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保护你的，”我告诉女孩说。可是，我想说的是，我本应该说的是——“我们”会保护你的——马利和我。“警察就快来了，”我说道，“请你务必坚持一会儿，就一会儿。”

在她闭上双眼之前，她低声地说道：“我的名字叫利萨。”

“我叫约翰。”我说道。这似乎有点儿可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相互介绍，仿佛我们是在一次邻里间的聚餐上。我差一点就因这种荒谬而笑出声来。但是我并没有真的笑起来，而是捋了捋她耳朵后面的头发，然后说道：“你现在已经安全了，利萨。”

犹如一位从天而降的天使长，一位警官冲到了人行道上。我对马利低声嘱咐道：“一切都ok了，男孩。她已经没事了。”似乎我这一句低语打破了某种入定状态，我那位愚笨的、和善的伙伴又回来了，他转着圈小跑着，喘着气，努力地嗅着我们。原有的心智魂魄又返回到了他的躯体之中。接着，更多的警官涌到了我们身边。不久，一个救护队也带着一个担架和许多消毒纱布赶到了。我把自己知道的全部情况告诉给了警察，然后走回家，而马利则在我前面大步慢跑着。

詹妮在门口迎接我们，然后，我们俩一起站在窗前，观看着在我们的街道上上演的这一幕惊悚剧。我们的街区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出侦破电视剧里的布景。红色的闪光灯在窗户上闪现着。一架警方直升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着，将聚光灯打在院子里和小径上。警察设置了路障，在街区展开了搜索。可是他们的努力只是一场徒劳，既没有逮捕到一个嫌疑犯，也没有探查到任何作案动机。我那三位追逐犯罪分子的邻居们后来告诉我说，他们甚至都没有瞥见到那个家伙究竟长什么模样。最后，詹妮和我回到了床上，但是我们无法入睡，睁着眼睛在床上躺了许久。

“你应该为马利感到骄傲，”我告诉她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不知为什么，他能够知道状况的严重性。他就是知道。他感受到了危险，他似乎变成了一只完全不同的狗。”

“我告诉过你，”她说道。的确如此。

当直升机在我们上空发出沉闷的巨大的声响时，詹妮把身体滚到了床上她的那一边，在睡着之前，她说道：“只是这一街区又一个无聊的、乏味的夜晚。”我伸出手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正躺在我身边的马利。

“你今晚做得很好，大家伙，”我低声说道，搔着他的耳朵，“奖励你一大袋狗食。”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渐渐进入了梦乡。

南佛罗里达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自个家门前的车里面被刺伤这一罪行的麻木，可以从第二天早上报纸对该案进行了仅仅六句话的简短报道窥见一斑。《太阳守卫报》对该案的报道仅仅出现在了3B版面的简短栏目上，标题为《男人袭击女孩》。

报道中并没有提及我或者马利或者那两个住在对面街上赤裸着半身去追捕攻击者的男人，也没有提到驾车追逐犯罪分子的巴里，或者那些点亮了门廊上的灯并且拨打了911报警电话的街区上的上上下下的邻居们。在南佛罗里达这一充满暴力罪案的丑陋的世界里，我们街区所发生的这幕惊悚剧只是小菜一碟。没有死亡，没有人质，也没有大人物。

匕首刺破了利萨的肺部，她在医院里躺了五天时间，在家里经过了几周的复原期。她的母亲将她的康复通知了左邻右舍，可是这个女孩仍然闭不出户。我担心这场袭击给她留下了心理上的伤痕。如果离开她家的安全防护之后，她还能够再次感受到身心的自在吗？虽然我与她仅仅相处了三分钟，但是我感觉自己仿佛是照料她的一位兄长。我想尊重她的隐私，可是我也想去看看她，想亲眼看到她一切无恙。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车道上洗车，而马利则锁在我的旁边。突然，我听到有脚步声慢慢靠近，我抬眼望去，发现她正站在那儿。她比我记忆中的更漂亮。棕褐色皮肤，强壮，精神焕发——看上去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她微笑着，然后问道：“还记得我吗？”

“让我想一想，”我说道，装出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你看上去有些面熟啊。你是不是在汤姆·佩蒂音乐会上挡在我前面不愿意坐下来的那个人？”

她笑了起来。于是我问道：“你现在怎么样，利萨？”

“我很好，”她回答说，“起码恢复了正常。”

“你看上去很不错，”我告诉她说，“比起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要好多了。”

“是的，好多了，”她说道，然后低头看着脚，“多么可怕的一个夜晚。”

“多么可怕的一个夜晚。”我重复道。

然后她跟我谈起了医院、医生、会见她的那位侦探、无数的水果篮以及治疗期间待在家里的百无聊赖。不过她避开了那次袭击，我也一样。有些事情最好还是将它忘掉。

那天下午，利萨待了很长时间，当我做着家务杂事的时候，她便跟着我在院子里四处转悠，同马利一起玩耍，简短地谈谈话。我感觉她有些话想说，可又不知如何开口。她只有十七岁；我并不期待她能够找到合适的字眼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俩的生命曾经在没有任何计划或者警告的情况之下碰撞在了一起，两个彼此陌生的人因一件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而结合在了一起。没有时间去施行邻里之间的惯常的礼节；没有时间去建立起边界。只有在一场危机中所形成的亲密的结合，一位穿着平腿短裤的父亲与一个上衣被鲜血浸透了的十多岁的女孩，借助相互的倚靠来寻求着希望。我与她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也存在着一丝的尴尬与难堪，因为在那一时刻我们完全放下了防备，彼此心领神会。言语已经没有必要了。我知道她非常感谢我前去帮助了她；我知道她十分感谢我曾经努力地去安慰她，尽管我的安慰十分笨拙，或许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她知道我深切地关心着她的情况。在那天晚上的人行道上，我们分享了某种情感——那短暂的、飞逝而过的时刻，却已经清晰地界定了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其他部分——我们两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我很高兴你顺道来我这儿看看。”我说道。

