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差异在简单的观察中是清楚的和令人回味的，但它将大大改进它作为真实性的地位，只要我们能够证明存在着与此相应的功能性差异。这种证明已用众多方式被提供，以致于我们只须选择一些突出的例子便足够了。
    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将哈特曼（Hartmann）的试验用于我们的区分之中。把一个黑白十字形以快速的连续形式呈现两次，然后测量临界的呈现时间，在这一时间里，当白色部分或黑色部分中的任何一个部分作为图形而出现时，闪烁（flicker）便停止。哈特曼用下述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该方法像先前的一样（见边码p．131），只有白色部分为闪烁提供客观条件，黑色部分一直是黑色。试验的结果表明，在四个系列的平均数中，对于白色十字形来说，比之对于白色背景来说，临界的呈现时间必须缩短12．3毫秒，两次呈现时间的缩短相差大约12％。可是，当一个场是背景和当一个场是图形时，两者之间融合难易程度的差别，或多或少与简单图形之间的差别是一样的。
    我们描述的差异之一是，图形更加坚实（事物般的），背景更加松散（涂料般的）。如果这种情况确实的话，那么图形应当由比背景更强的力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该图形应当对另一种图形的入侵提供更大的抵抗力。这种推论在盖尔布和格兰尼特（Gelb and Granit）的独创性实验中得到证实。观察者通过一根管子注视图59，图59充斥了整个管子的开口处。图样是一个灰色背景上面的灰色十字。这个十字既可能比背景深一些，也可能淡一些。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装置，例如使用光线反射，使一个小的彩色斑点既可能产生自十字形的下臂，也可能产生自十字形右边的背景上，而使这个斑点可视的光线量也可以被测量出来。当然，场越暗，所需的彩色光的强度也越小，这两种测量的比较对于图形和背景之间的差异讲不出什么东西，因为所比较的这两个场部分将具有不同的亮度。该程序因而变得越加复杂了。对于任何一种图形一背景的结合，存在着第二种情况，即图形和背景的亮度交换了位置。于是，对每一种亮度的结合来说，必须确定四种阈限。如果d代表深灰而1代表浅灰，f代表图形而g代表背景，那么，四个阈限分别为（1）If，（2）Ig，（3）df（4）dg，在这四个阈限中，两个极端阈限和两个中间阈限分别属于同样的图形。通过把（1）与（2）以及（3）与（4）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直接确定场的组织对于在其中产生一个新图形所施加的影响，这是因为，在这些比较中，亮度是保持不变的。结果是清楚的：偶数的结合总是比对应的奇数的结合提供更低的阈限，这证明了我们的推论，即一个图形场要比一个背景场更有力地被组织起来。
    事实上，这个结论并非强制性的，因为在这个图样里面图形场始终是两个场中较小的一个场，而且也因为先前的研究者们业已发现，在较大的场内确定的阈限要低于在较小的场内确定的阈限（这一结果已以一种相当复杂的方式被解释为累积的对比效应）。然而，格兰尼特于1924年进行的第二种实验（我将省略对该实验的描述）实际上使这种解释成为不可能了。当我们把这两种实验联系起来时，为我们的推论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由M．R．哈罗尔（Harrower）和我本人提出的一些事实，为图形和背景的功能差别补充了证据。我们的研究涉及利布曼效应（Liebmann effect），这些研究使得我们发现硬色和软色之间的差别，后者比前者更明显地展示了利布曼效应。在上一章里（见边码P．127）我们已经报道了这方面的情况。但是，由于我们是通过使图形与其背景的亮度相等来研究利布曼效应的，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即图形与背景的差异是否就是硬或软的差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颠倒图形-背景的结合，也即使用彩色背景和非彩色图形的办法，然后发展到把颜色既放入图形中又放入背景中。结果十分清楚：软和硬在图形中比在背景中更为重要。如果h代表硬色而S代表软色，f和g又分别代表图形和背景，则下列结合表示了组织的等级顺序，顶部提供了最清楚的清晰度，底部则提供了最佳的利布曼效应：
     f   g
（1） h   h
（2） h   s
（3 ）s   h
（4） s   s
    上述等级顺序是在量化实验中发现的，并在辨别实验和易读性（legibility）实验中得到进一步证实。我把后者简要地描述如下。在一些长宽各30厘米的灰色纸上书写一些字母，字母的高度为10毫米，宽度为1毫米，字母和背景都相等，其中之一着色，另一个则为非彩色。对于每一种颜色（红、黄、绿和蓝），都使用两张这样的纸，一张灰色纸上面写着彩色字母，另一张彩色纸上面写着灰色字母。每两张纸作为一对，贴在一间长房间的墙壁上。被试开始时站在距离墙壁30英尺的地方，然后要求他们描述所见的东西。接着，让他们朝墙壁移近3英尺，再作一次新的描述，嗣后，再朝墙壁移近3英尺，直到所有字母都被读出为止。下表提供了每两张纸的尺数的平均差异，颜色涉及字母而非背景：
      红-灰  3．3
      黄-灰  1．2
      灰-蓝  7．9
灰-绿  3．8
这意味着，灰色背景上的红色字母与红色背景上的灰色字母相比，平均距离要大出3．3英尺方才能被看到。人们可以看到：当彩色字母为硬色时，它们便会被优先看到，对灰色字母来说，它们则居劣势，它们又反过来变成软色背景上的硬色和硬色背景上的软色。于是，我们看到，软色背景上的硬色图形与硬色背景上的软色图形相比，前者提供更好的清晰度。然而，根据我们的等级顺序，背景的硬性和软性也是有效的：（1）和（2）之间的差别，以及（3）和（4）之间的差别，分别都只是背景的差别，在这两种情形里，硬色背景提供了较好的清晰度，这一点也在刚才提及的辨别实验中得到证实。
    图形越具硬色，其结构就越有力，而且给人印象越深刻，这后一个确定显然与前面两个密切相关，因为印象的深刻性有赖于该区域内能量的密度。图形给人的印象也可以从功能上加以证明，例如，从双目竞争中加以证明。在属于单眼的视神经束中产生的背景部分将更易于受到干扰，或者与图形部分相比被排斥在实际的视野之外（正如我已经在一个十分简单的实验中指明了的那样，在这里省略了该实验），这一事实似乎也来自海林（Hering）的早期实验（1920年）。
图形－背景清晰度的动力学
    现在，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决定图形－背景组织的定律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1）为什么场以这种特定的方式来组织；（2）场的哪些部分会成为图形，哪些部分会成为背景？对此，人们已经完成的实验不多，从这些实验中，我们可以为解答这个问题收集一些资料。然而，即便是已经完成的这些实验也只涉及第二方面。因此，对任何一种情形里获得的所有条件进行完整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将步步为营，用特定的例子作为开端，并逐步限定我们的范围。
    让我们以我们先前的讨论中用过的模棱两可图形作为开端。最简单的图形是各种形式的十字形，而且，对这些十字形来说，其特征表现在，除了十字形的影线以外，图形的所有轮廓也是背景的轮廓，而图形却具有背景所没有的一些轮廓。那么，在上述条件所界定的图样里，有没有条件决定哪些部分将属于图形，哪些部分将属于背景呢？在我们迄今为止已经加以利用的完全对称的图样中，显然不存在这种条件。在此情形里，如果我们忽视了颜色的差别，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有利于两种组织中的任何一种的客观因素。但是，我们可以对这些图样稍加改变，以牺牲一种组织为代价，使之有利于另一种组织。
（1）作为一种决定因素的定向
    我们将它们作不同的定向，使一个十字位于一种有利的位置，一对臂呈垂直方向，另一对臂呈水平方向，而使另一个十字形的各条臂处于倾斜方向。于是，前者与后者相比处于有利位置。这一事实尽管是由鲁宾（Rubin）发现的，但是却从未由统计实验证实过；但是，仅仅从检验角度讲，我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实。它的重要性相当之大，因为它表明了一个较小的场的组织有赖于场外的一些因素，例如一般的定向。确切地说，它表明空间中存在一些主要的方向，也就是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这些方向通过比在其他方向上使图形组织更加容易而对组织过程施加一种实际的影响。我们可以用此方式来系统阐述我们的结果，这是因为，不论我们见到的是哪一种十字形，背景始终是对称地分布在所有方向上，从而在十字形后面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形或方形。
（2）相对大小

如果我们改变十字形各条臂的相对宽度，那么，其结果是十分清楚的：狭臂十字形与宽臂十字形相比，前者居优势，而且，宽度差别越大，前者所占优势便越大，这已经由格雷厄姆（Graham）予以量化的证明。图60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相对而言，该图b里面的那个白色十字比a里面的那个白色十字更容易见到。 这里，我们获得了一条对组织本身来说固有的定律：如果所有的条件是这样的，即在较大和较小的单位之间产生分离，那末，在其余条件保持木变的情况下，较小的单位成为图形，较大的单位成为背景。
    这种阐述，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实际上是不恰当的。一方面，它忽略了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严格地说，它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我们用后一个论点作为开端，因为它把我们直接引向第一个论点。我们已经看到，背景并不受到图形的干预，它在图形后面伸展着，因此总是比图形大一些。于是，在我们的上述图形里，当具有宽臂的十字形被视作为图形时，其背景仍然很大，这是因为，根据双重呈现（double representation），十字形不仅包括狭臂，也包括宽臂。因此，我们的大小定律能够这样被阐述：如果条件是这样的，即可以看到一个较小的图形或一个较大的图形，那么，在其余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前者将被视作图形。但是，这样一种陈述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顿悟去了解该过程的实际的动力（dynamics）。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陈述我们的定律：如果条件是这样的，即两个场部分彼此分离，接着发生双重呈现，那么，在其余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图形将以这样一种方式产生，即在图形的面积和背景的面积之间的差别为最大时产生，或者，用更为简单的表述方式来讲：图形将尽可能地小。这种系统阐述不只是一种关于事实的陈述，它还包含了一个动力的原因（dynamical reason），我们将在进一步研究双重呈现时见到。如果没有双重呈现的话，我们的相对大小律就不再站得住脚，正如图61所示，其中那条小的黑色条子不再位于矩形的白色背景上了。这里，不论是白色长方形还是黑色条子，都是图形，我们在协调中获得了双重形式。不过，在我们继续这个讨论之前，先引入一个新的因素。
（3）正在闭合和已经闭合的区域
