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讨论

　　接下来我们想从科学认识论、考古学范例、文献应用等5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为何会引起中外学者如此激烈聚讼的原因。

　　3.1　认知方法

　　中国早期国家探源研究虽然是一项科学研究，但是由于主要参与的学者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因此从研究方法而言仍然是本国史学传统的延续。因此，中西学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其说是观点的不同，不如说是认知方法的差异。考古学家张光直说过，中国传统史学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其主要方法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以史料和史料考证为主的历史观在三四十年代曾受到过批判，但仍然一直占据着主导或至少是优势的地位[36]。我们可以从对二里头和夏的研究中，处处感受到这种主观判断的强烈倾向。

　　但是西方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则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并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这种在西欧发展起来的科学认知方法对人类具有普遍的卓越价值，其要义或精髓就是鼓励研究者怀疑自己的前提，并系统地将自己的结论让怀疑者进行带有敌意的审视[37]。因此，有条理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科学的基本特点，而且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正是这种认知方法的不同，导致中西学者在对待一些结论和看法时会出现大相径庭的态度。比如，对夏代的真实性或二里头就是夏这一结论的质疑，我国学者在无法提出更多的证据来说服别人时，往往就用学界的共识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殊不知，“个别科学家的主观信念，或科学家集团的共识，并不能赋予科学知识以真理性。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并不来自人们的信仰或约定，而是来自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38]

　　就正常的科学程序而言，任何研究是从“问题”开始，而“怀疑”则是从事科学探索的第一把钥匙。因此，“疑”和“思”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39]。在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中，研究的问题完全按照史籍来展开，学者们无论对待文献还是自己的判断都缺少起码的怀疑精神。对别人提出的疑问，往往以情绪化的态度来抵制，这显然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如果自己讨论的前提和结论不容别人怀疑，那么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3.2　考古学范例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中，采用的是文化历史学的考古学研究范例。这一范例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柴尔德所倡导，并被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所采纳。这一范例的操作方法是用类型学将含有相同或相似器物的组合合并到一起，建立一种与民族学中“文化”概念类似的分析单位。柴尔德一度认为，物质文化的相似性只有当人们享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才有可能，那些拥有相同考古学文化的人应当具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意识、并在社会和政治上彼此认同。

　　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一范例已经受到了包括柴尔德本人在内的广泛质疑。考古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考古学文化并不以机械的方式与部落或民族这样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为物质文化的分布不一定与社会或政治结构相一致。柴尔德正确地指出，完全用类型学而不用社会学因素定义考古学文化，有着把同一群体不同方面划分为不同文化的危险。同样，拥有相同的物质文化并不能证明这个文化的成员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正如物质文化的不同不能说明没有认同意识一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国家这样的复杂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可能有不同的渊源，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样的社群看作是民族学上截然不同的集团。因此，考古学家认识到，考古学文化概念只适合于研究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的、较为定居的史前社群。由于在复杂社会中，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会形成文化的多元性，考古学文化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成为不适当的衡量手段[40]。

　　正是认识到这一范例的缺陷，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类型学方法开始式微，文化的功能观、以聚落形态为基础的社会考古学开始兴起，考古学范例也开始从以文化编年为目的的研究，扩展到关注影响文化演变动因的探索。由于缺乏交流，中国考古学界对60年代以来国际考古学研究范例的革命性变革十分隔膜，在研究中仍然采用西方二三十年代的方法。因此，在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中，国外学者指出中国考古方法落后，基本上与美国30年代的方法相仿[41]，并非是刻意的贬低。

　　在早期国家的探索中，中国学者还未充分意识到考古学研究三个难度级别的问题，这就是研究生存方式比较容易，研究社会结构比较难，研究意识形态最为困难[42]。目前我国学者在对早期国家的问题上，采用的仍是擅长分期和观察生存方式层面的器物类型学方法，上升到社会结构层面，考古学家必须调整视野，采用不同的观察和分析方法。由于方法过于陈旧，因此在试图要解决较高难度层面上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具体分析就显得不得要领。

　　由此可见，上面提及的中国学者的推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国＝夏国的疆域为何难以得到国外学者的认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3.3　文献的应用