“我也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利萨回答说。

当她离开的时候，我对这个女孩子产生了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她已经健壮了。她已经坚强了。她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几年之后，当我听说她成为了一名电视主播的时候，我发现，我当初的感觉相当准确。

第14章 提早到来

尽管睡得迷迷糊糊，但是我渐渐感觉到有人正在呼喊着我的名字。“约翰，约翰，快起来。”是詹妮的声音，她正在摇晃着我的身体，“约翰，我想孩子可能就要出生了。”

我用一个胳膊肘支撑起了身体，揉着眼睛。詹妮躺在床上她的那一侧，膝盖弯曲着抵到了胸部。“孩子怎么了？”

“我腹部痛得厉害，”她说道，“我躺在这儿数着阵痛的频率。我们需要给谢尔曼医生打电话。”

现在我已经完全清醒了。“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狂热地期待着我们第二个孩子的降生——我们已经从超声波上得知，这一胎又是一个男孩。不过，这个孩子到来的时机却非常的糟糕。詹妮怀孕不过才二十一周的时间，距离四十周的足月分娩差不多还剩一半的时间。在她那些孕妇书籍当中，印有一些非常清楚地显示着每一周胎儿成长情况的图片。就在几天之前，我们还坐在那儿看着这些书籍，仔细地研究着二十一周时胎儿的图片，对于我们的小宝宝的生长情况感到十分惊异。一个二十一周大的胎儿，仅仅只有一个手掌那么大，体重还不到一磅，它的眼睛紧闭着，手指头就像是脆弱的、小小的嫩树枝，肺部也还没有发育完全，无法从空气里吸取氧气。在二十一周的时候，一个婴儿刚刚才能够存活。在子宫外生存的可能性还很小，没有严重的、长期的健康问题的生存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便是为什么自然界要让一个婴儿在子宫里待上九个月之久的原因了。

“或许并没有什么的。”我说道。可是，当我快速地拨完电话号码并且听到话筒里传来“嘟嘟”的等待音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自己那“怦怦“作响的心跳声。两分钟之后，谢尔曼医生拿起了话筒，他的声音表明他显然还没有完全清醒。“这或许只是胃肠气涨，”他说道，“不过我们最好还是看一看。”他告诉我立即将詹妮带到医院里去。于是我便在房子里面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来，将一些物品扔进了为她准备的旅行袋里，拿上了奶瓶和尿布袋。詹妮给她的好朋友桑迪打了电话，她刚刚做了母亲，住在距离这儿几个街区远的地方，詹妮问她我们是否可以把帕特里克寄放在那儿。现在，马利也醒了过来，他伸展着腿脚，打着呵欠，摇晃着身子。“深夜的道路旅行！”“很抱歉，马利，”当我将他带到车库里时，我告诉他说，他的脸上流露出了巨大的失望之情，“你要听话。”我将帕特里克抱出了他的婴儿床，安放进了他的婴儿车里，并没有将他弄醒，然后我们便走进了夜色之中。

在圣玛丽医院新生儿重点护理区里，护士们迅速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她们为詹妮换上了一套医院的睡衣，然后给她连接了一台监测器，以检测她的宫缩的情形以及婴儿的心跳。结果发现，詹妮的宫缩频率是每六分钟一次。这绝对不是胃部气涨的症状。“你的小宝宝想出来了，”一位护士说道，“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孩子不要现在就急着出来。”

谢尔曼医生通过电话让护士们去检查詹妮的子宫颈是否已经开了。一位护士将一个带有手套的手指探进了詹妮的xxx，然后报告说詹妮的子宫颈仅仅只开了一公分。即使连我也知道，这种情况并不乐观。在一个正常的分娩中，子宫颈完全开到十公分的时候，母亲才可以开始用力。伴随着每一次腹部的剧痛，詹妮的身体似乎越来越接近忍受疼痛的极限了。

谢尔曼医生命令她们给詹妮静脉注射盐水点滴，并注射止痛剂。宫缩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可是，还没到两个小时，詹妮的宫缩又加剧了，于是需要第二次注射，然后是第三次。

