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早，河边部队长在芦沟桥车站与二十九军派来的特使见面。图中央为部队长，右端为冀察政府顾问中岛中佐，中岛的旁边为亚洲新报社长、冀察地区要人李氏。”

　　在事变期间，日本方面曾多次假意要求和谈，借机大肆调兵遣将，以图大举进攻。

朝日新闻的常安、井上两名特派记者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来到北平城外探察

朝日新闻特派记者仓光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发自丰台。他描述了日军炮击宛平城门的情景。

　　“在某地构筑阵地的我军某炮兵部队的大炮齐声怒吼，白色的炮烟弥漫天空。怒吼着呼啸飞出的第一发炮弹命中宛平城门。炮声隆隆中震撼天地的我军前沿部队在枪林弹雨的战壕中沉着应战。我军司令部中，河边部队长等面露紧张神色。部下所处的司令部掩体的上面不时传来敌人炮弹的爆炸声，炮兵阵地周围的庄稼地里、土路中间到处是呼啸着落下的敌人炸弹。破击开始后5分钟，宛平城门已经被不断升腾的黑烟所笼罩。午后3点，敌人阵地开始沉默，炮声也变得稀疏，在死般静寂的瞬间，树上的油蝉犹如被烘烤一般发出刺耳的嘶鸣。”

　　“宛平城门及城门东南的两个望楼被炸毁，城门也燃烧起大火

在庄稼地里进行伪装、炮轰宛平城的日本炮兵阵地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在华北参加战斗的日军某部队的军用卡车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在前线战壕内作战的日军某部队

支事变日志”，谎话连篇，漏洞百出，极尽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之能事。全部引用逐一批驳太费时间，姑且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当年的中国媒体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吧！

芦沟桥事变及平津沦陷（摘录）

　　王冷斋

　　冲突的发生及局部交涉的经过

　　这次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军阀用其惯技，向中国的军队再三挑衅而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之夜的十点钟时，日军一木清直所部的一中队，在宛平县境的芦沟桥附近实行夜间演习，当它集合归队的时候，突然借口日兵一名失踪，要求入宛平县城搜索，并开枪示威。
但中国当地驻军和宛平县政府，未允其无理要求：一面由县长兼专员王冷斋通知驻军金振中营长，对城防切实戒备；一面则命令警察保安队代为搜寻，可是并无所获。王县长乃亲赴北平市政府和冀察外交委员会报告。

