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怪杰英格巴特
被遗忘的天才

　　令道格·英格巴特（Doug Engelbart）哭笑不得的是，他苦其一生研究计算机，想建造一套可以为人类增加智慧的计算机，并已获得20多项专利，但是人们提起他，却多是因为他创造发明的一个“边角料”：鼠标。如今数亿只鼠标遍布全球，而这位鼠标之父现在却已默默无闻；他所发明的视窗、共享屏幕的远程会议、超媒体、群件等等，已遍地开花，但他自己却少有人提及。
　　1968年，旧金山秋季联合计算机会议（FJCC）上，英格巴特的演示震惊了同行。他利用远在25英里之外的一台仅仅有192KB内存的原始大型机，就将上述发明集成在一起。当时还没有“鼠标”这个通俗的大名，而很雅致地称为“显示系统的X－Y位置指示器”。这个历史性的一幕，后来被拍成了电影。
　　英格巴特的发明太超前了。直到1984年，苹果Mac的推出才让鼠标流行起来。直到Windows 95的巨大成功后，才证明了英格巴特原始视窗的概念是多么英明。1996年6月，比尔·盖茨对英格巴特开拓性的研究大加赞扬。《Byte》杂志将其列入对个人计算机发展最具影响的二十人之列，并评价说：“将他比作爱迪生并不牵强”“无法想象没有英格巴特，计算机技术将会怎样”。
　　英格巴特已经74岁了，但他还在自己创办的“解靴带学院”（Bootstrap）工作。在那里，他既是发明家，又是多用户商业计算系统的顾问。在他的心目中，计算机不仅仅是巨大的加法器，而且应该成为人类最友善的工具。
　　当年过于超前的英格巴特，如今却又显得陈旧、落伍。当他还在埋头扩大计算机多用户的性能时，外面的世界却是崇尚一人一台计算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他不多的将来，英格巴特永远置身于主流之外，留给历史一个孤独的背影。

寻梦之路

　　英格巴特生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9岁时父亲去世，他的性情开始变得忧郁。1942年他考上俄勒冈州立大学。当时雷达技术刚刚出现，很让英格巴特激动，就选学电气工程。二年级时扔下学业，应征入伍，进入海军，从事雷达工作。
　　1945年夏末，日本刚刚投降。20岁的英格巴特是美国海军雷达技术员，一个闷热的日子，他踱进红十字会图书馆。里面安静、凉爽，在那里他偶然读到了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文章。这是有关信息处理技术用于扩大人类记忆和思想的论文。从此，一个梦想植入他的大脑。1951年，他着手设计基于计算机的问题解决系统，试图通过机器增加人类的智慧。这一工程一拉开，他就沉迷于其中，至今仍未停息。
　　战争结束后，英格巴特由于拥有电气工程学位，而且还有雷达工作经验，就在加州的Ames实验室找了一份工作，为NASA（美国航天局）的一个合同而工作。在那里呆了几年，没有很大收获，却认识了一个人，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就在订婚的那个星期一，英格巴特突然意识到他的三个目标：一个学位、一份工作、一个妻子，全部都实现了。他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他在路上认真思考：这一生还剩下550万分钟的工作时间，有什么事值得他“投资”呢？1950年12月，25岁的他开始思考新的人生目标。
　　当时硅谷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果园。电子工业刚刚从几个车库中冒出一点幼芽来。“当我第一次听说计算机时，凭我的雷达工作经验，我猜想如果机器能用穿孔卡显示信息，并在纸上输出，当然可以将信息写在或画在屏幕上。当我将阴极射线屏幕、信息处理器和显示符号的媒介联系到一起，仅仅用了半个小时。”
　　经过三十年的挫折与打击后，英格巴特一回想起自己25岁时的想法时，仍难以抑制激动之情。至今他还怀疑新一代的计算机专家，拥有了一流的硬件，但是否与真正的核心问题更接近了一步？
　　虽然历史证明，他是一个卓越的梦想家和思想家。但是，即使他的朋友也会用“顽固”这个词来描述他对理论的态度。1971年，他的朋友尼洛·林格伦（Nilo Lindgren）在《创新》杂志上如此写道：“他微笑时，脸上充满着渴望和孩子气。但一旦他拘谨的表情消失，开始沉思时，他暗淡的蓝眼睛表达的是一种悲哀和孤独。当他向你打招呼时，他的声音低沉而温和，仿佛刚刚被长途旅行减弱了，又仿佛他的词语被层层冥思所削弱了。他的身上缺乏自信，但有一种热情，他的天性温和但又顽固，使他受人尊敬。”而另一个天才阿伦·凯则说：“他使我想起了离开红海的摩西”。摩西永远踏不上希望之土，而英格巴特也永远不会有一个可以轻松共事的名声。

开始造梦

　　1951年，英格巴特辞去工作，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生院。这里正在建造最早的冯·诺依曼架构的计算机。这时他开始注意到，人们不但不懂他所谈论的东西，而且一些科学家对他极度不友好。但这位年轻人仍表示质疑：“我们造出了计算机，但我能用他教导别人吗？我能给它挂上键盘让人和计算机相互交流吗？或者让它教人打字？”这些问题如果讲给学心理学的人听，或许不错，但工程人员却认为莫名其妙。
　　1955年拿到博士头衔后，英格巴特还想继续实施他的梦想。但系里没有人愿意听他谈论远大计划。大学只是让他拿到熟练工的证书，而不是实施梦想的地方。“如果你还是谈论这些，没有人会让你做，也没有人给你发表文章，你只能永远当一名助教。”
　　年轻的英格巴特不得不重新踏入社会，去寻找新的机会，使他能够做成可以增加人类智慧的电子系统。他带着自己奇妙的想法，去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一带的新兴公司推销自己。还好，还真有不少人关心未来。那就是HP创始人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和公司研发负责人巴尼·奥立佛（Barney Oliver）。他们对英格巴特的计划非常热心。协议达成了。英格巴特兴高采烈地驾车回家。走到半路，英格巴特典型的风格又发作了。他停车找到电话亭，给奥立佛打电话，说下午谈论的建议只是向数字电子的一个过渡，他认为像HP这样的电子仪器公司，最好的路是全面迈向数字技术和计算机。奥立佛说HP还没有做计算机的计划。英格巴特说：“很抱歉，我得去寻找数字的道路。”满怀鸿鹄之志的他就这样取消了刚刚与HP达成的协约，继续寻找他的理想之地。
　　1957年10月，正值苏联的人造卫星上了天，美国人大为吃惊，对前瞻性的科研也突然重视起来。一天，英格巴特忽然得到一个机构的邀请。这就是在门罗帕克(Menlo Park)的斯坦福研究院（SRI）。他们对计算机在科学、军事和商业应用方面的长远研究深感兴趣。
　　英格巴特对面试的人谈论了能与人相互交流的计算机构想。
　　“这些内容你跟多少人谈过？”那人问。
　　“还没有，你是我告诉的第一个人。”他回答。
　　“好，现在你不要再告诉别人。这个设想听起来很离奇，会引起别人的反对。”
　　于是英格巴特闭上了嘴。这样工作了一年半，他又蠢蠢欲动，想把他的设想付诸书面。他向主管谈了他的打算，虽遇到点阻力，但最后居然得到同意。美国空军的科研部给他提供了一小笔经费。英格巴特终于可以着手他的研究了。但是他孤军作战，没有一个同事与之共事。1962年他终于写成了文章，并于1963年发表。这篇论文的题目为《增加人类智慧的概念性架构》。
　　自然，大多数人对英格巴特构想和工作了十年的概念性框架毫无反应。但还是有几个人注意到了它。一代伯乐——美国航天局掌管部分研究经费的鲍勃·泰勒（Bob Taylor）是其中之一，他没有被英格巴特超前的设想所吓倒，并为他的项目提供了最早的资助。幸运的是，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能理解他的设想，这就是刚刚进入ARPA(Palo Alto Research Centre,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利克莱德（Licklider）。他们都对英格巴特被主流计算机界所忽视的设想十分感兴趣。
　　1964年，从美国航天局转到ARPA的泰勒告诉英格巴特和SRI，信息处理技术处（IPTO）准备投入1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开发新的分时计算机系统，其中每年有50万美元用来支持英格巴特的“智慧增加”项目的研究。英格巴特的主管大为惊诧。多年来，他一直想争取ARPA的经费，却从来没能成功，而今突如其来的资金让人不可思议。
　　对英格巴特来说，可谓恰逢其时。此时他的概念性框架已经完成，所需的技术也已具备。下一步就是组建班子，建造第一台样机。英格巴特的“增智研究中心”（ARC）立马红火起来。

梦是一场空？

　　大概ARC最大的影响就是许多非凡的人物不断来到实验室，又不断离开，去从事其他重要的研究项目。十年中，有几十位天才般的人物为英格巴特的梦想工作后，成了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项目领导人。
　　ARC的“轮机船”内放着新造的分时计算机。“智能工场”模型像古罗马的圆形剧场，数十位研究人员坐在巨大的显示终端前，编制系统软件，彼此通信交流，并浏览在线系统的信息。
　　1968年，那场90分钟的多媒体演示无疑是一个高潮。那时侯将字体显示在屏幕上还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创新。英格巴特所使用的字处理文本编辑器更在许多年后才被人们广泛接受。当然，那时的显示技术实在原始，屏幕上的字母和数字看起来“坑坑洼洼”，就像手写体。
　　1969年，ARC成为ARPA网最早联接的节点之一。ARC也扩大研究内容，成为网络信息中心。70年代初，正当英格巴特感到目标已经不远时，研究小组内部却开始对前景提出质疑。1975年，资助了12年后，ARPA终于抛弃了ARC。大家纷纷作鸟兽散。人员很快从35名锐减到十几名，又从十几名减到几名，最后只剩下英格巴特一人，陪伴他的只有一大堆软件和机器。
　　十多年来，计算机技术发展已大大加速，而ARC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1977年，SRI将英格巴特小组开发的计算机系统卖给了Tymshare公司，顺便把英格巴特也随系统一起“搭售”了。
　　从1963年至1975年，是计算机技术的“野生”时期。尤其是迈入70年代，新的计算机文化已经酝酿。英格巴特发现自己时常夹在员工的保守和自己学生的激进之间。从70年代初开始，许多英格巴特小组的重要成员都离开SRI，投向新的技术圣地——施乐PARC研究中心。英格巴特也曾想与在施乐的学生一起合作，但最后发现他们不可能走到一条路上。英格巴特奋斗几十年的乌托邦幻灭了。
　　同事们离去了，但英格巴特依然故我，继续他的造梦工作。到了80年代，他所制造的计算机系统不再像科幻小说一般，而开始真正在办公自动化中发挥作用。这时人们才开始注意英格巴特在十多年前发表的观点。
　　1989年，英格巴特创办了“Bootstrap学院”，准备将他的梦想带入21世纪。目前，他与相伴40年的妻子住在旧金山湾区，有4个儿女和8个孙子。拥有二十五本著作，二十项专利以及无数的荣誉：1987年《PC Magazine》终生成就奖；1990年美国计算机学会软件系统奖；1993年IEEE计算机先驱奖；1994年Smith Sonian奖；1994年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院士……
　　如今，英格巴特既不富有，也不著名，更不强大。而这一切不影响他追求的目标。他所追求的一切还是他曾追求过的那一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Tymshare的办公室，与苹果公司总部只相隔几个街区。在那一边，图标、鼠标、视窗、位映射屏幕显示及其他英格巴特所开创的技术已经发展成几十亿美元的大业务，而英格巴特仍在实验室与自己孤独的身影相伴。
　　[电子表格软件Visicalc被称为“AppleⅡ的推进器”，它开创了个人电脑商用软件的历史。下次我们将在“技术天才篇”之三中介绍它的开发者，一个视软件为艺术的人——丹·布莱克林。]

