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从那里来的？宗教界认为人是上帝造出来的，而科学界认为人是由低等动物进化来的，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而且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其答案反而更加模糊。因为只要按现在被逐渐掌握的基因知识，就不难发现，想象上帝（或“外星人”）如何通过化学合成和基因工程“造人”，实在比想象世界上的所有生物，如何都由同种单细胞“进化”而来，反而要容易、也似乎
更合理得多。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不少有造诣的科学家，到头来反而成为“有神论者”的一个原因吧。人类已经可以在试管中造牛造羊，却无法让最简单的“三叶虫”表现出一点看得到的“进化”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作出下面的推测：上帝可能就是那个想象得出、却永远够不着的“无穷小”？如果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神学”和“科学”将在哲学的层次上得到统一，至少可以相对圆满地解释诸如“宇宙始于一点（大爆炸理论）”、“生命起源”和“上帝万能”、“上帝无所不在”之类的问题。
   
不过，有一个层次低一点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可以、并应该确定的。那就是无论从现有的“神学”还是从“科学”出发，“人”都应该被定位在一个单独而特殊的位置上。
 
宗教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却并没有赋予所制造出的任何其他生物类似的“殊荣”。又将宇宙分成天堂、人间和地狱，他亲自主掌天堂和地狱，却不直接过问人间，只是立下“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的“奖惩条例”，其“另眼相待”的用意再也明显不过了。如果我们自己意识不到他
的安排，不去积极探索合理、有效的方式，勇敢地承担起管好地球的责任。反而“自甘堕落”地一味追求要和其他动物“打成一片”，学它们的样、按它们的“规矩（如‘种内竞争’‘弱肉强食’之类）”行事。岂不是等于既糟蹋了上帝的美意，又亵渎了他的“圣体”？
  而站在“科学”的立场，我们在认识自己时，犯了一个“当局者迷”的特大错误。我们已经知道地球上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是由一百多种基本化学元素所组成。甚至也知道它们都是由更简单、种类更少的基本粒子（如质子、电子、中子等或更小的什么粒子）所组成，而且懂得根据它们的化学、物理和生物特性来将其分类，并没有因为所有生物体都主要由碳和水组成，就统称其为“碳水化合物”。
可惜到了认识自己时，居然看不到人有其他任何生物都没有的、可以设计和控制自己行为、生命及生活前途走向的精神、理智或思维能力，更生活在完全由自己创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社会）里、并对大自然有巨大的影响能力等，各种原则性、根本性的区别。反而仅仅以单纯的生理结构和现象，去把
自己归到“动物类”中去，心甘情愿地去执行从“观察研究生活形态和人类完全不同的野生动物行为”总结出来的理论（“丛林法则”）。并将人类靠相互合作、不断积累获得的进步，牵强附会地硬说成是“竞争”的结果，完全无视自己最突出的“特殊性”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宏观来看，再找不出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来了。

按照这样片面教条的逻辑，如果根据更基础的细胞学或基因理论，知道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由细胞繁殖，靠基因遗传。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将动物和人，都说成是什麽“高级植物”或“超级植物”了！

其实只要我们能客观冷静地思考一下，，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正在应用的这方面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虽然人类从生物学角度、甚至行为表现上，都有许多和其它动物相似的地方。而且，人没有大象的力量，老虎的凶猛、羚羊的速度、猴子的灵敏或乌龟般的忍耐。所以，从单纯生理学和体能上来看，人并没有特别可以更好地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突出优点。但是，为什么其它动物成千上万年来，永远只能在自然生态环境中，逆来顺受地为生存而挣扎，没有任何看得出来的改善。而人类却早已脱离为生存而活的境界，能自己创造、享受着越来越丰富多采的物质生活？答案其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因为人有别的生物都没有的创造性思维和理智判断、决策的能力。正是靠这样的能力，人类认识到，虽然个体的力量不足以和自然环境抗衡，但却可以通过分工合作，靠集体力量来做自己个体或其他任何生物作不到的事。从此不断完善，发明了具有可以学习、交流、积累、保存、叠加每个个体经验和知识
的语言文字；学会能够制造和使用其威力和效率大大超过自己体能的工具；以及形成有个体明确分工，但相互必须依赖，并几乎隔离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社会，开始了自己生命意义上的真正飞跃。事实上，人类至少从有历史记载起，就只有“侵略、压迫、随心所欲”地对待其他物种，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竞争”（除非好意思厚着脸皮把狩猎、或屠宰场的行为，都说成是“种间竞争”）的存在。而人类本身所取得的进步，更明显地是相互合作的结果，即使在提倡、鼓吹“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一切活动，也首先是要建立在内部合作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和完成的。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应该主动脱光衣服，只身到亚马逊河流域的原始森林中去生活。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人，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提供的（包括头脑中的绝大部分知识），除非他自己能在野兽那样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下，照样做出一台电脑或发射一艘“宇宙飞船”，才能证明自己个体的确强大和优秀。否则任何了不起的个人，对社会而言，充其量也只是泰森（美国有名的拳击冠军）的“拳头”或刘易斯（世界短跑记录的创造者）的“腿”－只有在整个身体的支持、协调下，才能有出色的表现。要是单独卸下来，连做“红烧蹄膀”“火腿”吃的价值都没有。
   
