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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猴之公案

2004年六月的一个清晨，棕榈叶的屋檐下，安娜·玛丽亚·桑提背靠一根柱子坐着。她皱着眉头看着马扎拉卡的同族人，和他们那位于柯纳布河（亚马逊河上游厄瓜多尔境内的支流）之上的村落。安娜·玛丽亚已年过古稀，除了头发依然乌黑浓密之外，整个身体犹如一颗干瘪了的豆荚。她灰色的眼眸有如两条灰白的鱼儿，困在她脸部深凹的黑暗漩涡之中。她用盖丘亚族人的方言和濒临消失的萨帕拉语责骂她的侄女和孙女们。拂晓后没过一个小时，她们和村里的所有人都醉倒了，唯有安娜·玛丽亚还是清醒的。

这是“冥加”仪式，在亚马逊语中是“建立新农屋”的意思。四十个赤脚的萨帕拉印第安人挤在一起围成圈，坐在长凳上，其中有几个脸上还抹了油彩。男人要出去砍伐和焚烧树木，来为安娜·玛丽亚的弟兄清出一片种植木薯的场地，于是大家痛饮“奇喳酒”，为男人祈福。虽还是孩子，他们也用陶制的碗啜饮着乳白色的发酵啤酒。萨帕拉妇女成天都在咀嚼木薯的果肉，果肉在唾液的作用下发酵，酿成了这种啤酒。两个用草绳编辫子的女孩从人群中穿过，往碗里斟满奇喳酒，端上鲶鱼肉拌成的稀粥。年长者和客人可以享用一块块煮成巧克力颜色的肉。但是安娜·玛丽亚·桑提——最年长的一个，却什么都没有吃。

尽管其他民族都已经奔向新的千年，萨帕拉族却还未进入石器时代。他们相信自己是蜘蛛猿的后代。他们过着和猿猴一样的生活，依然居住在树林中，砍下棕榈树的树干和白粉藤的藤蔓来支撑棕榈树叶编制而成的屋顶。在种植木薯之前，他们最主要的是蔬菜是棕榈树的树心。他们撒网捕鱼，用竹制的标枪和吹箭筒猎杀貘、野猪、野鹑和凤冠雉，以此方式获取蛋白质。

他们依然维持着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捕猎的资源已经所剩无几。安娜·玛丽亚说，当她的祖父母还年轻的时候，尽管萨帕拉族是当时亚马逊流域最大的一个部落，沿河而建的村落中住着20万人口，但这片森林养育他们全然不在话下。可是后来，遥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这个世界——或者说其他任何人的世界，都今非昔比了。

这件大事便是亨利·福特发现了批量生产汽车的方法。对充气轮胎的需求使得雄心勃勃的欧洲人在每一条适合航行的亚马逊支流中逆流而上，强占种植橡胶树的土地，强抓劳动力抽取树的汁液。在厄瓜多尔，欧洲人得到了住在高地的盖丘亚族印第安人的协助——他们早先听过西班牙传教士的福音传教，乐于帮忙把那些住在低地的、不信上帝的萨帕拉族的男人们绑在树上，强迫他们不停劳动直至死亡。萨帕拉的妇女和少女被视为生育机器和性奴隶，强奸的暴行夺走了她们的生命。

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东南亚的橡胶种植减小了南美乳胶的市场份额。橡胶带来了种族大屠杀，在此期间幸免于难的一两百个萨帕拉族人躲藏了起来。有些假装盖丘亚族人，居住在抢占他们土地的敌人中；其他的一些逃到了秘鲁。官方认为厄瓜多尔的萨帕拉族人已经灭绝。1999年，在秘鲁和厄瓜多尔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边界纠纷问题之后，有人发现一个来自秘鲁的萨帕拉族巫师在厄瓜多尔的丛林中行走。他说，他最终得以见见他的亲人。