　　据王氏在《芦沟桥事变回忆录》中说：“报告后，当即奉命赴日本特务机关向机关长松井交涉，到达日军机关部时已午夜二时左右，斯时外委会主席魏宗瀚、委员林耕宇、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特务机关长松井、顾问樱井均在座，当就本案与松井等商谈。先半小时松井已得报告，谓失踪日兵均已归队，惟须明了如何失踪情形，以便谈判。予当反诘以如何失踪，只须讯明该兵，即可明了；即为周到起见，由双方派员调查亦可。当即决定予与周、林、樱井、并日通识官斋藤五人前往。正拟出发间，得报告：驻丰台日军数百人，全部武装，开赴芦沟桥，事态已见严重。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并请予同林耕宇前往一谈，当即与林赴日兵营，与牟接洽。牟见予即询：王专员此去，能否负处理事件之全责？予答曰：顷间在机关部所商，系负调查使命，事态未经明了，尚谈不到处理；此事责任应由何方担负，此时亦不能臆断。牟复谓：假使事态明了，总以当地处理为宜。日本方面现已决定，由森田联队附全权处理，因事机紧迫，势或不及请示，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发生事件，系在贵署管辖境内，自有权宜处理之权。予仍以先事调查再谈处理为原则，对牟所请，坚决拒绝。如此谈判，约半小时，牟见无法，乃允先行调查。予同林出日兵营时，见日兵三百余人，分载大汽车八辆，已向芦沟桥出动，乃急会同周永业、樱井、斋藤等出发。……当车抵宛平城东北角沙岗（距城约一里），见该处已为日兵占据布防，士兵多数伏卧，均作射击准备。斯时突有日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奔至车前，阻止前进，并出地图向予云：现事态已十分严重，不及调查谈判，应请贵专员迅速处理，下令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突地点，再行谈判。予答云：此系在贵机关部商定先从调查入手，适间牟田口所求处理责任，我已拒绝，贵辅佐官所云，离题太远，究奉何方命令，本人实未明了。寺平当谓：平日日军均可穿城而过，已有先例，何今日演习不能进城？予当反诘：恐尔来华不久，尚未明了此间情况（寺平系接滨田任，不及三月）。向来日军演习，均在野外，从未有一次穿城而过；尔所谓先例，请指出某月某日事实，以为佐证。寺平语塞，遂恼羞成怒云：此项要求，系奉命办理，事在必行！请君见机而作，以免危险。同时，森田即请予与林君下车，指示日军阵容，枪炮并列，竟在对手无寸铁之予等示威。森田并向林云：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十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无眼，殊为君等危！予当时虽自揣身陷日阵，备受威胁，但责任所在，生死早置之度外，当即严辞拒绝。谓：仅奉命调查，他非所知，危险更无所顾虑。且第一步调查办法，系在特务机关部决定，前后方不应矛盾如是。此处非谈判之所，如君等（指森田、寺平）依照后方决定原则办理，即须在城内从容相商，否则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森田、寺平见威吓不成，乃自行商定，由寺平同予及林君进城谈判：进城后，周永业、樱井、斋藤等已先至，当在专员公署谈判；未五分钟，（时为四时五十分），而城外枪声突发，枪弹纷纷掠屋顶而过。据报，日军已开始向我射击。予当以电话向北平报告开火情形，一面仍同樱井等加紧谈判。双方射击约一小时，森田忽派人持刺来求派员出城面谈，当经商定双方下令停止射击，由林耕宇君与寺平缒城而出，与森田面商。旋据报告，并无结果；林等即返平报告。而双方复继续射袭，日军并以迫击炮袭击城内，双方均有死伤。迄午后四时，牟田口派人携函由城外乡民绕道从西门转递进城，请予与吉团长星文或金营长振中出城亲商，予与吉同以未便擅离职守，却之。五时，牟复来函，要求三事：（一）限即日下午八时止，我军撤退河东，日军亦撤退河西，逾时即实行以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人民迁出；（三）在城内之日顾问樱井，通讯官斋藤等，请令其出城。予当答以：（一）本人非军事人员，对于撤兵一节，未便答复：（二）城内人民，自有处理办法，勿劳代为顾虑；（三）樱井等早已令其出城，惟彼等仍愿在城内谈商，努力于事件之解决。斯时枪声已停，双方均抱沉静态度，以待事件之推演。至午后六时，时钟甫鸣，予忽思及专署地点，实为攻击目标，未便久驻，日樱井等均系辅助办理外交，并非军事人员，自当尽予力之所及，切实保护，勿令罹难。因此在附近另觅民房一所办公，并请樱井等同往。六时五分离开专署，……甫出大门约十余公尺，而日人大炮已连珠而至，每炮均落专署之内；……营长金振中受伤。……自是而后，战达三小时，平芦电话线为炮火摧毁，已不能通，命令、报告，均由丰台转达。斯时，我西宛驻军一旅，由何基沣率领，已开到八宝山，向王界店、大井村方面截断日人后路。九时以后，我军战况甚佳，已将回龙庙及刘庄一带日军驱走，日军伤亡，倍于我军。斯时接到北平命令，谓已向日方提出交涉，限日军即晚向丰台撤退，否则我军即行进攻。同时，牟田口复直接至函与予，请派员协商停战办法，予以北平方面已决定原则，对牟函不便答复。十时以后，我方沉寂，……十二时，我军实行夜袭，将铁路桥附近日军歼灭殆尽。

