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手表讲究打磨、倒角，讲究制作工艺的精细以及家族传承，但是石英表后来者居上曾经打败机械表，那正是瑞士手表的艰难时期。而后斯沃琪集团的海耶克成为拯救瑞士手表的英雄，上世纪80年代初，机械表重新赢得市场。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役，瑞士手表重新确定了自己牢固的地位——如同法国香槟、德国的汽车，瑞士成为高档手表的“原产地”。　

百达翡丽不是神，但是确实坚持了100年以上，让你享受到代代相传。

时间的艺术
30岁生日那天，我在北京的赛特购物中心，趴在玻璃柜台上第N次打量那块手表。我兜里揣着一沓子现金，营业员过来的时候，我说，我要这块手表。手表的价格是8000元，当时我的存折里一共有1.5万元，也就是说，我用自己一半的储蓄购买了一件奢侈品。这块手表此时就在书桌上，分毫不差地走着，但我已经很久没戴过——它更换过两次电池，进行过一次清洗，现在看起来有点儿落伍——表盘太小。更惭愧的是，这是一块石英表。
大多数手表爱好者的第一块手表都是有故事的。康威凯的第一块手表是2000年在世都百货买的，肖邦CLASSIC163154，花了1.5万元。他当天就拿到王府井亨得利钟表店，让店员给鉴定一下，亨得利钟表店的港方经理李添霖用放大镜一看，颇为赞许。这款肖邦——机械表、贵金属表壳、鳄鱼皮表带，设计非常简洁。康威凯后来撬开来看里面的机芯——积家849的超薄机芯。
台湾广告人许益谦说，他的第一块手表是雷达，那块表上有一个会动的船锚装置，启发了他对机械的爱好。他说自己最想买的一块表是百达翡丽的3919，“制表工业有所谓七匠，包括制表匠、制链匠、设计工匠、金匠、宝石匠、珐琅匠等，百达翡丽的可贵之处在于诸多复杂技术都在一个厂里完成，不假他人之手”。
石英表曾经打败过机械表，1964年东京奥运会，精工表是官方计时器。1967年在纽氏天文台钟表大赛中，日本石英表走时精准、防磁防震，获得极好的成绩。1973年爆发了石油危机，奢侈品急剧萎缩，瑞士很多工厂被美国人和中国香港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而后，斯沃琪集团的海耶克成为拯救瑞士手表的英雄，上世纪80年代初，机械表重新赢得市场。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役，瑞士手表重新确定了自己牢固的地位——如同法国香槟、德国的汽车，瑞士成为高档手表的“原产地”。
石英技术在上世纪60年代也算是一种高科技，如今的瑞士手表中也能见到高科技材质的影子——钛、阳极去氧化铝，其加工成本绝不比金子便宜。香港的钟泳麟先生认为，这股高科技风潮有可能对瑞士手表的传统再构成一次破坏，而《国际精表》杂志的编辑总监刘微先生分析：“手工制表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高科技材质也就才那么几年，它能有多久的生命力？越是高科技的产物换代越快，我们需要的是百年后还能依靠手工重现的机械手表。”他说，“朗格表的一个芝麻链就含有639个零件，这远远比高科技表付出的精力、物力更多。”
2007年夏天，在瑞士的沙夫豪森，我们参观万国表IWC的博物馆，里面最吸引我的藏品是“二战”时期德国飞行员佩戴的腕表，他们的飞机被打落，遗骸中发现的IWC还没啥损坏。这个品牌总有那么点儿德国特色。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向我们讲述万国表的历史传承，会议室下面就是一个小小的表店，我们在表店里耽搁了一个小时左右，几位同伴翻来覆去地看，在买与不买之间犹豫，最终一位年轻男士买下一块，“我可以传给我儿子了”。促使他下决心买下这款手表的原因，是他刚得了一个大胖小子。
十来年前，翻看外文杂志，我注意到百达翡丽的广告，画面上是父子或母女，广告语是，你不能真正拥有一块百达翡丽，你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孩子照顾这块表，你只是在开创自己家的传统。2008年，百达翡丽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主题正是这组“传承”广告。这一年的巴塞尔钟表展上，百达翡丽的总裁菲力·斯登(PhilippeStern)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出现在展台上，菲力·斯登说：“对自己的家族忠诚，就是对客户的忠诚。我小时候，家族企业还很多，突然之间，它们就全部消失了，而且是在同一时期内消失的，是1975年到1985年间。”
那正是瑞士手表的艰难时期，而后更多的瑞士手表是以奢侈品集团的形式营销。2009年1月，历峰集团主办的国际高级钟表沙龙在日内瓦举行，集团旗下包括卡地亚、江诗丹顿、万宝龙等17个品牌。《时尚时间》杂志主编潘箭说：“手表工艺在两三百年前就已经完备，现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创举。瑞士手表是讲究打磨、倒角，讲究制作工艺的精细，但更重要的是，它们确定了手表作为奢侈品的游戏规则。”潘箭那天戴的是一块自制的手表，天津手表厂的陀飞轮，表盘、表带则是在德国朗格表厂定做的。他说：“我们并不是做不出好的手表，而是我们不会做奢侈品。”
在资深手表评论家皮埃尔·马亚尔(PierreMailard)看来，2009年很可能“手表泡沫”会破灭，支撑他做出这个判断的是这样一组数据——2009年1月，瑞士手表出口就降低了21.5%。这意味着相比2008年1月，瑞士少出口了86万只表。出口价超过3000瑞士法郎的手表表现比其他手表要好一点，但仍然降低了14%。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中国，这个对于瑞士手表来说处处是黄金的地方也缩水了42.6%，而新加坡则下滑超过了60%；瑞士手表的第三大市场日本，下降了24.2%。他认为，超豪华制表和时尚大众市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瑞士手表大面积放弃中间市场时，中产阶级也被剥削得最为严重。
