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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小屋] 说真话的代价(原创)

说真话的代价(原创)

说真话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说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把说真话放在第一位绝不为过!

随便翻翻中外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为了说真话这一貌似简单的行为,已经有无数英雄好汉仁人志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了!

真实最残酷,它可以毋庸置辩地撕去一切柔情脉脉的面纱,还事物以其本来面目,无论是谁,皇帝也好,国王也好,都会在赤裸裸的真实面前俯首称臣----说真话的危险性也正在于此,说真话,往往意味着的是,向既定的,虽已腐朽不堪,但却仍掌握着能让某个个体身败名裂尸骨无存的工具的权威或者秩序明目张胆地提出质疑和挑战.

但真实也最可爱,它是推动历史发展人类进步的终极法宝.

说真话是危险的,所以,尽管很多人抱有做一个正直的人的愿望,但在个人利益,甚至包括生与死的考验面前,都最终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缄默,甚至说谎,为虎作伥.

喜欢一首老歌,"沉默是金",这首歌里,满含了阅尽人世沧桑的感慨与无奈----沉默是金!虽然坚信"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却又不得不时时刻刻告诫着自己:"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休太认真!"

想起了"指鹿为马"的典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时,丞相赵高想要篡位,但又怕其他大臣不服,就想了个主意,先来测验一下.他给秦二世献了一只鹿,说:"这是匹马."二世笑着说:"丞相弄错了吧?把鹿说成马了."赵高就问其他大臣,大臣中有的不吭气,有的要巴结赵高,跟着说是马,也有的说是鹿,事后,赵高就把这些说真话的大臣安上了各种罪名,都杀掉了.

读史治史的人不可不读"史记",文字的华美与议论的鞭辟入里尚在其次,最为珍贵的是,史记的真实性客观性,司马迁完全以事实为这部巨著的基础.司马迁因为在李陵一案上说了几句真话,竟惨遭宫刑,饱尝了作为男人最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

读过明史的人,对方孝孺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就因为说了几句现在看来实在得不能再实在了的真话,竟被永乐皇帝朱棣(朱元璋的四儿子)夷平了十族!连家里的狗都没放过,而且,用刑采取的是惨绝人寰的腰斩!

科学史上的哥白尼,伽里略等等等等,无不为说真话付出过包括生命的代价.

历史蜿蜒转折,到了提倡"实事求是"的时代,但后来人们遗憾地发现,所谓"实事求是",竟然是"引蛇出洞"!彭德怀当年在庐山说了几句真话,引起了腥风血雨,轩然大波,据严家其主编的比较权威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记载,彭最后的下场是,被活活打断了脊梁骨,像一滩烂泥一样再也不能直起腰板说话了,还不给水喝,最后是渴死的!死后,解剖他的尸体,胃里没有一粒米,只有棉花.而此前,彭已经要求回家种地了!为什么连一条活路都不给他?!为什么苍茫大地,竟没有一块清白安宁之地了?!

你还敢说真话吗?有一个成语"杀人灭口",几乎就是为想说真话的人量身定做的!

一场文革,败坏了这个民族的灵魂,假大空,高大全,全国乱成了一锅粥,连始作俑者都跑到滴水洞去避难了,广播里犹然天天播放着: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我最喜爱的一个人物,就是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这位也是因为说真话而丢了性命的磊磊君子,千载以下,经常遥想他的风骨,只恨不能与其携手赴难!

前辈在临刑前抚琴一曲,长叹曰:广陵散从此成为绝响!