　　至九日三时，由丰台转到冯主席治安、秦市长德纯电话，谓已与日方交涉妥协三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丰台，我军撤向芦沟桥迤西地带；（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担任，人数约二百名至三百名，定今早九时接防。余奉电后，当即通知驻卢吉团长知照。乃至六时，日军突以大炮攻城，达百余发；此为妥协声中日方背约弃信之第一次。余一面即电北平报告，请向日军交涉；经电询日方，据云，系为掩护退却，一切仍遵照北平所商三项原则办理，并云日军已开始撤退。予当派便衣队警赴城外侦察，据报：五里店日军，确已渐次向大井村方面撤退。同时，北平来电，亦谓保安队已于晨间六时，向芦沟桥出发，计程九时可到；乃候至十时，保安队仍无消息，经派员探明，谓该队到大井村后，为日军所阻，不能前进，致生冲突，我方阵亡士兵一名，伤数名。余当即电平，请向日方交涉制止，并履行诺言。至午后三时，仍无结果。斯时，北平所派双方监视撤兵委员已到，计日方为中岛顾问，我方为绥署高级参谋周思靖，外委会专员林耕宇偕来。抵县后，即分两组，实行监视撤兵：甲组担任回龙庙及铁桥一带，委员为周永业及樱井；乙组担任大井村五里店及东北角沙岗一带，委员为周思靖及中岛；双方分途出发，至四时返城，均谓已监视撤退完毕。惟保安队迄未到来，余当请周思靖赴大井村，与河边旅团长接洽，中岛亦同往。嗣由周等带进队兵五十名，请先行接防，再谈办法；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二次。余以北平双方所规定之原则内，接防保安队人数系为二百至三百名，今只到五十名，即连同本县队警，亦不敷城防分配，当即拒绝接收；一面通知吉团长注意，一面并电话北平交涉，（此时电话线已修竣，平芦恢复通话）。约半句钟，得北平复电，谓已与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交涉定妥，所有出发保安队，仍可全数进城，惟所带机关枪，则另派员押运回平。六时左右，保安队全部进城，惟仍不足二百名之数。据云，每架机关枪，系由原队兵三人运回北平，故人数减少；该队由团附王挥尘、营长贾朝率领。予与王贾面洽分配防务后，吉团全部移驻河西。斯时，日军河边旅团长专派笠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译官三人，携香宾酒来县，向余面致慰劳，各人并面尽一杯，以祝此不幸事件之得以短期解决，并盼以后永远勿再发生。据国际惯例，双方既饮香宾，即属私好之表征；乃笠井等甫去未久，余即查明城外东北角沙岗日兵尚有若干未撤尽，且有去而复返者，数目约达三百余人。余是时大为疑虑，除电话北平报告外，并通知吉团长、王团附，切实注意戒备。该处监视撤兵委员本为周思靖（现天津伪警察局长）与中岛，乃周已先返北平，中岛亦匆匆欲行，予以此事恐有余波，因坚留其在城内协助处理，且彼本系监视撤兵人员，今既发现日军尚未全撤，则彼之责任尚未尽，自有留县之必要；中岛意虽不怿，只得暂留。

　　至翌晨二时三十分，东北角日军忽开枪射击，复图攻城；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三次。幸我军事先已有戒备，余除电北平报告外，即向中岛交涉，……经中岛电询北平旅团部及联队部后，答称：日军旅团部亦已闻报，实系双方哨兵因误会开枪，日方绝无攻城企图等语。一小时后，枪声已停；据北平电话，令与中岛同往商决外交未了事件。余即于夜间七时与中岛同车赴平，车过县东北角铁路涵洞处，见日军步哨未动，且有日兵三人阻止前进，经告以赴平接洽停战办法，始放行。

　　七时半，同中岛抵平，即与冯主席、秦市长面晤，当报告日军未肯全撤，非彻底交涉，实不能视为了结。嗣樱井、中岛、斋藤等均到秦宅会商！我方为秦市长德纯、程旅长希贤、周参谋思靖及余四人；日方为樱井、中岛两顾问及斋藤秘书三人。余首即提出东北角沙岗日军未撤开始，请注意讨论。据斋藤云：未撤日军，系为阵亡死尸两具，尚未觅得，故留此项部队，在附近搜索，并无他意。余当谓：搜索事件，无需许多部队，且更不必携带机关枪迫击炮等兵器，如临大敌。斋藤云：因恐我方射击，故不得不多留部队，以资警戒。秦市长、程旅长均谓：倘系单纯搜索尸体，此事甚易，我方亦可帮同办理。当经商定组织搜索队，委员六人，我方由二十九军、冀北保安队及专员公署各派一人，日方为樱井、中岛、笠井三顾问，共同组织，并由二十九军及保安队各派士兵十名，日军派二十名，均系徒手，由六委员率领，就芦沟桥附近各地，尽量寻觅，限定时间，无论发现与否，日军均应在限定时间内撤荆议定之后，双方均表同意，定于午后一时出发。