《 {国民半导体公司前主席兼CEO查尔斯·E·斯波克} 》
这个算是管理"技术"者国民半导体公司的成功曾经是硅谷的传奇故事之一。许多年来，一直凌驾于英特尔之上。尤其在1981年，国民半导体公司成为美国第一家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半导体厂商，在全球名列第三。这也是硅谷继HP之后第二家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的公司，但只用了HP达到这一规模的一半时间。这荣耀自然归于公司的灵魂人物——查尔斯·E·斯波克（Charles Sporck）。
　　但是斯波克和他的公司很快遇到了麻烦，尤其是当时日本人的威胁。斯波克率领国民半导体公司差不多是单枪匹马地在生产规模和竞争性定价的博奕中同日本人展开竞争。日本公司的规模、政府的支持和时而的越轨，都注定了这是一场危险的竞争。不循规蹈矩，喜欢打硬仗，一开始就是斯波克的天性。不过，在这场特殊的比赛中，看上去他也知道自己处于劣势。
　　而斯波克当年在仙童公司的同事所创建的英特尔，虽没有国民半导体公司那样的规模，但却明智地避开日本人的锋芒，逐步放弃存储器业务，及时抓住新的救命稻草——微处理器，成功地后来居上。而斯波克仍坚守阵地，顽强抵抗。打一场没有多少胜机的战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民半导体公司连续出现了亏损，斯波克明白必须作重大调整，才可能扭转形势。许多人开始猜测斯波克的继承人是谁，本来有确定继承权的克瓦默已经离他而去，加盟苹果寻求发展。下一个唯一显露出来的名字是乔恩·芬奇，但好像没有人推荐他坐第一把交椅。果然斯波克从外界找来了一位扭亏大师——阿梅利奥（Gil Amelio）。1992年阿梅利奥上任，担任CEO兼总裁，还真使国民半导体公司出现了利润。但是这位人选令斯波克事后大为懊悔。1996年2月，阿梅利奥扔下国民半导体公司，担任苹果CEO。斯波克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而且阿梅利奥留下了一个更糟糕的摊子。这一次他又看上了LSI公司付总裁Brian Halla。Halla给董事会描绘了他设定的前景，尤其是“单芯片PC”的设计令斯波克大为赞赏。他明白，终于有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可以接替他了。他将主席、CEO、总裁三项要职全部交给了Halla，自己正式引退。
去得心应手的公司
　　1927年，斯波克出生于美国北部的纽约州。二战期间他上高中，就把当职业军人、进西点军校作为终生奋斗目标。“直到我服役后才发现，做军人实在不是我的特长。”1947年，他一退役就进了康奈尔大学，1951年获化学工程学位。大学期间，他结了婚，得四处打工，支付学费，维持家庭，其中最体面的是在通用电气公司干活，毕业后也就顺势进了这家公司。他一干就是6年，负责一个制造电机的车间。
　　1959年，他想建立一条新的生产线，但遭工会阻挠，倍感失望。于是他写信给仙童公司，并于秋天去面试。“那时我一年挣8000美元，他们给我一年1.3万美元，这太让我高兴了。”斯波克打点行装，带着他的小家庭，来到西部。
　　仅过一年半，斯波克已是分部经理。三年后，当诺伊斯被赶上楼，从事公司管理方面的事务，斯波克已坐上了半导体公司总经理的席位。斯波克不具备领袖气质，但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结果一直处于半混乱状态的仙童开始发达了。但从不阿谀奉承的他却突然发现自己不会应付纽约总部的上层人物，使其在那里的好景维持不长。当时整个行业也经受着第一次过渡期的滑波。官僚主义和人才外流开始侵蚀公司。斯波克一再向总部建议，向公司技术骨干提供更多的股票认购权，但没有成功。1967年2月，他与手下4名成员递上辞呈，他是第一位离去的总经理，是他的离去加速了仙童公司的破产。
　　斯波克要去的并不是一家好公司，而是濒临破产的国民半导体公司，一家甚至不能肯定下个月能否发出工资的公司。“因为它就要跨台了。只有在这种公司里，你才能得心应手。”
硅谷动物
　　国民半导体公司与仙童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创建于1959年，但公司似乎从未成为一个整体，正在亏本。但董事长斯普拉格不惜重金和股票，正广罗电子业最杰出的人物。1967年初，他将仙童的电路设计天才鲍勃·维德拉和他的设计小组端了过来。此后斯普拉格又以股票拉来斯波克，并许以CEO兼总裁的席位。
　　斯波克和他的班子于周五抵达，就开始以他大刀阔斧，讲求实效而近乎无情的作风开展工作，将生产晶体管的600人砍掉一半，结果“公司似乎很快就赢利了，尽管那里只有从前一半的工人”。以后这成了国民半导体公司的传统。“我们有不少惨痛的经历，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我们也做了些不可思议的事。”言下之意，为了生存，斯波克被迫找了些可能是非法，或至少是不道德的“抄近路”的办法。
　　国民半导体公司的极端贫困带来了许多轶闻。有时周末斯波克甚至会帮着手工捆扎装运的货物。那时没有预算，连园丁也只是每月来一次，而不是每周一次。结果大楼前的草长得很高。一天维德拉驾着奔驰车，从可拆卸的车篷里牵出一头山羊，用长绳将它栓在汽车的保险杆上。当天晚上，《圣何塞新闻》的晚报就刊登了那只山羊的照片。后来这只声名远扬的山羊被维德拉以很高的价格拍卖了。
　　斯波克运用公司无可比拟的生产技术压低产品价格，并承受一定的损失，直到竞争对手惊慌失措地溃退下去。斯波克说：“我们带着复仇心进入这一市场。在价格上我们毫不留情。我们一直降价，直到其他公司相继退出比赛。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广大的市场，足以给我们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因此，我们已不处于劣势了。”由此国民半导体公司获得了“硅谷动物”这一绰号。斯波克的绰号则是“阿蒂拉（动物名）·斯波克。”实际上，他们非常喜欢这一荣誉，觉得“这使公司在顾客心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但这种强硬粗鲁的战略，使后来的国民半导体公司付出了代价。公司第一次被视为一家没有创新精神的公司，因为到20世纪80年代初，公司80％的生意来自逻辑芯片。但此时数字电路已是新的赌注，甚至有谣言说，国民半导体公司从展览品中偷走了一片英特尔的芯片，改头换面后，以此进入微处理器市场。斯波克听后大为恼怒。
　　成为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实际上，国民半导体公司绝非理想的工作地方。办公室又挤又脏，巨大的装配大楼更是硅谷最类似血汗工厂的地方，管理压力令人恐怖。很多人就此离开了，甚至连维德拉和他的搭档多布金也觉得公司气氛异常而离去。5年后，维德拉又回来了，但却与国民半导体公司签定合同，只在国境线以南（墨西哥），他自己的家中设计产品。到了1982年，他还是永远地离开了。
　　当时国民半导体公司以贸然侵入新市场而著称，许多产品策略都是最后一分钟突发灵感的产物。他们曾涉足消费电子市场，刚开始还觉得“自己无懈可击”，后来虽在电子手表和计算器方面的业务不错，却还是放弃了这一“不擅长”的市场。
　　国民半导体公司进入IBM的兼容存储器市场纯属偶然，起源于一则没有特色的广告，广告上写着“国民半导体公司已破釜沉舟，即将以一系列尖端的、系统水平的产品进入计算机市场”。1978年，英特尔陷入困境，濒临破产边缘。英特尔竭力说服原料供应商与债权人能够通融，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其他公司相继答应了，只有国民半导体公司拒绝了。英特尔欠它1800万美元，最后这使英特尔廉价地将计算机业务卖给了国民半导体公司。两家公司由此结下怨仇。但几年后，IBM为英特尔出了这口气，它控告国民高级系统产品公司（原国民半导体公司收买的英特尔计算机部）为日本人窃得秘密以谋巨利。尽管国民半导体公司对一系列市场进行了侵袭，但它却总是来晚了半拍，只能在半导体行业中继续游荡。像在很关键的微处理器领域，国民半导体公司也来晚了，始终没能赶上。
　　1976年，跌跌撞撞的国民半导体公司终于厄运临头，半导体行业的销售不景气，消费电子市场也开始滑坡。国民半导体公司内部也出现危机：康涅狄格州出现生产问题，犹他州原料短缺，而马来西亚的工人开始罢工。在慌乱中，国民半导体公司犯了当时的大忌，裁员350名非生产性员工，这一愚蠢之极的举动彻底毁了公司的形象。1977年，国民半导体公司的利润从原来的1800万美元跌至1000万美元。
　　但这家始终在二流企业中浮沉的公司，在两年后又逢上了半导体行业的繁荣，利润剧增，终于在1981年成为硅谷最大的半导体公司，是1968年斯波克接手时的10倍。“硅谷动物”最终尝到了胜利果实。
保守的老派人物
　　斯波克的名声却受到了多方的攻击，他变得沉默寡言。斯波克不友善的坏脾气在早年帮了他的忙，而今却开始恶化人们对他的看法。
　　斯波克获得了许多胜利，也犯了同样多的错误。国民半导体公司既没有英特尔的荣耀，也没有AMD的风格，更没有像仙童一样，沦为空弹壳。当其它硅谷的开拓者们搬进豪华的办公室，开着漂亮的汽车时，斯波克的办公室还缩在零乱的角落，他依然穿着像大甩卖时买来的服装和俗艳的领带，每天上班开的还是他那辆心爱的小吨位汽车。
　　斯波克敢作敢为、能吃苦耐劳，对享受无动于衷，但也缺少随成功而来的受人尊敬。半导体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连万能的英特尔也要向IBM出卖部分灵魂。只有斯波克牢牢坚守国民半导体公司。外面合并案不断，斯波克却威胁说，如果有人想不友好地接管兼并，他就要来一种集体自杀——抽走公司里的人和产品。
　　到20世纪80年代，硅谷的年轻一代已名震四海。但这些人斯波克一个也不认识。一次集会上邂逅乔布斯，他也没与他交谈就离开了。他说：“你了解我们这些从仙童起家并建立了半导体公司的家伙。你知道，一旦成功了，我们就成了一群很保守的老派人物。这些年轻人不理解我们，我也不理解他们。”
　　但是在严峻的岁月面前，斯波克只有一种命运：退出舞台，然后被人遗忘！} <--IBF.ATTACHMENT_159318-->吧

引用:

【命运里の金色的贴子】太长了 ...........................