    在图62里面，多角形轮廓之内的部分可被视作为图形，而多角形轮廓之外的部分将不会被视作为图形，尽管后者比前者小。鲁宾已经陈述过这样一条定律，如果两个区域被这样分离，即一个区域把另一个区域封闭起来，那么正在闭合的区域将成为背景，而已经闭合的区域便成为图形。这条定律可以根据组织的动力学来理解。我们知道，按照双重呈现，背景充斥了整个区域。换言之，在背景被见到的那些地方，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部位刺激（local stimulation）。由此可见，背景的组织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与我们在盲点（blind Spot）实验中研究过的过程相类似，也与在偏盲（hemianopic）患者的实验中研究过的那些过程相类似（见边码pp．144ff．）。现在，我们理解了相对大小因素和闭合因素。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即将成为背景的那个部分越大，它就越不要求“完整”。背景由外朝里闭合比起由里朝外闭合，前者更加容易一些。在前者的情形中，由各条边确定的一个区域必须通过聚合（convergence）来充斥，而在后者的情形中，必须通过分离（divergence）来充斥。聚合有其范围，这是由背景本身中的消失部分界定的。然而，分离的范围却不是这样决定的；正如图62所示，如果它由圆形轮廓来决定的话，那么，圆形轮廓和多边形之间的那些部分便会成为图形，这一决定将产生自图形的边界，而不是产生自背景的边界。背景必须到达这条边界，而不是被拖向这条边界，它是从核心地点出发被推向这条边界的。
    这些纯理论性推论在描述中找到了一个对应部分。冯·霍恩博斯特尔（Von Hornbostel）强调了凹面体和凸面体之间差异的普遍性，以及包围和入侵之间差异的普遍性，这些差异是与背景－图形差异相一致的。如同每个场部分的动力那样，这些力量至少模糊地反映在意识中，也就是说，反映在行为环境的特性之中。
（4）能量的密度
    我们的第一个因素主要通过决定图形来决定图形－背景的清晰度，我们的第三个因素则显然直接通过背景而发生作用。那么，第二个因素（即相对大小的因素）的情况又如何呢？迄今为止，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背景的决定因素’来处理的，但是，相对大小因素也会直接通过图形来起作用。在某些条件下，正如苛勒于1920年表明的那样，作下列假设似乎是有道理的，即在一定的区域之内，图形和背景的制作能量是相等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个较大的背景上有一个较小的图形，那么，图形中的能量密度一定比背景中的能量密度大一些，而且与背景区域和图形区域之比成一定比例。因此，图形应以较大的能量密度来界定，这一定义与实验证明了的图形特征是完全符合的（阈限和双目竞争实验；见边码，pp．187－190）。很清楚，在一个恒常的场里面，图形部分的区域越小，与有关的背景部分相比，其相对的能量密度就越大。如果条件规定，前者的能量密度比后者的能量密度更大是一个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较小部分必定是图形无疑。然而，只有当该条件既适用于图形之外的背景，又适用于图形之后的背景时，该条件才能被作为必要条件，否则，该条件就会被我们的上述图样所扰乱。于是，我们关于小图的原则也失去了其价值，因为该图形始终是比较小的，正如我们在上面认为的那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此陈述为组织发生的一条定律（至少在某些条件下，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陈述，即图形尽可能成为一个图形），那么，相对大小通过其对能量密度的影响而具有直接的图形效应。这就意味着，存在着所谓“图形化”程度（degrees of figuredness），我们可以通过能量密度之比来界定它们，而能量密度又确实有赖于区域之比。由格兰尼特进行的阈限实验十分适合于这样一种解释，也即一种图形阈限对背景大小的普遍依赖。
    可是，若想再深入下去也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我们的理论推论缺乏实验的证据。也许有些读者能够在我们丢失线索的地方拾起那个线索，并充实我们对事实的了解。
场部分的内部清晰度
    让我们捡起导源于相对大小的那个线索而继续前进：图形具有较大的能量密度。该线索来自一些简单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图形和背景制作中所包含的总的能量可被认为是相等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场的某些部分内引入一些新的清晰度，例如，在我们十字图形的每个次要部分引入一些新的清晰度，尽管它们增加了图形的能量，但是却并不同时增加背景的能量。如果它们确是如此的话，那么它们的相对能量密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图形化程度，应当保持相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我们能够容易地产生一些图样，其中的清晰部分作为图形要比同质部分更具优势。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清晰方式都会产生这种效应。我只能凭自己的印象行事，这是为教室实验的结果所证实了的；如果恰当收集统计数据的话，则这些统计数据是可以反映出精细差别的，这些精细差别是纯粹的定性观察所难以察觉的；但是，我怀疑这些精细差别能够反驳纯粹的定性观察。在制作图63的时候，我曾认为，有影线的部分比起一致的白色部分更易表现为图形，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作为图形而保持。事实上，相反的情况却更接近于真实。如果弧线形成了背景的闭合圆圈的话，那么，这些闭合圆圈会令人吃惊地稳定，至少像在白色背景上弧影线的十字一样稳定。因此，人们不仅要考虑哪种清晰度适合于图形，还要考虑它对背景的影响。甚至图64也未以任何方式显示明显的优势，但是图65却清楚地显示出这种优势。 在图65里面，人们可以充分地见到那个白色的十字形，但是这个十字形却不是位于一个清楚的和形状完好的背景之上，一俟人们试图分辨其背景的形状时，该十字形便会消失。于是，我们得到了关于图形-背景清晰度的一个新的和十分一般的因素：具有较大的内部清晰度的那些部分，将会在其余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成为图形。关于这条定律的一个良好例子是海图。与普通的地图相反，海图上画的实际上都是关于海洋的详情，而不是关于陆地的详情，其结果是，海洋成了图形，陆地成了背景，从而使我们看来十分陌生。
（5）作为结果而产生的组织的单一性：对称
    第五个因素涉及整体中的组织，它是简洁律（the law of prag-nanz）的一个直接结果。因此，图形-背景的分布，在其余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使产生的形状尽可能简单。这一点已由鲁宾的一名学生巴森（Bahnsen）在其有关对称性的实验中加以证明。巴森向观察者呈示了如图66和67所示的图样，要求观察者描述他们所见的东西。 在图66中，人们可以看到黑色的装饰性对称物，或白色的不对称条状物，可是在图67中，白色条状物是对称的，黑色条状物反而不对称了。背景不论是黑色还是白色，始终是清晰的。64名被试观察了四种这样的图形，一半具有白色的对称条状物，另一半具有黑色的对称条状物。在57个个案中，也即在89％的个案中，对称的条状物得到了报道，只有一个个案报道了不对称条状物，剩下来的6个个案（9．4％）是不稳定的和模棱两可的。
    当我们把这些图样的可能组织（也即由它们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色差所决定的这些图样的可能组织）彼此之间进行比较时，这种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便可得到最好的理解了。于是，我们找到了如下的评述：
    （1）协调的双重性，即黑色和白色条状物，在灰色框内的整个场由高度清晰的图形所构成，其中一半是对称的，另一半是不对称的。
    （2）图形-背景的清晰度，可见的不对称条状物；也就是说，一致的简单背景（一种清晰的图形）是不对称的。
    （3）图形-背景的清晰度，对称的条状物。
    其中，第三点是最简单的——因为在第三点里，力处于最佳的平衡状态，而且，事实上第三点比其他各点更占优势，这一事实证明，正是这种最佳的平衡决定了其结果。此外，这些结果也表明了原因，不仅表明了为什么一个图形比其他图形更经常地被看到，而且还表明了为什么图形-背景的清晰度会发生。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三种可能性中最不简单的一种可能性。为了进一步确定单一性（simplicity）的含义，研究一下图形-背景颠倒过来的图样将是有益的，这种图形-背景的颠倒不仅使图形受到影响，而且使背景也受到影响。该类情形在我们的T形叶状图形（图57）中是正确的，但是，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些变化的特殊结合在这种图形中并没有实现，那就是说，背景的高度一致的单一性与图形的不对称性的结合，以及背景的很少单一性与图形的对称性的结合，并没有实现。那么，在背景的单一性和图形的对称性中，哪一种因素更强呢？
一种组织对另一种组织的效应
    让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直到可以依据实验数据加以回答为止。我现在暂时回到巴森的实验上来。当然，在该实验中，每次只呈示一个图形，而且，不同的呈示为充分的时间间歇所分隔。如果你注视前述的两个图形（即图66和67），那会使你有点难以相信。假设你首先注视图66，看到了对称的黑色条状物，然后又转向图67，这时，你很有可能不会再见到黑色条状物，尽管现在这些黑色条状物是不对称的。原因在于你的第一个组织影响了你的第二个组织。我认为，从功能上讲，这种影响是十分复杂的，需要特别的研究。然而，有一个因素是肯定可以进行分析的：当你见到黑色条状物时，也就是说，场的黑色部分形成了图形，这些黑色部分是你所关心的，可是，当你现在转向第二个图形时，你可能仍旧处于关心那些黑色部分的态度之中。我们在先前已经看到，图形成为我们兴趣的目标，现在，情况反过来了：在我们的兴趣所在之处，当其余条件不变时，一个图形很有可能会产生——这种因果的相互转变性是相当普遍的。我回顾了统一性（unity）和一致性（uniformity）的关系（参见第四章，边码p．135）。我的一个早期的教室实验充分说明了这个论点。我把班级分为两组，告诉其中一个组去注视屏幕上出现的某种黑色的东西，告诉另一个组去注视屏幕上出现的某种白色的东西。接着，我在屏幕上短时间地投射了那种T形叶状图形。结果始终是一样的：第一组见到了T字图形，而第二组则见到了叶状图形，当两组成员见到了彼此根据屏幕上出现的东西而画的图形时，都感到十分惊奇。
    我们必须再次超越行为环境，并将自我（Ego）包括在内。在自我中，起始之力可在场中见效，并共同决定它的清晰度。
为什么背景比图形更简单？

在有些情形中，背景轮廓也是图形轮廓，现在我们便可以用一般的方法试着回答下列问题了，也就是说，为什么背景比图形更简单。由于所有的图形轮廓不一定都是背景轮廓，因此，背景条件简单的话，其结果也一定简单，问题因而变成这样，即为什么这些轮廓具有它们的单方面功能。我们已经在一个例子中讨论过这一点了，这一点是伴随着简洁律而发生的。但是，一个更为简单的例子将会引导我们深入一步。为什么把图68这个图形（它是没有图形－背景清晰度的）看作具有共同项角的 八个三角形会如此困难呢？为什么轮廓也具有单方面功能呢？尽管从几何学上讲，它在两边中的任何一边一上均为相同的区域包围着。我们将应用上述用过的同一种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将对任何一种三角形的特性进行比较，不论把它作为十字形的一条臂，还是把它作为背景的一部分，还是把它作为八个相等的三角形之一。由于后者与这图样的几何学最为紧密一致，因此，我们将把后者作为我们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如果把图68中的三角形看作十字形的一条臂，那么，它便获得了清晰度、坚实性和明确性；如果把它看作背景的一部分，那么它便丧失了上述这些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由此可见，十字形的组织与八个三角形的组织的区别在于，在十字形组织的一些部分中，有一半更加清晰，而另一半则不那么清晰。
后象中的组织
