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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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耻的汉奸 百年汉奸榜 >

    汪精卫.陈璧君.曹汝霖.陈公博.褚民谊.江朝宗.李士群.李守信.孙殿英.王揖唐.殷汝耕.张敬尧.章宗祥.郑孝胥.周佛海 等等````````
这些人的照片在:
http://good.e99cn.com/blog/chinabyte/archive/2005/03/16/89706.aspx
.....


网名:<呱澎澎>是不是也快在这些人当中了呢?????<特此期待> 2005年10月1日 晚23:21

?又来了~

建议楼主把图上面的东西切掉

【第一个〓汉奸〓是如何诞生的】

业余我喜欢读名人的传记，但我从不读野史外史和艳史，一般是看史记和资治通鉴这样被广泛认可的东西，一个极有争议的人，引起了我注意——汉将李陵，汉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司马迁的史记形容他“有广风”，意思就是有他爷爷李广的风范。但我觉得他爷孙俩迥然不同，李广谁都知道，那首后代诗人盛赞他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广为流传，传为佳话。

　　其实投降本根本没有什么，很多人在情势危急之下，不得以而降，关羽曾经有条件的投降曹操，姜维诈降于钟会，这都无损于他们的名誉，相反战国时期对类似关羽姜维之类的行为一律按照投敌处理，显得极其不明智。但李陵有所不同，汉，匈之战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同于内战。

　　应该说李广时代的战争，是中国的对外战争，不是内战，那是一场典型的野蛮征服文明的战争，汉朝屡战屡败，匈奴因野蛮而强悍勇敢，李广是位有创意的名将，扬长避短，当时汉朝的工艺水平比匈奴先进的多，李广的部队制造强弩，射程和连射速度比匈奴强多了，战果空前，后来发展到匈奴单于的部队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但李广不会奉承，所以他的战功和爵位极不对称，这样李广死了以后匈奴就又占上风了。不过李陵单从不会奉承这一点来看，他确实“有广风”，但其他好象不象他爷爷。

　　其实他引起我关注的是，一般正史记和后来的明清史载名人名将的时候，一般就是划归两类——忠烈传和奸佞记，比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属于前者，秦烩，贾似道，洪承筹，吴三桂属于后者，但是极其奇怪，李陵两者都不是，这极其罕见，更有甚者。司马迁为了替他鸣不平，而受终身之辱，苏武归汉后竟然也替他说了一些好话。

　　再有一点另我疑惑的是，在宋代，辽朝名将耶率休哥对宋将潘美扬业的劝降书里广泛的引用了李陵的事迹，再后来，吴三桂，洪承畴，连汪精卫投敌时，对自己行为的辩解时，都不约而同的拿李陵当挡箭牌，这些使我不得不翻开正史看一看，他究竟是怎么了，另后来的历史无法评价他，来后来的军事家都觉得他的个迷。

　　下面是据我所知的李陵——（内容参考引用一些资料）

“（一）

　　关于李陵之记载，可散见于《史纪》、《汉书》和《资治通鉴》等书，而后者又多本于前二者。此处只根据相关材料对其略作简述，资料大多取于前二者。以后不另作说明。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飞将军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加上他又是名将之后，久之自然就赢得汉武的青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不久，“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受制于无能而又狂傲自大的国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事实上，李陵一生的悲剧从这一时刻开始，就已经正式上场了。

　　李广利乃嫉才妒贤而又心胸狭窄之人，自然不会让李陵出风头。“天汉二年，贰师将叁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以李陵之才能，本当担任一方要职，冲锋陷阵；然而李广利却准备让他专管后勤辎重。报国心切却又不韵世故的李陵自然不愿意，乃向汉武“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并立下“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这样的豪言壮语。李贰师自然很不高兴。不过用兵心切的汉武却深嘉许之，并令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道迎接李陵之军，以作侧应。博德曾为伏波将军，不甘为陵之後距，就奏称“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擒也。”。汉武“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大怒不许。李陵于是只有匆忙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

