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改变地球命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开幕式当天的焦点议题有哪些？这次全球瞩目的大会能否取得预期的成果？针对这些问题，新华网8日连线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何钢。

新华网：请你介绍一下开幕式上的情况？

何钢：丹麦首相拉斯穆森，首先致开幕辞。然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帕乔里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到了前不久发生的邮件门事件。有个黑客把英国一个研究所所有研究、通讯的邮件透露出来，这个对科学家的信用是个损失，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因之怀疑气候变化研究的科学性。邮件透露出，科学家在作结论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慎重，对持相反观点的作者持打压态度，由此引发对气候变化科学界人士的质疑。帕乔里指出，IPCC是由全球顶尖的2000多个科学家组成的，数据源也是多元化的，从IPCC的整体来讲，所做的科学报告是有坚实基础的，不影响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整体判断。他的谈话一方面是对邮件门事件的反馈，一方面是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性的一个正确回应。

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波尔希望会议的结果能够包含三层内容：第一是一份立即行动的协议；第二是有雄心的减排目标和行动，以及资金支持等；第三是关于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愿景。同时特别呼吁此次气候变化大会很重要，而且要行动，从现在就开始行动。

开幕式有一些定调，各个谈判利益方的观点以及对大会基调的陈述。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会议很重要，丹麦气候和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女士说，如果这次会议失败的话，我们将花更多的时间和成本去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且不一定能寻找到更好的办法，而这个是我们等不起的，所以这次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她的立场比较能代表大多数人对会议本身的一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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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中国代表团开幕式当天有什么活动或发言？

何钢：中国派出了超过八十人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在大会上阐述了中国关于此次谈判的立场。据悉将在会期举办一系列的新闻发布介绍等活动。

中国代表团今年有两个地方特别需要指出，一个是企业家代表。我看到了阿拉善生态协会副理事长宋军、万科的董事长王石，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意味着企业家意识到了气候变化问题，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意识到了自己的企业责任；同时，对于企业家来说，气候变化也意味着新的机遇，里面孕育了“绿色革命”的思想。这对于企业家来说，毫无疑问，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二是青年代表。2005年蒙特利尔气候变化大会的时候，中国只有两个青年代表，今年就增加到了四十个，青年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哥本哈根及气候谈判进程，让世界聆听中国青年的声音，同时也是培育未来气候变化的领导力和生力军。这也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未来希望的所在。企业家和青年在会场的展区有一个集体的亮相，这是很好地传递了中国的声音。

新华网：你觉得本次会议能达成共识或共同声明吗？

何钢：现在很难预测，发展中国家期待就是在双轨制的框架下，如何延续《京都议定书》的路线。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则表示要谈出一个新协议，从而抛弃京都路线图。现有体制还是新体制的争论将直接影响本次会议的最终成果。另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会议的期待也有很大差距，比方说在资金安排上，发达国家表示承诺100亿美元已经是很大，但是发展中国的需求是1000亿美金。最终各方既要在减排目标上形成共同愿景，还要在制度安排和时间表等方面达成具体决议，不能不说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另外，这次会议还面临着在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下，人类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非常大，美国失业率超过了10%且高居不下，欧洲和其它地区的国家也遭受了一些重创，中国受到了全球经济的影响。经济危机使得气候变化在政府的优先日程上下降了，另一方也使得各国可用于气候变化的资源减少，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也会受到经济情况的影响。

这些因素决定了本次会议注定是一场硬战。但是，会议本身的重要性又是不容置疑的。到谈判中后期，将有八十多位各国领导将亲自到场，这其中包括温家宝总理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这将是气候变化会议史上空前的。强大的政治意愿将促使各国谈判代表集中精力并最后就后京都的减排目标和制度安排达成共识，哪怕在具体数字和安排上仍有分歧，这也将是后续谈判最重要的基础。

你觉得在气候谈判中，中国应该注意些什么？

何钢：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环境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但气候变化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发展机遇。

首先，气候变化挑战下孕育着机会，历史上的每一次能源革命都带动了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转移，煤炭和石油对英美经济的发展不可忽视。在新能源领域，各个国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以低碳经济为目标的清洁能源革命也许将成为未来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如果中国能够，就像在中国现在已经在做的一样，在太阳能、风电、生物能、电动汽车灯领域有所进展的话，当我们可以很便宜地使用清洁能源的同时，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也会有一席之地。从这种角度来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对自身负责，气候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发展机遇。