如果将社会比喻为一个放大了的“人体”，应该是十分确切的。个人就好象“细胞”，文化是“遗传基因”。许多“细胞”组成不同功能的“器官（专业）”，政府就是“大脑”。在这样的结构下，每一个相同的细胞（个人），被有意识、有目的的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合成、叠加的结果，取得了任何靠个人或其他生物做不到的成果，这才是社会惟一和本质的“外在特征”。我们可能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注意只是过分，不是完全），而忽略了文明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必然性。我想爱因斯坦
（如果活着的话）和微软的盖次本人应该不会（也不能）否认下面的论点：是时势造“英雄”、“英雄”应时代的需要而生，不是“英雄”造时势。“相对论”不可能早于“经典力学”来提出，要是爱因斯坦先于牛顿出生，说不定他就是第一个提出“经典力学”的人，要由牛顿或另外一位天才来戴上“发现相对论”的桂冠了；而即使没有盖次，今天的电脑，也肯定不会还停留在“使用打孔纸带由光
电输入”的状态的。科学史上，有很多发明、发现，往往会分别在不同地点为不同的人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获得，就是一个“证明”。毛**要是早生两千年，一定只能当一个“始皇帝”，绝对写不出“矛盾论”“实践论”那样的文章；而那位“秦始皇”，如果赖到一百年前才肯“投胎”，中国人也只需要把那首“东方红”的歌词改成“中国出了个秦**”就行了！
   
不过，社会和人体又并不完全相同。人体的细胞，相互间有着生物学的实质和有机的联系，客观上不能分开独立生存。而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却是完全独立的，在社会中相互间也没有血管、神经、肌肉之类的有形牵制。那他们是如何能够聚集在一起，像人体一样地发挥作用的呢？可以认为，由于高度的分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得以让所有人享受到靠个人力量绝对得不到的物质文明。而高度分工，又使得每一个人都实际已经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必须依赖于社会集体，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凝聚力。
但是，主观上，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也有“自私、贪婪、好色，母爱”等“天性”。这些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能够起到保护生存、有利竞争的“天性”，对非自然环境的人类社会，其作用却大部分转为负面，如：自私会阻碍科学的分工；贪婪影响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并造成资源的浪费；好色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稳定；非理性的母爱干扰社会对下一代的整体规划；……。看一看当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或趋势，无不都可以从中找出根源来。而且“天性”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不可能籍由上述的“外部凝聚力”来解决，就像“红药水”或“碘酒”可以避免皮肤感染，却不能防治“心肌炎”“胃溃疡”一样。那么，人类应该如何抑制（不可能消灭）“天性”的负面影响呢？

中国有句成语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是圆规，“矩”是直尺。字面意思是：没有圆规和直尺，就作不出真正“圆”或“方”的形状来。其深层的含义，则是总结一个普遍的规律，说明任何的事物的形成，都是受某种特定“规矩”的规范或约束来运动的结果。“圆”是“点”以固定半径围绕圆心运动的轨迹；“方”是“点”在圆周上四个等分点之间作直线运动的轨迹；完全相同的中子、质子和电子，只是因数量或电子运行轨道的区别，而组成特性截然不同的化学元素；而仅仅一百多种化学元素，以不同的形成条件或组合排列，就产生了世界上的万物；……；也就是说，万物的区别，其实就在于“规矩”的不同。从这样的认识来看，“天性”就是自然生态环境中一切生物的“规矩”，这样的“规矩”当然不能适用于非自然生态环境的人类社会，上面提到的这种负面影响。就是“规矩”不对的结果。那么，什么才是人类社会与之对应的“规矩”呢？