重新发现厄瓜多尔的萨帕拉族人对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政府承认了他们的领土主权——尽管只是祖先土地的一小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批准他们复兴文化、传承自己的语言。此时，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只剩下四个，安娜·玛丽亚·桑提便是其中之一。他们曾经熟知的森林几乎已经无迹可寻：从占领他们土地的盖丘亚族人那里，他们学会了如何使用铁制弯刀砍伐树木，如何焚烧树桩以便种植木薯。每次收获之后，这块土地就得休耕好几年；四面八方，高耸入云的繁茂森林都被之后生长出来的纤细的月桂树、木兰和柯巴棕榈树所取代。如今，木薯被制成奇喳酒，成为了他们日常的主食。萨帕拉族人幸存到了二十一世纪，不过，他们是醉醺醺地迈入新纪元的，而且以后也将一直如此。

他们仍然保持着狩猎的传统，但男人们奔走一天也没找到貘，甚至连只野鹌也没有，于是他们不得不射杀蜘蛛猿。在过去，食用蜘蛛猿的肉可是件大逆不道的事。安娜·玛丽亚再一次用她那瘦小、失去了拇指的手掌推开了她孙女们端来的盛有褐色肉块的碗。她拒绝食用煮熟的猿肉，朝它抬了抬疙疙瘩瘩的下巴。

“我们要是连自己祖先都要吃，”她说：“那我们还算什么呢？”

森林和热带草原曾是我们的家园，但现在，很少有人再能感受到我们与动物祖先之间的纽带。尽管人类与灵长类动物分道扬镳的现象最初出现在另一片大陆上，但亚马逊萨帕拉族人的所作所为依然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们对安娜·玛丽亚所说的话越来越有感触了。虽然我们没有被迫成为嗜食同类的妖魔，但是，难道逃避未来我们就可以不去面临可怕的抉择吗？

二三十年以前，人类逃过了核战争的毁灭。幸运的是，我们还能继续躲避核威胁和其它大规模的恐怖行为。不过现在，我们总是询问他人：我们是不是一不留神就吞下了有毒物质，或是使得全球气候变暖了？我们也这样问自己。我们滥用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导致资源的日益枯竭；我们还滥杀动植物——而它们呢，或许永远地消失了。一些权威人士称，我们这个世界有朝一日会一片荒芜，乌鸦和老鼠在野草中穿梭，彼此掠食。若世界真的变得如此糟糕，就算以我们自吹自擂的超群智力，又何以知道人类一定能成为坚强的幸存者？

事实是，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十分固执，不愿意接受最糟糕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这个事实，也从未认真思考过对未来的种种猜想。求生的本能让我们变得软弱可笑——我们一直否认和忽视那些灾难性的凶兆，害怕它们会把我们吓得浑身发软。

如果那种本能只会令我们一味等待，那就太糟糕了。如果它能使我们抵御凶兆数量的攀升，那就是件好事了。人们对生的希望疯狂而固执，不止一次地编造出在废墟中得以拯救的奇幻故事。现在，让我们来尝试一个新的实验吧：假设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人类的灭绝不可避免，不是因为核灾难，不是因为小行星撞地球，也不是因为其它任何能引发生物大规模灭绝的事件导致就算是幸存下来的物种也面目全非、濒临死亡。生态问题让人们作出了可怕的设想，在这类假想中，人类会在痛苦中慢慢消亡，与此同时也把许多其它生物拖下了水……然而，人类的灭绝却也不是因为这个。

我要说的与上面这些都不一样。在我所要描绘的图景中，我们所有人将会突然消亡。就在明天。

这事儿或许没有可能，但若是建构一个论点，倒也不是全然没有可能。假设说有一种人类特有的什么病毒——自然的病毒或是某些人怀着邪恶的目的制造出来的病毒——令我们遭受了灭顶之灾，而其它生物却毫发无损。或是哪个仇恨人类却才华出众的奇才以什么手段攻击了人类区别于大猩猩的那3.9％的独特DNA，再或是他想出什么绝招使人类无法产生精子。也有可能是耶稣或者外星人将我们带走，要么升去了荣耀的天国，要么被关在宇宙中的某个动物园里。

