏。

　　第二天，温体仁上疏了。

　　就文笔而言，这封奏疏非常一般，主要内容是弹劾钱谦益主使作弊，也没玩什么写血书，沐浴更衣之类的花样，也没做工作，没找人，递上去就完了。

　　然后他告诉周延儒，必胜无疑。

　　周延儒认为，温体仁是疯了。

第十章斗争技术
　　辩论

　　事情的发展，跟周延儒想得差不多，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崇祯也震惊了，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辩论此事。

　　辩论议题：浙江作弊案，钱谦益有无责任。

　　辩论双方：

　　正方，没有责任，辩论队成员：钱谦益、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以下省略）

　　反方，有责任，辩论队成员：温体仁、周延儒（以下无省略）。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六日，辩论开始。

　　所有的人，包括周延儒在内，都认定温体仁必败无疑。

　　奇迹，就是所有人都认定不可能发生，却终究发生的事。

　　这场惊天逆转，从皇帝的提问开始：

　　“你说钱谦益受贿，是真的吗？”

　　温体仁回答：是真的。

　　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

　　“温体仁说的话，是真的吗？”

　　钱谦益回答：不是。

　　辩论陈词就此结束，吵架开始。

　　温体仁先声夺人，说，钱千秋逃了，此案未结。

　　钱谦益说：查了，有案卷为证。

　　温体仁说：没有结案。

　　钱谦益说：结了。

　　刑部尚书乔允升出场。

　　乔允升说：结案了，有案卷。

　　温体仁吃了秤砣：没有结案。

　　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场。

　　王永光说：结案了，我亲眼看过。

　　礼部给事中章允儒出场

　　章允儒说：结案了，我曾看过口供。

　　温体仁很顽强：没有结案！

　　崇祯做第一次案件总结：

　　“都别废话了，把案卷拿来看！”

　　休会，休息十分钟。

　　再次开场，崇祯问王永光：刑部案卷在哪里？

　　王永光说：我不知道，章允儒知道。

　　章允儒出场，回答：现在没有，原来看过。

　　温体仁骂：王永光和章允儒是同伙，结党营私！

　　章允儒回骂：当年魏忠贤在位时，驱除忠良，也说结党营私！

　　崇祯大骂：胡说！殿前说话，竟敢如此胡扯！抓起来！

　　这句话的对象，是章允儒。

　　章允儒被抓走后，辩论继续。

　　温体仁发言：推举钱谦益，是结党营私！

　　吏部尚书王永光发言：推举内阁人选，出于公心，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钱龙锡发言：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李标发言：没有结党。

　　崇祯总结陈词：推举这样的人（指钱谦益），还说出于公心！

　　二次休会

　　再次开场，钱龙锡发言：钱谦益应离职，听候处理。

　　崇祯发言：我让你们推举人才，竟然推举这样的恶人，今后不如不推。

　　温体仁发言：满朝都是钱谦益的人，我很孤立，恨我的人很多，希望皇上让我告老还乡。

　　崇祯发言：你为国效力，不用走。

　　辩论结束，反方，温体仁获胜，逆转，就此完成。

　　史料记载大致如此，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

　　这是一个圈套，是温体仁设计的完美圈套。

　　这个圈套分三个阶段，共三招。

　　第一招，开始辩论时，无论对方说什么，咬定，没有结案。

　　这个举动毫不明智，许多人被激怒，出来跟他对骂指责他

　　然而这正是温体仁的目的。

　　很快，奇迹就发生了，章允儒被抓走，崇祯的天平向温体仁倾斜。

　　接下来，温体仁开始实施第二步——挑衅。

　　他直接攻击内阁，攻击所有大臣，说他们结党营私。

　　于是大家都怒了，纷纷出场，驳斥温体仁。

　　这也是温体仁的目的。

　　至此，崇祯认定，钱谦益与作弊案有关，应予罢免。

　　第三阶段开始，内阁的诸位大人终于意识到，今天输定了，所以主动提出，让钱谦益走人，温体仁同志随即使出最后一招——辞职。

　　当然，他是不会辞职的，但走到这一步，摆摆姿态还是需要的。

　　三招用完，大功告成。

　　温体仁没有魔法，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他之所以肯定他必定能胜，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崇祯心底的秘密。

　　这个秘密的名字，叫做结党。

　　温体仁老谋深算，他知道，即使朝廷里的所有人，都跟他对立，只要皇帝支持，就必胜无疑，而皇帝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结党。