其实，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早已为我们总结出完整的答案了，那就是“（尽）忠、孝，（讲）仁、爱”和“（懂）礼、（有）义、（守）廉、（知）耻”。前者用于规范个人对社会，后者用于个人对自己。只是因为那种文化过分抽象，被其後人不求甚解地引向错误的极端，产生了“物极必反”的效果，结果反而被一部分自己人和因语言文字隔阂的外国人，当做“落后”的原因，加以批判或嘲笑，就像他们当初不信任、看不起中医、针灸和天然草药一样。爱因斯坦曾经写道：“在我
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指希腊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现在看来，後面的惊奇也是多余的。近代有一门新兴的科学理论，谓之“模糊理论”，以一种看似“含糊”的方法，来解决不能简单加以“数学模型化”的复杂、多变数问题时，反而可以比用一般精密科学理论更容易得到较准确的答案。而社会问题不正是最复杂而又多变数的问题吗？可惜这种“模糊理论”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否则，人们就会发现，古代中国人早就在按照这种理论的原理，来认识自己，和为自己在精神上立出必要的“规矩”了。中国人总是被认为保守、不懂“科学”，只知道拿点“树叶（茶叶）”来泡水，既苦又涩地一喝就喝了上千年。而聪明的美国人发明了好味道的“可乐”，马上使其风靡了全世界，为自己国家赚回了大批用以致富的美元。可惜他们自己研究的结果表明，茶叶真有保健甚至
防癌功能，而可乐却对现代人最重视的健康“有害无益”！更不要说“算盘”和“珠算”，在计算机时代照样突显出来的“神奇”和“功效”。要是真想认真清算一下历史的话，中华文化至少到现在为止，物质上也曾有过火药、指南针之类的重大发明，但好象还从来没有主动去发明过诸如鸦片、原子弹之类给人类自己增加极大麻烦的东西；精神上更产生过至今光芒不减的思想和军事观点，却又并未提出过公开鼓励人类之间“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之类、从根本上违背“人性”和真正的“普遍人权”的理论。这绝对不是“偶然”，而肯定有其内在的“科学必然性”，只是这种“科学”性的层次，不是处在达尔文那样的认识水平上所能理解的。在知道谴责“宗教裁判所”成员，要以自己的无知作标准，去裁定布鲁诺、伽里略的科学理论为“邪恶”的今天，我们怎么还好意思笑话古老的中国文化里没有“科学”呢？现在让我们以当代社会的实践和名词，来探讨一下那些做人的“规矩”。
 
什么是“礼”？“礼”就是指现代概念中的道德和法律。在物理学中，“力”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矢量”，许多力的合成，其最後合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所有分力的大小，也要取决于这些分力的方向，即要符合“平形四边形法则”。我们说社会是一个放大了的“人体”，但是这个“人”的力量，是作为“细胞”的所有个人的力量、按“平形四边形法则”相加所得到的合力，而不是按生物学原理结合产生的能量。所以，为了获得方向正确、数值尽可能最大的合力，就需要有一个对所有分力方向的外部规范。这种规范经过抽象概念化後，就是“礼”，也就是道德和法律。通俗点来说，道德是正面的精神规范，就像高速公路上方的“路标”，指出正确的行为方向；而法律是给出行为不可超过的极限，像道路两旁的“栏杆”，起纠正和具体阻挡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礼”是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运行的最基本的保证，其中道德决定社会的质量和方向，法律用来克服可能的阻力和破坏。
中国古代先哲提出过一句口号曰“克己复礼”，可以解释成“为了遵守道德和法律，要克制自己的天性行为”。这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的确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今天看来，有“本末倒置”的嫌疑。因为无论是理论或实践都已经证明，包括人类在内一切生物所具有的“天性”，会离间社会的合作、阻挠正确方向的发展进步，只是由于人类能够依靠理性的思维，总结出用道德和法律来约束“天性”的有效方式，才得以做到任何其他生物做不到的事。所以，正确的观点是：人类要想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不断进步，必须懂得坚持依靠道德和法律（复礼），来约束那已经有害无益、却永远无法消除的“天性”（克己）。也许可以认为，人类的进化的历史，就是一部“礼”和“天性”反复较量的记录。将这个历史放在一个直角坐标上，原点代表只具有完全天性的生物学起点；对数纵坐标表示精神文明（也就是“礼”对“天性”的实际约束能力，详见拙文>《文明的图解》）；直线横坐标表示历史的进程和物质文明，（但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比例尺，代表不同的物质文明发展速度）；两者合力的水平角度，象征社会的素质，角度越大，素质越高；合力和水平轴之间的包络面积，代表社会积累的正面发展能量，而和上面水平虚线之间的包络面积，则代表反面的破坏能量。可以看出，物质文明可以随时间积累不断进步、提高，但精神文明并不和时间有积累的联系，更不成任何比例关系，完全取决于社会对其的认识、重视和努力与否而进退。如果忽略精神文明，则物质文明越发达，
社会的潜在危险就越高（一旦曲线上部面积大于下部，大概就是“世界末日”来到之时）。如果以这样的方法来观察、认识、研究社会，将会更准确、有效得多。 
 