看看你身边的世界。看看你的房子、你的城市。周围的土地，还有脚下的人行道和人行道下方的土壤。想象它们都原地不动、独独少了我们人类的模样。把我们去掉，看看剩下的事物。如果大自然中剩下的事物和我们的同胞生物突然摆脱了人类所给予的无情压力，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要过多久，气候才能够恢复到我们发动引擎之前的样子呢？

多久之后，大自然才能收复失地，让伊甸园恢复到亚当或能人出现之前的容貌和气息呢？大自然可能抹去我们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所有痕迹吗？它将如何吞噬我们的庞大城市和公共设施，如何将不计其数的塑料制品和有毒的人工合成材料转化成良性的基本元素呢？会不会有些物质实在违背自然生态，无法被大自然同化呢？

还有，我们最杰出的创造物——我们的建筑、艺术和灵魂的展示又会如何呢？它们真的会永恒么，能留存到太阳膨胀、地球融为灰烬的那一天吗？

甚至是在那之后，我们会不会在宇宙中留下些模糊却永恒的印痕，让持久的印记光彩熠熠地反应出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我们在行星间留下的印记又能不能表明我们曾经居住在这里呢？

为了知道没有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必须关注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们无法进行时空穿梭，而化石所记录下的不过只是一小段不完整的历史罢了。但是就算记录是完整的，未来也未必如实地反映过去。有些物种在我们手中彻底灭绝，它们或它们的DNA很可能从此完全消失。我们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可挽回的，但若假设我们一开始就未能进行进化，那么一个没有我们的世界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或许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吧。大自然曾历经了更为糟糕的毁灭，但又让荒芜的一片重现生机。即使是今天，地球上仍然有那么一些地方能勾起我们对史前伊甸园的栩栩回忆。如有机会观摩，我们会对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大吃一惊。

既然不过是在想象，我们也不妨假设我们活着的时候大自然也能繁荣昌盛。毕竟，我们自己就是哺乳动物。不同的生命形态一同构成了这繁华胜景。随着我们的消逝，这个星球会不会因为我们不再能够继续造福而变得有点儿萧条呢？

第一章 伊甸园留存之香

或许从未听说过“比亚沃维耶扎帕斯扎”。不过，如果你是在温带地区长大的话——所谓的温带地区包括北美洲的大部分区域、日本、韩国、俄罗斯、前苏联共和国的周边地区、中国的部分区域、土耳其、东欧以及包括大不列颠群岛在内的西欧地区——那么你的内心深处肯定会对它有所印象。如果你出生于苔原、沙漠、亚热带、热带、南美大草原或热带大草原上，那么那些与“帕斯扎”相仿的地方也必能唤醒你的记忆。

“帕斯扎”来自古老的波兰语，意思是“原始森林”。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的面积约为50万英亩，横跨波兰与白俄罗斯，是欧洲大陆仅存的荒野低地，年代已十分久远。当你还是个孩子，有人给你念格林童话的时候，想想看吧，那片雾蒙蒙的森林不就在你的眼前若隐若现吗？在这里，高耸的岑树和菩提树差不多长到了150英尺，它们那巨大的林冠荫庇着由角树、蕨类植物、湿地桤木和碗状真菌组成的湿漉漉的地面植被。橡树身披苔藓，已有500多年的树龄，它们实在太大了，于是大斑啄木鸟就把云杉的球状果实藏匿在它们树皮的褶皱中。空气稠密而清冽，处处沉寂，星鸦沙哑的嘎嘎声、俾格米猫头鹰的低啸或是一声狼嚎偶尔也会打破沉默，转而又归于平静。

森林中，万古以来沉积的树叶覆盖层散发出幽幽香气，仿佛正侧耳倾听着种子的发育。在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繁茂葱郁的生命理应感谢化作春泥的落红。接近四分之一的地上有机群落生长在各类腐烂物质中——每英亩土地上有五十多立方码腐烂的树干和坠落的枝桠，它们为成千上万种蘑菇、苔藓、树皮甲虫、昆虫幼虫和微生物提供营养，而这些生物在其它由人工照料管理的森林中早已无迹可寻。

