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缅生涯1943年春,退往印度的远征军合编为一个军,史迪威为夺取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赶走了罗卓英,因郑性格温和,擅长交际。蒋介石遂派他出任新1军军长,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国军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郑洞国开始时处境困难,仅仅能指挥军部警卫连,负责维持军纪,后来因其才干和坦诚,逐渐得到史迪威的信任,参与军机。1944年5月中旬,史迪威出动“抢劫犯”突击队,袭占密支那机场,密支那战役打响, 但在进攻密支那市区时因日军拼死抵抗,致使密支那久攻不下,屡屡受挫。史迪威连续更换4名美国将军都无济于事。7月上旬,郑洞国前往密支那指挥视察,遂担负起作战指挥任务。他亲临前线,认真观察、分析守城日军的防守特点。见日军依托工事,以逸待劳,打不了就躲进地下,于我不利。于是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7月7日,国军三个步兵师在空中火力的掩护下发动全面攻击,使用密集炮火,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日军通讯设施全部切断,指挥失灵。8月3日,中国军队又发起总攻,导致日军全线崩溃,战死3000,残余800逃亡,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这场攻坚战,摧毁了日军在缅北最后的战略重镇,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史迪威离职后,他于1944年9月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终于彻底从美国人手中夺回了军队控制权。同年底,率部攻克日军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缅北重镇八莫,次年初与中国驻滇西的部队胜利会师。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国民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青天白日勋章。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重庆期间,郑洞国还经常被邀请出席各种演讲会、座谈会,介绍缅北反攻战役作战情况,重庆的许多报刊也纷纷载文称颂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辉煌战绩,使国内人民和将士的抗日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之后,终于取得了光辉的胜利。郑洞国在昆明参加了各界民众组织的许多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一连几日高兴得夜不能寐。这期间,蒋介石曾电召他去重庆,欲委任他为其侍从室侍卫长,他以自己性情愚拙、不善内卫事务为辞,婉言谢之,后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东北三年抗战胜利之后,鉴于战后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矛盾和摩擦,郑洞国认为,双方之间大的冲突甚至内战迟早会到来。但是,他非常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战后的中国急需休养生息,与民更始。郑洞国一面积极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一面思索自己的前途。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被卷入到内战当中去了。1946年2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
同年3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3月13日,苏联军队撤出沈阳后,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此后,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新1军和71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新6军和52军各一部进攻沈阳东南屏障本溪。但这两路军队相继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郑洞国不得不亲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屡攻不下,一筹莫展。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国民党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6军、71军及52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同年8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13军、93军及71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3、4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6军和13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仅过一个多月,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渡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重镇本溪。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国民党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6月中旬,作为前敌总指挥,郑洞国奉命指挥53军先攻取本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6军、93军、53军及52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击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四平街之围遂解,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
1947年7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国民党军队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北宁路交通被切断,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蒋介石闻讯大惊,于1948年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为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卫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的意见。非但如此,蒋、卫还拟让郑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自己心中也颇踌躇。3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7军、60军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近20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5月下旬,他曾出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此后10万解放军在肖劲光指挥下攻城也被击退,遂改强攻为长围,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顿成瓮中之鳖。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浅。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60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新7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亦放下了武器投诚,长春获得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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