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半个小时，杨媛就要揭开她人生中第二次高考的悬念了。6月22日晚上9点半，这个家在四川崇州一个小村庄的复读生，和其他54万参加2013年高考的四川考生一样，等待着分数公布的那一刻。
这时，杨媛接到在西藏拉萨打工的父亲杨富强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嘱咐她，明天中午去吃朋友生娃娃的酒席。杨媛连声应着，“一定会去”。接着，她迫不及待地跟父亲说：“晚上10点出分数。分数一出来，马上打电话跟你汇报。”
杨富强躺在工棚的大通铺上，把手机搁在胸口，等待着和女儿约定的这个电话。
10点钟过了，他的手机毫无动静。两个小时后，铃声响起，他急忙按下接听键，却听到妻子胡群芳在电话里哭着说：“媛媛自杀了。”
此刻，他们的女儿躺在崇州市的一家医院里，生命体征已经消失。在距离医院3公里左右的家中，杨媛房间里一张堆着复习资料的书桌上，摆着她今年的高考准考证、一把刀刃上沾着血迹的水果刀，还有一封她用红笔写下的信。
20岁的杨媛留给父母的最后几句话是：“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这一世，你们的恩情我无法回报，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轻松点。答应我，你们要好好活着。保重！”
她的床边放着一个金色的手机。在这个有些按键已经掉漆的手机里，躺着她之前一直等待的短信。短信里写着，她今年高考的总分数454分，四川省高考理科本科第三批录取控制分数线460分。
杨媛看完短信后，关掉了手机，似乎永远也不希望父母看到自己的高考成绩。
“考”，没有刻度，却可以称量世间任何一个灵魂高考前两天，6月5日晚上9点过，杨媛和好朋友王碧云煲了半个小时的“电话粥”。 她跟王碧云说：“这次复读一年，知识更牢固，高考更有信心了。”
在杨媛的友情世界里，王碧云是最贴心的“姐妹”之一。她俩曾是高中同班同学，去年一起参加高考，而且都考过了专科线。此后，她们原本同步的人生轨道开始分叉，王碧云上了成都的一所专科院校，但是杨媛“不甘心上专科”，留在崇州复读。
崇州距离成都不过25公里。这个人口将近65万的县城，今年有3163人参加高考。根据崇州市往年的高考成绩来看，这里超过一半的考生能考进本科线。这样的成绩，在成都市8个远郊区县（市)里，排在中游。
高考进入倒计时了，两个女生似乎达成默契，她们很快绕过考试的话题，开心地聊起了“八卦”，还约好考完后一起“出去耍”。电话里响起杨媛平日里最有特色的银铃一般清亮的笑声。
高考前夜，同往常一样，晚上11点左右，杨媛xxx准备休息。她和室友李慧蓉聊了会儿天儿，语气平静地说：“今年高考，我不像去年那么慌了。”
除了暴雨带来点小麻烦，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高考的第一天，早晨7点20分，离第一科考试开始还有1小时40分钟，杨媛已经守在考点外面，手上紧捏着一个白色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她的文具、准考证以及一本《必备古诗文》。
她和李慧蓉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打发着开考前这段紧张的时间。铃声一响起，她就要和全国将近900万考生走进各自的考场里。
两天的考试结束后，胡群芳见到女儿，是6月8日晚上6点半左右。杨媛背着一个灰色的双肩包，骑自行车从平日里住读的学校回到家里。
胡群芳琢磨着女儿脸上的表情，似乎没有找到不同寻常的神色。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问：“考得啥子样？”
杨媛笑着对母亲说：“分数出来了才晓得。”
看到女儿脸上的笑容，胡群芳忐忑不安的心落了下来。
几乎没有人太担心杨媛，因为这个爱笑的女孩一直活泼开朗，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即使是在复读这一年，她也“本性难移”。
杨媛的身高超过1.65米，长得结实，而且说话嗓门大，有时笑起来会忘记是在公共场合。同学给她起了一个绰号“杨大炮”。还有人称呼她“杨蛋”，因为她“粗犷”的形象，看上去就像“菜市场卖蛋的大妈”。
