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谈对施琅其事大加宣扬的谬误和危害先从两段“台独”言论谈起。
“愿贵君臣同于箕子，毋蹈田横之故辙。则何不罢兵休士，全车甲而归台湾，自处于海外宾臣之列。其受封爵惟愿，不受封爵亦惟愿。我朝廷亦何惜以穷海远适之区，为尔君臣完全名节之地。……执事如感朝廷之恩,则以岁时通贡如朝鲜故事，通商贸易，永无猜嫌，岂不美哉？”
“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而足下父子，自开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弹丸之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
说出这话的是哪家“台独”分子？不是别人，就是满清方面负以与台湾明郑政权谈判重任的宁海将军喇哈达、平南将军赉塔，这是他们代表清廷向郑氏出示的和议
条件。历史的事实总会让那些历史实用主义者难堪。身负“统一”重任的清政权竟然主动搞“台独”，不吝笔墨描绘出“台独”的美好前景来说服台湾郑氏政权接
受。这其中的错乱和背谬，历史实用主义者无法解释，只好在电视剧里编故事，想象出一个子虚乌有的通敌阴谋，把两个政权之间使节交付的公函说成是朝内的坏分
子与敌相通的密信，把满清的开国元勋也说成是通敌奸臣。在我看来，这确实是出于现实需要而对历史事件随意曲解、“古为今用”的荒谬。
上下五千年，不同民族建立的不同政权出现在今日中国的版图上，真是数也数不清。相互之间，也从不缺少战争、和议。其中功过是非，自当别论。可是拿现代主
权观念下才出现的“独立”、“分裂国土”之类概念去往古人头上乱套，却是十足的滑稽。台湾郑氏是“分裂”，那本为明朝官员的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不算“分
裂”？要知道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政权并没有什么统一中国的想法。再往上推，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李元昊等人又算不算“分裂”？今日中国的版图上曾经
出现的政权中，互相征战的不少，互相承认的也不少，政权之间出现如同“仿朝鲜例”这样的藩贡关系的也不少，是不是都要一一去考较一下谁是“分裂”？
我认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存在及其抗清斗争，是明清之际民族战争的延续，其性质并不会因为控制区域的大小而变化。在郑氏据台的之前和之后，都不乏人举旗抗
清，郑氏只是其中一个，没有什么不同。郑经本人发布的文告说得很明白：“我先王忘家为国，抗夷于方张之际，……因退屯东宁，生聚教诲者十一余年，庶机勾践
之图，无堕先王之志。”，台湾郑氏并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夙志，以台湾为根据地，以进取中原为目标。郑氏政权的中国意识是很明显的。当然，出于客观强弱形势，
台湾郑氏不得不与满清谈判，与之周旋。最后谈判破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郑氏要“台独”，而清廷不让。而是因为郑氏不愿意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坚持要求保留
福建省厦门附近的海澄，而清廷坚决不同意这一点，遂至和议不成。
可见连横《台湾通史》：“经从其议，索海澄为互市。启圣执不可，议遂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福建省志》：“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 康亲王杰书、新任总督姚启圣从本月至次年五月，先后4次派员招抚郑经，劝其退回台湾，以澎湖为双方通商之地。郑经寸土不让，坚持以海澄为双方往来公所。和议再度失败。”
为什么清廷对比海澄大百倍的台湾毫不在乎，巴不得台湾成为“箕子之朝鲜，徐福之日本”，却只因一个小小海澄争执不下？这可以联系现代史来看一下：
杨胜群等主编的《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说：“10月21日，杜勒斯和美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访台，逼迫蒋介石撤离金、马，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为配合
蒋介石同美国的斗争，在杜勒斯到达台湾的前一天，毛**下令恢复炮击金门，及时帮助了蒋介石，使其获得拒绝从金、马撤兵的口实。此后，福建前线炮击金门形
