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２１日，６６岁的胃癌患者王美容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肿瘤科病房转入重症监护病房。２９公斤的身躯像一片枯叶飘在病床上，悄无声息。呼吸机盖住了她半个脸，只有那双眼睛一直追随着医生的动作。“老太太，有记者来看你啦。”护士凑近她。她的眼睛突然睁大，顷刻间蓄满泪水，却久久没有滴落。
这是她在千佛山医院的第１５天。期间，丈夫和儿子不告而别，让她一个人在医院里整整５天。因此，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老太太，变成了济南市民牵肠挂肚的人，那瘦骨嶙峋的脸庞被做成大照片、长镜头，在媒体上频繁出现。人们捐款捐物，写信来电，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老人的同情。
善良的人们纷纷发问：“在老人最需要关怀的时候，亲人去哪了？”
“我儿子回来了，他不用给你们钱啦！”
７月９日，王美容入院第３天，一直陪在身边的丈夫和儿子“失踪”。肿瘤科护士在病历袋中发现一封信，写着：“母亲，儿子没法去贪污、做生意发财、去偷去抢，我真的无法弄钱给你治病了。在家看着你病死，真的会很痛苦！”“别怪儿子不孝！祝你来生健康！”等字句。
医院查询病人入院信息，登记表上写着王美容家在山东省单县曹庄镇；儿子名叫曹正。经证实，地址和姓名都是假的。医院据此判断，亲人把她抛弃了。济南各大媒体纷纷围绕“儿子将病母弃于医院”展开报道，“弃母事件”一时成为热点话题。
被遗弃的母亲却一直沉默着。听到信的内容，她不说话；被追问家人情况，她只是摇头；看着成批营养品摆到病床边，她神色如常。记者蜂拥至病房，她伸出枯枝般的手，在空中翻转两次，表示治病已花了十几万。在千佛山医院肿瘤科护士长赵庆英看来，老人格外冷静。“她来医院时，癌细胞已扩散，大小便失禁，整个人骨瘦如柴。同房的两位病人觉得她样子吓人，房间气味难闻，要求换床位。当时，老人笑了，那种笑容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７月１４日早上，王美容接受常规检查后，突然对赵庆英说“谢谢”，这是她入院后第一次对医护人员说话。整个上午老人看起来都很精神，几个小时后，丈夫曹守亮回来了。他告诉医院，老家不在单县，而是菏泽市曹县郑庄乡曹河村，儿子今年４２岁，名叫曹新安，并非“曹正”。他们共有１子４女，女儿都已出嫁。
曹守亮说，自己不识字，不知道儿子在医院留的是假信息，也不知道他留了信。“那会儿病房外来了好多记者，老太太却只盯着老伴。后来我琢磨，她是不是知道丈夫那天回来，否则早上怎么突然对我说话呢？也许，这是老人的直觉吧。”让赵庆英记忆深刻的，还有王美容儿子回来的那天。“老人很兴奋，感谢医院救了她，还反复念叨‘我儿子回来啦，他不用给你们钱了！’”赵庆英起初不明白，后来老人解释，知道很多好心人捐了钱，儿子回来后就不用再付医药费了。
“真让人心酸啊，被儿子遗弃了，还时时处处维护儿子。那８天，她没有透露一丁点儿子的情况。”
“大家都关心我离开母亲的８天干了什么，可我带母亲看病的这一年多，谁又关心过我呢？”
曹新安透过玻璃窗看着母亲。王美容转入重症监护病房后，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天陪在病床边。７月１７日回济南后，他发现自己多了个“弃母逆子”的称呼。许多人追问：“离开老母的８天，你干吗去了？”
８天里，有记者去曹县曹河村，看到他家没顶的砖房、破旧的家具、堆满垃圾的房间，空空的牛棚和鸡舍，还有他辍学在家的外甥。有企业表示要承担王美容的全部医药费，医院也设立了专门账户接受各方善款。关于曹新安是弃母还是救母、是逆子还是孝子的讨论铺天盖地。也有人猜疑，“弃母事件”是曹新安想以这种方式引起轰动，最终让母亲得到后期治疗。
那８天，曹新安到底去哪了？
他自己说，预交的１１００多元治疗费所剩无几，无奈，他和父亲决定分头筹钱。父亲回老家卖麦子，他去外地找朋友借钱。“没想到，父亲比原计划晚回来３天，事情就闹大了。”为筹钱，他去了石家庄、南京、徐州等地，自从娘确诊患了胃癌后，他一直这么奔波，“只不过以前都带着娘，而这次是我一个人。”
他的口袋里，有一份一年多的求医清单——
２００５年３月，在山东省肿瘤医院第一次手术；
５月，带娘回家静养，请乡镇卫生院医生给娘打化疗针；
２００６年２月，娘腋下淋巴结肿大，带她到处求医，去了河北肿瘤医院、河北省第一人民医院、华光中医肿瘤医院；
３月，带娘去了北京中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３０１医院；
４月，返回济南，到山东肿瘤医院和齐鲁医院咨询，买了白介素、蟾酥注射液，注射了２０多天。
６月，母亲病情恶化，大小便失禁，听说千佛山医院挂牌成立了慈善医院，把母亲送到那里。
……
按照这份清单，从２００３年母亲得病至今，曹家共花了１５万元。