　　从前面的回顾中，我们看到在夏的研究中，中国学者以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对应。不可否认，文献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具有比物质遗存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它可以直接提供历史信息，不必像考古分析只能用间接方法来推断。但是，不加审视地利用文献也会招来批评。

　　首先，且不论文献中夏代的真实性如何，我们目前单凭史籍中的记载就确认夏就是第一个国家是有问题的，因为古人或司马迁那个时代所谓的国家和我们探索的早期国家在科学定义上是否一致是有问题的。国际上的同类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历史文献中的早期国家概念，中外学者显然不同。

　　一个例子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国家。文献中记载，大约于公元1155年前后成书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及国王出现在公元500年左右，这很容易使历史学家将其作为国家出现的依据。但是经考古学独立研究认定，一个真正的国家要到公元780年左右默西亚(Mercia)的奥法国王(King Offa)或公元871年韦塞克斯的艾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时期才形成。十分明显的是，历史文献记载的所谓“国家”实际上是现代科学概念的“酋邦”[43]。

　　另一个例子是埃及。从文献证据而言，古埃及的国家形成一般认为从上埃及和下埃及政治统一的0王朝开始。但是考古学的独立观察认为，当纳尔迈在征服了三角洲地区之后，其统治方式仍然是南方酋邦的延伸，标帜一个国家的特征一直要到第2王朝才真正出现[44]。

　　根据一种说法，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周的《书经》（即《尚书》），据说是周公的言论。一项对这些言论的解读认为，夏是西周初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目的是用商灭夏的故事来为周灭商的合法性辩解。此外，商代甲骨文中不见任何有关夏的记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商代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继承者[45]。另一流行说法认为，夏在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在晋武帝时汲县古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历史学者认为它是魏国的史书，成书于战国中叶[46]。即使以魏襄王20年（前299年）为成书的下限，离夏代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即使夏代的真实性可信，那么如何看待和采用这时隔1000余年的记载，显然是今天学者做研究时必须严谨面对的问题。

　　英国学者伦弗鲁等指出，文字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未知社会有极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应当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历史记录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们会将其自身的观点影响我们，以至于它们不但为我们的问题提供答案，而且无意中限定了这些问题的性质、甚至我们的概念和术语[43]。

　　美国学者贝克利也指出，文字记载的历史对于考古学有着双重的危险。它不但会左右考古学采样以求与传统保持一致，告诉考古学家往哪里看，而且还会告诉我们该看些什么[46]。

　　在没有对文献可信度做详细论证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将其作为确凿依据来推算夏的起迄年代并和断代相印证，而且推算出各位夏王在位的年表，或据此将考古发现的城址与各夏王都邑相对应，其结论备受质疑并不令人奇怪。

　　3.4　论证程序

　　在用考古材料论证早期国家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普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比如一看到大型的建筑基址就说是宫殿，然后就由此推导出一个王甚至一个国家的存在；一见夯土围墻就是城址和都邑，并力求和文献上的某项记载相对应；一见厚葬墓就是阶级社会的标帜，发现陪葬或非正常死亡的骨架则被看作是人牲或人殉，是进入奴隶社会的证据；青铜器和玉器就是礼制和王权形成的证据；文字的出现就证明文明的产生。关于国家或王权的讨论都缺乏对主要概念的定义，一旦要寻找理论依据时，就全盘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摩尔根的语录，怎样从考古资料中辨认国家社会形态几乎从不予以讨论。

　　其实，在社会文化现象和它们产生的原因之间存在种种不同的可能性，绝对不可能是那种单一、刻板和机械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通晓世界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就可能发现太多的例外。这是由于我国学者习惯于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很少考虑人类文化和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见某种现象就将其看作是某种历史事件的证据。

　　美国学者索普对二里头遗址一些现象的推理提出不少异议。比如，一看到大型的夯土基址就判断为“宫殿”是不妥的，他认为只有掌握了遗址中人类活动的充分证据时，才可以判断这些建筑的功能。这样的建筑，不妨称作宫殿式庙宇，可能具有多功能用途。因为参考中国传统的宫殿形式，二里头的宫殿只有一个单一空间的前庭，无法容纳觐见的百官，不符合西周对于廷的描述，它可能是某种类似宗庙的建筑。