成规律，逢单日打，双日不打。”
毛**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讲到金门岛时说：“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
可见，台湾当局在大陆附近岛屿的存在，是一条台湾与大陆关系的纽带，是保证一个中国的有利因素。势不两立的毛、蒋两人，在共同的反台独主张之下，在金门
问题上达成了一次默契。民进党上台之后，即迫不及待从金门等外岛撤军。其中意味，不言而喻。两百年前的清政权，并不在乎郑氏政权控制台湾，却一定要压迫郑
氏撤出大陆沿海，意图当然也很清楚。就是为了彻底斩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清廷对台湾土地的得失，从来没有在意过，甚至在攻灭郑氏政权之后，康熙帝还发表高
见说是“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清廷对这么一个在他们看来无足轻重的弹丸之地，之所以如此不惜血本，一定要消灭郑氏而后快。决不是因
为有什么维护领土完整的志愿。而恰恰就是因为郑氏政权有着浓重的中国意识，随时可能成为反抗清廷统治的潜在威胁的缘故。
在清郑谈
判初期，郑氏政权的活动重心在大陆，占据岛屿府县，清廷认为郑氏的威胁近在肘腋，于是表现强硬，非得要郑氏剃发归顺不可。顺着清廷的军事胜利，逐渐把郑氏
政权逐出大陆，迫使他们不得不把活动重心移向台湾，清廷的谈判条件就越来越宽，在谈判后期，主动表示希望郑氏自守台湾，称臣入贡可以，不称臣入贡也可以。
可见，他们哪里是关心台湾的得失？如果郑氏自踞台湾，永为异域，“与世无患，与人无争”，对于清廷来说，才是正中下怀呢。而正是因为郑氏政权到最后也决不
肯割断与大陆的联系，才让清廷如梗在怀，最终下定消灭郑氏政权的决心。对于郑经来说，如果顺从清廷的意愿，放弃大陆，海外称王，正如清廷劝告他的“逍遥其
间”、“与人无争”，于私人利益而论，岂不美哉？如果郑经真是什么“台独分子”，那么清廷自己开出的条件早已超出他的期望，为什么还要另生异议？但是正因
为郑经是郑成功的继承人，即便是触怒强敌，他也不放弃在大陆的据点，保留重返大陆的希望，“无堕先王之志”。如果一定要以清郑关系来比附当今时局的话，那
么清廷自己岂能逃脱搞“台独”的指控？
谈判不成，之后便是清廷对台湾的攻占了。施琅是最大的功臣，清廷也没有亏待他。登时成为台
湾、福建最大的贪官污吏和恶霸地主。夺占田产收入施琅名下的，几乎占据台湾南部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一直延续到日本侵占台湾。收的
租子叫做“施侯大租”。“施侯大租”的收纳统归满清在台衙门代行，并保送至北京转交施琅世袭业主。如此犹嫌不足，还贪得无厌，连无田无地的渔民也不放过。
他死后几十年的乾隆二年，清廷自己发布上谕说：“闽省澎湖地方，系海中孤岛，并无田地可耕。附岛居民，咸置小艇捕鱼，以糊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
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及许良彬到任后，遂将此项奏请归公，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每年交纳，率以为常。行家任意苛求，鱼人多受剥削，颇为沿海穷
民之苦累。著总督郝玉麟，宣朕谕旨，永行禁革。”
在郑氏时期，清廷搞“迁界禁海”，勒令沿海人民内迁，寸板不许下水，打算封死台
湾。施琅攻打郑氏既然得胜，总可往来无碍了吧？可却不然，在施琅的治下，规定“赴台者不许携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来。”（连横《台湾通
史》）。首先严禁广东籍人渡台，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盗”多，以及“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对其他地区的人民渡台也严加限抑，竟然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
眷，也就是说不许老百姓在台湾扎根，这一政策后来导致台湾妇女奇缺，正应了“骨肉分离”这句话。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引《理台末议》的记载
说：“终将军施琅之世，严禁粤中惠、潮之民，不许渡台。盖恶惠、潮之地素为海盗渊薮，而积习未忘也。琅殁，渐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可见在当
时，施琅只要活着，就是两岸往来的最大障碍。在二百多年前，台湾土地空旷，本来很需要人力前来开发。可是在施琅时期，除在他的老家福建漳、泉地区招募佃农
