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1906年05月31日—1978年08月03日），汉族，四川省南充市舞凤乡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他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主持过抗日大学的工作，建国后曾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共和国的副总理，文革时期受林彪等人诬陷遭批判，1977年被平反，次年去德国治病不幸逝世。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中文名：罗瑞卿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四川省南充市
出生日期：1906年5月31日
逝世日期：1978年8月3日凌晨2时40分
职业：将军，共和国领导人
毕业院校：延安中央党校
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主要成就：参入人民解放军军队建设各项工作
参入国务院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
代表作品：《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罗瑞卿诗词集》等。


生平简介

罗瑞卿（1906－1978）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1906年5月31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1924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考入在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参加过军校讨伐夏斗寅的战斗。7月15日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部队的教导团。8月2日，张发奎在九江将教导团缴械。他离队回武汉寻找中xxx的组织。患伤寒因无钱被医院推出门外，经历了第一次大难不死。

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被派往闽西，组建和训练游击队，任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率部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辟闽西苏区。6月，随部队编入红四军，任支队党代表。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古田会议）。会后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与政委罗荣桓积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加强政治工作建设，使部队获得很大进步。1930年6月，任二纵队（后改为十一师）政委。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头部负重伤，并发大叶性肺炎，经历了第二次大难不死。

1932年3月任第四军政委，率部参加漳州战役，进驻海边的石码。6月任第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与参谋长徐彦刚率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登仙桥伏击战。1933年8月，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西安事变后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2月回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1938年在毛 泽 东指导下写成《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书，向全国介绍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39年7月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数千名教学员工到华北敌后办学，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三十个县，行程三千里，通过同蒲、正太两条铁路封锁线，人称小长征。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了百团大战的指挥和多次反“扫荡”。在此期间，他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撰写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多篇著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贡献。1943年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解放战争中，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政委，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与杨得志等率部在新保安围歼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春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1949年6月，负责筹建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开创国家的公安和国家安全事业，在十年内形成国家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11月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他参与组织战备，指挥海防和边防作战，组织领导尖端武器及常规武器的研制和生产。1964年和贺龙等领导全军性的练兵和比武，取得很大成绩。他坚持军事和政治的辩证统一，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毛 泽 东思想要联系实际，反对把学习毛 泽 东思想庸俗化。

1965年底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被迫跳楼自杀，经历了第三次大难不死。“文化大革命”中受残酷迫害，左腿致残。

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领导军队的整顿，积极参加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条件。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7月出国治腿，8月3日不幸逝世。


人物评价

罗瑞卿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光辉业绩。

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一心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于1928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党中央派他到苏区从事武装斗争，先后担任红军大队长、团参谋长、纵队参谋长、纵队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参加了古田会议和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他坚决拥护和贯彻以毛 泽 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为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保卫毛xxx主席、保卫党中央安全的任务。1936年起，他任红军大学和以后的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辛勤工作，尽心竭力，为各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军政干部。1938年，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他撰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这一重要著作，向全国介绍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39年7月，他根据中央决定，率领抗大总校向晋东南挺进，历时半年，行程1500多公里，突破日伪军多条封锁线，胜利地把培养抗日干部的大本营扎在敌后根据地，增强了敌后抗战的力量。1940年起，他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参与了“百团大战”的组织指挥。在转战太 行山区期间，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经验，对八路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等职，在正太、石家庄、太原、平津战役中，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决策，积极领导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官兵战斗士气，对国民党军队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为战役胜利立下了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任公安部部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务，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强对敌斗争和治安管理，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法公安队伍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1959年4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后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62年9月，罗瑞卿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他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参与组织战备，指挥保卫国家海、边防作战，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大贡献；积极进行战略谋划，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参与领导发展尖端武器装备，组织实施全军群众性练兵活动，有力促进了部队的全面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遭受残酷迫害，依然宁折不弯，坚信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会胜利。1975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他积极支持和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全力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军队的整顿工作。他不顾病痛，以废寝忘食的精神积极为党工作，为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为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军队的拨乱反正和各项建设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

罗瑞卿同志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投身革命后，历尽艰险，百折不挠，在各种严峻考验面前，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党性坚强，胸怀大局，始终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赤胆忠心，忘我工作，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了一生。