　　旬月，陵军到达浚稽山，并与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明日再战，又斩首叁千余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面对如此强劲而毫无畏惧的对手，匈奴军又不知陵军虚实，以为自己面对的乃是汉军精锐；而且此时李陵军已退至离开汉朝边塞不远，单于也担心自己是否会中敌引敌深入围而歼之之计，因此也已心生怯意，准备要撤。就在这时，陵军一个叫管敢的军侯汉奸，因曾被其校尉所辱，而投降匈奴，并告之以“陵军无後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单于闻之大喜，攻陵军益急。连战八日，汉军且战且退，“未至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士卒多死，不得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兵困马乏，弹尽粮绝。李陵知道已被算计，犹叹道：“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有军吏劝求道径还归，被李陵拒绝，称“吾不死，非壮士也。”并下令乘夜让兵士各自逃亡，那样或“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到了夜半，“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馀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李陵之败，主要原因在于李广利的援军迟迟不至。然而李陵以五千军士力抗匈奴八万骁勇之敌，坚持近十日，不可谓非奇迹，不可谓不尽力。可惜李陵未能实践其“吾不死，非壮士也”之诺言，而如韩延年那样战死疆场，以完名节，其一生的大错，正始于此。或者这是因为他毕竟还年轻气盛，欲图来日争贰师援兵不至这口气？或者他想暗敛机锋，以待来日？固然，自古以来战无必胜之理，战败则就有被降的可能。然而不管怎样，武将贪生，战败降敌，在近代之美国人那里，或仍可以“光荣投降”而赢得谅解甚至喝彩；在时下流行的三两不韵世事的小毛娃子光着屁股又蹦又跳地在那里歇斯底里嚷嚷着的“汉奸万岁”的口号声中，或也能赢得惺惺相惜的相投臭味。然而在中国传统之“不成功便成仁”的伦理和道德框架里，却决不能容许之；在任何一个尊重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并渴望在人格的实现中实现个人的价值的社会里，大概也鲜能被容许。而况自古以来，被俘不降不屈就义的壮士多有，岳飞所谓“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者也。因此，李陵的投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辩解的。李陵之为后人所痛恨之处，也正在于此。

　　如果李陵战死或自尽而死，他必已是垂范千古的民族英雄；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愿地作人奴才，为人驱使如明末的洪承畴，那倒也简单。然而李陵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似乎是为了使自己从“心有不甘”中解脱出来的路。这条路对他而言是至为难行，每迈一步，都要备受民族大义良心的煎熬。

　　然而他确是被他那不甘之心所驱使，沿着那条路向前走去了。

　　（二）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和秦火及随之的七八年楚汉相争后，人丁凋零，民不聊生，众心思定。经过文景四五十年修生养息后，到武帝时，才渐渐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形体。相随于它而产生的，即所谓的“汉奸”。因此，汉奸实可谓与本民族如影随形，从一终始。

　　汉奸，顾名思义即背汉之奸人。于汉朝而言，任何的出卖了汉朝天下之利益者，都可以归入汉奸之列。在帝制时代，天下每每被简单等同于帝王家之天下，因此维护帝王正统之人就常常把背叛了帝王家利益之人，也简单的归为贼逆，乃至于汉奸。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诚如顾炎武所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因此，所谓汉奸，首先是一个民族和民族所立根其上之文化的概念，而非与国家有必然关联之概念，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为统一，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汉奸之界定，根本要看他之行为是否背叛、或者葬送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而不是看其是否效忠于某一家一室。是故，蒋氏败居台湾，柄守民族大义，不为汉奸；而李贼登辉之流的台独分子，以出卖中华民族之利益为己任，故天下华人同声共愤，人人得而诛之，此则汉奸之活例证也。所谓背叛，是把利益出卖于异族，如秦桧汪精卫者流；所谓葬送，如贪婪蛀食本民族之精血，虽不卖于人却也给本民族带来极大损伤，如历来之贪官污吏、尸居其位之无能蠢徒；此二者都应算入汉奸之列。

