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丘

    刚刚到家，翻了翻这些天的帖子，看到了风雨书斋先生的几篇文章，受益颇多，在读了《感性思维方式》一文后，产生了一些思考和疑问，于是起笔写下，和大家讨论。

    风雨书斋先生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在讨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应该说例证广泛，令人钦佩，用以说明此文的主题是足够的。我这里发挥一下文章的旨意，谈我的一些想法。

    用“感性”和“理性”来分野中西文化是否合适呢？学过马哲的人都知道，估计也都相信这一点，“理性”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高于“感性”的，那么是不是西方文化“高于”中国文化呢？（这里并没有说先生有此意）事实上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前些日子，翻看了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其中在讨论“原始思维”的特点多次以中国为例，在他看来，好像中国一直停留在“原始思维”。真的是这样吗？我想，“理性”和“感性”这个标准太过“现代化”了，用来诠释古代思想并不合适，而且简单的划分也缺乏历史意识。

    那么采用什么标准呢？要对两个事物进行比较，首先他们要有可比性，可比性的前提是他们有一定的共性，这里我想就从“感性”与“理性”说起，来讨论中西思维方式的特点，而不再预设一些前提。

    “理性”的含义是什么，要搞清楚恐怕就算一本专著也未必足够，这里没必要那么复杂，因为我们这里是在比较中西之间思维方式，我所理解的“理性”是“正统”意义上的，就是高于感性的一个认识阶段，我的结论是，中西思维方式乃是两种不同的理性，而不是感性与理性的分别。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确实有“感性”的特征，这是大部分人都承认的，这里不必多说。关键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特征的根源在那里，我认为是中国的天人观，也就是“天人合一”。因为天人一体，那么“天”（外在环境）就不会成为被认识的客体，也就不存在主观客观的问题，风雨书斋先生把中西化为“主体性”和“客体性”并不恰当，既然没有“客体”，也就不存在“主体性”的问题了。这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前我们经常这样划分中西科学，中国的科学是“经验主义”，西方的科学是“理性主义”，岂不知经验理性之分乃是西哲的命题，用来区分中西科学恐怕并不适宜，这里没必要详述，举个例子：

    近来我觉得数学作为“科学”的工具，很大程度上也能够说明中西科学的分野，古代中国的数学基本上是代数的，而西方是几何的，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历算，却无法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科学，而几何是讲求逻辑、追本求源的，中国发达的历算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而西方的几何却是用来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命题。但是，我们能说代数是“经验的”、感性的，几何就是理性的吗？显然不能，这是两种理性。

    当然，这里仅仅以数学为例，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数学只不过是一个工具罢了。

    下面重点谈一下我为什么说中国人的思维早就从“感性”转到“理性”。我们这里只谈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像书斋先生说的那样，抽象、含糊，喜欢用联想比拟，至于保守谨慎我觉得是性格特征，与思维方式关系不大。我们可以把在“理性”来临之前的思维称作“野性思维”或者“原始思维”，那时候人并没有“人”的观念，也就是说并没有把自己和周围的自然物区分开来的能力和意识，布留尔称其为人与自然的“互渗”，我想这应该是中西都有过的阶段（必须承认，我对西方的史前史并不了解）。西方走出的很干脆，把人与自然完全的割裂开来，也就有了“主体”和“客体”之说，并很早就开始了对真实世界的使人和对世界本原的探究。而中国则不同，可以说这种转变很“暧昧”。很多人都把春秋战国当作中国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史上的转折点，往往忽视了这之前中国所经历的重要变革，以及后世的演变，这里要说的是殷周之变。

    殷周之变本是政治事变，学界也颇有争议，一些事件虽然未必真实准确，但是很有象征意义。我们都知道，殷商时期鬼神崇拜兴盛，而周人则把祭祀的对象从鬼神变为了祖先，不仅如此，更带来了社会制度、政治生活的变革，宗法代替了神权，礼乐制度代替了鬼神祭祀，这一过程是“人”被突出、被发现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反宗教”的运动，从这里开始，中国就走上了自己的“理性”道路。

    中国“理性”的特征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是“天人不分”，因为是先有“天人之分”，才会产生对天人关系的解答，只是中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相反的。因为“天人合一”，所以中国的思维方式有了“感性”的特征，但这不妨碍他也是一种“理性”。

    不过，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很早就有了“人本主义”什么的，这完全是两码事，我反复强调过一个观点，单个的“人”是没有价值的，人的价值只存在于家族上下链之中，一个男性只是作为父亲、儿子、臣子等等才有价值，他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每个社会角色都会有其行为规范和使命，这就构成了传统价值观中人存在的所有意义，也因此很多西哲的命题在中国不会存在。

    做一个不太准确的概括，我们可以说西方的理性是“认识理性”，中国的理性是“社会理性”。

    书斋先生说两种思维方式都是不“完整”的，我觉得完整是没问题的，不“完美”却是真的，但是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的。取长补短是必要的，也是我们做比较的目的之一，但如果生搬硬套、不加以“消化”，是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的，这一点从中国近现代史中不难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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