在接下来的十二天里，詹妮只能够待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被一排围产医师们在身上摸来捅去，并且同许多台监视仪器和静脉注射的点滴连接在一起，因此动弹不得。我向报社请了长假，扮演起了帕特里克的单亲爸爸的角色，尽我最大努力保持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正常地运作——洗衣服、喂食、做饭、清理帐单、做家务、料理后院。哦，是的，还有我们家中的另一个生物。可怜的马利，他的地位已经从交响乐队中的第二小提琴部陡然降得甚至都不在乐队中了。连我也把他忽略了。他维持着自己与家庭关系的最后联系，从来没有让我从他的视野中消失过。当我用一只胳膊搂着帕特里克在房子里面忙前忙后，用真空吸尘器打扫房间，或者在洗衣间里清洗衣物，或者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他都会忠心耿耿地跟在我的身后。我会待在厨房里，将一些脏盘子投进洗碗机里面，而马利则会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跟在我的身后，他会在厨房里转上六次圈，以便确定一个最佳位置，然后便在地板上趴下来。可是，还没等他在厨房里“定居”下来多久，我便又会冲向洗衣间把衣服从洗衣机里面拿出来，再投进干衣机中去。于是，他只能再次跟随着“迁居”到洗衣间里，转着圈，用爪子抓着地毯，直到将其摆弄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然后“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可是没过不久，他又得再次起身，跟着我来到客厅收拾报纸。然后，他便会再一次转圈、确定位置、趴下。如果他幸运的话，我会在这如同陀螺一般的疯狂运转中暂停一会儿，在他屁股或者背上轻快地拍打一下。

一天晚上，终于将帕特里克哄睡着之后，我一头倒在了沙发上，精疲力尽。马利欢快地用后腿站立起来，将他的绳子拖拉玩具放在了我的膝盖上，然后仰起头，用他那双大大的褐色眼眸看着我。“哇，马利，”我说道，“我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将自己的口鼻放在了绳子玩具的下面，将其轻弹到了空中，等着我去尽力地抓住玩具，准备与我打个平局。“对不起，老伙伴，”我说道，“今晚不行。”他皱起了眉毛，竖起了脑袋。突然间，他那舒服自在的每日固定的节目被撕成了碎片。他的女主人神秘地缺席了，而他的男主人则变得丧失了任何的趣味，与以往大不一样了。他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哀鸣，我能够看出他正在努力地猜想着其中的缘故。“为什么约翰不再想同我一起玩耍了呢？那天早上的散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不再有地板上的摔跤游戏了呢？而且，詹妮到底在哪里呢？她还没有让我与下一个街区的达尔马提亚狗进行跑步比赛呢，不是吗？”

对于马利来说，生活并没有彻底黯淡、凄凉。从光明的一面来说，我已经迅速地返回到了婚前那种懒散的、不修边幅的生活方式之中了。作为房子里面唯一的成年人，我被授予了诸多的权力，我暂停了已婚夫妇的家庭生活行为，并且宣布已被取缔的单身规则重新成为了这块土地上的法律。当詹妮待在医院的这段期间，衬衣会一连穿两次，甚至三次，衣服上粘着明显的芥菜污点；直接从硬纸盒里面倒牛奶喝；马桶座垫一直保持着竖立的状态，只有坐在上面的时候才会放下来。令马利感到分外高兴的是，我制定了一项浴室门完全打开的政策。毕竟，他和我一样也是雄性，没有什么可避讳的。这便给了马利一个能够在狭窄的空间中与我亲密无间的机会。他在那儿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因为他可以从浴缸的水龙头下面饮水喝。詹妮或许会对他的这种行为惊骇不已，可是，我看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这总比他从抽水马桶里面找水喝要好得多了。既然在我的单身生活里已经取消了必须将抽水马桶上的座盖盖上的政策，所以，为了避免他将口鼻潜入那具有吸引力的盛有水的瓷器池子里面，我就应该给马利提供另一个可行的选择对象。

当我在浴室里的时候，我养成了把浴缸里的水龙头稍稍拧开一点儿的习惯，这样，马利便可以舔一些清冷淡水来喝。他陶醉得浑身颤抖。他拧着脑袋，凑在水龙头下面，舔着滴落下来的水流，身后的尾巴砰砰地击在水槽上。他的口渴好象完全没有满足的限度，于是我开始相信，他前世一定是沙漠中的一头骆驼。很快我便意识到，我创造出了一个浴缸怪物；而马利也很快开始在没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单独进入浴室里面，他站在那儿，可怜兮兮地凝视着水龙头，为了任何一滴迟迟不愿落下的水滴而舔着水龙头，用他的鼻子轻打着排水旋钮，一直到我对他的这种凄惨和饥渴的境况无法再忍受下去了，然后，我便会走进浴室，替他将水龙头拧开。突然间，他碗里的水对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

当我正在洗澡的时候，我们降低为粗鄙状态的下一步来临了。马利猜想自己可以将脑袋钻过浴帘，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得到一股瀑布，而不再是细小的水流或者只是一连串的水滴了。我浑身涂满了肥皂泡，完全没有警惕到他那颗硕大的茶色的脑袋会突然钻进来，也没有料到他会舔冲澡的巨大水柱。“千万别告诉妈妈。”我说道。

我尽力蒙骗詹妮，让她认为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让一切都井井有条。“哦，我们一切都好，”我告诉她说，然后转向帕特里克，我会补上一句，“是不是，小伙伴？”对于我的这句问话，他会给出自己的标准回答：“爸爸！”然后，指着天花板上的电扇：“扇扇！”可是，詹妮是非常有头脑的，不会轻易上当。有一天，当我带着帕特里克进行我们的每日访问时，詹妮开始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我们，然后问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你都对他干了些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都对他干了些什么？”我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他很好。你看上去也不错，不是吗？”

“爸爸！扇扇！”

“他的衣服，”她说道，“究竟——”