　　乃樱井、中岛、笠井三人，忽乘机离席，往会客室说话，竟一去不返。同时各方报告，接连而至，谓日军已由天津、通县、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开到，且有飞机、大炮、坦克车、铁甲车等多辆，开到丰台，已将大井村、五里店占领，平芦公路业已阻断……。是日方之所谓搜索尸体，显系饰词缓兵，至此已暴露无遗；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四次。余接各方报告后，……即由长辛店返县办理一切，并率本县队警协助守城。自十二日后，与日军接触数次，但仅一小冲突，因北平方面仍在努力于事件之解决也。乃至二十日午后三时，于和平声浪正在弥漫之际，日军复以大炮攻城，且轰击长辛店，共达数百发，宛平城内各机关及民房几全被毁，死伤多人；长辛店附近落数十弹，死伤平民二十余人，吉团长星文及县保安大队附孙培武，均于是役受伤；吉裹创后，仍奋勇抗战，始终不退。于是芦沟桥事件也就愈趋恶化，事态也日益显得严重起来。

　　事态严重化和战端的扩大

这一期间，平津中日双方虽然仍不断的在进行和平协商，可是日军已积极的准备军事行动，关东军也陆续从北宁路开入关内来；日陆军省并改派香月清司来代替田代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宋哲元从乐陵反津以后，于十八日和香月会谈，但也并无结果；盘据芦沟桥车站的日军也始终未撤退。及至二十五日，日军乘二十九军三七七师与一百三十二师换防之际，突然进占团河；二十六日，且派骑兵往南苑附近华方阵地侦察，致又引起新的冲突，死日兵一名；加之二十五日下午五时，从天津开抵廊坊之日军，又与三十八师刘振山旅发生冲突，至次日晨零时三十分，日军即用机关枪向华军射击，复以钢甲车挺进，冲突越发扩大；日方即以此为借口，以最后通牒致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两点：（一）将驻芦沟桥及八宝山附近之三十七师，于二十七日正午前退至长辛店；（二）将北平城内之三十七师、与西苑该师之部队，同时退往平汉路以北区域，至二十八日正午为止，须迁至永定河以西地带，嗣后仍须将此项军队，运往保定方面。

　　从这些地方看来，显然是表现着日方有计划的企图控制平津，以便进一步用压力加诸冀察军政当局，而使之与中央分离。但是宋哲元于二十七日下午五时给日方的复牒，却是个否定的回答。于是事态更加显得严重和扩大。而二十六日晚七时起，平郊日军即强行入城，与华军发生巷战；至二十七日，北平四郊的战事均已爆发；所以宋哲元于拒绝日方的要求之后，也就不得不下令二十九军开始抵抗。及至二十八日，宋氏下令全线总攻。至是交涉了二十多日的芦沟桥案，遂完全陷于破裂，中日战争就从局部的抗战，扩展了开来，而全国性、全面性的战争，至是才渐次确定。

　　芦沟桥与华北之战略形势

　　然而日军为什么在芦沟桥发动战争呢？这和日本企图侵占华北的政略和战略有何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

　　日军在芦沟桥制造冲突，是在一九三六年“九·一八”的丰台事件以后，这就明白隐示着日军有进一步的占据芦沟桥的企图，使与丰台事件同样的取得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为的是芦沟桥与丰台同样是北平的门户，是华北的咽喉，它据着平津及冀察的生命线，而位于平汉路与北宁路之交接点，又为平保公路所经之地。所以在军事上，日本必须据有丰台与宛平，才足以控制平津。在芦沟桥事变之前一年（一九三六年冬），日军即图在芦沟桥附近购地，以便在芦沟桥、长辛店及宛平间置一军事堡垒，以与丰台驻军成为犄角，来监视华方在宛平、永定河一带的驻军；但这事终于因民众和冀察当局之制止，未能实现。然而却也就从此隐伏着进袭芦沟桥的契机。

　　很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既要进行华北的分离运动，那么，它就必须在军事上造成以控制华北的首脑——平津的形势，才能遂行其政治阴谋；芦沟桥在地理上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是以一旦日军占据芦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进退失据，此举殆无异于切断华北之首脑——平津；这末一来，日本在华北即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两重控制。

