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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者的话:
    这是一篇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在中国大地上大搞法西斯特务专政,肆无忌惮地秘密践踏“人权”阴谋罪恶的文章。其内容完全是真人、真事、真实的。作者称对此负法律责任。
    在“文革”中，他们动用先进的秘密特务设施手段，秘密遥控、遥测、控制普通民众身体内的神经系统，丧心病狂地对广大干部群众的肉体和精神实施“恶魔缠身”的法西斯秘密折磨迫害和阴谋暗害！其惨无人道的手段令人发指，罪恶滔天！！
    作为亲身遭遇到这一残酷迫害过程的作者，用愤怒的笔写出了这篇揭露文章是完全正当的正义之举。这是一篇战斗的檄文，也是一篇血和泪的控诉！！
      在二十一世纪民主、法治的今天，在“人权”巳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今天，不幸的是，这只秘密特务“恶魔缠身”的黑手仍然继续无法无天地在恣意秘密践踏中国人民的“人权”，在中国大地上横行着！！！
  作为一个伸张正义、维护人权的机构，面对着这样一只摧残、侵犯“人权”的秘密法西斯特务“恶魔”黑手，难道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吗？！作者坚决要求你们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公开揭露这只秘密法西斯特务“恶魔”黑手侵犯人权的滔天罪行！！这是完全合法、合理、合情的。
  这篇文章包括《恶魔》、《恶魔缠身》、《科学告诉我们什么？》三个部份组成。也是一篇值得各行各业的人士和一切善良的人们一读并深思的文章。


恶魔缠身

－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法
西斯特务专政， 恣意秘密践踏
“人权”的阴谋罪恶

忻中庆作

  无论哪一个时代，反动势力总是妒视为真理而战的斗士的。无论哪一个时代，凡是无情地将某一时期的真实暴露出来，使那事态成为问题的人们总是被迫害、被侮辱的。
－皮埃尔．梅林                 

 
                              《恶魔》                 
                         
      一提起“恶魔”二字，人们就会联想起神话传说中的左门旁道和妖魔鬼怪。它们之中，有的会施“妖术”；有的会变“魔法”；还有的则能借助“法宝”的“魔力”隐去其身，偷偷将善良的人体罩住，任其摆布和加害。在中国古典小说＜三侠五义＞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朝仁宗年间，朝庭中有个奸臣庞吉，为了暗害忠臣包公，请来了一位善施“魇魔妖术”的老道邢吉。他用桃木做了个人儿，上面写上了包拯的名姓年庚，用污血装在瓶内，又秘密躲在庞府的花园里高结法台，点烛焚香，对这个小木人披发作法，即刻使远在开封府公堂上的包拯昏倒在地，卧病于床数日不醒，只消七日功夫包拯便可被害气绝身亡。后来，幸得义士南侠展昭相助，潜入庞府花园，破除妖魔法术，斩杀邢吉，才使包拯脱逃死难。     
      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的许多梦想、幻想，甚至神话传说中的故事变成了现实。这巳经为大家所熟知。例如，现代飞机的出现替代了传说中的“飞毯”；阿波罗号登月成功实现了神话故事里的“嫦娥奔月”的想象；而无线电广播通讯传真和电视的技术应用，则使“顺风耳”、“千里眼”成了文明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可是，人们竟不曾想到，像“邢吉秘密暗害包拯”的那种“妖魔”手段，在今天也能成为活生生的事实！这不能不让一切善良的人感到目瞪口呆，简直不可思议！
      然而，客观存在的事实毕竟是无法否定的。它既不因为“不可思议”而不存在，也不因为“鲜为人知”就可掩盖。科学的发现、发明、进步给人类带来了文明；科学的发明、发现、进步又背着人类的愿望在逆转。正如德威克格勃１９３２年发现了中子，哈思１９３８年发现了中子能冲击原子核裂，他们的本意不是用于毁灭人类的战争。而是为人类找到一种新能源,取之于地球，服务于人类。可是到了１９４５年，极其秘密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在地球上毁灭性地爆炸了。他们竟未想到会给人类带来如此巨大的不幸！
      这，确实令人可叹可哀！
      早在１９３３年，德国法西斯的秘密井察“盖世太保”就窃取和利用当时的先进科技成果，制造成“电子窃听装置”  和 “不伤皮肉，只刺激神经的电刑器具。”  等特务手段，用来疯狂地监视、控制和折磨迫害一切反对法西斯统治的共**员和正直人士。并且，在那时就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唐纵将此介绍、传入了中国蒋介石黑暗统治下的军统特务组织。（注一）
      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出现了划时代的飞跃发展。一批尖端科技成果相继涌现。控制论、生化学、人体学、神经学、放射学和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神经元功能模拟技术、无线电遥控遥测、电视等许多领域的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新技术，首先为各国特务情报机关青睐采用，一些科学先进的国家竟相争逐研制着更加高级、先进、绝密的，更为卑鄙无耻的特务技术设施统治手段。
      这样，一种类似于“邢吉秘密暗害包拯”的“恶魔缠身”手段，以极其秘密的尖端技术控制人体的神经糸统，从而对人进行秘密监视；对人的思想进行窃听（知）；对人的肉体进行秘密控制折磨迫害和阴谋暗害的现代“特务恶魔”手段就应运而生了。
      在美国，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开始及以后，理查德．赫尔姆斯任局长的中央情报局就曾搞了一个极其秘密的“思想控制－绝密”计划。
      据《中央情报局人物志》一书揭露：
      “这项‘计划’主要以其最初的名字‘思想控诉－绝密’而驰名。它是中央情报局历史上为期最长、范围最广和耗资最多的计划之一。
      “思想控诉－绝密”计划的设想和执行者是一个自修成的生态学家。他在华盛顿的远郊区饲养着一些山羊，而且，还是一个出色的化学家。他的名字叫西德尼．戈特利布。自１９５１年或者１９５２年起，他就迅速成为赫尔姆斯的唯一助手。在后来二十年中，赫尔姆斯步步高升，最后担任了中央情报局重要职务，戈德利布一直跟随着他，经他尽力周旋，使这位控制神经的生态学家成了飞黄腾达的人物，被任命“负责计划”的付局长领导的技术处的处长。
    “ 除了奉命这项‘计划”’的人之外，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中很少有人知道存在‘思想控制－绝密’计划，而了介这次‘计划’的确切性质的人更少。
    “思想控制－绝密”计划的班子继续出人意外的试验一直到１９６３年夏天，中央情报局内外的许多人都认为（这项计划）“涉及到人的行为的复杂设想是令人愤慨和不道德的”。
    但赫尔姆斯看耒，该计划的重要性胜过可能带来的危险的道德问题。尽管他承认：“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介决道德问题”。
    当他（赫尔姆斯）成了“中央情报局长”后，他就千方百计不让约翰逊总统知道“思想控制－绝密”计划的存在。这一隐瞒行动由于在当时１９６７年《壁垒》杂志作了透露与随后发生的丑闻之后，就更加令人注目了。”（注二）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２日,美国《纽约时报》刊载了西摩．赫什指责中央情报局“大量的非法国内情报行动”的报导。
    “《纽约时报》的标题是：《据悉，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大量进行反对反战力量和尼克松时代其他不同政见者的行动》。报导把这个政府机构说成是患杀人狂的恶魔和盖世太保，它侵犯着美国人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注三）
    上述引人注目的揭露报导提供的事实，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国界的范围：
  （１）．秘密控制人体神经系统及由此对人的“思想”实施“窃知控制”，是现代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当今世界上是确凿存在的。
  （２）．这个“思想控制”计划是由一名叫西特尼．戈德利布的专门研究控制人的神经和思想的科学家所设想和执行的。它“涉及到人的行为”，是“令人愤慨和不道德的”。
  （３）．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项“绝密”计划。 
  （４）．这个“政府机构”以这种秘密特务手段旨在“反对反战力量和尼克松时代其他不同政见者”的“大量非法国内情报行动”，被揭露谴责是  “侵犯美国人民基本宪法权利的盖世太保和患杀人狂的恶魔”。
    无独有偶。正如“西方有的，东方要有；西方没有的，东方也要有” 的口号一样，当大洋彼岸的这个现代特务“恶魔”的魔爪被公众揪住，显露出其凶恶原形的时候，大洋此岸的中国特务“恶魔”却还在张牙午爪吞噬生灵而鲜为人知。
    十年“文革”的中国，林彪、“四人帮”一伙及其爪牙，利用窃取的权力，一手遮天，大搞法西斯专政。他们恣意践踏宪法尊严，侵犯中国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以“审查”为名，任意“画地为牢”，公然把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人投入“监牢”，进行疯狂地秘密关押折磨迫害和阴谋暗害，致使许多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正直思想的普通党员和群众，被他们用这个秘密特务“恶魔”手段进行“法西斯审讯方式”的诬陷迫害和阴谋摧残暗害，其中不少人含着冤恨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间。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海军参谋长，这位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将军就是明显的一个。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１日，他被林彪一伙诬陷为“特嫌”遭捕抓关押。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９日含着冤恨离开人世，享年５４岁。
    刘永路、吴国良、胡序文合著的《张学思将军》一书中这样揭露:“一天，昏迷中的张学思将军神智一下醒来，他仰卧在床上，愤然地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他写了一遍又一遍……。身旁的人员抓紧问他“恶魔缠身”是什么意思？张学思将军面部表情愤慨巳极！他没有回答……”
    张学思将军为什么要一遍又一遍愤然写下“恶魔缠身”四个大字？显然，他决不是在向我们讲什么“神话故事”。他是在愤怒地控诉！控诉林彪一伙用极秘密的特务技术手段控制他的身体（内的神经）进行野蛮无耻的法西斯折磨迫害，使他的肉体和精神遭到无比巨大的痛苦！……就像似“恶魔缠身”一样！他确凿无疑地日夜遭受着这个“恶魔缠身”的肉体折磨蹂躏迫害痛苦，可却又无法知道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先进特务技术手段，又是如何控制他肉体折磨的？所以他面部表情愤慨巳极，但无法回答身旁人员的询问，这是不奇怪的。                       
    而就在张将军公开愤怒揭露控诉这个"恶魔缠身”的先进秘密特务技术手段的事实后，他立即竟被诬陷“诊断”为所谓“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肺原性心脏病”和“严重营养不良”等“怪病”而阴谋暗害死了！

(接上页）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同志，是在死后九年才被世人所知。公开的死因是所谓“胰线癌”这种“怪病”。他的女儿医务工作者陶斯亮同志哭诉道“我怎么也不会相信爸爸是病死的！”是的，陶铸同志决不是“病死”的！他是被阴谋暗害死的！
    徐子芳同志在《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事实：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陶铸同志由北京转移到安徽合肥，以住院特级护理为名，完全秘密、密封式的关押迫害！
    “将他的名字化为‘王河’为他安排了特殊的‘秘密病房’。
    “病房完全密封式，门口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二名战士看守。战士并不知道‘病人’是谁.
    “在中央来的‘专案组’的组织下，成立了一名组长，二名付组长负责的监护组；除了安徽省那个负责人和有关部门极个别负责人外，知情人就在这个小范围内，‘专案组’要‘监护小组终身保密’。并威胁说：“你们的名字都装在中央档案里，谁泄露谁一切负责！”
    “看守者接受押送者的密令：‘如果他（陶铸）不老实，装疯卖傻 ，大喊大叫，就堵他的嘴！’
    “专案组还多次向监护人交代：‘要井惕他挑衅、攻击、放毒！’看守人员不能随意和‘病人’谈话，但要认真记‘病人”’的‘动态日记’（每天的言论）。
    “陶铸同志不相信自己是溃疡病，溃疡病的眼睛是不会发黄的。但监护人却说他是‘胃溃疡’。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０日，陶铸同志逝世。陶铸同志逝世后，那双燃烧着仇恨火焰的眼睛一直园睁着，有个护士看了后心酸，曾上前把他的眼皮合上，谁知第二天专案组人员从北京赶来，又看到他仍是怒目园睁，似两团烈火……
    “专案组带来‘六条意见’。在他们监督下对陶铸遗体进行“热处理”。不让陶铸的亲属来合肥料理丧事！
    “第二天，偷偷裹盖着陶铸的遗体送往火葬场！在火葬场上，一切早有周密安排，人们被告知，死者叫‘王河’，是‘烈性传染病’死的。所以，安全要紧’。除了二名烧炉工人外，其余一律不准参加火葬。并且，烧炉工不准接近遗体！
    火葬要签字。谁来呢？那个政工人员‘奉命’在火化单上签了‘斯亮’二字。‘斯亮’是谁呢？当时人们并不了介。后来，才知道那是陶铸同志的女儿。当时她在西北农村。可在合肥竟有人盗用其名字来掩盖某种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写着‘王河’的骨灰盒被弃置在那无数普通亡灵中间。从此，一过九年，谁也不知道陶铸那里去了。”
    看！如此精心谋划，多么神秘虚弱！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对一个被公开点名宣布为“反革命””的“罪人”要如此神秘化名？如此秘密关押？如此安排完全封密式的“秘密病房”？
    为什么在如此小的圈子里的知情人中，还要威胁“终身保密”？“谁泄露谁负一切责任”！难道仅仅是不让人知道陶铸同志的姓名和直实身份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密”要如此“绝对保险”呢？
    作为一个世界上有影响的政治社会活动家，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陶铸同志怎么可能不顾自己的身份、地位、修养、水平，而像“小偷”、“无赖”一样“装疯卖傻 ，大喊大叫”呢？显然，这纯属是以此为借口，封住（堵住）他的嘴，骇怕他大声揭露自己身体上遭到这个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手段控制、折磨、迫害暗害而出现种种“异常痛苦”的真相！就像张学思将军一遍又一遍愤然写下的“恶魔缠身”揭露控诉一样！同时，也骇怕看守的战士从这种公开“揭露”中了介这个特务“恶魔”手段的真相，日后会泄露于世。
    为什么不让看守战士知道“病人”是谁？也不准和“病人”谈话？但是每天要记下陶铸同志的“言行”的“动态日记”？（当然不是“装疯卖傻大喊大叫揭露肉体痛苦折磨迫害”的言行，对此则是“要堵住他的嘴的”！）尤其是要“井惕他的挑衅、攻击、放毒“言行”呢？
    为什么陶铸同志不相信自己是“溃疡病”，他们硬说他是“胃溃疡”呢？这不是在为阴谋暗害制造表面上的“合法借口”吗？
    为什么陶铸同志死后不肯闭目、怒眼园睁，似两团烈火？他的肉体内究竟遭受了多少难于言状的“恶魔缠身“控制折磨迫害暗害的痛苦要诉？多少冤屈要吐？多少仇恨要报？
    为什么硬把陶铸同志说成是“烈性传染病”死的呢？究竟要掩盖什么呢？为什么除了二名烧炉工人外，其他人一律不准参加火葬，二名烧炉工也不准接近遗体呢？是怕人被“传染”吗？还是担心和骇怕这个“恶魔缠身”特务手段的残酷肉体折磨迫害在陶铸遗体上留下的异常痕迹会被有专业知识的火葬场人员发觉而后泄露于世呢？
    为什么？为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如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个秘密控制人的神经，“涉及到人的行为”的“思想控制－绝密”计划，是“令人愤慨和不道德的”！是“盖世太保”！是“患杀人狂的恶魔”一样；如同张学思将军一遍又一遍写下“恶魔缠身”的控诉遗嘱一样，陶铸同志也确是被这个“中国型”的秘密控制人体神经“恶魔缠身”的先进特务技术手段折磨迫害暗害死的！
    是的，正是这个罪恶滔天的“恶魔缠身”特务手段不仅秘密“缠死了”张学思将军和陶铸同志，而且还“缠死了”许多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普通党员、群众！使这些受害者被阴谋贴上种种“怪病”而不明不白地含冤去世！
    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位“文革”前夕还携带夫人、子女畅游在北戴河海滨，“文革”初又乘车在天安门广场检阅过红卫兵的身体十分健壮的领导人，在被秘密“审查关押”后不到一、二年时间，竟以所谓“不治之症”而默默地去世了！一个中国国家主席，生前末发现什么征兆，却被“秘密关押”后以“不治之症”猝亡，这正常吗？
    国家副总理贺龙元帅，这位坚决不屈从林彪淫威的老总，因此被秘密“关押审查”。在逝世前神智十分清醒地对夫人薛明说：“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他不肯去医院，而是“组织决定”硬把他送进了医院，并且不让薛吸陪同。结果，只六小时另几分钟，就停止了心脏跳动。（注四）
    按理说，医院的各种条件肯定比关押的“牢房”好。一个神智非常清醒的、有坚定信仰和坚强不屈品质的高级领导人，如果自感确有病，是绝不会拒绝去医院治疗的。贺龙元帅“不愿去医院”的事实清楚表明，他认定自己身上的种种“异常病状”痛苦决不是真正的患病！而是遭受到的秘密肉体折磨迫害，所以，他对夫人说“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当然，他决不会“去医院”为这伙秘密特务的“恶魔缠身”暗害勾当提供一件公开“合法外衣”的掩盖！
    洪健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的《推倒诬陷罪名，团结向前迈进》中愤怒提出：“（贺龙元帅）他既不是病死，也不是老死，而是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的！” 毫无疑问，洪健同志决不是在无中生有，妄下结论作证。
    还有，马文瑞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悼念陕西省委书记马明文的《战士终究是战士》中，满腔怒火地写道：“有人说他是病死的，其实他是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新华社记者赵准青、刘德玉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悼王昭同志的《高风亮节留人间》中，明确揭露写道：“青海省各族人民尊敬的领导干部王昭同志是被林彪、四人帮阴谋暗害死在监牢里的！……”。他们这种斩钉截铁的谴责绝不是在子虚乌有，无事生非！
    还有…… 
    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得知长期跟随他身边工作的周荣鑫同志在秘密关押中“病死”的消息后，怎么也不相信！一再叮咛一定要介剖遗体，寻找原因！为什么周总理要下这样的决心？显然，这决不是在无的放矢！
    一个普通的女共**员张志新同志，因不屈从林彪 四人帮一伙爪牙的淫威，敢于坚持信仰，奋笔长书直言，而被这伙爪牙枪杀了。她的精神为后人所颂扬。当她在监牢中遭受秘密特务“恶魔缠身” 手段无耻的人身随意凌辱和侮辱时，怒火万丈地找到一片木签，蘸着墨水写了一篇《质问、控告、声讨》的檄文：
  “我的笔是被你们当作枪给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永远也缴不掉！”
  “你们以为一个女共**员就可以随意凌辱吗？我要向党和人民控告你们！要声讨你们！你们要不认错，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你们为什么害怕真埋！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哪个无产阶级？！……如果上述办法能征服，那我就不是真正的共**员！你们有什么办法都使出吧！她只能做七十年代的哥白尼，坚持真理，永不放弃！……”
  这正是：义正词严，气贯长虹！看到张志新同志控诉这伙衣冠禽兽秘密控制，无耻“随意凌辱、侮辱”女共**员身体的战斗檄文，人们不由记起了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对国民党特务无耻手段的真实披露：   
  “有次徐远举（徐鹏飞）亲自审问江竹筠（江姐）……，江姐一句不答。他的心情暴跳如雷，便大喝一声：‘  把她的衣服给我剥下来！’我知道他又要施展他那套审讯女人最野蛮的方法了，先是剥下衣服来羞辱，然后用针剌奶头，接着用小藤条抽打阴户等最敏感最疼痛的地方……。这时，好久不开口的江姐突然大喝一声：‘不许乱来！’  徐远举以为这一下把江姐吓倒了，马上笑嘻嘻地说：‘那你快说吧！’  江姐很沉着地回答道：‘我当然要说！’  她接着便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你是不是你妈养的？你妈是不是女性？你老婆、姐妹、你女儿是不是女性？你想以这种手段来侮辱我，以为我会怕吗？！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侮辱！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法，不只是侮辱了我，连你的妈，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以及所有的女性都侮辱了！你对得起你妈－－吗？！’江姐的怒斥像连株炮一样，使徐远举感到尴尬。                                                           
    张志新这年轻的女共**员，在监牢里到底是受到了像“徐远举对待江姐”那样赤裸裸的无耻“凌辱、侮辱”手段呢？还是受到了更加阴险毒辣的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手段对她“女性生理”进行“随意的凌辱、侮辱”折磨呢？为什么她要怒火万丈地质问：“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哪一个无产阶级？””她所指的“如果上述办法能征服，就不是真正的共**员！你们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这此“办法”是指什么呢？看完这份材料后，你是会得出明确结论的。
    张志新被无耻的“随意凌辱、侮辱”后枪杀了。她对这伙衣冠禽兽的愤怒《质问、控告、声讨》难道活着的人不应继承下去吗？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诬陷、折磨迫害和阴谋暗害死了，想起那“面部表情愤慨巳极”的“恶魔缠身”控诉；想起那“死不闭目”“两目园睁，似二团烈火”的遗恨冤情；想起周总理“一定要寻找原因”的明确指示，难道不应该把这伙秘密特务大搞“恶魔缠身”无耻手段的“谜”解开并公布于世吗？难道不应该把“它”揭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来慰藉死者和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其荼毒和暗害吗？！
    《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的作者徐子芳同志在该书的“附记”中写道：“陶斯亮的 ‘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  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全国人民怀着极大的悲痛读着它……，悲愤和仇恨之余，人们更加关注陶铸同志的死，急切想了介他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林彪、四人邦是怎样加紧迫害他的？那四十三天他是怎样蒙垢余生抑苦酸生活着……”
    是的，这正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作者出于一个中国人的义愤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为此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调查，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可是，他面壁的却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如他在书中继续写的：“有的出于某种原因还不愿多谈当时的情况，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上层曾参预此事的个别领导人竟以‘不知道’来回答和拒绝采访！”
    作者理所当然要“令人气愤”！全国人民理所当然要“令人气愤”！可这一切又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呢？在这方面，也许《中央情报局人物志》一书作者的又一段话，从一个侧面是值得深思的。
    他这样写道：“赫尔姆斯一贯认为，最好的保守秘密的办法是，一旦情况允许，就销毁它。正因为如此，有关‘思想控制－绝密’计划，暗杀外国领导人阴谋等‘最新’档案都消失了。……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只有它是秘密的时候,才会是有用的。假如一个外国领袖被人发现领取中央情报局的津贴，他也就当不成领袖了。谁会相信一家得不到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就出不了报纸的反共言论呢？如果巳经知道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是推翻阿连德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的话，又怎么能说阿连德是为了美国的安全才遭到风险的呢？一颗树倒在荒漠里会引起什么反响吗？中央情报局会回答：不会……，真实的东西就是人们了介的东西。如你能使一些事情保持秘密，那么，你怎么说这件事都行，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如果谁也不晓得我们曾企图暗杀卡斯特罗，那么，我也可以说根本没有这个企图。如果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智利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泄露出来，那末，金融的原因就同阿连德事件毫无关系。如果没有人知道我们推翻摩萨台首相，那么，这一切全是伊朗人自己干的。假如，谁都不了介我们企图毒死卢蒙巴，这件事就不存在。如果谁都不知道自由世界有多少政治家被收买了，我们就不缺少朋友。因此，赫尔姆斯注意保守秘密就不仅是竭力保护他自己和中央情报局，而且也是在维护政治手段在四分之一时间里的稳定性，维护自由世界这个概念，维护美国荣誉这一幻想。”
    这是一幅绝妙的肖像画。线条明快，色彩斑驳。正如自然界的风，人们虽然看不见它，但却感到它的存在一样，无论是“美国型号”还是“中国型号”的秘密特务“恶魔”控制手段，尽管可以掩盖一时，但时间将雄辩证明，迟早是一定会被揭露、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中国有句俗话：“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如今，这个在“文革”中横行在中国大地上的秘密特务法西斯“恶魔缠身”控制手段，不是巳经和正在被广大人民识破，揪住其露出的尾巴，显出其“卢山真面目”吗？！
 