那你就当我在灌水吗~~~~

计算机圣徒 沃兹
硅谷唯一的好人

　　在硅谷，一个人要赢得好名声远比赢得大把的钱财要困难得多。因为财富是声名鹊起的基本条件。而要赢得财富，就必须勾心斗角，逐利而去。因此无论是苹果的乔布斯、Oracle的埃里森还是英特尔的葛洛夫，都只能在当地获得毁誉参半的名声。但是，如果在硅谷还有唯一一位大家公认的“好人”，那么这个人肯定非沃兹莫属。
　　这位当年的技术天才，淡泊名利，性格纯朴，早早离开了热闹的中心。这也注定了他必然与计算机业沿着不同的路线，书写各自的历史。现在，昔日的战友乔布斯又在叱咤风云，而他则过着自己安静的生活。
　　目前，他的正式工作是加州Los Gatos校区的计算机教师。教5～8年级的小学生。虽然他没有正式的教师证书，也从来不领任何工资，但自1990年以来，他已兢兢业业地教了九年。到了暑假，他仍在用心备课。并且在家中开办临时班，辅导18位即将升入6年级的学生。教他们如何解压缩，如何在AOL聊天室里浏览，如何发送游戏。
　　上课的房间就是Unuson（Unite US in Song的缩写）公司的总部。这是沃兹创办的公司。80年代中期是摇滚乐的大本营，举办过两次盛大的摇滚乐音乐会。如今，Unuson的主要任务是支持他的教学和慈善活动。他担起了本地学区的计算机培训任务，除了购买实验室设备外，还为5名兼职员工付工资。他的办公室早已联网，除了收发E－mail，还和他的狗一起玩游戏。他可能是世界上玩Tetris（俄罗斯方块）的最好选手。
　　现在的老婆是第三任，结婚已八年。两人现有六个孩子，其中较大的分别是11、15、17岁。他直率地承认，自己并不适于当今的计算机商业。他认为计算机业的创造性已经被人为的商业目的破坏了，利益驱动决定了发展的节奏。疯狂的升级使更多的人无法真正享用计算机。他盼望着摩尔定律能尽快寿终正寝。使每一台PC都能像课桌一样用上20年，使每一个孩子都能人手一台。
　　“你还想设计计算机吗？”
　　“想，当然想。但我永远不会真地去做。”
　　当年，他在伯克利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表示：“人性必胜！技术天才一定能够拯救人类。”如今，技术工程师已是时代的英雄。但是，曾被同时代人公认为最伟大的工程师的沃兹，早已不再是工程师了。

偶然的天才

　　谈到过去的成功，沃兹说：“我很幸运，快乐的钥匙来到我手中，能够让自己一生保持快乐。成功完全是偶然，我想许多人都碰不到。它有点像宗教，突入你的头脑。我所能知道的就是相信自己很优秀，对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信念，另外我还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沃兹的父亲是位工程师，耳濡目染，使他11岁就有了无线电证书，并接受了黑客戒律的教导：业余无线电工程师要帮助人类，在灾难时提供援助。当然他也窃听那些秘密的广播内容。
　　中学时代比较孤独，没有什么玩伴。天才外露，但无法接触到计算机。一天他要父亲买一台。父亲说：“买一台4K的Nova机的钱，够买一栋房子。”沃兹说：“那我还是要房子住。”
　　中学时，他就在纸上设计过将近50种计算机。为此四处搜集资料，索要元件样品，到了痴迷的地步。第一台AppleⅠ，纯粹是闹着玩的，用的是最便宜、最陈旧的多余元件，都是向要好的朋友要的。认识乔布斯后，形势好转了，因为乔布斯有着向任何人索要东西的天赋。为了将机器做得尽可能小，需要16针最新的DRAM。沃兹没钱也没厚脸皮，只好让乔布斯出马了。很快，一台8×11英寸的真正微机问世了。它运行沃兹亲手用十六进制码编写的Basic，总共只用了不到40块芯片。机器共有8K ROM，其中Basic占4K，用户用剩下的4K可运行自己的程序。

是第一也是最后

　　苹果神话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以沃兹为中心（技术为主），一种是以乔布斯为中心（市场为主）。如今全世界都知道苹果的代表产品是Mac，Mac是乔布斯的产品，沃兹并没有参与。但业内人士则会认为AppleⅡ才是苹果的经典。而AppleⅡ则是世界上第一台也是最后一台完全由一个人设计的商品化计算机。沃兹既是编程人员，又是电器工程师，他控制并决定了硬软件的每一项性能和功能。AppleⅡ有着微机历史上许多第一：第一次将Basic固化在ROM；第一次有塑料外壳；第一次自带电源装置而无须风扇；第一次装有英特尔动态RAM；第一次在主板上带有48K容量；第一次可玩彩色游戏；第一次内置扬声器接口；第一次装上游戏控制键；第一次具有高分辨率图形功能；第一次实现CPU和主板共享RAM……
　　一天，沃兹想到了视频问题。在设计中加入两块芯片就能获得高分辨率的图形。他问乔布斯是否合适。乔布斯说：“当然好！”结果AppleⅡ第一次能玩用Basic编出的游戏，令每一位观众都叹为观止。
　沃兹孤僻和倔强的个性，使他能设计出与当时主流计算机完全不同的产品。但随着公司的状大，这种天性就不再适宜。沃兹对经营毫无兴趣，更对组织一批人进行团队开发意兴索然。他是一名习惯单枪匹马独行的武林高手，注定与时势的发展分道扬镳。
　　于是，AppleⅡ也成了他设计的最后一台计算机。其后推出的AppleⅡ＋及AppleⅢ以及Lisa均难以重现AppleⅡ的辉煌。2月份，沃兹的私人飞机失事，脑震荡造成他暂时丢失记忆。他无法回忆起事故的情形，也无法记起过去去过的地方，甚至记不起如何玩游戏。于是他离开苹果，进行康复休养。后来又暂时回到公司，复又离去。
　　尽管他已有钱有名，但他还是决定永远离开公司，回到伯克利，修完他的工程师本科学位。但免不了时时技痒。1986年，他成立CLP公司，想推出一种用于控制多种电器的通用遥控器——Core。
　沃兹亲自为Core设计和编程。到最后阶段，他一个人专程飞到夏威夷，租下一间旅馆的房间，面对窗外整整思考了四周。他在等待当年那种才思泉涌的灵感降临。但这种情景却没能出现。他失望而归，雇了几名工程师，让他们做完余下的工作。
　沃兹不得不承认，他已永远不再属于这个正如火如荼的计算机行业了！

钱是一种负担

　　与一般人敛财成名的传奇不同，沃兹财富源源流失已成为他传奇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沃兹比乔布斯大五岁，两人刚认识时，乔布斯还几乎什么都不懂。一位名叫康拉德的人来拉沃兹入伙，给他40％的股份。但沃兹只保留20％，另外20％分给了乔布斯。而苹果配股时，负责配股的乔布斯则将荷包看得很紧，许多与他一同打天下的伙伴都没有股份，使公司怨声四起。沃兹也认为员工的股份比例太低，极力争取无效后，沃兹以“活兹尼克计划“为名，私下把他自己手中持股的 1/3——约8万股，让售给员工。而这种创业股在1980年12月公开上市时，1420股就已价值百万以上。乔布斯对沃兹的做法反而极为不满。
　　几乎每一位书写苹果历史的人，都会为沃兹找到一个邪恶的对手：乔布斯。去年刚被乔布斯挤下台的阿梅利奥（Amelio），在他最新的传记中，就披露了一则内幕：早期为阿泰里设计游戏时，乔布斯厚颜无耻地将原本属于沃兹的报酬悄悄揣入自己的口袋。但对这些，沃兹从来不做评价。当乔布斯重回苹果时，他只是平淡地说：“阿梅利奥碰上乔布斯，肯定没戏！”
　　作为苹果的“第一员工”，如今沃兹依然每年能从苹果收到12000美元的名义工资。当初苹果上市后，他大概有15～2亿美元的“横财”。如今这笔巨额财富已所剩不多。在第一次离婚时，他慷慨地将股票的一半给了前妻。因为他觉得让她当了多年的“电脑寡妇”，实在有亏于她。沃兹的摇滚音乐会在两年内挥霍了2500万美元，另外的几项投资也多不成功。而且大家都蜂拥而来，有的想开公司，有的拿着电影剧本，都有各自的理由要他掏钱。
　　80年代后期，他干脆将余下的钱全部买了免税债券，免得再为钱操心。

永远在主流之外

　　在阿梅利奥执掌公司期间，沃兹还时常参加苹果公司的每周高层会议。他力劝公司应将业务专注于儿童和教师，也就是中小学教育市场，而不要一个劲往企业挤。这个主张他已反反复复倡导了十多年，但没有人真正听他的。实际上，当年AppleⅡ的成功也是归功于儿童、教师和学校市场。他也一直力劝公司应更加开放，与第三方软件厂商展开广泛合作。但这些也都被一次次挡回。苹果以4亿美元购买乔布斯的Next公司，他表示质疑，事实上，这4亿美元全打了水漂。
　　80年代中期，沃兹就对计算机业的发展方向表示了担忧，认为已掉进了硬件不断升级、软件不断膨胀的怪圈。他尤其反对那种“用户需要更快、更强、更全的计算机”的宣传幌子。他深信，其实大多数用户需要的功能都很实际，功能较低、价格低廉的机器就能胜任了。在1998年之前，沃兹本人就用AppleⅡ进行各种开发。当然他也用过了许多最新的计算机，其中他对PowerBook 170印象最深。
　　“现在计算机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我时常问自己：我是计算机的主人吗？现在我想自己更像是它的奴隶。我们不得不跟着它跑，这不是我们当初追求的目标。”
　沃兹很怀念当年500多名计算机爱好者组成的“家酿俱乐部”。“在俱乐部中，计算机显得如此简单，大家都有一种主人的感觉，可以任意创造新的功能。在俱乐部中，唯一的目标就是给予。因为那时，这一行业没有金钱介入。大家只是要求：请给我一些知识，编写程序制作装置。请提供一点帮助，提供一些资料，提供一些价廉物美的元件。当然，最重要的是，请提供一点你的时间。”
　　对沃兹来说，计算机业中唯一还保持着生命和活力的就是用户。尤其是年轻的用户。他们的创新意识有可能会冲破现有的局限，为这个产业重新燃起创新之火。
　　“苹果并不是我真正希望中的公司。我一直认为，作为PC业中的主力厂商，一定是由许多顶尖的工程师组成，有为许多科学家所准备的实验室。我只在HP和苹果工作过，HP才有这样的实验室。”
　　“我的一生中有两大愿望，一是当一名工程师，一是当一名五年级的教师。”现在看来，沃兹已实现他所有的愿望。
　　“如果你的生活能重新开始一次，会有哪些不同呢？”“没有任何不同。”