我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帕特里克的连身衣裤出了些差错。现在我意识到，他那两条圆胖的大腿被挤压进了袖孔里，袖子太紧，所以这两条腿的血液循环肯定被切断了；衣领就像一个乳房一样垂挂在他的两条腿之间；往上看去，帕特里克的脑袋从分开的胯部里伸了出来，而他的胳膊则不知道迷失在这身衣裤里的什么地方了。这幅景象真是异常壮观。

“你这个呆瓜，”她说道，“你把他给上下颠倒了。”

“这只是你的意见。”我说道。

可是游戏终于结束了。詹妮开始从她的病床上通过电话对我展开了遥控指挥。几天之后，我那位甜美的、亲爱的姨妈安尼塔，一位十几岁时便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现在居住在南佛罗里达州另一端的退休护士，神奇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她手里拿着行李箱，愉快地开始着手进行重建的工作。单身规则成了历史。

当詹妮的医生终于允许她回家的时侯，伴随了许多最为严格的命令。如果她希望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的话，那么她就必须尽可能地躺在床上静养。她唯一被允许步行的情况便是去浴室。她一天只能洗一个快速的、简单的澡，然后便只能回到床上继续躺着。不能做饭，不能给帕特里克换尿布，不能出门取邮件，不能举任何比一个牙刷重的东西——这意味着，她体内的孩子，是一个几乎会扼杀掉她的巨大约束。我并没有骗人，的确是完全的卧床休养。詹妮的医生们已经成功地关闭上了早产这扇危险的大门；现在，他们的目标便是，将这扇大门继续关闭至少十二周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小宝宝便会有三十五周大了，尽管仍然很小，却发育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主张迎接外面的世界了。安妮塔姨妈——保佑她那善良的灵魂——将在十二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居住在我们家里。马利对于这位新的玩伴的到来感到十分开心。很快，他便训练安妮塔姨妈学会了为他拧开浴缸的水龙头了。

医院的一位技师来到了我们家，将一个导尿管插入了詹妮的大腿间，她将这个导尿管连接在了一个绑缚在詹妮腿上的小小的由电池供电的抽水泵上，并将止痛剂连续输送进了她的血流里。她似乎认为这些举措还不足够，于是为詹妮配备了一个看上去仿佛是拷打设备的监测系统——一个体积过大的吸盘，连接着一团接在电话机上的乱糟糟的电线。吸盘通过一个有弹性的带子绑缚在了詹妮的腹部上，记录着胎儿的心跳以及任何宫缩的情形，一天三次，然后将这些情况通过电话线发送给一位负责监视麻烦出现的第一线索的护士。我跑去书店里，然后带着丰富的阅读材料返回家中，在最初的三天里，詹妮贪婪地阅读着这些书籍。她努力去保持情绪的高昂，可是，厌倦、烦闷、时时处于对她那未出生孩子的健康状况的不确定之中，这一切都合谋起来，想把她拖垮。最糟糕的是，她还是一个十五个月大的孩子的母亲，可是医生却不允许她去举起她的孩子，同他玩耍，在他饥饿的时候给他喂食，当他浑身脏兮兮的时候给他洗澡，当他难过的时候将他抱起来、亲吻着他的脸颊。我会把帕特里克放在床上，在那儿，他可以拉扯着她的头发，将他的手指头伸进她的嘴巴里。他会指着悬挂在床的上空的旋转着的桨状物，然后说道：“妈妈！扇扇！”这会让詹妮微笑起来。可是，她会慢慢地因长期禁闭而发疯的。

当然，在这段禁闭期间，她忠实的同伴便是马利了。他在詹妮床边的地板上安营扎寨了，用一大堆类别广泛的用以咀嚼的玩具以及生牛皮骨头将自己重重包围起来，等着万一哪天詹妮改变了想法，决定从床上跳下来，加入到一场小小的一时冲动的拔河比赛之中。他夜以继日地守候在那儿。当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会发现安妮塔姨妈正在厨房里煮着晚餐，而帕特里克则坐在她旁边的有弹性的椅子上。然后，我走进卧室里，会看到马利站在床边，下巴搁在床垫上，尾巴摇摆着，鼻子轻轻碰擦着詹妮的脖子，而詹妮在读书，或者打盹儿，或者仅仅只是盯着天花板发呆，手臂懒散地垂在马利的背上。我在日历上划出了每一天，以帮助她记录下进展的轨迹，可是，这却起到了反作用，提醒着她每一分钟、每一天的流逝是多么的缓慢。有些人会满足于闲散度日，可惜詹妮却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她生来就是劳碌命，而且，这种被强迫的赋闲无事，正在以一种察觉不到的速度慢慢将她拖垮，每一天，这种状况都会恶化一点儿。她就像是一个被困在赤道无风带里的水手，用一种与日俱增的绝望等待着哪怕是一丝最微弱的风去涨满船帆，从而让旅程能够继续前行。我尽力去鼓励她，说着诸如“一年之后，当我们回首这段痛苦难捱的日子时，我们将会释怀一笑”之类的话。可是，这些鼓励的话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有些日子里，她的眼睛会望向远方，一片茫然。

当詹妮还有足足一个月要继续躺在床上休养的时候，安妮塔姨妈收拾起了她的行李箱，同我们吻别了。她已经尽其所能地待得足够长了，实际上，已经将她的拜访期延长了好几倍，但是她还有一个丈夫在家里面，她半开玩笑地打趣说，如果他靠着冷冻快餐独自生存下来了的话，他或许已经变成野生动物了。于是，我们又一次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