对于这个浓眉毛、皮肤白皙的女孩来说，这些绰号与“淑女”毫不沾边儿。但是，杨媛从没有流露出半点不高兴，而且“照单全收”。在她给朋友写的信中，落款的地方，清秀的字迹写着“杨蛋”。
周围不少同龄人都喜欢杨媛豪爽大方的性格。她爱唱歌，经常坐在教室里哼哼。有一次课间休息，同学怂恿她上讲台去唱。她没有半点扭捏，迈着大步子走上讲台，在全班同学面前，唱起了她一直视为“成名曲”的《小酒窝》。下面的人乐成一片，她也很开心。
她给很多朋友留下的印象，是那种“给点阳光就会努力灿烂”的人。她喜欢别人表扬她，有时会不停跟朋友念叨她收获的赞美。她经常洗完澡后，对着教室的窗玻璃，拨弄一头又黑又浓密的头发，还会“自恋”地问别人：“你看，我这个发型美不？”
偶尔，杨媛和朋友们聊天儿时，正说得开心，会突然蹦出一句：“表面看我很乐观，其实我也蛮脆弱的。”听到这句话的人，都认为是这个爱说笑的女孩，又在开玩笑。
即便是第二次经历高考，杨媛的不少同学都认为，“积极乐观的她肯定能挺过去”。一个和她要好的男同学说：“没有人会担心杨媛，反而是她担心别人。”
在“高四”的一次模拟考试中，杨媛面对这样一道作文题：“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要面对考试，大考小考，期中考，期末考，月考周考。面对就业，我们要考，考各种证件。我们的一生，仿佛与‘考’有着不解之缘，请以‘考’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她写道：“漫漫人生路中上，我们的一生仿佛与‘考’有着不解之缘。虽然，有时我们会有点儿憎恶它，但风雨过后，回望我们走过来的路，我们或许会感谢它，是它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去克服困难。‘考’，没有刻度，却可以称量世间任何一个灵魂。”
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回报他们高考后，杨媛在家闲了不到一周，就去离家不远的一家餐馆打工，做服务员。
母亲胡群芳让她跟朋友出去“好好耍一下”，她却说“等拿到通知书了再出去”。
她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打完这份暑假工，可以挣下将近半年的大学学费。而这笔钱对于这个还欠着债的农村家庭来说，并不是无关轻重的数目。
3年前，杨家的几间砖瓦房因为修公路而拆迁。在当地的统一规划下，他们盖起了两层小楼房。但为此，家里欠了亲戚朋友10多万元。
从2000年开始，父亲杨富强就去离家2000多公里远的拉萨打工。他是一个水电工，在建筑工地上埋电线，有时还会在冻土中挖下水管道。这个身高1.7米的农民工，体重还不到100斤，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
如果一年的活儿顺利，杨富强可以挣4万元，再加上租出去的3亩地能收回4000多元的水稻钱。这笔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以及一点点地还债，补家里的“大窟窿”。
杨媛还有一个弟弟，没考上高中，读了一年的职高，就放弃念书了。去年，这个还不到19岁的男孩也跟着父亲，去西藏打工。
弟弟至今还没回家奔姐姐的丧，因为除了父亲赶回家那张机票，家里已经匀不出钱再给他买一张。
一直生活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农村家庭里，杨媛的生活半径很小。她从没有离开过四川省，唯一一次离开崇州，还是2008年的时候，她和弟弟一起到成都华阳的表哥家里做客。
杨媛在表哥刚买不久的110平方米三居室里呆了两天，几乎没有走出过家门，也没有真正看到大城市的模样。她只是感受了一下城市的高楼生活，以及在表哥下班后，和他拉了几句家常。
就在几年前，这个表哥只是杨媛远在重庆山区的穷亲戚。他们一家有3个男孩，住的是破旧的砖瓦房，父亲是瓦工，母亲还要给别人做保姆，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