　　对于中国学者根据大、中、小三种墓葬的等级来推导社会结构的做法，索普也认为缺乏依据。二里头遗址大型厚葬墓只是少数，只有在大范围内发现更多大型墓葬时才可以证明其王室贵族的属性。何况二里头的富墓在规模和随葬品质量上远不及陶寺或良渚的大墓。

　　在物质遗存上，索普对中国学者把青铜器、玉器等当作王权的象征，进而作为国家的标帜持批评态度，认为铜器只是王室的特权实在夸张过头。他反问，如果把这类器物看作是社会复杂结构的标帜，那么早期国家是否就只能到青铜文化中去寻找了？[47]

　　对此，我们有必要聆听英国科学哲学家贝弗里奇的告戒：“传统的科学方法、常识和直觉思维对于处理复杂问题通常是完全不合适的。在这里用a造成b，然后b再造成c，而不考虑其他影响的直觉思维已经不行了，而且可能会误入歧途”[48]。

　　3.5　通则与个案

　　目前中国的早期国家研究仍然围绕编史学的问题展开，缺乏国际上通行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于是，学者们满足于确定中国第一个国家出现的地点、时间和特征，并不考虑它形成的原因。张光直对此曾深表困惑：“为什么近十年来的学者对‘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文明前的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动力？”[49]因此从研究层次上，中国的早期国家研究还只限于个案的范畴，无法为社会科学通则性的探索提供具有普遍价值的成果。

　　涉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必然要依赖理论的指导，但是中国考古学强烈的编史倾向，使得理论在中国的考古活动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理论的欠缺又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设计和材料的阐释，没有系统的科学理论探讨，学者就只能从史籍中来提出问题，凭自己的经验和推测来下结论。由直观获得的经验判断无论在观察深度还是在解释的可信度上都十分有限，难免出现众说纷纭和饱受质疑的现象。

　　其实，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可以提高研究层次和分析水平，加深我们对早期国家产生的原因、性质和特点的了解，并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深入到国家形成的机理和深层动因。

　　在西方的科学价值评判来看，通则性的规律探索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核心和精髓，因为它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具有世界意义。我国学者拘泥于史料的个案研究与西方强调普遍意义的通则研究相去甚远，这种差距进一步加剧了中外学者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的歧见。