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我们这艘生活之船能够漂浮在海面上，而不致于发生沉船惨剧。黎明时分，我便会起床，洗个澡，然后给帕特里克穿好衣服，给他喂麦片粥和胡萝卜糊，带着他和马利出门散会儿步。然后，在我需要去报社工作的那天，我会把帕特里克寄放在桑迪家里，晚上再去接他回来。中午时间我会回到家里，给詹妮做午饭，把邮件带给她——那是她一天中情绪最高昂的时候，把木棍扔给马利，然后，将因疏忽而呈现出混乱和古旧状态的房子进行一番清理。草坪已经很久没有修剪了，没有洗的衣服堆积如山，后门廊上的屏风在被马利为了追逐一只松鼠而冲撞之后，便一直没有得到过修理。被撕碎了的屏风就这样在风中飘舞了好几个星期，实际上当马利在与卧床不起的詹妮单独相处的漫长的几个小时中，这扇屏风成了马利在后院和房子之间寻找开心、自由进出的狗门了。“我会把屏风修好的，”我向詹妮许诺说，“已经被列上日程了。”但是，我可以看出她眼里的沮丧。她凭借着强大的自制能力才没有从床上一跃而起，去把她的家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晚上，在帕特里克睡着之后，我便会去杂货店购物，有时候，在午夜里，我会在走廊上散会儿步。我们依靠罐装食品、速冻食品以及意大利面制品生活了下来。我忠心耿耿地订阅了好几年的刊物也突然地中断了，原因仅仅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看什么杂志了。对于此种惨淡的境况，我只能写下这样的一句话：“生活的重担是可以压倒一切的。”

然后，某一天，当我们终于盼来了詹妮怀孕三十五周的日子时，医院的技师来到了我们的门前，然后说道：“恭喜你，女孩，你成功了！你又自由了！”她解下了医疗抽水泵，移走了导尿管，收拾起了胎儿监听器，拿走了医生的书面嘱咐。詹妮终于重获了自由，回到了她正常的生活方式中。没有了束缚，没有了药物治疗。我们甚至可以重新过性生活了。现在，胎儿完全可以存活下来了。分娩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到来。“尽情玩乐吧，”她说道，“你值得享受这个。”

詹妮将帕特里克举过了头顶，在后院同马利顽皮嬉戏，疯狂地投入到了家务活当中。那天晚上，我们出外享受了一顿印度菜以示庆祝，还在一家当地的喜剧俱乐部里观看了一场演出。第二天，我们三个继续欢宴，在一家希腊餐馆吃了顿午餐。可是，服务生刚把我们点的美食端上桌子，詹妮腹中的宝宝便急不可待地要出来见见这个世界了。那天晚上，她还没来得及享受咖哩羊肉，阵痛便开始了。她原本不想让几次宫缩打断她那费尽千辛万苦才得来的在商业区的这个美食之夜。但是此刻，每一次的宫缩都会让她疼得几乎直不起腰来。于是我们飞速赶回到了家里，而桑迪已经在那儿随时待命来接管帕特里克和照看马利了。詹妮在车上等着我，当我抓着她的旅行袋回到车里的时候，她正急促地呼吸着，忍受着越来越强烈的疼痛。等我们到达了医院并登记了一个房间的时候，詹妮的子宫颈已经开到七公分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便怀抱着我们的新生儿走出了产房。詹妮数了数他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不多也不少。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在警惕着什么，他的胸部变成了玫瑰红色。

“你做到了，”谢尔曼医生宣布说，“孩子漂亮极了，也很健康。”

克罗·理查德·杰罗甘，五磅十三盎司，出生于1993年10月10日。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以致于我并没有马上联想到有关这次怀孕的一个悲惨的反讽——我们花费了大笔钱定了一间豪华套房，结果因为产程实在是太短了，我们完全没有好好享受这间昂贵的套房。如果分娩的速度再快一些的话，詹妮很有可能就把孩子直接生在了德士古站的停车场里了。我甚至都还没来得及摊开四肢躺在“爸爸沙发”上。

考虑到为了将这个孩子平安地带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经历的种种，我们觉得我们第二个儿子的降生是一个头条新闻。可是，对于当地的媒体来说，这条新闻还不够重大和轰动，所以不会将其刊载或播出。尽管，在我们的窗子下面，许多辆电视新闻车正聚集在停车场里，他们的圆盘式###天线刺向天空。我可以看到手拿麦克风的记者们正站在摄影机前进行着现场报道。“嗨，亲爱的，”我说道，“帕帕奇们（无固定职业的摄影师）为你倾巢而出了。”

一位在房间里照顾新生儿的护士说道：“你们相信吗？唐纳德·庄谱就在走廊上。”

“唐纳德·庄谱？”詹妮问道，“我不知道他也要生宝宝了。”

几年前，当这位地产界大亨搬到了棕榈海滩，在著名的粮食产业女性继承人马乔里·莫里韦德·波斯特以前所居住的占地广阔的宅第安家的时侯，曾经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这块地产名为Mar-a-Lago，意思是“从大海到湖泊”。正如这一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这处地产从大西洋到近岸内航道绵延了十七亩，而且还包括一个有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场。从我们街道的尾端，我们的视线可以穿过码头，看到那座受到摩尔人风格影响的有五十八间卧室的宅第的那个比棕榈树还要高的尖顶。而此刻，在这家医院里，庄谱家与杰罗甘家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邻居了。