这些生物转而又为鼬鼠、松貂、浣熊、獾、水獭、狐狸、山猫、狼、狍子、麋鹿和老鹰提供了丰富的食粮。这里生物的种类比欧洲大陆的其它地方都多——不过，森林周围既没有山脉，也没有可供掩蔽的山谷，因此这里并不具备地方性物种生存的独特环境要求。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不过是曾经东至西伯利亚、西达爱尔兰的古森林的一抹遗迹。

如此完好的生物学遗址在欧洲理所应当地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在14世纪，一位名叫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的立陶宛公爵成功地将他的大公国与波兰王国结成联盟，之后宣布这片森林为皇家狩猎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当波兰－立陶宛联盟最终纳入了俄国的版图，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便成为了沙皇的专有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进军时大肆地砍伐树木、屠杀生灵，尽管如此，原始森林的主要部分还是得以幸存，并在1921年成为波兰国家公园。苏联统治下，木材滥伐曾一度卷土重来，不过纳粹入侵期间，有个名为赫曼•戈林的元帅因酷爱自然，下令将整片森林设为禁区——当然，他本人高兴的话还是可以入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说约瑟夫·斯大林在某个醉酒的晚上，在华沙同意将森林的五分之二交给了波兰。共产主义的统治并未给森林带来什么变化，也就是建造了一些高层人士的狩猎区别墅。1991年，在其中一幢名为维斯库里的别墅中，苏联签订了解体的协议。然而，事实证明，这片古老的圣域在波兰民主政治和白俄罗斯独立自主下受到的威胁反而大于七百年来的君主专政和xxx统治。两国的林业部门纷纷鼓吹通过加强管理来保持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的生态健康。然而，这种“管理”，无非是采集和销售成熟硬木的幌子。若不是“管理”，这些硬木终有一日能随风撒下果实，将营养还赐森林

欧洲曾经就像这片原始森林，想到这点，不禁令人暗暗吃惊。进入这样的一片森林，我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物。看着老树七英尺宽的树干，走在最高的林木之间——巨人般的挪威云杉，它们像玛士撒拉一样饱经岁月的风霜——对于那些在北半球随处可见、较为低矮的次生林地中长大的人而言，这里本该如同亚马逊流域或南极洲一样让人惊艳。不过，让人纳闷的是，人们刚一踏入这片森林，熟悉亲近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了。就算是再微小的生物，也竟会如此完美。

安德烈•巴别克立即就认出了这里。作为克拉科夫的一名林学学生，他接受过专业培训，知道怎样保持森林的最大生产力，其中有一点就是消除“多余的”有机垃圾，以防树皮甲虫之类的昆虫寄生在森林中。然而在这儿，他却目瞪口呆，因为这里生物的数量和种类比起任何他所见过的森林来，都要多上十几倍。

这里是唯一生活着全部九种欧洲啄木鸟的地方。他于是意识到，有些啄木鸟的品种只栖身于中空的、濒临死亡的树木中。“它们没法在人工管理的森林中存活，”他这样对他的林学教授说。“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几千年来都不依赖人类管理，而且存活得相当好。”

这位声音沙哑、蓄着胡子的年轻波兰林务员成为了森林生态学家。波兰国家公园曾经聘用过他。后来，他因为反对到原始森林中心砍伐原木的“管理计划”而丢了饭碗。在好几个国际期刊中，他都严厉责备官方“森林没有我们的周到帮助就会死亡”的论断，批评砍伐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周边树木来“重塑林木原始风味”的“正当行为”。他指责说，这种令人费解的思维方式在那些对森林野地无甚概念的欧洲人当中十分常见。