    这仍然是一种描述。一个简单的实验有助于我们把这种描述转化为解释。我曾经设计了一个与上述图形相似的图形。不同之处在于大的八边形面积是画成蓝色的，而边和对角钱则画成黄色，线条要比图68中的线条稍稍宽一点。接着，我展示了该图的后象，发现在后象中，十字形图形不再出现，被单调的八个三角形图样取代了——或者被一个顶上有四条深蓝色线的清晰的黄色圆形所取代，这简直使我大为惊奇。
    上述结果意味着什么呢？对原始图样的凝视产生了知觉组织，如果凝视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便会产生新的力。一方面，甚至在形成一个后象所必需的时间里，也会产生一二种颠倒的情况，正如苛勒已经指出的那样（1929年，pp．185f），这证明组织过程会产生一些条件，它们将干扰组织过程的继续发展，从而导致其他的组织。但是，与引起后象有关的凝视效果在种类上是不同的，至少在部分上是不同的。在上述实验中，后象的组织看来并不依赖知觉组织的形式。后者通过射入的光线依靠视网膜中开始的过程。上述实验的结果，如同罗斯希尔德（Roth－Schild）的实验结果和弗兰克（Frank）的实验结果一样，在我看来可用下述假设来予以最好的解释，即“后效”（after effect）主要在于过程的条件，而非过程的本身，也就是说，在于形成组织的那些过程中，而不是在于组织本身之中。通过持续的凝视，外周情况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以致于当图样被移去，并为一个同质的面所取代时，外周过程将沿着与原先的过程方面相反的方向发生，但是，在那个方面仍然与它们相似，也就是它们为心物场（Psy－chophysical field）中的组织提供了条件。因此，我们可以方便地谈到后象的视网膜意像，把实际见到的后象与它的视网膜意像相互关联起来，正如我们把实际看到的物体与它们的视网膜意像相互关联起来一样。于是，这一关系中的差异就变得明显起来。除了颜色被互换这一事实以外，原先的视网膜意像和该意像去除后保留下来的东西是一致的。通常，它们导致不同的组织，从后者产生的组织具有最低程度的单一性，而从前者产生的组织则具有最大程度的单一性。我们在前面就已发现，后象将被最低程度的组织的单一性所区分，并且已把这一结果归之于在产生一种后象的过程中能量消耗较少。因此，在我们的例子中，图形－背景的清晰度是高能量的结果，这是与同等部分的并列（juxtaposition）相比较而言的。与此同时，图形－背景的清晰度更加稳定。只要通过表现单方面功能的轮廓，就能做到这一点。后者（正如先前表明的那样）需要背景的更大单一性，因此，它在其产生稳定组织的功能中找到了它的解释，无论何时，只要可使用的能量充足就行。
新的条件：图形完全处于背景区域之中
    然而，我们刚才讨论过的条件尚未实现，图形和背景并不具有共同的轮廓，但是，图形的轮廓完全处于背景的轮廓之中，正如在我们组织“一个在另一个顶上”时所设计的标准图形那样。这里，我们的解释不再站得住脚。因为这里的图形和背景各有它们自己的形状决定因素，而且很有可能的是，背景的形状决定因素要比图形的形状决定因素更加复杂。这一情况尚未进行研究。图69是一个例子，我构思这个图形多少有点随心所欲，目的是为了看一看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我看来，现在，在这个图形里，一个令人惊愕的事情似乎是，小圆不一定作为图形出现在由较大的图形构成的背景上（我甚至可以说，小圆并不自发地作为图形出现在由较大的图形构成的背景上），这个较大的图形也依次位于那个大圆的背景之上。确切地说，我把圆看作为大图形的一部分，它的凹面轮廓而不是凸面轮廓实施了分离功能，致使圆的内侧属于一般背景的其余部分。就这个例子而论，它表明了清晰度——在不太简单的背景上的简单图形——不是很容易实现的。实际上，诸如此类的情况常有发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怀疑，为较简单的图形充当背景的不太简单的图形将会很大，或者被特殊的力把它与图形分离。如果充当背景的不太简单的图形很大，那么，它应该是图形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图形，致使较简单但较小的图形在那个特征上超过它（背景）。至于其他形式的分离，我主要记住的是三维分离形式。如果你将一枚硬币放在一个星形图上，该硬币看上去不会像星形图上的一个洞，除非你从很远的距离去看它。这里，硬币将从星形图上分离出来，后者将像一个理想的背景那样在硬币后面伸展。一个图形对另一个图形来说是背景，这一事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它的图形化，对此我们讲不清。也许并不存在这种影响，但是我说大概有此可能，这种影响总有一天会得到证明，并被测量出来。
其他情况
    即便有了上述的详情，我们仍然没有穷尽一切可能性。背景上仍然会有一些线，它们不在图形之内，例如图63和图64的图形那样。它们在第一个图形（即图63）中的作用已经讨论过了，但是，它们在第二个图形（即图64）以及其他一些相似的图形中的作用（这里所谓相似的图形常见于墙纸上的图案）一定被省略了。我们的理论总是过于领先经验的事实，致使对于它的讨论成为不值得的事情。除此以外，这并非一本阐述图形-背景清晰度的专著。我们意欲表明的一切是在这一基本组织中力的相互作用。但是，在这里，像在任何地方一样，我们试图获得关于实际动力学的一个确切概念，但却受到了来自条件的巨大复杂性的阻碍，以及我们知识之不足的阻碍。人们不该为这种不足而责怪心理学，因为动力学成为一个心理学问题还是最近20年的事情。   
图形-背景清晰度的一般方面
    最后，我们将讨论图形－背景问题的一个新功能。它在其一切感觉方面是属于我们的行为环境呢，还是单单属于视觉范围？我们的回答必定很简短，因为缺乏实验的数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区分适用于一切感觉。对于听觉来说，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在雨点的嗒嗒声中听到讲话声，或者在山溪的奔腾声中听到讲话声。
其他感觉

如同这种区分是十分清楚的一样，当我们接近其他感觉时，它就变得困难了。但是，若要证明我们接触的硬色物体或软色物体，证明一块煎得很好的牛排，证明我们啜饮过的上等佳酿，证明紫罗兰的香气，证明我们对金属的热感觉或冷感觉，等等，始终是十分容易的，因为，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图形般的。可是，它们的背景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自称解决的。让我们充实一下下列的说明：我们讲到把奔腾的山溪作为背景，在此背景上出现了我们朋友的话语。但是，这种听觉背景是“静止的”，尽管对城里人来说并不是十分经常的事。为了支持这种主张，即静止并非意味着无，而是充当了背景，我将引证以下事实，即静止也可能成为图形，例如，当我们离开都市，在寂静的山岭中度过我们的第一个夜晚，就会发生寂静成为图形的情况。在我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同类的背景性质也会为其他的感觉而存在，尽管它们（同类的背景性质）可能比描述性质更具功能性。这意味着，这些感觉的背景在功能上将对实际出现在我们行为环境中的东西产生影响，而毋须任何一种可与视觉背景相比较的直接的对应部分。这将最终意味着，我们的最为一般的背景是超感觉的（supersensory），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把它的存在归之于潜在地存在着的一切感觉的贡献。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还远没有为了我们的一般格局而将同样的重要性归之于一切感觉。
    在我们回到视觉之前，让我们作若干补充。若要我们在不同的感觉中指出图形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但是，有些感觉也会为我们提供背景，这些背景不仅仅是“空无一物”。我特别想到了嗅觉，它可以像一件柔软的披风把我们包裹起来，或者像神话中的圆形大厅的蓝色墙壁那样。可是，其他一些感觉背景往往不是（甚至主要不是）这些感觉图形的背景，而是决定了我们与这些图形的关系，以及在我们的特定的行为环境中与一切图形或事物的关系。房间的“氛围”也是我可以提供的一个佳例。这些背景要比我们迄今为止讨论的纯视觉背景更加综合和全面，因为它们既是自我的背景，也是自我发现它本身面临的事物的背景。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图形-背景的区分尽管适用于一切感觉，但是，当我们越出视觉范围时，这种区分提供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对行为理论有重大意义，不过，它们尚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的讨论。
边缘和中央视觉：前者为“背景感觉”，后者为“图形感觉”
    现在，让我们回到视觉上来。所有现代的视觉理论都承认两种类型的感受器（recaptor），即杆状细胞和锥状细胞（rods andcones），后者可在视网膜中央凹找到，而前者则在向视网膜边缘扩展时有比例地增加着。与此同时，视网膜中央与边缘的功能性区别在于，前者在形状和色彩上具有更高的清晰度，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此外，在视网膜上通常可以分出三个区域，一为全色盲区，二为部分色盲区，三为具有正常色觉的中央区。用两点阈限（引起感觉所需的最小限度的神经刺激）测量的清晰度，在向视网膜边缘发展时迅速下降，以至于专门由边缘刺激引起的分离的场部分既缺乏颜色的细节，又缺乏形状的细节；换言之，视网膜的边缘部分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场部分，它们显然具有背景的特征，而视网膜的中央部分则引起了我们关于图形的知觉。由此可见，边缘是背景感觉，中央是图形感觉，这样说似乎有理。
功能差异而非解剖学差异
    对于我们视觉器官的这种描述，通过为不同部分安置一个共同原因而把它们统一起来了。毫无疑问，不同部分的区分有着解剖学上的理由，但是，解剖学上的差异必须被视作是次要的事实，而非主要的事实。让我们系统地阐述这一论点：（1）如果其余条件保持不变，那么，我们看到场的正在闭合的部分将变成背景，而已经团合的部分则成为图形。由此，我们该不该认为，把视网膜中央作为图形知觉的媒介，而把边缘部分作为背景，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如果我们认为视网膜中央是图形感觉的所在，因为它是中央，而它的解剖特性恰恰导源于这种功能，那么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有利的假设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当解剖学的中央区不再成为中央区时，它便不可能是最高清晰度的区域了。这一推论已为在偏盲患者中开展的实验所证实。
富克斯用偏盲患者所做实验的证明