　　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植了东林党，却没能消停，朝廷党争不断，干什么什么都不成，所以最恨结党。

　　换句话说，钱谦益有无作弊，并不重要，只要把他打成结党，就必定完蛋。

　　事实上，钱谦益确实是东林党的领袖，所以在辩论时，务必不断挑事，耍流氓，吸引更多的人来骂自己，都无所谓。

　　因为最后的决断者，只有一个。

　　当崇祯看到这一切时，他必定会认为，钱谦益的势力太大，结党营私，绝不可留。

　　这就是温体仁的诡计，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通过这个圈套，他骗过了崇祯，除掉了钱谦益，所有的人都被他蒙在鼓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场辩论的背后，真正的胜利者，是另一个人——崇祯。

　　其实温体仁的计谋，崇祯未必不知道，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是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实力很强，从内阁到言官，都是东林党，虽说就工作业绩而言，比阉党要强得多，但归根结底，也是个威胁，如此下去再不管，就管不住了。

　　现在既然温体仁跳出来，主动背上黑锅，索性就用他一把，敲打一下，提提醒，换几个人，阿猫阿狗都行，只要不是东林党，让你们明白，都是给老子打工的，老实干活！

当然明白人也不是没有，比如黄宗羲，就是这么想的，还写进了书里。
　　但搞倒了钱谦益，对温体仁而言，是纯粹的损人不利已，因为他老兄太过讨嫌，没人推举他，闹腾了半天，还是消停了。

　　消停了一年，机会来了，机会的名字，叫袁崇焕。

　　画了一个圈，终于回到了原点。

　　之后的事，之前都讲了，袁督师很不幸，指挥出了点问题，本来没事，偏偏和钱龙锡拉上关系，就这么七搞八搞，自己进去了，钱龙锡也下了水。

　　在很多人眼里，崇祯初年是很乱的，钱谦益、袁崇焕、钱龙锡、作弊、通敌、下课。

　　现在你应该明白，其实一点不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两个字——利益，周延儒的利益，温体仁的利益，以及崇祯的利益。

　　钱谦益、袁崇焕、还有钱龙锡，都是利益的牺牲品。

　　而这个推论，有一个最好的例证，袁崇焕被杀掉后，钱龙锡按规定，也该干掉，死刑批了，连刑场都备好，家人都准备收尸了，崇祯突然下令：不杀了。

　　关于这件事，许多史书上都说，崇祯皇帝突然觉悟。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其实意思很明白，教训教训你，跟你开个玩笑，临上刑场再拉下来，很有教育意义。

　　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1630）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体仁入阁。

　　温体仁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差点被口水淹死，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

　　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阵。

　　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一把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

　　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仁。

　　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

　　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

　　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

　　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

　　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

　　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混蛋！

　　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

　　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

　　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

　　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做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到达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堪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堪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实惠。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堪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幅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第十一章投降？
　　换句话说，崇祯上台以后，是很想干事的，但有的事，干了也白干，有的事，干了不如不干，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大臣就是这帮大臣，没法干。

　　所以他很失落，很伤心，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

　　因为上面这些事，最多是不能干，但下面的事情，是不能不干。

　　崇祯四年（1631），辽东总兵祖大寿急报：被围。

　　他被围的地方，叫做大凌河。

　　一年前，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的位置，成为蓟辽总督。

　　虽然老头已经七十多了，但实在肯靠谱，上任不久，就再次巡视辽东，转了一圈，回来给崇祯打了个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锦防线非常稳固，但锦州深入敌前，孤城难守，建议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扩大地盘，稳固锦州。

　　这个报告体现了孙承宗同志卓越的战略思想。七年前，他稳固山海关，恢复了宁远，稳固宁远，恢复了锦州，现在，他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照这么个搞法，估计是想稳固沈阳，恢复赫图阿拉，把皇太极赶进河里。

　　想法好，做得也很好，被派去砌城的，是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纲。

　　在袁崇焕死前，曾向朝廷举荐过三个人，分别是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

　　他在举荐三人时，曾说过：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袁崇焕的意思是，我选了这几个人，工作任务要是完不成，我就先自相残杀，然后自杀。

