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花神杯看唐诗对康熙御厂官窑的影响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该时期的诗词把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等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唐诗在历朝历代无不深受推崇。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彭定求、沈三曾、中讷等十人奉敕编纂《全唐诗》，以明朝胡震亨的《唐音统签》、清初季振宜的《唐诗》两书为底本增订而成，共收集二千二百余人的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唐诗，成为史无前例的唐诗全集。
在康熙花神杯所用十二首咏花诗词中，十首确凿无疑摘选于《全唐诗》，其余两首（十月月季、十二月水仙）笔者暂未发现出处。从总体判断，两首诗即使没有被《全唐诗》收集，也应摘选于相近时期的同类诗词。根据这些选用诗词可以看出，当年康熙帝对唐诗的酷爱不仅仅体现在命令众大臣编纂《全唐诗》一书，即使在御厂官窑瓷装饰中也可以感受到它给清王朝带来的深刻影响。
五：康熙十二花神杯的不足与意义
从现有传世品看，无论是绘画还是制胎，花神杯都是康熙官窑的工艺高峰。当时制作的花神杯有青花五彩与青花（图15）两种，由于全套件数较多，所以至今能完整保存下来实属不易。
康熙御厂在制作这类制品时经验尚不丰富，于是，与雍乾的题词珐琅彩制品相比，康熙花神杯的青花题诗书写、排列都不及珐琅彩瓷的严谨、工整，略显美中不足。但它在清官窑中首次将绘画、诗词、书法、篆印结合在一起，无疑使瓷器具有更高的艺术造诣。更重要的是，康熙十二花神杯为雍乾时期的题诗珐琅彩瓷树立典范、奠定基础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