《 Atari创使人 电子游戏机之父:诺兰·布什内尔 》
反穿T恤衫创业

　　在硅谷所有的公司中，曾经最有名的不是HP、英特尔，甚至不是苹果，而是阿塔里（Atari）。它抢在了苹果之前，引燃了新一代的创业之火。此前，硅谷中从未出现过如此不同凡响的公司。阿塔里一出现，福特、摩根，甚至休利特和帕卡德这类大企业家的创业模式也黯然失色。一批反穿T恤衫的新富翁开始登上舞台。走在前面的是乔布斯，而乔布斯的前面还有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 。
　　布什内尔生于1940年，60年代进入盐湖城犹他大学工程系。暑假期间，在马戏团门口摆摊叫卖弹子球、口香糖等小玩意。穿着花里胡哨的T恤衫，细腿牛仔裤，长发蓬乱，一脸大胡子，恹恹的，绝对没有半点发迹的福样。晚上，他出现在学校机房，玩电子游戏“太空争霸战”，这种游戏让人上瘾。他明白，如果在计算机上开了装硬币的槽，那他很快便可成为百万富翁。但用400万美元的大型机干这事，无疑是用高射炮打麻雀。
　　毕业后，布什内尔来到加州，在安派克斯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由于无法用电脑玩游戏，也时时手痒。那种带硬币槽的计算机游戏机始终在他的大脑中盘旋。1971年，25岁的他耳闻目睹了惠普、英特尔的创业故事。而且集成电路的大幅降价，使他感到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这位摆摊人又想自己创业了，但有妻女，不敢纵身下海。于是，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便在狭小的家中设计他的游戏机。妻子给他500美元，作为创业投资，并让小女儿到楼上与姐姐睡上下铺，让出她的卧室当工作间。
　　1971年某日凌晨4点钟，他完成了第一台电子游戏机“计算机宇宙”。作为第一台商业电子游戏机，“计算机宇宙”成了一个划时代的技术奇迹。可因为它太奇妙了，奇妙得超越了时代的步伐，因而吓跑了顾客，结果只销售了2000台。但布什内尔是个真正的企业家，失败没有吓倒他，反而让他相信自己并没有走错路。
　　俗话说，谁低估美国人的智力，谁就会发财。布什内尔深知这一点。这次他决心设计出一个无需动脑筋的简易游戏机，就连小孩子和酒吧的醉鬼也能一玩就懂。这个游戏机叫“乒”，是一种电子乒乓球游戏。鉴于上次的打击，布什内尔决心谨慎小心行事，先代销之后再大批生产。他选择了一个酒菜馆，看是否有人来玩。那是年轻人常常光顾的地方，也是硅谷最古老的大楼之一。但一天不到，酒店老板就打电话向他抱怨游戏机坏了。经过短时间的检查，发现原来并没有坏，而是一加仑大小的钱盒已吃满了钱，造成了“堵塞”。一个全新的电子游戏机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
　　牛仔裤和背心

　　时机已到，布什内尔辞去了公司职务，就在500美元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公司阿塔里。这个名字取自日本棋类游戏“去”的本意，意思是“我要进攻你了”。“乒”旋即获得巨大成功，1972年11月装出了第一台游戏机，第二年销售了大约1万台，每台售价1200美元。1973年，阿塔里的销售额达到350万美元，74年就猛增到1500万美元。
　　桌上弹球机曾以华丽的造形、精灵般的跳跃成为奇迹，满足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娱乐渴望。如今它的末日到了，它的铃声和撞击声被电子的嘟嘟声取而代之。而且，台球、棋盘戏、乒乓球和纸牌等传统游戏全都黯然失色。人们把激情凝聚到屏幕、操纵杆和几个按钮键上。
　　电子乒乓球旋风席卷了美国几乎每间酒吧、娱乐场和大学俱乐部。布什内尔，这位硅谷最富有想象力的人物之一，一下子成了注目的中心。《生活》杂志称他为“硅谷的特德特纳”，他四十岁，*使孩子们着迷的办法赚得7000万美元。这个摩门教徒的后代，抛弃了该教的信仰，他尽情地享受。他的管理也相当松散，他的态度是“大家都是兄弟”。每一个新员工到来，他都要使劲与对方握手，并咧着嘴大笑。阿塔里的标准服装是牛仔裤和背心。公司休假聚会，有大量的啤酒，也可享用大麻。而且通常用公司女员工的名字，作为每一种有苗头的新游戏机代号。布什内尔对《幸福》杂志的记者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阿尔丽特。好家伙，她体态多漂亮，有最细的腰，我认为她是‘超乒’”。
　　这种管理风格也带来了混乱，但成功掩盖了许多缺陷。接下来生产的电子汽车赛游戏，是一场大失败——不但推迟了几个月，而且超出成本，使公司蒙受损失。布什内尔吃惊不小，为了自身利益，也为了电子消费的未来，他把公司一分为二。当他意识到自己作为领导人不够格时，就明智地从经营岗位上退了下来。这段时间，公司收益曲线重新上扬。1975年，阿塔里开始制造一种家庭电视机型的“乒”，西尔斯买下了第一年生产的15万套产品。结果从75年秋开始的3年内，近900家西尔斯分店共售出1300万套这类游戏机。
　　阿塔里跨入了黄金时代。1976年，年仅四十岁的阿塔里年收入已近1亿美元。持有一半股份的布什内尔开始抛头露面，尽情享受。他离掉了原来的老婆，同意《旧金山时报》拍下他在热气腾腾的浴缸中和一位漂亮女子在一起的合影。他还买了艘帆船，也起名为“乒”，在公司总部举办狂欢舞会，他与部下一起装扮成匪徒。
　　换穿三件套

　　诺伊斯发明的集成电路以及霍夫发明的微处理器还没来得及改变电脑市场，倒先把游戏机搞得无所不在，格外红火。无疑，游戏机成了PC业前夕的大热身。
　　阿塔里有一条十分简单的生产经，一台电子游戏机就是一份销售额。其设计生产过程也很简单，因此仿制起来也十分方便。那时候，所有搞电子游戏机买卖的人都赚了大钱。电子游戏机已从附属娱乐业发展成为一个大行业。市场竞争也逐渐激烈起来，要赚到钱，需要的不是吸一口毒品就昏昏沉沉的头脑。
　　1976年底，阿塔里虽如日中天，但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它对大公司咄咄逼人的吞并能力还能维持多久。阿塔里没有超过别人的资本，也没有足够的规模，加上布什内尔并不是一个铁腕式的人物，激烈的行业竞争已让阿塔里感到窒息。1977年，布什内尔与手下人已站不到一块。大堆大堆过时的游戏机开始压得公司气喘吁吁。许多游戏机本来就不该生产，因为它们永远也销不出去。
　　布什内尔几乎*着独自的力量创建了一个巨大的新行业，他的公司也成了淘金浪潮的中心。眼下，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公司，报刊不放过它，用户也人见人爱。他制造的是游戏机，没有环境污染，也没有腐蚀儿童牙齿，而是给人带来快乐，所以布什内尔是尽了力的。凭着他那种自我完善的天才个性，阿塔里成为本行业的佼佼者，但他没能控制这个行业的标准，更无法抗拒大公司的软硬兼施。
　　华纳公司常务副总裁吉拉德前后花了4个月时间，和布什内尔进行艰苦的谈判。中途布什内尔的前妻又杀进来，要从他那里分得一部分股份，打起了官司，这犹如火上浇油，使事情更加难办。直到1977年，一切才得以了结，华纳花了近3000万美元买下了阿塔里。布什内尔获得1500万美元，他在公司象征性地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脱身而去，有一种“在我走后，让洪水泛滥吧”的潇洒。
　　因为这时公司已积压了几百万美元的库存。这反而使他知名度提高了：这个古怪的家伙，从前是个贪玩而又信心十足的家伙，一个落后的加州工程师，却成了美国最大、最有名的公司之一的老板，揣走了千万美元，然后一路笑着离开银行。
　　但阿塔里并没有倒下，华纳派了一位职业经理来收拾摊子。三件套服装取代了牛仔裤和背心。公司仍以每年两三倍的速度增长。1982年，公司收入已增至20亿美元，但这是最后的辉煌，初期的创办狂热和乐趣已荡然无存。日本人的冲杀也使产业开始缺氧。而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反游戏机的运动，因为父母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吃午饭的钱都被电子游戏机给吃去了。
　　游戏人生

　　经过一段短暂的休息后，布什内尔又出山了，这回搞的是新的投资形式，公司名为比萨时代剧院系统。这是一种可供全家享受的娱乐中心。爸爸妈妈和孩子来到他的娱乐中心，要尝尝意大利比萨饼，在等待馅饼烤熟的20分钟内，孩子可以用免费代价币去玩游戏机，父母则在邻室休息，享受的可能是由一头肥硕的河马弹奏钢琴的表演，或一首机器人唱的歌曲。他们离去后，会留下几十美元的钱，而布什内尔又可微笑地走入银行。
　　布什内尔拥有这个公司的一半股份。另外还有一个儿童计算机营地、一个包租航空公司、一个微波零件公司、一家餐馆及一家高科技公司。将这些统统算上，布什内尔大约有7000万美元的家产了。他依然兴致勃勃，鬼点子频频，为此他给自己配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的任务就是专门说“不”，给布什内尔的种种狂热想法泼冷水。布什内尔已是一名大富翁，也是电子娱乐业的多面手、创业家。但他并没有忘掉游戏机。
　　1983年2月，阿塔里宣布两周内解雇1700名职工。这是硅谷有史以来数目最大的一次性裁员，引起了极大的批评。到10月，公司已损失5亿多美元。这个数字比当时硅谷6家最大公司的年利润还大。最令人头痛的还是布什内尔，不早不晚，这个时候象幽灵一样冒出来。这位腰缠万贯的富翁公开宣布，1983年9月30日午夜12点，他与阿塔里签订的不竞争协定到期，他就要卷土重来，再度生产游戏机。结果一家有20亿美元收入和几百种产品的公司，被一个拿不出真正产品，只是想生产游戏机，但目前还只是说说而已的人吓得半死。
　　正因为有了布什内尔，这个世界才不同于过去，孩子们也不同于过去了。1982年，电子游戏业收入达到80亿美元，超过了流行音乐(40亿美元)和好莱坞电影（30亿美元）。据调查，当时美国13岁～20岁的人有86％的人都玩过某种游戏。大约有800万个家庭拥有与电视机连接的游戏机设备。
　　阿塔里倒了，布什内尔的比萨时代也蒙受了几百万美元的损失，不久他又一次退出游戏机行业。显然，这一次是永远退出了。这位游戏机大王，完成了他的使命。硅谷的主角已经轮到了苹果的乔布斯和沃兹奈克。