钟表专家丁之方先生认为，20年前，瑞士手表定价往往从消费者能承受的“底部”考虑，近年来则争相探索表迷愿意付出的“上限”是多少。他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有超值的好货。2008年，瑞士钟表出口到香港地区的总额超过20亿瑞士法郎，位列全球第一；中国内地6.23亿瑞士法郎，位列第七，与2007年相比增长58%，相比2006年增长130.6%，增长率连续两年排名第一。10年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手表消费状态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百达翡丽4年前在上海的外滩18号开设第一家专卖店，去年在北京“前门23号”开设第二家专卖店，中国区品牌经理高虹说，“销售状况令人吃惊地好！当然，我们的手表从来都是服务于极少数人，这极少数人并不能反映经济形势的变化”。尽管内地这两家专卖店里，手表的价格还是比香港要贵一些，但这并不妨碍有钱人在这里购买，他们的累积消费会使自己成为VIP客户，从而在申请某些特别表款时更为便利。“百达翡丽的产量每年只有3万块，而全世界想要表的人又那么多，自然会出现等待的状况。去年百达翡丽推出超级复杂功能的Ref.5207P，市场试水，只在日内瓦总部销售，结果又有人批评我们的做法。”
康威凯的收藏品中有一块1912年18K金的百达翡丽怀表，从日内瓦寄过来的证书，OWNER一栏里写着康威凯的名字，“百达翡丽也不是神，它就是坚持了100年以上，让你享受到代代相传是怎么回事。表的易损部件坏了，拿到瑞士去修，能查出当年是哪个工匠装的这块表。这个工匠留有这块表的易损部件，把它换上就是了。瑞士手表能够有今天的地位，和这种传承关系很大”。康威凯原本在银行工作，现在已经进入手表行业，2009年是他第8次去瑞士。询问他对这次巴塞尔表展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他说，是“豪雅推出的手机”。康威凯分析，2002年豪雅进军眼镜行业，当时就透露要进入手机领域，这说明手表品牌早就意识到，许多消费者自打有了手机之后，就不再需要手表来看时间，这对低档手表构成极大的冲击，手表将完全成为一个奢侈品行业。
我的第二块“豪雅”间隔了10年才到来，那是在瑞士的雪山上买的，4000多元，比国内市场要便宜1000多元。我把它当成送给自己的40岁礼物。这还是一块石英表，这不是说我就不热爱机械表，爱从来都是有代价的，高级机械表的入门价格是3万元到5万元，复杂功能的手表就更高了。手表消费是物欲的，但也是一种精神的。说的玄虚一点儿，手表消费和时间感、和每个人的生命感觉有关。科学家说，地球上的生命就像一个交响乐团，按照上天的节拍奏乐，太阳、月亮的运行，反映在昆虫总数的起伏之中，反映在全球有生命物体的活动之中，一切都是时间上的图案。在用以描述这些图案产生的理论框架里，时间总是向同一个方向走，在这支时间之箭上刻着无止境的变化，有些是你看不见的，比如细胞分裂的不断进行，这些时间上的图案不仅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生命的基础。“宇宙在时间上普遍地、单向地前去，朝着一个更大熵的可能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滔滔涌出细巧有序而瞬息即逝的生命图案。”
那些喜欢古典音乐的人也许会选一块马友友代言的劳力士，那些对太空探索好奇的人可能会选一块欧米茄登月纪念款，那些热爱航海的人也许会选一块沛纳海，那些喜欢科学的人也许会选一块IWC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手表是一个表露身份的细节，是一个不该忽略的装饰，但一旦和我们的情感相关，它就是一件艺术品。
每一门手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视自己的手艺为一种涉及灵魂的东西。在钟表制造业，这个人就是菲利普·杜佛。他站在瑞士钟表的众神殿里，不是作为一个品牌，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制表大师。他一年只做十几只表，却是世界上最好的纯手工机械表。
从伯尔尼到LeSolliat要坐将近3小时的火车，所以我们一早就出发了。早晨7点的火车站特别冷清，火车站所有的钟表都已经往后拨了一小时。从这天凌晨起，欧洲全部改用夏令时，为了节省天光，所有人都丢失了一小时。据说一开始瑞士人很反对夏令时，因为对时间动手脚，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最终的妥协，是因为他们的火车时刻必须与德国、法国相一致。
一趟火车刚好停站，车厢里只有寥寥几个人。灯光是很暖和的橘黄色，一个中年人在灯下埋头读报，一个年轻男人在敲笔记本电脑，连鞋子都脱了，一对情侣在喃喃私语，一个少女靠在咖啡杯旁睡着了。我突然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不是在看着一列清晨出发的火车，而是窥见了某个人家傍晚的客厅。
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在LeDay中转，空气中寒意渐浓，沿路的铁轨开始出现积雪，越往前，积雪越厚。我知道，我们已经接近汝拉山谷了。半小时后，我们终于进入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也许是因为雪的缘故，一路上有一种让人陶醉的空旷感，这种感觉在瑞士非常罕见。天空是淡青色的，远处大块的云层压得很低，与雪地融为一体，雪松之间偶尔闪过几幢零星的农舍，几乎被半埋在雪中，显得格外的小，像雪世界玻璃球里的景象。
