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个地铁列车司机,见证了一个自杀者卧轨,并且没有能挽救他的生命。他以为这一切能顺利地度过,自己能走出阴影。不料,时间煎熬着他,站在铁轨的那个年轻人轻生的那一幕始终挥之不去。听听他的独白。
2007年6月23日,早上9点45分,我杀了人。在一个极为平常的夏日,对象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监控画面显示他进了车站,和其他乘客一样站在西侧的尽头,并不显眼。他候在站台线前,直到可以听到我的列车缓缓驶入,他平静地从站台走了下来,直视着我,等待着被冲撞。
撞击,一瞬间而已,但那一瞬间感觉尤为漫长。这一刻并非意味着什么,也不是这个从事多年地铁司机的我所想象的。我们称这些人为“卧轨者”;同事们谈论着那些撞击的模糊印象,因撞击而带来的冲击力。我不希望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夏日体恤的小伙子在那里看着我,等待着死亡。
我搬下紧急制动,那一刻,心里一直在默念:“求你,离开这里,希望这是个恶作剧。”年轻人经常跑到铁轨上(做恶作剧),尽管为此我惊慌失措,但作为列车司机的我也只能学着去忍受。
但这次不是所谓的“小鸡”游戏(恶作剧):他没有笑,身边也没有其他朋友。当我意识到这一切时,为时已晚。他仍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摒住呼吸、紧闭双眼,用手合住我的脸。
那一刻,我们都惊呆了,我坐在自动驾驶仪上,八节车厢有一半已经停在站台边上。我告诉乘客,因为意外事故车门暂时不开,我立刻呼叫线路控制中心寻求协助,同时有人在敲驾驶室的门。一个时髦的伙计问道,“你知道有人在下面吗?”我望着那血肉模糊的挡风玻璃,下意识地点点头:“是的,我知道。”
他抑制着自己的心跳,看了看表说,“那么,我们需要多久才能下车?”
这句话让顿时我回过神来,感觉放松了一下,同时有种莫名的欣慰:我还处在恐惧当中,他这句有关旅客安置的询问又让我回到了正常。
我建议旅客们留在原地,不要试图打开车门,因为我们的车还没有完全停在站台;令人惊奇的是,他们非常配合。我穿过车厢朝后面走去,打开邻近的车门喊道:“请离开列车,请尽快离开车站!”那时恐怖袭击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头,车厢一节挨着一节地被清空,车窗外面则是一张张焦虑的脸。在我没有打开车门之前,没有人想着离开。只有一些人询问原因,没人去抱怨。我被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了。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开始了杂乱的清理,尸体被移开,运营得到恢复:车站人员、警察、消防员、医护人员和精神创伤顾问悉数到场,似乎像是在做一个流畅、熟练的演习。我一直在慰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我当时无能为力;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所有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是最好还是听听其他人说的。
孩童时的启蒙教育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我确定自己没有太多地受这个死者的影响。我被告知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假来克服创伤后压力症;我同意去做心理咨询,让他们评估我的心理健康,然后回到工作中去。但这在我理解就是走个程序。
我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几周过去,我似乎也从阴影当中走了出来。但八月份,一个警察来录口供时,给我看了几张照片。那个不曾相识的人有姓名和家庭,还有一个悲惨的故事。
Henrik Alexandersson从瑞典而来,到伦敦找工作;他很成功,也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过得很不爽。原因是,他确信自己患有与艾滋病相关的病症,而且那一周医院做得检查,也印证了他的病。就在那个周六,他再也等不及了:他打电话告诉他的父母,他非常的痛苦并且让他们订机票来伦敦(只不过晚到了几小时。)他留下了遗言,借我的列车赴了死亡之约。他就不能再多等一天吗,他终将会明白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尝试。
我辞去工作,回到家中,发现自己毕竟不是什么理性主义者,因为我在拍档的怀抱中哭诉心声。已经过去一年了,但Henrik站在铁轨等待死亡的那一刻始终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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