　　这句话比较准，却也不太准。

　　因为袁崇焕还没死，赵率教就先死了。袁崇焕死的时候，祖大寿也没死，逃了。

　　现在，只剩下了祖大寿和何可纲，他们不会自杀，却将兑现这个诺言的最后一部分——自相残杀。

　　投降

　　带了一万多人，祖大寿跟何可纲去砌砖头了，砌到一半，皇太极来了。

　　皇太极之所以来，也是不能不来，因为当他发现明军在大凌河筑城时，就明白，孙老头又使坏了。

　　如果让明军在大凌河站住脚，锦州稳固，照孙承宗的风格，接下来必定是蚕食，慢慢地磨，今天占你十亩地，站住了，明天再来，还是十亩，玩死你。

　　所以，他亲率大军，前往大凌河，准备拆迁。

　　但祖大寿辛苦半年多，自然不让拆，早早收工，把人都撤了回来，准备当钉子户。

　　然而，当皇太极气喘吁吁地赶到大凌河城下时，却又不动手了。

　　他只是远远地扎营，然后在城下开始挖沟。

　　皇太极很卖力，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也不开打，只是围城挖沟，挖沟围城，经过不懈努力，竟然沿着大凌河城挖了个圈，此外，他还很有诚意地找来木头，围城修了一圈栅栏。

　　如此用功，只因害怕。

　　鉴于此前他在宁远、锦州吃过大亏，看见城头的大炮就哆嗦，所以决定，不攻城，只围城，等围得差不多了，再攻。

　　对于这一举动，祖大寿嗤之以鼻，并不害怕，事实上，得知围城后，他还派人在城头喊话：

　　“我军粮草充足，足以支撑两年，你奈我何？”

　　皇太极听到了，并不生气，想了个很绝的回答，又派了个人去回话：

　　“那就困你三年！”

　　所谓粮食支撑两年，自然是吹牛的，几天倒还成，而且祖大寿当时手下的部队，有一万多人，虽然皇太极的兵力是两万多，但以他的水平，守半个月没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指望——援军。

　　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孙承宗立刻开始组织援军，先派了几拨小部队，由吴襄带头，往大凌河奔，据说后来的著名人物吴三桂也在部队里。

　　可惜，这支部队刚到松山，就被打回去了。

　　皇太极早有准备，因为他的部队，攻城不在行，打野战没问题，反正这破楼拆定了，来几拨打几拨！

　　孙承宗也很硬，这城楼修定了，就是用人挤，也要挤进去！

　　崇祯四年（1631），最大规模的援军出发了。

　　这支援军由大将张春率领，共四万余人，奔袭大凌河，列阵迎敌。

　　大客户上门，皇太极自然亲自迎接，到阵前一看，傻眼了。

　　统帅张春是个不怎么出名，却有点水平的人，他千里迢迢赶到大凌河，却摆出防守的阵势，收缩兵力，广建营寨，然后架起大炮，等皇太极来打。

　　因为就双方军事实力而言，跟皇太极玩骑兵对砍，基本等于自杀。摆好阵势，准备大炮，还能打几天。

　　这是个极为英明的抉择，可惜，还不够。

　　战斗开始，皇太极派出精锐骑兵，以左右对进战术，攻击张春军两翼。

　　但张春同志很有水平，阵势摆的很好，大炮打得很准，几轮下来，后金军队损失惨重。

　　在战场上，英明是不够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实力。

　　进攻失败后，皇太极拿出了他的实力——大炮。

　　由于之前被大炮打得太惨，皇太极决定，开发新技术，造大炮。

　　经过刻苦偷学，后金军造出了自己的大炮，共三十门，虽说质量如何不能保证，至少能响。

　　所以当巨大的轰鸣声从后金军队中传出时，张春竟然产生错觉，认为是自己的大炮炸膛，还派人去查，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敌人已经马刀换炮了。

　　但张春认定，无论如何，都要顶住，他亲自上阵督战，希望稳住阵脚。

　　这个愿望落空了。

　　为保证此战必胜，张春来的时候，还带上了一员猛将——吴襄。按原先的想法，吴将军是本地人，跟皇太极也打了不少仗，熟悉情况。

　　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很对的，吴襄到底了解情况，一看仗打成这样，立马就跑了。

　　这种搞法极其恶心，并直接导致了张春的溃败。

　　明朝四万援军就此覆灭，而城内的祖大寿，基本可以绝望了。

　　但绝望的祖大寿不打算放弃，他决定突围。

　　突围的地点，选在南城，据他观察，南城敌人最为薄弱。

　　按祖大寿的想法，能突出去最好，突不出去就回来，也就是试试。但他万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解决了一个贝勒。