罗瑞卿同志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常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目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毛xxx思想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工作抓不出成效不撒手。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罗瑞卿同志文武兼备、勇于开拓，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他长期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职务，有时身兼数职，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军事教育、作战指挥、政治工作，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善于从感性到理性，进行认真探索和总结，运用典型指导工作。他既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又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为人民军队建设和毛xxx军事思想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瑞卿同志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他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爱憎分明，刚直不阿，处事果断，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关心爱护群众。他立党为公，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对亲属子女要求严格。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境界。

罗瑞卿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缅怀。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刻苦钻研，力求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xxx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严肃认真，勇于负责，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大事年表
参加革命之前

1906年5月31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
1924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底考入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被编入入伍生总队（属黄埔军校第六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参加过讨伐夏斗寅的战斗。
1927年7月15日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部队的教导团。
1927年8月2日，张发奎在九江将教导团缴械。他离队回武汉寻找中xxx的组织。患伤寒因无钱被医院推出门外，当气息奄奄的罗瑞卿苏醒后，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
。幸亏会馆的一位熊师傅发现了他，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点粥，这便成了他生命的转机，原以为会慢慢死去的罗瑞卿竟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身体慢慢地好起来。经历了第一次大难不死。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被派往闽西，组建和训练游击队，任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率部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辟闽西苏区。1929年6月，随部队编入红四军，任支队党代表。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会后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与政委罗荣桓积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加强政治工作建设，使部队获得很大进步。
1930年6月，任二纵队(后改为十一师)政委。
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头部负重伤，并发大叶性肺炎。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从昏迷中苏醒。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讲：“恐怕不行了，赶快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隔了一会儿，外面果然传来锯木头的声音。有人说：“棺材要做长一点，那个人长得好高咧!”罗瑞卿意识到这就是说的自己。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经历了第二次大难不死。
1932年3月，任第四军政委，率部参加漳州战役，进驻海边的石码。
1932年6月，任第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与参谋长徐彦刚率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登仙桥伏击战。
1933年8月，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西安事变后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2月，回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
1938年在毛 泽 东指导下写成《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书，向全国介绍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
1939年7月，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数千名教学员工到华北敌后办学，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三十个县，行程三千里，通过同蒲、正太两条铁路封锁线，人称小长征。
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了百团大战的指挥和多次反“扫荡”。在此期间，他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撰写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多篇著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贡献。
1943年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


解放战争时期

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政委，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与杨得志等率部在新保安围歼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春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1949年6月，负责筹建公安部。


新中国成立后

任公安部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开创国家的公安和国家安全事业，在十年内形成国家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1961年11月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他参与组织战备，指挥海防和边防作战，组织领导尖端武器及常规武器的研制和生产。
1964年和贺龙等领导全军性的练兵和大比武，取得很大成绩。他坚持军事和政治的辩证统一，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毛xxx思想要联系实际，反对把学习毛xxx思想庸俗化。
1965年底至1966年初，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列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1966年3月18日被迫跳楼自杀，可是只摔成了脚跟粉碎性骨折，经历了第三次大难不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残酷迫害，左腿致残。
1977年平反，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领导军队的整顿，积极参加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条件。
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78年7月18日去联邦德国（西德）治腿。
波恩时间8月2日7时手术进行，12时手术成功。
但次日凌晨因心肌梗塞不幸逝世。
197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派专机接回了罗瑞卿的灵柩。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用户系统信息：Mozilla/5.0 (Windows; U; Windows NT 5.1; en-US) AppleWebKit/533.4 (KHTML, like Gecko) Chrome/5.0.375.127 Safari/533.4

选自《罗瑞卿诗词集》
爱子即将离家参军，思绪万千。写此四首，既有父子共勉之意，亦略表盼儿成长的真挚之情。
其一
父儿参军巧同龄，时代各异主义真。父战蒋日确困苦，儿斗两霸更艰辛。
马列主义指方向，主席思想比日明。
盼儿鼓起冲天力，一代更比一代能。
　　
其二
我儿年幼有胆见，挫折迫害只等闲。
正确错误分辨好，虚心待人最为先。
自我傲气须当改，群众关系即不难。
单枪匹马怎胜敌？万众一心能擎天！
　　
其三
军中注意事虽稠，抓着关键即自由。
三大纪律时遵守，八项注意永不丢。
官兵团结如兄弟，军民一致鱼水投。
儿曾观天驱孤愤，望为阶级擒敌酋。
　　
其四
我儿去参军，模范要力争。
政治成熟后，做个党之人。
标准有五条，党章载得明。
达到虽非易，创造凭自身。
思想最高峰，有志亦能登。
父母殷切意，愿儿切实行。
一九七四年年终


