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南明虽短命，却也承继了明末时期的所有亡国之征。除了司徒琳所举证的“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这两个原因外（司徒琳(LynnA.Struve)：《南明史》），战将怕死而不守节义，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明末到小南明覆灭这一段时期，内忧外患，正是武将用命之际。然而自崇祯三帅之熊廷弼袁崇焕被杀、孙承宗被弃后，二十年间除了间或出一两个如李定国何腾蛟张煌言郑成功这样的能战而知忠义之将外，其他大多数或贪生怕死朝秦暮楚，或愚蠢无能人格卑下。满兵之灭除明朝和小南明，更大多倚靠了原明将之力。先是，吴三桂开关延敌，立首功一件；及顺治移师江南，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无不尽力用命，有如恶狼走狗，疯狂咬杀其之同胞、灭亡其故国，争先恐后。清兵在南直隶徽州、苏州、常州诸府中之扬州、江阴、嘉定、昆山、松江等地所进行的疯狂大屠杀之主使者张天禄、李成栋等，率皆原明之降将。小南明诸王朝如弘光、永历、潞王、唐王、鲁监国等，亦无一不是灭于明降将之手。永历逃入缅甸，吴三桂更千里穷追不舍；永历哀求道：“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兵，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明桂王致吴三桂书》）。永历帝的哀鸣终未能打动吴三桂效忠新主子之心，而被生擒就死；则吴三桂效命之力、对新主子之“忠诚”，亦感人至深矣！若当初能稍假万一之力以抗清兵，多尔衮又焉能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大摇大摆度入关中哉！
这一幕幕，都是船山先生所亲见者。即以船山试图投靠的孙可望为例，他也是先和李定国内拱以争地位，使得原已朝不保夕之西南态势更加岌岌可危；失败后，更一怒之下投降清军，甚至极力敦促清军尽快让他“雪深仇”、“洗大耻”，并称自愿为清军当先锋率兵攻打自己十分熟悉的川、贵、滇等境。这些人为了私己之利，甚至仅仅为了泄一人之愤，什么国家民族，什么人格尊严，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些事实，又岂能不让船山痛心疾首而咬牙切齿呢！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船山之所以对李陵投降之举动，何以会如此深恶痛决之而决不宽容、甚至要连带到司马迁那里一起痛责了。当他注目李陵时，眼里必喷发出燃烧的怒火，心里必在克薄地咒骂。要他来给李陵来个冷静而客观的评价，又如何可能呢？对他来说，国已破、家亦亡，丈夫之志不得伸，只有困居一隅。一骂以抒悒闷之气，借古人之愁思浇心头之块垒，未尝不是一条解脱的途径。因此，他之骂李陵，又岂止于李陵哉！他是在骂吴三桂、骂洪承畴、骂尚可喜、骂耿仲明、骂孔有德、骂孙可望，骂如蝗虫一般蜂拥而出前赴后继的无可数计之坏吾家国亡我天下的大小汉奸呢！
行文至此，意亦不能稍平。一国之立也，必倚忠义；一人之立也，必知尊严。岳武穆说治国之道说繁极繁，说简亦简，不过“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而已。朱子曰：武穆有此十字，足以不朽。治国者安能不详察之乎？
李陵之降也，其情固可原之，其责则断不可免。然而正是在他身上这种情和责被杂揉于一处如此难于明晰分开，使得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他并细细察量时，才发现要想看清他那个独特的世界，又该有怎样的艰难！这种艰难，不但源生于对其一生之苦难与不幸的深深同情、和对其失足之怜惜之间之矛盾的无奈沉吟，更也是对两千多年来多少兴亡旧事的悲凉的叹惜。然而青史的一页页，不就是如此写就的么？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能看到逝去的旧影，似乎仍如幽灵般在眼中晃动；眼前的一幕幕，虽被包装了新鲜的色调，然而偶一沉吟，却总让人心里砰然一动，总觉得它们是如此的似曾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