4　小结

　　从本文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的回顾以及中外学者观点分歧的剖析可见，中国学者在早期国家探源的研究上无论是学术规范还是研究方法都与国际同类研究存在显著的差距。究其原因既有学术传统的问题，也与长期以来缺乏国际学术交流有关。张光直指出，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便作茧自缚，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外国有的，中国都有，只要研究中国就行了。于是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缘化的位置，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50]。如果对国际学术进展一无所知，这种闭门造车、方法陈旧的研究一旦要与国际接轨就难免招来尖锐的批评和质疑。我们应当虚心聆听这一告诫：目前中国学者要在夏的问题上获得进展，并不在于寻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证据，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论和方法，否则再多再好的遗址出土都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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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M].人民出版社，1978年（1949年第一版）.
[2]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J].《考古》，1959年第11期.
[3]中国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J].《考古》，1961年第2期.
[4]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J].《文物》，1975年第6期.
[5]邹衡.试论夏文化[C].《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6]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7]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N].《社会科学报》，2003年11月27日.
[8]Johnson,M.,Archaeolog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9.
[9]田昌五.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J].《殷都学刊》，1999年第4期.
[10]中国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65年第5期.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1974年第4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J].《考古》，1983年第3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3年第3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J].《考古》，1984年第7期.
[15]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2年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J].《考古》，1985年第12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1992年第4期.
[16]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J].《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17]郑光.试论二里头商代早期文化[C].《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8]刘绪.从墓葬陶器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关系[J].《文物》，1986年第6期.
[19]郑若葵.论二里头文化类型墓葬[J].《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20]朱玲玲.夏代的疆域[J].《史学月刊》，1998年第4期.
[21]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J].《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22]庄春波.二里头文化与夏纪年[J].《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2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J].《考古》，1983年第3期.
[24]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J].《考古》，1983年第3期。
[25]方燕明.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26]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J].《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27]
a.邹衡.关于夏文化探索的几个问题[J].《文物》，1979年第3期.
b.吴汝祚.关于夏文化的初步探索[J].《文物》，1978年第9期.
[28]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J].《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29]程平山.二里冈文化渊源刍议[J].《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
[30]李伯谦.二里头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J].《文物》，1986年第6期.
[31]杨育彬.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夏商考古文化研究[J].《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32]杜金鹏.夏商文化断代新探[J].《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
[33]赵芝荃.二里头考古队探索夏文化的回顾与展望[J].《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3期.
[34]邹衡.夏文化研讨的回顾与展望[J].《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35]赵芝荃.论二里头文化为夏代晚期都邑[J].《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36]张光直.序言.《时间与传统》[M].布鲁斯炊格尔着，三联书店，1991年.
[37]Harris,M.,Cultural Materialism: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New York:Random House.1979.
[38]张巨青.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方法导论[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9]林定夷.科学研究方法概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40]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M].三联书店，1991年.
[41]刘星.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记实[M].《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
[42]Hawkes,C.F.,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4,56:155-168.
[43]Renfrew,L.and Bahn,P.,Archaeology-Theories,Methods and Practice.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 Ltd,1991.
[44]Savage,S.H.,Some Recent Trends in the Archaeology of Predynastic Egypt.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01,(9)2:101-155.
[45]Bagley,R.W.,Changjiang bronze and Shang archaeology.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hinese Art History 1991,Antiquities Part 1:214-55.Taipei:National Palace Museum.
[46]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M].《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47]Thorp,R.L.,Erlitou and the search for the Xia.Early China,1991,16:1-38.
[48]贝弗里奇.发现的种子[M].科学出版社，1980年.
[49]张光直.序.《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M].陈星灿着.三联书店，1997年.
[50]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考古人类学随笔》[M].三联书店，1999年.

潇水


　　公元前2070年至1600年(有夏一朝)，外面的花花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在北非，夕阳照耀着埃及人伟大的金字塔，这一景象已历千年。不过埃及王国的金字塔越来越小了，这是为了防备盗墓者和人民起义。法老的遗体另外寻找隐蔽的山崖安葬，而不在放进金字塔。宗教的力量在埃及隆起，底比斯地区修建了庞大的“阿蒙神”神庙，每一根柱子的顶部可以站立百人，柱身布满象形文字和浮雕画面。尼罗河上修建着水坝，通过
水闸连接起河湖，造型精美的帆船在尼罗河上航行(而中国一直是到了秦朝才有帆船)。玻璃制造也是埃及一门新技艺。

　　在亚洲西侧的两河流域，这人类文明开化最早的地方，此刻正是古巴比伦王国(取代了苏美尔人的乌尔王朝)，文明依旧遥遥领先。白银成为当地商品交换和海外贸易的公认媒介，粮、油、羊毛、盐和铜等重要商品的价格，均由国家规定，显示了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远望如山的四级泥砖塔庙威严矗立着，镶嵌宝石的国王青铜塑像保存至今。。奴隶们脑袋上被剃出特殊的标志，编成各种劳动的队伍在鞭子监督下工作。他们挥舞着青铜工具从事运河开凿、排湖造田、修筑神庙的工作，用带有播种漏斗的犁耕作田野。私自剃去奴隶头顶标志的理发师将被处以断指的刑罚——这是古巴比伦著名国王“汉谟拉比”先生在法典中的规定。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完备的成文法典它被刻在石柱上，保存于今天法国的卢佛博物馆。法典中还规定了奴隶打主人的嘴巴，将处以割耳的待遇。杀死别人的奴隶，需要赔三两多银子，以及有名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在欧洲，地中海东部爱琴海上的希腊地区，著名的“克里特岛”呈现出“米诺斯文明”，那些保留至今的巨大王宫、形象而生动的壁画、精美的黄金饰品以及华丽的服饰，振动着每一个今天的游览者。我们还可以看见他们优质的金银碗、造型奇特的陶器、青铜双面斧、短剑、长剑。而这一时期的夏朝还根本没有青铜武器，也没有剑。米诺斯的王宫号称迷宫，1500多个房间有曲折复杂的梯道走廊联络。王宫主要寝室附有浴室、厕所和浴盆之类的卫生设备、冲水设备，他们使用自来水，地下有完备的供水系统。这一点是任何古文明所不可企望的，直到19世纪的西方才被超过。米诺斯文明虽然璀璨却短命，接着，该地区接踵而起了“迈锡尼文明”，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都是未来希腊文明的先驱。