什么是“义”？义就是讲信用、守承诺、有担当、平等待人、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等品质，是特别用来约束自私这种“天性”的。这是保证人类社会生活中，相互间正常活动的最基本、最起码的规则，是建立分工合作和公平竞争的基础。因为人生活在一个必须共同合作和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在这尽可能地工作（甚至做并不想做的工作），而又要有节制地取得回报（哪怕这种回报总是不能满足自己的期
望），这两者都是和自私的天性“格格不入”的，所以需要以提倡上述的的那些品质来平衡或抵消自私的负面影响。可惜在中国，由于大部分时间处在封建专制的极权统治之下，整个人性受到压抑，“义”自然也得不到重视、提倡。却在黑社会或少数人要进行非法活动或造反时，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为了团结一致来抵抗官府镇压或社会多数人反对的需要，而特别强调“义”的价值，虽然目的未
必正确，但却证明“义”的确是团结合作的有效保证。久而久之下来，成为他们的传统，再经过各种艺术的宣染，反而好象成了黑社会的“专利”或形象代表，而正常社会中却在极尽“尔虞我诈”之能事，让文明为之“蒙羞”。

“义”也本来就是西方社会推崇的道德标准。从耶稣为救世人上十字架、受到欢迎的侠盗（如罗宾汉、左罗）、英国的“绅士风度”、“社会契约”理论等，到现代盛行的“条约协议”“法庭宣誓”或“信用卡”制度，无不含有“义”的精神。而当今社会出现的不少问题，无论从经济危机到总统的弹劾案，都可以从“义”是否忽略的角度去找出一点原因。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义”的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和谐、更不要说会长足进步了。
 
“廉”的意思就是物质上的“不贪”。在自然界，“贪婪”是一种任何生物都有的“天性”，有利于它们在困难而毫无保障、孤立无援的自然环境下，为自己争取到尽可能好的物质条件，以便维持生存和繁衍。但是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类，一切生存和物质的保障都由社会提供，“贪婪”已经失去“争取生存条件”的正面意义。但是这种“天性”，却对社会形成负面作用，因为在分工的社会里，
每个人处在不同的岗位上，对社会的物质财富掌握有大小、种类不同的权力或条件。但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像人体分配营养一样，只能考虑合理和均衡，而不是任由各个器官无限截取，除非出现了“癌细胞（贪污盗窃）”。所以，为了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行，就需要树立“廉”的概念来抑制“贪婪”的天性。而“廉”的提倡，理论上也丝毫不会影响人类个体对真正幸福的追求，因为“幸福”的衡量标准是快乐和满足，而后两者在本质上都属于精神范畴，并具有对比度而不是绝对值的特性。因此“廉”不仅是社会正常运行所需要，也完全无损于个人对真正幸福的追求和拥有权利。看一看当代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也有不少是和对“廉”的忽视而造成的。因为我们错误地期望以鼓励“贪婪”来刺激“物质文明”发展的作法，是导致世界各地社会普遍崇尚“拜物教”和“拜金主义”的根本原因。其结果，不仅使各国政府官员和社会的贪污受贿之风由此而起，更蔓延到国际组织，逾演逾烈而
根本看不到可能制止的希望，也是产生大多数影响生活品质的罪恶的根源，但是人类真正的“幸福、快乐”（详见拙文什麽是幸福）却并没有同步增加。
 
