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湖南的山不高，且很难觅见“神踪仙迹”，但却厚重如核，睿智如电。刚毅、不屈、血性、征服、先行、霸蛮、甚至匪气与狡黠，破坏与颠覆……已深入湖湘山脉的坡腹岩熔。湖南的山是湖南人固态的胆，湖南的山像湖南的人，湖南的山就是湖南的人。湖南山的品格与气质，就是湖南人的品格与气质，浩气长存，气吞万里的湖南人品质。
湖南是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名人辈出的省份，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国之冠.如果没有湘籍人士，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无从下笔。以《辞海》为据，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人士44人，居全国之首；次为广东，38人；再次浙江，22人。现代中国政治人物，湖南63人；第二位为广东44人；第三位为四川，40人。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先后涌现六大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才群体：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为代表的资产阶段革命派；以谭延、杨度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 泽 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各个人才群体内的成员，在政治上、学术上观点比较接近，相互间交往密切。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清嘉道(1796—1850)年间，以长沙岳麓书院陶澍、魏源为首的经学主变派高扬南宋湖湘学派和清初王夫之的、经世致用”之学，把知识界从汉学训诂中角脱出来，去探讨改革弊政、拯救危机的现实问题。这种学风影响到整个近代的湖湘学子。湖南近代人才辈出，陶澍称得上是肇始第一人，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他幕中达14年之久。张佩纶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曾国藩兴办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
从清道光到民初，长沙籍的大臣、尚书、总督、巡抚、都督就有20多人，如谭继洵、谭钟麟、劳崇光、张百熙、瞿鸿机、谭延、黄铖、刘人熙等等。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极为重要的官位，它管辖着当时的江苏、安徽等等。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极为重要的官位，它管辖着当时的江苏、安徽和江西省，是清王朝财赋的主要来源。近代两江总督共30任，湖南人就占去了8位，他们是陶澍、李星沅、曾国藩、刘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李兴锐。除刘坤一是新宁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外，其他都是长沙人。清末维新运动，湖南是最开风气的省份。大批热血青年聚集省城长沙，在湖南巡抚的支持下，开学会、兴学堂、办报纸、辟轮运、建工厂，轰轰烈烈。
维新志士中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的是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秦力山等都为救国图强而壮烈牺牲。辛亥革命又是湖南人打头阵。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占其1/4，达20人，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是主将。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入会人数最多的省份。在推潘清王朝的斗争中和后来的反彭护国斗争中，许多长沙志士为国损躯，如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黄兴、蔡锷等，他们都长眠在长沙岳麓山的苍松翠柏之中。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清末君主立宪派是近代湖南的又一人才群体，但以前许多论述湖南人才群体的文章，好像都在有意回避这一事实的存在。长沙是20世纪初全国最早发起立宪请愿运动的地方，是全国立宪派的重要基地，这与当时长沙聚集着大批向往开明宪政的知识分子不无关系。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物，如谭延、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确实是一群“旷代逸才”。他们不仅推进了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民主化进程，而且对发展长沙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到xxx时期，长沙涌现的政治、军事名人就更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黄埔军校1—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4强。在国共两党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权争夺战中，湖南为双方输送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虽重用浙江籍人士，但湘籍将领的比例也不小，著名者有程潜、唐生智、陈明仁、陶峙岳、李默庵、宋希濂、黄杰等。在共xxx方面，湘籍人才之多，更是其他省难以望其项背。开国领袖毛xxx，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现任国务院总理朱rong基都出自长沙。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在十大元帅、十位大将和57位上将中，湖南籍的元帅有3人、大将6人、上将19人。以“灿若群星，辉映神州”来形容这一人才集中的情况实不为过。