    对于这种效应所作的清晰证明当推W．富克斯（W．Fuchs，1920年，1922年）。在偏盲的视野中，解剖上的视网膜中央凹位于右侧或左侧。对许多偏盲患者来说，这个解剖上的中央区已不再是功能中心，不论从部位化（localization）来讲还是从清晰度来讲都不再是功能中心。相反，偏盲患者发展了一种假视网膜中央凹（Pseudo－fovea），也就是说，发展了视网膜上的一个新点，这个新点完全在未经触动的区域之内，从而成为最大清晰度和清晰性的所在。“这个最清晰视觉的新的所在在视网膜上没有固定的位置，而是构成了一个功能中心，也就是说，由实际的视觉材料决定的一个中心，它随着物体的实际形状或大小而改变其位置，或者说随着患者面临的整个场的形式而改变其位置”（1922年，P．158）。因此，偏盲患者在接受检查以前，对他们苦恼的性质毫无所知。他们仅仅抱怨说，他们的视力没有往常那样好了，但是，他们的现象视野与他们的功能视野十分不同。然而，后者具有准半圆形状（quasi－semicircular shape），邻接的直径穿过视网膜中央凹，前者则是准圆形的（quasi-circular）。此外，他们的视野大小随着他们接受的特定任务而变化。当我们讨论富克斯的若干结果时，我们须把这一点记在心中。把高度约1英寸的一些字母投射到一块屏幕上，字母旁边有一黑色标记，要求患者盯着这一标记，也就是说，以此方式使该黑色标记落在他的视网膜中央凹的地方。然后，要求患者指出哪些字母在他看来最清楚。现在，当患者坐在距离屏幕1米之遥的地方时，他选择了一个字母，该字母距离凝视点大约6厘米，接着，当距离增加一倍时，患者选择的字母只是稍稍远一点，大约距离凝视点6．5－6．7厘米远。与此同时，患者的视野趋向边缘的范围，远离最清晰的字母的程度大约与离开视网膜中央凹的程度差不多。因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最清晰的视觉位于实际视野的中央，而且并不与视网膜的一个明确部分相一致，这是因为，如果相一致的话，那么，在距离2米以外见到的离开凝视点最清楚的字母应当2倍于距离1米时见到的字母。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患者与屏幕的距离保持不变，但字母大小却在不断改变。实验结果是这样的，如果实验者增加字母的大小，那么他便必须将字母移开，使这与凝视点距离稍远一点，以便将字母保持在最清晰的程度上。这种改变是相当大的，最小的字母（只有第一次实验中使用过的最大字母的十二分之一）在距离凝视点1．1厘米时最清楚，而最大的字母在距离凝视点6厘米时最清楚。小字母决定了小视野，从而使中心在界限上接近于视网膜中央凹。在第三个实验中，观察者的距离和 字母大小都有变化，变化以下列方式进行，即视角保持不变，字母在观察距离增加一倍时，字母大小也增加一倍，如此等等。此外，客观上较大的字母必须比较小的字母离开凝视点更远一点，视角的恒常状态则一点也不发生影响。于是，我们看到了清晰度如何作为整个场及其特性的一种功能而表现出来，而不是作为先前存在的解剖学条件的一种结果而显示出来。在其他许多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实验中，我将仅仅提及一个实验，该实验证实了我们的上一种说法，即由组织产生的实际单位，决定了整个场的结构，从而决定了场的各部分的清晰性，而不是刺激的安排或注意的因素。如果将一根垂直的虚线以完全的清晰度出现（见图70），然后要求观察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这根线的其中一个中心部，分，结果，这个被凝视的部分不但没有得到强调，反而缩小，变得模糊，而且，如果整体的维度及其部分都加以恰当选择的话，那么，被凝视部分还会完全消失，观察者在看得见的那根线的余下部分看到一个空缺。由此可见，通过把一个部分与其结构上的统一体相隔离，观察者就会破坏该部分。这是一个绝对的证据，它证明了作为一个客观事实的大的单位（the large unit）产生了它的可见性，而不是观察者的态度产生了可见性。

边缘的贡献：起作用的背景，强有力的组织内力的图形或中心的协作
    （2）当我们说边缘部分是一种背景感觉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边缘部分可以在图形的产生方面进行无条件的合作，同样，我们也不主张，一俟认为中心是一种图形感觉时，便否认了它能在背景的产生中进行合作。但是，下述说法仍然是正确的：单单边缘可以产生一个背景，而单单中心则不能，甚至当边缘部分本身丧失了产生图形的一切能力时也是这样。后面这种说法被两类视力紊乱所证实。如果有人患了视网膜炎，他的视野就会缩小，以至于只有中心部分仍起作用，从一切实用目的上讲，这个患者实际上等于一个盲人了。另一方面，对某些癔病患者进行的视野计测试（perimetric tests），或者对某些患特殊功能性精神病的患者进行的视野计测试，均表明他们的视野都局限在一个微小的中心区内，这个中心区域的面积可能比实际上成了瞎子的患视网膜炎的患者的中心区域还要小。但是，这些患者仍能在视觉上为他们自己定向，而没有多大困难。
    让我们简单地描述一下视野计测验。患者凝视着一点，而测验者从边缘处引入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小圆盘。患者必须在见到一个东西时马上指明这样东西，也就是他在边缘处看到的物体是什么形状，哪种颜色。通过这种测试图形产生的方法，发现了视网膜的三个不同色区。
    由此可见，这类测验边缘地区图形产生的实验仅仅是通过边缘地区进行的。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记住我们正在测试的那种操作的话，那么，当我们发现测试结果有赖于我们所用的测试材料时，便不会感到惊讶了，更确切地说，我们应当期望用这些物体取得更好的操作，比起那些处于更加有利条件下的物体产生较差的清晰度来，当这些物体被人直接注视时会产生良好的组织。此外，当我们了解到由中心和边缘共同产生的那些场部分具有它们导源于中心区域的那些特点时（如果它们密切地联系一致的话），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这两种期待都得到充分证实。甚至在普通的视觉敏锐性检查中，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所使用的测试材料。M．R．哈罗尔和我的分辨实验都涉及上述的问题，这些实验表明，视觉敏锐性有赖于图形和背景的硬性（hardness）和软性（softness）。盖尔布（Gelb）于1921年也就边缘问题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个黑色的双重圆环画在一块大纸板上，圆环外径36厘米，黑线宽8毫米，中间的白色空间宽度为5毫米。被试用单眼注视双重圆环的中心。接着，把另一块白色纸板（上面的圆环有一个大约12度的缺口）放在第一块纸板的顶上，并将该纸板朝观察者方向移近，致使两个小弧融合成一个弧，而且完全抹去了中介的那个白色空间。 因此，当遮蔽的纸板被移去时，整个的双重圆环以及双重圆环中间的那个白色的圆就变得清楚可见了。与此相似的是，如果不用一个黑色的双重圆环，而用一个彩色的单环，并将测试的物体推向被试，其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被试在遮蔽物后面看到了一根非彩色的短线，当遮蔽物被移去以后，被试便将看到一个完整的彩色圆。不过，如果实验者不用圆环和圆，而是用两根直线，那么，便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如果在前面实验中确定的一段距离以外，被试注视这样一根线的一端，那么在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那根线将在离开注视点大约10厘米的距离上融合，而在大约20厘米的距离上，那根线的一小段仍被看作是两根。这种情况表明，一个场部分的组织程度有赖于组织的种类，也就是它的形状。良好的形状将成为较好的图形，也就是说，比差的形状更加清晰和具有色彩。双重直线的一小段比整根线更占优势，这一事实是由于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小段上面的缘故。注意与态度一样，是始于自我（Ego）的一种力，我们在后面将予以讨论。但是，我们将从该实验中提取这样一个事实，即注意力在向场的特定部分添加能量的同时，也将增强它的清晰度，如果那个场的特定部分原先不那么清晰的话。由于圆中的一些小部分与整个图形相比处于劣势，尽管它们与双重直线中的那些小段一样，注意力的增强也会对它们十分有利，但是，组织的内力比起注意能量的添加所产生的效应来，前者肯定更强些。
    我们从这一讨论中提出又一个结论。眼科专家把视觉敏锐性的测验作为他们标准检查的一部分。这种测验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组织测验，它不是关于视网膜解剖结构的一种测验，看来这种观点仍在眼科专家中间颇为流行［参见伯杰（Berger）］。这些测验结果也反映了某些解剖学的事实，但是这种反映只是间接的；我们在从组织过程退回到它的条件中得出结论，对于这些条件来说，解剖学事实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看来，补充这一评述是明智的，以便证明我们的实验和理论讨论也可能具有其直接的实用价值。
    中心和边缘的合作
    我们在上面提及，由中心和边缘刺激联合产生的那些场部分总是具有纯中心区唤起的部分的一些特性。当我们躺在山坡的柔软草地上仰望天空时，我们看到整个天空呈现蓝色，尽管我们视网膜的边缘是色盲的；或者，当我们站在一堵红色墙或绿色墙的对面，在距注视点的一定距离之内，墙壁并不变成灰色，尽管全色盲区和中心区之间的一个区域是红绿色盲区。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在边缘区单独作用和边缘区与中心区合作这两者之间进行区别。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个盲点实验（即具有蓝色和红色臂的十字形实验）也应当从这个角度加以考虑。
中心和边缘在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因果关系
    （3）我们可将前两点的要旨归纳如下：业已证明，视野的组织有赖于两组因素，一是场内组织的内力，另一是视觉部分内部的解剖差异。即便边缘部分可能产生清晰性和清晰度，但是，在这些方面，中心部分仍占优势。现在，当我们声称中心部分是图形感觉而边缘部分是背景感觉时，我们在这两种因素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结，它是以下列事实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当中心区被另一区域包围时，它将倾向于成为背景上的图形。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一下这种联结属哪种联结。为什么中心区具有图形感觉而边缘区具有背景感觉？为什么视网膜的解剖结构，乃至大脑的解剖结构，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呢？这显然是一个发生学（genetic）和生物学的问题，而且，只有当我们对种系发生（phylo-genesis）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很多之后，才能找到最终的答案。但是，就目前来说，可以勾划出一个一般的轮廓。如果我们能够从较少的结构状态（或较多的结构状态）下产生的行为结果中得出有机体的形态学状况的话，简要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功能中推论出器官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对任何一种有机体或有机体的任何一个成员的形态学状况（morphological status）进行解释了。作为一个原则问题，这不是不可能实现的，苛勒（1924年）已经对此进行过说明。任何一个过程都会以化学产物的形式留下痕迹，而且，唯有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方能促进其自身的发生。因此，如果同一类型的过程在同一区域内反复发生的话，那么，该区域便会逐渐改变，以便使相似过程的发生变得越来越容易。我们将这一观念用于我们的视觉问题。由于已闭合的区域将倾向于比正在闭合的部分更容易形成图形，因此，视网膜的中心部分比边缘部分有更大的机会产生图形，甚至当中心部分和边缘部分在解剖学上等同时也是如此。然而，在图形－背景的清晰度方面有着如此众多的因素运作着，因此，中心部分由于其中心位置而产生的优越性有可能不足以为它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超过边缘部分的优势。
    频率因素