杨富强记得，“早些年，他们家条件还不如我们家”。不过，这3个80后的山区农村男孩，有两人考上了大学，老大还读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工作后没多久，就在成都市郊买了第一套房子。
有时，杨富强会跟女儿杨媛说：“这几个表哥就是你们的榜样。”
杨媛不多说话，乖巧地回答：“爸爸，我晓得了。”
2009年，杨媛考上崇州市最好的高中——崇庆中学。但是去年高考，她的分数离本科线还差十几分。
父母眼中一直都很懂事的杨媛，闹了几天情绪，“不开腔，不说话”，不爱搭理人。杨富强回忆说：“她很少会在我们面前闹脾气的。”
杨媛决定复读一年。她曾经说过：“我相信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坐客车都会晕车的她，却一直想“考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上大学”。
这个开朗爱笑的女孩，经常在跟朋友说起父母打工养活自己如何辛苦时，直掉眼泪。这让朋友们“无所适从”。她曾向最好的朋友吐露：“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回报他们。”
复读生和应届生不同，明年几乎没有机会，已经无路可退了杨媛和大多复读班同学一样，都觉得“复读生和应届生不同，明年几乎没有机会，因为没有青春再来一年，已经无路可退了”。
去年，班上50多个同学参加完高考，有十几个人选择复读一年。在崇庆中学往届的复读生中，还有人考上清华大学。
这一年，杨媛更加努力，改掉了“静不下心来学习”的坏习惯，还会克制自己爱哼歌的“毛病”。在她的课桌旁边，放着一个边缘破损的白色整理箱，箱子里堆满书本和试卷。她的教科书，大多书角翻卷起来，纸张揉得像是一碰就会破掉。
有时，同桌李慧蓉看到，杨媛在看书时会走神，对着窗户发呆。对此她解释说：“我想的事情太多了。”
杨媛有个习惯，每次考完后，会在成绩表上做一组计算题。高考前的“二诊”，她考了457分。她在成绩表上各科分数的旁边，给语文加上“1分”，数学加上“17分”，英语加上“17分”……这样，她的总分就可以达到“520分”。她还算了一下，“520-457=63”。在竖等式的旁边，她写下一行字：“相信自己，脚踏实地。”
她几乎没有清晰地跟人描绘过，到底要上哪所学校，读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但是，她对同学说，“一定要考上‘二本’，还要冲‘一本’。”
她跟父母说过，“三本”学校太贵，所以不想读。去年高三，她还想过考军校，因为费用全免。她参加了体检，填了政治审查表，但最终分数不够，没考上。
一旦考试分数要和钱挂上钩，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就会显露出她的脆弱。
在李慧蓉的记忆中，杨媛在复读时情绪最沮丧的一次，是因为今年1月的“一诊”成绩不理想。在这次考试中，她的成绩排名比以往下滑了20多位。按照学校规定，这个分数不在“费用全免”的档次，要交1300多元的“辅导费”。
这可能是杨媛在复读一年中遇到的最大挫折。这个平日里爱笑的女生“哭得很伤心”，不止在一个朋友面前表露过难受。
在杨媛的父母看来，女儿是爱跟他们说心里话的。但其实，杨媛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是带走了一些她不愿意告诉父母的小秘密。
说起女儿的复读，胡群芳一直以为，“学费不花钱”。杨媛从没向她提起过辅导费的事。她找几个要好的同学借了钱，一直到高考结束，才还完这1300多元。
那段时间，杨媛总说自己“身体壮”，嚷着要减肥，晚上不去食堂吃饭。复读班的同学大多每周花销120元左右，家里给杨媛80元，但是她“最多只花50块”。
另一个秘密则是她这一年的关键词——分数。杨媛每次向母亲汇报自己的考试成绩时，都会略微“修饰”一下。在胡群芳的印象中，女儿跟她说三次诊断考试的分数分别是“510、490、500”。但是，从她的成绩单来看，这是她给自己“加分”后才可能达到的分数。
她背回家的那个灰色书包，至今还放在她的床上。书包的最里层，几本复习资料中间，夹着几张叠成豆腐块儿状的考试成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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