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住“底层知识青年”的流动梦想作者：于建嵘
向下的青春：渴望梦想照进现实编者的话 “青春”本来应当与希望相连，保持蓬勃向上的势头才是“青春”的原本蕴意，然而他们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难以找到，城市里难立足、有家不愿回，更遑论向上流动的机会。人民论坛选取了两个“向下的青春”的样本：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蚁族”，通过他们青春奋斗的苦涩和无奈，来看看“下流”社会的分层固化之痛
记者观察：“蚁族”的阴影与光亮“蚁族”不是蚂蚁，却有“高智、弱小、群居”的特征，故得名“蚁族”。他们多是“80后”大学毕业生，虽曾接受高等教育，但收入却很微薄。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主编的《蚁族》将其带入公众视野，“蚁族”群体普遍扎根在城中村，那里房租低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聚集在此。
“蚁族”生活：房租300元自己做饭。“蚁族”收入微薄，生活能省则省。“城中村里的房子租金少，村子越往深处的越便宜”，师范类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小王就选择了这种地方，一人住着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单间，300元房租，吃饭都是自己打点。
“蚁族”工作：收入刚能养活自己。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很多毕业生第一份工作都是先养活自己再谋发展。
“一天曾经投过一千多份简历，那绝对是海投，最后邮箱基本上都爆炸了，而回信想正式见面的却寥寥无几。”在刚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小刘看来，“天之骄子”这个说法，如果有人和他开玩笑，就会觉得是一句骂人的话。
通过采访，这部分大学生群体普遍认为自己不属于底层公众。他们认为，底层公众一个最重要标准就是收入，他们还能够保持适当的生活水平。其次拥有高等教育的学历让他们觉得自我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底层公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很难融入到社会的中层和高层，但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与追求达到社会中层与高层的收入标准并能很快地融入到这些群体当中。他们普遍认为自我的文化修养能让他们与同等收入人群隔离开来，与底层公众划清界限。
在采访中，人民论坛记者发现“蚁族”们大多有自己的梦想，比如希望在三年内有车，五年内有房等。这些梦想是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撑。“到现在，我依然要重新开始，可我并不认为我是失败者，只是我尚未成功！”一位“蚁族”如是说。
保住“底层知识青年”的流动梦想● 于建嵘
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知识青年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被利益结构化，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知识精英联盟；另一部分被去利益结构化，成为底层知识青年群体，他们欠佳的处境使他们可能萌生“愤青”意识，对抗主流价值观，对未来社会影响深远。
目前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苗头，任何一个政治主张出台，任何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背后，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反弹观点”。这种“反弹”与国家所要表达的主流价值取向完全相反，这种“反弹”就是“底层知识青年”表达的 “不满和反抗”，如果进一步蔓延可能造成明显的官民对立。
失业农民工同样处于弱势地位，但其问题基本上是生存问题，不会是政治问题。首先，他们终归不是政治性很强的人，缺乏共同的政治意识，难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政治上的抗争。其次，他们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带来社会动荡，例如出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后闹一闹，但是不会上升到政治层面，因为他们不会把失业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再次，他们基本需求上还是一个生存问题。农民工关注的是欠薪问题，如果找不到工作，一般都不会把它归结为政府的责任。
然而，“底层知识青年”与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在于预期值不一样，两者存在认知上比较大的差别。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知识青年”而言，他会想到腐败问题，会进行利益比较，例如自己的同班同学，有的人活得比自己好；比如进一个机关事业单位，你可以进去，我不能进去，这里可能存在腐败问题。他会进行比较，会去追问这个制度上的问题。长此以往，他们可能会对人生冷漠，对社会不满，产生强烈的对立意识及情绪。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走进“底层知识青年”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保住他们向上流动的渴望。(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什么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上升通道？作者：长子中
向下的青春：渴望梦想照进现实编者的话 “青春”本来应当与希望相连，保持蓬勃向上的势头才是“青春”的原本蕴意，然而他们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难以找到，城市里难立足、有家不愿回，更遑论向上流动的机会。人民论坛选取了两个“向下的青春”的样本：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蚁族”，通过他们青春奋斗的苦涩和无奈，来看看“下流”社会的分层固化之痛。
记者观察：“不安分”的新生代农民工男性，80后，未婚，高中文化，来自一个中部省份，在沿海某城市从事制造业工作，月工资1417元。这是一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虚拟出的新生代农民工标准像，但同时他又是真实的，每一个特点都是基于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是对这群流动青年最基本的概述。
3年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打工的年轻小伙子小孙，到现在已经换了10多家企业。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河南小伙子小孙那样频繁跳槽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非少数，对于跳槽的原因，他们给出一个类似的答案：要“饭碗”更要有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
“昨天去佛山，今年去东莞，明天可能又去惠州”，这是老李对儿子李安强的评价。老李来自江西宜春，在广东打工已经有9个年头了。他告诉记者，他们这一代人进城打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多地挣钱，然后将钱寄回家，让在农村的老婆孩子过得好一点。等到将来自己老了干不动的时候，能回到农村舒舒服服地养老。
但是，作为年轻一代，儿子李安强已不满足于此，现在进城打工，挣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习技术和寻找发展空间。“我希望能尽早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城里找到立足之地。”李安强对未来有着自己的规划。“如果岗位有前途，即使不给钱，从学徒做起，我也愿意。”李安强说，做普工学不到东西，没有发展空间。自己频繁跳槽，是为了找到有发展前途的岗位。
什么阻碍他们的上升通道● 长子中
尽管政府已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为“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但仍未享受到产业工人应有的待遇，在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双缺”的情况下，体制和政策障碍、社会权力资源障碍、社会资本障碍、素质障碍、组织行动障碍、社会声望与地位障碍使得他们的向上流动比较困难。
缺乏资源(资本资源、权力资源、知识资源等)优势和基本权利保障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而面临着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的局面，处于较为不利的、弱势化的地位，其基本权益往往易受到侵害。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被边缘化，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自然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向往等多种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期复杂的人格和思维状态。先赋性因素先天缺失，后致性因素后天流失，处于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难获得通畅的上升渠道。
