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 2010-6-16 7: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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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汉媒体报道称，该市今后无论开发什么楼盘，都将采用富人与穷人混居的方式进行。为了不让穷人和富人截然分开，武汉今后将不再成片开发经济适用房
实际上，有关“穷人区和富人区”的话题，已不新鲜。2006年时，素有任大炮之称的任志强，就曾经表示过“中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
这个曾经引起地产界和民间热议的话题，果不其然又成为新闻媒体头条的选择，而本专题要做的，就是继“潘任之战”后，把这件事情勾勒得尽量清晰明快。
“穷富分区”是必然会有的
世界上，只有两个城市没有“穷人区”1.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瑞典是个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宪政国家，拥有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公民可以自由迁徙、择业，全国几乎没有城乡差别。该国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公民住房也在它的保障之下。
斯德哥尔摩市区近70万人口中，10万富人在交纳高额累进所得税后仍然有能力拥有各式花园住宅。其他人住在公寓楼内，几无贫富之别，平均不到两人就有一套多居室住房。
2.朝鲜首都平壤。朝鲜是个国家对居民的人身控制极严格的社会，城乡差别悬殊，身份壁垒森严，户口管制之密甚于改革前的中国，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乡村饥荒蔓延，而国家对逃荒者和其他非经特许的流动人口惩罚也越来越严厉。于是朝鲜的首都平壤便创造了一桩奇迹：在全国性大饥荒之中仍然保持帝都气象，既无打工潮，亦无贫民窟。…
但普通国家是不可能没有“穷人区”的所以，要想消除“穷人区”的确也无非是两个办法：要么像瑞典，以“福利国家”的责任消除贫民群并使之富裕起来融入都市正常生活。或者像朝鲜，以不受制约的管制权力把贫民赶走乃至根本就禁止他们进入城市，把他们圈禁在穷乡僻壤。
而当今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既没有能力如瑞典那样造福于穷人，也没有权力如朝鲜那样赶走和抓捕穷人，所以他们都难以避免穷人区现象——如所周知，甚至连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而对于还在城市化道路上奔跑着，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国来说，穷人区更是必然的了。
不设立“穷人区”，穷人都不答应国际上的穷人区，有这么几种：
1.穷人没钱，政府也没钱，政府说你们穷人自己搭棚子住吧，我们没福利，更给你自由。这是泰国孟买。
2.政府有些钱，提供住房福利，比如廉租公屋，是贫民区但不是贫民窟。香港新加坡美国都是如此。
3.穷人团结了起来，成立住房合作社，自行集资建房，斗争得来自己的房子。如厄瓜多尔。
但中国既不能“私搭乱建”，政府又不能提供廉租公屋，低标准住宅有碍观瞻影响政绩不便“创收”又不被提倡，连二手房市场也因税收及手续等政策性障碍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让穷人到底去住哪里？
1.4亿农民工进城，与1.8亿农村留守人口一起失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城市却希望他们不要在城市安家，35岁之后奉献完了回到农村去。这可能吗？
先有贫富分化 再有贫富分区还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不能将贫富分化与居住分区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是因为有贫富分化才有居住分区，而不是因为有分区居住才有贫富分化。只要人们的收入存在差别，市场中的房价存在差别，程度不同的分区居住就不可避免。我们要谴责的是过分的贫富分化以及通过分区居住突出贫富分化的现象，而通常的贫富分区居住不过是贫富分化的外化形式而已。因此，不能过多地将贫富差距的账算到居住模式上。
穷人和富人能住在一起吗？
这只是个“社会理想”清华的教职工宿舍楼本来是分为教授楼和工人楼的，但文革时责令必须打散这种居住方式，教授和工人都要住到同一栋楼里去。结果教授和工人过得都很不舒心：教授的女儿每天要练钢琴，对教授一家人来说，音乐才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教授的隔壁住着一个木工师傅，木工师傅每天下班回了家，仍然有空就摆弄他的锯子锯木头，对他来说最好听的声音莫过于锯木头。两个邻居彼此都很不理解对方，为什么对方每天都能忍受那么难听的噪音？
在注意到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富人区的雏形时，美国希望中国不要重蹈覆辙，在富人区和贫民窟尚未分化的时候，就能及时遏止，避免未来像美国一样出现社会矛盾激化。但即使在最讲究社会公正和大同理想的中国，美国设计师的混居实验，效果仍然不佳。
硬要住在一起，肯定出问题要么是穷人被挤走了：美国分隔贫富的一种方法是利用征税。好地区的房价总是会上升，物业税也会上升。好地区中的穷人最终就会承担不起，不得不卖掉房产，搬到离好地区更远的地方去。
要么是富人被挤走了：美国的很多社区最开始被设计成黑人、白人混居。但等到黑人们渐渐搬进以后，白人们就逐渐撤离了社区。
要么就会出问题：富裕的居民嫌贫穷的居民在外面升煤炉的烟尘飘过来有污染，贫穷的居民怨富裕的居民私家车太多，经常堵了他们的路；富裕的居民常发生失窃事件，就怀疑是贫穷居民干的；贫穷的居民嫌富裕居民养宠物的多，宠物狗常跑到穷人区来拉屎
那政府能做些什么呢？
老老实实把公共服务提供好其实，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广州，都有经适房的房主对于物业费和配套设施多有意见。
所以，无论贫富分居或者混居都并非关键。关键的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品有没有无所偏移地进行公平提供。富人如果不满足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品，可以用金钱来购买更好的私人服务品。
如果穷人既能依靠福利制度享受到这些必须的公共品，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障，又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是否分居或混居就不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阶层对立不但不会形成，还会有机协调，因为必要的公共品是穷人通往富人之路的必需，比如教育等。但如果不兴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或者名为经济适用房实为特权房、关系房，导致大批穷人无法安居；又或者虽兴建经济适用房但地段偏远且公共品缺乏，导致穷人无法乐业，那阶层对立情绪就很容易因某些突发事件而爆发。
结语： 作为离“社区文化”还很遥远的中国人，究竟是关心“对门的邻居”还是关心“能住上房子”，对于曾经出过“六连号”事件的武汉，其实应该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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