1921年7月中国共 产 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13名代表中有4名是湖南人，即毛xxx、何叔衡、李达(零陵人)、周佛海(沅陵人，后叛党)。这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而这50多名党员中，湖南籍的又占了近20名。他们是毛 泽 东、何叔衡、彭璜(湘乡人)、贺民范(邵东人)、李达、李启汉(江华人)、李中(双峰人)、何孟雄(酃县人)、邓中夏(宜章人)、周佛海、陈云培(长沙人)、缪伯英(长沙人)、罗章龙(浏阳人，后分裂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朝，湖南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省份。当时大批的青年投身革命队伍，有的前往黄埔军校，黄埔一期的645位学生中，湖南籍的有180多人；有的参加广州农xxx动讲习所，第六届讲习所中，湖南籍的有36人；还有的参加广州政治讲习班，该讲习班的416名学生中，湖南籍的有384人。（《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4、35页。）1927年初湖南有组织的工人已达40万人，同年7月湖南农会会员已达600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人数的一半。1927年秋收起义后，在建立井冈山、湘鄂西、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中，湖南籍的军事、政治人才数不胜数。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迁至岳麓山下，合而为一，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京津学者云集，带动了后来湖南一批又一批青年奔赴延安，仅1939年湖南分赴延安的就有5批多达100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以湖南大学为中心开展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湖南不少青年奔赴解放区，有的则配合南下大军开展游击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会上，选举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44人中，湖南籍的就有13人，即毛 泽 东、刘少奇(宁乡人)、任弼时(汨罗人)、林伯渠(临澧人)、李富春(长沙人)、李立三(醴陵人)、罗荣桓(衡山人)、贺龙(桑植人)、蔡畅(湘乡人)、彭德怀(湘潭人)、滕代远(麻阳人)、徐特立(长沙人)、谭震林(攸县人)，占总数的29.5%；候补中央委员33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即黄克诚(永兴人)、王首道(浏阳人)、谭政(湘乡人)、刘先胜(湘潭人)、粟裕(会同人)、王震(浏阳人)、宋任穷(浏阳人)、张际春(宜章人)、陈赓(湘乡人)、肖劲光(长沙人)，占总数的30.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产生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63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1人，即毛 泽 东、刘少奇、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彭德怀、罗荣桓、徐特立、蔡畅、李烛尘(永顺人)、程潜(醴陵人)占总数的17.5%。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在所授予的10位元帅中，湖南籍的有3人，即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占总数的30%；在所授予的10位大将中，湖南籍的有6人，即许光达(长沙人)、陈赓、肖劲光、黄克诚、粟裕、谭政，占总数的60%；在所授予的55位上将中，湖南籍的有19人，即王震、邓华、甘泗淇(宁乡人)、朱良才(汝城人)、苏振华(平江人)、李涛(汝城人)、李志民(浏阳人)、李聚奎(安化人)、杨勇(浏阳人)、杨得志(醴陵人)、肖克(嘉禾人)、宋任穷、宋时轮(醴陵人)、陈明仁(醴陵人)、钟期光(平江人)、唐亮(浏阳人)、陶峙岳(宁乡人)、傅秋涛(平江人)、彭绍辉(湘潭人)，占总数的34.5%；在所授予的175位中将中，湖南籍的有45人，即丁秋生(湘乡人)、王紫峰(耒阳人)、文年生(岳阳人)、方强(平江人)、方正平(平江人)、孔石泉(浏阳人)、甘渭汉(平江人)、向仲华(溆浦人)、汤平(浏阳人)、刘先胜、刘志坚(平江人)、刘转连(茶陵人)、刘金轩(祁阳人)、刘培善(茶陵人)、刘道生(茶陵人)、杨梅生(湘潭人)、李寿轩(邵东人)、肖新槐(宜章人)、吴信泉(平江人)、何德全(长沙人)、邱创成(平江人)、张震(平江人)、张藩(浏阳人)、张令彬(平江人)、张经武(酃县人)、张翼翔(浏阳人)、陈正湘(新化人)、欧阳文(平江人)、欧阳毅(宜章人)、周仁杰(茶陵人)、周玉成(祁阳人)、钟赤兵(平江人)、饶子健(浏阳人)、姚 (邵阳人)、晏福生(醴陵人)、郭鹏(醴陵人)、唐天际(安仁人)、唐延杰(长沙人)、曹里怀(资兴人)、彭明治(常宁人)、赖毅(平江人)、廖汉生(桑植人)、谭希林(望城人)、谭冠三(耒阳人)、谭家述(茶陵人)，占总数的25.7%；在所授予的792名少将中，湖南籍的更达129人(名单从略)，占总数的16.2%。（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湘籍将领》，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一中全会。会上选举了1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南籍的7人，即毛 泽 东、刘少奇、林伯渠、罗荣桓、李富春、彭德怀、贺龙，占总数的41%；选举了97名中央委员，湖南籍的30人，即毛 泽 东、刘少奇、林伯渠、蔡畅、李富春、罗荣桓、徐特立、彭德怀、陈赓、黄克诚、滕代远、肖劲光、谭政、粟裕、贺龙、王首道、宋任穷、李维汉(长沙人)、张际春、刘先胜、肖克、邓华、谭震林、许光达、王震、胡耀邦、欧阳钦(宁乡人)、李立三、陶铸(祁阳人)、曾希圣(资兴人)，占总数的30.9%；选举了73名候补中央委员，湖南籍的14人，即杨得志、谢觉哉(宁乡人)、甘泗淇、帅孟奇(汉寿人)、杨勇、周扬(益阳人)、李志民、苏振华、廖汉生、章蕴(长沙人)、宋时轮、钟期光、江华(江华人)、李昌，占总数的19.1%。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兴旺景象，超过了前此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群体。毛 泽 东青年时代曾经痛言："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毛 泽 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3页。）应当说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的腰也伸了，气也吐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论如何估价湖南人的贡献都不为高。1920年陈独秀曾提出了要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陈独秀：《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独秀文存》卷一。）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一预言已经成为现实。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以毛 泽 东为代表的一批湖南人，他们所造的桥的确要比他们的乡先辈所造的要"雄大精美"得多。1949年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湖南的毛 泽 东亲手缔造的“桥”。1971年一位访华的外国元首如此赞道：“今天，说起中国，没有人会不提到它的伟大领袖毛 泽 东主席。毛主席的一生经历实际上也就是新中国的历史。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深刻的影响，那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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