软件艺人布莱克林
AppleⅡ的推进器

　　个人电脑的真正飓风是由AppleⅡ刮起的。而AppleⅡ成功的重要推进器就是VisiCalc电子表格软件。因为售价3000美元的AppleⅡ对家庭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但配备了电子表格的AppleⅡ，足以让人们把VisiCalc作为唯一的理由而购买AppleⅡ。从某种意义上说，AppleⅡ成了一台VisiCalc机器了。
　　VisiCalc是一个全新的应用软件，它与个人电脑刚好撞到一起，彼此成就对方，引燃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VisiCalc不但是Lotus公司的铺路石，而且还是它的指路灯，从此开创了个人电脑商用软件的历史。
　　VisiCalc的发明人是丹·布莱克林(Dan Bricklin)。布莱克林出生于1951年，与世界第一台商用计算机ENIVAC诞生于同一座城市——费城。1969年，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学习数学，但三年级转到了计算机专业。在学院期间他还在MIT的计算机实验室(LCS)工作，帮助设计在线计算器和APL语言的编制。1973年毕业后，布莱克林进入DEC，与人合作编制了DEC的第一个字处理软件WPS－8。1976年离开DEC后，布莱克林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伤心，编程已变得越来越容易，他相信今后没有必要有专门的程序员了，那时他就得失业。于是1977年秋，26岁的布莱克林为生计着想，决定进哈佛商学院以寻求新的职业生涯。他在哈佛分时计算机系统上用BASIC编写软件，进行财务计算。问题是，不同的题目就得重新编写程序，他开始思考能否用一种通用的计算模式来解决。
　　一开始他想做的是一套专用硬件，也就是比较高级的计算器。但当时硬件技术条件不具备。上课时，教授用大黑板来描述一些公司的产品规划。有些黑板，大到横跨好几个教室，被分割成许多行和列，然后用粉笔写上时间、材料、人力和费用等内容。每个单元都有一个二维的地址，而且与其他一些单元有关系。一个单元的数据改变了，相关联的框就得重新计算，这样擦擦写写、算来算去，实在是苦力活。而且一个地方算错，就会牵连到其他单元。因此电子表格从商学院中诞生，可谓合情合理。

VisiCalc诞生

　　布莱克林构想出他的程序，教产品和财会的教授都很欣赏，但教金融的教授则说大型机上已有财务分析软件，布莱克林的小软件没有前途。
　　布莱克林用一个周末的时间粗粗地做出了一个演示版本。是用BASIC写成，速度很慢，而且行列只能添满一屏。但它已经具备电子表格的许多基本功能。此时已是1978年初，AppleⅡ、Commodore PET和Radio Shack TRS－80等个人电脑产品都已问世，在市场上开始兴风作浪。但布莱克林还从未用过微机。他和MIT的老朋友富兰克斯顿(Bob Frankston)一起合作，成立了软件艺术公司(SA)，决定为AppleⅡ开发VisiCalc。当然并不是因为对AppleⅡ情有独钟，也没有什么技术考虑，而完全是因为他们联系的发行人只能借给他们AppleⅡ。
　　发行商是丹·弗莱斯特拉(Dan Flystra)。这个丹也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眼下在家里*卖微机的棋类游戏维生。他的公司叫Personal软件公司(PS)，可以说是最早的微机应用软件公司。那时微软的盖茨和数据研究的克尔朵(Gary Kildall)都专做操作系统和程序语言，他们还无暇顾及应用软件，由于他们的产品都属于系统软件，所以主要卖给硬件厂商而不是直接卖给零售商或最终用户。而弗莱斯特拉则是零售。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就只能自己摸索，在错误中学习。
　　弗莱斯特拉搬出厚厚的哈佛案例教材，寻找一个与微机软件行业相近的行业。他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图书出版行业。作者负责产品设计和完成，出版商负责生产、销售和市场宣传。照搬过来，也就是说布莱克林的SA公司负责VisiCalc及后续版本的开发，而弗莱斯特拉的PS公司负责软盘拷贝、印制说明书、打广告并将产品分销到各地。SA公司获得VisiCalc零售额的37.5%及批发额的50%的提成，当时这一比例显得挺公平的。但今天,在硅谷这类提成比例通常在15%左右。
　　布莱克林还在学校学习，于是两人决定分兵两路。布莱克林负责程序设计，设定功能和性能，富兰克斯顿则写实际的代码。当然从1963年就开始编程的富兰克斯顿也顺便加入一些自己的新功能。这一开发模式以后也成了业界软件项目开发的标准。

成功与失败

　　1979年，两人开发出VisiCalc第一个版本。他们用运行在小型机上的AppleⅡ模拟器编程，与微软的BASIC和CP/M操作系统的开发方式是一样的。两人的手头都很紧，由于晚上的机时费较便宜，而且也由于用户较少，机器反应也快，因此富兰克斯顿就在晚上工作。他们原计划在一个月内完成工作，但实际上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期间弗莱斯特拉已开始拿着预览版向零售商和苹果、Atari等公司展示游说。Atari很感兴趣，但还没开始销售计算机。而苹果的反应比较温和。
　　1979年10月，VisiCalc上市了，定价100美元。首批100份拷贝是在麻省的Marv Goldschmitt计算机商店出售。布莱克林亲自出马，为用户演示讲解。但销得很慢。毕竟这样的产品以前还从未有过。人们认识它还需时间。
　　当时负责苹果小企业市场的豪肯斯(Trip Hawkins)买来一份VisiCalc，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软件，对AppleⅡ的成功将十分关键。他不希望VisiCalc出现在竞争对手的机器，包括即将推出的IBM的PC上。因此他想拿出价值1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买下这个产品。他跟弗莱斯特拉谈过后，去向上司马库拉汇报，但马库拉却说：“不行，太贵了！”结果，大馅饼擦肩而过。
　　很快，VisiCalc成为最畅销的软件。到1983年，销量已达每月3万份。此时弗莱斯特拉的公司已改名Visicorp。当年，就要给布莱克林两人付约1200万美元。弗莱斯特拉有一种大出血般的心痛。37.5%的提成比例的确太高了。弗莱斯特拉想重新修改协议，但他很难有力量改变这些。布莱克林和富兰克斯顿都是程序员出身，遵循的是严格的编程规则，当然不可能轻易放弃利益。但根据合同，弗莱斯特拉却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布莱克林折腾，让他们将VisiCalc应用到各种不同的计算机平台上。因此VisiCalc的版本极多。
　　布莱克林的最大损失就是他没有为自己的电子表格申请专利。在1979年时，软件还只有版权，无法申请专利。直到1981年5月26日，程序员帕尔才为自己的SwiftAnswer申请到世界上第一个软件专利。对布莱克林来说，为时已晚。
　　当VisiCalc针对IBM PC的版本实际上是从Radio Shack TRS－80计算机的版本中改编的，而这个版本又是从AppleⅡ的版本改编的。因此产品性能自然不佳。此时VisiCalc已经两岁，有点过时。比如IBM PC有640K内存可利用，但VisiCalc仍运行在64K内存下，因此缺乏竞争力。
　　VisiCalc的缺陷为卡泊尔(Mitch Kapor)创造了极佳的条件。卡泊尔潜入Visicorp公司，学会了软件生意。他为弗莱斯特拉(任产品经理，负责新产品的选定和推广。因此卡泊尔对市场了如指掌。当IBM PC一出来，卡泊尔就知道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他马上回到波士顿，创办了Lotus公司，为IBM PC开发电子表格Lotus1－2－3。同时还挖走了富兰克斯顿，让他担任Lotus的首席科学家，并投入大约100万美元用于广告宣传，准备在第一年销售400万美元的Lotus1－2－3。结果，1983年上市，第一年就达到5300万美元。1984年升至1.57亿美元，迅速超过VisiCalc，并将它置于死地。
　　与此同时，SA与VisiCalc开始陷入一系列诉讼与反诉讼之中。1985年春，卡泊尔与布莱克林在航班上偶然相遇，两人一谈，就达成协议，将SA卖给Lotus。VisiCalc从此消失。

艺术至上

　　千真万确，是电子表格VisiCalc将PC从业余爱好者手中的玩具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商业工具，独立地改变了PC业的发展方向。布莱克林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一家公司，而是整整一个软件产业。虽然他发明了产品，但却是卡泊尔将这个产品变成了亿万财富，并成为电子表格之王。对此，布莱克林倒是非常坦然，他说：“虽然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发明而致富，但我感到自己已经改变了世界。这种满足是金钱所无法买到的。”
　　“VisiCalc引发了真正的PC革命，它极大地激励软件开发者，并且从此宣告了PC的合法化。”卡泊尔也很坦诚，“Lotus1－2－3的设计受到VisiCalc的极大影响。它设定了标准，我们不过是加以完善。我认为他是业内真正的超级天才之一。”
　　卡泊尔购并了布莱克林的公司，确保了Lotus1－2－3的合法化。布莱克林成为Lotus公司的顾问，但不久，就在1985年底他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软件花园(SG)公司。卡泊尔也成了他的朋友，此后为布莱克林的好几个项目出资支持。
　　从早期的软件艺术(SA)到软件花园(SG)，公司的名字也反应了布莱克林的个性。他是一个将软件视为艺术的人。VisiCalc的早期版本，其代码只有16KB。其中包括操作系统、屏幕缓存和数据处理。“我们还有足够的空间用于计算”头发花白的布莱克林一谈起这个产品，还是忍不住有一丝自得。的确，16KB代码就改变了一个产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SG的第一个产品是Demo Programm。售价75美元，使程序开发人员在写完程序之前，就可通过它显示软件的功能。这是商业软件开发的一次突破。1992年他还担任了另一家Slate公司的副总裁，开发笔输入软件。但他超前了十年。最近他推出的Trellix，可使互联网文档的管理变得极为方便。
　　这些软件显然都不是摇钱树，但都是“艺术品”。充满了创新和灵气。在当今软件产品越做越大，越做越复杂的趋势下，布莱克林的软件，如OverAll、AtHand、TimeLock等仍然以精巧取胜。“产品是我的生命。我喜欢探索计算机应用的新方法。如果这个行业还有新的东西待发现，我虽不能找到全部，但我可以发现其中的几样。”

网络时代的爱迪生　比尔·乔伊
比尔·乔伊(Bill Joy)，44岁，Sun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公司的“技术哲人”，负责公司研究与开发。这位二十年前的编程奇才，始终在创新的第一线推波助澜，并且是技术新时代奠基人。人称他是硅谷最聪明的人，被《幸福》杂志称他为“Internet时代的爱迪生”。他与比尔·盖茨堪称当今IT业的双臂。不同的是，盖茨以超级财富来证明自己，而乔伊则*技术创新赢得声誉。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两位比尔恰恰是两条战壕里的生死对头。