  （注一）：摘自《军统内幕》；     

  （注二）：摘自《中央情报局人物志》；

  （注三）：摘自《情报生涯卅年》；                         

  （注四）：摘自《人民日报》洪健文章；                                                                                                                                                             
                             

（接上页） 《恶魔缠身》                                                                                       
               
                                （一）

      我叫忻中庆，男，1942年出生，1958年7月进南京734厂工作。  1961年8月应征入伍，在山东6188部队任无线电员。1965年初复员回厂工作。一年后，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把亿万人民推上了政治舞台。在“林家皇朝”时期，是非的标准全为权力转移；法律的尊严被亵渎得面目皆非；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我也末幸免于难。
    1970年始，“林家皇朝”头子林彪发出了“抢班夺权”的“第一号令”。江苏的许世友立即奉为“圣旨”，马首是瞻，为虎作伥。在无端大批下放“城市工人”后，紧接着又在军内外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所谓“深挖5．16反革命”的大血洗，制造了一起把数十万人诬陷打成“反革命”；数以千计的人无辜遭迫害冤死；数不清的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特大冤狱！在这场纯属“指鹿为马”作案陷害的特大浩劫中，“公检法军管会”大搞“法西斯审讯方式”，非法用最先进的秘密特务技术手段，日夜秘密监视、控制、窃听（知）受害者身体内的神经系统，进行“恶魔缠身”的法西斯式的肉体、精神折磨迫害和阴谋暗害！
    我就是亲身遭遇这个秘密特务“恶魔缠身”迫害手段法西斯暴行的受害者，一个幸存活着的人。我要愤怒控诉！我要强烈揭露！为了所有惨遭其害而冤死的亡灵；为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幸存活着的人；为了尚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二）

    1971年1月14日，一个阴暗的黄昏，我被进驻734厂大搞“深挖516反革命”的“南京市革会宣传队”（下称“市宣队”）投进“牢房”。这是一座厂“工读学校”经“公检法”改建的名符其实的全密封“监狱”：十平方米房内阴暗潮湿；一张旧木床加一盏终年不熄的日光灯，以及牢门上一个供看守“监看”的小孔，伴我度过惨无人道的不眠长夜。
    第二天，“指鹿为马”的诬陷迫害便开始了。我被带到一间“私设公堂”，一名姓郭的主审官和6、7名“小分队员”将我围在中间。
    “忻中庆，你要老实交待自己的516反革命问题！”主审官拉长脸，瞪着眼对我说：“先交待你参加516反革命的‘组织’问题，然后再交待你犯的516反革命罪行问题！你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办了什么手续参加516反革命组织的？是谁发展了你？你又发展了谁？你要‘竹筒倒豆子’彻底坦白认罪！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听明白了没有？！”
    “可我没有，绝对没有参加过什么‘５１６反革命组织’”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什么‘５１６反革命集团’。”
    “胡说！你装什么糊涂！”主审官大声叱责着：“我们是点一个，是一个！打一个，准一个！你不是‘５１６’就把你关起来了吗？！嗯！告诉你，你们一伙骨头烧成灰也是‘５１６反革命’！你要端正态度，老实交待，否则死路一条！”
    “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有参加，叫我怎么交待？”
    “怎么说，你是不想交待罗？这样的态度顽抗下去可没有好－下－场－罗－……”
    主审官话声刚落，小分队员便一拥而上，有的抓头发；有的反剪我双手；有的喊口号，对我又是‘坐喷气式飞机’，又是拳打脚踢……“整态度”的刑讯逼供一直进行到深夜。自此后，日复一日的加剧“逼供信”，都改在午夜后的“夜审”。每次被折腾得精疲力竭的我白天又不准在牢内休息睡觉，否则，以违犯‘监规’为由，又要遭看守的拳打脚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又一批关在这里的受害者被“屈打成招”  ，吞着冤泪戴上了这顶强加于人的“５１６反革命”的帽子。并且，被安排到所谓“宽严大会”上进行“坦白交待”。都是一个“模式”、一种“调子”、一样“内容”的这种“坦白典型”其实是“公检法”施展的公开诱供、指供、串供的手段，以此把大批人民群众诬陷打成“５１６反革命”，并使之“合法化”。
    半年多的冤狱生活，面对拳脚棍棒的威胁恐吓、硬逼软磨的种种手法，我既没有拿原则作交易，又不曾在淫威下“委曲求全”。我依然是我。
    １９７１年９月一天，我又被押出去“审讯”。几个“公检法”人员耀武扬威地坐在审讯桌旁。
    “ 忻中庆，今天摊牌！我们是‘公检法’的。今天来就是定你是案的！你们７３４厂有一个‘５１６反革命组织’！你在这个‘反革命组织’中的位子你自己难道还不清楚吗？你是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骨干份子！你必须老实交待问题！几个要素要记住：时间；地点；谁发展了你；你又发展了谁；填了什么‘登记表’？你顺着杆子爬吧，爬对了你侥幸，爬错了你倒霉！”
    “公检法”总于亲自到前台来‘亮相’了，这张牌摊得够赤裸裸的  。我默默在心里思肘着：“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指供、诱供吗？这不是货真价实的弄虚作假、作案陷害吗？”         
    “不！我确实不知道，也根本没有参加什么‘516反革命组织’。”我坚决地回答。
    “嘿！现在巳经到了什么时候了？！嗯！你大概还在做梦吧？啊！－－开的多次‘宽严大会’你都参加和看见了吧！告诉你！你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巳经全部都是‘516反革命份子’了！难道就你一个人不是吗！？难道你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我们可以坦白告诉你：对你这样执迷不悟的、顽抗到底的、拒不交待认罪的‘516反革命份子’我们是决不手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把你砸得粉身碎骨！”审问者凶神恶煞地喊叫着。
    “忻中庆，我们这是在挽救你。我们可不希望你走从严的路啊！－－”另一位年稍长的审问者‘和缓’地说：“你要知道，这是市委首长亲自蹲的‘点’嘛，你要顾全大局嘛。”                                               
      又是“红脸”，又是“白脸”；又抽“鞭子”，又竖“杆子”。个中“原委”，昭然若揭。
    “不！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有参加‘516反革命组织’。别人承认 是别人的事。我要对党的政策负责，也要对我自己负责。”  我毫不畏缩说。
    ………。
    许多次的“审讯”和参加的所谓“宽严大会”，使我对这场“深挖516”运动的真实目的和卑劣手法逐渐有了清晰的了介和认识：
    1967年始的“一月革命风暴”引成了江苏“好”、“P”二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田普，这个许世友的夫人，“P”派省级机关的头面人物，一心想当江苏的“叶群”和“文革旗手”。3月，刚出任省军管会主任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就一屁股坐在夫人一边，借贯彻“中央军委八项命令”的名义，把江苏不少“好”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久，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十条命令”。于是，许司令不得不以军区党委名义向中央作“检查”，承认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为之“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以后，表面上不偏不倚的许司令依旧“我行我素”，暗中支一派、压一派。1967年8月,在“军报”的“揪军内一小撮”极“左”口号煽动下，南京“好”派组织在省军管会门口成立了一个“揪许指挥部”，进行了静坐示威。
    1968年，在江苏省革委会成立前夕，许世友玩弄“蹈晦计”，多次公开摆出一付“不记旧帐”的“高姿态”，声称对过去67年间反对过他的“好”派群众保证“一笔勾销”！于此，捞到了“政治资本”，当上了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而且，在中共“九大”上荣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加任为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要职，成了“文革”当时揽“四大权力”于一身的红得发紫的“大人物”！
    “一旦权到手，便把令来行”。“瞒天过海”的许世友立刻露出了“卢出真面目”。他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把信誓旦旦保证的“一笔勾销”摔进了历史的拉圾箱，迫不及待地挥起秋后算帐、反攻倒算的屠刀来。林彪的“一号命令”成了他握在手中党同伐异的“尚方宝剑”；“清查516”文件成了他偷梁换柱塞进“私货”的好机会。他以此为名，大搞“深挖516”，在江苏军内外掀起了一场“以许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规模“血洗运动”。再一次把大批“好”派  群众组织统统打成“反革命”！
    为此，他指挥亲信吴大胜、蒋科、方敏，肆无忌惮地践踏宪法尊严，随心所欲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权”。他们以省、市“公检法”为主力非法私设牢房，大批关押、迫害无辜干部和群众。
    由“公检法”策划组织“深挖小分队”，夜以日继地对受害者进行“先带帽子，后打棍子，再定案子”的刑讯逼供，硬逼受害者承认招供出参加“516反革命组织”的假“材料”。然后，他们又弄虚作假，采取对受害者“个别指导”和让其在“宽严大会”上“坦白揭发”进行公开诱供、指供、串供相结合的方式，“对上”被屈打成招的各人所写“假材料”中相互之间的“时间”、“地点”、“由谁发展”、“又发展了谁”、“填的登记表”等“要素”的“门牌号码”。最后，以此为“依据”，明目张胆地“做假案”，把屈打成招的受害者“定案”成“516反革命公分子”，达到名正言顺地“指鹿为马”作案陷害的目的。
    许氏一伙把“深挖”的重点放在“要地”南京市。南有“南京大学”，北有“734厂”。这是他们树立的二个“样板”，是“重点”中的“重点”。于是“深挖省宣传队”开进了“南大”。“深挖市宣队”，由许司令嫡系的六十军付政委兼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方敏率领，带着“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王积德作顾问，进驻、接管了734厂。方敏坐镇督战，疯狂“深挖”！他在大会上嗥叫：“要挖地三尺！一个不漏,一网打尽！”  半年多来，他们“狂轰烂炸”，在734厂“挖”出了一千多名 “ 516反革命分子”！既炸开了“重点”堡垒，又带动了南京市“深挖全面开花”！
    734厂根本不存在什么“516反革命组织”。他们手中根本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证明734厂有一个“516反革命组织”。这一点他们心中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卖力推行“以许划线”的秋后反攻倒算路线，杜撰胡诌“734厂有一个516反革命组织”，其实质就是把734厂的“好”派组织“红联”打成“反革命组织”。因此，既然你忻中庆是“红联”中心组成员；既然你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巳经都被“定案”为“516反革命分子”了，哪么，岂能允许你忻中庆一人不是“516反革命”！！
    然而，令他们始料末及的是我根本不承认他们有这种横行不法的“权力”，坚决不接受强加给我的“反革命”帽子。我自信，在“文革”中，我没有参加过什么“516反革命组织”。并且，虽然我是“红联”中心组成员，但是我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不久，一贯按政策、法律法令规范自己一言一行。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打、砸、抢、抄、抓”和武斗；我也没有去参加任何“反军、反许”活动；更没有做任何违反政策、法律法令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这个“中心组成员”不仅在1967年7、8、9月期间实际上被“靠了边”，而且，被本派中某些“极左”的人带上一顶“老右”的帽子，遭到了殴打。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那麽，凭什么硬要我接受这顶诬陷强加的“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呢？！难道就因为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参加了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红联”吗？正是岂有此理！这是哪家的政策、法律和逻辑？我的抵制和抗争是理所当然的。我不仅决不就范，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依据政策、法律、法令进行坚决地斗争。我把他们的一次次诱供、逼供、指供的“审讯”过程事实；把他们那套弄虚作假的“指鹿为马”作案陷害手法统统写成了“文字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进行控告！
    这样，我的坚决“抗争”；我的“揭露控告”；我的宁折不弯、针锋相对的坚定态度，使本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小百姓”的我，成了他们“权力政治”的“眼中疔”和“肉中刺”；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严重损害734厂“深挖样板”；进而影响整个南京市“深挖516大局”成败的“关键”和“历史隐患”！！他们对我是必欲铲除之而后快！！在公开的种种迫我就范的手段遭到彻底失败后，总于狗急跳墙，丧心病狂地动用先进的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控制技术手段，对我的身体下毒手了！！

