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是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名人辈出的省份，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国之冠。而湖南人才又大多数集中在省城长沙。如果没有湘籍人士，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无从下笔。以《辞海》为据，
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人士44人，居全国之首；次为广东，38人；再次浙江，22人。现代中国政治人物，湖南63人；第二位为广东44人；第三位为四川，40人。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先后涌现六大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才群体：
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资产阶段革命派；以谭延、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 泽 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各个人才群体内的成员，在政治上、学术上观点比较接近，相互间交往密切。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清嘉道(1796—1850)年间，以长沙岳麓书院陶澍、魏源为首的经学主变派高扬南宋湖湘学派和清初王夫之的、经世致用”之学，把知识界从汉学训诂中角脱出来，去探讨改革弊政、拯救危机的现实问题。这种学风影响到整个近代的湖湘学子。湖南近代人才辈出，陶澍称得上是肇始第一人，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他幕中达14年之久。张佩纶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曾国藩兴办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
从清道光到民初，长沙籍的大臣、尚书、总督、巡抚、都督就有20多人，如谭继洵、谭钟麟、劳崇光、张百熙、瞿鸿机、谭延、黄铖、刘人熙等等。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极为重要的官位，它管辖着当时的江苏、安徽等等。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极为重要的官位，它管辖着当时的江苏、安徽和江西省，是清王朝财赋的主要来源。近代两江总督共30任，湖南人就占去了8位，他们是陶澍、李星沅、曾国藩、刘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李兴锐。除刘坤一是新宁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外，其他都是长沙人。清末维新运动，湖南是最开风气的省份。大批热血青年聚集省城长沙，在湖南巡抚的支持下，开学会、兴学堂、办报纸、辟轮运、建工厂，轰轰烈烈。
维新志士中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的是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秦力山等都为救国图强而壮烈牺牲。辛亥革命又是湖南人打头阵。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占其1/4，达20人，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是主将。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入会人数最多的省份。在推潘清王朝的斗争中和后来的反彭护国斗争中，许多长沙志士为国损躯，如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黄兴、蔡锷等，他们都长眠在长沙岳麓山的苍松翠柏之中。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清末君主立宪派是近代湖南的又一人才群体，但以前许多论述湖南人才群体的文章，好像都在有意回避这一事实的存在。长沙是20世纪初全国最早发起立宪请愿运动的地方，是全国立宪派的重要基地，这与当时长沙聚集着大批向往开明宪政的知识分子不无关系。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物，如谭延、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确实是一群“旷代逸才”。他们不仅推进了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民主化进程，而且对发展长沙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到民国时期，长沙涌现的政治、军事名人就更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黄埔军校1—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4强。在国共两党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权争夺战中，湖南为双方输送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虽重用浙江籍人士，但湘籍将领的比例也不小，著名者有程潜、唐生智、陈明仁、陶峙岳、李默庵、宋希濂、黄杰等。
在共 产 党方面，湘籍人才之多，更是其他省难以望其项背。开国领袖毛 泽 东，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现任国务院总理朱 熔基都出自长沙。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在十大元帅、十位大将和57位上将中，湖南籍的元帅有3人、大将6人、上将19人，其中从长沙走出去的有元帅2人(彭德怀、罗荣桓)，大将5人，上将12人。以“灿若群星，辉映神州”来形容这一人才集中的情况实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