200多年前，这些农舍就是瑞士钟表业最初的源头。瑞士最早的制表大师都是汝拉山谷里的农夫，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手很灵巧；第二，很无聊。漫长的冬季，大雪封山，无事可做，就做一些精密的钟表打发时间。他们最擅长的是做复杂的机芯，不仅小巧，而且精准，做好以后就卖给当时一些大的品牌。这个山谷里生产的音乐盒也负有盛名。
火车在一条大湖前面停住，这条湖已经完全被冰冻住，空气异常清冽。小村庄没有出租车，我们正打算步行前往，恰好遇见菲利普的助手来接我们，是一个清瘦的年轻人，名叫马克。
车子绕过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竟全是法国的车牌。马克告诉我们，这个村庄里有6200多人都是钟表工人，其中4000多人是法国人。因为这里的工资比法国高，所以很多法国钟表工匠每天开车穿越法瑞边境，来这边工作。附近有很多大品牌的制表工厂，爱彼、宝铂、宝玑，独立机芯厂Frederic Piguet，专业生产防震器的KIF，还有一些很著名的独立制表师，比如RomainGanthier。
一路上，他把这些工厂一一指给我们看。车经过一幢漂亮的蓝色建筑，宝玑的蓝色指针正优雅地指向10点10分，但马克告诉我们，这里其实不是宝玑的工厂，而是一家机芯工厂，宝玑的工厂很早就搬到巴黎了，但他们不愿让人们知道宝玑原来已经不在瑞士，于是就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外观。
最后，车子在一个石头结构的房子前面停下，前门有些破败，一块小小的黄铜牌子上写着“菲利普·杜佛，制表师”。
听到声响，菲利普·杜佛从工作台前起身与我们打招呼。他穿着一件白色工作服，白头发，白胡子，很和蔼，看上去像一个圣诞老人。前额戴了一个小型放大镜，那是制表师最重要的工具。我们握手，那是一双老工匠的手，显然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很粗糙。
他说，这里本来是一所学校，他的女儿们小时候就在这里上学，改建以后因为房租便宜，他就租下了当做工作室。房间大概不到100平方米，因为摆满了各种制表的机械和仪器，显得很狭窄，但一切干净有序，并不给人拥挤的感觉。他的工作台正对着两扇宽大的玻璃窗，屋外是一大片空旷的雪地，天光漫射进来，屋里的一切摆设都显得很生动。
“我们的工作需要充足的光线，因为必须把视线集中在很小的东西上，很伤眼睛。不时地看看外面，激活一下视野，感觉很好。你能感觉到季节的变化。冬天的时候，有人会在这里滑雪，再过一个月，冰雪就会全部融化，草木重新长出来，到时候会有牛在这里吃草。”他耸耸肩膀说，“有牛的时候，我就没法工作了，它们不肯安静。”
菲利普试图为我解释工作台上的工具，那些排成一列、大小不一的镊子、起子、锉刀、撬刀都是干什么的。工作台正中位置躺着一块怀表，用防尘罩盖着。他解释说，这块表是老买家送过来维修的，“机械表和车一样，需要维修，需要加油，但只要五六年做一次维修，它可以维持到永远”。
那是一块非常漂亮的怀表，是他20多年前做的，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全世界只有五只，这一只属于一个文莱人。
菲利普拨动怀表上方的一个拨柄，怀表开始打簧报时，当当是报时，叮咚叮咚是报刻，叮叮则是报分。他解释说：“把这个表打开，你也许只看到一些簧条、音锤、齿轮，但这些簧条、表壳甚至表壳材质的选择，都会影响它的音质。问表的表壳就像小提琴的木身。”
三问表与陀飞轮、万年历一起，被视为机械表的三大技术高峰，造价十分昂贵。但那时候，菲利普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三个女儿还小，他的积蓄只够做完机芯，没有余钱完成外壳的部分。他试图卖掉那个机芯，但没人愿意买一个新人的表。卖给大厂商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拿着这块机芯找到了爱彼，他们给了他5块表的订单，这一做就是5年，“每一块表要花上2000个小时的工作”。
周围静极了。虽然这几天我们已渐渐习惯瑞士的安静，但这里的静，仿佛又有不同，是一种万籁俱寂的味道，让人想起“千山鸟飞绝”之类的诗句。在这样的静谧里，我感觉自己渐渐靠近了瑞士的灵魂，安静，缓慢，好像时代的变迁与这里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个老制表师和他的徒弟，世界就这样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只有两个人，不觉得孤独吗？”
“30多年了，一直都是一个人工作。孤独不是问题。”他巡视屋内，说，“以前这里有5个人，但他们待了一段日子，都走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胆子。”
菲利普就出生在这个村庄。他年轻时出去看过世界，在法国、德国、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一生绝大部分时光还是在这里度过。“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你们看到那个大湖了吗？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春天到了，沿着河岸可以捡到野蘑菇，秋天我会去河对岸的树林里打猎。我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大哥去洛桑学印刷，父母要支付他的火车票和住宿费，但他们只能支付一个孩子走出这个山村。我读书不好。父母说，你必须学一门手艺。”