两陈冤案

罗瑞卿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深受当时“左”倾思想影响，办过错案，影响较大的有“两陈”冤案。

1950年春季，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担任北平公安局长的谭政文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被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

《文史精华》记载，1951年1月24日夜晚9时，正在家里办公的陈泊，被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派车接到华南分局的一个小会议室由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部长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三天之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妻子高华及三个小孩，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达北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三百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七百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被软禁在北京的陈泊与陈坤，尚在睡梦之中，突有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投入了公安部的监狱。

轰动一时的“两陈案”从1951年1月24日起，一拖就是两年多，迟迟不能结案。两年之后，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见了，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病后得不到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在办案之初，罗瑞卿认定这是“国际间谍案”。由于在广州审不出结果，罗瑞卿决定把224名所谓“梁侠中统特务集团”成员交由公安部直接审查，并且指示要按照“国际间谍案”来办。但是公安部审查发现疑点重重，根本无法确定是“间谍案”或者“中统特务集团”案。一些办案人员提出实事求是下结论，但是罗瑞卿批示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下去。

1953年，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长凌云(后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过中国国家安全部第一任部长)在审讯梁侠之前主持会议说：“首先必须肯定梁侠为中统特务，审不出就要打屁股；审不出来就表现审讯工作的无能。”但是由于审讯人员坚持按照实际情况下结论，因此无法得出“中统”特务的结论。

1956年9月16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位负责人作了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讲道：“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前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布鲁，滥用职权，包庇特务，背着党和人民所进行的许多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同年第20号《新华半月刊》全文转载了这个发言，公布全国。自此彻底封住了关于“两陈案”的不同意见，给这一案件钉了铁钉。

在陈泊被关押期间，陈泊的妻子曾经找到中共副主席、总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申诉冤情。周恩来了解案情以后曾经给罗瑞卿打电话谈这个案子。不料，罗瑞卿大为震怒，立即指示不准再让陈泊的家属探监。从此，陈泊的妻子再也没有听到过丈夫的消息。

1959年，在监狱中的陈泊将自己写的申诉材料扔出监狱窗口，期望有人捡到以后帮助投递。果然，一个清洁工捡到这份材料以后交给了有关部门。当时已经担任副总理和军队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看到了这份材料，勃然大怒，马上批示公安部严肃处理。陈泊因此受到更严酷的折磨。

1961年，陈泊刑满释放，还没来得及与妻子见面，又被莫名其妙地抓走，送入劳改农场，而且没有告诉他任何罪名。

1972年2月，病痛中的陈泊在被关押了21年之后在劳改农场死去。

1982年5月，陈泊、陈坤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两陈追悼大会，亦即平反大会。公安部长赵苍壁在大会上致悼词，指出：

……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中，坚决打击敌人，保卫人民。特别在延安九年，对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广州解放前夕，他被派往接管广州治安。在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广州的治安。在破案　工作中，他总是亲临现场，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组织破案，防止敌特破坏，保卫了广东各个重要设施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陈泊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 泽 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他忠心耿耿，坚持原则，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努力工作。他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大胆无畏，刚直不阿，作风正派，热爱党的锄奸保卫事业。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己和。他爱护干部，联系群众，遵守纪律，艰苦奋斗，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

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现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
　　此后，对所有受到“两陈案”株连的人进行全面彻底的甄别平反。至此，折腾了整整三十年，使一千多人无端受到牵连的“两陈冤案”，终于被彻底翻转过来。

曾深爱《霓虹灯下的哨兵》并因此而成为其一大罪状。


获得勋章

大将军衔

二等红星奖章

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罗瑞卿故居

从顺庆区城内出发，驱车向北十分钟，即可到达坐落在城郊舞凤镇清泉坝村的罗瑞卿故居。

1906年5月31日，罗瑞卿大将诞生在这里，在此生活了整整20年。故居为清光绪年间修建的一座三合院式木结构穿斗青瓦房，面积约300平方米。故居正中是堂屋，两侧是正房和厢房。西侧为将军及其父母的卧室、厨房及杂物间。故居前的院坝正中屹立着罗瑞卿将军半身铜像。东侧正房、厢房里，陈列着200多幅裱装精美、风格各异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其中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也有著名画家的字画，还有家乡人民的敬书。