（接上页）                      （三）

    一开始，我在牢房内并末发现身体上出现“异常感觉”。可不久，我感到双膝关节隐隐作痛。难道得了“关节炎”？我默默地思考着：
    从关进牢房起，这了防止得“关节炎”，我每天二次锻炼身体，静坐时都用棉被裹着双腿保暖，而且，我没有关节“病”史，按理讲，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得关节炎的。我的身体一直很好，没有得过什么病。虽然，在部队时有过轻微的“胃痛”，可复员后经治疗早巳好了……还有，在67年8月，偶尔有过一次短时右下腹痛，当时即去江苏医院作了全面检查，排除了“肝部有病”的一切可能……可现在偏怕得“关节炎”，却又偏偏出现了“关节痛”？……我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所以然来。
    没想到，当晚我躺在床上，突然，巳有四、五年不痛，早就治愈的“胃”竟剧痛起来。即着，“肝部”也隐隐作痛。更奇怪的是，第二天，折磨了我几周的“关节痛”竟全消失了。代之以的是阵阵的“胃痛”和不时出现的“肝部痛”了。这是怎么回事？！似乎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在脑子里思考的问题竟然会马上在我的身上出现了相应的反映？！我感到十分诧异，满腹狐疑。
    不久，又一件令人咋舌的“怪事”出现在我的身上－－我的耳朵内出现了“耳鸣”。奇怪的是其“音调”竟会变化：一会是几十赫的“低频”声；一会又慢慢地渐变到几千赫的“高频”声，就像是一把“变音号”！我反复做着试验和自我鉴定着，确认这决不是我的“幻听”，也不是什么“生理病症”。
    我的广泛的“知识面”，使我对这“牢房”的环境，对可能有秘密特务技术设施手段在对我监视、窃听和控制这一“分析设想”产生了巨大的惊恐。于是，我仔细搜索着房内四周旮旯一切可疑的地方，并且，多次趁看守巡视的间隙，迅速爬到双层木床上面，检查日光灯的支架。可除了从牢房外引入的电力线外，没有任何“发现”。
    正当我在千方百计分析、思索、寻搜“证据”时，看守负责人陆麻子带了二名看守走进了牢房。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他阴冷着脸对我说。
    我感到纳闷，没吭声。
    “给你换一个房间。”他不作任何介释。
    我被换到了楼上的一间牢房内。这里要宽敞一些，令人高兴的是上了铁拦的窗户只封死了一半，西堕的太阳光芒能射进牢房内，给我以一种希望的向往。                       
    一天，近中午时刻，我站在窗口远眺。忽然，窗前下方的木工间走道上传来了一阵阵下班女工的清脆说话声。我情不自禁地注视着她们。思念和悲哀在心中陡然升起：不知家中年迈的双亲怎么样了？……，不知娇妻和不满二岁的女儿怎么样了？……半年多禁锢在牢房的“孤燕”生活，又使我忍不住回忆起新婚之夜的甜蜜幸福、密月旅行途上的欢乐恩爱……，我的思想就像一匹难以收缰的野马，在“爱河”的草原上放蹄奔驰……。
    中午后，陆麻子带着二名看守闯进牢房来。他气势汹汹地在离窗口一米远的地上用粉笔划了一条“禁线”。然后恶狠狠地对我吼道：“起来！站好！”他吐味飞溅道：“从现在起，规定不准你越过这条线去窗口张望！不准你站在窗口前胡思乱想，想入非非！只许你老老实实坐在床上好好改造思想，交待自己的５１６反革命问题！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听见没有！？”
    我默默地听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在我心里翻腾开来：“咦！这陆麻子怎么会知道我在窗口前‘胡思乱想，想入非非’的呢？难道我在窗口前的思想活动，他们竟能‘秘密窃知’？”
    我反复推敲着陆麻子的“言行”。显然，他是奉命来的前台人物。那末，这后面的“人”又是……联系到在下面牢房里发现身体上的“异常感觉”情况，一种“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的肉体和思想都极有可能在被他们的秘密特务技术设施手段监视、控制和窃听（知）”的莫大“惊恐”再次占据了我的心胸。我又一次仔细搜索着牢房内的一切可疑之处，可除了从外面引入的电力线外，依然什么也没有发现。我又开始检查每天进食的三餐饭菜，看是否有“异样”？是否被放置了什么“药物”，虽则，凭牢房内的条件是无法弄清这个“难题”的。但朦胧的事实，叫我实在无法消除心中的疑虑，可不能也不应轻易下结论，毕竟，手上缺乏有“份量”的“证据”。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也就是在“公检法”公开“亮相”对我“摊牌”，发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要把你砸得粉身碎骨！” 的威胁，遭到我的坚决抵制和抗争后，他们气急败坏地又把我转换回了楼下原来那间“全封密的牢房”。自此后，“公检法”的公开审讯逼供几乎停止了，可是，关在牢房的我，身体上竟出现种种异常“不适”和“痛苦”。并且，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
    起先，每天仅仅是“胃痛”和隐隐的“肝部痛”，以后，又出现了“ 睾丸痛”、“臀部痛”。而且，一整天浑身各处不仃地交替出现各种 “奇痒”，令我在床上“坐不安”。到了晚上睡觉时，竟又出现了“当我仰睡时，臀部立刻灼痛起来；当我翻向右侧睡时，臀部立刻不痛了，但‘右侧部’却灼痛起来；当我翻向左侧睡时，右侧立刻不痛了，但‘左侧部’又灼痛起来；当我被迫改为俯扒着睡时，左侧立刻不痛了，然而，生殖器竟痛痒难受起来……每天晚上如此，翻来复去“睡不宁”。接着，这种极为异常的“痛苦感觉”又有了“升级”：白天，坛加了“手腕痛”、“头痛”、“浑身发热”、“双脚冰冷”、“左、右眼频繁直跳”、“牙齿呈粘糊状难受”等“异常感觉”，而一到晚上，种种异常的痛、痒、冷、热、麻、抖、难受等“痛苦感觉更是层出不穷，频频交替出现，并且，都是几种“痛苦感觉同步”出现。如：
    一会是“头痛”、“脚痛”、“脸皮奇痒”同时出现；一会即变化为“睾  丸痛”、“胃痛”和“肩部奇痒”一起出现；一会又变化为“全身冒汗灼烫”、“后背剧烈的针刺状奇痛”；一会再变化为“生殖器不仃颤抖、剧痛”和“大腿内部极度难忍的难受状”……等等。不仃地变化、不仃地交替出现种种异常的肉体痛苦！
    显然，如此露骨的、异常的“肉体痛苦感觉”，决非是我的身体本身得了什么“病”！我毫不怀疑，身体上的“肉体痛苦”是在遭到外来的秘密特务技术手段的遥控折磨迫害！这是一种鲜为人知的替代公开的刑讯逼供的特务技术手段！我为自己的遭遇和发现感到无比的惊愕和愤慨：如此恣意践踏宪法尊严、侵犯公民人权、违反起码人道的秘密特务阴谋控制人体的迫害手段，竟然出现在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思想为指导的，以共**为领导的光明正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在前我是怎么也不可想象和思议的！我坚信这种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控制迫害手段是完全非法的，是根本见不得人的！当我拿起笔来坚决写“揭露控告材料”时，我身上遭到这非法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控制折磨迫害的“痛苦”立刻又出现了新的“升级”：
    我的耳朵内不时出现阵阵的“枪声”，既有连发速射声，又有单发的“砰！砰！”声，与这“枪声”出现的同时，我的全身被“同步”地猛烈颤抖一下，而且，“胸口剧痛、心脏急跳、呼吸困难”，内心还出现强烈的“发怵恐惧感状”。我的精神和肉体遭到了极卑鄙的威胁恐吓和折磨迫害痛苦！ 
    而当我看书读报，看（读）到“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等文字的一瞬间，我的全身又一次被控制“同步”地猛烈颤抖一下……，遭受到和耳朵内出现“枪声”时一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迫害痛苦。 
    一天，看守吕瑞华一改“常规”，把报纸送到了牢房来，我离床去接拿时，突然，我的右腿一下全部失去感觉控制，猝然跌倒在地。当我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对这个“特务恶魔”的秘密控制手段表示强烈抗议时，一瞬间，我的右腿立刻恢复了感觉控制，我才得以站了起来……   
    看守头子陆麻子忽然在走道的桌上放了一台收音机，每天播放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当唱到“杀敌人”的声音传入我耳朵的一瞬间，我的身上又一次出现如上所述一样的猛烈颤抖，内心的呈现出的“发怵恐惧感”一直怵凉透整个背梁；而当舞剧“白毛女”喜儿的伴唱声传入我耳朵的一瞬，我的生殖器又被控制“同步”出现发抖、发痒，并随之出现长时间的强烈性冲动和性抑制相混合的强烈“性难受”的无耻秘密控制折磨痛苦。
    ………
    不仅如此，在晚上当我睡在床上时，各种强烈的肉体精神折磨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地一齐袭来：
    我的头被控制折磨得极度胀痛和眩晕，二眼冒金星，感到天旋地转，难以忍受；
    我的胃被控制折磨痛得在床上翻滚，呕吐不仃，大口大口地吐出“黄水”来；
    我的生殖器被控制折磨成一会儿剧痛；一会儿颤抖；一会儿强烈“性亢奋”；一会儿强烈“性难受”；
    我的睾丸时而遭到像“电击一般”的一下又一下地剧痛；时而又长时间地连续剧痛不仃；
    我的二条大腿内部和两肩内部交替出现着极度难忍的无可名状的“难受状”痛苦；
    我的背上不时出现如有几千枚尖针在扎刺一样的“针刺状”灼痛；
    我的全身各个部位频繁不仃地交替出现着种种奇痒和剧痛令我搔痒“忙个不仃”，肉体痛苦“一刻不断”。
    ………
    而当我被这个特务“恶魔缠身”的法西斯折磨迫害弄得精疲力竭，痛苦万分，昏昏沉沉刚欲进入“睡眠临界”一瞬时，我的全身又被控制折磨猛烈颤抖一下，硬是把我“抖醒”，使我精神极其难受痛苦；当第二次又重新进入“睡眠临界”时，他们就又一次故伎重演把我“抖醒”。这样反复折磨十数次后，才让我“入睡”。
    即使让我“入睡”后，这只“恶魔缠身”的特务黑手仍然不放过我。他们控制我的“睡、醒”神经，把我置于半意识的朦胧状态，然后控制折磨我，使我的心胸部位感到极度的窒息难受状；使我的头脑内、双肩内、二腿内交替感到无可名状的极度难受痛苦；使我的头顶部一会感到似有强磁场的“吸力感”，一会似有巨大铅块的“重压感”的难受状……令我处于醒又醒不了，想喊又喊不出来的无比难受的痛苦之中。                               
    日复一日，并且常常是通宵达旦地进行这种法西斯式的肉体、精神折磨迫害，使我彻夜难眠……而白天我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时，又遭到公开出面的陆麻子和看守们以“违犯监规”为借口的拳脚鞭鞑……
    面对这伙丧心病狂的秘密“恶魔”的疯狂迫害，我毫不畏惧，坚决进行揭露控告。他们不给纸写，我就拿黄草纸写。这伙 特务“恶魔”为了阻止我书写揭露控告材料，把我手指控制折磨成“爪子状”：五个手指一会并拢后无法分开，一会分开后无法并拢，一会伸直后无法弯曲，一会弯曲后又无法伸直，使我难以抓笔，难以书写控告材料。

太长了!

（接上页）  从１９７２年前夕开始，这个秘密“恶魔缠身”特务控制手段对我肉体、精神的日夜不仃的法西斯折磨迫害，经粗略统计，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达几千万次以上！
    例如，在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３日上午８：３０－－９：３０的一小时内，我记录了在身体上遭到的种种折磨迫害的痛苦如下：
  （１）．连续交替出现着：头痛、肝部痛、胃痛、睾丸痛、左腿痛、左脚拇指痛、右手腕痛、臀部痛、头眩晕、右胳膊痛、腹部痛、嘴唇痛、脊背痛、右脚跟痛、右脚姆指痛、牙床痛、后颈痛、小肚痛……等剧痛和左右耳、下巴、鼻孔、左右脸、左右脚底、喉咙、头顶部、左右胳支窝 、睾丸、臀部、右腿、胳膊……等各处的奇痒，以及嘴内发苦、臀部发麻、全身发抖、心胸极度难受、左右眼频繁急跳、双脚发冷、浑身冒汗发热……等共达２６２次之多！
  （２）．此外，在这一小时内，还有：右腿每几秒钟出现一次“
电击”般的剧痛,并且，生殖器连续不仃地出现极度难受的强烈“性
难受”  折磨痛苦！
    这是一伙披着人皮的畜牲！一伙杀人不见血的“恶魔”！一伙秘密法西斯“迫害狂”！他们的阴谋目的在于：以此秘密“恶魔缠身”的疯狂控制折磨迫害，来迫使我就范，屈招承认自己是所谓“５１６反革命  ”。如若不从，就封住我坚决抗争“揭露控告”的嘴巴。对我“往死里整”！！－－逼迫受害者在这个“恶魔缠身”秘密控制手段日夜“狂轰烂炸”的疯狂肉体、精神折磨迫害下，产生强烈的激愤情绪，从而有可能出现某些“不满思想”和冲动的“偏差言行”。一旦被他们抓住这“把柄”：对前者，他们就以秘密“窃知”的“不满思想”为以据，名正言顺地对受害者进行阴谋暗害，即秘密控制“制造”其身体上出现种种所谓“怪病”和“不治之症”。然后为之披上一件“医治无效”的“合法”外衣，公开“借医生的刀杀人”！而对后者，则以公开记录的“言论罪行”为据，冠冕堂皇地“以法论处”枪杀灭口！多么卑鄙无耻！多么阴险毒辣！
    然而，“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们是打错了算盘，找错了对象！我断然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艰忍着长年累月昼夜不仃地遭受到的肉体上精神上的无比痛苦，坚定不移地向这只秘密“恶魔缠身”的特务黑手进行了持续的、针锋相对的谴责、揭露、声讨和书写控告材料的殊死缚斗！
    １９７２年中秋节，令人震惊“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传入了牢房。这大大地坛强了我的斗争决心和信心，从１１月起，我又系统地整理书写了“五份控告书”：
  （１）．控告南京军区党委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２）．控告方敏是南京市大批把人民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主谋！７３４厂是方敏“蹲点”的“黑样板”！
  （３）．控告江苏省和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是这条大批把人民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极左”路线的急先锋和御用工具！
  （４）．控告一小撮钻进“公检法”里的法西斯狗强盗用“放射性机器之类”的秘密特务技术设施手段，对我进行了几千万次的法西斯肉体、精神折磨迫害，妄图“捂盖子”杀人灭口的滔天罪行！                                                           
  （５）．附件：对我进行几千万次秘密控制身体折磨迫害的“实况记录”。
    我不仅抄送了这“五份控告书”交给“市宣传”要他们转给毛主席！而且，把这“五份控告书”当作“投枪”和“匕首”，每天站在牢房中央向这伙日夜秘密监视、窃听（知）、和控制我的特务“ 恶魔 ”黑手进行宣读，义正词严地谴责战斗！
    而每当我在宣读谴责的时候，我的喉咙就被这伙秘密“恶魔”控制折磨得剧痛起来，舌头频频发“苦”，口腔内二侧出现红肿剧痛。更有甚者，我的腰的两侧像断了一样地一下接一下有节奏地剧痛，痛得我有时根本无法站在牢房中央，不得不躺在木床上坚持“宣读谴责”斗争。后来，这伙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秘密“恶魔”畜牲，干脆把我的腰控制折磨成长期僵直，无法弯腰，无法侧转，稍有扭动，立即剧痛无比的“状态”，使我连日常生活都十分困难。然而，无论其用什么无耻残忍的控制折磨手段，都始终没有能阻挡我每天向他们宣读“控告书”的声讨斗争！
    １９７３年夏，“林彪事件”和“批林斗争”逐渐公开化了。这场纯属“指鹿为马”作案陷害的许氏“深挖５１６”浩劫也随之成了“兔子的尾巴”。我又被转倒楼下另一间宽敞的、不再锁牢门的几乎“开放”的房间。我的每天一次的宣读斗争吸引了窗外大批中、小学生的围观。突变的形势和我的斗争决心迫使这伙秘密特务“恶魔”们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捂盖子”了！
    一天，我站在牢房中央宣读完“控告书”后，以审判者的姿态，对这伙秘密特务“恶魔”畜牲发进咄咄逼人的严厉审判！
    突然，我的后腰遭“电击”一样剧痛起来，接着，从后腰到右大腿内的神经刀割般的灼痛起来，使我无法站、无法坐、睡在床上无法翻身，痛得我汗如雨下，死去活来。忍无可忍的我即写了一份“绝食书”放在床头，又一次宣布绝食抗议！三天三夜的绝食、绝水、绝医的“三绝”斗争引来了厂“深挖办公室”的头头和带来的医生，强行给我注射了葡萄糖针剂。虚弱无力的我把“绝食书”交给他们，并严正声明说：“只要这个秘密特务‘恶魔’对我腰部的法西斯控制折磨迫害一天不仃止，我就一天不复食！即使身亡也在所不惜！”我的严正声明和决心刚讲完，忽然，几天来被残忍控制折磨的腰部和大腿内的剧痛竟一下子全消失了！正是多么凶残！又多么虚弱！在新的形势下，这伙秘密“恶魔”特务畜牲是非常骇怕我“绝死”在他们手中的！
    我的殊死斗争最终敲开了这“死牢”的大门！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３日，他（它）们终于不得不被迫宣布对我“介放”。迈着胜利者步伐的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出了这座非法关押，阴谋迫害暗害我长达二年八个月之久的“死牢”！   
                      （四）                   

  人体的种种“病症”和“行为”，竟能被秘密特务技术手段遥控“制造”；人的“思想”，竟能被秘密遥测、遥感而“窃知”。亲身的真实遭遇，使我从惊奇、诧异、狐疑到对此确信无疑。此后，我便从科学  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       
    从科学上看，人体本身确有“生物电场”存在；人体内的“生物电位”确实发射着“生物电波讯号”；人体中各种神经细胞（神经元）时  刻都在“感觉”和“运动”的神经活动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无论是从人体各个部位“上传”到大脑的“感觉”及其“信息传递”，或者是从大脑“下达”的到人体各个部位去的“运动”以及“信息神经传递”，也无论是大脑本身神经元的“思维活动”。其都是一种“脉冲生化电”的产生和传递过程  。这和无线电“脉冲振荡器”产生“电波信号”及其发射传输有着本质上相同的“特点”。这个事实本身就对人体实施遥感、遥测和遥控奠定了客观基础。
    现代“控制论”（尤其是“生物控制论”）、“人体医学”、“放射医学  ”、“生化学”、和先进的“电脑技术”、“自动控制”、“模拟神经元功能技术”，以及“无线电遥感、遥测、遥控技术”等许多科技成果的综合应用  ，又为之奠定坚固的技术基础。
    因此，从科学上说，实现对人体神经系统的遥感、遥测和遥控应该说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我分析，这种控制人体的“波束”可能是一种类似于“放射性”的穿透力很强的电磁波。其“发射方式”则类似于用在矿井坑道里的“无线电泄漏通讯技术”方式。设置在某秘密地点的这种先进特务秘密控制技术设施，通过和借助“电缆”或“电力线”等架空明线传输发射“控制电波信号”，对沿途范围内的“控制对象”身体内的神经系统进行秘密跟踪监视、窃听（知）和遥控……           
    我不仅从自己有限的“知识库”中去寻找“理论根据”，而且，更重要的是想方设法在牢房内所能接触到的“知情人”中去得到“佐证”。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１９７２年初夏一天下午，当我被秘密“恶魔”控制手段折磨得头剧痛，胃痛得一口一口吐着“黄水”，并且，天旋地转昏晕在床上时，陆麻子带着几名看守冲进牢房来。
  “忻中庆！起来！白天不准睡在床上！这是‘监规’！”
  “我并不愿躺在床上。”我无力地说，“这是一小撮钻进‘公检法’里的法西斯狗特务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秘密放射性机器之类的技术设施手段控制我身体进行折磨迫害，搞得我头剧痛，胃剧痛，天旋地转，我不得不躺在床上的！”
  “胡说！你是装疯卖傻，造谣！谁秘密控制你啦？！有病看病嘛，嗯！”陆麻子装腔作势训斥道：“你再装疯卖傻，胡说八道就堵你的嘴  ！把你捆起来！”
  “我没有装疯卖傻！我没有胡说八道！我说的都是铁的事实！我都写成了‘控告书’交给了你们，诬告由我负责！”我反驳道。
    “你不老实，违犯‘监规’，就对你不客气！”
    陆麻子大声吼叫着，指挥看守冲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拖打在地上。
    “不准你在这里装疯卖傻，胡说八道！”陆麻子背着手得意地说，“你必须端正你的态度，老实交待你的‘５１６反革命’问题！
拒不交待，抗拒到底，死路一条！你想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吗？告诉你，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就是要叫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
    “我没有装疯卖傻，胡说八道！”我倒在地上大声争辨喊道：“你们日夜秘密控制我身体折磨迫害，把我浑身搞得痛、痒、冷、热、麻、抖、难受，是想叫我吃苦头，是想引诱我，是想抓我的‘罪行！”
    “对！你在这里极不老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现在就是要叫你吃苦头！就是要引诱你！就是要抓你的罪行！”陆麻子青筋暴突，吐沫四飞，总于露出了“马脚”。
    又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被这只秘密“恶魔”黑手的“狂轰烂炸”折磨得浑身剧痛、难受，根本无法睡觉。我不得不爬起来，愤怒地站到牢门旁，一边敲打牢门，一边向牢外大声谴责这伙秘密特务“恶魔”畜牲对我折磨迫害的法西斯暴行！这时，一名小个子看守（后来知道他叫“余振华”）走来打开牢门训斥道：“你吵什么？！睡觉！”
    “我是想好好睡觉，可我睡在床上身体被秘密控制折磨得头痛、睾丸痛、胃痛、种种剧痛和浑身难受，叫我怎么睡觉！？”
    “我不管！”他避开我的视线说，“你不准吵，睡觉！”
    “我有公民权！我犯了什么罪？你们凭什么把我关在这里迫害？！”
    “你是‘５１６反革命’！”
    “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参加什么‘５１６反革命组织’我决不是‘５１６反革命’！”我反驳道,“你们凭什么躲在阴暗角落里秘密用放射性机器之类的特务技术手段非法控制我身体，日夜不仃地把我浑身搞得痛、痒、冷、热、麻、抖、难受，进行种种法西斯般肉体精神折磨迫害  ？！你说，这是哪一家政策法律允许你们这样搞的！”                 
    他幸灾落祸地抿嘴一笑，然后有持无恐地脱口而出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的，每个牢房都是一样的！”                                                                   
    “抓”到这个确实的“人证”，我异常激忿，立即仰首大声谴责道：“你们这伙躲在阴暗角落里日夜秘密监视、窃听、控制折磨迫害我的法西斯狗特务，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刚在这个看守的‘回答’你们都听到了吧！他承认你们日夜对我秘密控制身体折磨迫害‘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的，每个牢房都是一样的’的事实，我没有造谣吧！？我忻中庆光明磊落，顶天立地，有公民权，受法律保护！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参加什么‘５１６反革命组织’！你们凭什么对我‘指鹿为马’，硬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在６７年期间，既没有策划、参加过任何武斗和‘打、砸、枪、抄、抓’！也没有去‘反军’过，更没有做个任何违反政策法律的事！你们凭什么把我非法关押在这里？！现在，你们“指鹿为马’的卑鄙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玩弄的种种弄虚作假、作案陷害的卑劣手法被我抓住并写进了‘控告材料’！于是，你们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狗急跳墙，肆无忌惮地非法用秘密放射性机器之类的特务技术手段对我日夜监视、窃听、控制我身体分秒不仃地进行法西斯般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迫害，妄图逼我就范！妄图 ‘ 捂盖子 ’ ，对我杀人灭口阴谋暗害！你们是代表哪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你们滚到前台来！摆一摆是哪一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策、法律、法令允许你们这样横行不法，恣意践踏宪法尊严，侵犯公民基本人权，对我身体进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般日夜秘密控制折磨迫害和阴谋暗害？！你们滚到前台来！！”
    我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愤怒谴责和声讨响彻了牢房内外，余振华匆匆锁上了牢门，装聋作哑地悄悄离去了。以后，这个余振华就消声匿迹，不再露面了。而由另一名看守吕瑞华替换来“专职”和我“照面”  ，开锁牢门，但他决不回答我任何“提问”，彷佛哑巴一样。显然，他是接受了余振华“走火”的教训。