“我的选择不多，农夫、木工或者去技术学校。那时候我对摩托车很感兴趣，就想学机械。我去考试，老师说，你的头脑OK，手也OK，就是数学不大好。那好吧，我就学了制表。所以，并不是我选择了自己的职业。”

但是，做一个独立制表师，却是他自己的强烈意志。“为别人做表是很难的，我是指心理上。你用一年的时间，你把自己的一部分放进一块表里。一切都是你做的，但别人签下了他的名字。你甚至不能提，这是你的表。”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那些大企业对他的表的不尊重。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他的一块表扔进口袋里，跟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他的另一块表被拿去做展览时，竟和几块表一起搁在一个塑料袋里，一路上生生给撞坏了。“我宁可扫大街养活自己。”他说。

1978年，他正式成为一名独立制表师。一开始接的活主要是修复古董表，他的客户大都是拍卖行或博物馆。如果是20世纪初的表，他能修得跟新的一样，非常完美。如果是16、17世纪的表，他能让它们再走动起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但要恢复准确性却是不可能了。

“那些都是非常昂贵的古董表，十之七八来自汝拉山谷，都是历代制表大师的作品。有些是签了名的，有些没有，但我逐渐摸索出每个大师不同的风格。它们的功能非常复杂，精巧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有些部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有一些传统工艺，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尤其是70年代，在日本石英表的冲击下，瑞士的钟表业几乎死掉了一大半，有些东西再也无法恢复过来。我这些年所做的，其实都是在试图学习和恢复那些汝拉山谷已经失传的工艺、技术和知识。如果你听到别人谈技术创新什么的，一定要警惕，陀飞轮、问表都是200多年前发明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利用现代科技，把那些复杂功能做成更小的尺寸，从怀表变成手表，如此而已。”

从15岁到60岁，菲利普一共做了165块表。1982年，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的腕表。两年后，爱彼才开始做同样功能的腕表。

1996年，他推出一款Duality腕表，是世界上第一只配备了双擒纵调速机构的腕表。它的原理是将两套完全独立运行的摆轮和擒纵器，通过一个安装在四轮上的精密微小的装置进行整合协调，从而增加手表的准确性。在Duality之前，擒纵系统的革新已经停滞了很多年，瑞士一本权威钟表杂志将这一发明与200多年前宝玑发明陀飞轮的成就相提并论。

2000年，他推出了Simplicity，这是他返璞归真的一款表。没有陀飞轮，没有万年历，甚至没有日期，它只有一个功能——报时。他说，这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手表，追求的是纯粹和可靠性。

他手上就戴着一块Simplicity，序号000，是2000年的原型，白金的表壳，底盖是蓝宝石水晶，可以看到精美的手动机械机芯，夹板上装饰有传统的日内瓦波纹。我手中握着那块表，只觉得温润如玉，简洁干净到了极致，其他表都成了庸脂俗粉。

这块表他已经戴了9年，但看上去就像全新的一样，看不到一丝磨损的痕迹。最初，我们只是惊叹他的技艺高超，直到后来在沙夫豪森采访IWC的制表大师柯特·克劳斯，他手上戴着一款达·芬奇万年历腕表，才一年多，但表壳已有明显磨损。那时我才明白，工业化生产出来的表，和自己一点一滴手工打磨出来的表，哪怕都是自己的设计，自己的心血，感情上也是不一样的。

“手表的价值，除去这些白金的表壳，是在极微小细节上花费的时间。很多细节并不提高手表的准确性，比如手工打磨倒角，让它圆润柔和，或者把边棱磨得锋利如刀。但对我来说，做表必须这样，机芯、表盘、表壳甚至每一个螺丝和凹槽都必须是我用一双手亲自打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哪怕它隐藏在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哪个角落。机器是做不出来这种感觉的。”

“我管Simplicity叫‘自私的表’。一个人买这样的表，是为自己买的，他不会走到街上去炫耀。每天晚上，你给它上发条，看着它，聆听它，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好像有一种生命在里面，是只为你而存在的。所以，买这个表的人，他们理解它。”

“我做的每一块手表，我都知道它们在哪里。所有买过我的手表的人我都认识。每到圣诞节，他们会给我寄圣诞卡。我到日本的时候，人们会过来看我，和我一起待上10分钟，聊聊他们的表，让我觉得很温暖。”

菲利普与日本有一种奇怪的渊源。他的表有2/3是被日本人买走的。日本人尊称他为“瑞士的士郎正宗(Masamune)”。士郎正宗是日本13世纪的铸剑大师，据说他用400万层的钢铸造宝剑，他的剑表达了一个人对于完美的绝对意志，因而具有某种神性。

菲利普并不了解士郎正宗，只知道他是个造剑的，想必剑造得很好。不过，他认为，日本人是懂表的。“日本是一个高科技国家，但内心又依恋着传统，这一点和瑞士很像，也许这也是我的表吸引他们的原因。”

“我的表与奢华无关，它是艺术，就像画画一样。”采访已近尾声，菲利普拿出一个烟斗抽起来，房间顿时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道，他说，“30年前，百达翡丽也是这样做表的，但现在，成本太高了，他们必须降低成本。”

事实上，Simplicity是他终于得到商业回报的一款表。以前，他的表太稀少，太珍贵，绝大部分人只能望洋兴叹，但Simplicity的价格在4.8万到6万瑞士法郎之间，在高端机械表中只能算中等价位。

“事实上，这是第一次我可以戴自己做的表。以前，我买不起我自己的手表。我做一个手表要9个月，我不能为我自己工作9个月。”在Simplicity之前，他戴了很长时间的斯沃琪：“我从1978年开始独立制表，直到2003才第一次达到收支平衡。我今年60岁了，我不知道到了65岁，退休了以后该做什么。所以我现在就得开始存一笔钱，你知道，养老用。”

我注意到他的工作台上摆着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婴儿。他说，那是他的女儿和外孙女。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也是制表师，原先跟着他学制表，但父女一起工作也许不是件好事，两人的个性都很强。最后他女儿也离开了。