１５万元意味着什么？按照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庆武的说法，山东省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９３０元，其中仅一半左右是现金收入。按照这个收入水平，王美容老人要挣出１５万元的医药费，即使不吃不喝也得至少劳动７６年。而王美容的种田收入，远远低于３９３０元。曹新安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先后到过石家庄、北京、温州等地，也积攒了一些钱。但为了给母亲治病，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包括准备结婚的钱也搭了进去，至今依然孑然一身。他自己还得了肝病，无钱顾及。曹新安的４个妹妹家境都很差，所有的钱都给老人治病了，大女儿的儿子本来今年已上初一，但因家庭贫困已辍学。
“求医过程真的很辛苦。”曹新安有些哽咽。
“河北华光肿瘤医院在郊区，为了省钱，我借了辆三轮车，载着母亲骑了３个小时才到。在北京中医院，我进楼咨询，让母亲在医院门口休息，谁知道等我出来，母亲不见了。我找了一夜，想死的心都有了，第二天才在派出所找到她。这样的经历太多了，谁来关心我呢？你说我能遗弃母亲吗？尽管那么多医院都说癌症没救，可我从没放弃过，就想让母亲多活几天。”
在很多医院他都留了真实信息，许多药贩子给曹新安打电话推销药品，家里经常收到卖药宣传单。为了避免父母病急乱投医，曹新安说，这是他在千佛山医院留假信息的原因。
为什么选择不告而别？他苦涩地笑了，“因为以前吃过亏。”
今年５月，王美容曾在山东某医院求医，因欠费无奈出院。“我当时要求把父母留在医院，我去筹钱，院方不肯；又提议让父亲去筹钱，我留在医院，院方也说不行。实在没办法，我就直接冲到院长办公室，院长同意免掉欠的２６０元，但医院住不下去了。”
“我们农村人生病，是小病养、大病拖、重病见阎王，得了癌症只能等死”
面对病重的母亲，４０岁的曹新安常常感到无助与自惭。
今年３月，曹新安在北京咨询多家医院后，有些绝望。钱花光了，母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他决定向有关部门求助。他先到了全国妇联，工作人员让他去妇联信访处，信访处的人又告诉他，应该先去山东省驻京办事处汇报情况，最后山东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太多了，你先回县里解决吧。”期间，他还多次打电话到全国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答复都是“先回地方解决”。曹新安彻底绝望了。
母亲第一次手术后，曹新安所在的曹河村、郑庄乡都开具了贫困证明，向县民政部门申请求助，“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申请书是曹县信访局副局长王学平帮曹新安递交到民政部门的，他很同情曹新安，以自己的名义塞给他５００元。
“我觉得自己像只皮球被人踢来踢去，不想再求助任何部门。后来去医院看病时，贫困证明我根本没拿出来。“绝望中，他在北京协和医院门口挂上“卖肾救母”的牌子，被医院保卫人员赶走。他挂着牌子，从东单走到西单，途中，被公安局误以为是闹事者，扣留了３个小时。“是我去公安局把他接回来的。他会遗弃母亲，我不信。”王学平说。
在曹河村村主任曹连逵看来，曹新安是个孝顺儿子。“我们村８０％的人务农，一亩棉花卖六七百元，一亩小麦卖三四百元，一年到头没什么余钱，怎么看得起病呢？前两年，村里有两个人得了食道癌，都在家里等死。愿意这样为母亲看病的孝子，不多了。”曹连逵说，“我们村还没有搞合作医疗，更别提大病救助了。哪家有人得大病，这个家就垮了。”
曹新安很执着，他希望让母亲知道，自己不会放弃。来济南求医前，他带母亲爬了泰山。“你难以想象，一个绝症老人居然能坚持走到中天门！母亲非常虚弱，可她很有精神，强烈要求爬山。她还曾对我说，想去看大海。每次听说要去看病，她就开心得不得了。”因为想让母亲活下去，曹新安打工挣来的钱花光了，他４个妹妹也几乎倾其所有。
“母亲这辈子太苦了。她养大了我的２个姑姑、１个叔叔和我们５个子女。天冷时，她就去池塘砸冰洗尿布，宁肯自己讨饭，也不让我们饿着。后来又为２个姑姑和４个妹妹盖房操办婚事。如今病成这样也不愿开口向他们要一分钱。她操劳了大半生，为什么得不到一点回报呢？”曹新安望着天，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万一母亲在我筹钱的时候死去，我也不遗憾，有钱治不了病是病死，没钱治不了病是穷死。我不希望母亲穷死。”
７月１７日回济南后，曹新安和父亲一直陪在王美容身边。期间，山东省副省长王军民去看望了王美容。
然而，亲情与爱心都没有挽回老人的生命，７月２４日，王美容离世。曹新安平静地陪母亲走完了最后一程。
--思考--
假如王美容参加了合作医疗
所谓“弃母事件”发生后，山东省出台了两项缓解农民看病难的措施。“母亲现在走了也值。省里已经下发了帮助农民看病的文件，我这也算是为乡亲们做了件事吧！”曹新安表情淡漠地说。
“任劳任怨五十年，纳税纳粮养何人？农民无知无病险，母病穷尽债累累。埋骨何须桑梓地，轻于鸿毛重于山。”曹新安留给母亲的这首诗，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农民没有医疗保障的无奈。