故居西边的陈列室，向人们展示着将军的戎马生涯。展品包括将军生前的珍贵实物及文史资料十件，文史照片及绘画百余件。它给人们以启迪和力量，激励人们继承先辈遗愿，不断开拓进取。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1956年5月31日，毛xxx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就在水里，毛xxx向岸边的一个人喊了一句：“你也下来么！”岸上的这个人却只能苦笑着摆手：“主席，我不会游泳啊。”岸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毛主席在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罗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马上下水。只可惜，按罗瑞卿自己的话讲，当时，他是个“秤砣子”。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长在嘉陵江边，怎么会是个“旱鸭子”呢？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里人非常痛心，从此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但这个缘由，罗瑞卿当时跟谁都没有提起，他是怎么做的呢？当场表示：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罗瑞卿就此开始学起了游泳。其实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xxx在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已经跟在他身边下水了。难怪后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会提到，毛主席说过：“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他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罗长子”，是毛xxx对罗瑞卿的昵称，因为罗瑞卿身材高大。那么，“天塌下来有他顶”的话，是从何说起，又是在怎样的场合说起的呢？这个故事，我们要把目光转向60年前的1949年。

　　1949年1月31日中午12点3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在万众欢呼中，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前门大街。所谓“大军未到，治安先行”，前一天，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反动警察局的接管，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北平城当时“内七外五郊八”，一共20个区的行政分划，全市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人员一万多人。

　　那么，从事接管工作的人手有多少呢？1267人，这其中包括公安干部539人，以及特别从中央警备团三营和四营调集改编，列入北平市公安局编制的728名战士。

　　在北平这座城市里，还有的是不能接管只能斗争的。北平之前是国民党政权的北方指挥中心，大量反动的军队、宪兵、特务机关，仍然残留在北平的各个角落之中。这些潜伏下来的敌特匪帮，勾结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

　　1949年的古城，一度曾是乱象丛生。北平，当时并不太平。偌大一个北京城，仅靠北平市公安局的力量来保平安，这显然不够。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址北平，驻扎香山，着手筹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而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的形势也就越严峻；敌人正在加大破坏力度，意图做最后的反击。

　　5月4号，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人民解放军飞机四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而这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但这次空袭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国民党空军的目标非常明确；被炸的飞机是为了执行北平防空任务，刚刚从全国各地调到南苑机场的。

反动势力内外勾结，时刻威胁着中共中央和广大百姓的安全。迅速打造一支保卫国家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稳定的公安力量，已经刻不容缓。就此，毛xxx找来了“罗长子”。

　　而此时的罗瑞卿在哪儿呢？在太原前线，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政委，他正在准备率领部队向西北挺进。1949年5月14日，罗瑞卿接到了毛xxx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到职的继任政委交代了工作，即日起程，赶到了北平。

　　来到北平之后，罗瑞卿见到的第一个领导是周恩来。他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由你来出任公安部部长。这个任命，可让罗瑞卿觉得有些突然，他提出，还是希望能够跟着四野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天晚上，毛xxx就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罗瑞卿自己还真没提上前线的事儿。可毛xxx对他的想法，早就知道了。一见面，毛xxx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对于这次会面的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组织撰写的《罗瑞卿传》里只写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是党的决定，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作为军人，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不过，在接受任务的同时，罗瑞卿可能自己也会想：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什么就选定他，来当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从罗瑞卿个人的经历和才干说起了。

　　公安和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两个拳头，彼此关系密切，第一任公安部长，只能从解放军的杰出将领中选择。不过公安部长又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将领，需要有更高一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

　　而在参军之前，罗瑞卿就是高级师范的学生，在军队中又长期担任政治工作，可谓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此外，公安部长除了有打仗的经验，还要有广泛的社会经验。罗瑞卿不同于一般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参军之前有丰富的社会经历，进过黄埔军校，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参谋长，与国民党和美国军方都打过交道。

　　由打仗到建国，公安内卫，既是新政权建立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同时更要在新的实践中接受新事物，掌握新经验，所以第一任公安部长必然遇到巨大压力。这样的压力和责任谁扛得起？有人。事实很快证明，罗瑞卿担得起这样的重任。

　　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大会。就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三天，公安部接到天津市公安局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刺客崔铎已经潜入北平，准备在大会期间，对毛xxx下手！

　　崔铎，外号“赛金豹”，他有个很出名的师父，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飞贼”段云鹏，据说跟师父段云鹏一样，崔铎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百发百中。