    但是，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参与进来了。如果场的情况是这样的，即作为结果而产生的组织是背景上的一个图形，这个图形位于边缘，以致于视野不能像单一图形位于中心时的情况那样很好地得到平衡；已经闭合的部分使一个场部分成为一个图形，这个因素添加到其他因素上面会增加它的图形化程度，而且，当图形尽可能地成为图形时，朝向最大可能清晰度的场将因此而更加稳定地被组织。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正如闭合性构成了图形的组织一样，图形的组织也有一种趋向闭合性的压力。这种压力（pressure）是可以减轻的。因为，眼睛与刺激物的关系，从而与视网膜上接近刺激（proximal stimuli）分布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眼睛、头部和躯体可以移动，通过这类运动也转移了刺激的分布。因此，我们将期盼这样一种单独的图形，它能引起眼睛的运动、头部的运动或躯体的运动，直至它的接近刺激落入中心区为止。当我们讨论行为理论时，我们将阐释这个基本的论点。不过，就目前而言，我们从这一论点中得出的推论是，图形组织从视网膜中心出发时所具有的频率（frequency）肯定比我们原先有理由去期望的更高。因此，按照刚才阐释的一般原则，我们必须期望这一区域将变成一个特别有利于产生图形组织的区域。当然，这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有关该过程之实际细节的顿悟，它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视网膜中央凹内的感受器密度要比边缘区的感受器密度大得多，也没有试图在杆状细胞和锥状细胞之间推论出什么差别来。可是，尽管我们的理论是不完整的，但它至少是一个开端。而且，即便在这开端中，迄今为止共存着的大量的事实也开始变得统一和易于理解了。
正常的行为环境中的图形-背景

现在，我们将这一图形-背景类别用于正常的行为环境中去。它是由视网膜刺激创造的，这种视网膜刺激与我们迄今为止讨论的一些例子中起作用的视网膜刺激属于同一类型，但是，它在其分布上更加复杂。此外，新的组织因素通常也因双目视差（binocular parallax）而被引进。然而，由于行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在单目视觉者身上与在双目视觉者身上并无基本差别，因此，目前我们将暂不考虑这个因素。一切正常的视野，除了形式的细节以外，还有大量的深度细节。与此同时，在一切正常的场里面，轮廓都具有单方面的功能。用冯·霍恩博斯特尔（Von Hornbostel）的话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之间的空洞（holes）。
为什么我们看到事物而非它们之间的空洞
    现在，我们可以试着回答为什么我们如此这般的问题了。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两种组织因素，在我看来，是以下结果的最重要原因。首先，发生的分离和统一将把不同程度的内部清晰度区域进行分隔，而且，按照我们的定律，更加高度清晰的区域将成为图形，其余部分将彼此融合以形成背景。你只要看任何一张风景照片，便可以见到事物的形状，山脉、树木和建筑物的形状，但是却见不到天空的形状。具有同样重要性的第二个因素是良好的连续和良好的形状。我们见到的事物具有较好的形状，它们与较好的轮廓相邻接；可是那些空洞呢，我们可以看见，但是实际上却看不见。在例外的情形中，这些条件却颠倒过来，我们看到空洞而不是事物，正如在两块具有鲜明外形的岩石之间，其空隙处的形状可以被看作像一张脸，像一头怪兽，或者其他某个物体，此时，岩石本身的形状却消失了。
对经验主义答案的拒斥
    这一解释是与传统的思维方式相对的。然而，对于传统的心理学来说，我们场内的事物的清晰度，或者我们场内的图形和背景的清晰度，可以被视作一个清楚的经验例子或学习例子，我们的理论把这种清晰度解释为刺激分布的直接结果，也就是说，解释为由刺激的镶嵌（stimulus mosaic）而引起的自发组织。因此，让我们详细地考查一下经验主义对这种清晰度的解释意味着什么。该工作实际上被经验主义者忽略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应对他们的理论的真实性发生怀疑。经验主义理论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我们把图形－背景的差别描述为一种组织问题。如果经验主义理论接受这种描述，就会把它还原为经验，并认为不论见到的是空洞还是事物，轮廓的一侧将具有分离功能。经验总是不断地以牺牲一个为代价而对另一个倍加青睐。第一种主张（认为空洞和事物具有同样机会的主张）是严重违背图形－背景清晰度定律的，这些定律是我们从经验主义证据中得出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根据图形－背景清晰度的原理，那些我们没有经验过的图样应当是绝对模棱两可的。然而，这种推论是与实验证据相矛盾的。至于经验主义者的第二种主张（即经验将使天平转向对若干可能的图形－背景组织中的一种组织有利），也缺乏任何一种根据。我们不知道哪种经验将具有这种效果，也不知道这些经验究竟如何引起这种效果。也许，经验主义者会在这里提出论点，认为事物的形状是恒定的，而空洞的形状则是可变的，这是因为同一事物与其他不同的物体处于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邻接。对此的回答仍然是简单的，也就是说，该论点犯了经验的错误。事物的视网膜意像随着事物和观察者之间位置的每一种改变而变化；引起同一种事物的条件与引起空洞的条件一样，很少是恒定的。不顾邻近刺激的变化，认为见到的事物总是恒定的，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支持经验主义理论的一个事实。只有在事物或图形作为行为环境的部分而建立起来以后，才能获得有关事物或图形的经验。
    如果经验主义者拒绝我们的主张（即认为图形－背景的清晰度是一个组织问题的主张），那么他必须首先解释它是什么。由于我所了解的唯一明确的观点是注意力的假设，而这种假设的不适当性已经多次反映出来，因此我克制自己不再对它进行深入的讨论（参见考夫卡，1922年）。
    经验主义的读者，即便感觉到这些论争的力度，也不会轻易地放弃他的理论。因为这些论争未能说明为什么经验主义是一个如此受到欢迎的学说；读者很难清楚地看到，这种新理论是如何解释那些特定的事实或事实方面的（它们使他的经验主义对他变得如此之亲切）。当我们在后面讨论“恒常性”（constancy）问题时（见边码pp．223f．），这条鸿沟将得到填补。在那些“恒常性”问题中，经验主义的优势看来特别明显，而且经验主义在那个问题上的观点与在这里一样错误。为了避免误解：通过拒绝对图形-背景的清晰度作出经验主xxx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经验不可能是决定任何一种特定清晰度的若干因素之一。如果在某些条件下，即两种图形-背景的清晰度相等，其中一种已经发生过一次或若干次，那么很可能同样的清晰度将在同样的条件下发生。鲁宾认为他已经证明了这种“图形的后效”（figuralafter effect）；然而，戈特沙尔特（Gottschaldt）于1929年进行的某些实验对这一证明的有效性提出了怀凝。正如我们以前所见的那样，要想证明经验的影响并非像经验主义理论引导我们进行构想的那么容易。不过，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一种现实化的清晰度可能会促进类似的清晰度，在这个意义上说，经验可能会影响图形－背景的清晰度。进一步的实验必须表明我的信念是否正确，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这种影响（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会发生。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第六章 环境场——恒常性
    格局：后象的形状和大小；定位；定位对格局的一般依赖；一般原理：场构成格局的主要方向；由格局的构成而引起的自我定位；在我们的各种例子中一般原理的应用：不变因素；自我定位的特例。格局的恒常性：方向，大小和形状的恒常性。知觉恒常性理论：形状恒常性；大小恒常性；白色和颜色的恒常性。
格局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议对事物和格局（frameworks）进行讨论，并把图形－背景的清晰度（figure－ground articulation）作为那个更为一般问题的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可以进行概括了，以格局为开端，并在结束时补充我们的事物理论。
一切知觉组织都是格局内的组织
    现在，我们将证明，一切知觉组织（perceptual organization）都是格局内的组织，或者说，一切知觉组织都依赖于格局内的构造，藉此证明格局的一些显著方面。
    关于我们的证明，我们可以重新继续我们在上一章里中断的线索。在上一章里，我们就图形对其背景的功能性依赖作了一些说明。根据这些说明，我们看到一个小的图形形状如何依赖于它得以显现的背景。同样的事实也能够借助后象（after-im－age）来加以说明。如果把一个圆的后象投射到一个正面不相等的平面上，那么后象将呈现为椭圆。
后象的形状和大小
    对于形状来说为正确的东西，对于大小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一个后象的大小是该后象被投射之距离的函数。这种关系也有赖于投射的方向，我们已经在第三章中讨论过，相对于水平线来说，线的高度越大，其大小就越小。但是，除了这个主要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它们有赖于形状和后象本身的清晰度。这些次要因素妨碍了后象大小和距离的严格比例（pro－portionality），一种由埃默特（Emmert）发现的比例，一种在逼真意像的调查中起很大作用的比例。
    后象的大小所依赖的背景之距离不是客观的或地理的距离（geographical distance），而是现象的或行为的距离（phenomenal orbehavioural distance），对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这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弗兰克夫人（Mrs．Frank）受沃克曼（Volkmann）早期实验的影响，在1923年的一个实验中，让她的被试将后象投射在一个平面上，从而在该平面上形成一个关于深的隧道的透视图。接着，后象的大小随着投射于其上的那张纸上的位置而变化；如果它投射在纸上的位置与隧道附近的部分相一致，那么，它就相当地小，如果它投射在纸上的位置与隧道远离的部分相一致，那么，它就相当地大，得出的扩大倍数之比为3：1。毫不奇怪，众所周知的视错觉（optical illusion）现象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在这样一条隧道里所画的两个客观上相等的物体，较近的那个物体看上去会显得较小。
定位

但是，格局也会对定位（localization）产生影响。确实，如果没有稳定的格局，也就不会有稳定的定位，这是一个对空间知觉理论（theory of space perception）来说颇为基本的事实。让我们简要地描述一下海林（Hering）的部位化理论，以便发展我们的论点。在他的理论中，视网膜的每个点都有一对明确的空间值（space values），一个高度值和一个宽度值（height and breadth val-ue），它们与方向相对应，在这个方向上，任何点都会出现，只要将头部竖起，双眼便会沿一个水平面的中央聚焦于一个无限遥远的点上。于是，视网膜中央便将具有“正前方向”的空间值，也就是说，宽度值和高度值都将等于零。垂直地处于上方或下方的点，除了负的和正的高度值以外，其宽度值仍将为零，如果正值是指这些点出现在下方，负值是指这些点出现在正前方向的那个点的上方的话。同理，在中心左右呈水平状的点，其高度值为零，朝着左右两边，其宽度值不断增加。最后，在这一理论中，视网膜的不一致为每个点提供一个深度值（depth value）。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深度知觉理论，所以，我们暂且把自己限于前两个维度上。
    那么，如何检验这种凝视的视网膜点的空间值理论呢？威塔塞克（Witasek）是这一理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于1910年建议进行下列实验。让你的被试置于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在被试面前安置一个光点，作为他的凝视点。然后，将若干不同的光点一个接一个地在被试面前呈示，并要求被试指明这些不同的光点出现的方向。在威塔塞克看来，这种实验是必要的，因为它并不完全遵循海林的理论，即认为一个视网膜点的高度值和宽度值随着它们离开中心的距离而成比例地增加。也许，这种关系并不简单，换句话说，视网膜点的现象空间值系统不是一幅标记这些点的几何学位置的地图。由此可见，把一根垂直线与一根水平线相比较，对垂直线的众所周知的过高估计，在这种理论中可由下列假设来解释，即高度值比宽度值增加得更快。