我打开电视机，得知唐纳德的女友玛勒·马普斯刚刚产下了一个女儿，他们俩荣升为骄傲的父母了。他们为女儿取名为蒂凡尼——就在詹妮产下克罗之后没过多久她便出生了。

在电视新闻人员为了捕捉到庄谱带着他们的新生儿离开医院返回到住处的镜头而云集于此的时候，我们便从窗户往外观看着这热闹非凡的空前盛况。当玛勒举起她的孩子供镜头拍摄的时候，她端庄地微笑着；唐纳德挥着手臂，眼神中充满了骄傲。“我感觉棒极了！”他对着摄影机说道。然后，他们便坐进由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离去了。

第二天早上，当轮到我们离开医院回家的时候，一位在医院当义工的和善的退休者带领着坐在轮椅中的詹妮和婴儿克罗穿过了大厅，出了自动门，沐浴在了阳光的照耀下。这儿没有摄影师，没有卫星采访车，没有要播出的新闻采访的原声摘要，没有现场报道，只有我们一家三口和我们这位年长的义工。虽然没有任何人对我进行访问、向我提出问题，可是我也感到“棒极了”。唐纳德·庄谱并不是唯一一个为其后代而备感骄傲的人。

当我去路边取车的时候，义工陪着詹妮和孩子一起等待着。在把新生儿放进他的车辆座椅里用带子扣好之前，我将他高举过我的头顶，让全世界来看一看这位初来乍到的小家伙，就仿佛有个人正在看着他，并且说道：“克罗·杰罗甘，你和蒂凡尼·庄谱一样独特，请你永远不要忘了这一点。”

第15章 产后的最后通牒

这段日子本来应该是我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而且在许多方面的确是如此。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初学走路，一个嗷嗷待哺，两个小家伙之间仅仅相隔了十七个月。他们带给了我们巨大的快乐。然而，在詹妮被迫卧床休养期间笼罩在她头顶上的黑云却并没有消散。最初的几个星期，她感觉良好，愉快地应付着为了两个完全依靠她来满足所有需要的生命担负起责任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而在其他一些星期里，她却变得十分阴郁，充满了挫败感，生活被笼罩在一团忧郁的迷雾之中。我们俩都精疲力尽，最为悲惨的是，我们的睡眠被无情地剥夺了。晚上，帕特里克至少会把我们吵醒一次，而克罗则会醒来好几次，大声地哭喊着，不是要我们给他喂奶，就是要换尿布。我们很少会不被打扰地一口气睡上两个小时。有些晚上，我们就像是还魂的僵尸一样，眼神呆滞、移动无声，詹妮走向一个孩子，我则走向另一个。我们在午夜会起床一次，然后是凌晨两点，接着是三点半，最后是五点。然后，太阳便将冉冉升起，新的一天的帷幕徐徐揭开了，带来了崭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我们累得连骨头都要发酸的又一天。这时候，从门厅里会传来帕特里克那甜美的、愉快的、完全清醒的声音：“妈妈！爸爸！扇扇！”我们用坚强的意志力支撑着自己，我们知道，这一晚的睡眠就这样远去了。我开始把咖啡煮得更浓烈以便提神，然后便穿着皱巴巴的、领子上留有婴儿呕吐物的衬衣出现在了办公室里。有一天早上，在我的编辑部里，我发觉年轻而迷人的编辑助理正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我。我冲她微笑着，心里沾沾自喜：“嗨，要知道，我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但仍然可以吸引女人们的注意。”没想到她接着说道：“你知道你的头发上粘着东西吗？”

让睡眠被剥夺的混乱变得更加复杂化的便是我们日益悲惨的生活处境，因为我们刚刚生下的这个儿子令我们感到焦虑万分。由于重量不足，所以克罗还不能够断奶，于是詹妮一心一意地想将他喂养得强壮、健康，而他看上去也抱定了同样坚定的决心，想要挫败詹妮的计划。她向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而他则会帮助她达成心愿，饥渴万分地吸吮起来。然后，他又会将喝下的乳汁一古脑儿地全给吐出来。于是，她不得不再一次给他喂奶；而他又会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然后，再一次将自己的胃清空。喷射而出的呕吐物以每小时一次的高频率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这一程序，而每来一次，詹妮就会变得更加抓狂。医生们将这一情况诊断为回流，并且建议我们去向专家咨询。专家给我们的小男婴注射了镇静剂，然后将一个观测仪器从他的喉咙里探了进去，迂回地进入到了他的身体内部，进行着详细的观察。克罗最后终于不再出现回流的症状了，体重也迅速地增加了。可是，整整四个多月以来，我们都为他焦虑万分，身心俱疲。当詹妮几乎得一刻不停地给他喂奶的时候，当他将她的乳汁又全部投回给了她而她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一切的时候，担忧、压力以及受挫便将她重重包围了起来，再加上严重缺乏睡眠，更是加剧了她的烦恼，也让她变得十分易怒。“我感到自己太无能了，”她会说，“妈妈们应该能够满足她们的孩子们所需要的一切。”我可以看出她的情绪的导火索越来越短了，即使是最小的“罪行”——食橱的门没有关上，桌上留下了没有被清除干净的面包屑——都会让她的怒火一触即发。