“也许你的外孙女将来能继承你的衣钵。”我安慰他说。

“一个人不能期望太多东西，会失望。”他笑着说，但脸上渐渐显出寂寞的神情来，“说实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继承我的衣钵”。

火车站有一个半废弃的候车室，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老旧的古董挂钟，还在走着，但比准确时间快了两分钟。我们正惊讶于瑞士居然还有不准的钟，为我们送行的马克突然面露伤感，他解释说，以前，每个火车站和邮局都有这种挂钟，它们走时极准，每月的误差只有3至5秒，比手表要准确得多，所以附近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这里来跟这个钟对一次时，才不至于耽误了火车。候车室旁边的一个小屋子，原先就是给火车管理员住的，他每天专门负责维修这个钟。现在，瑞士的火车站已经全部换上了走时精准的石英钟。这种挂钟逐渐被废弃了。那个小房子里住着的人，也与火车和钟表都毫无关系了。
瑞士人的瑞士表

“瑞士人最大的心愿是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住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按自己的节奏，过自己的日子。但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瑞士不可能不变，也许不那么戏剧化，没那么快，但这已经让很多瑞士人感到不安。”这话是瑞士一个老作家跟我讲的。他叫胡戈 ·罗彻尔，老人家快80岁了，一个人住在苏黎世河畔的一幢老房子里，心脏不好，每一激动，连着心脏的监视器就发出呜呜的声响。瑞士人生产全世界最昂贵的手表，但深入到瑞士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自己戴的都是Swatch、雷达。花500瑞士法郎买一块表，对他们来说已经挺贵了。

每年的巴塞尔表展，巴塞尔附近的酒店都会人满为患，而且极其昂贵。我们只好住到伯尔尼的一家小旅馆里。

火车到伯尔尼的时候已是傍晚，天空开始下起小雪，街上几乎看不到几个行人。伯尔尼是瑞士首都，但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却是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我一晚上无法入睡，不知是因为时差，还是那习惯了喧闹的耳朵，在这样的宁静中患上严重的水土不服。

第二天，我把这种感觉告诉曼努埃尔·萨尔赫利，蓝眼睛的外交官哈哈大笑。他说，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也被北京的喧闹吓坏了。“每个人都很忙。中国人似乎都认为，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更好。所以大家都奋不顾身地奔向明天。”

瑞士人更愿意悠然自得地活在今天，他们希望时间的脚步越慢越好。也许这是因为做瑞士人太简单了。这里空气清新，街道干净整洁，火车准点发车，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月收入低于3000瑞士法郎就算穷人了，政府会给你补偿金，根本无需为明天焦虑。不过，说来也怪，瑞士的自杀率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

曼努埃尔的办公室就在伯尔尼的国会大厦附近，属老城区，周围保留了很多中世纪的古建筑。据说，这里的建筑原先都是木质的，600多年前因为一场大火而全部毁去，重建时就改成了石头的建筑。因此，整个城市就有一种很厚重的感觉。

100年前，爱因斯坦就住在不远处的一条街上，他很喜欢伯尔尼，这个城市让他产生了“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想法”，这一想法最终促成了“狭义相对论”的诞生。这种说法不知有多大的可信度。但是，从他的故居走出来，只要几步路就能看到伯尔尼的“钟楼”，那个60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报时的大钟，为他思考时间的本质提供了某种灵感，恐怕是毫无疑问的。那个钟上至今刻记着它被打造的年月：1405年10 月，但在钟下感慨滔滔逝水、急急流年的人却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

曼努埃尔出生在伯尔尼附近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子就3000多人，他在伯尔尼读大学，毕业后在 Swatch集团做过工厂经理。总之，很纯粹的一个瑞士人。年轻的时候，他是个表痴，家里收藏了80多块表，直到今天，不时还会拿出来把玩一番。对他来说，机械表是一种高度情感性的东西。

曼努埃尔的头衔很有趣，叫“瑞士形象办公室主任”，隶属于瑞士外交部。他的工作好像就是在世界各地广建“瑞士屋”。去年奥运会的时候，他们在北京建了一个“瑞士屋”，花了400多万瑞士法郎。明年世博会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我有点怀疑这样的铺张浪费是不是有违瑞士人低调节俭的美德，但他说，“瑞士屋”的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瑞士。

外国人对瑞士的印象通常都很好，但实际上却常常是一无所知。他在中国搞过一次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当你想到瑞士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40%以上的中国人选择了“手表”，其次是军刀、银行、巧克力。

其实，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做这种调查，得到的可能都是一样的结论。瑞士是一个被高度符号化了的国家。钟表、军刀、奶酪、火车、巧克力、银行、高山、海蒂、奶牛，甚至一种叫Helvetica的字体，随便挑一个出来，都可以与典型的瑞士品质对应起来。但是，到底什么是瑞士品质呢？好像又没人说得清楚。

一位苏黎世作家在18世纪末就写道，“瑞士很特殊，我们是被这个世界选中的”。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瑞士都不能算一个国家。在瑞士，有着各种各样的瑞士人，伯尔尼人、苏黎世人、提挈诺人、巴塞尔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习俗、个性和价值观。如果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它的共同点可能比瑞士的共同点更多。问题是，到底是什么让这些瑞士人走到一起，他们共同想要的是什么呢？