　　同时，对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的界定和诠释权，也决不操纵于任何强权，抑或无论是被虚幻化、或是被具象化的“人民”之手。强权统治者之利益向难与民族之利益相统一，固已被历史所反复证实；即便是所谓最广泛之“人民”，也必要受时代之局限，而难于看清本民族之利益，究在何处。因此，如果要对是否汉奸作一公正的评判，则拥有最后评判之权力者，只有时间，和绵延于时间之中的被真实书写之历史。是故，秦桧虽能以欺瞒天下于一时而善终其身，亦不免于长跪千载任人唾弃；袁崇焕虽被愚昧民众唾骂而活活生食，其忠魂碑骨终能历万代而永久，共三光而永光。

　　汉奸除了可按前述的背叛与葬送、即拿了民族利益去卖和拿了利益自己吞吃之间来分别外，还可据其行状、危害大小进行归类。

汉奸以危害而论，可分大汉奸、中汉奸和小汉奸。诸如汪精卫周作人者流一人附逆可使民族抗击外来侵略之锐气受剧挫者，是为大汉奸；以手无缚鸡之力鼓噪舌簧为敌效命惜无多大影响力但总能时不时得点赏钱如时下那般四处乱窜求洋人制裁中国来换点买米的钱者，是为中汉奸；头戴鸭舌帽给鬼子站岗放哨带路抓八路顺便到良民家偷点鸡抢点狗而心里总还惴惴不安者，是为小汉奸。

　　汉奸以行状论，则可分苦命汉奸、白痴汉奸和泼皮汉奸者。苦命者，是只知为敌效命作牛作马一肚子苦水也不敢倒，如洪承畴那样干的眼睛累瞎而没得大官作、如阮大铖那样跑的累死也没人埋者也；白痴者，是为敌效忠却被其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旦油料被轧尽则被廉价兜卖甚至置之不管而自己还懑头不知一脸纯情相，如魏师傅者也；最后一种即所谓泼皮汉奸，是诸汉奸中时尚比较多见者，即在自己的脸上身上处处涂抹上“汉奸”字样，然后跣足光屁股披头散发沿街乱蹿见人就长哞一声“我是汉奸”，随后就现出一脸得意状、从别人惊讶猛醒后顿喝一声“打”之中获得无上之满足者也。

　　以上述之标准衡量之，则战败被俘并甘愿受降之汉将李陵，又该属于哪一类呢？

　　（三）

　　如果将李陵投降的原因尽归于其贪生怕死，似乎不太能让人信服。作为从小熟韵“虽忠不烈，视死如归”之道理的名将李广之后，作为临十倍于己之敌苦战近十日而毫无惧色的一代名将，生死似乎不应当是特别重大的问题。而况李陵在最后关头，确实是想一死了之的。之所以不死而要受降，却让兵士们尽可能杀出重围向汉武报信，似乎别有考虑。诚如后人伪托《答苏武书》所道的：“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汉初自汉高到汉武，对功臣一直是很克薄的。从汉高的诛杀韩信、韩王信等，到景帝时为应付七王之乱而无辜诛杀晁错，到武帝时的腰斩公孙敖等，一路下来血光不断，正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狐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良将亡”之古训。李陵的祖父飞将军李广，也大抵应算是被当朝给逼死的。而今李陵一败军之将，战虽至勇矣，失利之责却无可推诿；李广利路博德之不救援虽或有意如此，可人家是皇亲国戚，权高位重。以汉武之刚愎暴躁，再加自己临行前所立下的一番豪言壮语及汉武对自己所寄予的厚望，如今纵有百口，又如何能给自己辨个清白？此所以李陵要哀叹“无面目报陛下”的了。然而自己明明被人算计，而功业不成，如此赴死于国事无补，自己也死难瞑目。毕竟，“陵自不难刺七寸切心以自明，刎亡粉切颈以见志，顾国家於我已矣”（《答苏武书》）；一死易，不死难。不如让兵士们回去先告当朝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自己且暂留此有用之身，待来日寻的时机再立奇功，譬如生擒或刺杀单于，到时既报家国，还朝或还能还我清白。