　　接到情报之后，罗瑞卿一方面指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具体的缉捕工作，一方面身先士卒，亲自实施贴身警卫。会议当天，特务崔铎在前门外的一处住所，束手就擒。此时，公安部的组织机构，还没来得及正式组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之际，各地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严防布控，三天拿下刺客。为日后的公安队伍建设、保卫新政协会议、警戒开国大典、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5天之后，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部长罗瑞卿。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的模样，在天安门附近巡视。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但保持高度警惕的刘栓虎还是在地上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

　　这可能就叫做“目光如炬”吧。刘栓虎发现的东西，一般人根本就不会察觉到，甚至可能都看不见，而且，即便是看见了，也不会当回事儿。是什么呢？一个烟头。一个烟头没什么稀奇吧？但刘栓虎就是从这个烟头上看出了异样：因为这是“飞马”牌的。

　　“飞马”牌香烟，最早出自老解放区，1949年7月刚刚转到上海卷烟厂生产，是高档货。这个品级的香烟，在当年不是一般人能抽的。而就在这个烟头附近，刘栓虎还发现了凌乱的皮鞋印迹，那年头也没什么人穿皮鞋。高级香烟，皮鞋脚印，看来，一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在这儿出现过。

　　这个情况引起了刘栓虎的警觉。此后，他每天都要到这里来转转。一直盯到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在周围的开阔地上走来走去，还不时地记录着什么。刘栓虎接近过去一看，发现这个人正在画线路图。

　　政协会议就要召开，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在这个日子口，居然有人踩点画图，这绝不是善茬儿！刘栓虎急步上前，刚要仔细盘问，这个人却先掏了刀子，直冲刘栓虎而来。


　　但没几个回合，这个人便被制伏擒获。经过审查，这个人叫王以才，是国民党派驻北平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天安门周边地图，准备炸掉中共领导人的车队的。根据王以才的招供，他隶属于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的北平情报组。而等他得知了那个空手入白刃，没几招便将他捏住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的时候，他是彻底认栽了。

　　1949年7月，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的建议和方案。8月3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9月2日，经中央军委第138号代电令批准，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所以说，纵队成立的时间可不算早。但实际上，纵队里面的每一名官兵，那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底子是从辽沈、平津战场上下来的四野第47军第160师。而第二师本身就是在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安中央纵队，顾名思义，主要担负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和各机关的安全，维护北平市的治安。

　　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和各项安保工作的需要，这支队伍的驻防地也在不断地进行变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各团的驻防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团驻海淀，主要担任京城西部的警卫工作；第二团驻府学胡同，担负中央机关首长、民主人士住宅，外国使馆和代表团的警卫工作。还有，对敌对性国家使馆的公开武装监视；第三团驻清河，主要担负自来水厂、发电厂、兵工厂等大型国营工厂的警卫；第四团驻香山；第五团驻新北京；第六团驻半壁店，担负经常性的驻地警卫，以及对中央首长的贴身保护。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开完政协会议的毛xxx从中南海返回香山，出发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到香山，说有事要向毛主席汇报。而得到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毛主席还没回来。

　　毛主席汽车的行驶线路，和今天差不多：从中南海出发，经阜成门、西直门、动物园、颐和园，最后抵达香山。就算汽车开得再慢，也不可能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莫非，路上出了状况？

　　担任从西直门到香山这一路段警卫工作的，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周恩来马上给一师师长吴烈打电话，立即查询沿途警戒，摸清主席返程途中的情形。

　　经查问，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说，主席的轿车已经过去多时了。而颐和园到香山一段的警戒分队则报告：没见到主席的车子过来。再查！找到了！原来，主席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弯路上。好端端的怎么会停车？吴烈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急切地问:“是不是车子出了毛病？”

　　车子没出毛病，是毛主席要求中途下车，到路边稻田里去了。做什么呢？和两位农民聊天呢。听到这样的回答，吴烈才放下心来，叮嘱道：“要加强警戒，随时报告情况。”

　　北京大学周边路段警戒工作的负责人，是第一团三连指导员丁长春。其实，在毛主席汽车停下的同时，丁长春就已经派出了一个警卫班，担任外围警戒，并协同司机守护汽车。接到上级指示之后，他又亲自赶赴现场，向毛主席的随员转达了周恩来有事要请示的报告。

