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义面前，法律错了！
在正义面前，法律错了！
由浙江省律协推荐，我与浙江省其他11位论文作者一道，于2006年9月7日，代表浙江省律协到南京市参加第四届华东律师论坛活动。趁乘车等空闲时间，我阅读了梁治平先生著的《法辩》一书，说实在话，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作者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两者不同之处，相对于西人的法律至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是道德至上（p32页）。更为可贵的是，全书将自然法演绎的淋漓尽致。西人的法律至上，是自然法至上，自然法高于实在法，由于自然法首先是同自然---理性相连，继而与上帝---理性相接，最后与人---理性相合，它始终高于实在法，被看做实在法的根据。自然法有以下的共同要素，第一是自然，第二是理性，第三是正义，第四是平等，第五是法。君王在法律之下。这样就注定了，自然法不断推进实在法理性的发展。为此，作者不无担忧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法的定义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法的定义创造者并非马克思本人，而是在30年代肃反运动中极为活跃的苏联法学家，担任过苏继埃共和国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p163页）。该定义认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规范）的总合。……”。作者认为法不仅仅是意志的体现，它同时还受着理性的节制。法只是合理意志的体现（p187页），历史一再表明，一味强调法律中的意志因素，往往导致暴戾恣唯任意施为的专制统治，甚至那干脆就是暴政的标志（p189页）。于是他借用阿奎那的观点：“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理性的第一法则就是自然法。由此可见，一切由人所制定的法律只要来自自然性，就都和理性相一致。如果一种人法在任何一点与自然法相矛盾，它就不再是合法，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污损了。”（p195页）
由于天赋人权及正义等缺乏实证支持，自然法虽然经过格老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等自然法学派大师级人物推崇，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由于古曲自然法学说在已经完成了它的“三权分立”使命下，逐渐衰微。边沁批评道“所有这些关于自然、天斌人权、自然正义和非正义的话……都是旧的偏执在假借新的名义泄愤；当你不同我的意见时，虽不再说你是异端，但叫你暴君”。“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只能来自法律。”（p205）。
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蹂躏人权和其他种种暴力，居然会假法律之名而做出，这个无情的事实不但使人重新注意到法律的“正义性”问题，而且促使人们从“法律就是法律”的实证立场转向“法律应该怎样”这一问题的探索（p206页）。于是自然法出现真正的复兴。
梁先生写道，朱元璋在世时就已痛心地发现，“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征诸史实，明代法律固严，明代贪赃枉法之风都较前朝更烈。问题似不在于统治者决心不大，努力不够，而在于人治---吏治模式的内在机制只能如此（p117页）。历来对明君贤相的歌颂，归根结蒂，都是对制度的否定，只有在制度无望的情况下，人们才拼命赞美个人的道德操守（p116页）。于是他借用邓**的观点“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p13页），并指出制度改革的之路---权力制衡。
同时作者对法学研究也提出自己观点，探求法律的价值含义就是在寻找法律最真实的生命。禁绝这种探求，就是扼杀法律的生命；失却批评能力的法学家，即使不是暴政的帮凶（如纳粹时期的许多法学家），至少也将沦为僵死法律的殉葬品（p205页）。
看完全书，我禁不住对梁治平先生无比的敬仰。在目前中国软巴巴的法学界，有这样一名有良知的学者，我感到十分高兴。唯一对《法辩》一书提出建议的是，盼望梁先生将该书精简，缩小到100页左右，予以普及来代替目前的法理教材。诚如是真乃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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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非向东，亦非向西，而是向内；因为在我们心灵深处，藏蕴着神圣的本体，那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的精神生命是一个不息的旅程，开始于脚下，而在天国找到满意的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