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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的中国网络世界，上演着一部传奇，网络的便捷性让它成为中国发展的发动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愤青，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是关心和爱护国家的，我们的国家正是由于众多的有识之士的呼吁，才会让我们的机制更加的健康，才会去除肌体上滋生的疾患。

愤怒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要理智和爱国，不应当成为反华分子的走狗和傀儡，反华分子所期望的中国，是混乱的分裂的中国，反华分子只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从来不会为中国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担忧，大家好好看看坛子里的那些极度叫嚣的反华分子，哪一个的ip是国内的？大家难道忘记了发论工攻击鑫诺卫星忘记他们四处散布各种谣言了吗？

我不是反对你把被城管打、被警察误抓、被错误判刑、各种利益受到非法侵犯的事情公之于众，但是我反对那些动不动就将矛头对准我们的国家和改革的人。我们决不能被少数的反华分子所利用。我们应该好好思考问题而不是疯狂叫嚣，应该提出建议而不是激化矛盾，应该向先进学习而不是褒奖落后，应该反思过去而不是盲目自大。

言归正传，我们回到1896年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国，与现在的中国何其的相似！国际上，英国、德国、法国都在压制美国的崛起，而美国也的确是迅速赶上，生产出了大量的“廉价”工业品冲击欧洲市场，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突然提升。当时的美国于中国，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国于非洲，于美洲，是好好先生，“我不管你，我扶持你，我给你钱，帮你培养学生“，美国的举动目的就是在国际上获得支持。但是在美国国内，情况也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异常的相似：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经济秩序极度混乱。严重、普遍的腐败造成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更使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

这个时候，一个叫林肯·斯蒂芬斯的美国记者，发起并推动了一场揭露黑幕，打击腐败，促进社会改革的“扒粪”（muckraking）运动。当时的美国，经过南北战争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这场扒粪运动，促成了一场持久彻底的社会改革，从而使得美国社会实现了长治久安。而欧洲呢？却因为革命思潮风起云涌，鼓动并激化社会矛盾使得社会动荡此起彼伏，导致发展一度停滞并陷入战争泥潭。这两种不同的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提高警惕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好人、坏人，我们都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

中国的产权改革，从理论方面看，一开始就是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劫持了。我们知道，主流经济学家在产权改革方面主要有三大理论：一是次优选择；二是效率优先；三是雪糕理论。这三大理论下运作的产权改革，实质上是在主管官员与企业家之间进行的。而作为公有资产（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创造者——工人，是以卖断工龄、下岗分流的形式，被动参与改革的。

改革本来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工程，但是我们的这场改革，一开始就被限定在纯经济层面。不仅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缺席，就连那些主张“公平”、坚持国有经济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也被边缘化，失去了话语权。在这种以“不争论”来求效率的前提下，改革的起点与路径出错，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意忽略“公平”的次优选择，缺乏大众参与的改革，只能得到一个较劣结果。经济层面上的改革后果，以民生问题显现出来。当企业转制，“全民所有制”身份的工人与作为公共积累产物的国资之间的纽带被割断时，他们就成了严重过剩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人口”。而与此同时，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则极大地加重了他们的生存、生活成本。当官员与国企经理人在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噪声中瓜分以前的公共积累时，基尼系数不断飙升，财富马太效应越来越显著，社会越来越两极化。

其实，抛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谈，任何转型社会都会有大量社会问题，都会产生激烈的社会冲突。究其原因，有两点是最主要的，一是保障权利，建立一个社会博弈机制。本来，资本是强势剥削者，劳工是弱势被剥削者，但是法律却保障了劳工组建工会的权利，保障了工会与资本博弈谈判的权利。这个权利一旦确立，劳工的地位和利益马上得到提高。二是建立一个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一旦有了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和公共医疗体系，以及广泛多样的民间慈善组织，公民无生存之忧，革命激情自然冰消瓦解。与卡尔·马克思煽动暴力革命不同，林肯·斯蒂芬斯推动的那场扒粪运动，目的是打击腐败，促进改革，“拯救美国”。

郎咸平在评论印尼瓦加佳家族企业时说：“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民营经济越发达，官商勾结越严重，民营企业和政府合谋席卷人民的财富”。这话很对，官商勾结，腐败丛生，暴敛不义之财，前提是“没有法制”。而郎咸平的矛头所指却只是民企，只是国企的MBO。

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主要问题已经不是用“信托责任”来搞好国企，不是扳倒一个个“顾雏军”了。当下的主要问题是：碰在枪口上的顾雏军倒了，李雏军还是优秀企业家，刘雏军搞资本外逃，瑞士秘密帐户上又加了几个“0”，而张雏军则在洛杉矶秘密购置了豪宅，为一走了之当寓公准备好了退路。而更厉害的是，还有成克杰、胡长清们。

斯蒂芬斯说：腐败的主要特点就是官商结合。他提出，主要不应问是“谁”（who）、而应追问是“什么”（what）造成了腐败。 政治家和不少民众往往把腐败归咎于商人，“商业”成为所有政治和经济上罪恶的根源。但他的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业有一个共同之处，不是它们的大小而是它们对特权的需求：特许经营权和特别立法……‘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他明确写道：“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正是特权”。

当然任何事情不能一蹴而就，我们看到国家已经在开始对“特权”动刀了，但是中国的情况错综复杂，各种利益集团犬牙交互，任何改革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我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理智地看待问题，而不是去激化问题。愤青无罪，扒粪有理，实际上在肯定愤青的同时，也认为我们应该去“扒粪”，而不是去煽动，不是去做毫无意义的谩骂甚至诬蔑和诽谤。一味地煽动并试图激化矛盾分裂群众的人是我们所有人的敌人，因为中国近代史无数次地证明，一个动荡的中国对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利的，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敌人。

真正的爱国者，总是在忘记个人利益的情况下考虑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