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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盛行叛变的国度
一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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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那中国确实一个盛行“叛变”的国度。
十七世纪，当鞑靼人在亚洲进行一场新的侵略时，欧洲人叹息：“东方成了野蛮人的俘虏”。而今天，这些俘虏的后代，居然帮他们早已故去的主子刷新出了一段“康雍乾”三代盛世的“断代史”。这就是中国人对漫长封建社会的评价，在那种极端落后的“人吃人”的社会体制下，看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盛世”。
当依托无数农民的血肉之躯，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宏图大略后，共和国的开创者竟在宪法中赫然规定：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与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元朝，占领“大宋”后把当时的中国人分为四个等级有什么差别？这种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某个社会群体属于“被领导”的做法，使中国农民名正言顺地成为共和国“原始积累”的来源，也是中国农民“不得翻身”的根源。当年大邱庄的禹作敏为什么会发展到不准天津市的小车进入大邱庄？尽管禹作敏已贵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第一庄”的创始人，但因为是农民，是“被领导”阶级，开着当时天津市仅有的两辆奔驰560之一的他（另一辆为当时市委书记李瑞环所有），在天津市内不是这里被阻，就是那里被罚，换了谁不报复一下？是“农民”害了禹作敏！
“十年浩劫”，可能对执政者自身而言，也是沉痛的。为此也曾提出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事实一次次走向人们良好愿望的反面。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学习新高潮”，其本质就是“文革遗风”，因为这些学习活动一如文革中的所有运动一样，是“运动群众”，而不“群众运动”。寄望于一次“社教”、“三讲”、“双思”、“性教育”或其它类似的项目，而在“治党”、“治国”、“治民”上“大功告成”的行径，其成功率比动物界的“猴头”组织其子民去捞月亮的活动，多不到哪儿去。
执政党对自身的评价也没能走了这个怪圈。执政50余年后，居然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似的，猛烈宣称“始终代表”着“先进”；如果这样，那三年“灾害”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三千多万国人岂不是因为“落后”的缘故？倘若人死后真的在天有灵的话，三千多万个亡魂在天国里的冤哭声，肯定比维也纳金色大厅里的华人歌声更能“响彻云霄”。与这些亡魂在天国“共哭”的应该还有“五四”时期的先贤。因为他们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籍着科学和民主的新风而张扬起来的“砸烂孔家店”的旗帜，今天，已经在“国家公祭孔子”的热闹中轰然倒下。
现在读范仲淹先生的《岳阳楼记》，我分外感动的是先生那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当我们永远只会“就事论事”，永远只在过去事情中寻找激励人心的“亮点”，愚弄人民的同时，也糊弄了领导；这样的国度里，作为领导，最多只能在“日理万机”中碌碌无为，而人民，则在“北望王师又一年”中耗去他们的肉体。
历史上的所谓伟大人物，其实就是开创或建树了一种新传统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革新了人类的社会制度；而伟大的思想家则革新了人类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但忘记过去只能使我们经常重复过去，而不是“与时俱进”，这种思维模式，已让一代又一代领导人错失了开创中华民族新纪元的历史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作为领导人，有一天必将和其人民群众一样不在世上，但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遗憾、愤恨和嫉妒却可能长留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