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
三、来到大辛庄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
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
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
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
书记职务。
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空气质量是污染程度非常
严重的5级。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
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
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
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
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
路的婴儿。
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
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 月1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
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
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
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
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
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
(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
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
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
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
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
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
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
的人物,是毛**、林彪赞扬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毛**划定的阶级敌人
及其后代。况且这种压迫、敌视行为,从49年以来就建立了,59、61年又两次得
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
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
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
人"及其后代,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所以,9月1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
活动停止了,可是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层出不穷。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毛**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
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
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
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在这种情况
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
以杀人最多的黎明为例,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
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
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
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
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
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
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
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传达和煽动。
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到9月1 日已经杀了34人,
还关押着108人准备逐渐杀掉。
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
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
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
诉我,公社南面8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
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
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
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
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
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
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
后来才恢复了热闹。"
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高
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14年,在"干校"的6年抵刑期,
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 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 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
景云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
行(时间不详)。
我所采访的人,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
但是,他们没有"老红卫兵"那样的好运,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血统论主
宰着一切!
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已经77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
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
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
只好中断。
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
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
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
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61岁,"文革"那年他27,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
据他说,66年8月30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
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
员回家。
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
的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
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8月31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儿反常,明白自己并没有
处决他人的权力。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
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
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
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
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
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
一定要到大兴县去过问此事。
9月1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
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
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
人"妥协。况且,他们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当初动员会上,也
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老刘说,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
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
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分像
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
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68至69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
70至71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
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86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
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