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反对延迟退休年龄，最基本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70%都不可能工作到65岁。二是今后对于中国，压力最大的是就业问题。
报载：“清华提养老改革方案：2030年退休年龄延至65岁”。在网上找到“清华方案”，细细拜读，其实这个方案中的主体部分，亦即“国民基础养老金＋个人储蓄养老金”所谓“二元制”的设计，我是基本赞同的。当然其中有些细节，还可以再讨论。但是，遗憾的是，其中的第五部分“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再次提出从2015年开始，先女后男，到2030年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延迟到65岁。于是就有了以上所说的媒体文章的标题，将公众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延迟退休年龄上。
记得在6月底，媒体传出消息：“由于就业压力等多重原因，人社部已经搁置延迟退休的思路，仅仅从研究着手，进行学术探讨。”这个说法让公众在“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上松了一口气。但是，一个月以后，媒体上再次出现了“最优退休年龄64.14岁”的说法，来源是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实验室。几天后，又有媒体登出“推迟5年退休能增加3600亿养老金收入”的长篇报道，据记者说，以上数字又是“根据专家预测”得出的。进入8月，人社部领导们几次谈到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然后我们就在媒体上见到了“清华方案”。当然，按媒体报道中的说法：“据了解，来自社科院、人大、清华、武大等院校的多个专家团队参与制定了多套改革备选方案，将提交有关部门讨论。”
从社会政策的理论看，对于政策方案的最终选择，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抉择。因此，十分重要的是，既要考虑经济理性，也要考虑人文关怀。这就是说，保险精算是养老保险方案的基础，但不是唯一的依据。决策还必须考虑“国情”，亦即在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这个方案是否行得通。如果一个政策动议被大多数人所反对，那就需要反思这个动议的目标和动机是否有问题。
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简言之，最基本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无论男女，70%都不可能工作到65岁。一般而言，女的到40岁，男的到50岁，就会进入就业困难期。二是今后对于中国，压力最大的是就业问题，如果大龄劳动力不退出劳动力市场，青年人就业就会受到影响。
当然，如果能够保证每个在岗的职工都可以踏踏实实地干到65岁，年老体弱者工作单位都会给予适当的照顾，万一失业也会有失业保险托底；同时，青年人就业不会因此而受影响，劳动力市场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容纳他们，或者社会上能够有足够的创业机会——延迟退休年龄我们何乐而不为？
否则的话，给一个忠告：免谈延迟退休年龄。因为大龄劳动力会因为就业、收入的不稳定同时还要缴纳养老保险费而心生怨恨，青年劳动力则会因为就业机会缺乏同时体面的工作更难觅而满腹愤懑。显而易见，这会超出经济社会的范畴，形成政治问题，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动荡，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看了“清华方案”，我对其中一些作为政策方案设计支撑的数据也提出一些质疑：
其一，“清华方案”有个没有明说的假设，就是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不能超过15年。方案中的表述：“根据精算原理，在平均寿命75岁的条件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应为60岁，约在2030年中国人均寿命可能达到80岁，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将为65岁。”这个“精算原理”恐怕是研究者自己假设的一个条件吧？究竟有什么根据？
其二，“清华方案”中提出，“约在2030年中国人均寿命可能达到80岁”，有什么根据？国家统计局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4.83岁，到2030年还有17年，每3~4年人均预期寿命就可以长一岁？人均预期寿命其实越是接近峰值提高越慢。从2011年的统计数据看，80岁差不多是目前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均值，但美国目前只有78.37岁，韩国只有79.05岁；同时，男性要比女性低5~7岁，也就是说，平均在73~75岁左右。
其三，“清华方案”提出：从2015年开始，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应当推迟一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两年。也许设计者没有考虑到这里有一个历史的“纠结”。1965年出生的女性，2005年时正值40岁；1960年出生的男性，2005年时正好45岁，他们都赶上了“转制并轨”的末班车。本来苦挨10~15年可以拿到退休金，如果又要推迟一年，同时还要再缴社会保险费，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总而言之，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件涉及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必须慎重考虑。为什么在提交改革方案的专家队伍中，没有一个组合是反对延迟退休的呢？这能称得上充分征求意见吗？建议人社部找一些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专家学者（这样的学者恐怕并不难找），让他们也出改革方案，会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呢？
最后，要说明一点，笔者认为，在“清华方案”中，“延迟退休年龄”与“二元制”养老金方案是可以分开的。媒体切忌玩“标题党”，别让“延迟退休年龄”坏了“清华方案”这锅好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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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为了那些家人不是中国籍的做到老死？