好消息是，詹妮从来没有一次放下过她对两个孩子的担忧。事实上，她以近乎急迫的关心和耐心养育着他们俩。她将自己的每一寸身心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他们。坏消息则是，她将自己的疯狂和愤怒直接撒在了我甚至更多的是撒在马利的身上。她对他失去了全部的耐心。他处在了她的火力瞄准器的十字准线之中，怎么做都不对。他的每一个罪行——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更多的罪行——都会让詹妮那扣在扳机上的手往前推近一点儿。很显然，马利会把自己那滑稽古怪的姿态、各种罪行以及无穷的热情持续到底。我买回了一束灌木，把它栽种在了花园里，作为对克罗出生的庆祝；马利却在当天就将它连根拔起，并且放进嘴里大嚼特嚼起来。我为了替换被撕碎的门廊屏风而四处奔走，而对这扇由他自制而成的狗门十分习惯的马利，则迅速地再一次冲向了屏风，穿门而去。为了逃脱惩罚，他在外躲避了一天，当他最后回到家里来的时候，他的牙齿里面衔着一条女人的裤子。我不想知道他究竟又干了些什么。

尽管詹妮更加频繁地喂马利吃镇静药物——她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可是马利的雷暴恐怖症以及随后出现的非理性行为却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了。到现在，一场轻柔的阵雨也会让他陷入到惊恐之中。如果当时我们在家的话，他会扑到我们的身上，而他所分泌出的过量的唾液则会浸透我们的衣服。如果当时我们不在家的话，他便会以同样乖戾的方式——在门上、石灰墙上或者油地毡上猛抓一番，想凿出洞来寻求逃生之路。我修理的次数越多，他毁坏的频率越高。我都快无法跟上他的脚步了。我本应该狂怒不已的，可是，詹妮对我和马利两个都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所以，我非但没有对马利发火，反而处处为他掩饰。如果我发现了一只被咬坏的鞋子、书本或者枕头，我会在詹妮发现之前隐藏好罪证。当马利在我们那小小的家中横冲直撞、动辄闯祸的时候，我便会紧随其后——摆正地毯，扶好咖啡桌，擦xxx溅到墙壁上的唾沫。在詹妮发现之前，我会冲向吸尘器，清理好马利又一次凿门之后在车库地上留下的木头屑。我熬夜到很晚，只为进行修复东西以及在地上撒上沙子，以便到了早上詹妮醒来的时候，马利最近制造的这起损害能够被遮掩过去。“看在上帝的份上，马利，难道你求死心切吗？”一天晚上，当我跪在地上，修复着最近的一次损坏，而马利则站在我的身旁，摇晃着尾巴，舔着我的耳朵的时候，我对他说道，“你必须停止再制造祸端了。”

这一天晚上，我走进了詹妮的怒火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环境之中。我打开前门，发现詹妮正用拳头打着马利。她失控地嚎啕大哭着，疯狂地打着他，看上去她更像是在重击一面鼓而不是在猛打一只狗，她的拳头雨点般地斜落在了他的背上、肩膀上以及颈子上。“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冲他尖叫着，“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破坏掉？”在那一刻，我才发现了他犯下的罪行——沙发垫子被凿开了，垫子外面的织物被撕成了碎片，里面的填塞物被拖了出来。马利头朝下地站在那儿，四肢向外张开成八字形，倾斜着身体，仿佛是在抵御一场飓风。他并没有试图逃脱或躲避那落在身上的拳头；他只是站在那儿承受着每一个拳头，没有一声呜咽或抱怨。

“嗨！嗨！嗨！”我大声叫道，抓住了她的手腕，“好了。别打了。别打了！”她抽泣着，气喘吁吁。“别打了。”我重复道。

我走到了她和马利之间，与她脸对着脸。这就仿佛是与一个陌生人互相对望着。我并没有察觉出她眼里的神情。“带他离开这儿，”她说道，她的声音很平静，却带有一丝无声的刺痛感，“带他离开这儿，现在。”

“Ok，我把他带出去，”我说道，“但是你得平静下来。”

“带他离开这儿，不要让他待在这里。”她声音里的平静令人感到有些不安。

我打开了前门，马利跳到了外面。当我返回屋子里去拿忘在桌上的拴狗颈的皮带时，詹妮说道：“我的意思是，我想让他消失。我想让他永远离开这儿。”

“好了，”我说道，“你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她说道，“我对那只狗已经受够了。你必须为他找一个新家，或者由我来办这件事情。”