“耻”是说人要懂得“羞耻”或有“羞耻心”。有一句很重的骂人话曰“像只畜生”。其实，从“母爱”“自私”“贪婪”“好色”等角度来看，人和畜生的表现上本来就是相同的，因为这都是共有的“天性”。但是那句话的确应该被当做最重的“骂人话”，因为人和畜生是有一点明显的、原则性的“区别”，就是前者有後者绝对没有的“羞耻心”。动物园里的猴子可以一丝不挂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悠然自得，甚至公然和包括其父母子女在内的异性做爱；自然界的所有动物更只需遵循唯一的“优胜
劣汰”法则，而无所不可用其极。但是，人却在建立集体社会的实践中，巧妙地培养、形成了精神上特有的“羞耻心”和“荣誉感”，可以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有所为，又有所不为”。
我们知道，至少高级一点的动物，都具有“痛（苦）”的感觉（现在更有研究发现，甚至植物都可能有类似的反应），这是一种起预警或保护作用的重要生理反应，使其懂得避开危险或避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羞耻心”可以看成是一种精神“痛”的反应，而“荣誉感”则对应于“快乐”。其作用也和生理上的“痛苦、快乐”一样，是为了提醒个人避开或避免会给集体和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可以说，一切道德、大部分法律和人道主义的可行性，都完全是建立在人有“羞耻心”和与其相
对应的“荣誉感”的前提或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动物没有“羞耻心”和“荣誉感”，所以在杂技团中训练动物时，只能用体罚或食物奖励，这种生理上的“痛苦”或“快乐”来要它学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人类社会，却是靠“羞耻心”和“荣誉感”，以树立“有道德为荣”“犯法可耻”的共识，来克服“天性”对社会的负面作用，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一致的努力方向。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当前社会的许多影响品质的乱象，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我们现在非但没有继续提高、不断强化这种人类特有的“羞耻心”和“荣誉感”，反而千方百计地要去削弱、冲淡它在人们心中的份量的结果。比如：以“自由”的名义来反对建立一致的“道德标准”，让公众对许多破坏社会生活品质的现象“束手无策”；一味鼓励或提倡以财富和靠炒作出来的“名气”，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却反而要以“平等、博爱”的名义，反对从“羞耻心”“荣誉感”的角度来评价取人，抛弃真正的“荣誉”标准；鼓励以“天体”的性感、暴露来取代“美丽”的全部含义；刻意在文学艺术中宣扬“越堕落越快乐”的观念；以“超越上帝”的“仁慈心”，籍“人道”和“人权的普遍性”的名义，要将“犯罪”“不道德”等理应感到羞耻的行为，归纳到和其他行为完全平等、一视同仁的分类中来，将对其施加的惩罚记录，看成没有是非，和上学、参加工作一样的“经历”，不准有任何“歧视”；．．．。总之，几乎要想推翻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所积累的重要精神价值观！ 