　　在南美洲，玛雅人开始搬动石头，垒成金字塔形的神庙。

　　在印度，繁衍起了“哈拉巴文化”，在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并发展纺织技术，出土了两千多枚印章，上面刻有离奇的文字。他们的城市遗址中有世界上最早的公共浴池，运货大车频繁往来于大街小巷，人们铸造青铜武器与工具，通过世界上最早的航海船坞，与遥远的两河流域发生贸易。不过这个短命的文明在夏朝末年就奇怪地消失了，留下漫长几百年的空白。

　　在中国，情况却不是那么乐观。整个有夏一朝，国家的概念还是恍恍惚惚，夏王的存在得不到考古实物的证实，我们也找不到他们的都城与王宫。相比于上述其它文明都已进入青铜时代，我们尽管出土了零星小件青铜物品(比如水果刀和铜指环)，但不过都是一个牙刷大小，人们仍然可以断言：夏朝没有青铜农具，没有青铜礼器，没有青铜兵器，没有文字。这个虚无的朝代只是存在于后人零散的史料之中，而且合计也不过两千字左右。

　　我们不得不说，与全世界同期比较，我们属于落后者。中国确凿的文明应该是从未来的商朝开始(公元前1600年)。所以，那首“五千年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的歌，实在是唱得有点早，应该等到公元后3400年再唱这个歌，或者现在唱“三千六百年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

中国文明到底多少年？ (博讯2005年3月02日)
　都说我中华悠悠五千年文明：上至夏商周，秦汉又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传.....
　　
　　等等，五千年？你翻翻字典背后的历朝时间表：夏朝是什么时候的？
　　
　　“夏：约前22世纪末至约前21世纪初—约前17世纪初。”也就是说夏朝的建立在距今4100年-4000年之间。
　　
　　4000年？5000年？莫不是从黄帝时期开始？我们翻开历史书，但是答案告诉我们，也就是公元前2700年左右的事（古史学家认为黄帝王朝建立的日期是纪元前二六九八年）。
　　
　　就是说还是无论夏朝的开始还是黄帝时期开始都不满5000年。莫非是从三皇时期开始？那样应该有5000年以上了（似乎远远超过了5000年）。得了吧！怎么不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算啊。
　　
　　况且黄帝时期，那还是原始社会末期，还只是部落联盟阶段。还不是奴隶社会时期——这是判断文明的一个政治上的标准。从这个标准来算，无论如何也是算不满5000年的。
　　
　　而且这还算是比较好的，假如以另一个标准——拥有文字，这一个文化上的标准（还有一个是会使用青铜器，这一科技上的标准），那么我们会发现夏朝没有文字——这是夏朝的硬伤，也是中国文明的硬伤，以至外国历史学家认为夏朝还不足以是个文明——按照他们科学的标准。以至于很多外国历史学家把拥有文字的商作为中国文明的开端（譬如斯塔夫理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譬如风靡一时的帝国时代1里代表中国的就是SHANG（商））。
　　
　　那样的话，中国就只有可怜的3500年文明了。反观五大文明的其他四样，两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起于约公元前350O年前后（5500年历史）；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500年（5500年历史）；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4500-5000年历史）；希腊爱琴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4500-4000年历史）。
　　
　　和这些文明相比，我们的文明只能算是晚辈了。
　　
　　或许有人会说，不能简单的以文字、青铜器或奴隶制为文明的开端，其他的一些比方学会种植庄稼（比方河姆渡人学会种植水稻）、比方制陶（有种叫“XUN”的陶制乐器就是7000年前的发明）、比方定居（半坡、河姆渡等）。那么也可以有人可以认为有壁画为文明的开始，没有哪个地区能有法国和西班牙的壁画那么有着悠久历史——大约在1万到3万年前。