出手不凡

　　“比尔很小的时侯，就想知道任何事情的任何方面，甚至包括许多他还不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们尽其所能回答他的问题，如果答不出，就只能给他一本书。”比尔的父亲威廉·乔伊说。他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为商业教授和股票经纪人。
　　1954年乔伊生于密歇根州，是长子。3岁时他就开始阅读，4岁进入幼儿园，5岁就开始做高等数学作业，然后开始频频跳级。由于他比同班同学小许多，因此他父亲很担心他在社会阅历方面的不足会影响他的发展。但他看起来很快乐，就这样“飞”过了学生时代。13岁时，他曾花了一个晚上就记熟了元素周期表，15岁时就从学校毕业了。
　　在密歇根大学中，他邂逅了计算机，那是在课外时间，他给一位教授打工。这位教授正在实验多处理器的平行超级计算机。当他要上研究生时，三个计算机科学的发祥地都录取了他：斯坦福、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伯克利大学。
　　乔伊的选择显示了他的精明。他选择了伯克利，不是因为学费便宜，也不是因为那是反越战抗议的温床(当时是1975年，乔伊并不关心政治)。“我去伯克利是因为三所学校中，它的计算机设备最差，我想这使我更能发挥创造才能。”
　　技术领域第一次意识到乔伊的才能是在他进伯克利不久。他和几位计算机系的同学在DEC的计算机上摸索，为Unix操作系统修理“Bugs”。他们将“补丁”汇编在计算机磁带上，开始为其他大学提供拷贝，每份要价50美元。
　　当时计算机文化刚刚萌芽。这种谋利行为显然还十分古怪。当时唯一能够得到的个人计算机，就是邮购的Altair套件。计算机爱好者们为了使用计算机，常常到大学里去“乞讨”上机时间。1976年，伯克利购买了另一台DEC的机器，是最新的VAX。不久，乔伊就和他的伙伴们开发出自己的Unix版本。这比他早期的“产品”要精美得多，乔伊将价格涨到了300美元。虽然每套系统价格在20万美元以上，但VAX很快成为大学研究所最热门的产品。一种省钱的办法就是从DEC购买没有软件和磁盘驱动器的裸机，而从第三方获得较为便宜的软件和外设。乔伊很快成为闻名全系的最聪明的企业家。他还写了一份题为“如何购买VAX”的指南，在各计算机中心广泛流传，其中就有如何省钱的内容。
　　1978年，乔伊的Unix小组击败DEC的编程人员，夺得了五角大楼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ARPA)的合同，乔伊才开始意味到自己的价值。这个合同就是开发软件，使VAX机能够联到ARPA的网上(也就是后来的因特网)。这使乔伊改变了过去小打小闹的作法，开始认真学习和完善网络软件协议。这些协议在Unix中经常要使用。
　　显然伯克利Unix的成功，肯定会让计算机业有一天来敲开乔伊的门。这一刻终于出现了。1982年，刚刚从斯坦福拿到MBA的科斯拉(Vinod Khosla)，带着他的同学麦克尼里(Scot McNealy)以及另一位斯坦福电气工程的高才生安德烈斯(Andreas Bechtolsheim)，来到乔伊拥挤的办公室。科斯拉打算开一家公司，来推广安德烈斯的一项发明：廉价但功能强劲的台式机，名为斯坦福大学网络(简称Sun)工作站。
　　虽然安德烈斯的工作站正是他梦想中的机器，但触动乔伊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急转弯的机会。因为当时他正十分苦恼，一方面，学校对他蒸蒸日上的Unix业务加以限制，使他连办公室也无法扩大。另一方面他的博士论文进展缓慢，虽然已经攻读了六年。所以在几周内，他就同意与他们合作了。
　　虽然工作站领域的竞争已十分激烈，但Sun公司还是一夜走红，迅速崛起。它生产的工作站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快的，但却最便宜，而且设计卓越，可*性好。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乔伊的Unix软件。不久，该软件更名为Solaris。在六年内，Sun的收入就跨过了10亿美元的大关，这至今仍是硅谷的记录。
　　成功为乔伊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富。1986年，Sun公司上市，乔伊的股票当时就价值千万美元以上。“这笔数目看来我花不完了。”他回忆道。
　　但是他的聪明这一次失算了。他看到当股票经纪人的父亲手下的不少客户都损失惨重，因此没几年他就卖掉了大部分股票。也就是说他再也没法享受未来亿万元的利润。如今麦克尼里的股票价值已达10亿美元以上，而乔伊的股票几乎少到难以进入公司的股东档案中。当然，乔伊也不是穷光蛋。他与硅谷最有名的KPCB风险投资公司的多尔(John Doerr)关系非常好。近几年，有许多利润滚滚的基金会都拉乔伊入伙。别人问他究竟有多少钱，他的回答是：“比大多数人的猜测要少，但比我所需要的要多。”

小镇修炼

　　作为公司首席科学家和技术主管，乔伊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在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要开始面对各种杂事，比如会议预算，同意或否决研究项目，雇人和解雇人，平息内部争斗，当然还有大量的会议要他去暖暖椅子。他已经为公司建立起网络和Unix软件的标准。他想着手芯片设计，当然这个项目并不理想。
　　他想离开硅谷到旧金山或许有帮助。于是他在旧金山买下一套公寓。但一切无济于事。1989年10月旧金山发生大地震，也震醒了他：也许又得来个急转弯了。他急切地想远离硅谷，到偏僻的小镇去，给自己更多自由的时间。麦克尼里对此没有加以反对。乔伊和一小队研究人员很可能在公司毫无影响，实际上，他走后，影响反而更强了。他是Sun无可争议的技术哲学家，最佳的例子就是Java。虽然他本人并没有亲自编写，但这是他80年代中期的主意，并配备了最优秀的程序员来设计。原先名为Oak，想用在交互电视上。因为乔伊认为有了它，消费电器和便携设备就可方便联网。
　　Oak有些超前，交互电视也失败了。大受打击的Oak小组都分散到别的项目中。但1994年，因特网开始爆炸性崛起，乔伊认识到Oak正是让互联网更具交换性的理想技术。在Aspen，他有充裕的时间来为Oak规划技术和市场策略。接下来的故事已在业界反复传诵：Java如野火般燃起，连死对头微软也不得不接受它。Sun专门设立附属公司来推广Java；IBM有1000余名编程人员为Java工作；KP公司投资1亿美元支持Java应用程序的开发；大学纷纷开办Java编程课；乔伊也成了Java的代言人。
　　“Java表明，即使一个小小的比尔也能推动你的公司大大前进。因为在问题与洞察力之间，他总能找到最短的距离。”谢米德(Eric Schmidt)说。最近，他将乔伊拉进了Novell的董事会。“如果你能得到比尔给你的洞察力和见识，你就能节省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乔伊最新的成就是Jini。这主要源于他的家庭影院系统出现的问题。他想将计算机之外的更多设备联接起来。Jini可使包括打印机、电视、CD机、数码相机等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联到网络上，甚至包括手机、PDA等无线通讯设备以及使用Java芯片的各种装置。Jini包含有Java写成的简单程序，可以使任何联网的小装置实现自己的功能，并且由其他设备来使用它。Sun已联合了索尼、飞利浦等消费电子巨头以及施乐等外设厂商。第一批具有Jini功能的打印机、硬驱等外设将于年内问世。而Jini最激动人心的应用还是在无线通讯中。
　　比起其他由他“培养”的技术来，乔伊对Jini格外钟爱并为之骄傲，因为它能为普通百姓简化网络的应用。Jini是乔伊率领的约40人的开发小组，在马萨诸塞州完成的。“这很好地说明了，在硅谷以外工作，并不意味着你就此完了。”

他并非闲云野鹤

　　显然乔伊不喜欢“流放”这个词。但乔伊的确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工作的。十年前，他离开了公司总部，来到Aspen小镇，建起他自己的研发实验室(Aka Sun Aspen Small Works)。实验室更具私人性质，没有多少人。因为乔伊想做小东西，对Sun公司不重要的东西。重要的事情可由公司2万多名员工去完成。
　　起初这小队人马出台了“4MY”计划，内容涉及微芯片设计、网络理论等。后来，Aspen又成为长期项目Java受挫时的避难所。这里与世隔绝，远离尘嚣。“我们处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是公元900年，中世纪的计算机技术，除了网络，就没有更好的东西了。”除了盖茨的Windows仍在拼命复杂化外，Ted Nelson的Xanadu，施乐PARC的Smalltalk，以及David Gelernter的Linda等项目，都要建立全新的系统，乔伊也要为网络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以改变现今网络的复杂和混乱。
　　[预告：阿伦·凯是Smalltalk面向对象语言的发明人之一，也是面向对象编程思想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笔记本电脑最早的构想者和现代Windows图形用户界面的建筑师。在技术天才篇之六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这位PC革命的预言者]

微处理器之父 特德·霍夫
计算机产业的腾飞借助于三项最重要的发明，一项是贝尔实验室肖克利等三人发明的晶体管，一项是诺宜斯和卡尔比发明的集成电路，另一项则是特德·霍夫(Ted Hoff)1971年发明的微处理器。与前两项产品的发明者不同，霍夫既没有享受到巨大的财富，也没有因此获得什么特别的荣耀，迄今这位发明人还未得到公众的充分认识。但是霍夫的发明如此重要，使他可以无愧地跻身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
　　对于自己的成就，霍夫一向保持着低姿态。因为一种不为公众所瞩目的形象更有助于他继续从事新产品的开发。当他在叙述发明微处理器过程的细节时，就像是一名学生在向老师汇报他刚刚结束的暑假活动。但这种谦逊的态度并不能改变这项发明的意义。
　　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将霍夫称作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最有影响的7位科学家之一”。1978年，他被提升为英特尔研究员(至今一共只有两个人获得过类似的称号)。这意味着，他在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主要研究多种开创性的技术问题，他喜欢这类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完成微处理器之后，他又着手研制一种语言识别装置，可复制人类的语言，它是以英特尔“2920型”为基础的。霍夫和他的两位同事获得了“2920型”的专利，这是霍夫的第14项专利。霍夫认为自己占了天时和地利之便：“如果我们没有在1971年发明4004微处理器，那么别的什么人也会在一两年里发明它。”
　　1982年底，霍夫宣布他将离开自己工作了14年的英特尔，这震动了整个IT业。他说他需要变换一下工作环境。他接受了硅谷另一家公司阿塔里(Atari)的聘请，担任公司副总裁，负责研发。因为Atari有志将计算机推向家庭，而消费市场则正是霍夫最感兴趣的领域。但这步棋没走好，1984年7月，也就是他加入18个月后，该公司就被卖掉了。霍夫便开始从事一些独立的咨询和研究工作。他将加州森尼韦尔家中的车库改装成实验室。他说在车库里就可以建成几乎任何想建成的东西。

二

　　1937年10月28日，霍夫出生于纽约州的罗切斯特。他在市郊的北奇利村附近长大。他的启蒙教育始于只有一间教室的乡村学校,一名教师要分别教7个年级的13名学生。父亲在通用铁路信号公司工作，是电气工程师，也是使他从小对电学产生兴趣的启蒙人。霍夫的叔叔是位化学工程师，他送给年轻的霍夫一套化学实验设备，并给他订了《大众科学》杂志，使霍夫在孩提时代就对科学产生兴趣。他曾有一本《联合收音机目录》，爱不释手，从此开始学习电子学。上中学时，更对这门课情有独钟。
　　1954年，霍夫进入纽约州特洛伊的伦塞勒综合工学院攻读电子工程。大学期间每年暑假都到通用铁路信号公司的电子实验室做技师。对电子磁道电路的部分设计提出了多项改进意见，所以他的名字也登上了两项专利证书。1958年，他以获奖论文“晶体管中的电流转换方式”获得学士学位。他久闻F·特曼教授的大名，因此报考了斯坦福大学，在这里获得了电子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时又获得了两项专利。
　　读本科时，霍夫很少接触计算机，只选修过一门计算机课程。在斯坦福大学期间，他对模式识别和图像处理最感兴趣。因此毕业后作为副研究员留在斯坦福大学，又与论文导师一起获得了一些专利。
　　在从事十年学术研究后，霍夫创业欲望开始蠢蠢欲动。“我需要就某种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思想进行开发工作。在这种时候，最大的捧场莫过于别人为你的这个打算出钱。”1968年，英特尔刚刚成立，正在搜罗研发人员。斯坦福大学的人竭力推荐霍夫，但英特尔首先看上了IBM的一位工程师。这位仁兄留恋纽约州，不愿西行。后来他们又想聘请仙童的一位工程师，但人家也谢绝了。诺宜斯这才拿起电话，将这位公司的未来吉星请进大门。