　　几天后，祖大寿发动突围，与后金军发生激战。

　　围困南城的，是皇太极的哥哥莽古尔泰，此人属于大脑很稀缺，四肢很发达类型，故被称为后金第一猛将（粗人代名词），但这次，他遇上了更猛的祖大寿。

　　战斗非常激烈，祖大寿不愧为名将，带着城里的兵（并非关宁军）往死里冲，重创城南军队。

　　莽古尔泰感觉不对，便向皇太极请求援兵，但出乎意料的是，援兵竟然迟迟不到，莽古尔泰只能亲自督阵，用上所部全部兵力，才挡住了祖大寿的突围，损失极为惨重。

　　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里，排行第三（皇太极第四），被弟弟忽悠了，实在是气不过，所以他立即找到皇太极，说自己损失过重，要求换防。

　　但皇太极压根不搭理他，莽古尔泰气不过，就把刀抽了出来，要砍皇太极，幸好被人拦住，才没出事。

　　搞笑的是，莽古尔泰同志回去后，居然怂了，且越想越怕，连夜都跑到皇太极那里承认错误。

　　皇太极倒也干脆，直接绑了关进牢房，不久后莽古尔泰就死了，死因不明。

　　这已经不是皇太极第一次耍诈了，他老人家虽然靠兄弟上台，却很信不过兄弟，按照他的想法，四大贝勒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就够了。

　　为达到这一目的，每到打硬仗时，他都故意安排兄弟上阵，所谓“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自己除内乱”。

　　比如崇祯三年，他听说孙承宗出兵关内四城，明知敌人很猛，就派二贝勒阿敏出征，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回来，趁机撤了兄弟的职。

　　这次也差不多，如此说来，他大概还差祖大寿个人情。

　　但祖大寿的情况并未改变，他依然出不去，援军依然没法来，他依然不投降。

　　皇太极想招降祖大寿，很想，所以他费劲心机，先是往城里射箭，夹带信件，可是祖大寿的习惯很不好，总不回。

　　打了个把月，回信了。

　　这也是迫不得已，当初被围的时候，实在太过突然，按照明朝规定，军事部队执行任务时，身边只带三天干粮，现在都三十天了，吃什么？

　　吃人。

　　大凌河城里，除了一万多军队外，还有两万多民工，几千匹马。

　　还好，没有粮食，吃马也能活，过了几十天，马吃完了。

　　没办法，只能吃人了。

　　当兵的开始吃民工，而且很有组织性，今天吃几个，就杀几个，挑好人，组织起来杀掉，分吃。

　　杀掉的人除了肉吃完外，连骨头都没剩，收起来当柴禾烧，用人骨烤人肉，真正是物尽其用。

　　就是这样，也没有投降。

　　但祖大寿已经到极限了，这样下去，没被后金军打死，也被城里的兵给吃了。所以他开始跟皇太极联系。

　　联系的话题很简单，两个字——投降。

　　皇太极知道城里很困难，很缺粮食，但他并不知道，祖大寿很坚韧。

　　祖大寿根本不想投降，他只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但时间越来越长，援军却越来越少，于是，经过审慎地思考，祖大寿做出了一个抉择，脱离苦海的抉择。

　　他与皇太极的使者进行了会谈，表示愿意投降。

　　崇祯四年（1631），祖大寿召集众将，宣布决定，投降。

　　所有的人都赞成，只有一个人反对——何可纲。

　　袁崇焕没有看错人，何可纲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他严辞拒绝了祖大寿的提议，即使饿死，绝不投降！

　　袁崇焕也没有说错，他的魔咒最终应验了。

　　大家都投降，你不投降，就只有杀了你了。

　　祖大寿用行动，完成了袁崇焕诺言的最后部分：自相残杀。

　　他命令将拒不投降的何可纲推出城外，斩首示众。

　　何可纲死前，并不惊慌，也不愤怒，只有鄙视，对叛徒祖大寿的鄙视。或许在他看来，这是最后的解脱，他终究没有辜负袁崇焕的期望。

　　但他并不知道，坚持到底的人，并不只他一个，坚持的方式，除死外，还有其它方式，比死更痛苦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