    现在，让我们回到威塔塞克的实验上去。该实验从未真正实施过，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无法实施。如果你在一个只见一个光点的完全黑暗的房间里呆上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光点不久便会以飘忽不定的方式开始在房间里到处游动，游动范围可以达到90度。在这期间，凝视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那怕是轻微的眼睛抖动也不会产生。吉尔福德和达伦巴哈（Guilford and Dal－lenbach）曾证明，当光点游动范围在1度以下时，眼睛对光点的凝视会产生这种轻微的眼睛抖动。这些“游动”运动（auto-kineticmovements）证明，没有凝视的视网膜值属于视网膜点；它们在一个格局中产生部位化，但是，当这种格局丧失以后，便不再产生定位。这种对游动运动的解释是由下述事实所证实的，在对这些游动运动作连续观察以后，我们实验中仍保留着的格局的其余部分也开始丧失其稳定性；例如，观察者脚下的地板和他所坐的椅子都开始晃动了。
定位对格局的一般依赖
    游动运动是对一般空间格局的存在和功能性效应的深刻证明，但是，这种格局的运作充斥着我们的整个经验。通过一根垂线，可以在我们眼睛的垂直子午线上投射一根线，如果我站在这根线的前面，并笔直地向前望去的话；或者，用一根水平线，在我们的眼睛上投射一根线，如果这根线正好在我书桌上的那张纸上，而我正好俯视那张桌子的话。同样，也可以用处于垂直和水平两者之间的任何一个位置上的一根线进行投射。而且，一般说来，我可按照实际情况看到这根线是垂直的、水平的或倾斜的。当然，我们知道，线的实际位置不可能对线的现象位置产生任何一种直接的影响；我们排除了对下列问题的这种“首选答案”，该问题是：为什么事物像看上去的那样（第三章，见边码pp．77－80）。此刻，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以下事实上，同样的部位刺激可以引起大量不同的定位，而且，反过来说，不同的刺激也可以产生同样的定位；我只需抬起和转动我的眼睛，在我面前纸上的线将投射到视网膜的新区域上，然而，还是像先前一样，那根线出现在同样的部位上。如果我把头转向垂线外面，那么，先前投射在垂直的视网膜线上的同样客观的线条，现在将聚焦于倾斜的视网膜线上，而且像以前一样，继续出现于空间上。我们毋须讨论由经典的海林理论说明了的这种方式，我们将把这一结果用于我们的格局理论。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我们视网膜上的垂线将引起一些现象线，它们部分垂直，部分水平，而且往往部分倾斜。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视网膜上经常倾斜的线，像在“正常”条件下产生自垂直线的结果那样，也产生同样的结果。可是，另一方面，当视网膜上的一根垂线在行为环境中产生了一根垂线时，则一根非垂直的线不会被视作垂直线，除非在那个包含着非垂直线的场部分之内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起作用。正因如此，如果一条倾斜的视网膜线使我们见到一条垂线的话，那么，一条垂直的视网膜线将会使我们见到一条斜线。因此，尽管视网膜线的方向是共同决定（codetermines）行为线方向的一个因素，但它不是一个由其自身来作用的因素。
两个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处理两个问题。尽管这两个问题彼此密切相关，然而还是可以区分的：（1）等同方向的视网膜线将会同时产生不同方向的行为线；（2）相同的视网膜线，在不同条件下，也就是在不同时间里，将引起不同的行为线。
    让我们就这两种情形举一些例子。对于第一种情形，可供我们选择的例子如此多样，致使我们难以选择。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有若干册书；它们的边缘是垂直的，而且，如果我的头部保持笔直的话，则这些边缘便会投射到垂直的视网膜线上。在这些书的前面有一支铅笔，它朝向于我；铅笔的位置是这样的，当书的边缘投射到垂直的视网膜线上时，铅笔也是如此。为了简便起见，我省略了那本台历，它可以作为客观线的例子，也就是投射在垂直的视网膜线上的既非水平又非垂直的客观线。
    我们已经提供过有关第二种情形的例子。一俟我们的头部倾斜时，垂直线便不再投射到垂直的视网膜线上，以前看上去垂直的物体将继续被看作呈垂直状态，只要我们不是耽在一间完全黑暗的房间里，在这房间里，一根垂直的发光线是唯一可以见到的物体。
     我们把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例子归功于威特海默（Wertheimer，1912年）。一面镜子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容易地被倾斜，结果，实际上垂直线意像将被投射到倾斜的视网膜线上去。一名观察者通过一根管子注视这面镜子，这根管子把在镜子外面可见的一切环境部分从视野中排除出去，观察者通过这面镜子观察房间以及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开始时，房间显得乱七八糟。从镜子里看到，人们在倾斜的地板上行走，物体以斜线形式纷纷落到地板上。但是，过了一会儿，这间“镜中的房间”将会一切正常；地板重新呈水平状，物体的坠落路线又呈垂直。
    理论意义
    那么，这些事实有何理论意义呢？关于我们第一个问题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一根垂线所产生的现象方向（phenomenal direc－tion）有赖于整个视野组织。我们的现象空间充斥着三维的物体和面。正常条件下的线，其本身并不是线，而是属于（或邻接于）这些物体的面的线，或属于（或邻接于）限制我们空间的面的线。因此，这些线在其方向和其他一些方面将受制于这些事物或事物所属的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便是：根据点或线来构建知觉空间是一项无效劳动，也就是说，根据点或线来构建“空间感觉”（space sensation）是一项无效劳动；我们再次发现，视觉空间只能被解释为场组织的产物。
一般原理：场构成格局的主要方向

为我们第二个问题所提供的例子把我们引向这种一般的陈述之外，并直接涉及到格局。于是我们必须询问，为什么镜中的世界会对它自身进行矫正？在镜中的世界里，在它矫正了自身以后，组织如在现实世界中一样，同样的事物在同样的关系中被见到。不过，只有一个特征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视网膜线和现象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的原理可作如下描述：尽管与看上去垂直的物体相应的视网膜上的线在一个例子中是垂直的，而在另一个例子中是倾斜的，然而，组织的主线（main lines of organization）在两个例子中仍被视作是空间的主要方向（main directions of space）。这些主要方向是垂直的和水平的，并具有其两个主要方向，在“正常的位置”中是正面平行和箭头状的。因此，水平的背景平面，以及位于其上的垂直平面，决定了我们的格局。在视网膜上没有任何一根明确的线具有将这种格局提供给我们的功能；更为确切地说，这是整个组织的主线的功能。由此可见，轮廓具有形成事物的单方面功能，但不是空间格局，它通过决定主要方向具有形成后者（空间格局）的功能。
    对于为什么镜中的世界能进行自我纠正的问题，其答案已包含在我们的上述结论中。当我们乍一瞥镜子时，组织的主线并不在空间的主要方向中被见到；地板是斜的，垂直的物体也是倾斜的。情况肯定如此，因为在我们开始见到镜中世界时，我们仍处于我们的正常的格局中，在这种格局中，垂直的视网膜线产生垂直的物体线。因此，按照先前得出的关系（参见边码p．214），非垂直的视网膜线（它们与镜子反映的物体的垂直轮廓相一致）不可能呈现垂直状态。但是，这种旧的正常格局在镜中世界里得不到支持，而且，没有这种支持，其本身便无法维持下去。用于取代的是，新的组织主线起到了创造格局的作用：镜中世界对它自身进行矫正。这种矫正的结果原则上与我们第四章讨论过的彩色同质场（coloured homogeneous field）的结果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情形里，新经验的问世肯定不同于它的后续阶段，在这两种情形里，我们必须考虑刺激的时间过程以及它的空间分布。
由格局的构成而引起的自我定位
    关于另一个例子，我只能简要地提一下。这个例子将解释相似的论点。让我们根据同样的论点画两张关于房间的透视图。在一张透视图中，我们面向房间的墙壁，在另一张透视图中，我们稍稍转身，以便我们的脸不再与墙壁平行，我们的眼睛则朝向墙壁的另一部分。这两张透视图是不一致的，而且，相应地说，我们关于房间的视网膜意像，在不同的可见部分的上方，将是不一致的。然而，我们还是见到同样的房间，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环境仍将保持相同；但是，作为经验的一个数据，我们自己在行为环境中的位置将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再次超越环境，必须把自我包括在完整的描述之中。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在非视觉的背景前发现的东西），视觉格局如同对行为环境中的物体来说是一种格局一样，对我们的自我来说也是一种格局。
    但是，我们的例子须作详尽研究。在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情形中，作为我们组织之场的外部条件，我们在自己的视网膜上具有光和颜色的某种分布，它们在两种情形里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可以通过不同形状的两个房间来产生，也就是面对主要墙壁时看两个不同形状的房间。在这些条件下，该房间将提供像我们从倾斜位置上看到普通房间一样的投射，也即该房间有点奇怪。因此，问题便成为：为什么我们会在倾斜的位置上见到一个普通的房间，而在正常的位置上却见到奇怪的房间呢？
    经验主xxx释再次被排斥
    传统的心理学，以及吸收许多传统心理学知识的门外汉，将回答道：这是因为，通过经验，我们了解自己的房间。于是，我们可以提出下列问题，当我们获得这种知识的唯一的视觉源泉是视网膜意像时，我们是如何成功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房间的呢？我不想展开这一论争。读者可以通过亲自实施这种办法来检测他对这种反经验主义论点的理解。读者可以记住我们头部和身体的连续运动，并扪心自问下列问题，为什么从纯粹的经验主义观点出发，正面的平行位置应当成为正常的位置。我将引证一些观察来证明自己的论点，这些观察是与经验主xxx释完全抵触的。我们都知道，树木、电线杆、房屋都是垂直站立的。如果一个人坐火车沿山间铁道旅行，铁轨以相当陡的坡度上升，那么这个人从窗外望去便会惊奇地发现，在世界的这些奇怪部分中，树木沿垂直方向以合理的角度生长看，而且，为了与树木保持一致，人们也用同样奇异的方式竖立电线杆和建造他们的房屋。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1932年a），报道了另外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在卡尤加湖（Lake Cayuga）的西边，距离水平面约200来英尺的地方，在朝湖边稍稍倾斜的广阔草地上屹立着一幢公共建筑物。对于每个人来说，这幢建筑物看上去以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方式向离开湖的方向倾斜。”
在我们的各种例子中一般原理的应用：不变因素