（接上页）１９７２年初秋，这个秘密特务“恶魔”对我身体的折磨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把我整日整夜地搞得死去活来！
    一天，当我的“肝部”被控制折磨得象“刀割”、“电击”一般，强烈的剧痛使我在床上翻来滚去，痛得汗如雨下。忍无可忍的我不得不宣布“绝食抗议”！三天二夜绝食、绝水的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陆麻子和吕瑞华等看守似热锅上的蚂蚁频繁地进出牢门，他们把饭和水端到我的床头，不时地进行软骗和硬吓。可我下定了决心，只要对我“肝部”的法西斯折磨迫害不仃止，我就决不复食！他们不是要“整死”我吗！好吧，我就死给他们看！－－但要溅他们一身血！
    终于，躲在幕后的秘密特务“恶魔”被迫到前台来“亮相”了！一名穿着“公检法”警服的的人踩着“咔嚓、咔嚓”的皮鞋声，气势汹汹地走进了牢房。
    “忻中庆，你怎么不吃饭？嗯！”他一付权威自居的样子. 
    我慢慢地转过脸来，对着他那张抖动着横肉的脸说：“我没法吃饭。”                         
    “怎么？没有饭吗？嗯？饭不是在这里吗？”他装腔作势着说。
    “我的‘肝部’痛得没法吃饭，我巳经宣布绝食了！”我无比气愤地说。 
    “你‘肝部痛’，我们带你去看医生，有病看病嘛。嗯，你以前有过‘肝病’吗？”
    明明是秘密“屠夫”，却在此装作“牧师”！正是十足的伪君子，无耻的刽子手！
    “我从来没有肝病！”我愤怒地谴责道，“我曾到医院去全面化验检查过，肝部根本没有任何病!现在的‘肝部剧痛’是你们躲在阴暗角落里，非法用秘密放射性机器之类的特务技术手段控制我身体，控制折磨我‘肝部’进行疯狂迫害、暗害制造的！我绝食强烈抗议！”
    “什么‘放射性机器手段’，嗯－？谁秘密控制你啦？啊－－”他显得十分得意说。                               
    “这是铁的事实！我身体上日夜不仃地遭到的秘密控制折磨痛苦就是铁证！上次那个‘小个子看守’巳经承认了这个事实！我巳经向毛主席控告了你们！诬告由我负一切法律责任！是哪一条政策法律允许你们这样搞的？！我有公民权，受法律保护！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参加什么‘５１６反革命组织’！也没有搞过任何违反政策法律的活动！你们凭什么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放射性机器之类的秘密特务技术设施手段控制我身体，日夜一秒钟不仃地把我浑身搞得痛、痒、冷、热、麻、抖、难受，进行折磨迫害和暗害？！”我斩钉截铁地谴责道，“只要你们对我‘肝部’的秘密控制折磨迫害不仃止，我就决不复食！”
    我的话音刚落，突然，感到疯狂折磨我多天的“肝部剧痛”竟一下子全消失了！
    “你懂得不少嘛，嗯？！”他显得十分不安和恼火，“你说说看，是什么放射性机器？你是怎么知道的？有哪几种射线？”
    “关于‘放射性’知识，我是在部队时学到的，有三种射线：α、 β和γ射线。”
    “嘿！你小小的忻中庆，还用得着什么‘放射性机器’高级手段来对付你吗！嗯！”他按耐不住来回地走着，又杀气腾腾地吼道，“你不老实交待，叫你在这里２４小时不得安宁！！”
    “狼外婆”终于“原形毕露”了！这可是这个秘密特务“恶魔”正宗的“供认不讳”！我感到十分高兴！
    “你们都听到了吧？！”我对站在一旁的陆麻子、吕瑞华和其它几名看守说，“他，“公检法’的，刚才巳经当面承认了对我身体进行秘密控 制折磨迫害，要叫我‘在这里２４小时不得安宁’！这是事实吧？！我没有 ‘  装疯卖傻、胡说八道、造谣 ’  吧？！我的揭露控告都是铁的事实！”
    陆、吕和其他看守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狼外婆”见势不妙，气急败坏地匆匆离开了牢房。 
   

                        （五）

    虽然，我被“介放”离开了牢房，获得了表面上的“行动自由”  但是 ，斗争并没有结束。因为，在牢房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这场殊死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把这条“指鹿为马”作案陷害，大批把人民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极左”路线的黑幕；把这只非法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控制黑手的法西斯暴行统统揭露于众，并亲自去北京向毛主席进行控告！
    我的“决心”，我走出牢房后将这一“决心”付诸于行动的准备，这个特务“恶魔”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为了磨灭、摧垮我的斗志，捂住我的“嘴巴”，阻挠我“决心”的实施，继续对我日夜进行秘密监视和控制  ！无论在路上；在家里；坐在汽车上；骑在自行车上，无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对我行踪的监视和身体的控制折磨从未停止过。有所变化的是其频繁折磨的程度和深度稍有减轻而巳。
    其实，对这个秘密“恶魔缠身”控制黑手的“控制范围”，我在牢房时就有“领教”。那是72年夏的一天，我被“小分队”押到厂大礼堂去参加所谓“宽严大会”。当行走在厂区马路上时，碰见对面过来的几名女性的一瞬间，我的生殖器竟“同步”地颤抖起来，接着，又是痛、又是痒、又是强烈的“性难受”折磨，和在牢房内听到“白毛女”的伴唱声时所遭到的“性折磨”完全一样。而且，以后每当在我被押离牢房的路上时，又多次对我“故伎重演”使用过。这个事实无疑告诉我，不仅在牢房内，而且在牢房外的其他地方，我的行踪和身体依然在这只“恶魔  黑手”的“控制范围”内！
    我在家中忍着肉体继续在被秘密折磨的痛苦，废寝忘食地整理着赴京控告的材料，抄写着准备公开张贴的在牢内写的“五份控告书”的大字报。一天，734厂“深挖办公室”来人“通知”我：“上班考勤”，遭到了我的断然拒绝。我对来的熊昌友“声明”：“只要这条‘极左’路线没有受到彻底批判清算，受害者没有‘平反昭彐’；只要这个秘密特务‘恶魔  ’黑手继续在侵害我的基本人权，对我的控制折磨迫害一天不仃止，我就决不上班！”
    1973年12月中旬，我用二百多张报纸抄写成的数万字的揭露控告大字报在734厂生活区公开张贴了。在当时万马齐谙的局面下，这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使得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当权者惊恐万状。许世友心腹，省“革委会”常务付主任吴大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亲自下达了  ：“忻中庆的大字报是造谣、污蔑、攻击！是一颗大毒草！要组织批判！”的“讨伐令”！于是，江苏省国防工办主任石铁和南京市委第一书记方敏分兵二路，一起向734厂扑来！
    南京市“公检法”的警车呼啸着进出734厂，频频拍照，摆出一付“抓人”的高压架势；
    南京市所有的工矿企业的保卫科长被一批批组织到734厂来“观看大字报”，为全市性的“组织批判”做准备；
    在石铁亲临734厂传达吴大胜“指示”下，734厂立刻党内外层层“开会动员，统一思想”；层层对“大字报”进行“过关表态”；层层“排队模底  ”，把全厂同情支持“大字报”观点的人统统打入“黑名单”。
    同时，针对“大字报”的“围剿大标语”铺天盖地刷满了全厂各个角落；而厂广播台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对我和“大字报”召开“批判斗争大会”的“通知”，震耳欲聋的喊叫声响彻整个工厂上空……  ，白色恐怖滚滚而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然而，“邪不压正”！面对着兴师动众的“大围剿”，我在家中思考后断然决定：迎着逆流恶浪上！我正好利用这个对我“批判斗争大会”的“机会”，在大庭广众下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辩论斗争，继续扩大我“大字报”内容的宣传和影响。我坚信，真理是在我的手中！我的“大字报”，对这条“极左”路线，对这只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控制黑手的揭露控告完全是铁的事实！！我斗志昂扬地等待着明天“大会”的召开！……
    “两军对垒，勇者胜”。我的“断然决定”，我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令日夜秘密监视、窃听、控制我的这伙“恶魔”们震颤不巳！一夜后，甚嚣尘上的“大围剿”高潮－－对我的“批判斗争大会”竟然“流产”了。“大会”先则通知“改期一天”。接着寿终正寝，干脆“不开了”！对我声势浩大的“大围剿”，成了这伙阴谋“恶魔”集团十分虚弱本质的又一次“自我暴露”的“杰作”！
    “大字报”震惊了省、市朝野，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赶来观看的人群陆绎不绝。一天，邻近的八九八厂的一位老工人找到我说：“他的一位在南京机床厂工作的弟弟刘德海转告我，有一位大学老师约我一谈。”
    我应约来到南京夫子庙大石坝街的一座平房内，一位中年知识分子正热情地等着我。他自我介绍名叫袁维清，是南京林学院的讲师。他说，他看过我的“大字报”，所以要约我一谈，是因为他对我在“大字报”中揭露的遭到秘密控制折磨迫害一事，有着相同的遭遇。他接着谈起了关在“深挖牢房”中，身体上遭异常控制折磨的情况，他说：“我在‘想什么’，他们立刻就知道！并且，马上在我的耳朵里响起了他们指出我在‘想什么内容’的‘声音’！弄得我神经和精神日夜无比惊恐紧张！  ”；“我身体上也出现了种种异常折磨感觉痛苦，和你在大字报中写的一样。他们还把我弄得大、小便失禁。更不能容忍的是，因为在牢里关的时间长了，我不免思念起家中的妻子来……，他们也搞我无耻的‘性折磨’，和你写的一样……哎，正是卑鄙无耻透顶，不好意思启齿啊……”。我知道，他“不好启齿”的，就是指秘密折磨人的生殖器，搞强烈的性冲动、性亢奋、性抑制、性难受等残忍无耻的“恶魔”畜牲手段。他问我，怎么会知道，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放射性机器之类”的特务技术手段？……。于是，我向他详细介绍了在牢房中从诧异、狐疑到确信这个非法秘密特务“恶魔”手段的整个“发现”过程；又谈了根据自己“有限的科学知识”和在牢房内做的一些“试验和分析”；我还讲了陆麻子、小个子看守余振华，以及当我绝食时“公检法”人来牢房当众“供认不讳”的佐证事实。所有这些，使我做出了这可能是一种如同“放射性机器之类”的秘密特务技术设施手段的“判断”……
    袁维清老师的出现令我十分高兴。我“揭露控告”的事实和斗争又多了一个活着的“证人”！                   
                                   