　　在返回汽车的时候，毛xxx自然察觉出了身边保卫力量的增强。他特意询问了丁长春，战士们是来自哪支部队的，并微笑着说：“大家辛苦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神经绷得未免有些太过紧张了吧，还真不是。就在九月初公安中央纵队正式成立，到开国大典举行的这20多天时间里，仅在西郊一带，纵队就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

　　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当时北平市公安局下辖的便衣警卫大队，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构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反动势力策划的阴谋，就在这样的防御工事面前，一次次遭遇惨败。前面我们讲到的刘栓虎力擒王以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类似的斗争，在1949年，几乎是在天天上演。

　　现在的北京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1949年9月，有很多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以及将要出席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都住在这里。24日一大早，有个农民挑着两筐菜，来到了饭店门口找王强。

　　王强，哨兵们认识，他是后厨的采购员。因为饭店里住了那么多尊贵的客人，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因此，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会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执勤卫兵仔细地检查了这两筐菜，还真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透着新鲜。因此，哨兵挥了挥手，向这个农民示意，他可以进去了。

　　菜农抬手擦了把汗担起挑子正准备往饭店里走，就在这一刹那，露馅儿了！细心的哨兵发现农民那条擦汗时露出的胳膊，是又白又嫩。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哪儿有可能这么细皮嫩肉的！

　　哨兵立即把他带到值班室进行审讯。一审不要紧，这个农民是前言不搭后语，漏洞越来越多。眼看蒙骗不下去了，这个人竟然企图服毒自杀。

　　执勤的卫兵眼疾手快，当场制伏了这个人。从他身上，搜出了定时炸弹。这个“白白嫩嫩的农民”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头目毛人凤的密令，企图混入饭店，执行暗杀任务的。

　　证件是一个人身份的代表，工作证，学生证，身份证大家肯定都见多了，但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证件，你一定没见过——特务潜伏证。当年，像这样潜伏在大陆，随时伺机搞破坏活动的特务无数，据统计，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就有3000多名。

　　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国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大量与会代表、民主人士齐聚北京，特务们更是蠢蠢欲动。很多指令都是从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出，目标直指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民主爱国人士的。按照毛人凤的原话说，就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

　　见缝插针？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和中央军委公安部的指示，当时北平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重点地段24小时巡逻警戒，所有进入北平的人，在住店的时候都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和身份核实。

　　所以说，甭管是王以才在广场附近被擒获，还是吴瑞金在饭店门口被拿下，这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整个布防工作成效的体现。在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安全保卫更可以说是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1949年9月20日，公安中央纵队、北平市公安局统一行动，缉捕企图混入政协内部，阴谋策反的国民党中统特务赵冰谷等，共计175名。

　　敌人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隆重召开。9月30日，选举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第二天，全世界瞩目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就将在天安门广场上拉开帷幕。

　　开国大典举行在即，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工作，又是如何的呢？刚刚圆满完成了政协会议安保工作的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又迅速担负起了新任务。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被设定为防空警戒点，外围挖设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同时，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也由一师单独划出两个警卫营，负责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则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卫工作。

　　而在防空三角区以内，由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安保工作。根据参加广场游行和阅兵队伍的集结和分流方向设定：一中队负责鼓楼大街、四中队负责六部口，其余二、三、五中队都布置在天安门广场。

　　这些工作，自然都是严格保密的。广场公安警卫部署图，当时只印了四张，分别发给了四个人，他们是：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大队长吕展；大队党委书记、政委刘福；大队副政委骆骥和副大队长李明。此外，纠察总队下面的政治保卫队，任务一直不变：对特定控制对象，进行严密监视，如有不轨，坚决处理。

　　任务分工明确之后，真家伙登场了，就是为了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专门从苏联进口的探雷器。确切一点儿说，应该算作金属探测器。顺着前端探测盘接出来的电线，连接在耳机上，耳机里听到嗡嗡声是正常的，而如果耳机不响了，就证明下面有金属。

　　开国大典之前，战士和干警们每天都要用探雷器，对天安门城楼进行逐段扫描。而就是在9月30日这天，公安中央纵队还真的在城楼上铺设的两块苇席下面，扫出了一个炸药包。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

　　从10月1日凌晨5点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东至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至中山公园，南到前门箭楼全部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过。眼看一切就绪，城楼上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谁呢？来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是专门来视察天安门城楼警卫工作，听取安保汇报的。在纠察总队大队长吕展和副政委骆骥的陪同下，周总理走遍了城楼的每一个角落，休息室、观礼台，甚至是厕所都去了。事无巨细，问得清清楚楚。