而且，种庄稼，制陶器，造土房子，这些东西别人也都会，而且时间还比我们早。比如，种小麦，大麦，这些还是从中东传到我们中国来得。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的文明开始的更早些，但是由于中国的建筑多为木头建筑，而非西方人习惯以石头做建筑材料（比方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特农神庙）。而木头相对石头来说不容易保存。对于这个我想起了一个笑话：埃及人对印度人说，最近我们挖开一个3000年前的古墓，居然发现了一捆电话线，说明3000年前，埃及人就发明了电话。印度人则说，最近我们印度挖开一个4000年前的古墓.....埃及人问，发现了什么？印度人说，什么也没发现，这说明了4000年前印度人就发明了无线电。
　　
　　中国文明究竟多少年？3000年？4000年？5000年？

为了查证楼主的文章是否真实，我周日去查了查，把查到的资料给各位网友一起分享：

　　一、世界各个主要文明的开端情况

　　1、尼罗河文明

　　“埃及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以后便进入了文明时代，同美索布达米亚文明一起，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摘自《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刘家和、廖学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P71）

　　2、两河流域“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的发现和亚述学的诞生是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之上的。” （同上，P106）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在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Khuzistan）地区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即埃兰（Elan）文明。” （同上，P135）

　　3、古印度文明“哈巴拉文明是古代印度的早期文明，公元前1750年左右，哈巴拉文明的突然灭亡，其原因至今未名。” （同上，P151）

　　“哈拉巴（古印度）的年代说法不一，有的考古学家断定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1750年，有的学者把考古和碳14定年相结合，断定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1750年，在学界均被采纳。”（摘自《世界上古文明史》，李怀国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P48）

　　“可以肯定在印度河文明盛期（公元前2200～公元前2000年），它已达于奴隶制大国的发展阶段，与同时期的埃及、两河流域水平相当。” （《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朱龙华，北京大学出版社，P256）

　　4、希腊文明“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克里特（古希腊）进入金石（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奴隶制城邦出现。”（摘自《世界上古文明史》，李怀国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P56）

　　“古代希腊的历史延续达2000年，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爱琴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公元前2000～公元前1100年。” （《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朱龙华，北京大学出版社，P318）

　　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1、其实，我查过资料之后才知道，最核心的问题是夏王朝是否存在及其起始时间。如果从夏王朝开始计算，即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如果从商朝开始算，则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如果开始于商，则肯定与“四大文明古国”无缘，因为古希腊文明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而其他3个文明最晚的也在公元前2300年就开始了。

　　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争论由来已久，国际学术界看问题的出发点是以事实说话，结果就是无法承认夏的存在。比如英国的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第37也写道“就我们所知，夏代是传说的朝代，商、周政权是真实存在的，它们的历史性得到幸存下来的物质文化遗骸的证明。” 《亚洲史》的作者罗兹·墨菲（美国，海南出版社，2003年），在124页写道“古中文文献中提到夏之前的五‘帝’，可视为凭空想象的英雄；其中最后一位叫做大禹，被说成是夏的创立者。夏的存在年代姑且定为公元前2000～公元前1600年，但此外关于夏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最早的文献史很多世纪后撰写的。”

　　国内对这个问题分歧很大，但建国之后争论就少了，至于原因是不是楼主所认为的，这是另外的问题，大家自己判断。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兴趣的可看这个网址:http://www.arch.pku.edu.cn/csac/structure/main_3/j/4.html

　　我也查到了最近的出版物，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2004年3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的第33页“第二节 假设的夏朝遗迹”写道“夏朝文化遗址，迄今还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明。”至于顾颉刚等学者，一直认为夏的存在缺乏依据。

　　因此，可以说，如果我们比较的是有考古依据的文明起源的话，四大中的另一个必然是希腊文明，不会是中国。（当然，如楼主所说，不是按国家分，而是按流域、区域来分。否则，象古印度包括现代印度、巴基斯坦等多个现代国家，中国连十大都未必排得上。）要是比传说或者书面记载的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三、是不是在提出“四大文明古国”时，希腊文明的考古发现确实比较晚呢？