为了记忆中的森林永不消失，他几年如一日地穿上皮靴，行走在他深爱的原始森林中。尽管安德烈•巴别克竭尽所能地保卫森林中未被染指的区域，他还是无法抗拒作为人类的天性，想要看个究竟。

巴别克独自一人在林中，穿越时空的限制与曾经来过这里的人们倾心交谈。如此纯净的荒野仿佛一块记录了人类足迹的白板。他接受过专门学习，懂得如何阅读这些记录。土壤中的木炭表明曾经有狩猎者用火焚烧掉一部分森林，然后放牧。耸立的桦树和沙沙作响的白杨证明了亚盖洛的子孙后代们或许因为战争而无心狩猎；光阴荏苒，这些追寻太阳足迹的物种再次在曾经被烧得精光的土地上扎根生长。树荫下，硬木的树苗泄露出森林繁衍不息的秘密。渐渐地，它们会长成葱郁的桦树和白杨，仿佛它们从未在这里消失过一样。

每当巴别克碰见貌似山楂树或老苹果树之类形态异常的灌木时，他便知道，这是一间很久之前就被微生物吞噬的木屋遗骸，这些微生物能把森林中的擎天大树转变为土壤。他还知道，任何一棵从低矮的苜蓿丛中长出的又高又大、茕茕孑立的橡树都意味着一处焚尸场。它们的根系从早先的斯拉夫人的尸体灰烬中汲取营养。这些斯拉夫人便是现在的白俄罗斯人，他们九百年前从东方而来。在森林的西北边界，周边五个村落的犹太人都在这里埋葬死者。他们那些砂岩和花岗岩的墓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墓碑的基座断裂，长满了苔藓，已经变得十分光滑，光滑得如同来此悼念的亲人所留下的鹅卵石。当然这些亲人们，也早已辞世。

安德烈•巴别克穿过一片青绿草地，草地上长着一棵苏格兰松树，这里到白俄罗斯的国界连一英里都不到。十月的下午如此寂静，他能听到雪片飘落的声音。突然间，草丛之中发出一声脆响，十几头欧洲野牛从享用嫩草的地方狂奔出来。它们呼着热气，蹄子扒着泥土，又大又黑的眼睛久久凝视着这个貌似脆弱的两足动物，然后它们的反应和祖先一样，逃之夭夭了。

只有六百头欧洲野牛还在野外生存，它们几乎全部集中在这里——或者说一半集中在这里吧，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这里”这个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人沿着国界建起的钢铁幕帘将这个天堂一分为二，旨在阻止倒向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叛变者。尽管狼在地下打洞，人们也认为狍子和麋鹿能够越过这个障碍，但这个欧洲最大的哺乳动物群落还是被人为分隔开来，有些动物学家担心种群的遗传基因会遭到割裂，导致灭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动物园饲养的欧洲野牛被带到这片森林中，来补充这个几乎被饥饿的士兵全部吃光的物种。而现在，冷战的产物再次威胁到它们的生存。

白俄罗斯在共产主xxx体之后移走了列宁的雕像，却没有拆除隔离带的意图，尤其是因为波兰境内的森林现在已经纳入欧盟的版图。尽管两个公家公园之间被分隔的部分只有14公里长，但如果你想以游客的身份参观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你得向南驾驶100英里，乘火车穿越国境，抵达布列斯特，接受毫无疑义的审问，然后雇一辆汽车再往北开。安德烈•巴别克在白俄罗斯的同学赫欧利•卡祖卡是个激进主义分子，他气色不好、面黄肌瘦，是个研究无脊椎动物的生物学家，曾经担任白俄罗斯境内原始森林的副主任。他被自己国家的公园服务中心炒了鱿鱼，因为他公然反对公园最近建造起来的一个锯木厂。他居住在森林边缘的一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房屋中，给游客们恭敬地上茶，然后谈谈他对建立一个国际和平的公园的梦想，在这样的公园中，欧洲野牛和驼鹿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成长。