曼努埃尔推荐我读彼得·比赫索的一本书——《一个瑞士人眼中的瑞士人》。我是回国后才在网上找到这样一段摘抄：

说到瑞士，我首先想到的是位于汝拉山脚下的索洛图恩。伯尔尼州和阿尔高州的部分地区离得并不远，我在那里也感到并不陌生。如果我去巴塞尔、苏黎世或卢塞恩，我还可以听得懂人们说话，并找到一些共同点。我还是使用同样的货币，我并没有出国，但我却觉得不很自在。在瑞士西部和提挈诺州，我就觉得更陌生了。我不会讲意大利语，法语也不太好；但货币始终是一样的，价格和规定也都差不多，士兵都穿一样的制服。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提挈诺人，xxx语和讲罗曼语的人跟我们一起。

直到后来我在苏黎世遇到汉斯·托布勒先生，看到著名默剧团“魔力无极限” (Mummenschanz)的表演，我才明白，让瑞士人走在一起的，不是某种共同的独特性，而正是对差异性的认同和包容。瑞士人的身份是移动的，而不是固定的。在政治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在文化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表达；他们不接受某个大人物的权威，但每个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文化不是唯一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平等的观点和文化；无论一个联邦有多小，他们拥有相同的权利。

也许只有在这样自由、独立但又彼此尊重的社会气氛里，才能诞生“魔力无极限”。这实在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剧团。37年了，他们在世界各地巡演，但人们始终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语言去解释它。它是魔术、舞蹈、戏剧、美术，又是幽默剧、哑剧、卡通剧、儿童剧。它没有音乐，没有语言，只有抽象的造型、黑白的颜色、奇怪的面具，有时候它是一个大嘴巴，有时候是一只大手，有时候是两个大插座的爱情，有时候是两个记事本在吵架，有时候就是一个管子，而这个管子空荡荡的那一头居然会有悲伤的表情。

他们的表演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一部法国动画片《巴巴爸爸》，那种随心所欲的变形中，给人一种巨大的创造性的快感。他们看上去就像外星生物刚到地球，一脸的天真、淘气，充满好奇。但无论怎样变形，我们都能从中认出自己的喜怒哀愁。

3位表演者都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再加上一个60多岁的经理汉斯先生，简直是一个老年帮。汉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本来经营一家化学工厂，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但他的子女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手他的事业，只好把工厂给卖了，从此追随“魔力无极限”剧团，天涯海角，希望更多的人能欣赏到“魔力无极限”的表演。今年5月，他们会到中国表演。

巴塞尔

巴塞尔是瑞士最古老的一座城市。这几天，这里一反往日的宁静与低调，表展门口停满了奔驰、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奢华与排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很少见。

正当我困惑于为何面对满屋的稀世珍品而毫无感觉时，宝齐莱的老板托马斯·莫夫给我上了一课。他告诉我，“真正的奢侈品不是随处可见、随处可得的。你想要好酒，超市里是买不到的。如果你想要好的家具，就不该去宜家。以全世界为范围，你能在5000 家店铺里买到豪雅，但只能在350个店铺里买到宝齐莱”。

当我在一个展厅里，触目可及全是百达翡丽、劳力士、肖邦、宝玑时，名表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消失了，好比你把无数美女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同样会产生审美疲劳，丧失判断力。

今年凡事讲究低调。所有的厂商都试图淡化经济危机的阴影，但现实情况是极少有厂商肯花巨资在机芯的创新上，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经典表款的基础上稍做翻新，像百年灵的航空计时表(Navitimer)、欧米茄的登月表、劳力士的GMT Master、宝珀的五十英寻潜水表(Fifty Fathoms)，百达翡丽也只是用玫瑰金重新打造了几款旧表而已。不过，这种策略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萧条时期，人们对于花哨东西的兴趣大减，而更青睐于持久、经典、高价值的东西。因为你不是在花钱，而是在投资。

整个展厅里，劳力士是最气派的，展台比百达翡丽大了一倍不止。上个月，法国广告界大亨雅克· 赛盖拉也不知拿了劳力士什么好处，突然语出惊人：“任何人在50岁之前还没弄到一块劳力士，就算是废物。”其实，不用他那么卖力，劳力士在钟表业的地位早已固若金汤。它每年生产75万只手表，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全部组件的钟表公司。如果你要买一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表，所有人都会劝你买劳力士。这样，就算你在澳门赌场输了钱，拿劳力士是可以直接换钱的，算是硬通货。

雷达的整个展厅设计成黑色，据说是要表达一种神秘气质。他们今年主推一款由英国设计师贾斯珀 ·莫里森(Jasper Morrison)设计的表，号称“Supernormal”风格，就是极度低调的意思。雷达一年生产40万只表，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他们进入中国几十年，一直被当成奢侈品。自从中国人对奢侈品的眼界宽阔了以后，雷达逐渐退到二线品牌。我问雷达的CEO罗兰·司徒勒，怎么看待自己的定位？

他非常坦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位置啊。宝玑、蒂凡尼，它们处于奢侈品的顶端，但我们有属于我们的位置。在Swatch集团，我们有非常清晰的品牌定位，每个品牌都有它自己的任务，从价位、产品、宣传、销售到赞助活动，保证我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而是合力对外。”

日本的精工和西铁城在1号厅最靠里的一个角落。在众多欧洲奢侈品的压力下，日本人显得一如既往的谦恭。但精工今年主推一系列Spring Drive产品线，也打算进入奢侈品市场。日本人在技术创新上的确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他们花了28年研发出Spring Drive机芯，90%的机械加上10%的石英，就像汽车里的混合动力引擎，每天的误差能降到1秒钟。

我们在Le Solliat采访老制表师菲利普·杜佛时，他对这种新的机芯技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焦虑。他认为，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革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石英表入侵”的历史很可能会重演。但是，瑞士钟表业的大企业家们似乎没有人在意。