　　对于这个问题，从《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刘家和、廖学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的第207页可以得到一个答案，“1876年，施里尼在迈锡尼的城堡内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的王室穴墓”，208页“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1900～1941）对克里特岛上的遗址展开了大半生的发掘和研究，出土了一座巨大的宫殿群废墟。…这样一来，古希腊史的起点进一步推前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以看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希腊文明的起源问题就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因此，“四大文明古国”是在建国后，不可能不知道。至于为什么这么提，楼主给了一种说法，信不信在个人，因为这里没有提供其他证据。

　　四、关于文明的定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出版社，1998年）的2页写道：“国内外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把文字、铜器、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来探讨文明的起源”。另外，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的第37页写道，“文明和文化之间这些区别的最明显的外部标志，无疑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

　　五、其他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对各个文明的考察"一章（第九章，37页）有一个图表，描述了个文明起源及延续的情况，可以看出，印度文明一直延续至今，而并非只有中国。这涉及的内容更多，我没有精力和能力考证。 

　　最后我想转一段顾颉刚在《夏史三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39页）里的一段话，“近来有人对我说：‘你们不要在考古史了，给你们一考什么都没有了！’料想这文发表，又要使他们难过一回。我们除了抱歉之外，再有什么话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吧！若是你们所有的也是书本上的材料，而且是战国以下的书本上的材料，那么除了用这样的方法整体之外是没有更适当的方法了。除非你们说历史的目的不在求真而在求美，才可以保留这些有趣味的故事给人们欣赏去，惭愧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不肩着这项任务，只得请诸君原谅了。”

商文化的上限已进入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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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10日

1996年至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对偃师商城宫城北部“大灰沟”进行发掘。《考古》2000年第7用公布了发掘简报及有关研究成果。发掘者认为：“大灰沟”的发掘，为夏商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了可贵资料：第一，关于早商文化的来源与形成，学术界迄未定论。根据偃师商城“大灰沟”发掘中所见商文化第1段遗存的材料，其文化内涵，实为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的复合体，即一方面包含有大量二里头文化因素，如圆底深灰罐、大口尊、卷沿盆、甑、刻槽盆捏口罐等，都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类，且其形制也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同类器物非常相象；另一方面，又包含一组具有鲜明下七垣文化特征的器物，如薄胎绳卷沿鬲、方沿盘口橄榄形深腹罐、束颈鼓肩的深腹盆等。第二，为夏商文化分界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师商城商文化第1段遗存，与二里头遗址Ⅲ区H23、v区H53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文化遗存，共同拥有一组特征相同的基物，故而其年代应属同时，而二里头遗址Ⅲ区H23、V区H53等地层单位中，除了一组以大口尊、圆底深腹罐和圆腹罐等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典型器物之外，还有一组以细绳纹卷沿鬲、橄榄形深腹罐和束颈盆为代表的体现下七垣文化特征的器物。据此可认为，商文化的上限，己进入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2004会议论文]略论二里头时代 
许宏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一

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后，在对中国上古史所作分期描述中，一直存在着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以神话传说表述远古时期，在进入历史时期后，一般采用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史前时期，已被证明为信史者则与文献史学合流，亦冠之以朝代名或主要诸侯国名。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两大话语系统才归于一系。

其实，鉴于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界的学术传统及对学科终极目的的定位，无论文献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都是把两大话语系统最大限度的趋同作为努力的方向的。也即将“信史时代”的上限尽可能前提，扩大两大话语系统的“共同语言”部分。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长足进展，文献史学界开始更为广泛地采用考古学的分期语汇。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近年出版的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邀约考古学者来撰写“远古时代”部分。史前考古“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1]的观点，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由是，仰韶时代、龙山时代[2]一类纯考古学语汇的命名已跳出考古学的圈子，而为史学界及其他相关学科乃至大众所接受。

但愈是时代久远，二者“拟合”的可能度就愈小。因而对于史前时期，学界也只能听任诸如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与三皇时代、五帝时代之类异质话语系统并存。强将二者比附者，一般也多被认为属推测性质，存此一说而已。