（接上页）                        （六）
   
    “围剿”是“流产”了。可“官方”授意的“劝阻团”又成立了。为了阻挠我坚决去北京进行“告状”，各种各类人员纷至沓来，对我进行种种劝说和阻挠，有的甚至加以威胁恐吓，一周之内竟有一、二十批之多。可下定决心有我，岂能为之所动。
    1974年元旦之夜，我毅然决然地拎起早巳准备好有行李，直奔南京火车站。当我买了车票进入候车大厅刚坐下不久，突然，二名穿警服的人从检票处走进大厅，直奔我而来。
    “你到哪里去？”他们在我面前仃下问。
    “去丰台。”
    “车票呢？”
    “干什么？”
    “查票。”
    显然，“来者不善”。大厅内有几百名候车的旅客，无一人被查票，可却偏偏“查”我一个人的“票”呢？然而，我无法拒绝这冠冕堂皇的“例行公事”。果然，他们接过车票看了一下，就握在手中，不再给我。
    “你叫什么名字？”握“票”的一位问。
    “忻中庆。”
    “哪个单位的？”
    “734厂。”
    “嗯－”他打量了我一番说，“去丰台干什么？”
    “到丰台后，再去北京向毛主席越级控告。”我光明磊落地直说道。
    “不行！”他脸一绷说，“省革委会有规定，去北京买车票必须要有单位证明才行！你有单位证明吗？”
    “没有。我去单位开过证明，可厂里心虚理亏，害怕和阻拦我去北京控告，不敢开证明。”
    “那不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南京介决嘛。”
    “不！根据宪法，我有去北京越级控告的权利！再说，我买的是去丰台的车票，并没有违反你们‘去北京买票必须有证明’的规定！”
    “……没有证明不行！”他支吾着，面对围满四周的天南海北旅客，有点慌乱，说：“你跟我到值班室走一趟。”
    在车站民警值班室，他们不顾我根据政策、法律摆事实、讲道理的坚决抗议，强行退掉了我的车票，并且，叫来了734厂二位单位负责人吕文华和朱振友，用吉普车把我送回了厂里。
    一个月后的2月4日下午，我再次来到南京车站。“吃一堑，长一智 ”，这次我决定买票到‘兖州’。如若再迂明堵暗截的话，我的理由是去“兖州’部队看望战友，这是谁也无法阻拦的“正当理由”！果然，我顺利地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途中我又经“换车转乘”，总于在第二天傍晚到达了北京天安门广场。
    北上赴京，告状是主要目的。可还有一个动机－－我要以亲身的行动体验来进一步判断这个秘密“恶魔缠身”特务手段对我的“控制范围”。而一点，在一到达北京后，就立即昭然若揭了。
    在北去的列车上，正当我在为自巳摆脱拦截成功登车而而暗自庆贺的时候，突然，我的头部一下子又“剧痛”起来，接着，又是“眩晕  ” ，又是“胃痛”、“睾丸痛”、“心里难受”、“生殖器颤抖”、“性难受”，  以及“恶心”、“呕吐”等秘密控制折磨痛苦，交替在身体内一齐袭来。并且一直伴随我到达北京。这个秘密“恶魔”控制手段既然能“窃知”我的“思想”，自然，对我的“暗自庆贺”十分恼怒！这种畜类发泄式的折磨我是早巳司空见惯的了。而这个铁的事实又进一步坛强了我在牢房中的判断：这种秘密控制人体的“波束”不是一般的无线电频率的电磁波，而是一种穿透力极强的类似于“放射线”之类的“波束”！否则，列车车厢对我的屏蔽作用应当是有效的。到了北京后，我身体内的这种秘密折磨痛苦又迅即变化为：二只脚后跟交替出现着“剧痛”！令我在北京路上行走十分困难！
    从南京到北京的路途中和到了北京后，我的身体依旧在继续遭到这个秘密特务“恶魔”手段的监视、窃听（知）和控制折磨的确凿事实  ，进一步清楚告诉我：
    这是一张自上而下的，全国范围的，由公安部内某些人非法搞的秘密特务“恶魔”手段的“监视、控制网”！而这正是“林家皇朝”大搞法西斯专政；大搞秘密阴谋迫害、暗害特务手段；恣意践踏宪法尊严；非法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铁证！！我为这个“新发现”感到高兴，同时也为我在北京“告状”，必定会继续遭到 “ 新的明堵暗截 ”  作好了思想准备。     
    不出所料，第二天，当我来到太平街甲八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时，即受到了特殊的“礼迂”。我被安排由一名穿警（军）服的人在里面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内进行“单独接待”。而其他“上访者”则都按“规定”，在外面的平房“接待室”，一律由穿便服的接待员接待。
    接待我的是位胖胖的的，四十多岁的“警（军）官”。我向他详细反映了许世友、吴大胜在江苏南京大搞“深挖516”，把数十万人打成“反革命”，使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被迫害致死的特大浩劫的情况。并且，愤怒地揭露控告江苏省和南京市“公检法”非法用秘密特务设施手段，对受害者进行秘密监视、窃听（知）和控制身体折磨迫害，以及本人遭到几千万次以上折磨迫害的事实……。他翻动着我的“控告书”  ，一声不吭地听着。我要求他把我的全部十七份“控告书”转呈给毛主席！他轻轻地哼了一声说：“毛主席哪有功夫看你的材料！”后来，当我要求他对我控告的这个秘密特务“恶魔”的法西斯暴行“表态”时，他满面愠色回答说：“这，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这种“礼遇”和“姿态”引起了我高度井惕。我有“理由”怀疑他能否把我的全部“控告材料”转呈给毛主席。于是，我决定立即改变“方针”：由“单渠道”改为“多渠道”递送“控告材料”。随后，经过复写，在邮局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革委会等寄发了六份内容相同的“控告书”和“控告目录”材料。我又亲自去了韶山路国务院接待站、红旗杂志社、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几乎所有在京的中央机关和报社递送了同样的要求转呈给毛主席的控告材料。
    2月7日下午，我又决定去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告诉”。一位法警看了我填写的“登记表”和“控告书”后仔细瞟了我一眼。然后起身把“登记表”和“控告书”摔了出来说：“现在下班了，不接待！  ”，可“时间”才三点一刻，离墙上贴的“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呐  ！？显然，这是有意刁难和阻挠我的“告诉”！我气愤地向他提出责问和抗议！激烈的争辩惊动了整个“ 高法大院”，几十名围观者听着我大声的宣讲抗议。那位法警则理屈词穷，十分尴尬不堪。这时，从法院里面出来一位带眼镜的中年人，他以调解的口气急忙把我带到一间接待室，并表示愿意接待我。我于是向他详细叙述了来京进行“控告”的内容。他看了我的“控告书”后说：“这个搞516的问题，不是巳经介决了吗？林彪就是总后台嘛  ！”
    “那么，我控告江苏省和南京市‘公检法’对我身体的非法秘密控制折磨迫害案呢？长期以来，他们非法用 ‘ 放射性机器之类 ’  的秘密特务技术设施手段，对我日夜监视、窃听（知）和控制我身体，分秒不仃地进行了几千万次以上的痛、痒、冷、热、麻、抖、性难受等法西斯般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迫害，并且要杀人灭口、阴谋暗害！这在控告书中巳经都写清楚了，诬告由我负一切法律责任！”
    “你到了北京后，身上还是这样吗？”他问。
    “对，继续在遭到秘密控制折磨。我的头不时地被搞得晕痛，二只脚后跟一直交替着剧痛，使我行走困难。”
    他沉默不语。
    “你们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这种恣意违犯宪法，侵犯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非法秘密特务手段罪恶活动，难道不管吗？！”
    “这是公安部里的事，我们和他们是平级，不好管他们。”他摇了摇头，无奈地说。
    “那谁管呢？”我问。
    他用手指了指西北方，说：“中南海，毛主席在北京，你把控告书送到那里去吧。”
    ……
    最高人民法院的接待员默认了我控告这个非法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控制手段的事实。只是因为：“这是公安部里的事，我们和他们是平级，不好管他们”，”要我到“中南海，毛主席在北京，你把控告书送到那里去。”无疑，这是对吴大胜之流“是造谣、污蔑、攻击，是一支大毒草！要组织批判！”的“讨伐令”的一记响亮耳光！这也可以说是我到“高法”去告状的一个“收获”！
    一天后，我带着全部十七份控告材料来到了中南海西大门，一位年青的警卫军官接待了我。他听了我的叙述后，立刻接受了我：“请把控告材料送进中南海呈递给毛主席”的要求，并且，认真负责地对我说：“你去买一只大公文袋来，把这所有材料装封好交给我，我负责替你送进去。”
  可是，当我买了公文袋回来找他交材料时，替代他的竟是突然冒出来的二名便衣！“门岗”要我把材料交给“他俩”。我向他们走去，他俩迎上来说：
    “你是不是来交控告材料的？交给我们！”
    “你们是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我不知道你的身份怎么把材料交给你们？”我感到蹊跷，盘问道。
    “你要交就交！不交就走！”一瘦个子立刻露出一付凶相。
    “你可以邮寄嘛！你不是巳经邮寄了吗？！”带着墨镜的胖子恶狠狠地讥讽着，“看你能邮寄到哪里去！！”
    一语道破了“天机”！我立刻明白了他俩的“身份”。他们不仅对我去邮局“邮寄控告书”了如指掌，而且，显然巳经把我邮寄的控告材料“全部短路”没收了！“我决不能把材料交给他们！”我对自己说。我随身回转到大门口去。这时，另一名军官走出门来。我迎上去把材料交给他，要求他转呈给毛主席。他收下了。
    然而，当我离开大门不远处回头察看时，那二名便衣竟冲过去，急急地从那位军官手中拿走了我的全部控告材料！！
    一切事实清楚表明，我邮寄和转呈给毛主席控告材料的渠道全部被这只“秘密特务黑手”一手遮天，封锁卡断了！！面对着近在咫尺的中南海碧瓦红垣，我的心陡然感到无比的悲愤！人民的领袖却听不到千千万万遭受冤难人民的强烈“击鼓喊冤”声音！！
    怎么办？！我断然决定用“张贴大字报”的办法来惊动毛主席！10 日下午，我在“新华门”对面的墙上贴出了一份：“公安部压制控告，封锁毛主席，胆大包天！”的大字报！并附贴了多份控告材料。可仅隔了二十分钟，就被不明身份的人撕下拿走了！
    我没有气馁。第二天，我又在中南海西大门的西单大街上醒目地贴出了同样的大字报！瞬间，围满了大批观看的人群。一会，二名“民兵”模样的人把我带进了附近的“民兵指挥部”，大字报也被他们撕下拿了进来。不久，二名军警开来一辆吉普车，把我又带到了“西单公安分局”的值班室。我拿出了证明我是“合法公民”的全部证件，以及中央允许和号召开展“四大”的政策、法律文件，以“作为一名合法公民，依法有权向毛主席越级控告，有权开展‘四大’张贴大字报”为理由，和审问我的军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晚上，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的他们以：“今晚先邦你找过地方休息一下，明天再继续谈。”为恍子，无耻地把我骗送进了永定门外的“收容遣送站”内。
    面对这个“骗局”，我一面书写“强烈抗议”交给收容站；一面则下定了准备长期在这里坚决斗争的决心！当我这一“决定”在脑海中刚做出时，头晕痛、恶心、嘴巴发苦、心里难受，还有睾丸痛、胃痛、腹痛、性难受等秘密控制折磨又交替着一齐袭来！对我进行“狂轰烂炸”摧残！我忍痛坚决抗争！一次次又一遍遍地当众大声谴责揭露宣传，我要把这里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三教九流”人员当作“传声筒”，通过他们向全国、向一切善良的人们揭露这个横行在中国大地上的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控制手段的阴谋法西斯暴行！
    几天后，把我在这里坚决斗争视为“眼中疔”的他们“急电”召来了南京734厂的庞君明、李兆美、朱振友三人。然后，出动便衣特务，用吉普车把我强行绑架到北京火车站，妄图由这三人把我带回南京厂里  。由于我在吉普车大声呼喊的谴责斗争；也由于那趟列车上正巧有外宾和华侨（是后来知道的），才迫使他们心虚理亏地改变了主意，又重新把我送回了收容站。
  过了几天，他们又第二次对我采取“行动”。这次他们十分虚弱地改变了方式，先把我捆绑住，塞住嘴，不让我喊叫，再把我夹在上百名被遣送的人员中间，送上了一节包下的列车车厢，硬是用非法强暴手段将我送回了南京……。回到厂里后，我立即整理贴出了一份“首次赴京控告纪行”的大字报，公布了我在北京递送和张贴的全部“控告材料”的复抄件；揭露了在北京遭到这个秘密特务“恶魔”种种明堵暗截和继续肉体折磨迫害的全部真实过程事实……。
    首次北京之行，虽然没有达到控告的目的，但是也有着不少收获。其中，最主要的是，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林家皇朝”头子林彪巳经折戟沉沙“自我爆炸”了，但是，他的死党、忠臣、邦凶们依然大有人在！他那套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秘密特机构、组织以及“恶魔缠身”阴谋控制人体的非法暗害手段依然还在！他们或者正在改换脸谱；或者正在变着“新瓶装旧酒”的把戏，继续推行没有林彪的“林彪路线”  ，对广大的善良的中国人民继续实施秘密法西斯特务专政！！这个事实清楚地告诉一切善良的人们：一定要警惕啊！！这个事实也清楚地告诉我：前面的斗争路途必将依然是异常艰辛、激烈的；这个事实还进一步鞭策我：不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就不能，也不应退出战场！！

（接上页）                    （七）

    “批林整风”、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成了中国政治的“中心”。遭受许、吴之流紧跟林彪“第一号令”而被大批下放的“城市工人”首先发难。他们冲进省、市委，找吴大胜、方敏一伙斗争，要求“落实政策”，返回城市工厂。紧接着，大批被诬陷打成“516反革命”的受害人民群众以及死难者家属，从全省、全市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各个厂矿企业纷纷揭竿而起“反潮流”。许、吴、方一伙的“深挖”浩劫 ，顿时成了“过街老鼠”，陷入了怒不可遏的江苏南京人民的“一片喊打”之重重包围中。
    从北京回来的我，再次拒绝了厂方对我“休息二天，上班考勤 ，否则扣发全部工资！”的“通谍”！我忍受着身体上依旧在被这个特务“恶魔”控制折磨的痛苦；承担着每月工资全被扣除，一家五口难以维持生计的沉重经济迫害，坚定不移地投入了向“许、吴深挖集团”的批判斗争。我以“尚九天”笔名贴出了“许世友何许人也！”；“吴大胜在说屁话！”；“吴大胜的回光返照！”等一批大字报。同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就“近千人被诬陷打成516反革命，三人被迫害致死”的734厂这块“深挖黑样板”，撰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我还七次参加了对吴大胜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并且和许多厂矿企业的受害者一起，把逃避批判，装“病”在家的方敏，这个南京的“深挖”主谋“请”到734厂来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斗争。
    在汹涌澎湃、同仇敌忾的人民群众的揭批浪潮下，“许、吴集团”开始土崩瓦解了。那位曾几何时，奉吴大胜的“讨伐令”为尚方宝剑的省国防工办主任石铁，也无可奈何地在他的“虹桥官邸”的办公楼走道上公开贴出了一份“检查”。其中，供认了“当时策划围剿”的一段历史细节：
    “关于忻中庆大字报问题：去年十二月,734厂职工忻中庆贴出了一份大字报，揭露‘清查516’中的一些问题。吴大胜找我去汇报，有赵洪（此人为江苏省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还有南京的领导同志在场（指方敏等人）。汇报完后，吴大胜明确表态，这张大字报是造谣  、污蔑、攻击，是一颗大毒草，要组织批判。根据吴大胜的指示，我马上去该厂，先后在党核心小组会和全厂中层奔干部会上传达吴大胜的指示。现在，我认为。吴大胜是在压制群众意见，对忻中庆施加压力的目的，是怕在‘清查516’问题上被突破缺口，乱了阵脚。对于处理忻中庆大字报问题，执行了吴大胜错误指示，我是有一定责任的。               
                     

                            石铁    74．5               
                                                      ”
   
    与此同时，那位曾派飞机空运100斤阳澄湖大闸蟹去北京孝敬主子  ，拍林彪马屁而红得发紫的许世友，则卷起铺盖，灰溜溜地被调到广州去了……。
    74年秋的一天，我和几位朋友来到南京古楼科学大楼3号杜方平家。杜方平是南京军区的一名部长。“文革”初“支左”，后担任江苏省军管会付主任。由于他被认为是“倾向”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好派”而得罪了许氏夫妇。于是，在许氏的“深挖”中，他被诬陷为“江苏516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他的夫人是江苏省长途汽车运输公司的一名处长  ，也受到株连而被投入了“深挖”牢房。
    我和杜方平夫妇并不认识。也许是我那张震惊朝野的“大字报”，还有我单枪匹马去北京控告的勇气让他（她）们知道了我的名字。我的朋友和杜方平交谈着。而我则和另一位女同志和杜夫人一起拉着家常 。话题一下转到了千万人咒骂的江苏“深挖”上。
    “俺也关了几年，受尽了罪！”杜夫人操着山东话说。
    “喔！你也关进了牢房？”我有一点意外。
    “怎么不？他是江苏516总头目！”杜夫人指着她丈夫说，“俺还能漏掉吗？”
    “你身体好吗？”一旁的女同志问她。
    “嘿！死不了！”她爽朗地笑着说，“这可是他们不愿看到的啊！”
    “是啊，我们活得越好，许世友、吴大胜、方敏一伙就越难受。”我颇有同感道。
    “忻中庆，你现在身体怎么着了？”杜夫人突然问我，“听说你贴了大字报后去北京告状了？”
    “是的。”我回答道，随即慨括地介绍了去北京告状的经过。
    “喔，现在身体还好吗？”她关心地问。
    “我的身体本身没有任何病，一直很好。”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揭露宣传的机会说：“我在大字报中揭露的身体上日夜分秒不仃地交替出现的痛、痒、冷、热、麻、抖、难受等痛苦，都是一小撮钻进‘公检法’里的秘密特务‘恶魔’用放射性机器之类的技术手段对我身体秘密控制折磨迫害造成的……。”
    她静静地听着。我于是向她介绍了关在牢房中“发现”这个秘密特务“恶魔”控制手段的经过；介绍了我遭到几千万次肉体、精神折磨迫害的事例和我抗争的情况；还介绍了在牢房中，看守和“公检法”人员对此“供认不讳”的事实，以及和南京林学院袁维清老师谈话的事实。最后，又谈了去北京的“新发现”和在“高法”时，接待员默认佐证的情况。
  “我关在牢房里也是一样！”她突然园睁双目，愤怒地高声说。
  “喔！”我眼睛一亮，问：“你在牢房里也受到了秘密控制折磨迫害？”
  “对！”她气愤填膺地骂道：“这些卑鄙无耻的畜牲！”
  “你身体上遭到了什么样的折磨？”我急切地问。
  “他们在我身上什么都搞！太不象话！每天搞得我眼睛都睁不开，还有……”她犹豫了一下，避开我的目光，咬牙切齿地低声谴责道：“无耻之极！把我的奶头都搞得淌血！还有……”她可能出于自己“身份”关系，没有再具体讲下去，而把话题一转说。“我巳经去了北京三回，向中央组织部反映了全部情况。”
  “中央组织部怎么讲？”我又问。
  “他们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巳经都知道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
  “没有答复其他什么吗？”
  “没有。”
  “嘿，和我在北京碰到的差不多！”我忿然道，“我就不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找不到真理！”
      ……。                     


                        （八）                                     
                             
    江苏南京“深挖”浩劫的“盖子”被揭开了。揭批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战场”硝烟弥漫。昔日不可一世的吴大胜、方敏等人一个个被押上了历史有审判台。广大遭受诬陷迫害的人民群众无不弹冠相庆，拍手称快。“深挖”的得力干将、亲信、邦凶们则如丧考妣，黯然神伤  。这是一个“权力”相对“真空”的时期。于是。一些“投机政治家”伺机而起，从“权力欲”的切身利益出发，为自己“登台”千方百计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此，一方面把这场严肃的路线斗争“温和化”，阻挠对许、吴“深挖集团”的揭批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则大造“深挖”浩劫中的“迫害者”和“受害者”，“手心手背都是肉”的与论。其实质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暗中刁难、阻挠、延诿对“深挖”的“受害者”和“死难者”的“平反昭彐”；对“深挖”的罹难者的“死因”彻底查明“真相”。更有甚者，借“落实政策”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对敢于坚持斗争，从而影响其“登台美梦”的受害者进行新的阴谋诬陷和政治迫害。
    1975年7月16日，天气阴沉、闷热。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中国式的“条顿剑”正在阴谋行动，悄悄向我扑来。下午，我在家中看书。突然，几十名手拿“红白棍”的“民兵”包围和冲进了我的家住宅。
    “忻中庆，我们是奉市委工作组和厂领导的命令来‘护送’你去‘五台山精神病院’，对你‘落实政策’的 ！你有‘精神分裂症’，需要‘住院治疗’。”为首的“民兵”说。
    “谁说我有‘精神分裂症’？！纯属诬陷、造谣！！”我怒不可遏。
    “你不是说身上遭到‘秘密特务控制折磨迫害’吗？这就是‘精神分裂症’！我们有‘医生会诊单’证明。”
    “不错，是有秘密特务技术手段控制我身体，日夜进行疯狂折磨迫害！这是确凿事实！我在大字报中巳经摆事实，讲道理充分揭露了，我也亲自去北京控告了！我亲身遭到几千万次以上的折磨迫害事实和许多人证、记录、材料巳经确凿证明了这一点！你们说我有‘精神分裂症’，还有‘医生会诊单’证明，那就请当众拿出来，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什么样的‘医生’对我进行了‘会诊’？！为什么我本人却一无所知？！这无中生有的‘医生会诊’是谁搞的？！哪里来的？！”我连珠炮地反驳道。
    “有没有‘会诊单’我们不清楚，是上面对我们这样讲的。”为首的那位心虚起来，脸胀得通红地说，“你是不是有‘精神分裂症’我们不管,我们是奉命行事，‘护送’你到‘五台山精神病院’去，对你‘落实政策’！”
    “对我‘落实政策’？！真不敢当，太谢谢了！”我奚落着说：“就你们这样兴师动众，出动‘民兵’，手里拿着‘文攻武卫’棍子，没得到我的允许，非法包围和冲进公民的住宅，不管我是不是‘精神病人’，硬是非法强行绑架我到‘精神病院’去‘落实政策’吗？你们不感到有点滑天下大稽吗？！”我义正词严地继续说“你们这是在对我‘落实党的政策’吗？不！你们是在对我进行新的‘疯人院’式的阴谋政治迫害！！说穿了，就是想强加我一顶莫须有的‘精神病人’的‘帽子’，以此阴谋抵消我贴出的揭露‘大字报’的巨大影响；捂住我一直没有停止揭露控告的嘴！来掩盖‘公检法’非法用秘密特务技术手段控制我身体，对我进行几千万次法西斯折磨迫害和‘杀人灭口’阴谋暗害的滔天罪行这一铁的事实！”
    “我们不和你辩论！我们不管这些！我们服从命令，奉‘命’办事！”为首的急急地大喊着。
    小小的房间内挤满了人。走道上、大门外、楼梯口观看人群的嘈杂响彻一片。忽然，从大门外冲进二人来。
    “谁也不准动忻中庆一根毫毛！他根本没有‘精神病’！我在这里，看谁敢动他！我就和他拚！！”
    “谁说他有‘精神病’！？这是污蔑！是阴谋！我们天天和他在一起还不知道吗？他根本没有‘精神病’！谁也不准动他一下！！”
    从“声音”我听出是二位好友。一位是十二车间的老工人陈开祥，另一位是十车间的古锦华。他俩都是一米八以上的个子,像二尊“门神”一样，把守着我家的大门。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从窗口往下看，楼下路上又围满了几百名愤愤不平的职工.
    过了一会，门口突然发出了激烈的争斗声和陈、古二人的喊叫声  。随后，我也被强行绑架下楼，抬上了早也准备好的一辆汽车。后来，我才知道，陈、古二人巳被他们“动武”抓进了设在长江路“总统府”内的“市民兵指挥部”，并且，整整被关了二个多月时间！
    在南京“五台山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里，一位中年医生听完了我对我的整个过程和情况的叙述后，沉默了一会，然后轻轻地对我说了二句话：“你没有病。可以在这里养养身体嘛。”；“我们这里是和‘公安局’  有联系的。”从医生的话中，佐证了“谁是这起“疯人院事件”的真正幕后策划制造者！！
    “疯人院”里形形色色“精神病人”的喊叫声震耳发聩。和此里应外合的是，这只秘密特务“恶魔”黑手对我身体的控制折磨迫害有坛无减。并且，进而以“服药”来伤害我，妄图把我制造成“精神病人”。其手段是多么阴险毒辣！！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周后，在我爱人陈丁桂又一次来探视时，按照预定的计划，以“陪我散步”为由，把我带出了戒备森严的“病房”。我事先巳换下了“病服”，带着墨镜快步走出了大门，乘坐汽车，回到厂里家中。与此同时，我哥哥忻中强则把一份予先准备好的由我父母和爱人签字的“严正声明”公开贴到了医院的大门口。“声明”指出  ：“忻中庆根本没有‘精神分裂症’！我们亲属最了介也最有发言权！把忻中庆非法绑架到‘精神病医院’来所谓‘住院治疗’是一起严重的侵犯公民人权的‘疯人院式’的阴谋政治迫害事件！！……我们作为忻中庆的亲属，依法有权把他接回家中去！特此声明！”
    第二天，我在厂里贴出了一份“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大字报，公开揭露和抨击了这起对我以“落实政策”为名制造的“疯人院式”的阴谋政治迫害事件！我父母和我爱人也联名贴出了一份“严正声明”，指出忻中庆根本没有“精神分裂症”！谴责这起阴谋“疯人院”事件是完全违反政策、法律的，是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同时，叙述了依法把我从医院接回家的经过，最后“严正声明”：“如果有人试图再次把忻中庆绑架到‘疯人院’去的话，我们就和他拚了！”  与此同时 ，我哥哥也贴出了一份大字报，以全体亲属的名义，对市委工作组和734厂领导制造的这起“疯人院”事件以及所谓的“落实政策决议”进行坚决驳斥和断然拒绝！……。
    这场精心策划密谋的“疯人院式”的阴谋政治迫害事件 ，把策划  制造者的阴险嘴脸和虚伪本质再次暴露、记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
                       