上述这些摆脱“羞耻”约束的结果，只能火上加油般地煽起人类色欲的“天性”，促使各类“性犯罪”案增加和恶性化；将无聊当有趣，无耻当光荣；将出格甚至犯罪行为，当成吸引注意力、打知名度获利的又一途径。我们在西方电视新闻上不难看到，许多刑事罪嫌疑犯被押解出门时的表情，情，就好象以为自己是和犹太的耶稣、法国的圣女贞德、中国的谭嗣同或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等伟人、英雄一样地在光荣赴难。或以为自己是一个在“保镖（警员）”的护送下，前去参加专门“俱乐部（监狱）”的“名人（要犯）”！更有在校女中学生因为未婚生子，而被拒绝参加“优秀学生会”，结果反而要控告学校“侵犯人权”，更竟然被法官接受，要学校当局“改正”！而被我们引以自豪、誉为现代化标志的媒体及网络资讯。要是统计一下被用得最多的词汇，原来是“丑闻”和“性”之类的东西；而上去人次最多的电脑网站，则更是非“色情网站”莫属（有报导说台湾一个地下色情网站，在破获之前的短短数月内，上网者达五百万人次之多）！如果将上述情况仅说成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说法充其量也只是表面现象的反映，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而其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认识到“知羞耻”是建立人类社会的基础，没有“羞耻心”就建立不了稳定的社会，从而忽略了对这种最重要的“人性”的巩固与加强，使得这种本来就不是生来具有的品质，逐渐削弱和退化。可以认为，人类一旦失去“羞耻心”，的确就和动物没有两样了。而对动物而言，道德、法制又从何谈起？这难到不正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所在吗？其实，虽然我们多少年来不断在探讨、描写、歌颂“人性”，可惜至今并没有发现其真缔，反而无视违背“特殊性”和“普遍性”这样的基本逻辑学规则，把“母爱”“向往自由”、甚至“自私”“好色”“贪婪”之类，只要是个生物就都有的“天性”当成了“人性”来加以鼓吹，使得这种对“非自然生态环境”的人类社会，大多主要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始本能，得到“火上加油”般的支持。结果，除了表现层次不同外，精神本质上越来越令人感觉到有向“动物世界”靠拢的趋势。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性”呢？“人性”就是人类特有的，用来控制自己“天性”的能力。具体点说，就是“（懂）礼、（有）义、（守）廉、（知）耻”。如果把“天性”比做“害虫”，“人性”就好象是它的“天敌”或“克星”。为了抑制“害虫”的破坏，就得保护和加强它的“天敌”，否则“害虫”就会泛滥成灾。
 
但是，“人性”绝不像“天性”是先天生来就有，而是和社会互为因果的产物。人类因可以具备“人性”而得以建立其它生物办不到的社会，社会反过来又主导、影响“人性”控制“天性”的范围和能力。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当前社会的种种问题，认识其原因是并不困难的，这正是因为我们不仅没有清楚认识到什么才是“人性”，还错误地以为它和“天性”一样是一种遗传的“本能”，忽视了“人性”的教育和培养，使自己不幸落入了“恶性循环”，随着物质文明发展和工具手段的日益强大，不受“人性”抑制的“天性”，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就越来越严重。 

比如：古代只有少数“采花大盗”会配制、使用“迷魂香”去奸*淫妇女，而今天医药发达，既创造出造福两性生活的“***”，也研究出可充当迷药的“ＣＨＢ（伽玛羟酪酸盐）”，由工厂批量生产，公开销售，再经过无所不在的媒体宣传报导，“强*案”当然就会大大增加了；由于错误地一味利用贪婪的天性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犯罪的普遍和恶质化，使各种“摊污盗窃”日趋成为无所不在的行为；而电脑、生物基因等高科技犯罪，可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程度和损失，就更是过去任何犯罪手法所“望尘莫及”的；更危险的是，我们正在企图模糊、削弱“荣誉”和“羞耻”之间的反差，甚至企图取消这样的概念，一旦这个目标达到，我们就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衣冠禽兽”的称号了。如果上述的现象得不到纠正，反而是听任其继承发展、恶化，其後果的严重性是不难想象的。其实也有不少人隐约地感觉到这种危险，所以才会产生“世界末日”的阴影。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就像过去的许多科幻小说描写的情节，都已经被当代所实现甚至超过一样，今天我们也完全可以科学而逻辑地推论出“人类是如何在为自己挖掘‘坟墓’的？”要是将来有机会检讨“资讯爆炸”的功过，它最主要的“罪过”可能就是这样的“爆炸”“炸”昏了大家的头脑。或者像瞬间涌到的“洪水”，让人迷失了陆地的“方向”。在充斥着无数似是而非的理论、信息中，忽略或忘记了一条重要的箴言“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句话的推理含义，就是“人类要是疯狂，当然只有灭亡”。一旦世界上所有“真理”都被疯狂所推翻，它就是惟一留下来的“复仇真理”，不过到那时再相信就太晚了！而我们现在至少还来得及、并完全有可能加以挽回，因为我们已经找出了“疯狂”的原因。只要在人类的人性精神平台还没有完全“倒塌”之前，重新扶正并不断加强上述那几根关键的“支柱”，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上面建构任何理想的物质文明的“通天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