这儿，原始森林中的高大树木和波兰境内的一模一样；同样的毛茛、苔藓，还有巨大的橡树红叶；同样盘旋的白尾鹰，它们对刀子般锋利的金属丝隔离带毫无防范。事实上，在波兰和白俄罗斯，森林还在扩张，因为农业人口正从不断缩小的农村迁往城市。在这种潮湿的气候下，桦树和白杨迅速地侵入周围休耕中的马铃薯种植区；只要二十年，农田便会成为林地。在它们林荫的庇护下，橡树、枫树、菩提树、榆树和云杉也都欣欣向荣。如果人类能够消失500年，一片真正的森林便会在此复活。

欧洲的郊区有朝一日能够恢复成原始森林，这个想法令人振奋。不过，最后的人类可得记得把白俄罗斯的钢铁幕帘拆除，否则，这里的欧洲野牛将会随他们一同消亡。

第二章 夷平我们的家园

“‘如果你想拆掉一个谷仓’，一个农民曾经这样告诉我：‘在屋顶上挖一个十八平方英寸的孔。然后后退，站到一边。’”

人类消失的那天，大自然便接管了世界，并且立即着手拆除房屋——更精确点的说法应该是房屋们。把它们从地球的表面上彻底清除。一点不留。

如果你是一个房屋的所有者，你就算已经知道对它的所有权不过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就算腐蚀作用已经无情地袭击了它，可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这点，而是动用积蓄修复它。别人告诉你，你修这房子得花上多少钱，但没人会和你说，你还得付出些什么才能防止大自然再次占有你的房屋，它的速度可比银行快多了。

即使你居住在一个与原始形态格格不入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群落里——在这里，重型机器将自然风景彻底破坏，便于管理的草皮和整齐划一的小树苗取代了难以驾驭的野生植被，湿地沼泽在“控制蚊虫”的名义下被填平——就算如此，大自然也不会被人们击败。不管你如何将自己封闭在调温的房子里，躲避风霜雨雪，但肉眼看不到的霉菌孢子总会以什么方式钻到室内，突然间爆发出巨大的威力：看着让人心烦，不看更加糟糕，因为它们藏身于粉刷过的墙壁中，大口咀嚼着石膏板，腐蚀着洋钉和地板托梁。或者呢，你的地盘也有可能成为白蚁、木匠蚁、蟑螂、黄蜂甚至更小的动物的栖身之所。

最糟糕的是，你可能会因为水而感到困扰——虽说在其它场合它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质。它总想侵入你的生活。

我们离去之后，大自然依托水的威力对我们自鸣得意的机械制造品展开了复仇。它从木结构的建筑下手，它们是发达地区最常用的民居材料。报复始于屋顶，或许是沥青，也可能是瓦片，人们担保它们能够使用二三十年——但是没人能担保烟囱附近不受到侵蚀，第一个漏洞总是出现在这个地方。遮雨板受不了雨水无情的冲刷，于是雨水悄悄渗入到瓦片下方。它流经4英尺×8英尺厚的层层盖板——这些盖板由夹板制成，如果是新造的房屋，那也有可能是木制胶合板。胶合板由3－4英寸的若干板材制成的，中间用树脂粘合起来。

新的未必就是好的。开发美国航空项目的德国科学家温希尔••冯•布劳恩曾讲过一个故事——第一个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美国人约翰·格伦的故事。“离地升空前的几秒钟，格伦被紧紧绑在我们制造的火箭中，人们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那个关键时刻，可你知道当时他对自己说了什么？‘我的老天爷！我竟然坐在这么一堆糟糕的东西上！’”

在你的新房中，你就一直坐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方面，这样做不无道理：通过使用又便宜又轻巧的材料，我们可以减少使用世界的资源。另一方面，尽管中世纪的欧洲建筑、日本建筑和历史久远的美国墙体依然得依赖巨大的木柱和横梁，但现在，能够产出这么大木柱和横梁的大树已经变得十分珍贵和罕见，我们于是只好另想办法，把小块的木板和废料拼拼凑凑、粘合起来利用。