                       

（接上页）                        （九）
   
  对于一个头上抓不到“辫子”，屁股上又按不上“尾巴”，难以冠冕堂皇地“以法论处”的一贯奉公守法者；对于一个不怕压、不怕吓、不信邪、不畏死的政治斗士，用诬陷为“精神病患者”的伎俩，将其绑架到“疯人院”去进行“堵嘴灭口”的政治和人身迫害，这在世界上是屡见不鲜的，是形形色色无耻“政客”和“权力人物”惯用的阴险手段。中国有句古话叫：“抽刀断水水更流。”毫无疑问，对我而言，其只能激起我更加坚决、更加强烈的“抗争”！
    1976年，中国的政局出现了动荡不定的混乱局面。为了肃清江苏“深挖”的一切流毒，促使省、市“当权者”全面“平反昭彐”，落实受害者及其亲属的“政策”；为了继续向这个依然在秘密控制折磨我的法西斯特务“恶魔”作不调和的斗争；也为了“跟共**走，听毛主席的话”，“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贴出了“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等一批大字报。我的所言所行都是符合当时的政策、法律、法令和规定的。是光明磊落，众所周知的。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罪恶活动遭到坚决揭露和彻底粉碎。林彪、“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吴大胜总于被揪了出来，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这时，在市委工作组的授意下，734厂党委书记王枫竟在全厂大会上公开点名我是所谓的“黑秀才”！是“吴大胜帮派体系成员”？！
  这怎能不让人笑掉牙呢？这些刚刚抹掉自己臀上盖有“吴氏深挖干将印记”的形形色色“当权者”们竟反诬一个惨遭“深挖”荼毒，坚决与“吴氏集团”作殊死搏斗的受害者是什么“吴大胜邦派体系成员”！而且，在“昨天”，他们还在全厂大会上诬陷宣布我是所谓“精神病患者”，把我非法绑架到“疯人院”去；可“今天“，还是他们，却翻云覆雨，信口雌黄，在同样的全厂大会上“点名”我是“黑秀才”！是“吴大胜帮派体系成员”？！“政治”在“权力”的操纵下，竟坠落到了如此卑鄙无耻的地步！实在是令人可笑可悲！
  “礼尚往来”！天经地义。11月20日，我在厂里贴出了一份“故伎重演的丑恶表演！”的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针锋相对地驳斥和抨击了王枫对我的诬蔑！这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对手”的要害！这些市、厂的当权者们恼羞成怒得竟顾不及“脱下”不久前他们自己为我带上的“精神病患者”的“帽子”，就凶相毕露地出动警察，以“反革命罪”把我抓进了南京娃娃桥拘留所！在众目睽睽下，一面终于撕下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的“遮丑布”；一面又把起码的“法律常识”塞进了自己的肮脏口袋！
    在南京市拘留所里，和“深挖”牢房时一样，一开始便是明目张胆的“作案陷害”！他们的卑鄙伎俩就是在“审讯记录”上“做手脚”，然后，阴谋强加于我……。
    我被带到一间“审讯室”。一名中年男“提审员”和一名带眼镜的“记录员”对我进行“审讯”。
  审：忻中庆，你要老实交待和林彪、“四人邦”在江苏的代理人吴大胜的反革命关系！你是吴大胜反革命帮派体系中的成员！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忻：对不起，我不是林彪、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吴大胜帮派体系的成员，我也不知道吴大胜这方面的问题。我以“尚九天”写贴了一些大字报，我的一言一行都是符合毛主席指示、中央文件和政策、法律、法令的。这在我贴在厂里的那份“故伎重演的丑恶表演”的大字报中巳经摆事实、讲道理阐述得一清二楚了！你们现在是对我非法拘留、关押、政治迫害！
  审：对你政治迫害？！那是你自找的！“四人帮”粉碎后，人家都在交待问题，你反而跳出来贴大字报，不抓你抓谁？！
  忻：我不是吴大胜帮派体系成员，光明磊落！当然不用害怕。厂领导王枫在全厂大会上公开点名我是什么“黑秀才”？！我有权贴出大字报公开反驳，澄清事实真相，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审：我不和你辩论！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你要端正态度，老实交待和吴大胜的反革命关系！否则，嘿！你是想在这里蹲一辈子吗？！
  忻：你要我交待和吴大胜的反革命关系？嘻，这不笑掉人牙吗？吴大胜一伙大搞“深挖5．16”，把我非法关押迫害了二年八个月时间！我公开贴出了揭露控告的大字报，并亲自去北京控告了他们一伙！我还对他进行了七次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如果说我和他存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要向他讨回欠我的血债！你们现有却要我交待和他的“反革命关系”？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审：……，你可以揭发吴大胜反革命罪行，立功赎罪嘛。
  忻：首先，我无“罪”要赎！其次，尽管我对吴大胜恨之入骨，但是，我不了介，也不知道吴大胜这方面什么问题，也不好瞎说，这要实事求是。在这方面，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华主席、叶付主席、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在粉碎“四人帮”后向全国的“打招呼会”上说过：“林彪是个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 、“超级间谍”。但林彪过去也曾做过一些好事的，还有“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到中央来前还是好的嘛。这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你们听过这个“打招呼会”的传达了吧？中央首长是这样讲的吧？我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和逻辑办事的。对吴大胜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我不了介、也不知道他现在这方面的什么问题，不好瞎讲。这也要实事求是。
  审：……谁叫你瞎说？！……
．．．．．．
 
    这次“审讯”中的“对话”及含意概念都是十分明晰确切的。可是，在“审讯记录”上竟做了“手脚”，记成了如下的“文字材料”：

“ 审：忻中庆，你要老实交待和吴大胜的反革命关系！你是吴大胜反革命帮派体系成员！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忻：我不知道吴大胜有什么问题。
  审：你要端正态度，老实交待，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忻：这要实事求是，林彪过去也做过好事的嘛，王洪文到中央来前也是好的嘛。
    ......                                            ”                       
 
    很清楚，他们是在“做手脚”，伪造我“在监狱里为林彪、四人帮进行反革命吹捧翻案”的“反革命罪证”。为了售其奸计，他们在“审讯”后，并不按规定，立即把“记录”交给我当场“过目签字”。而是拖延了一、二个星期，集中了五、六次的大量“审讯记录”，将其混夹在中间，要我一次性“突击签字”。而他们在一旁则发出：“你的态度极不老实！这样下去决没有好下场！”；“这个牢有得你坐的！”；“这记录有什么好看的！不都是你说过的话吗？！快签！快签！”；“你的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有二个头不够杀的！！”；“快签！快签！我们那有时间陪你慢慢看！快！快！”……等等一片震耳欲聋的威胁、恐吓急摧声，妄图扰乱我的精神和神经，达到“瞒天过海”，迫我“草草签字”的目的。而一旦我在此干扰和威胁恐吓下“草草签字”，就“作茧自缚”，成了他们对我“作案陷害”奸计的牺牲品！
    我识破了这一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执意表示一定要对“记录”进行一字一句，一份一份地过目查看！否则，决不签字！当我发现他们“做手脚”的“记录”后，立即严正指出：“这份‘记录’根本不符合我的原话原意！必须全面修改，否则，我不签字！”我的揭露令他们十分恼怒，他们又是拍桌子，又是摔板凳，对我肆无忌惮地威胁恐吓，拒绝我修改“记录”！并胁迫道：“必须签字！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  这样明目张胆地执法犯法作案陷害，理所当然地遭到我的坚决抵制和强烈抗争！  最后，迫于我“决不签字”而无奈的他们才不得不同意我“逐字逐句”地“全面修改”。                       
    这份经我“修改”并“签字”的“审讯记录”材料，事实上反而成了他们对我“作案陷害”，制造“伪证”的“历史记录”！回到牢房后，我立即写了一份揭露他们“作案陷害”的“控告书”交给了他们，向华主席进行控告！为他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一次次的“审讯”成了一场场辩论；一个个对我的阴谋诡计反成了他们自己的罪行；一篇篇揭露“控告”令他们“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我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论证他们“对我是非法拘留关押，政治迫害”的斗争，使他们张口结舌，气急败坏。有一次“审讯”时，主审官竟脸红脖子粗地泼口大喊道：“忻中庆！你的反革命气焰嚣张之极！是我们在审你？！还是你在审我们？！”  我冷静地回答说：“我们都要接受历史的审判！”
    前后十二次“审讯”，不仅没有给我“按上”一根“反革命分子”的“尾巴”。相反，他们终于发现自己站到了“被告席”上。此后，他们对我的“审讯”便停止了。可提审员杀机满脸地留下了这样一句“结束语”给我  ：“像你这样顽固不化的态度，当心受到‘监规’的惩罚！！”  这是一句“暗示”！就像在“深挖”时，“公检法”人员公开到前台来“亮相”叫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把你砸得粉身碎骨！”的“暗示”一样，就是说，“要叫你在这里24小时不得安宁！”的秘密特务“恶魔”控制迫害手段要出笼了！
    果然，一回到牢房，对我身体的秘密折磨就“升温”了，并且，很快就达到了“狂轰烂炸”的令人发指地步！我浑身各处剧烈的痛、痒、冷、热、麻、抖和种种难受的痛苦，时而频繁交替出现，时而“同步”出现，比在“深挖”牢房中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晚上根本无法睡觉，当白天不得不躺下休息时，他们立即指挥看守公开出面，以“违犯监规”为借口,对我拳打脚踢，带上手铐！更有甚者，他们为了摧垮我的不屈斗志和顽强精神，长期对我进行丧心病狂的精神折磨迫害！秘密控制制造我产生“心惊肉跳”的强烈“发怵恐惧感”：故意突然打开牢门声；看守的故意脚步声；牢内广播喇叭故意发出的“喀、喀”声；看守在外面用铁棍故意敲打铁栏声；看守在门外故意碰撞手铐声……等等，在这些“予谋声音”传入我耳朵的一瞬间，控制我的全身猛烈地颤抖一下，同时整个内心出现毛骨悚然的强烈“发怵恐惧感”！并且一直怵凉透整个背脊！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派遣“专门犯人”和我同牢，对我一方面故意挑衅滋事恐吓威胁；另一方面日夜频繁发出各种强碰撞声，配合这个秘密“恶魔”长期制造我强烈“心惊肉跳、发怵恐惧感”的摧残式的精神折磨迫害！！……。                                                     
    一位“钱管理员”在回答我的强烈抗议和责问时，凶相毕露又幸灾落祸地说：“总有一天，要叫你草木皆兵！” 这“坦白”的不打自招“供认”，清楚暴露了他们的罪恶目的：妄图秘密摧残我的“精神”；摧毁我的“斗志”，把我折磨成“精神失常”，以任其摆布宰割！！
    我无比愤慨，坚决抗争！一次又一次地书写“控告书”材料。并且 ，和在“深挖”牢房中一样，每天在牢房内大声谴责揭露这个秘密“恶魔”控制手段的法西斯迫害暴行！理直气壮地一遍又一遍地点名“南京市公安局长”，要他站到台前来，我要和他辩论：是哪条政策、法律、法令允许他把我非法拘留关押在这里政治迫害？！是哪条政策、法律、法令允许他非法用秘密特务“恶魔”控制手段，对我日夜不仃地进行法西斯般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迫害？！
    我义正词严的公开揭露谴责和“点名”斗争声势，震撼了整个看守所！看守们先则发出恐吓威胁；继则拳打脚踢；最则给我带上手铐！后在我摆事实、讲道理的宣传和“绝食抗议”双管齐下的抗争下，干脆装聋作哑“默认”了。
  在近二年时间里：                                                                                         
    我一共写了八份“控告书”，交给了拘留所当局，要他们转交给中共中央和华主席。这使他们异常尴尬不安。一位姓张的管理员在回答我“为什么压制我向党中央写的‘控告书’？！”的责问时，原形毕露地吼叫道：“你写的材料，统统一把火烧掉！”是的，这许多置他们于“被告席”上的“文字材料”，是令他们无比头痛、焦虑和难受。                     
    我还先后进行了三次“绝食抗议”斗争。当绝食、绝水、绝医了三天四夜的我被昏昏沉沉地抬出牢房，由“监医”强行插管输液抡救时，他们不得不最终打开了带在我手腕上多天的手铐！并且，从此再也不敢随意给我铐上了！
    我还不时地向牢内的犯人宣传揭露这个秘密特务“恶魔”控制手段的种种罪恶事实；同时，寻找每一个机会向管理的看守宣传我是被非法拘留关押政治迫害的“根据”和“理由”；并且，对来开饭的“伙夫”揭露“当局”不给我纸、笔、墨写“控告”和压制我“控告书”的违法事实；揭露他们半夜里偷偷溜进我牢房内，窃走我全部“控告书”底稿的虚弱本质！
    ………。                                                     
    我全方位的坚决抗争；我宁死不屈的坚强斗志；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把“牢房”当“战场”的殊死搏斗，总于迫使他们再也无法把我非法拘留关押下去了！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上午，“钱管理员”打开牢门，叫我收拾好铺盖，跟他来到值班柜台旁。二位“办案人”拉长脸摔出了一张“南京市公安局释放证”，要我签字。我望了一眼说：
    “我要在这‘释放证’上写二句话。”
    “不行！”他们回答很干脆。
    “那我不签字！我不出去，你们把我送回牢房去！”我斩钉截铁说。
    二人面面相觑，对视一会，其中一人说：
    “你要在上面写什么？”
    “第一句：我是被非法拘留关押政治迫害。第二句是：我７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写的第八份‘控告书’被压制住了。”   
    “不行！不行！” 他俩异口同声地嚷道。
    “不行我就不签字，你们把我送回牢房去！”
    僵持一会，他们让步说：“我们去请示一下。”
    二十分钟后，他们请示回来无奈地说：“同意你写上。”
    于是，我就在“释放证”上认真地写上了这“二句话”，并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我原以为，“获释”后自由了。殊不知，一个新的阴谋迫害计划，一场更加毒辣的，企图宣判我“终生死刑”的“报复”又在前面等着我！


                     