　　但李陵错了。他以为“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但那是要看对象的。要汉武如此作，则实在有些过高要求了。

　　由于李陵所战之地离开边境不远，汉武初闻边境传来的李陵困境，为使其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但不久却传来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世人但可同富贵，共享乐，欲求患难之交，则实在是难而又难矣！这时只有并算不得李陵至交的太史令司马迁出来，为李陵辩解了几句，说“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入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於天下”，并认为李陵之不死，必是“欲得当以报汉也”。这些讲的大都是实情，李陵之败贰师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然而狂怒中的汉武岂能听之？司马迁于是遭受了腐刑之祸。

　　过了一阵子，汉武冷静下来，也颇后悔当初“陵当发出塞，乃诏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误听路博德之言，使李陵草率出兵，才至于此。于是就于一年之后，即天汉四年（前九七年），派李广利、路博德、及游击将军韩说兵分三路进击匈奴，同时派常败将军公孙敖乘隙深入匈奴腹地，以图救出李陵。

　　汉武之救李陵的诚意如何，已不可考。然而他至少十分糊涂却是肯定的。欲救李陵，却派此三员或是李陵死敌、或是无能惧死之辈，那又如何能成功呢？果不其然，三军和匈奴未触即溃，公孙敖回报却说“捕得生口，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汉武震怒之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而实际上给匈奴当教练的，乃是曾为汉塞外都尉后降匈奴的李绪。

　　很难说把李绪当成李陵，不是李广利路博德韩说三人为推诿败绩和嫉妒李陵而施展的借刀杀人之计。李陵初降时，“忽忽如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答苏武书》）；“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而今家已不复在，“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自己可谓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至此，李陵的最后一点退路，已经被断绝得干干净净了。

　　依照常理，李陵和汉武集团可谓有不共戴天之仇，李陵如果“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则实在有千万条理由可以带上匈奴兵马，杀回中原了。然而李陵却终于没有这么作，反而先是冒着生命危险刺杀了李绪，为自己复仇、也为汉家清除了一大隐患；此后更带着被单于要求而娶之的其之女儿，住到偏远的地方，基本和匈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只有在遇到单于要决大事时，才“入与决”。

　　李陵的真正为匈奴“效劳”，是在征和三年（前九零年），在匈奴和汉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中，李陵被信人不疑的单于安排协从一匈奴大将军围攻汉军。而他将和汉军会战的初战地点，竟正是最终导致他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与匈奴最后一战的战地：浚稽山。这是否是暝暝之中的一种安排？

“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艺文类聚卷二十九·汉李陵赠苏武别诗》）；不管怎样，他真是一点选择也没有了：而他从来似乎也很少能有自己作出选择的机会。

　　这实在是李陵的巨大莫名的大悲哀。

　　（四）

　　征和三年，李陵作为汉朝的降将，大抵第一次参加了匈奴和汉之间大规模会战。由于后世有不少汉奸或试图当汉奸者，总绞尽脑汁试图从李陵的这一次参战中，提取出自己也可安然地替新主子卖命的心灵解脱的泻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次会战，多作一些了解。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於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叁万馀人出西河（作者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载商丘成所带兵为二万人），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馀里。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军至追斜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所载本乎此，惟商丘成所带兵为二万人，与汉书异，不赘述。上述所引之文清楚明了，亦不再加解释。

　　李陵所带的匈奴军，和汉御史大夫商丘成所领之汉兵，会战于浚稽山。浚稽山正是数年前李陵最后一次与匈奴决战之地点。那时，李陵曾“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叁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因此，他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无疑是十分熟悉的。李陵自幼“有广之风”，乃一代名将，精通兵法；同时，熟悉地形要略，对于带兵打战之将而言，极为重要；因此，李陵可谓占尽地利。