高尚的人格,如烈焰烛天.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牛伯一2005-5-29日记
最后编辑2005-06-05 18: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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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嵇康生平简介


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郡銍县(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
  
  嵇康后来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谋生,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但嵇康瞧不起他的为人。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视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藉、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嵇康人缘极好,王戎说与他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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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大1”的帖子】拉倒吧,别在这儿儿子曰孙子曰了不好吗?自己说给自己听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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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2:

方孝孺与布鲁诺论

作者:资中筠

这一题目有点像关公战秦琼。方孝孺和布鲁诺,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风马牛不相及。无端在脑子里把他们联起来的纽带是他们二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在我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对中国和西方历史轨迹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为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火文的老师,其“名垂青史”的事迹是保朱允火文(建文帝)的皇位,坚拒为造反夺位的燕王朱棣(永乐帝)起草登基诏书而慷慨赴死,不但被“磔于市”,而且“灭十族”———连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也受株连,其“扩大化”可谓空前。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其后近二百年,意大利人布鲁诺以传播异端于1600年被罗马教廷处以欧洲当时的极刑———烙刑。他在狱中七年,援引教义为自己辩护,只是坚决不肯接受他可以获得赦免的唯一条件———否定“日心说”。其捍卫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永为后世所称道。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临刑前他的舌头被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不过好像古代欧洲没有株连之律,他只一人遇难。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二百年中,在欧洲,正好是文艺复兴驱赶了中世纪的蒙昧、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树立了人本主义,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思想、人文、科学、艺术大放光彩,以科学和民主推动人类文明,独领风骚五百年。在天体物理领域,哥白尼开始的宇宙观的革命经伽里略到开普勒基本完成,最后到17世纪中叶由牛顿集大成,并开启了现代物理的新时代。布鲁诺是这场持续的科学创新和思想革命过程中的一位烈士。实际上在他生前宗教裁判制度已是强弩之末。当时的欧洲并非铁板一块,布鲁诺虽然被逼离开祖国,但周游欧洲大陆和英国十年间还是能得到开明君主或贵族的支持,到处讲学,到处与人辩论,同时找机会出版他的著作,还可以自己选择职业。他是为谋取一个教职自愿回到意大利,不幸为人告发其传播异端,才遇害的。在他以后,科学受到教会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非难和压制还时有发生,但不论是教会还是君主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的生杀之权了。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

个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例如哥白尼慑于可以预料的反对,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里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而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了、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且载诸书册。布鲁诺还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弟弟应该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方死后的二百多年中,中国在生产技术上并非没有创新和进步,但是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

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百姓不堪横征暴敛民变蜂起,外部边患频仍,统治面积日益缩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1600年是万历二十八年,这一年的大事,一是发动几路大军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一是宫廷之内宠妃专权,威胁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贞之士”关心帝王家事,为维护太子而上书直谏,触怒皇帝,遭到“下狱”、“廷杖”、“除名”。

此人名叫王德完,官职给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根本名不见经传的。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又一轮生灵涂炭加道德危机。清朝尽管是另外一个民族,还是延续着大同小异的君主专制政体,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重复着大同小异的皇朝历史:“明主”继以“昏君”,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价值观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从哪个皇帝或潜在的皇位继承人的角度出发。说来也巧,清顺治元年(1644年)正好与英国克伦威尔议会革命成功同年。五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这件事与明建文帝的“不知所终”和崇祯自缢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它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结束,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对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变革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欧洲文明加炮舰从此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为证。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即探索超越于功利的客观存在的“傻劲”。

春秋诸子中也不乏“究天人之际”的胸怀和对宇宙奥秘的深邃的思考,但是传世的、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到战国时代“谋士”们论纵横捭阖所表现的智慧之高妙,心计之复杂,足以令今人惊叹。不过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正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时,中国明清两代的专制君主们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在那种长期威逼加利诱的氛围之中,像方孝孺那样愚不可及的气节在士林中也销蚀得差不多了。当然,涉及政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功利主义的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

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才智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君王。

“熟读圣贤书,售与帝王家”,如果帝王不买,“经世致用”就完全落空。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中国人的科学头脑也决不亚于西方人,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轨迹到了晚清终于给打乱了,中国近代史于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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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是个很好的文章!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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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百合心”的帖子】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女人睡觉少了后果很严重!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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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beiye”的帖子】"真话"是指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认知错误的真心话也是"真话"的一种,比如傻子吴老二,总是诚恳说地球是方的.也是真话.这就意味着,真话与真话之间也有可能产生分歧----真话并不是真理!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在事发后对真相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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