三

　　霍夫负责英特尔研发工作，在一间很小的实验室工作，还和另一位同事合用。房间堆着联碳公司的一盒盒元件，又占去了一半空间。当时公司研究重点是半导体存储芯片。1969年6月20日，日本商事公司的一组工程人员从东京到硅谷，来见霍夫。他们想让英特尔设计一些特殊的芯片，用于计划中的合成计算器。不巧，霍夫去太平洋的塔布堤岛度假了。
　　休假归来，日本的工程师们还在等着他，日本人提出了一套六种极其复杂的芯片设计方案。这种设计对当时的英特尔来说太复杂了。
　　霍夫书桌旁是一台DEC的PDP－8型小型机。过去他曾设想把一台计算机放在一个芯片上，如今这个想法又浮现出来：“我凝视着PDP－8型计算机，凝视着商事的设计方案。我纳闷，他们这种计算器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霍夫的灵感来了，他设计出世界上第一个微处理器，把CPU的所有功能集成在一个芯片上，把两个存储芯片附加上去,一个存储数据，另一个装有驱动CPU的程序。这样不但使计算器变得简单，而且成本也大为降低，但商事公司对这一设想不以为然：“离远点，别打扰我们。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这件事上，诺宜斯坚决支持霍夫。几年前，诺宜斯就曾预见微处理器的可能性。在六十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他曾预言将会诞生一种装在一个芯片上的计算机。当时一位持不同观点的人说：“天哪！我肯定不希望我的那台计算机会丢失在地板的一个小洞里。”诺宜斯笑道：“你完全搞错了。因为你的书桌上有一百多个计算机呢，丢掉一个算什么。”
　　当时业内普遍认为设计大型机才是大有可为的领域。然而，霍夫另辟蹊径，他说服了刚从仙童公司跳槽的斯坦·麦卓尔与他合作，共同研制。“真正的关键不一定是组件的数目，而在于组织、结构概念。你拿来一台通用计算机，并把它造在一个芯片系统上。”霍夫的突破就是对芯片组结构的设计，芯片本身由公司另一位工程师费金制作。
　　1969年10月，霍夫的微处理器与商事的方案一同送到公司总部。霍夫尽力为他的作品进行辩护。商事的经理被说服了，双方签署合同，规定由商事独家享用霍夫设计的这种微处理器。霍夫设计的结构由费金在硅片上实现。1970年春，他确定了芯片的大小和晶体管数目。1971年1月，第一个真正可以运转的微处理器出世了。定名为“4004型”。第一个“4”是指以4位为单位的设计思想，后一个“4”是指由英特尔制造的第4种专用芯片。
　　这时，计算机终端公司也找上门来，也要为他们生产一种专用芯片。于是霍夫和麦卓尔设计了一种比4004型更强大的微处理器，称为“8008型”。这是第一个真正的微处理器。

四

　　1971年初，4004芯片送到商事公司，立即遭到拒绝。当时计算器市场大面积削价。这个一年前签订的合同现在看来太破费了，商事要求重新协定价格。霍夫听到这一消息，就对公司销售部的人说：“谢天谢地！你们要从商事那儿要回将‘4004型’卖给其他客户的权利。”为降低价格，商事同意放弃它对4004型芯片的独享权。
　　但英特尔销售部并不认为微处理器是一种有销路的产品，他们认为不值得花代价生产和推销。因为此前4004没有公布于众，还没有什么市场需求，霍夫等人不断催促。“我们每个月都向他们提出这个要求，但他们每次商议的结果都是——暂不公布。”最后曾在TI任职的格尔·贝克出任销售部主任，态度才积极起来。
　　1971年，英特尔终于在《电子新闻》上刊登了4004型芯片的广告：“一个集成电子新纪元的到来——能把一个微型程序控制计算机放进一块半导体芯片。”但电子行业对4004型反应谨慎。秋季Comdex上，一位顾客说英特尔胆大妄为，竟敢声称把一台计算机放进一个芯片上，麦卓尔给他看了芯片，他才很勉强地同意这玩意可以叫计算机。
　　1972年中，霍夫和麦卓尔出差三周，巡回到一些公司举办讨论会。人们最常向他俩提的问题是：“如果坏了，你们怎么修理它。”人们无法想像计算机竟然也可以像电灯泡似的，用坏后一扔了之。还有的顾客冷言嘲讽：“你们怎样确保它是在工作呢？”
　　的确，要让人们接受微处理器概念绝非易事。1972年，技术报刊才首先注意到它。1978年初，电子学杂志才开始登满了介绍这一奇迹的文章。越来越多的公司追随英特尔推出“纸老虎”产品，市场十分混乱。“人们习惯认为计算机是一种巨型而昂贵的装置，因此一定要保护它，看守它，小心对待它，高效率地使用它，才合算，才值得。”
　　1972年3月，也即英特尔公布4004型后4个月，TI公司也推出8位的微处理器，两家公司产生了争执。最后，是英特尔获得了专利。但霍夫说：“我并不认为一旦为微处理器申请了专利后，就可以声称拥有了微处理器的一切。”
　　霍夫等人继续加以改进。1973年8月，“8080型”问世。首次使用了MOS(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工艺，8080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微处理器之一，这也是第一个真正的通用微处理器，是20世纪最后25年里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公司销量扶摇直上，最初售价360美元。但批发价大约只需25美元，这也是真正推动微机市场的产品。这股热潮首先来自阿尔泰，后来的主角则是苹果。霍夫说：“我对微处理器在个人计算机中的应用也感到非常惊讶。我没有想到人们会仅仅为了业余的爱好而买微机，随着影像游艺机的发展，个人计算机成为人们又一种娱乐工具。任何一位发明家如果能够创造出什么来提供给人们娱乐，他就能获得成功。”1969年，霍夫研制第一种微处理器时，很难把程序员吸引到他的研究组来。因为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到大型机上。但如今每天都有程序员迈进霍夫的房间，要为微处理器编程。
　　霍夫也看清了这场革命的影响：“我们将处于一场革命之中，它将持续50～100年。今天的年轻人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对计算机不再感到害怕，他们将把计算机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 因特网的四位［父亲］ 》

仅有30年历史的Internet，时间虽短，谜团甚多。“因特网之父”就是另一个众说纷纭的疑点。因特网究竟有几位“父亲”呢？

　　Internet三十年诞辰纪念盛典，会议组织者干脆一并请来四位曾被媒体称作“因特网之父”的杰出人物——雷纳德·克兰罗克（Leonard Kleinrock）、拉里·罗伯茨（Lawrence G. Roberts）、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文特·塞尔夫(Vinton Cerf) ，郑重其事地为他们合影留念，让这一珍贵的镜头，永远定格在互联网络的史册中。（照片从左至右为：塞尔夫、卡恩、克兰罗克和罗伯茨）

　　《今日美国》杂志对此发表题为《荣誉归于谁——四位不同的祖先》署名文章，文章评论说：“虽然在因特网建立过程中，他们全都担任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谁最适合戴上‘因特网之父’的桂冠至今尚无定论。”

　　第一位“父亲”，雷纳德·克兰罗克，为阿帕网第一节点远程通讯试验亲自“接生”的UCLA教授。本报在《互联网诞生》一文中有详细介绍。

　　第二位“父亲”，拉里·罗伯茨，Internet前身“阿帕网”（ARPANet）项目技术负责人，无可争议的“阿帕网之父”。1938年出生的罗伯茨，父母均为耶鲁大学的化学家。他早年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从学士、硕士直到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在林肯实验室担任高级研究员，*自学进入计算机领域，继而成为行家里手，甚至为TX－2电脑写作了操作系统和分时系统。

　　有趣的是，罗伯茨是受到“勒索”后，才被迫前往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ARPA）任职的。1966年，ARPA信息技术处处长（IPTO）鲍勃·泰勒申请到100万美元经费实施联网计划，多次上门请他“出山”。屡遭拒绝后，泰勒向ARPA署长赫兹菲尔德求援：“你不是掌握着林肯实验室的经费吗？难道你就没有办法让拉里来为我们工作？”赫兹菲尔德听后立即拿起电话，不一会儿就笑着回答：“让我们等着瞧吧。”

　　罗伯茨迫于无奈出任ARPA联网计划技术负责人，果然不负众望：1967年他提出了阿帕网的构想，正确地为阿帕网选择了“分组交换”通讯方式；1968年，他提交了一份题为《资源共享的电脑网络》 的报告，提出首先在美国西海岸选择四个节点进行试验；他领导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协同攻关，最终导致了“天下第一网”阿帕网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进入网络时代。

　　第三位“父亲”，罗伯特·卡恩，阿帕网总体结构设计者，对因特网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天才科学家。1938年出生于布鲁克林的卡恩，在纽约城市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后，接连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助理教授。1969年，BBN公司承揽了阿帕网“接口信息处理机”（IMP）项目，卡恩第一个参加IMP小组，并且担任最重要的系统设计任务。IMP就是今天网络最关键的设备——路由器的前身。

　　1972年，卡恩前往ARPA协助罗伯茨工作。当年10月，在卡恩主持下，美国各地四十台电脑通过网络互联，向国际电脑通讯大会（ICCC）展示了阿帕网的成功，互联网络从此走向了世界。此外，1970年，卡恩设计出第一个“网络控制协议”（NCP），即网络通讯最初的标准；80年代中期，他还参与了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的设计， NII后来被我们称之为“信息高速公路”。然而，罗伯特·卡恩对因特网的最大贡献，是与第四位“父亲”共同完成的。

　　第四位“父亲”名叫文特·塞尔夫，当年斯坦福大学电子与电脑工程系助理教授。1943年出生在洛杉矶的塞尔夫，因早产造成听力缺陷，助听器伴随了他的一生，成名后曾写过一篇《一位有听觉缺陷的工程师自白》 的论文。有趣的是，他的夫人也有听力障碍， 两人平时说话都大声嚷。后来，塞尔夫考进了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主修数学，但很快迷上计算机，导致他后来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有幸在克兰罗克手下参加了第一台IMP的安装调试，经常与卡恩一起工作并结为密友。