　　反观商丘成，“（征和二年）九月，商丘成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御史大夫之职责，不是来带兵打战的。商丘成和李陵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同时，商丘成带兵迎击匈奴，是征和三年五月。换言之，从他新官上任当御史大夫到出兵西河，前后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要想熟悉兵权军事、上下沟通，是相当困难的。又，汉军之与匈奴兵会于浚稽山，乃是被其骑兵穷追而至的，而非如当初李陵先在彼处安营扎寨，勘探地形。对此处之地形，商丘成纵是绝代军事天才，恐怕慌乱之中也断难熟悉。如此，汉军之地利有大亏之处。

　　又，以兵力计，即本《汉书》，商丘成所带兵不过三万余，与李陵所带兵持平。然而李陵所引乃匈奴之精锐骑兵，战斗力十分强劲。同时，汉兵乃以远兵来袭，疲惫已极。面对的是以逸待劳之匈奴军，并被穷追猛打退入浚稽山，其战斗力实在大可值得商榷。于此点上看，则汉军实力上又有大亏之处。

　　再，当年李陵“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那五千兵马还个个效命，以一当十。面对匈奴八万之兵，相持亦不过十日左右，最终是以大部战死，自己被俘，“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馀人”作为收场。商丘成之兵虽众，大概很难和李陵之兵相提并论，在中人包围仓皇逃奔进入自己所不熟悉之浚稽山后，却反能“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一个御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穷卒，最终反能把由名将所带的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之精锐骑兵打败、最终无获而归，这难道不要让人奇怪的么？

　　如果李陵真为了报一己之仇，全心全意为匈奴服务，卖起命来不遗余力，如吴三桂洪承畴之流一般，和当今之在各处歇斯底里地叫嚣着制裁中国的无耻蠢徒们一样，那，商丘成尚有头否？

　　历史就是历史，更多的诠释已全然无益。虽然说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讲，给出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并非难事，然而这大抵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无论怎么论道，都难免有以今人之胸释先人之怀之意在。短短的“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这数十字，更也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至于有人必要以此来为自己的卖灵卖肉寻得精神慰藉，则不过是一种低级而愚蠢的精神自淫罢了。

　　“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言陵无功以报汉为孤恩，汉戮陵母为负德。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言陵忠诚能安於死事。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答苏武书》）。后世但作此书者，可谓陵之知己也。而今之以李陵之失足来为自己的出卖民族祖先之行径辩解者，其心已为仇毒所坏，其眼已为蝇利所堵，其耳已为淫音所蚀，如此他们又如何能听得两千年前无奈的李陵所发出的悲凉的哀鸣呢？

　　注：本文也引述《文选·答苏武书》和《艺文类聚·别诗》中之部分内容。书与诗都疑为后人伪托，但引述只为行文之需要，故不根本影响本文之史实。

　　（五）

　　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跖跋氏生养了几个儿女，余则基本无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身而已。中间曾被单于指派当说客去劝降老朋友苏武，两人见了几面，喝了点酒，大概相互还赠送了几首诗（但今存于《昭明文选》和《艺文类聚》中之别诗，疑为后人伪托）。苏武当然没有被说动，但两个人仍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以致于后来苏武还朝，还颇为他讲了几句话。后元二年（前八七年），汉武帝死，八岁的汉昭帝继位，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石单】和左将军上官桀三公辅政。霍光与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对他和他的遭遇也很了解；因此，虽痛惜于李陵之降，却颇同情其不幸，明其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试图请回李陵。李陵心已早如死灰，故国如梦而亲人不再，破家亡亲身败名裂之人，待死而已，复归何益？因此只有以“丈夫不能再辱”婉拒了。其实这应是托辞。如果李陵真是心无故国，尽全力效忠于匈奴，则浚稽山下的商丘成，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了。

元平元年（前七四年），李陵病死于匈奴蛮荒之地，实践了其“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