你出于成本考虑而选择的木制胶合板，其中含有的树脂是一种由甲醛和苯酚的复合物构成的防水黏合剂。它也被涂抹在木板暴露在外的边缘，不过没什么作用，因为水份从钉子周围渗透进去。没过多久，它们便生锈，并逐渐松动。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房屋内部的漏水，还使房屋结构受到巨大威胁。除了屋顶，木制盖板也能保证托架不松开。这些托架指的是用金属板联接而成的支持梁，能够防止屋顶的张开。但是，一旦盖板被腐蚀，那么结构上的完整性也就随之而去了。

因为地球引力，托架上承受的张力不断增加。固定生锈金属铰链的、1/4英寸长的钉栓从潮湿的木头中滑出，这木头上已经长出一层毛茸茸的绿色霉菌。霉菌层下面，名叫菌丝的线状生物正分泌出能将纤维素和木质素分解为真菌养分的酶。室内的地板也在发生着同样的变化。如果你居住在气候严寒的地区，气温一下降，水管就会爆裂，雨水从鸟类撞击和墙体下陷造成的窗户缝隙中灌入。即使窗户的玻璃完好无损，雨雪依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渗入到窗台的下面。木头还在腐烂，托架开始崩塌。到了最后，墙体倾斜到一边，屋顶便倒塌下来。十年之内，那个屋顶上留有十八平方英寸大洞的谷仓便消失殆尽。你的房子或许可以维持五十年，不过最多也就一百年罢了。

当灾难开始呈现时，松鼠、浣熊和蜥蜴便登堂入室，在清水墙中安营扎寨，连啄木鸟也会在外面嘣嘣敲击。如果它们最初被阻挡在所谓的坚不可摧的墙板外面——这种墙板由铝、乙烯化合物构成，也可能由被称为“高能厚壁板”、无需保养的硅酸盐水泥纤维隔板构成——它们所要做的不过是等上一个世纪，那么大部分的人工材料都会不攻自破了。人工注入的色素基本脱落了，水不可避免地从锯子的切口和钉子孔中渗入，细菌吞噬了植物纤维，剩下的只是无机元素。剥落的乙烯化合物墙板，早已开始褪色，如今因为塑化剂的变质而变得极其脆弱、伤痕累累。铝的形态要好些，但水中的盐分也在缓缓吞噬着它的表面，留下的是坑坑洼洼的白色表皮。

镀锌表皮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但它几十年来还是很好地保护了负责加热或冷却的钢制管道。但是在水和空气的共同作用下，锌开始氧化。一旦镀锌表皮失效，那么薄薄的钢板便失去了保护，几年之内就会开裂。石膏灰胶纸夹板中的水溶性石膏在此之前就已流失，被大地吸收。烟囱成了麻烦的开端。一个世纪之后，它还依旧耸立，但砖块早就开始剥落，一点一点地裂开；石灰砂浆也是如此，温差变化使其碎裂为粉末。

如果你曾经有个游泳池，现在就会成为一个播种筒，里面会撒满开发商引进的观赏植物的种子，或者是曾经被驱逐出去的天然植被——它们一直在角角落落中留守，等待有朝一日夺回领土的机会。如果房子有一间地下室，那么它同样也会被土壤和植物所填没。荆棘和野葡萄藤正盘绕于钢制的排气管道上，它们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会生锈腐烂。白色的热塑树脂的水管装置，照到阳光的那一边已经发黄、变薄，其中含有的氯化物已经风化成为氢氯酸，溶解自身的同时也殃及周边的聚乙烯材料。只有浴室的瓷砖外观几乎未发生什么变化，因为经烧制的陶瓷制品所含的化学成分有些类似于化石，不过它已经碎落成堆，干草和树叶混迹其中。