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手表是奢侈，是时尚，是个性，是身份认同，唯独与报时无关。准确性的问题如果日本人愿意关心，就交给他们去关心吧。正如托马斯·莫夫所说的，“日本表质量很好，但只要它是来自日本，就不是奢侈品”。

这样的强词夺理，却又让人无比信服。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瑞士钟表的价值，是整个老欧洲的精魂在游荡。我身处的1号厅又叫“梦之厅”，是6个展厅中最大最奢华的一个，往来其间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欧洲人，的确给亚洲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关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想象，被注入到一个具体的商品里，这种移情现象并不少见，就像法国红酒、德国汽车、意大利鞋。人们关于瑞士的种种想象，品质、精准、可靠、公正、中立、良好的教育、古老的工艺传统、雪山里的阁楼作坊，都被注入对瑞士钟表的想象中，从而创造了一种气场，一个光环，一件梦的衣裳。人们爱瑞士手表，爱的是其中的沉静、持久、时光流转、岁月变迁的感觉。但是，这个梦真的会一直做下去吗？

其实，在手表发明之前，世界上最好的钟表来自英国。14世纪初，英国、法国的教堂等建筑物上最早出现了机械报时钟，因为报时钟的运行需要持续的动力来源，所以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绳索悬挂重物，利用地心引力产生的重力作用带动一系列的运转。

直到16世纪中叶，瑞士人才真正加入钟表业的游戏。18世纪，瑞士出现了大批才华横溢的钟表大师，比如亚伯拉罕·路易·宝玑，他因为发明陀飞轮而被尊为“表圣”。钟表的整个工业化过程，就是在这个时期在瑞士得以完成。一开始，钟表制造业集中在日内瓦，然后扩散到汝拉山脉。1785年，瑞士已经有2万多人在日内瓦从事钟表业，每年生产8.5万只手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瑞士人才开始制造可以戴在手腕上而不是装在口袋里的怀表。“手表”立刻成了交战双方军士们的心爱之物。现在仍然有一种专门的表，叫军官表，今年百达翡丽就推出了一款男式黄金军官表Calatrava 5153J。很少男人会不动心，如果忽略2.5万美元标价的话。

20世纪的前60年，瑞士钟表业的发展一帆风顺。1926年，劳力士发明了完全防水的腕表表壳，命名为“蚝式表”(Oyster)。第二年，英国游泳女选手梅赛德丝·格丽兹(Mercedes Gleitze)戴着这块表横渡英吉利海峡，这个事件刺激了当时很多人对手表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钟表从怀表到腕表的转变。

直到1965年，精明的日本人发明了石英表。其实，石英技术是瑞士人发明的，但当时整个行业的傲慢与短视让他们错过了机会。石英表相比机械表有两个致命的特点：极端便宜，极端准确。事实上，它比任何昂贵、复杂、精细的瑞士机械表更准确。

日本表的冲击是灾难性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整个瑞士钟表业溃不成军，很多世代相传的机械表品牌破产，6万多名钟表工匠失业，只有极少数一些高端品牌靠着过去的积累苦苦支撑。也有一些公司试图生产自己的石英机芯，但又不肯放下架子，要价极高，根本卖不出去。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瑞士钟表业只剩下1.5万多人。

这时，尼古拉斯·海耶克被请去重组当时的整个瑞士钟表业。他将当时两家最主要的瑞士钟表企业合并，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叫斯沃琪(Swatch)，专门开发石英表。他很精明，瑞士人可以复制日本的技术，但日本人在历史上永远拼不过瑞士。

Swatch不是“瑞士钟表”(Swiss Watch)，而是“Second Watch”(第二个手表)的缩写。当时一块石英表需要91个部件，而Swatch只需51个部件。高质量、低价格、生活的乐趣，又是瑞士制造， Swatch迅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失地，尤其在美国市场大获成功。直到今天，瑞士钟表业每年生产2500万块手表，其中1500万到2000万块是 Swatch。

石英表终于便宜到滥大街的地步，人们开始嫌弃它没有灵魂。他们怀念机械表的滴答声中，所谓灵魂的声音。于是，海耶克用Swatch赚来的钱一点点收购了宝玑、宝珀、欧米茄、浪琴、天梭和CK，构建了一个非常精密有序的品牌结构，从高到低各级市场都有个性鲜明的品牌。

在展会上，我遇到一个瑞士钟表杂志的编辑，神秘兮兮地让我给他们的一组新海报提提建议。我一看，竟是一组唐卡，他们想把菩萨的头像改成海耶克的头像。从中可以看出海耶克在瑞士钟表业的地位，一个多么强势的角色，虽然他今年都81岁了。

“瑞士制造”是表展上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它戳破了这个行业内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的一个黑洞：一个贴有“瑞士制造”标签的手表，只有一部分的组件是在瑞士制造的。

根据1971年瑞士联邦颁布的一个法令，一个手表可以冠上“瑞士制造”或者“瑞士”标签，只要它有一个瑞士机芯，在瑞士组装并接受检查。而且，除去组装的价格，瑞士生产的组件价值必须占50%。

因此，一块瑞士手表的非关键部位，比如表壳、表带大都是来自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在低于1000瑞士法郎的“瑞士手表”中，你几乎找不到“瑞士制造”的表壳。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但在消费者面前，这是一个禁忌。