台州农民工相约自杀和富士康“十二连跳”也许是个体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恰恰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的一个缩影。老一代农民工是与自己家乡的人比，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参照对象是城里的新生代，这无不让他们产生愤懑。代际贫困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作为城市最底层的阶层，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是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动。而能增加社会稳定性的就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如果仍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置于社会正常秩序与制度之外，将给社会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新底层社会的刚性化作者：张劲松
更为严重的是，阶层流动减少后，若因各种原因从原有上层或中间跌入底层，却又缺少回升的通道时，失落感将更严重
底层社会在社会变迁中怎么了？曾经作为中国革命主动力的无产阶级身份的底层社会，为何出现了今日的风险和危机？现实告诉我们用宏大的理论无法说明底层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现状，更难以把握底层社会的发展趋势。
存在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真的很可怕吗？中国快速发展仅有30余年，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道路，中国的中间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还为时尚早，底层社会大比例现象还将存在很多年，中国拿什么去稳定底层社会？中国没有西方经验可以借鉴，立足于中国国情才能找到出路。
存在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真的很可怕吗？其实不然，从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可以看到，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底层社会占多数的国家，特别是封建社会更是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农民一直处于底层社会，但中国封建社会并非总是处于动乱时期，相反，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时期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保证了中国封建社会能长期存在。追根溯源，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只要政府没有腐败到让底层社会的大多数农民无法活下去，政权仍然能延续。一旦国家政权成为了社会发展的负担，揭竿而起则为时不远了。这是封建社会政权更迭的一般规律。因此，在封建社会，开明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统治能持续，不得不采取休养生息的、有利于底层社会稳定的政策措施。同时，统治者还创造出几条让底层社会爬升的通道，如文官有科举制度，武官有功绩制度，底层社会通过按统治者设计的通道，可以挤入中间阶层乃至上层社会。虽然爬升的道路是窄小的，但毕竟能让极少的一部分爬升，它给了底层社会一个梦想，一线希望。
当前，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现象之所以变得很可怕，是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凸显。具体来说，影响底层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是，中国社会进入了阶层流动减少时期，底层社会爬升到中间阶层的机会正在减少。
新底层社会开始出现并逐渐刚性化改革开放之前，因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太大，绝大多数人都很贫困，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发展，解决生存问题。加上计划体制对人的控制，社会反而是相对稳定的。当然，当时最大的差距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即工农差距。变为非农户口，进入国家管理层，是底层社会的梦想，恢复高考让底层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孩子看到了希望。高考制度打通了底层社会爬升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造就了当今党和国家的政治精英。通过高考科班出身的政治精英，正成为社会上层的支柱之一。当然，当年高考独木桥太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则造就了我国的经济精英。短短30余年时间，还不足以产生大量的文化精英，却也让一部分底层社会人员通过努力进入了文化领域，文化精英阶层即将形成。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机遇与风险并存，抓住机遇者可快速从底层社会爬升至中间阶层和上层社会。
然而，改革开放20年后，底层社会爬升的通道大大减少，研究表明，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机会较多，但是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在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而农民阶层中的精英部分从农村转移出来后，面临着户籍制度、低收入、城市高房价等多种因素的困扰，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仅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现有状况。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除了可以看到贫富差距的扩大之外，还可以看到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新底层社会”形成，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未被利益集团吸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底层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并且这个底层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刚化。
稳定底层社会的高尚道德力量缺失尤为严重的是，自1999年大学生扩招以来，大学向全社会开放，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和工人的孩子有更多机会上大学了，然而，扩张后大学生数量大增，大学生不再是社会的精英，一毕业就失业的现象严重。许多底层社会的家庭本希望靠供养大学生来实现阶层爬升，到头来，不仅耗尽了本就不宽裕的家产，子女就业无望或低收入就业加剧了其贫困，其向中间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如果拿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最近10年对比，人们会发现一种比数据更可怕的趋势，这一趋势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固定化。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以后基本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基本可以落实到人头，年轻人基本可以对号入座。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丧失自下而上的流动渠道。
更为严重的是，阶层流动减少后，若因各种原因从原有上层或中间跌入底层，却又缺少回升的通道时，失落感将更严重。穷惯了的人，财富哪怕只增加了一点点，其幸福感都很高；没有经历贫困的人，一旦处于贫困之中，其承受力会很弱，若再也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就可能走向极端，成为社会的潜在威胁。
问题虽然严重，但是若在底层社会有着高尚的道德教化，也能消弭社会潜在的危机，即实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状态。然则，我们的道德教育往往脱离现实。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很高远的道德，一旦进入社会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高远的道德与现实相差太大，这种反差容易让人怀疑起这种高远的道德，进而回归到了原点状态，一切靠经验去找寻生活中的道德支持。再加上国家力量对底层社会进行高尚道德教育的制度缺失，稳定底层社会的高尚道德力量缺失。富二代、官二代及其中个别人的奢侈生活刺激着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相对的贫困及阶层爬升希望的渺茫，导致仇富、仇官心态的蔓延，却没有更适合的道德去教化“受伤的心”，阶层冲突时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