　　同时，芦沟桥形势之优越，尚不止足以切断北平的命脉，并且还有控制丰台的优势，使丰台的日军有后顾之忧，也使其感到有受与南苑华军夹击之虑。这就促成了日军急于夺获芦沟桥的意图。因之，从丰台事件起，日军即对华方表示其对于芦沟桥、西苑、南苑及长辛店各地驻有军队之不满，而希望二十九军自动撤退，但均为二十九军所拒绝。所以芦沟桥事变一发生，日方即积极从事布防，先图夺得芦沟桥来和丰台形成犄角，然后以平津间的铁路为纽带，以北宁路为后方，而造成内线作战之方式，来威胁平津，并以对付津浦、平汉两路之华方部队。

　　在芦沟桥事变之初头，日军首先占据宛平东北二三里的高地——沙岗，显然就是先造成夺取芦沟桥之初步形势，而日军之一再违约，不肯从沙岗撤退，也纯然是为了这个原故；因沙岗能控制平汉与北宁之接口，而且是平保公路底必经之地，所以沙岗一旦被占，芦沟桥与宛平也就直接受到威胁了。

　　其实，自从日本占据东北四省以来，就已经开始企图造成包围华北的形势，特别是成为华北与西北的门户之冀察及平津。它的计划：首先是以秦皇岛为根据地的海军，协同热河、察北的陆军及伪军，造成了两面的包围；另外则从绥远发动伪军来造成三面大包围的形势。可是绥远伪蒙军在百灵庙一带的惨败，跌断了它的右翼。因之，它只有先从左翼以北宁为根据来掠取平津，以期夺得华北之心脏，然后再分三路：东路沿平津线取山东，中路沿平汉线取河南，西路则由平绥路出南口以进窥察哈尔、山西和绥远。这次芦沟桥战事的发动，不用说正是它企图用政略来分离华北失败之后，而以军事冒险来图达到这一目的的开始。

　　所以在芦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军即开始组织它底战略行动，分三路运输军火和军队来集中平津；一路是从关外以北宁路为动脉，而向西南输运；一路从热河以平古大道（从古北口到北平）向南输运；一路则从塘沽海口向西输运。同时，也就把事件扩大，而加强其左翼，用冀东为根据地来展开对平津的包围。

　　在中国方面，因为自从“九·一八”以来，就没有很好的在华北作国防的准备，加之以受塘沽协定及种种政治上的约束，所以使平津的门户洞开，因之，芦沟桥的战斗，也就反而让日方获得暂时的优势了。

　　平津陷落前后

　　芦沟桥冲突的严重化，已演变成激烈的战端，因之，二十七日宋哲元既拒绝日方的要求后，平津的形势就顿呈紧张起来；宋氏当即以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并令三十八师之董升堂部袭击丰台。二十八日，五里店、大井村附近之日军，即被由芦沟桥、八宝山一带出动的华军所驱除，而向丰台遗退。只有南苑方面，日军以全力猛扑，复有日机二十架助战，致使华军反攻丰台之举，不易完成；且在日机之猛烈轰炸下，南苑华军终以实力单薄而不支，致副军长兼军官教育团教育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均于是役殉国。

　　南苑的战事既失利，而芦沟桥、宛平及长辛店复被日军大炮猛轰，损毁极重，华军遂于二十九日相继撤退，而向良乡、涿州一带集中。嗣后八宝山一带的华军，亦终于为日军所逼退，日军旋即向门头沟方面出动，造成了包围北平的形势。宋哲元因时局的急剧变化，不得不于二十八晚率同秦德纯等到保定指挥，离平时手谕张自忠继任北平市长兼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李文田任天津市长。

　　但是宋氏虽然离平，而平、津附近的战事，依然在剧烈进行中：通县、大沽及天津两站、北平西郊……等处，均有激战，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且在芦沟桥前线指挥；北苑一带华军，则由独立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率领向南口撤退，重新布置新阵地。未几，北平城内华军因众寡悬殊，为保全实力起见，遂退出城外，待机反攻。

　　二十九日晨，天津日驻军相继出动，与华方保安队发生激战，该保安队由李文田、刘家鸾指挥，激战终日，入晚才渐渐休止。是日日机终日甚为活跃，到处轰炸，南开大学即于是役被日机所毁；同时，天津市民罹难者亦达二千人。

　　三十日晨，天津与北平同样发生激变，至六时，枪声即已停止，警察四千人奉令解除武装，驻军则退至静海一带。于是天津也与北平一样于骤变中陷落。这都是冀察及二十九军当局一向因循敷衍，没有适当准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