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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关我国战略目标实现。当前我国正处在“本世纪头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以及全面小康建设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头10年来，先富群体快速扩大，社会各群体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为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我国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不公平感明显增强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两个目标都需要妥善解决包括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来实现。未来10年是全面小康建设的攻坚10年，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必须要处理好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杨宜勇说，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综合运用三个条件：一是3.5万多亿元的中央财政收入能够解决大量的民生问题，有了共享的财富基础；二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强烈意愿和社会共识，可转化为推动改革的势能；三是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即别人“吃一堑”、我国“长多智”。
警惕“三大认识误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极其复杂、敏感、重大的改革，有“三大认识误区”急需引起高度警惕。
一是“人均GDP3000美元闯关论”。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被认为是“矛盾凸显期和发展黄金期”，大家都对这个时期避免出现“拉美陷阱”保持高度警惕，而我国目前已经总体上越过了人均GDP3000美元。一些人认为，既然已经闯过这个所谓的危险期，很多问题自然就随之逐步解决了，当务之急还是要做大GDP，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会影响大局，不需要花太多精力。
二是“自动修复论”，或“市场调节论”。还有一些人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最终还要靠市场机制去解决。突出表现在劳资关系上，对于农民工长期低薪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不能去干预，政府只能出台最低工资指导线。对劳资分配中出现的新动向、新矛盾，他们往往只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去看待，很少思考当市场之手失灵后，政府之手究竟该如何出招的问题，处于一种无为状态。
三是“没什么大不了论”。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强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还是处在可承受的范围，不应该大惊小怪。一些地方把廉价劳动力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在提高劳动者报酬上积极性不高，各地都有“比低”而不是“攀高”的心理。这三种认识误区，对抢抓收入分配改革机遇期是非常不利的。南京大学教授朱力说，对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引发风险的认识逐层衰减，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事情。亟待建立上下同心的责任传导和考核机制，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历史性机遇不会轻易溜掉。
以制定“十二五”规划为契机当前，社会各界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期盼很高，十分关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工资支付条例》等文件，而今年又是编制“十二五”规划草案的关键一年，社会更期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能够在“十二五”规划草案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有具体安排。
“我们要像抓节能减排那样通过可量化的方式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杨宜勇说，“节能减排目标当时写进‘十一五’规划时，也顶着很大压力，但正是有了这个量化目标，倒逼各地抓下去，现在看来实现规划中的承诺是没有多大问题了。收入分配要更复杂一些，但也有可量化的方面，比如城乡收入差距比、行业收入差距比、基尼系数等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我们究竟在未来5年或10年要控制到什么水平，是可以有个阶段性目标的。”
接受采访的各界人士认为，抓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战略期”要综合推进五大改革：一是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让国有企业利润通过适当的方式体现全民共享；二是垄断行业改革，尽最大可能减少垄断对分配格局的扭曲作用；三是社会保障制度重大改革，切实提升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安全感”；四是综合财税配套改革，特别要在调节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比例以及调节高收入者收入等方面，出台切实可行的税收调节手段；五是工资制度改革，围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目标，加大工资制度改革力度。
他们建议，“十二五”期间，我国应更加重视立法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立法规划研究，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
我国财富差距超过40倍 收入分配走到改革路口近日，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一篇《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文章在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引发了大家对收入分配的再次关注。
事实上，贫富差距扩大已是老话题，但是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飙升，我国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激增至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
“这是由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李迅雷5月18日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资本的组合，是可以让要素投入得以持续、GDP高速增长得以保证的最佳组合。其结果是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政府应多给弱势群体更多话语权与主导权。
财富差距日益严峻世界用基尼系数来描述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而欧洲与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我国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甚至还有专家指出，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事实上，我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估计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飙升，目前的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了，而2009年对应的居民收入差距大约是23倍。”李迅雷指出。
记者注意到，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财富榜排名靠前的大多是地产商。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中国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
“现在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很严峻，虽然国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美国的基尼系数虽然也在0.4这一警戒线以上，但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美国整个财政支出的50%左右(我国约为10%)，因此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能起到积极作用。”李迅雷说。
收入分配亟需改革日前，有业内人士直言，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如果突破了这个‘红线’，会加剧社会矛盾，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北京一位专家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尤其是有关部门近日还指出，二季度水、电、油、天然气等价格将一定幅度上涨。而价格上涨必然加重了居民的基本生活成本，因此改革收入分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话题已经多次被中央高层提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22日在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年会的境外代表时，就曾对收入分配改革发表了谈话。他指出，在增加居民收入上分三个层次：一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占要素收入的比重；三是在二次分配中，运用财税的杠杆，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温总理的这个谈话，指明了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径。而在这三个层次中，很多学者认为第二个层次，即“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占要素收入的比重”最为关键。 因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过低。“这是由于我国工资制度存在问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日前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特别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高出最低工资几十倍上百倍，这样使大量的财富流失到少数人手中，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
“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行业如电力、石油、烟草等职工的平均收入，2008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10倍。”李迅雷也表示。
为此，有人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国际上普遍统计，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而中国目前是20%。
对此，仲大军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值为70%。这些数据说明我国改变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迫在眉睫。
税收调控或为出路对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李迅雷告诉记者，当前比较有效的途径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制改革。
李迅雷指出，我国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这是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工薪阶层是个税纳税的主体。据统计，我国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额的比重在65%左右；而在美国，年收入11.3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占美国纳税人的10%，他们缴纳的个税占联邦个税总额的71.22%。
为此在个人所得税上，他建议，将目前个税征收以个人为单位，改为以家庭为单位、以年度时间为一周期来进行，这样基本保证了一个家庭最基本的消费、生活需求，免除了月度征收的繁琐。
不过，我国著名税务专家宋洪祥对此则持不同观点。宋洪祥日前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个税本可以调节贫富差距，但是因为我国个税存在着漏洞，即无法征收到企业老板的个人所得税。“目前企业老板的资产大多以公司股权存在，他们根本就不交个人所得税。”
宋洪祥同时指出，如果个税体制不改革，很难平衡我国财富差距悬殊问题，不管个税怎么调整，交税的主体还是工薪阶层。为此，他建议，要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应该对下岗职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更好的就业环境。
另外，在其他税收方面，李迅雷建议：一是可以设立房产税、今后考虑物业税等税种，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二是可以征收资本利得税，对在如买卖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方面获得的收益征收利得税，以利于抑制暴利阶层的财富膨胀。
而他还乐观估计，2015年之后我国贫富差距的缩小趋势才会形成。而他判断， “估计2015年前房地产市场会有一次大的调整，这样富人的财富资产面临调整与缩水，因而贫富差距无形中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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