“弃母事件”发生后，山东省出台了两项缓解农民看病难的措施，一是今后每个县都将有一所“医疗救助定点医院”，这些医院对持救助卡的群众就医免挂号费，并减免１０％医药费、３０％的其他就医费用，甚至全部减免费用，对于无钱就医的持卡群众采取先诊治后报账制度。二是，山东省准备年底前出台农村医疗救助实施办法，将大病救助纳入财政预算。
７月２２日晚上９时许，我正在采访曹新安时，他妹妹打来电话，询问母亲病情，他回答：“有很多人关心，母亲就是现在走了也值。省里已经下发了帮助农民看病的文件，我这也算是为乡亲们做了件事吧。”说完，他的神情淡漠。
我在揣测，他的叙述里，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就像尽管现在争论孝与不孝并没有多大意义，但仍有许多人加入争论的队伍，用各种观点为这起戏剧性事件戴个帽子。
曹新安问我：“假如你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山穷水尽，求助无门，你拿什么给母亲治病？”他歪着头，一字一句地说：“你不认为，这样是最好的结局吗？母亲又多活了几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玩味着最后８个字——如果不是曹新安突然离去，如果不是媒体介入，如果王美容没有被抹上被遗弃的悲情色彩，还有多少人会在意一个农村老太太的死活？她也许会像无数农民一样，得了病只能自己在家里等待死亡。而现在，她却得到了来自社会的爱心滋养。也许，这正是众人对曹新安“弃母”之举表示宽容的原因吧。
可是，这份宽容却让记者感到一丝凉意。
由于农村医疗保险体系严重缺失，社会救助保障体系不健全，我们必须要为类似事件付上高额的道德成本。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曹新安就该把母亲留在医院里，没有办法救了，就让社会去救。”一位网友更直白：“这是一种穷人的智慧。”而曹新安的一些乡亲，甚至绝望地彻底放弃对父母的救治。在贫困面前，“孝道”竟显得那样苍白而不堪一击。制度缺憾，不光让农民付出了高昂的健康与生命成本，也让社会付出了昂贵的道德成本。被模糊了的社会道德底线，在一次次无奈的遗弃、妥协、宽容中不断下滑。道德与健康的双重缺失，加倍让我们为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心恸。
分别时，我为曹新安叫了辆出租车，他坚持不坐，“从东单到西单都走过了，这点路算什么，不用破费。”他挥了挥手，朝燕子山下走去。背影落在绵长的道路上，深深浅浅。
望着他的背影，我想，如果没有农村医疗救助体制的根本变革，这个家庭的困境，还会一再复制，曹新安的无奈与悲苦，还会一再重演。
三年前，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制订下发过《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指导意见》，为一度中止的合作医疗再度发展指明方向，各省相继建立试点，为合作医疗的进一步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但进程却并不乐观。
在王美容所在的曹县，农村医疗合作制度还没起步。据曹县县政府有关人员介绍，农民参合热情不高，政府也没有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曹新安甚至表示，“农村合作医疗是什么都不清楚”。
就算王美容参加了合作医疗，也只是杯水车薪。据山东省卫生厅调查，山东多数试点县参合农民的门诊费用仅能报销１０％—２０％，大病报销１万元封顶，一般还要剔除用药目录以外的医药费用。也就是说，王美容最多能得到１万元的报销额度。而对于肿瘤这种消耗性疾病，１万元实际还处于人道意义的治疗，无法动手术，也不能用贵一点的药。
医疗卫生意识低、经济落后，使得肝、肺等内脏疾病成为农村高发病种。据记者调查，因这类疾病导致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在曹河村有好几例。在这些案例中，多数当事人明知自己患病，但由于家境困难无法求医，硬拖至死。
除了合作医疗，王美容还能向民政部门申请大病救助。但目前，对大病救助的具体实施办法，有关方面仍在探索中。山东省卫生厅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大病救助一般是与农村合作医疗捆绑推进的，各地对大病救助对象认定、救助的标准等并不一致，不少地方仍是采取临时性救助方式，难以达到缓解医疗救助对象治病难的目的。有的地方认定救助对象后，一般也只能一次性给予３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的补贴。
看来，实现农民医疗保障全覆盖的道路还很漫长。这让人心情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