　　从城楼下来，走到金水桥的时候，周总理又指着两座观礼台问道：“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骆骥回答说：“报告总理，搭好之后，从警卫师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按照总理的指示，公安纵队和纠察总队的战士们，又对城楼上的死角进行了彻底检查。等到检查完毕，天已经放亮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如期顺利举行。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毛xxx为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会议举办地点也就是中南海颐年堂。

　　作为公安部的首任部长，罗瑞卿心里清楚：圆满完成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只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公安战线做出的第一项成就。今后的道路，光荣但同时必定艰巨而漫长。

　　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之后，全力推进的第一项要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北平这座城市的安全。而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机构设置和机关组建，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

　　1949年7月8日和7月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和总理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那么接下来，罗瑞卿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要人。
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尤其是作为骨干的高级干部奇缺。为此，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五十名到公安部工作。对于这个请求，毛xxx没有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五十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播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根据毛xxx的这一批复，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罗瑞卿是力求精干。当然，毛主席不会真的一个军级干部都不给。

　　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公安部设立政治保卫、经济保卫、治安行政、边防保卫、武装保卫、人事六个局及办公厅。除政治保卫局局长，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兼任以外，其他五局一厅的负责人，由一、二、三、四野战军调配军级干部担任。另外还从华北补训兵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苏南公学以及各地党委系统中，抽调出一批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组建起精干有力的公安部。

　　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作了分析和估计，并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

　　那么，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什么呢？罗瑞卿讲得很清楚：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就是隐蔽斗争。同拿枪的敌人的斗争结束了，就得向不拿枪的或不公开拿枪的敌人作斗争。

　　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会议期间，毛xxx、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作了重要指示。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

　　“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

　　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周总理的话，不仅指出了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央对与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曾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安部成立后，就是在这儿开始正式办公的。

　　新干部们来自四面八方，对于新工作的认知水平自然也就参差不齐。尤其是一批从军队转业到公安机关的同志，一时还分不清新旧警察的区别，认为当警察不光荣，会被人看不起，总想着回部队去。

　　对于这样的想法，罗瑞卿自然了解，他这个公安部长，当年也是经过毛主席说服教育之后，才接受任命的啊。那么，怎样才能转变同志们的态度呢？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一座三层小楼，解放前是北平银行行会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市军管会把这个地方移交给公安部使用。就在这里，1949年11月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公安部成立大会。他先是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然后就提出了要求：“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

　　在罗瑞卿的带动下，许多新干部和刚加入公安部的年轻同志们都转变了自己的想法，积极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安保事业中，新中国成立时期进入到公安战线的老同志们，有许多人如今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公安战线上所做出的每一项贡献，都是我们在和平年代，所不能忘记的。

　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接受新的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xxx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

　　稳，指稳定人心；准，指准确打击；狠，指狠力肃清所有敌对势力。

　　毛xxx听完非常高兴，当场就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有你罗长子在，就有党中央的安全在！我就可以睡好觉、吃好饭。”

　　那么，公安、政法战线上，当时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形势，能让毛xxx用“天塌下来”来比喻？因为国民党在撤离北平前潜伏了一大批特务，新中国政权成立之初，各地的武装xxx、破坏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更是大喜过望，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来到，从而加紧了与内地反革命分子的里应外合，气焰愈发嚣张。从1950年1月至10月间，全国共发生反革命xxx816起，4万多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新中国在成立一年的时候，面对的严峻局势。

　　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召开的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毛xxx向彭真、罗瑞卿提出了要求：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

　　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方老人在采访中回忆说：“当时敌情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就指示彭真、罗瑞卿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日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主席。”

　　彭真、罗瑞卿连夜起草的指示，这就是“双十指示”。依照这一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迅速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展开。

　　1950—1953年，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土匪武装基本肃清。

　　1950年4月，指引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向台湾地区传递情报，密谋在毛xxx访苏期间执行刺杀任务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万能谍报员”计兆祥落网。

　　1952年11月，公安部指挥东北公安机关，击落美国间谍飞机，活捉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

　　1954年6月，罗瑞卿亲自坐镇，擒获军统特务“飞贼”段云鹏。

　　195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全面担负起了内卫、边防任务，忠诚地履行保卫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神圣职责。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杯具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