（接上页）                    （十）

    ７３４厂保卫科干事袁守玖带着汽车房老王开的一辆中吉普车在拘留所大门口等我。他们和公安局二名“办案人”陪我上了车。车子开到内桥，并不往北面工厂的方向开去。相反，却往南驰出了中华门城堡。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我发觉不对，问一旁的办案人。
    办案人支吾不语。我又紧追问了一遍。
    “你身体不好，以前你们厂里不是定过你‘一级工伤’吗?送你去休养，休养。”办案人推诿不过，答道。
    “到哪里休养？”
    “祖堂山精神病二所”
    “我根本没有精神病，这点你们很清楚！”我抗议道，“你们这是又一次对我制造‘疯人院式”的阴谋政治迫害事件！”
    “这……，送你去休养总不错吧？”办案人露出狡黠的目光说。
    “哼！太谢谢了！你们怎么一夜之间变得如此‘慈悲’了？”我揶揄说，“想二年前，你们杀气腾腾地以‘反革命’罪名把我抓进了拘留所，千方百计耍阴谋对我作案陷害时，怎么没有想起厂里曾给我带过一顶‘一级工伤’的帽子呢？怎么没有想起送我去休养休养呢？嗯！现在说穿了，是因为你们经过二年的‘努力’，妄图把我打成‘反革命’的阴谋目的遭到了彻底失败！而你们对我作案陷害和折磨暗害的伎俩又统统被我识破抓住，写进了‘控告书’，你们自己反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席’！这才使你们不得不‘释放’了我！可是，你们并不甘心这样失败，就再次制造这‘疯人院事件’，把我诬陷为‘精神病人’，送到‘疯人院’里去继续阴谋政治迫害！  这样，你们一可有脸下台阶；二可借此‘一把火烧掉’我写的全部控告材料，销毁你们作案陷害的‘罪证’；三可一劳永逸地封住我坚决揭露这个秘密特务‘恶魔’，坚决控告你们作案陷害政治迫害的嘴！！这才是你们送我去‘休养、休养’的真实目的和险恶用心目！！”
    我的连珠炮似的抗议令“办案人”狼狈不堪。他们望了望坐在对面的袁守玖，慌忙地说：
    “这……这，我们不和你辨论。你没有病，去检查、检查不行吗？”
    “你们二人没有‘精神病’为什么不也去‘检查、检查’呢？”我反唇相讥，毫不退让。
    “这……”办案人无言对答。
    ………。
    祖堂山位于南京城西南几十里远的地方。“南京精神病收容二所”就坐落在半山腰中经过改建的旧寺庙内。几百名患有各种严重“痴呆症”和“精神病”的男女病人被分别封闭在这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疯人生活”。
    男区的管理干部“陈排长”接我进去后，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和我交谈并听取了我的全部申述揭露过程后，便爽直关心地对我说：“我见过的‘精神病人’多嘞！你来这里，我一看就知道你没有精神病，我一看就知道！这里现在是市公安局管，以后可能要归民政局管。据了介，你是市公安局长亲自送来的。你要出去，就得叫家属在外面找人上访交涉。你在这里要是写控告材料，我可以负责替你转出去。”
    后来，据来这里探望的我爱人讲，就在我被送来这里的同时，公安局找厂里有关人员一起用“忻中庆巳被送去休养”为恍子,进行欺骗胁迫，强行把我的“户口”迁到了这里。
    事实很清楚，这位堂堂的南京市公安局长为了对我的“点名”和不屈斗争进行“报复”，竟穷凶极恶地妄图把我一辈子“落户”禁锢在这座与世隔绝的“疯人院”里，变相宣判我“死刑”！其横行不法的蛇蝎之心何其毒也！
    在这座“疯人院”里，我的肉体、精神遭到了“三重”折磨迫害：
  （1）．环境迫害：一、二百名精神严重失常的各种“疯人”随地的尿、屎，日夜不仃的疯狂呼喊、唱跳，并且，多次冲向我抡吃、抡东西，甚至抓破我的脸……
  （2）．药物迫害：“疯人院”的医生“奉命”强迫我“服药”“打针”。我则像日本电影《追捕》里的杜丘一样，每天把被迫吞下的“药品”压在舌头下面，在接受检查后，偷偷跑到厕所去一吐干净。
  （3）．变本加厉的秘密“恶魔”控制折磨迫害：除了其他种种日夜的肉体、精神折磨痛苦外，我的右大腿内长期被控制折磨得像刀割似的剧痛无比，致使我每天只能像跛子一样，一瘸一拐地行走和生活。 
    面对这置我于“死地”的摧残迫害，我又挥笔写了“第九份控告书”交给了“疯人院”当局。并且，我再一次进行了“绝食抗议”！与此同时，我的亲属们在外面多次向新华通讯社江苏分社等部门，还到北京有关部门上访反映情况……
    1979年初春一天下午，新华社江苏分社和人民日报江苏记者站联合派出记者姜玉民同志，在我爱人陪同下来“疯人院”对我访问。在“疯人院”的饭厅桌上，他通过和我交谈，以及听取我申述揭露受迫害的全部过程情况后，明确肯定地得出结论，对我爱人说：“忻中庆没有精神病，这一点很清楚！”并且惊呼：“公安局怎么能把一个没有精神病的正常人羁留在这种地方！”
    在这位姜记者的仗义执言，依法据理向南京市委书记王楚滨和南京市公安局长直接交涉后，1979年4月中旬，我总于被亲属接出离开了这座“疯人院”！同时也把“户口”迂回了家中。这场长达二年半时间的对我“故伎重演的丑恶表演”最终落下了帷幕！
    前后二次十分相似的“指鹿为马”的“表演”是结束了。可是，我对这个秘密“恶魔缠身”特务控制手段的斗争却继续在进行！回到家休息的我，身体内依然在遭到这只秘密“恶魔缠身”特务黑手的折磨迫害痛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分秒不仃！……
    “特殊年代”的“特殊背景”，使我这个“小小的忻中庆”遭遇到了这个秘密的“特务黑手”。维护宪法的神圣尊严和公民的基本人权；为遭受秘密阴谋迫害和暗害的受害者和罹难者伸冤昭彐；对这个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法西斯控制手段的深仇大恨，使我肩负着“特殊责任 ”，决心把这场“特殊斗争”进行到底！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民主、法治的今天，难道还能继续允许这只秘密“恶魔缠身”特务黑手，恣意践踏宪法尊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吗？！难道对“它”的揭露斗争不是完全应该，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正义行动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还有什么“真理”、“正义”、法律”、“法治”和“人权”可言呢？！
    “抓得住的手，掩不住的口”。历史巳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 科学告诉我们什么》

人的神经能被控制吗？人的思想能被秘密“窃知”控制吗？科学会告诉我们什么呐？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菲曼曾经说过:“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自然现象不带电 。”可以确信，生物的生命活动不可能没有电效应。实际上，早在数十年前，苏联科学家古良也夫就利用高灵敏度的仪器记录到了微弱的生物电场。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揭示了人体的奥秘。作为高级生物的人，其身体里遍布着各种神经，分门别类又有条不紊地组成一个精密的神经系统。人的神经系统由下图组成： 
　              　 　┍脑（大脑、小脑、脑干）                     
        ┏中枢神经系统┤　
　　　　　　　　　　　┕脊髓  　　　　　　　　　　　　　
         
    　　                  　┌ 有十二对：舌下、                 
                                付迷走、舌咽、三
神经系统┫            ┏脑神经┥ 叉、展面、位（听
                                前庭和耳蜗二对）、                                   
                        　　 └ 动眼、滑车等。   
               
                            　 ┍共有31对：颈部 8对； 
        ┗周围神经系统┫脊神经┥胸部 12对；腰部 5对；　　　　　　               
                                └骶部５对；尾部１对。                               
                     
                                ┌分交感神经 ┐支配内　　　           
                      ┗植物神经┤ 　　　　　├脏器官
　　　　　　　　　　　　　　　  ┕付交感神经 ┘和腺体
在周围神经系统中：

                          ┏传出性－－运动神经
            ┎躯体神经系统┨
                          ┗传入性－－感觉神经

周围神经系  ┫                    ┏交感神经
                          ┏传出性┫
                                  ┗付交感神经
            ┖自主神经系统┫
           
                          ┗传入性－－内脏感觉神经


人体里遍布的具各种功能的神经末梢，称为感受器。人体感觉器官（视、听、味、嗅、触等）的神经末梢专门感受外界的各自的信息剌激对象。又通过各自的专门感觉神经纤维（传导束）递传上达大脑最高感觉神经中枢。
人的大脑具有的一种特殊功能－－思惟，便对此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并作出决定，下达命令，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思想”。
这个“思想”信息由大脑最高运动神经中枢，经专门的运动神经纤维（传导束）递传下达，指挥人体对外界剌激作出反应的“随意”运动（即有意识地执行某种动作）以及“不随意”运动（即无意识的“自发运动”，以保证人正常情况下的正常姿态活动）。
支配内脏器官和腺体的植物神经也有它的大脑皮层感觉最高中枢，感受内脏器官和腺体器官传递耒的信息。植物神经调节内脏器官运动机能和腺体分秘，,属于“不随意”运动。
这样，就构成了包括人的外在行为和生理行为的人的种种行为。
人的神经系统由基本单位－－神经元组成，约有140亿个神经元。加上它的支持组织－－胶质细胞，形成了指挥全身的神经系统。
神经元即神经细胞。常常是多角的，分成“细胞体”和“突起”两部分。
“细胞体”大约4－13微米，包括细胞膜、细胞浆、和细胞核等。
“突起”分为一种短而多的“树状突”，另一种是长而只有一个的“轴突”。
“轴突”和“轴突”；“轴突”和“树状突”；“轴突”、“树状突”和细胞体之间都可以发生联系，称为“突触”。
这神经元以及两个神经元之间形成的“突触”，有二层膜，膜间有个极小的间隙，大概有200－500埃（1埃＝0。0000001微米）。在哺乳类动物的大神经元上直接测量膜的电学特性，发现其电阻为1KΩ／（厘米）2，电容为3UF／（厘米）2。
静息的神经纤维，它的膜正常是极化的。即细胞内外之间存在着电位差。其内部相对于外部大约－7mV。静息电位差本身是基于电荷分离，电位差取决于载流离子。膜内外的离子浓度是不同的。膜内Ｋ＋和Ａ－浓度较高，而膜外则ＮＡ＋和ＣＩ－浓度较高。膜具有选择性和通气性，主要对Ｋ＋离子通透。当膜改变其对特定种类的离子的选择性时，静息电位就发生变化。若膜有选择地坛大它对ＮＡ＋离子子通透性时，其电位差就小，这称膜的去极化。如是主要坛加对Ｋ＋离子通透时，则膜极性坛强，称膜为超极化。而前者表现为神经兴奋，后者表现为神经抑制。 
外界对人体的信息剌激是多种多样的。某种感觉感受器只对某种信息剌激发生反应而兴奋，这样的剌激称为该感受器的适度剌激。而只有电的剌激可引起人体所有感受器发生兴奋。
感觉感受器对适度剌激作出敏感反应，反应的结果可使与之相连的神经末梢的膜里产生一种如同“乙酰胆碱”等的化学物质，从而改变了膜的选择性和通透性，也即使膜产生电位变化，这个电位变化称为发生器电位，这种发生器电位又在感觉神经接近末梢的无髓梢部分产生局部电流，再由局部电流引起神经冲动（脉冲）发放。当剌激坛大时，发生器的振幅变大，由此引起的脉冲发放频率坛高。将剌激强弱转换为脉冲频率的这种作用称为感受器的“信息编码”。在神经系统中，信息的传输都是靠传播这种“编码脉冲”耒实现的。即是靠沼着神经纤维传播“全或无”消息耒实现的。这种“全或无”的编码脉冲在“突触”处的信息传输首先是从电变化转换成化学变化，接着又转换回电变化，最后传输到大脑最高感觉中枢。而在大脑皮层的最高中枢中，又将接收到的这种电变化的“编码脉冲群”转换为感觉，这种作用称为“译码”。

（接上页）这种神经电活动的“波”沼着神经传播时，每当脉冲编码到达某一点时。这一点的电位就变化得变它的邻近静息部位较负。正在传播的区域与静息部位之间有一电位变化。而正在传播区域的长度称为“波长”。不同的神经纤维的“波长”是不同的。在神经脉冲编码的这种“电活动波”通过神经时，不仅产生电效应，同时还产生少量的热。其传导速度和神经纤维粗细有关，神经纤维越粗，速度越快。而且，传导都具单方向特性，即是不能逆转的。（注一）
由此可见，在人体中，各自各类感受器将接收到的剌激转换成各自频率波长特点的“电脉冲编码”，在各种不同的神经纤维中单方向传输。而大脑恰如一架精密高速度的电子计算机，除了具有对“感觉脉冲编码”进行“译码”作用外，还具有将“思想”编码成各种频率波长特点的“电脉冲”，然后，经运动神经纤维下传到全身各部位，支配肢体肌肉的各种运动。
例如：耳朵是人的听觉器官。在内耳耳蜗里的管道中有２３５００多条富有弹性的称为听弦的纤维带，其顶部长而疏的听弦易感受低音调；底部短而密的听弦易感受高音调。只要有适宜剌激，就能引起听振动，并使此神经末梢感受器兴奋，转换成其自身特点的“电脉冲编码”群，经专门的传入神经通路最终递传到听觉的最高中枢－－大脑颞叶进行“译码”，还原成声波感觉，这就是说，人听到了声音。
又如：人的“思想”信息由大脑最高中枢的语言专门区转换成“编码电脉冲”，经专门的传出神经通路下传到发声器官“声带”肌肉上的运动神经末梢，支配声门收缩声带外展肌（环甲肌等）以及放松声带其他肌肉运动，同时，由肺呼出气流引起声带振动，而口腔、鼻、咽、喉前庭等则构成振腔。于是，人就发出表达“思想”的语言声音耒。发声的高低调由声带肌肉的振动频率，即声带紧张度决定；发声的强弱由呼出气流的压强耒决定；发声的音色由共振腔的形状决定。当人处于“思考”时，大脑自发地将此“思考”信息转换成“编码电脉冲”群，递转到声带肌肉的神经末梢，支配声带紧张度发生变化运动。处于随时可发出声音的准备状态，只要有气流呼出，即发出声音耒。
上述的人体神经系统的“信息”发生和传输的特点，为秘密控制人体神经系统的特务技术设施手段提供了客观切实的基础。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把“控制论”、“相对论”和“量子论”并列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科学理论的三大伟绩，认为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巨大飞跃。
汪云九和顾凡及二位科学家在合著的《生物控制论研究方法》一书中，把“生物控制论”的内容归纳为“生物系统分析”和“控制论”两大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工业、军事和宇航等尖端技术需要，随着电子技术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使得自动化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英国发明了雷达，人们又把它和高炮联系起耒，组成了一个完整防空高炮自动控制系统。
  美国科学家维纳参预了这个系统的设计过程。他是一位兴趣广泛的专家，和许多生理学家有很多交往，并且，亲自参预了一些“电生理”的实验。他在设计自动火炮控制系统中，对“系统”的控制和信息接收、存储、处理和反馈过程的有了深刻了介，联系到生理学和生物学中的信息和控制问题，以及生物的神经元的“全或无”性质和开关网络中“断或通”性质之间很相似的情况，认为，一台基本单元和神经元性质颇为相似的二进制计算机应该是人脑的一个合乎理想的模型。同时，维纳还和Ｓhannon等人各自从不同需要出发，发展起关于“信息传递和编码”的定量理论－－信息论。
  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维纳写了一本叫“控制论”的著作。他在关于控制论的原始定义中强调了两点：首先，控制论所涉及的不仅有工程系统，而且还有生物系统。其次，控制论是从控制和通讯的角度出发耒研究这些系统的。
  维纳认为，生物系统，包括有生命的高级生物－人在内，是长期进化发展和自然选择的产物，在其中实现着最巧妙的最复杂的控制和信息过程。在人的神经系统中，信息是用脉冲发放频率耒编码的，对神经的“编码电脉冲”耒说，最重要的是在某个时间Ｔ中的脉冲数，或是说是神经电脉冲发放的频率－－相随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倒数。因此，它相当于一种电压控制的振荡器，即它是以积分脉冲频率调制（ＩＰＦＭ）编码的。
  维纳发现生物系统和工程系统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共同性，认识到有关“信息”和“控制”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而不管这些问题是在机器中，还是在活的人的肌体中。（注二）
  生物控制理论的深入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生物控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多种用途的“神经元电脉冲”分析器早巳闻世。Ｈarmon 神经元模型以 heuromint  这个名字而享有盛名。
  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飞跃发展使人瞠目惊叹！一颗距地面一千多公里的间谍卫星可在太空遥感、遥测到离美国４８０公里海面上的微弱求救信号；可以探知水下４０米深处的潜艇；可发现数小时前有部队和汽车经过的地方；清楚看到汽车和坦克的牌照，甚至是高尔夫球的牌照。在医院里的大夫可以遥测乘车路途中病人体内的病况；而对几千公里外飞行的洲际导弹的精确遥控、遥感、遥测技术，可以使它击中目标的精确度犹如在十公里外用步枪击中一只苹果的中心。
  现代电子的“窃听”、“窃看”和“窃知”秘密特务技术巳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毫无疑问，综合这些现代控制论、信息论、人体学、生化学、放射学、神经学、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以及遥感、遥测、遥控等先进科技成果的应用，成了现代秘密特务控制人体的神经系统，窃知人的“思想”，从而秘密地对人民实施从体内到体外的全方位立体监控；秘密控制人体进行折磨、迫害和暗害；秘密侵犯、践踏人民基本人权的必然的、无耻的技术手段！
  那么，当人体被秘密特务技术手段控制后，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首先，人不断产生的各种“思想”的“编码电脉冲群”及其“发放传输”会被秘密特务遥感、遥测而“破译”窃取（知）。于此，人民的隐私、政见......无一例外地被秘密地“控制”！ 
  其次，通过对人体神经系统秘密控制的技术手段，可以使受控（害）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出现种种“可以人为控制调节”的异常的痛、痒、冷、热、麻、抖、难受......等等感觉痛苦“症状”；以及种种如：心跳或快或慢；呼吸困难；心惊肉跳；眩晕；呕吐；腹泻；便秘；频尿；性亢奋；性难受......等等生理行为和功能的异常“症状”！从而达到秘密折磨、迫害和阴谋喑害“受控人”的罪恶目的。
  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清楚表明：
  例如：当人大脑中央回受到外耒的电控剌激时，人对侧的感觉和运动就会消失，表现为半身不遂“症状”；当人的大脑颞叶受控剌激时，会出现眩晕发作“症状”；当大脑岛叶受控剌激时，会出现胃部不适难受“症状”；当第四脑室闩附近受控剌激时，会出现嗜睡和昏迷“症状”；当人的丘脑上部受控剌激时，会出人的抗雄激素因子和降血糖因子分泌异常的“症状”；而下丘脑受控剌激时，会直接使内脏器官功能和腺体分泌异常，下丘脑前部受控剌激时，会导致出汗、呼吸加深、气喘、热量散失、体温下降等“症状”；当前庭神经受控剌激时，会出现眩晕、眼球震颤、身体平衡困难等“症状”；内耳神经受控时，会出现严重耳鸣；当正中神经受控剌激时，会出现剧烈疼痛，表现为灼烧性痛；当脊后神经受控时，在相应的分布范围内会,出现带状泡疹的“症状”；当枕小神经受控时，会出现头后部严重剧痛“症状”；当桡神经在前臂１／３处受控剌激时，会出现伸指肌丧失作用，第三指屈部分丧失，四、五指不能分开合拢等“症状”；当股外侧皮神经受控剌激时，其分布区感觉出现像蚁走感（痛）、麻木和针剌痛等等“症状”；当股后神经受控时，会出现大腿后面剧烈疼痛“症状”；当丘脑下部（间脑）受控剌激时，会出现广泛性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导致出现种种异常“症状”；当交感神经分布于逼尿肌部-受控剌激时，会使逼尿肌收缩，同时内括约肌放松，出现排尿异常动作；当支配竖毛肌的交感神经受控时，竖毛肌就收缩,毛发竖立就会使人感觉“恐惧感”，即出现：“毛骨悚然”的恐惧心态；当大脑运动区前中央回和锥体系统及小脑有关部位受控剌激时，人就会出现“哆嗦”症状－－属“不随意”运动的震颤样动作。
    ……等等.
  科学的发现、发明、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文明、繁荣、和发展，人类是幸运的；科学的发现、发明、进步却又背着人类的愿望逆转，成了一伙秘密法西斯特务恣意控制、侵犯人的基本权利，进行疯狂折磨迫害和阴谋暗害的罪恶工具，这人类是不幸的！
  每一个有起码良心的人都有责任起来，坚决揭露这伙披着“人皮”的豺狼秘密践踏人民基本权利的滔天罪行！！


  （注一）、摘自《生理学》、《神经行为学》、《神经系统疾病问答》等。
  （注二）、摘自《生物控制论研究方法》、《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进展》等。
     


                    忻中庆笔

            二００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转贴）  女演员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 被逼疯后遭处极刑
              (08/16/2005/09:01 华夏经纬网)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许多无辜的人蒙冤受难，一些人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竟有忠诚的共**员，被胡乱加上罪名，被处以极刑。

　　女演员李香芝，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947年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国共**，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1955年归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诬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林彪叛逃前11天即1971年9月2日，惨遭杀害。

　　为了解李香芝的一生，我除拜访了他的亲友，还不惜花费较多的时间，查找和阅读了她的所有原始档案。边看边想：在人妖颠倒、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一些蠢人和狂人，费尽心机，把一些忠贞之士，当成叛逆之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啊！