其次，从国家战略和形象来看，中国应该更多地表示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在对外交流与谈判的时候，应该更多地表明中国积极主动的态度，强调中国已经进行和未来将要进行的行动，表明和世界进行合作的决心，这样中国在外交上会有更多的主动性，也有助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要加强在气候变化科学和政策方面的研究、发布与交流。谈判涉及到科学事实、政策措施、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国际政治等各个方面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因此，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需要有自己的国家队，为中国谈判的进展提供坚强的基础和强大的支持。在国际舞台上，也让中国更有能力参与到制度设计、规则制定的过程当中，为中国争取更大空间的同时，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网：达哥本哈根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何钢：整个哥本哈根都在为会议工作。一出会场，就有会议的志愿者为你服务。从火车上到会场里，沿途都是公益广告、商业广告。很多人都将此次会议视为一次机遇，一种转折点。哥本哈根是个宜居城市，是个自行车王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很“绿色”，这是我对哥本哈根的最直观的印象。
12月7日，一个NGO组织赠送的为美好的气候播种卡片。

新华网：会场内外有什么情况？

何钢：会场里有许多NGO（非政府组织）在展示自己的理念。有个NGO组织把冰塑造成美人鱼的形状，摆在会场外面，“冰美人鱼”融化就会促使大家思考，给人们一种警示。印度代表团的每个人都穿了一件宣传T-Shirt，写有只满足需要，不满足贪欲”或者“要改变整个系统，而不仅仅是只改变一点”，因为气候变化是个系统问题，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转，包括人类的消费行为，所以他们觉得要从系统上的改变着手。

新华网：会议给你什么印象？

何钢：这是一次绿色会议，2005年我参加蒙特利尔气候变化大会的时候，主办方按照传统都会给与会者送些有地方特色的礼物，那年送的是帽子和围巾。今年会议主办方为了节能，就不送礼物了，因为很多礼物大家用不上，也就扔掉了，这很浪费。这种传统就在哥本哈根改变了，这笔省下来的钱，就用来资助一个硕士项目，是丹麦政府提供的，各国尤其是给发展中国家，会有12个留学生到丹麦来学习、研究气候变化。

另外，会场投入600万美元用于节能灯的改造，在会议主办方为出席此次气候变化大会代表提供的餐饮中，至少65％的食品和饮料为有机生态产品，更多采用本地的食品，这样就省去了运输过程，另外有机食品没有化肥、农药的使用，也更生态。会场就在地铁站口，所以参会代表通过公共交通就可以到达。此外，还专门开设了公交绿色通道。等等，不一而足。

新华网：那你手头上没有会议派发的宣传材料吗？

何钢：有一些，但不多。作为研究人员，我比较关注两份材料，一份是ECO，它是由一个名为CLIMATECHANGENETWORK（气候行动网络）的NGO提供的。这个组织汇集了全球NGO中的气候变化专家，每天都会关注会议进展，每天都会在网上发布谈判的进展和热点问题。比方在第一天的文本中，它醒目的列出了今年的会议必须达到的目标。还有一份材料是EarthNegotiationBulletin（地球谈判进展），它会把所有谈判议题的进展，比方说在公约、议定书下以及在资金、技术、减缓、适应四个支柱各个提议上的进展列出来。对于了解谈判全局的进展非常有帮助。

每天都有相关组织举行的边会，介绍各个组织再各种议题上的进展，从一个边会到另一个边会，信息量非常大。此外，会场还设置了专门的区域，这个区域非常大，包括所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NGO组织、研究机构及各个国家的展区，展现一些NGO开展的活动与理念，研究研究的最新进展、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面临的一些挑战。你如果对某个地方感兴趣，你随时都可以过去。

专家简介

何钢：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现任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

2005年曾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参加在蒙特利尔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十一次会议。曾担任北京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究会的创建会长。

2007年春，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协调该校新闻学院中国环境报道项目，深入关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

2007-2008，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同时在该校地球研究所气候变化全球圆桌工作。

2008年暑期作为Cynthia Helms Fellow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实习研究。

该硬就要硬。。。不能。。那啥

也许 用不了100年 50年呢  30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