她不可能真的想把马利送走的。她爱这只狗。尽管马利的缺点一项一项列举出来的话，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细目清单，但是她仍然喜爱他。她只是现在很难过罢了；她只是压力太大以致于近乎崩溃罢了。她会重新考虑自己刚才因一时冲动而做出的决定的。我认为，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最好的做法便是给她时间让她冷静冷静。我没有说什么，走出了房门。在前院里，马利四处跑跳着，向空中跃起，试图要咬断握在我手中的皮带。他又回到了以往快活的常态，显然没有因为被拳头连续猛揍而情绪低沉。我知道詹妮并没有伤害到他。老实说，当我同他玩得比较野的时候，我习惯性地对他展开的猛击可要比詹妮的拳头厉害得多了，而且他喜欢这种野蛮的玩法，总是跳回来希望展开更多的较量。作为其血统的一种纯正标志，他对疼痛是具有免疫力的，仿佛是一台永远不会停止的充满了精神和体力的机器。有一次，当我在车道上洗车的时候，他将脑袋塞进了涂有肥皂的水桶中，然后他头上牢牢地扣着水桶，瞎子一般地飞跑过了草坪，直到撞上了一面混凝土的墙壁，他才停了下来。这似乎并不会使他感到狼狈。可是，用一只充满愤怒的手掌在他的臀部上轻轻地拍一下，或者甚至只是用一种严厉的声音对他说话，他的行为都会表明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对于像他那样一个愚笨的家伙来说，马利身上的这种敏感个性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詹妮在身体上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可是她却压迫了他的情绪，至少在此刻是如此。对于他来说，詹妮便是一切，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两个最要好的伙伴中的一个。她是他的女主人，而他则是她的忠实的同伴。如果她认为给他一顿猛揍是适当的，那么他便会认为照单全收、默默承受这顿猛揍是应该的。从狗的其他方面来说，马利的表现的确差强人意，但是，他的忠诚却是无可置疑的。现在，我的工作便是去修复损害，让事情重新变好。

在街上，我抓紧拴狗颈的皮带，然后命令道：“坐下！”于是马利坐了下来。我将贴颈链子高高套在了他的喉咙处，为我们的散步做着准备。在我迈开脚步之前，我将手放在了他的头上，按摩着他的脖子。他把鼻子伸向空中，抬头看着我，他的舌头长长地吊在了脖子处。看起来，与詹妮之间所发生的那场事件已经被他忘在了脑后；现在，我希望詹妮也能把这件事情抛到脑后。“我该拿你怎么办呢，你这只大笨狗？”我向他问道。他直直地跳跃起来，仿佛脚底装配有弹簧，然后将舌头贴在了我的嘴唇上。

那天晚上，马利和我走了好几里路，当我最后打开前门的时侯，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准备在某个角落安静地躺下来。詹妮一边给帕特里克喂着一瓶婴儿食品，一边摇晃着躺在她的膝盖上的克罗。她很平静，似乎回到了以往的常态。我解开了马利脖子上的皮带，他便在自己的水碗里畅饮起来，精力充沛地轻舔着水，在水碗的边缘溅起了阵阵浪潮。我用毛巾擦干了地板，朝着詹妮的方向偷偷地瞟了一眼：她看上去泰然自若。或许可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或许她已经重新考虑了自己冲动之下所做的决定。或许她为自己情绪的火山爆发感到了羞怯，并且正在寻找着道歉的字眼。当我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马利紧贴在我的脚跟后面，她没有看着我，用一种平静的、从容的声音说道：“我是绝对认真的。我希望他离开这儿。”

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句最后通牒，以致于我终于认识到这并非只是一句空头威胁。虽然她并没有大发雷霆，但是并不代表这一问题就此远离了。我为此焦虑万分。这听起来非常令人同情，马利已经成为了我的雄性的灵魂上的伙伴，我的亲密的同伴，我的朋友。他的确训练不足、没有修养、执拗顽抗、不服从规范，从政治术语来说，他有着我一直渴望拥有的自由精神——如果我足够勇敢的话。在他那桀骜不驯的生机中，我仿佛也获得了同样的快感。无论生活变得多么复杂，他都能提醒着我那种简单的快乐；无论我的身上肩负着多少的责任，他都能让我记得：有时候，为了固执的不服从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在一个充满了呼来喝去的世界里，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一想到要放弃他，我的灵魂便会枯萎凋谢。可是，现在我有两个孩子要去担忧，还有一个我和我的孩子们都需要的妻子。我们的家庭是由最纤细的线维系在一起的。如果失去马利会导致我们这个家庭彻底垮台或者稳定的话，这一巨大区别怎能让我不尊重詹妮的愿望呢？

我开始伸出了“触须”，小心谨慎地询问着朋友和同事们，问他们是否有兴趣接收一只两岁大的惹人喜爱的、活泼有趣的拉布拉多猎犬。从他们那儿我得知，有一个邻居十分喜欢狗，而且对于犬科类动物来者不拒。可是，连他也对我说了声“No”。真是太不幸了，马利的声名狼藉令他也望而生畏了。

每一天早上，我都会打开报纸浏览分类广告栏，仿佛我能够在那儿发现某个奇迹广告一般：“寻找狂野难驯的、精力充沛的、无法掌控的，并具有多重恐怖症的拉布拉多猎犬。另外加上具有破坏性的才能。愿意支付高额购买。”我当然没能够看到这类广告，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基于各种原因的有关转让年轻成年狗的交易十分繁荣。这些年轻的成年狗，有许多是仅仅几个月前他们的主人花费了好几百美元才购买来的纯种狗，可是现在他们却被低价转让甚至是免费转让。而在这些将要被主人抛弃的狗当中，雄性拉布拉多犬占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庞大数目。

几乎在每一天里，这些广告都会让我立刻感到心碎，但也能让我立刻觉得欢快。从对我有利的情况来说，我可以识别出对于这些狗重新回到交易市场的真实原因进行掩盖的意图。这些广告中充满了欢快的委婉的说法，而这种行为模式我实在是太了解了。“活泼的……喜爱人类……需要大的院子……需要玩耍的空间……精力充沛……英勇的……强有力的……的种类。”这些修饰语加起来只是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这是一只其人无法控制的狗，一只已经成为了主人的负担的狗，一只它的主人已经打算放弃了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