上个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至上个世纪50年代，又由于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与之近同的郑州商城和二里岗文化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商文化遂被上推至二里岗期。

我们认为，这是目前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两大话语系统能够契合的最上限。前此的时代，都属尚只能用考古学术语来表述和命名的时代。本文所要论及的“二里头时代”即是其中最后的一个。这一时代因约略与文献所载夏王朝的存在时段相合，而往往被径称为“夏代”，或“相当于夏代的时期”。这反映了学界力图上推“信史时代”之上限，统一两大话语系统的迫切愿望。然而目前的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这就是我们提出“二里头时代”这一概念的先决条件。


二

顾名思义，“二里头时代”的概念，源自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一般认为“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续300多年或将近400年”[3]。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报告所给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也在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20年之间[4]。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上接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王湾三期文化，下接二里岗期商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即龙山时代[5]，一般认为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6]。在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还存在着“新砦期遗存”，约持续100年左右的时间[7]。目前，尽管在对这类遗存的命名上尚有歧见，但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较之中原龙山文化更为密切这一事实，已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为数不少的学者更认为其本身就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8]。鉴此，“二里头时代”的时间跨度，应约当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

这一时段的绝大部分，与文献记载中夏王朝的存在时间相吻合。然而，尽管从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上看，“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最重要的对象，或者说最有资格担当“夏文化”的称号，但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状况而言，我们仍无法将这一与夏纪年大体对应的历史时期径称为“夏代”。鉴于有关夏王朝的记载在时代较早、可信度较大的文献材料中时有所见，因此有理由相信它的真实存在，我们只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未掌握可以确证夏文化的考古学证据而已。

“二里头时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植根于对夏文化探索之课题定位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夏文化探索本身作一些分析。

以殷墟的发掘为中心，殷商文明的确立给三代文明的探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和文化特征上的基点；同时，它在方法论上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三代考古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对夏文化的探索，可以从殷商文明的研究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其中，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商史成为信史。我们认为，这一环节也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夏代考古之所以没有突破性的发展，根本问题就是没有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史料。……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条件，但却是必须通过的一关”[9]。这是颇为中肯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文明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质上尚有重大差别。

回顾以追寻夏王朝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探索之历程，可以看到，数十年来学界的主要注意力和论辩的焦点集中在了夏王朝的存灭时间、夏王朝统辖的中心区域、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这四项要素上。其中前两项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来推导的，它是夏文化探索的时空前提，而非考古学意义上的探索对象。至于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不足，加之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可以认为迄今所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推论的性质。我们认为，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内证性材料（如当时的文字）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解明夏文化的问题的。其实，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和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在对夏文化的探索上，我们只能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至最终解决相关问题，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逻辑上的欠严密，一直是夏文化探讨过程中最受诟病之处。如仅以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简单的时空对证即可框定夏文化的思维定式的存在。在这一思维模式中，参与讨论的学者基本上不用“可能”、“很可能”一类相对稳妥、留有余地的字眼，而更偏爱“当然只能”、“肯定”、“无疑”一类自信感较强的、排他性的措辞。从逻辑上看，我们并不能仅由时间与空间的大致吻合，就必然地推导出二里头文化肯定就是夏王朝时期、分布于夏王朝中心区域的、以夏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遗存。

又如对《史记·夏本纪》所载应为信史的推论，似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20世纪初，王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进行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10]。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然而诚如前引文中字面上已言明的那样，这一思维定式也带有想当然的成份。笔者本人不是夏王朝的怀疑论者，只是对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的严密性和可靠性略有疑虑而已。

总之，无论以时空对证的方法推定夏文化，抑或判别《史记·夏本纪》之是否可信，问题的最终解明，恐怕都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的发现。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现状而言，还不能用“夏文化”这一复合性的概念来取代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这一考古学概念。在大的时代名称上，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因其未确定性，似应暂时依照史前考古学的惯例，以具有典型性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而暂且称之为“二里头时代”。同时，殷商文明研究的新进展，也使我们对夏文化的确立充满信心，我们期待早日在考古学上最终确认夏文化和夏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