去种他的“施侯租田园”之外，大陆人民渡台，陷于停顿。施琅自己在台湾广占良田，坐地收钱，却对老百姓前往台湾谋生严加限制，把台湾岛视为他施家之禁脔。
与现在的民进党当局阻扰两岸完全三通，阻碍两岸人员往来，正有一比。够不够得上“台独”行径？施琅亲自拟订的渡台禁令，在他死后，趋于松弛，但并没有结
束。后来反反覆覆，清廷时而开禁，时而又“申严”。一直到同治年间，根据大臣沈葆桢的建议，才彻底取消。基本贯穿清廷治台时期。
如果施琅攻灭郑氏政权是“反台独”，为遏止“台独”起见，不正该鼓励两岸多多来往吗？反倒防民如同防贼，惟恐老百姓跑到台湾去，就会接下郑氏的衣钵举旗反
清。更充分地表明了，第一，郑氏政权在大陆沿海人民中具有同情和支持，郑氏政权在台湾的抗清活动，是满清时期全国抗清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台独”；
第二，清廷攻灭郑氏，不过是为了消灭反清力量、巩固统治，而不是什么“反台独”。
按我的理解，统一的好处大概有团结合力、各地人
民互相来往，共享各地区的土地、资源等等，《反分裂国家法》规定，“鼓励和推动两岸人员往来”、“鼓励和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
是统一所能发生的效益，也是我们推进统一的手段。而施琅和清廷，实行迁界禁海于平台之前，实行渡台禁令于平台之后，一以贯之，就是要千方百计阻隔两岸交
往，无端制造地域问题。和我们现在推动的统一，有何共同之处？从这一点上讲，台独分子才最该去感谢施琅呢。
就迁界禁海来讲，不仅
在当时给沿海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毁灭了中国海洋经济，使中国与大海禁闭二十余年，船只朽坏，海外市场全部拱手让人。使明末就达到的“穷洋竟同闹
市”的海洋贸易繁荣局面从此不再。清廷把台湾郑氏政权叫做“海贼”，可清廷自己对中国沿海经济的破坏比所有“海贼”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导致满清的闭关锁
国达到历代的顶峰，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与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施琅攻灭郑氏政权212年之后，清廷签定《马关
条约》，把台湾割??与施琅没有直接关系，但却是清廷一系列内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正如上面说的，清廷对台湾的得失并不关心，历来都是视为“荒服之地”，最
后举以予人，把台湾当作了战争失败的替罪羊。有些人总喜欢在假设的前提下发表议论，说是如果施琅不消灭郑氏政权，那么台湾就会脱离中华，被外国侵占，可历
史事实是郑氏政权把台湾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到了清廷手里面，台湾倒真的被外国侵占了。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来看，哪一方应该被称颂，哪一方应该被鞭挞，不是
清清楚楚的吗？
我以为清廷和施琅攻灭郑氏政权，实在不值得如何颂扬。清廷和郑氏的对立，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史上多如牛毛的政权相争
中的一个。郑氏抗清具有的民族斗争性质，也是跟其他大陆上的抗清活动一样的。从清兵入关到满清覆灭，反清活动又何曾断绝过？其中建立政权的也多得是，郑氏
政权也只是其中一个，虽然地盘不大，但同样是具有明确的中国人身份的中国政权。如果只看到这一历史旧故与现实问题在表象上的相似之处，就浮想联翩、胡乱类
比，却罔顾其中存在的本质差别，只能是对现代中国进行的统一事业的矮化和丑化，徒然供人口实。“台独”思想的渊源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台湾的“皇民化”殖民政
策，是属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问题。而“台独”分子最希望把“台独”的起源无限延长，编造出一部从古到今“台湾人反抗中国”的台独史来。把清廷和郑氏政权的斗
争说成是“台独”和“反台独”，等于主动替台独分子论证“台独”古已有之，论证在历史上“台独”政权曾经实际控制台湾。无异于凭空给“台独”送上一份大
礼。所以，用历史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曲解历史，不仅本身荒谬，最终也只会给现实问题的解决带来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