还有一些厂商，所有组件都是“中国制造”，只是送到瑞士组装，但因为瑞士的人力成本极高，组装的成本可能就占到整块表价值的50%以上，还是可以安上“瑞士制造”的标签。这是最极端的情况。
随着“瑞士手表”中引进的组件越来越多，瑞士联邦计划把“瑞士制造”的比例从50%提高到 60%，以保护“瑞士制造”的价值。这个提议还没有最终被通过，已经在瑞士钟表业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这是瑞士钟表业自毁长城，在国际竞争中让使自己处于劣势；也有人认为，提高比例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将“价值的比例”改为“组件的比例”，这样才能真正保护“瑞士制造”的品牌纯度。

苏黎世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瑞士钟表业已经完全恢复元气，集团化作战的方式使他们牢牢占据全世界70%的市场份额。但是，在这样密不透风的瑞士军团中，居然会有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这样的未来派品牌异军突起，是一件挺怪的事情。

理查德·米勒是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他是法国人，57岁，有意大利血统，住在法国的一个城堡里，开一辆1979年的Tyrrell F1。美国一本钟表杂志形容他说，“钟表业的历史在未来要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理查德·米勒之前的时代，二是理查德·米勒之后的时代”。

他喜欢玩赛车，所以把F1赛车的很多高科技元素应用到手表制造上。他的表风格非常独特，酒桶的造型、透明的表壳、可以透视内部的机芯，像雕塑一样。看起来很厚重，但实际很轻，因为用的材料是钛、纳米碳素纤维、ALUSIC合金，都是用于汽车、飞机、人造卫星的材料。

“男人天生爱技术、爱机械、爱汽车，这些感情是以某种方式烙印在我们的DNA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做机械表，就要做得非常酷，非常冷峻，非常高科技，让他觉得自己抬手看表的姿势非常性感，这样你才能在很多层面上与一个男人对话。”

他是通过邮件接受我的采访的，因为他从来不屑于参加巴塞尔表展或者日内瓦表展，“我只跟着自己的直觉走。那些想找到我的人，自然会找到我”。

理查德·米勒的崛起不过8年时间，但他的买家个个非富即贵，好像根本不在乎花多少钱。我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唯一的秘诀就是，与过去彻底地决裂，就像超现实主义和立体派的艺术一样。既然我们有21世纪的技术和材料，就应该做21世纪的手表。所有的品牌都在谈过去、传统、历史，但我只看未来。”

今年5月，理查德·米勒要在北京开第一家旗舰店。去年，他们已经在上海开了一家。这个牌子对中国人还比较陌生，在欧美却是如雷贯耳。他们每年只生产2000块表，每块表的价格几乎都在10万美元以上，最高则达数百万美元，收藏者以《福布斯》名单上的亿万富翁为主，比如罗恩·佩雷曼、保罗·艾伦。

我问他，你真的觉得北京准备好了吗？

他说，“当然。就怕我们没有那么多表可卖”。

在见到胡戈·罗彻尔之前，有人警告我，他是一个非常批判性的人物，也许你对于瑞士的许多好印象都会被他给弄没了。

等我见到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是一个很和善的老人。他的批判是一种漫画式的，精确、夸张，但并不尖刻。他从来不觉得瑞士是个监狱。

他只是一直在寻找瑞士人的“另一面”，而且，他认为瑞士的另一面，必须离开瑞士才能找到，才能理解。所以，他的写作大多基于旅行的经历，他曾经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做过记者，被称为20世纪“最世界主义的瑞士作家”。

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如果上帝是瑞士人》。他告诉我，“如果上帝是瑞士人，人类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他今天还在等待创世纪的最佳时机。既然现在大家日子都过得不错，应该感谢上帝不是瑞士人”。那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集子，用一些很搞笑的故事和人物，来描述瑞士人的国民性。事实上，我在瑞士遇到过那么几个人，都挺像他小说里的主人公。

有一次，去往卢塞恩的火车上，一个40多岁的瑞士人跟我攀谈起来。他的英文不好，结结巴巴，绕来绕去，似乎就为了表达一个意思：他爱标准德语，但瑞士人打心眼里不喜欢标准德语，这让他非常痛心。然后，他拿出瑞士地图，给我细细讲解每个地方方言在发音上的差异，不时哼上几句地方民谣，再加上一点语焉不详的历史，完全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或者是否感兴趣。但他脸上那种陶醉的表情，加上中国人的教养，就让我很不好意思打断他。

在他持续一个小时的独白中，我只逮住机会插了一句话，“你是做什么的？”

我猜是个语言老师，但他说他是一个图书管理员。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胡戈，他一边笑，一边说，瑞士人有时候是太寂寞了啊。

我问他：“瑞士人对时间是否有特别的感受？”

他说：“一方面，我们尊重时间，这是融入到我们的教养里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尊重的只是手表上的时间，而不是历史的时间。瑞士人对于历史的时间感是相对停滞的。”

他正在写一本新书，大致是讲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瑞士人必须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对全球来说，每一点都是中心，世界上任何一个点发生的问题，都会在其余地区产生影响。“瑞士人一向认为自己很特殊，能够置身事外。我们并不是害怕中国或者亚洲的崛起，而是害怕那种必须依赖于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种力量的感觉。比如现在我们讨论经济问题，就必须讨论中国问题，无可回避。世界不可能不变化，不可能没有得失，有些东西注定要失去，但你要从中获得新的东西，这才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害怕瑞士的改变，因为瑞士的改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瑞士人喜欢一切稳固的东西，也创造了许多稳固的东西，比如银行、货币、军队、联邦制、中立的姿态，这些以前在瑞士都是无可置疑的。但现在，稳固的状态已经被打破了，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教育制度，一切都处在新的置疑之中，都需要被重新讨论，这是我们的大问题。”

好表
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