　　让我们来看看李香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怎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后饮恨而死的吧！

　　一旦投身革命便把心交给了共**

　　李香芝一岁丧父，六岁时母亲改嫁他人，自幼是个孤儿，先后由外祖母和伯父抚养。她在自传中说：“我在五六岁时，家庭过着中农生活。七八岁时祖父当上本村村长，家庭逐渐成了富农。

　　九岁时伯父当了汉奸，开始做宪兵队长，后又做团长，到1945年已经成为本地的一个大地主。”

　　作为一个孤儿，李香芝从小就被伯父指派去参加看地、看树、捡柴、收割等劳动。10岁时伯父全家迁进阳信县城内居住后，她才得以进入小学读书。逐渐知事的李香芝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多次要求探望，均遭伯父母拒绝。到14岁时，伯父母为转嫁学习负担，拉拢人情关系，又强令她与本县一区区长的儿子结婚。对伯父母、尤其是封建包办婚姻的不满，促使她决心逃出家庭的牢笼。1947年春，经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学劳宝菊的帮助和介绍，李香芝逃出封建家庭，进入山东抗大文艺系学习，并于同年12月被分配到军大文工团当文工团员，从此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细读她的干部档案，我发现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把自己的心无保留地交给了共**。凡是党的召唤，她无不响应。不信，有这样一些材料为证。

　　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劳宝菊在证明材料中说：“山东抗大离我们机关很近，我常去看她，主要帮助她正确认识家庭。因此李香芝曾给(人民政府的)县长严清泰同志去过两封信，揭发其伯父的罪恶，表示和家庭脱离关系，并且把个人所知道的家中存藏浮财的地点，报告组织。据我了解，她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始终没有和(那个)家庭联系过，也没有回过一次家。”

　　与她一起参加抗美援朝的同事余邱敏、李黎燕在证明材料中说：

　　“李香芝是1952年来到23军文工团的，我们于当年9月份从安东市跨过鸭绿江。在千里行军途中，李香芝和战友们一样，身上背了几十斤重的行装、干粮等物品，不论是倾盆大雨或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几乎是不间断地连续行军一两个月，而有时还遭到敌机的轰炸。但李香芝不畏艰险，经常关心同志，每到一驻地，总是不顾个人疲劳，烧水给大家烫脚，还帮同志们刷鞋、洗衣。到达朝鲜前线后，我们的任务是深入到前沿阵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在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李香芝每次都愉快地接受任务，在前线表现英勇。她领导的一个战斗小组(团员分成三四人一组，便于行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由于表现较好，在朝鲜停战前半年，组织上调李香芝和黄素珍两同志回国到北京中央歌舞团声乐训练班学音乐半年。后部队整编，李香芝转业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

　　1957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大批干部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这段时间档案材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李香芝于1957年曾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下放到北京毛纺厂劳动，“58年上半年被评为上游”。这就是说她即使被下放去工厂当工人，也同在朝鲜战场上一样，有出色的表现。

　　1958年秋，李香芝随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丈夫姚秀琪，调到南方的杭州，先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后任副团长。该团以组织的名义写的证明材料中说：

　　“她约在1958年9月来我团工作，开始为演员，约在1960年担任副团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她任团长后，没有团长架子，比较平易近人，同群众关系比较好；同志们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和她谈。我团去搞群众创作时，她自己领导一个创作小组，而且还挤出时间，关心其他创作小组的创作。1960年，我团组织小分队上山下乡演出是比较艰苦的日子，但她能保持部队文工团的传统，不怕苦，自己背背包走路，进行宣传演出。在搞积肥时，她能以身作则，自己有妇女病，但她不考虑个人，带头卷起裤腿，跳进泥塘，带动了其他同志。”

　　这份证明材料还特别提到：“李香芝对毛主席、毛**思想是比较忠诚的。我团彩排《西子湖畔锦绣红》一剧，是歌颂毛主席的。因为她对毛主席很有感情，那时南京的调令已经来了，她还是要参加这一剧的演出，而后再去南京。”

　　关于李香芝调来南京以后的表现，与她同事的余邱敏、李黎燕在证明材料中说：

　　“李香芝从杭州调南京市歌舞团工作以后，我们之间来往较密切，知道她一心一意想把歌舞团建设好，自己也刻苦钻研业务。后市歌舞团解散，她调来省歌舞团任歌剧队副队长(后为合唱队副队长)。

“1965年我团成立乌兰牧骑小分队，她任队长，领导十几名演员，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小型演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她还常帮贫下中农做好事——挑水，并对队员们说：‘用大桶挑不动，用小桶锻炼锻炼也好嘛’！”

　　她俩因为对李香芝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还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她的个性：“李香芝个性很倔强。她从不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从不见风使舵。

　　我们曾多次听她说，她最恨这种人。她认为是没错的地方，在任何高压下都是不会认错的。”

　　应该说明的是：这些证明材料，除余邱敏、李黎燕写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2月20日，其余的证明材料，都是写在“文化大革命”狂浪汹涌的1968年和1969年。从这些旁证材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满怀热爱的女共**员；在她的身上，那里有一点反党、反革命的影子呢？

　　万恶的“文化大革命”将她投入了火坑

　　1966年初夏，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庄重、最热烈也最荒唐、最冷酷的“文化大革命”。

　　从李香芝以后的所写的交代材料来看，她对“文化大革命”以至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认为都有许多的问题。她曾经跟友人说过或者自己想过：“1958年经济失调，毛主席有没有责任，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在刘少奇身上啊！”“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意见书，怎么能说是反毛主席呀？”“报上说毛主席比马列还要高明，未免过头了”。“毛主席为什么把自己的老婆捧得这么高？”

　　然而，这场“大革命”毕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呀！报纸上天天登载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时还登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幅照片，李香芝在经过一阵迷茫之后，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

　　要造反，就要写大字报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在省歌舞团的表现。李香芝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可以揭发，只是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一些人商量，联合写出了一份大字报，内容是：

　　“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为跳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币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练功也搞不成，业务提不高，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　　

　　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后来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不就是因为说话走火，被划为“中右”的吗？经过思考，她就把这份已经写成的意见书在家里烧掉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份公开的大字报和没有公开的意见书，竟遭致了日后的杀身之祸。

（接上页）
1967年1月26日，南京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夺取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大权。日后，迅速分成了“1·26夺权好得很”和“1·26夺权好个屁”的“好派”和“屁派”，打起了从“文攻”到“武卫”的内战。而一些奉命支持左派的军队干部，也沾染上了造反派的派性，或明或暗地支持一派。身为好派“红色造反队”勤务组成员的李香芝，也参与了反对“屁派”及其支持者的一些宣传活动。她不久因为心灰意懒，又生了肝病，就退出了“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但还是种下了开始被囚被斗的祸根。

　　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

　　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队”，即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这时，各个机关团体，都办起了非法拘留干部群众的“牛棚”。李香芝也被有军代表支持的造反派，从医院里揪出来关押到南京农学院专设的“牛棚”里审查。并且借口她曾在地主伯父家生活了几年，诬称她是地主分子；借口她转党手续不全，诬称她是个假党员；借口她在“文革”初期参加了一些派性活动，说她犯有“反党乱军”的罪行。此外，还揭发她在南京歌舞团“用牛奶洗脸”、“吃包子不吃皮”，说她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最了解事实真相的王震方所写的材料说：“据我所知，用牛奶洗脸有过一次，因为奶没有吃完，剩了一点擦了一下脸；有一次包子掉在地上怕脏，把皮剥掉了。把这些事说成一贯的，经常的，显然是有人为的夸张。”

　　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清查政治历史问题，抓“历史反革命”。李香芝17岁参加革命，历史清白，给她加上“地主分子”、“假党员”的帽子实在站不住脚。在经过半年多的关押批斗之后，省文工团(即原来的省歌舞团)革委会和工宣队，不得不于1970年5月20日发文宣布：“对李香芝同志是否是地主分子及假党员问题，均可取消怀疑”，“可以取消隔离”。同时，还在另一份审查报告中，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清理阶级队伍的残酷斗争刚刚过去，所谓的“一打三反”、重点是深挖“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残酷斗争又开始了。刚从“牛棚”里被释放出来，才喘了几口气的李香芝，从1970年8月份起，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白容县桥头镇的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

　　这年9月，原来隶属省五七干校的江苏省文工团奉命赶排革命样板戏，从桥头镇迁回南京，改由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领导。李香芝与其他七八个被审查的对象，被关押到四条巷的一处职工宿舍里继续审查。当年12月，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掀起了高潮，李香芝从此就陷入了苦难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坚决对抗到被迫承认是“五·一六”骨干分子

　　为了找寻更隐蔽、更便于迫害关押对象的场所，李香芝从1970年12月起，被从四条巷迁移至丁家桥铁道医学院的学生宿舍关押；1972年2月春节以后，又被迁移到模范马路附近的南京化工学院关押，直至被正式逮捕入狱。

　　这期间，有多份材料证明：李香芝对自己被诬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异常愤怒并坚决对抗的。这方面，有“揪李香芝战斗队”写的三份简报可以作为最真切的佐证。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3日的第一号简报说：“李香芝早在干校开展‘一打三反’时，曾在全团先办过她的学习班。由于她态度顽固，拒不伏罪，声称‘我不是南京政府’(注：当时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作为劝降对象，被指定学习毛选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我不是敌我矛盾’，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这期间，(她)曾作过绝食活动。

　　“我们小分队从70年12月18日起办李的学习班以来(注：当时关押迫害干部群众均以办学习班为名)，李一直不开口。小分队每天到她床头逼学毛著，阐明政策，党支部(注：实即军代表)、工宣队负责同志多次找她谈话，她仍一言不发。……她还嚣张地反复叫嚣：‘自己不是‘五·一六’！你们拿出材料来！’”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1日的第二号简报说：

　　“为了防止她通风报信(大喊大叫)，把她搬到底楼，狠批她的恶劣态度。要她写交代，她就写道：‘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是中国共**党员。’“小分队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却骂我们小分队是反革命，随后发展到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她死也不干，而是昂首挺立，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傲气不可一世。

　　“她大哭大叫我不是‘五·一六’，把嗓子都喊　哑了。到夜里9点又开始嚎叫，我们整了她一下，她很嚣张，把墙上‘仇恨五·一六，深挖五·一六，批臭五·一六，彻底歼灭五·一六’的标语撕了下来。我们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总是以‘我是中国共**党员’，时时与我们顶抗。”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5日的第三号简报说：

　　“自上周李香芝装疯卖傻，一会儿大声喊叫，一会儿又哭又笑以后，她每天装病卧床不起。我们早识破她的这套‘赖术’，故在8号早上对她采取了行动，限定五分钟内自动起床。她不理不睬，小分队的女同志断然将她的被子掀开。然后在11号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4号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对李进行政策攻心，要她学习元旦社论和毛主席语录。她露骨地表白，她不是敌我矛盾，搞她是搞错了。小分队对她进行有力的批驳，李始终不开口。小分队为促其开口，说‘你要不是‘五·一六’；你敢拿党籍来保证吗？’她气鼓鼓地开口了：‘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我是中共党员，我敢拿脑袋来担保，我对毛主席发誓！’她面对毛主席像捶胸顿足地说：‘我如果是五·一六，就不是你老人家的战士，就不是一个共**员！”’

　　从这三份简报来看，李香芝正如她的同事余邵敏所说，是性格倔强，“她认为没错，在任何高压下都不会认错。”然而，就是这样倔强而刚烈的人，在1971年4月以后所写出的几十份交代材料中，最后的落款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李香芝”，她不得不表示“认罪伏罪”了。她不仅承认在背后讨论中央首长的一切罪行，还交代了自己发展的十多个“五·一六”分子的名单。由此不难想见，对她的逼供信，达到了连如此刚烈的女子也难以承受的程度了。　　

　　　坚贞不屈的李香芝终于被逼疯了

　　小分队在简报中多次所说的“装疯卖傻”，实际是李香芝被逼疯了。

（接上页）
李香芝是如何被逼疯的？当然，是因为遭受了难以忍受的逼供信。这方面，整她的人不肯直说，被整的人也不敢明说，但是从上面的三份简报，尤其是当年李香芝本人的许多交代材料和一些当事人写的证明材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可怕的事实：

　　一是威逼：李香芝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注：当时已被关押起来)，同志们就来说我是‘五·一六’……以后，老x(军代表)他们都来说我是‘五·一六’，老X还说我是‘五·一六’滑干分子。我想，这简直是逼供信。搬到铁医后，工宣队老x又来逼我，说我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说我发展了很多。我更莫名其妙。他们给我办学习班，开头就说：你是‘五·一六’，我们才给你办学习班。并说，只要是办学习班的，都是‘五·一六’。

　　不仅在所谓的“学习班”上贴标语、喊口号，逼着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对敌斗争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搞夜以继日的车轮战，还不止一次地押着李香芝到南京大学参加所谓的宽严大会，对她施加压力。

　　二是殴打：李香芝本人在交代材料中检讨说：“自己在审查中甚至发展到对抗的地步，XX说自己是反革命的时候，自己就回了他一句‘你才是反革命’！当XX打了自己的时候，自己就要和他对打，打不到，就骂他是狗东西。”XX自己日后在所写的材料中也承认：“有一次我们小分队和李战斗时，李实然将墙上的标语撕掉。李不仅不承认是反革命行为，反骂小分队混蛋。这时小分队个别同志打了李一下头。我厉声劝止，李又骂我是‘走资派’。我在情绪冲动下，也打了李香芝一下头。”

    三是饿饭：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我突然病倒了。开始没有人理我，以后就叫同志们来训斥我，骂我。有时饿一顿，再以后我就摸不清睡觉的时间了。”有一个小分队的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也承认说：“有没有(对她)停止打饭？这是可能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确都恨她。”

　　四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噪声：还是这位小分队负责人在所写的材料中说：“在化工学院，我们住三楼，二楼是铁路医院的小分队，他们每天夜里审讯对象时，每到夜深人静，楼下打人的叫喊呻吟声，整夜不绝。交涉之后，楼下每晚放高音喇叭，以掩盖打人的声音，但仍是噪声震耳通宵达旦。”又说，“李写这份材料(注：指被认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交代材料)，吕X(注：吕X为李香芝的同事、难友)发神经，大吵大闹，又哭又笑，整个大楼都听到。这种声音，李香芝肯定要听到的，对她的思想情绪可能有影响。”……

　　一个性格倔强的女性，被单独关押了近两年的时间，又遭受如此的虐待和迫害，她怎么可能不被逼疯了？

　　从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来看，早在1970年12月13日晚上，她就“头很痛，脸也很痛，还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感到楼上有一种仪器照自己的脑神经……

　　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讲话，而我脑子里的所有问题都闪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

　　“到铁道医学院以后，这个声音经常检查我的思想。但是，组织上和同志们仍然说我是‘五·一六’。我想，南大怎么有那么多‘五·一六’。会不会也有假的？为什么我不是‘五·一六’，还说我是‘五·一六’？这个声音对我讲：他是中央派来的，说我查清你不是‘五·一六’，但是你们领导不相信。我说，我还要写材料，怎么写呀！他说：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写什么的。从这时起，我的神经根本不听我的使唤，他叫哭就哭，叫笑就笑，还能叫我的器官都能动。

　　“在铁医搬到楼下以后，他说：我可以叫你见到丈夫，看到毛主席。我高兴得不得了。XX打了我，说我是苏修操纵的。当XX打我的时候，我又感到毛主席在对我讲话，说xx是xx操纵的，他叫XXX打了XX同志……

　　“搬到这边来以后(注：指迁移到化工学院)，操纵我的人，又帮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帮助我写笔记。一会儿说他是毛主席，一会儿说他是林副主席，一会儿说是江青同志，一会儿说是姚秀琪(注：李自己的丈夫)。

　　“在我学毛著的时候，我还和毛主席辩论。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我不是敌人，为什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整我？毛主席就讲：

　　这不是训练你吗？看你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我说：考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要考验？我怀疑他不是毛主席，就和操纵我的人吵：你们为什么把我打成“五·一六’，给我制造罪过？这个操纵我的人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他有时候和我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叫我叫亲爸爸毛**，还叫我做一些小孩子的动作，向毛主席撒娇，叫我‘我的好女儿小香’……”

　　总之，从这些交代材料，从李香芝在大寒天里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从她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这些表现来看，李香芝确实被逼得神经失常了。而在被极左路线迷了心窍的人来看，这些都不过是“李香芝装疯卖傻”；她病倒了不能起床，也不过是在使用“赖术”。于是，一个在令人看来荒唐到极点、当权者也愚蠢到极点的冤案，也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一些疯话竟成为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李香芝被逼疯以后，尤其她几次说到操纵她神经的人，自称是毛主席，同她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的时候，已经触及当年的“高压线”。但是，整她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悬崖勒马，而是责令她继续交代，促使她向高压线上撞。当年的工宣队负责人说：“当时我们的动机是：一要李承认是‘五·一六’，二要李承认整了黑材料。这两个问题承认了，就是反革命。我们不搞，就是右倾。”而所谓的“整了黑材料”，就是李香芝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特别是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并且曾经起草了一份准备寄给毛**的意见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两点上取得突破，以便把李香芝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些人的心血果然没有白费，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复复地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果然写出了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

　　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在写出这些胡话的同时，李香芝还写了怀疑这个人是毛主席的话，说“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

　　并且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疯话，成了李香芝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1971年8月2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工作的一名军队干部作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

　　同年8月23日，这位负责人又根据省委的讨论作出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注：即处以极刑)，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

　　这位负责人身居高位，又是江苏深挖“五·一六”的前台总指挥。想不到他参加革命多年，不好好学习政治、文化，以至到位高权重时，还如此头脑简单，别字连篇。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让这样的人去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怎么能不出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1971年9月2日，即被奉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叛逃前的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仓促被拉到省京剧团礼堂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连临时被通知去参加这个公判大会的人，也为之愕然。

　　李香芝蒙冤被错杀以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她的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先后为爱妻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党中央、向江苏省委写信申诉，但在人妖颠倒的极左年代，谁也不敢翻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之后的1979年1月11日，江苏省文化局党组才作出了《关于李香芝案例的复查报告》，详细叙述了李香芝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证实了李被长期关押折磨以后“思维紊乱，神经不够正常”；在“整个案卷中，无一份旁证材料，完全是凭本人口供定罪的”。认定李香芝案件是一个错案冤案，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并做好善后工作。

　　同年2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正式发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无辜被长期隔离审查，在逼供信情况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维紊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

　　斯人已逝，无限追思！李香芝只是当时万千受害者中的一个，历史也许不会记录下她的名字，但这一页历史会因她的存在而变得沉重。人们应该从中汲取些什么，来防止那个人妖颠倒的社会死灰复燃或者借尸还魂，这正是李香芝冤案对我们的昭示。(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七期)丁群　

    (来源:TOM文化)

(摘自《中国思维》“历史长河”专栏：上帖时间2005年8月23日;最后跟帖8月31日)
原载于: 《文史精华》2005年第七期)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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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
楼主对政治很有研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