    我们将拒绝把经验主义理论作为我们对格局的一种最终解释，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经验对它丝毫没有影响。这是因为，在我们目前的知识状况下，这种主张是没有保证的。在我们摆脱了经验主义偏见以后，我们在上述的例子中发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原理：行为环境的场部分，作为我们一般的空间格局的一部分，呈现出一种主要的空间方向。让我们看一下该原理在我们的例子中意指什么。当我们通过山间火车的车窗向外望去时，这扇窗便成为空间格局，而且呈现出正常的水平一垂直方向。通过窗子看到的物体轮廓并不与窗框直角相交。因此，如果窗框看上去是水平的话，那么，这些物体看上去便不是垂直的，而是在上坡时斜着离我们远去，在下坡时则迎着我们而来。 如果图72提供的有关车窗和电线杆实际位置的图画稍稍有点夸张的话，那么，它同时也表明了，当车窗成为格局，而且被水平一垂直地定向时，为什么电线杆看上去不可能呈垂直方向。人们应做的是，把这张图转过来，使窗的底边保持水平；于是，电线杆就会倾向右边，正如在我们的图画里，车窗向左边倾斜一般。电线杆和窗框之间的角度决定了这两个物体彼此之间的相对定位（relative localization），而它们的绝对定位（absolute localization）则受制于形成空间格局的那些场部分。如果有人将头伸出窗外，那么电线杆便会立即看上去呈垂直状态；当这个人一面看着那根电线杆，一面把头缩回来时，电线杆仍然保持垂直，可是车窗和整个车厢则是倾斜的。在这两种情境中的一个因素是“不变因素”（invariant），也就是背景和物体之间的角度。
    若把同样的原理用于卡尤加湖西岸的房屋，也是很容易的。这里，大草坪提供了背景，从而看上去呈水平状态，而草坪上面的房屋反而呈倾斜状了。 人们只需将图73稍稍转动一下，使代表倾斜草坪的那条背景线变成水平状，然后看看发生什么情况就可以了。
    我们发现，同样的原理（自然涉及其他一些不变因素）也适用于颜色场和运动场：刺激分布的相对特性决定行为世界中物体和事件的相对特性，但是，后者的绝对特性有赖于一个新因素，这个新因素在我们的空间格局例子中是朝着主要空间方向的这种格局的应力（stress）。
自我定位的特例
    我们的原理也适用于房间的例子，即当我们看到房间与墙壁平行或倾斜时的例子。这个例子比我们的上述例子更加复杂，因为它除了方向以外，还涉及其他东西。这个例子中的两个变量是：房间的形状和对于房间来说自我的位置。当我们呈直角地面对房间时，我们看到正常的房间，它具有垂直和水平方向，而我们自己在房间里也处于正常位置。可是，一俟视网膜刺激发生变化，我们也会看到形状古怪的房间，它具有倾斜的侧面，而我们自己也处于倾斜的位置上。如果F代表格局，E代表自我，指数n代表正常，指数a代表异常，那么，我们便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所有不同的可能性： FnEn－FaEa。当然，前项的选择是经常实现的选择：鉴于那种理由，看来也不包括任何问题。但是，一俟我们了解还存在着无数其他的可能性（这些其他的可能性都用FaEa来表示），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到这种正常情况也与异常情况一样需要作出解释了。在这种情况下，解释也是特别简单的：格局是正常的，而且，我们知道，一种格局趋向于朝正常方向发展，而自我的位置也是正常的，那就是说，从自我角度看，所谓“正前方向”是指与格局的主要平面之一呈正交状态（perpendicular to）。于是，两种方向系统（一种是由格局施加的方向系统，另一种是有赖于自我的方向系统）在这种情形里发生重合。这两种方向系统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明显地干扰我们“正前方”的方向，因为它不仅受制于我们自我的位置，而且也可能受制于格局，受制于这种格局的箭状方向，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方向；实际上，甚至后一种决定因素也是模棱两可的，它可以指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头部，或我们的躯干系统。G．E．缪勒（1917年）是第一个建立这些不同的定位系统的人。我将引证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例子，即关于客观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正前方向相冲突的例子，这个例子之所以具有重要性，是因为它同时表明视觉格局并不是一种单单对视觉物体来说的格局。我的证明也是从听觉实验中得到的。被试的任务是判断来自正前方向的一种噪音。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了左边或右边声音的定位。自冯·霍恩博斯特尔（Van Horn－bostel）和威特海默的独创性发现以来，有关这个课题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文献。但是，最初发现的那些事实仍然未被触及。声音的左右定位有赖于时间差别，声波依靠这种时间差别到达两耳，定位发生在先听到声音的耳朵一侧，而朝向中线的角度便不断增加，至少在第一个近似值中，随着这种领先的量按比例地增加。结果，当时差等于零时，一种声音将在正前方听到，也就是说，当两耳同时听到时，说明声音在正前方。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便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了。先发出一种恒常的或反复发生的噪音，这种声音通过一组管乐器分别让两耳听到，它为每一只耳朵准备一种可变的曲调，例如一只长号的曲调。只要这两组管乐器发出同样的声盲，那么，观察者的两耳也将同时受到刺激，他将从正前方听到声音。现在，如果把左边的长号移开，那么与右耳相比，声音到达观察者左耳所花的时间将大大地推迟，结果，观察者将听到向着右边传递的声音。现在，开始我们的实验：我们把一只长号安置在某个位置上，以便我们的观察者可以在某个角度上听到声音；然后，我们要求观察者将另一只长号移开一些，直到他在中央位置上听到声音为止，也就是在正前方听到声音为止。这可以很精确地完成。经过一些练习以后，一名优秀观察者的平均误差将不会超过半厘米，也就是说，他将长号移至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距离另一只长号的任何一个方向平均不超过半厘米。让我们暂停一下，以便对这项成就作出评价。空气中声音的速度为330米／秒=33000厘米／秒。平均1／2厘米的误差是指，当观察者听到正前方的声音时，两个通道之间的差异可能是1／2厘米。那么，根据时间又意味着什么？
    c＝s／t，t＝s／c，t＝0．5／33000秒=0．015毫秒

这一精确性是令人惊讶的，但是它有赖于一个条件，也就是，观察者必须面对房间中的一堵墙，以直角方向端坐着。如果观察者不这样做的话，他们的精确性将会遭受损失，在许多情形中，甚至当他们在观察期间闭起双眼时也会这样。客观精确性的丧失将伴随着主观自信性的丧失。我在战时工作期间，曾通过数千次这样的测量而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我仍然无法闭起眼睛工作，当我在房间里的位置处于不正常状况时，我无法找到良好的“来自正前方”的听觉。
    在阐述了这一段题外话以后，让我们重新回到FnEn的例子上来。Fn是F（格局）的最稳定形式，从而是最容易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Fn需要En（自我）。因为变量F和E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两者的结合方式与先前例子中所阐释的一样，是背景和物体两种方向的结合。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一切可能的组织中，由于各自的刺激分布，F和E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正像格局和物体线条之间的角度是不变的一样。
    格局趋向正常性的倾向
    现在，我们转向第二种情况，也即当我们在房间里的位置处于不正常时，我们对房间的知觉。这时，我们需要三个公式去描述一切可能的组织： FnEa-FaEa-FaEn，在这三个公式中，中间一个公式构成了大量的情形。这里，F和E再一次结合在一起，不过，由于条件的改变，F和E的结合方式与它们以前的结合方式有所不同。第一个公式再次得到实现，格局保持正常，自我却异常了。这种情况恰好可与卡尤加湖边的建筑物相比，那里的格局是正常的，可是格局上的物体，也就是建筑物，却变得倾斜了。如果O代表物体，那么这个例子可以用三个公式来表示：
      FnOa－FaOa－FaOn
    最后一个公式反映了“实际的知觉”，建筑物呈现出垂直状态，而背景则倾斜。因此，趋向正常性（normality）的倾向是一种格局的倾向，而格局里面的自我和物体则受制于格局以及格局与其内容的不变联结，这里的内容意指物体和自我。
    正常性和频率
迄今为止，我们在描述的和功能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统计的意义上，使用了“正常定向”（normal orientation）这个术语。对我们来说，所谓正常的情况并不是十分频繁地得以实现的情况。然而，看来我们的正常定向倒是十分频繁的定向，因为它是我们自发地假设的一种定向；我们往往具有一种倾向，使我们的椅子和沙发与墙壁平行，当我们意欲对任何事物进行调查时，我们往往直接面对这些事物。但是，这个“正常”的统计方面远非“正常”的功能方面的原因，而是“正常”的结果。运用上面介绍的象征手法，我们可以说： FnEn是一切可能的组织中最稳定的。而且，由于这样的组织一般可以通过我们的身体运动来实现，所以，如果没有其他场力来阻止这类运动的话，这类运动仍将发生。于是，正常就成为最经常的，原因在于它的正常性，但是，它也由于其最高频率而不成其为正常的——这是与这两对概念的许多讨论相关的一个观察，而且对于把正常实证地还原为统计的平均数是绝对的致命。
格局的恒常性：方向、大小和形状的恒常性
    我们可以把上述讨论的结果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方式我们将在有关“活动”（Action）的一章中，详加阐释。我们发现，我们的眼睛、头部和身体等运动都改变了视网膜的图样，但是却使格局原封不动。由此，我们可以说：只要条件许可，格局尽可能保持恒常。这也同时解释了我们所见物体的方向、大小和形状的相对恒常性（relative constancy）。
大小恒常性的不变因素
    我们已经讨论过线的方向、物体的大小和后象都有赖于它们所属的格局。为使这个论点更加清楚，我们可以再次引入我们的不变因素的原理。让我们回忆一下有关一条隧道的透视图的实验。投射于其上的后象是一根线的后象，使该线的长度只有隧道附近垂直边缘长度的一半。这样一来，后象外表的大小将有赖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后象与隧道投射点上几何学高度的关系，另一个因素是后者的外表大小；这两个大小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变因素。于是，当后象接近隧道前面边缘时，它看上去大约只有前面边缘的一半大小；如果后象靠近一根垂线，那根垂线看上去进一步深入背后，而且其长度只有前面边缘的一半，那么后象看来就与垂线一样长，因为视网膜竟像是相等的，现在，这种相等性就是不变因素；但是，如果后面那根垂线看上去约与前面边缘一样长，那么，后象也会看作是大的，就是说，现在后象看上去相当于开始时的大小的2倍。
形状恒常性的不变因素