　　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腐刑，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付诸行动。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

　　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

　　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对李陵经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实的，而决非“挟私以成史”。即以其之评论中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虽有为李陵文饰之嫌，却也基本本乎事实，并谈不上怎么过分。因此，船山先生以为“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这一论断，是很不公允的。

　　李陵之降，至少于其时而言，自然难可宽宥。然而若细究其所以降、乃至追查战败之原因，则从汉武、李广利到路德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浚稽山之战，李陵是尽了全力的，而失败之责，主要应归之于李广利和路博德之侧应不力，甚至根本就不准备救援。说“陵自炫其勇”，虽为事实，然而以五千兵马而能力抗匈奴八万精兵达近十日之久，最后若非出了汉奸，尚有不败之可能。则陵之勇，亦彰矣，其自炫也是实事求是，又何夸之有哉！

　　汉武数次听信谗言，一致李陵于绝地，再则族之使其气绝；汉武之不仁，可知矣！李陵本已受此大冤，刺杀汉奸李绪一为自己正名，二亦为汉朝消除了一大祸害，即不认其功，亦无可言其过，如何反能说是“嫁祸于李绪”呢？船山先生之糊涂，不亦明乎？

　　至于其所道之“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前言已析。船山先生胸藏韬略，精通兵法，竟没察觉出其中的端倪来，居然认定李陵是“效死以战”，不能不让人遗憾。至于谈到“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此一问倒应该留给汉武的了！驭将之道，当“疑人不信，信人不疑”；单于尚且懂得重陵之才，倚以重任而不稍加疑惧，此知用人之道也，如此方能得人死力。而汉武竟听一人谗言即族诛功臣，猜忌心重而寡德少恩如此，相比之下孰高孰低，不亦明乎？船山先生更也曾亲见本朝崇祯皇帝听信谗言中贼反间，无辜诛杀名将熊廷弼、袁崇焕，自坏其万里长城，使大明江山稀里哗啦尽附于异族之手。熊袁二人但有一人在，满清铁骑要想直驱山海关，殊非易事！由此观之，船山先生之不求事委，亦显然矣！

　　国家之治，首在人才。国有才而才尽其用，则国鲜有不治者；国有才而不能用，才被用而不能尽其用，乃治国之大痛者也。反观我今日之中国，众心浮荡，人莫不欲穷奔他域；未得出奔则鲜有安心于本职工作者。于此观之，当今治国者治理之术亦劣矣！政端之弊亦大矣！

　　那么船山先生何以会发此一番难于立足的宏论呢？其实，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船山先生创作《读通鉴论》的背景和目的，就不难了解了。近代西人史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船山先生所写乃是史论，就更难免于要杂入自己之周遭境遇了。其之评史，实则针砭现实也！

　　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末（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中叶。其漫长的一生，正跨越了风云突兀狂潮跌荡的明清嬗越之际。他出生时，明王朝内忧外患，气息奄奄；外有满清铁骑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嚣行宇内。年二十五时，崇祯自尽，吴三桂开关延敌，清兵入关；未己清军铁骑即杀掠江南。船山于湖南老家组织乡勇抵抗未果，投奔广东肇庆之南明永历帝；不久为奸人设陷几死狱中。后见孙可望挟持桂王，心有异志，知“势愈不可为，遂决计林泉”，避居零陵一代，颠沛流离。晚年乃退居衡阳船山，发愤著书，察历代兴亡之事，征明之所以亡，以资后来有志复明者鉴。这事实上也是明末清初那些大学者，如顾炎武、黄梨洲、李二曲等的学术之最终目的。故船山先生之史论，实则时论也！而既是时论，则明末和小南明之弊端陋习，亡国之征，无一可逃先生之针砭。船山尤曾目睹甚至亲身参与了小南明的十七、八年苟延残喘之艰苦岁月，则小南明之兴衰成败，必牢牢印其脑中；其事迹于他之影响，亦必至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