　　1972年ICCC大会决定成立国际网络工作组，计划以阿帕网为基础连接全球大大小小的网络，文特·塞尔夫当选为工作组主席。他与卡恩绞尽脑汁地思考网络规则，不约而同地想出一个术语“协议”（Protocol）。1973年年底，塞尔夫和卡恩合作完成了著名论文《关于分组交换网络的协议》，俩人用掷硬币的方法决定排名先后，结果塞尔夫的名字排在了前面（这也造成他被媒体更多地承认为“因特网之父”的原因）。由塞尔夫和卡恩首先提出并逐渐完善的网络规则，即两个关键协议：IP（Internet协议）和TCP（传输控制协议），合起来叫TCP/IP。就像闪电划过太空，正是TCP/IP协议，标志着Internet正式诞生

《 英特尔共同创始人：戈登.摩尔 》
已经70岁的戈登·摩尔(Gordon E.Moore)可以从容地享受荣誉和财富的到来。作为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地位已无人可居其右。比他更出色、地位更高的另一位创始人，鲍伯·诺伊斯死于1990年，如今他安静地在公司大厅内1.5米高的黑白照片里微笑着。格罗夫虽登上了《时代》风云人物，但论成就和财富，也只能望其项背。
　　摩尔作为公司的名誉主席，仍然每周工作三天，他的影响力仍弥漫在这家利润最高的公司之中。当然，摩尔也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扛一根钓竿，到硅谷港区钓鱼，享受宁静的晚年时光。摩尔拥有英特尔公司9000万股股票，财富达到了100亿美元左右，虽难以与盖茨争锋，却一举击败了前几年最为风光的拉里·艾里森，成为加利福尼亚的首富。
　　摩尔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工程师，但是人们提起他，并不是因为这个，也不是因为他的财富和职位，而是因为他34年前提出的“摩尔定理”。它最早出现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极不起眼的文章里，但却像一股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统治了硅谷乃至全球计算机业整整三十多年。这个定理指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每隔一年半左右就会增加一倍，性能也提高一倍。
　　英特尔正是在摩尔定律的指导下，冲破层层技术难关，逐渐脱颖而出，并走上光明前途。至于整个计算机产业，则跟随英特尔而走。

早年生活

　　1929年1月3日，戈登·摩尔出生在加州旧金山的Pescadero，距离旧金山以南50英里，是一个邻海的小镇。父亲17岁时因祖父早逝而退学养家，担任该县司法长官的帮办。母亲仅中学毕业，家庭环境并没有给他的成长带来多少好处。十一二岁时，他忽然对化学产生了兴趣，立志要当一名化学家。当时邻居的孩子有一个独特的圣诞礼物：一个化学装置。里面有许多真正的化学试剂，可制造炸药等许多东西。摩尔经常去找邻居的孩子，私下里想玩玩那些试剂。这项爱好成全了他日后的远大理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在学校，摩尔的聪颖很快显露出来。但他并不是书呆子，比起做作业，他更愿意在运动上多花时间，“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高中，所以对我的今天，很多同学多少还有点奇怪，那时我并不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中学毕业后，摩尔如愿以偿，考入计算机重镇——加州伯克利大学，学习他向往已久的化学专业。1950年，摩尔获学士学位，继续在加州工学院深造，1954年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这无疑是摩尔家族始料不及的荣誉。
　　摩尔曾想在家乡附近的西海岸，过平静的学院研究生活。他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两年漫无目的的研究工作，改变了他的思想。当时他的研究方向是观察红外线吸收性状和火焰分光光度分析。不久研究小组因两个上司的离去而名存实亡。“我开始计算自己发表的文章，结果是每个单词5美元，对基础研究来说这相当不错。但我不知道谁会读这些文章，政府能否从中获得相应的价值。”

仙童经历

　　摩尔准备放弃不着边际的基础研究，这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走访了几个地方，包括科弗莫尔实验室。十分凑巧的是，晶体管发明人肖克利正在招兵买马，他获准查阅利弗莫尔实验室申请职位人的档案。在那里，肖克利发现了摩尔。他想在加州建一个半导体公司，正需一个化学家。对摩尔来说，肖克利之名更是如雷贯耳。
　　1956年，摩尔加入肖克利设在望山的实验室。与另外七位优秀人才组成了前所未有的天才大集合。但肖克利虽是伟大的科学家，却是最不称职的老板。家长制的作风以及散漫的管理使八位年轻人难以忍受。不久就背叛而去，时称“叛逆八人帮”。摩尔自然是帮中一员，从此踏上了创业之路。
　　1957年9月，“八叛逆”手拿《华尔街日报》，按纽约股票栏目挨家挨户寻找合作伙伴，他们决定在三十五家公司中寻找。但这些公司理都不理就拒绝了，倒是仙童公司正对技术产生兴趣，将八个人一锅端了，创办了极具神话色彩的仙童半导体公司，诺伊斯担任总经理。
　　摩尔开始是技术部经理，后执掌研发部，从事的是肖克利实验室搞过的2N692双扩散晶体管项目。摩尔和赫尔尼负责扩散工艺。仙童提供150万美元的资金，生产硅晶体管。公司设立两个小组，探索最佳结构，最后摩尔领导的小组因生产率高而获胜。摩尔直接向诺伊斯报告工作，进一步促成了未来共同创业的志向。

独特的个性

　　摩尔的长相和个性与诺伊斯完全不同。诺伊斯身高1.77米，头发乌黑，而摩尔身高超过1.8米，头顶光秃。在每次晚会上，诺伊斯都是热情奔放，全身心投入——饮酒、唱歌、耍弄花招，施展谋略，而且从不认输，敢于迎接任何挑战。而摩尔总是同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围坐桌旁，轻声细语地闲聊。摩尔的性情相当沉着、平静。他有两大爱好：一是在岸边执竿垂钓；一是在湖上划船游憩。
　　但在科研工作上，摩尔各方面都同诺伊斯一样，是个伟大的工程师。在解决技术问题方面，他是个奇才，手中握有诀窍。如果你遇到一个难题，他看来可能有五六种解决方案，大多数工程师会浪费大量时间去一一探索，然后逐个淘汰那些不可行的办法，但摩尔决不会这么做，他所选定的那一种探究问题的途径，往往是效果最佳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还是个迷，他自己也说不清。在为他人答疑解惑方面，摩尔颇有传奇色彩。很多人都发现，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摩尔15分钟的启示，比他们几个月独自无援的苦战更有效果。摩尔还擅长倾听别人的意见，并作出判断。1968年，有记者问摩尔，为什么他会和诺伊斯创建一个新公司，摩尔的回答是，他俩想再体验一下在迅速发展的小公司中奋斗的刺激性。

创办英特尔

　　仙童半导体起飞了。1960年，“八叛逆”忽然发现每人拥有25万美元的公司股票了。对这帮科学家来说，无疑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但是，喜悦没延续多久，公司就开始“地震”，人心浮动，经营失控，以往团结一致的整体开始涣散。
　　诺伊斯回忆道：“记得我站在公司的前院跟戈登·摩尔说话。我告诉他，我将从仙童辞职。他也许是公司里与我最亲近的人，我指的是，他曾是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共同创始人，我觉得应该将这事告诉他。我们就此事商谈，诸如‘你打算做些什么’，推测这一领域的下一件大事是什么。那时我们就意识到，也许我们合伙共事一定会很有意义。”1968年8月，诺伊斯辞职。一个月后，负责研发的技术天才摩尔也追随而去。同行的还有当时尚没有什么名气的格罗夫。
　　三人一致认为，半导体最具潜力的市场是存储器芯片。这一市场完全依赖于高科技，你在一个芯片上放尽可能多的电路，谁的集成度高，谁就是这一行业的领袖，就能创造奇迹。三人首先拜访“风险资本家之王”阿瑟·罗克。他是当年最早帮助创建英特尔的人。起初，摩尔担任执行副总裁，1975年成为公司总裁兼CEO，1979年，更成为公司主席兼CEO。其中CEO的头衔保持到1987年，主席一职保留到1997年，接替这些职位的就是格罗夫。 摩尔定律 　　1965年，有一天摩尔离开硅晶体车间后坐了下来，拿了一把尺子和一张纸，画了个草图，纵轴代表芯片的增长情况，横轴为时间，结果是很有规律的几何增长。这一发现发表在当年第35期《电子》杂志上，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文章。这篇不经意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半导体历史上最具意义的论文。
　　 “当时我在写一篇集成电路的文章，要旨是使集成电路技术电子产品更为便宜。我发现并在文章中描绘了它增长方面的复杂性：一个芯片的容量会逐年递增。从60个元件扩展到64000个，每年翻番，而价格上则是相应的逐年递减，当时买一个元件的价格十年后可买一个集成芯片，这是一个长期推断。它的事实曲线比我想象的更好。”
　　摩尔指出，工艺技术的进步使计算机性能保持几何级数增长。这种增长非常有规律。由于其可预见性和重要性就被正式定义为摩尔定律：微处理器芯片的电路密度，以及它潜在的计算能力，每隔一年翻番。
　　为了使这个描述更精确，1975年，摩尔作了一些修正，将翻番的时间从一年调整为两年。实际上，后来更准确的时间是两者的平均：十八个月。“摩尔定律”不是一条简明的自然科学定律，而是一条融自然科学、高技术、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为一体的多学科、开放性的规律。尤其是“摩尔定律”的经济学效益，使其成了英特尔公司的发展指针。
　　摩尔定律神奇地应验了三十多年，连摩尔自己也惊讶不已。“生产成本持续下降，但创新步伐不断向前。摩尔定律不仅仅是定义了行业与市场的关系，而且突破了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拓的紧密联系。非同一般的前进步伐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商业环境，这可描述成有控制的疯狂。如果你没有创新，没有降低价格或者什么都没做，那么你的对手现在或将来肯定要把你赶出竞争行列。”
　　如今人们最关心就是摩尔定律何时终止。摩尔本人认为它还会延续今后几代产品。未来十年内，翻一番的速度会明显下降。“我没有去估算具体的速率，但可能会慢一半左右。翻一番的时间将会是三年而不是十八个月。”至于媒体上沸沸扬扬的DNA芯片和有机半导体技术，摩尔则表示怀疑：“我是一位化学家，我不相信这种技术。我不认为现在的技术会被淘汰。但是我也有可能错了，可能过于局限于我们自己的技术。”

偶然企业家

　　当然，人无完人，摩尔是位杰出的实验室研究人员，一位无与伦比的幻想家，但他绝不是一位企业中“挥斧头”的人。而格罗夫正好是这种人。“像我这样的‘偶然企业家’，是要等到被推进或者跌到机会里，才会焕发出‘企业精神’。”他和诺伊斯一起呼吸着自主经营的新鲜空气，忽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我们创建英特尔的打算是努力制成更复杂的集成电路，我们把半导体存储器看成一次为所有数字设备提供产品的机遇。
　　1969年，英特尔推出自己的第一批产品——双极处理64位存储器芯片。为了防止其它公司侵入，公司将扩大规模定为第一目标。但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厂商还是将英特尔逼入困境，不过此时，英特尔已握有更强大的利器：微处理器。微处理器成了摩尔定律的最佳体现，也带着摩尔本人的名望和财富每隔十八个月翻一番。
　　1989年，摩尔从主席职位上光荣退休。1990年，他从当时的总统布什手中接过了美国技术奖。而今，他仍坚持在半导体业的第一线。他创立了电脑产业发展的第一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