    同样的观点也可以用于形状。形状与格局的关系尚不明确，但是，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作如下推论。如果一个正方形的面产生了一个正方形的视网膜意像，而且，它在正面的平行位置上作为正方形被看到，那么，投射于其上的一个圆形的后象也会呈现出一个圆来。但是，当这个正方形被旋转，譬如说，围绕一个垂直轴被旋转45度时，它就作为一个不规则四边形被投射到视网膜上了，然而，它在一个非正常的位置中仍然被看作一个正方形。现在，投射到它上面的圆的后象看起来就不再像一个圆了。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不规则四边形可以看成是正方形，那么，一个圆便不再看成为一个圆，如果允许我们用某种椭圆来表示的话。相应地，正方形上的一个真正的圆将会在这个新的位置上产生一个椭圆的视网膜意像，但是它仍将被看成是一个圆，这是因为，当某个不规则四边形看上去像正方形时，某种椭圆也会看上去像一个圆。这一原理恰与前述例子中的原理一样。而且，这里的不变因素就是不同形状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关系比之大小和方向的关系来可能较为复杂，因此，这种不变的因素也可能较不完整。在这个领域中，许多有趣的问题等待实验。索利斯（Thouless）报道了一个证明上述关系的独创性实验。“让一名被试坐在一架幻灯下面。面对他视线的是一块正方形的纸板屏幕，屏幕上映出由幻灯投射的形象。现在，如果屏幕在观察者的正面平行面呈一定角度倾斜的话，图像的视网膜意像仍不会改变……。然而，从现象上看，图像变得歪曲，并被侧向拉长。尽管屏幕本身的视网膜竟像被侧向压缩，但现象上它仍与一个正方形极少差别”（1934年）。这已足以证明格局的恒常性和大小、方向、形状的恒常性之间的联结。我们关于知觉的基本事实的解释是非经验主义的。
对这些恒常性的经验主xxx释，以及它们受欢迎的原因
    然而，这些恒常性现象看来需要经验主xxx释。这里，存在着的是恒常的物体和变化的视网膜意像。只要人们不去注视部位的视网膜意像以外的地方，那么，他就不可能了解不同的视网膜意像作为纯粹的感觉资料能够引起一致的形状。于是，人们便求助于经验：我们用这些变化着的视网膜意像所见到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是与现实相一致的，这种现实不能直接地影响我们的感觉器官，以便被正确地见到。由此可见，对经验的求助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经了解到，事物是恒常的，具有如此这般的特性，因此，经验不会对我们的感觉感兴趣，而是对事物感兴趣，我们不知不觉地按照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来解释我们的感觉。但是，经验主义理论之所以似乎有理，仅仅是因为它暗示着恒常性假设（constancy hypothesis），但是，在这里，它却站不住脚了，正如它在我们遇到的其他领域里站不住脚一样。我们已经通过动物实验对大小恒常性进行了驳斥（参见第三章，边码pp．88f．）；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知觉与我们的格局定律和不变定律相一致，但是却与根据经验和现实所作的解释相矛盾时（如倾斜的电线杆和建筑物），我们便会提出反对它的强硬论据；当我们讨论颜色恒常性时，我们将提出同样的也许更引人注目的例子。
    对经验主xxx释的拒斥并不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声称，我们的理论用同样的原理解释了这些情况，它们显然符合经验主义理论——真实的知觉——以及与此不相符合的情况——幻觉。这些原理是十分简单的：用场的主要轮廓沿空间的主要方向建立起一个格局，以及刺激的某些方面之间的一种不变关系，于是不变性原理取代了旧的恒常性假设。
知觉恒常性理论：形状恒常性

即便如此，我们的假设仍是不完全的。该假设认为，如果一种结果b产生的话，那么一种结果a也会产生，但是，它并没有表明在哪些条件下第二种结果会产生。具体地说，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正方形的视网膜意像会引起一个正方形知觉。我们通过增补这第二个条件（即正方形的视网膜意像是由一个实际的正方形产生的）而在我们的系统阐述中回避了这个困难。这仅仅是对实际问题的一种推诿。确实，在这种条件下，一个正方形的视网膜意像将会引起一个正方形的知觉，然而，在其他条件下就不会这样了（例如，在一个非正面平行位置上的一个不规则四边形）；为此，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提到的例子（也就是说，一个正方形产生一个正方形的视网膜意像），毫无疑问是个特例。在许多方面是如此：知觉到的图形可能是最简单的（例如，与不规则四边形相对的正方形），而且在图形的定向上也是如此（正面平行），除此之外，知觉是真实的；那就是说，一个人见到的正方形既与距离刺激相一致，又与接近刺激相一致。把这种条件的独特性原因与这些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相联系是很自然的，而且，人们必须最终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这种选择落在最后一个方面，即真实知觉方面，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对于一个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投射一个歪曲图像的正方形来说，即使它没有以与视网膜意像相一致的形状被见到，仍不会完全作为一个正方形被见到，而是通常表现为一个矩形，即多少有点接近一个正方形的形状。现在，在这个例子中，行为客体的形状既不与距离刺激（正方形）的形状相一致，又不与接近刺激（不规则四边形）的形状相一致，而是处于中间地位。在这一发现中，使心理学家大为惊讶的是下列事实：知觉到的形状十分接近于“真实的”形状而非视网膜形状，而且该事实在下列陈述中被表达出来，即形状与大小和颜色一样，表现出相对的恒常现象，也就是说，由同一种距离刺激产生的不同知觉，比起相应的接近刺激来，其变化要少得多，并更加接近于刚才讨论过的（即在独特的条件下产生的）那种知觉。有两个概念决定了这种解释，也就是距离刺激和接近刺激（distant and proximal stimulus）：依靠接近刺激的知觉近似于距离刺激的特性。正如我们所知，在颜色领域，可以获得同样的现象，人们引入了“转化”（transformation）这个术语，它意味着，像接近刺激那样的边缘过程因中心因素而被转变成更像距离刺激的一个过程。索利斯把该结果称作“向实际事物的现象回归”（phenomenal regression），这种结果在形状、大小和颜色领域中同样明显。
有关该问题的传统阐述的危险性
    对于这一结果的阐释，已历史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当试图对这一结果进行解释时，危险便发生了。这种情况甚至在该结果之量值（magni-tude）的界定中也会出现。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将以椭圆形为例，并且把圆也包括在内，而非以包括正方形在内的矩形为例，因为在前者的例子中，透视图稍微简单一些。位于O点的一名观察者注视着具有水平轴的一个椭圆，水平轴AB=r（r是“真实的”），该椭圆绕着通过其中心的垂直轴转动，致使水平轴的位置为A’B’。这根水平轴（A’B’）对观察者来说是倾斜的，但是它像正面平行线CD＝P[p代表“投射”（projection）」一样产生同样的视网膜意像，CD＝p就是图74里面的粗线。 这些椭圆像那个倾斜的椭圆一样具有同样的垂直轴，但水平轴有所不同，直到被试在其中找到一个椭圆，这个椭圆在他看来与那个倾斜椭圆的形状相同。这个正面平行的椭圆的水平轴a便将是那个倾斜椭圆的“明显的”水平轴。通常，而且也是由索利斯、艾斯勒（Eissler）和克林费格（Klimpfinger）在许多实验中发现的，a将大于p，但小于r，也即p＜a＜r。如果a等于r，那么恒常性将是完整的，即向实际物体的现象回归。如果a等于p，那么便不会有任何恒常性或回归。因此，a的实际大小用来测量恒常性程度。
布伦斯维克和索利斯对恒常性的测量
      由于零和总数之间恒常性的整个范围处于a＝p和a＝r之间，因此r－p的差异被认为是整个范围，而a－p的差异被认为是这个范围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在这个实验中获得的恒常性的特征。于是，恒常性本身是由c＝（a－p）÷（r－p）来测量的。如果a＝r，即完整的恒常性，则c＝1；如果a＝p，即无恒常性，则c＝O。由此可见，恒常性的一切程度都存在于O和1之间，或者，如果有人想避免出现小数点，便可在等式的右边乘以ito，于是a＝100×（a－p）÷（r-p），恒常性范围介于0和100之间。
    尽管出于特定的目的，这些测量可能十分方便和有用，但是，从理论上讲，我认为它们并不具有任何特殊意义，问题出在它们关于可能的恒常性范围的假设。让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假设A’B’线代表一个椭圆的水平轴，长度为15厘米，椭圆的垂直轴为20厘米，观察距离离开图形450厘米，朝向凝视线的角度为45度。这时，它的视网膜意像约等于一个正面平行椭圆的视网膜意像（后者具有相等的垂直轴，水平轴为10．7厘米），但是，它也约等于一个圆（直径20厘米）的视网膜意像，与凝视线形成15度30’的视角。现在，这两个公式仅仅考虑了这样一些情况，即作为形状相等而被选择的正面平行椭圆，其水平轴a的长度不少于10．7厘米，但不超过15厘米，也就是说，它们排除了存在于后者的形状和圆（水平轴=20厘米）之间的一切形状。根据因果推论，便没有理由去说，当水平轴a的长度为15到20厘米之间时，为什么它不该同样容易地出现。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了。艾斯勒就我们陈述过的条件报道了两个例子，并就其他一些条件报道了类似的例子。
这一测量的缺点
    首先，这一测量不会减弱测量的值，在布伦斯维克的公式中，恒常性总是简单地表现为大于100的数值，而在对数测量中，则表现为大于1的数值。艾斯勒为我们的群集所引证的数值之一是C＝164，而对数值C’＝1．45是与这个数值相一致的。然而，我们还发现了大于完整恒常性的值，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该测量的优点在于：它们十分有用，因为通过将每个结果都归诸于充分界定的范围，它们便为各种群集产生可供比较的图形，每一个图形都具有以同样方式界定的范围。但是，我们发现还有大于完整恒常性的值，这一事实损害了这个优点。范围本身成了群集的一个功能，而且对一切群集来说，不再是r－p。因此，对形状恒常性、大小恒常性和明度恒常性等场内产生的C值进行比较，即使它导致相似的发展曲线（克林费格，1933年a），看来仍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程序。
重新阐述的问题
    现在，如果我们回到主要的问题上来，我们便会发现，一组条件的独特性和它的认知值（cognitive value）之间的联系，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都不该用作对这种独特性的解释。相反，认知值应当导源于独特性。概括地说，被人们称为恒常性的问题应当以这种方式重新加以阐述：在各种完全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下，哪种形状、大小和明度将与某种部位刺激模式保持一致？一俟我们对这问题作出了回答，我们便将知道何时去期望恒常性，何时不去期望。确实，有些非恒常性结果就像恒常性结果一样引人注目，后者经常被强调，尤其是在颜色场和明度场中。
解决该问题的尝试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有关形状的一般问题。我们以分析几个例子作为开端。在本章中（见边码P．226），我们讨论过一个例子，一名被试对来自正面平行平面旋转45度的椭圆形状作出判断，以确定它是否与正面平行平面中出现的另一个椭圆相等，也即当前面那个椭圆的两个轴分别为15厘米和20厘米，而后面那个椭圆的两个轴分别为17．75厘米和20厘米时，作出是否相等的判断。在另一个例子中，椭圆从正面平行平面旋转60度，而它的水平轴和那个被判定与之相等的正面平行椭圆的水平铀，长度分别为40厘米和35厘米（垂直轴始终为20厘米）。因此，在每个例子中，我们发现两种不同的刺激产生了相等形状的知觉，不仅是不同的距离，而且是不同的接近刺激，产生了相等形状的知觉。只要水平轴决定接近刺激，我们便把水平轴长度称为p；而把绝对测量的水平轴长度称为r。现在，当图形处于“正常”定向时（即处于正面平行位置时），p＝r，但是，当图形从正常定向被旋转时，便不是这样了。我省略了把p和这种旋转角度联系起来的公式，我将就这两个例子列出取代p值的表。正常定向的椭圆的水平轴（该椭圆被判断为与旋转的椭圆形状相等）将再次被称为a，图形旋转角度为&。
表7
例rδpa
Ⅰ54510.517.75
Ⅱ40602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