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驴子结婚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叫骂声仍然不绝于耳。我处在自己的“后结婚时代”，开始品尝那件事给我带来的消极影响。某些评论家对于值得关注的问题一向态度暧昧，而在我的行为艺术的问题上，一下子有了正义的立场。激情燃烧着，因为我在底下提供着木柴：“捍卫人伦”、“不准以艺术的名义制造丑恶现象”……火焰真的很高！
我知道，骂我的人张嘴之前正发愁着等米下锅呢！还有他们的报纸。真的没有了所谓的丑恶现象，他们就得靠别的手段谋生了。也许我说得有些片面，该承认媒体的良心才是？这样的考虑我不是没有过。我也是人，同样置身于我们的社会，一样被进步的阳光雨露滋润，身心也同样被各种社会弊端折磨。但是，假如谁象我一样挨批，相信也会象我一样有气的。至少暂时如此。我做什么了？不过与母驴在众目睽睽之下结了一次婚，又没有动真格的，至于冲我下黑手吗？
也许我说下黑手有些言过其辞。媒体倒是也没把我怎么着，只是在毫无危险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捍卫人类尊严而已，而且众口一词，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除此以外，我还接到过许多人给我发来的信件，有冲我怒吼的，也有假惺惺关心我精神状况的，还有问些不三不四的问题的。总之，说什么的都有。那些信象雪片一样向我飞来。我刚刚放下些信离开房间，但是，我的耳根并不清净，依然回响着那片“嗡嗡”的响声：
“朋友，你与驴子结婚，为法律增加了难题。我有一个问题，你是否有人类伴侣？如果有，那么，再跟驴结婚是否属于重婚？或者是包二奶的行为？在法律上能否认可？”我想到了我的未婚妻。
一个年长些的人这样说：“小伙子——我在照片上看见你很年轻，所以这样称呼你。我是江西的。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与母驴的年龄般配吗？她（‘她’还是‘它’？你把我搞懵了）是否属于未成年少驴？如果驴子按我们人类的标准未成年，或者它不同意，那么，我强烈要求你：不得强奸幼驴！”
“我是山西潞城卖甩饼的。”——卖甩饼的也来了信，真不可思议——“驴肉甩饼是我们这儿的风味小吃。将驴肉片成片，拌上葱花，然后用刚出锅的薄薄的热甩饼卷起来吃，非常香。伙计，等你老婆快死的时候卖给我好吗？我给你好价钱，我用它的肉卷饼卖，生意肯定会更火……”
一个孩子的声音：“叔叔，你找不着对象吗？怎么跟驴结婚？”
“知道变性人吗？现在的外科手术技术十分先进，男的可以变成女的，女的可以变成男的。我替你问了一下，还不能把人变成驴，或者把驴变成人……”
“请问，驴子同意自己的婚姻吗？驴子的双亲是否赞成这桩婚事？你送的财礼是人民币还是草料？”
“……你们结合以后，是你过驴的生活，还是驴过人的日子？艺术家先生，你准备象妻子一样，站到古老的磨盘前蒙住眼睛给农民拉磨吗？你想过奔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身体被鞭子抽打的滋味儿吗？如果它过人的生活（从照片上看可能是这种打算），那么，婚后如何获得浪漫的体验呢？你们两口子怎样一起上街买菜？驴子解手怎么办？道德是否允许作为丈夫的你，骑着娇妻去踏青？现在的星级宾馆里只有总统套房，还没有听说过人驴卧室。旅游的时候，他准备夜里把妻子栓在楼下？”
除了孩子以外，他们大多假装不知道我与驴子结婚到底想干什么，全是冲着性来的。不过细想想，结婚首先让人想到的本该是性和生儿育女，倒也不能怪罪他们。这些信把我弄得头懵脑涨，很累很累……得了，这都是我自己招惹的。我把信一股脑收进了抽屉。
最后一封来信比较简单，上面只有一句话：
“你知道母驴的生殖器有多大吗？你个子有多高？”
这是正常人写的吗？我的肺都气炸了！为何连名字都不敢署？既然不署名，我也就没法告诉他我的想法。我是想出名，还用说吗？我们一家都想出名。早在我构思出与驴结婚这个事件之前，我弟弟已经率先下手了。
我弟弟在城市准备兴建一座大型广场的开工剪裁仪式上出了名，轰动了整座城市。那天，在记者、领导和市民们准备参加的剪彩仪式上，绸子刚刚被抻直，市委书记郑重其事地从礼仪小姐手中接过剪刀，那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也就是我的弟弟，只见他一个箭步冲出人群，抓住绸子，说时迟，那时快，上去就是一剪子……
刹那间，城市爆裂开来，我弟弟出名了！想想看，能不出名吗？随后，他去过的地方是公安局，精神病医院，法庭和监狱。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一年他真是出尽了风头。我估计着，在我们那座城市，恐怕不比张艺谋和撒达姆的名气小。不信你可以去问。他的名字叫文木，原先一直坐在街角给人修鞋。事发前，他曾经帮人推销联通IP电话卡。我去监狱探监那天他对我说，在公安局，他撕碎了讯问记录，还动手打了警察。他还对我提起他的电话卡。他说，30元的话费在他那里20元就能买到。即使这么便宜，他和他的合伙人仍然有赚头。不知他出去以后是否还想修鞋，我没顾上问他。
下面还接着说我，继续谈那封只有一句话的匿名信。我现在已经平静了一些。我当然不会去关心母驴生殖器的位置和形状。实际那是扯淡的事情。我只是追求一种轰动效应。不过，他的问题我倒是可以试着回答一下。从公驴撒尿时我所看到的阴茎大小来猜测母驴**的尺寸，我估计得象我老爷的烟荷包那么大。我老爷已经死了，烟荷包恐怕也被当时在他身边的亲戚们处理遗物的时候烧掉了。没有人跟我提烟荷包的事。九八年我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我舅舅只是给我讲，在老爷咽气以前，他们手忙脚乱地给他换上寿衣，因为怕身体僵直以后做不好这件事。此外，在他费力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推住他的下巴，用力帮他合拢嘴。老爷去了来世。他不知道我正用他的烟荷包打比方，向生人说明问题。同村里许多老人一样，活着的时候，他的烟荷包也栓在烟袋锅上。
毋庸讳言，我只是用我的行为证明一种创新。也许有人会说，何必呢？谁想不到？我却要说，惟独我做得到！不是吗？这是我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实际上事后的一切证明我的目的达到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却被埋在轰动之后的瓦砾中。这一天，我感到外面有偃旗息鼓的迹象，于是拍拍身上的尘土，从废墟上站立起来。
此刻，说真的，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我失去了自己的形象，是邋邋遢遢地从声名狼藉中站立起来的。我看了一眼手机上显示的时间：15：38。这是2003年的早春，我站在了熟悉的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