五百年之后，剩下的事物会有哪些呢？这取决于你居住在世界的哪个地区。如果气候温和，曾经的市郊便会成为森林；除了一些土丘，这里逐渐开始类似人类进行开发之前的模样，或者是被驱逐的农民初次见到这片土地时的样子。林木之中，郁郁葱葱的林下叶层半掩着铝制的洗碗机散件和不锈钢炊具，它们的塑料把手虽已开裂，却依然坚固。在下个世纪，尽管没有冶金学家来进行观察，铝变形和腐蚀的速度终会显露——铝是一种相对较新的金属，早期的人类并不知道，因为铝矿石必须经过电化提炼才能成为金属。

铬合金使得不锈钢具有形态复原的功能，但是，这种效果或许将延续几千年，尤其是当罐子、平底锅和碳合金餐具被埋藏在不与氧气接触的地下时。在遥远的未来，不知哪种智慧生物把它们挖了出来，于是乎，他们进化的速度因为发现这些现成的工具而突飞猛进。不知道如何复制这些工具让他们觉得灰心受挫——不过神秘感和敬畏感说不定能够唤醒他们体内的宗教意识。

如果你居住在沙漠中，现代生活中的塑料制品腐蚀剥落的速度会更快，因为聚合物链会在阳光紫外线的侵袭下断裂。由于缺水，木制品在这里能够保持得更长久，不过金属接触到盐性的沙漠土壤会腐蚀得更加迅速。看着罗马遗址，我们由此能推测，厚厚的铸铁制品会出现在未来的考古学记录中，所以立在仙人掌之间的消防栓或许有朝一日会成为人类曾在这里生存的唯一线索，这可真是幅奇怪的画面。砖坯墙和石灰墙将可能受到侵蚀，可曾经起到装饰作用的锻铁阳台和窗户格栅尽管已经薄如轻纱，不过可能还是能被识别出来，因为腐蚀作用虽然吞没了铸铁，却难以对付剩下的玻璃渣。

我们曾经把所知道的最耐用的物质用于建筑结构：比如说花岗岩石块。它的效果今日依然可见，我们崇拜，我们震惊，但我们现在不再采用这种材料，因为采石、开凿、运输和切割石料需要很大的耐心，而我们却已经不再具备这样的耐心。从此之后，怕是不会出现第二个安东尼奥·高迪了——他1880年开始建造巴塞罗那至今未曾竣工的圣家赎罪堂，现在没有人再会考虑投资一个需要建造250年、重孙的重孙的孙子才能完成的工程了。现在，没有了成千上万的奴隶，使用罗马人的另一发明——水泥，岂非便宜？

如今，混合着粘土、沙子、古代海贝壳钙质的浆水变硬后就成为一种人造岩石，它日益成为现代城市人最为经济的选择。到了那时，成为半数人家园的水泥城市将变得如何呢？

在我们考虑那点之前，我得说说有关气候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明天就消逝，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将会对后世带来影响，地球引力、化学作用和熵将在几百年之后才把万物带到平衡状态，可这和人类存在之前的地球或许只有些许的相似了。之前的平衡状态取决于大量的碳元素被压在地壳层之下，而现在呢，大多数碳元素已经转移到了大气中。房屋的木制结构会像西班牙大型战舰上的木材一样，上升的海面将它们浸泡在盐水中，受到了保存，而非腐蚀。

在一个更为温暖的世界中，沙漠变得越发干燥，但是人类曾经居住的地区将很有可能再次出现河流——人们最初就是被水所吸引才到了这里。从开罗到菲尼克斯，河流使干旱的土壤得以生存，沙漠城市便在这里崛地而起。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控制了那些水的干道，然后将它们分出支流以图日后更大的发展。但是人类消失之后，支流也随之消失了。干躁和炎热的沙漠气候和潮湿、多雨的山地气候交织在一起，滔滔洪水涌到下游，淹没了水库，一年一年堆积起来的淤泥覆盖了之前的冲击平原，埋葬了建造在那里的一切。消防栓、汽车轮胎、破破烂烂的厚玻璃板和办公大楼或许能够苟延残喘，不过，它们会像石炭层一般埋入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