关于退休的时间问题，我认为中国青年报2013年04月20日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
      中国青年报：延迟退休可能是对一代人的违约

  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又一次把延长退休年龄推向了风口浪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xxx日前受访时表示，面对30多年后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国家管理的公共养老金收支会有较大缺口。他建议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提出采取每5年把退休年龄延长1岁的制度设计。专家称阶梯式、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相比此前“一步到位”的激进方案，“5年延1岁”的设计温和多了。不过这是一个容易撕裂社会情感的话题，争议和阻力并未因方案的温和而减少。这种撕裂从不同阶层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从舆情分析看，支持延迟退休的主要是两大社会群体：官员和专家。其他阶层则多数反对延迟退休，辛苦了一辈子快到领退休金安享天年的时候，突然要延迟退休，心理上接受不了。

  分析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支持延迟退休者，大多是既有养老体制的受益者，而反对者则多是相对被剥夺群体，甚至是受损者。中国在养老上实行的是双轨制，机关和事业单位发养老金，而企业单位是自己缴养老保险，从企业退休领到的养老金往往比从机关退休少得多。官员和专家支持延迟退休方案，因为这不仅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还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多数公众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种改革没有触动他们最反对的养老双轨制。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养老账户的空账问题虽然严重，但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低的养老金，可不能接受有些人比自己高那么多。人们其实不是反对延迟退休，而更多是反感政府在双轨制改革上对民意的漠视，动不了官员和专家，就拣软柿子捏。

  公众最大的期待是养老双轨制的并轨，把每个国民一起置于平等的体制下，先解决平等问题，再解决空账问题。而“延迟退休”则回避了这个核心问题，这正是作为双轨制受益者的官员和专家所期待的。

  延迟退休对官员和专家是有益的，官员大多希望延迟退休，因为延迟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权力利益。按现在的退休年龄，一般官员到了60岁就得退，很多人都不适应这种退休后手中无权的落寞感，延迟退休则延长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专家也是如此，大学和科研院所多已高度行政化，是官场的翻版，退休的院长和教授自然比不上在位的。但对普通劳动者而言，工作则是一种负担，没有权力利益，辛辛苦苦熬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却又赶上了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可能会让这些人产生一种双重的双损感：双轨制已让他们受损害，延迟退休更进一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看，延迟退休可能是对一代人的违约。制度和政策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这个政策涉及大的公众利益时，应给公众一个稳定的预期。什么年龄退休，什么时候能拿到养老金，是国家对国民的一种承诺和约定，不能轻易打破这样的契约。不能以“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惯例”作为打破契约的借口，发达国家延长退休年龄是经由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民主途径与国民协商而订立的契约，不能想当然和随意地改变。即使因为空账问题需要调整，也应经过民主决策，让每个利益群体都参与到博弈中。

  而且，不能一说到养老金缺口，就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在提起延迟退休这个议题时，首先要追问政府在养老金问题上有没有承担应有的投入，履行好应有的政府保障责任。毕竟，公众纳的税不是白纳的，里面有对自己未来养老的一份投资。

  在养老问题上，改革的次序应该是，先改掉双轨制，再谈延迟退休；先加大政府投入，再谈公众责任。

关于延迟退休的话题，我想说脏话，但，这样不好；所以，我就没话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