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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日军在优势空军的支持下，大举进攻缅甸，同时日军设法与缅甸人民的反英地下游击团体联络，进行内外夹击。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日军优势的兵力，非常顺利地攻占缅甸首府仰光，切断了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港口。当时缅甸的英军在事前根本就没有应战的准备计划与能力，到了英国在南洋惨败，缅甸局势陷入危机之后，才又催促中国派兵挽救危局。
但这时盟国已经错过了在缅甸南部布防的时机了，日军可以说是来势汹汹，英军退守仰光西北的普罗美（Prome），而将普罗美以东，从同古（Toungoo）直到景东（Kentung）的长达一千公里的地区，交给华军接防。华军又在英国错误的情报之下，将第六军分散与虚掷在泰、缅边界的防线上，布置阵地以防范日军与泰国军队的进攻（英军在缅甸的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乱得不成章法）；而仰光北部的重镇同古地区，则由华军第五军布防。缅甸的铁路系统在日军鼓动缅甸人民游击队的破坏下，已经陷入瘫痪，在运输困难的状况下，当第五军先遣的二百师刚到达防线，就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
当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原先防守缅甸的战略是，华军应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Pyinmana）地区，设置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若是决战失败之后，将转进到缅甸中部的曼德勒（Mandalay），再对日发动会战，最后则是防守（3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缅甸北部的战略重镇密支那（Myitkyina），作为控制经由印度进入中国最后通路的防线。但蒋介石这时候发现华军在缅甸的防线已拉得太长，兵力明显不足，因此又抽调六六军，进入缅甸，在曼德勒与腊戍布防。蒋介石特别告诉史迪威，华军最快要到当年五月，才能完成兵力的集结，同时华军的兵力与火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争锋，要巧妙的运用地形依托来灵活应战。
但是一向严格批评华军不堪一战的史迪威，竟然提出指挥华军，反攻仰光的攻势作战，这真是勇气可嘉的“自杀”作战计划。试想四个日军精锐的师团（日军的一个师团相当中国一个军的建制，拥有战车与机械化部队），又在优势空军的掩护之下，而中英联军的兵力只有两个军与两个师（还尚未集结完成），以这样悬殊的兵力，事实上连据险防守都还力有未逮，遑论如何能进攻日军。但是史迪威却一意孤行，强迫居于劣势的华军，准备反攻仰光。华军将领当然急电蒋介石，告知重庆这种执行就等于自杀的命令。蒋介石也了解，史迪威这样不能知己知彼来指挥作战，中国军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设法另外成立参谋团来对付于史迪威的荒唐的命令。因此缅甸的战场，可以说是出现分裂的指挥系统了。
事实上，以当时的兵力而言，华军在缅甸的作战，只能据险防守，进行后退包围作战，才能做到消耗与打击日军；最为关键的是，能守住滇缅路的战略据点腊戍（Lashio），一旦腊戍失守，在缅甸的华军就与中国战区失去了联系的通路，华军就成为一只孤军而面临全面溃败。但是史迪威在整个滇缅作战计划之中，却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胜负的关键所在，他不但没放置重兵把守腊戍，反而语出惊人、一再的要求兵力与火力不足的华军，要直接攻击日军的主力。华军将领不肯冒险出战，史迪威就大怒请辞。蒋介石只有敷衍史迪威，加派罗卓英成为副指挥官，来指挥华军，这时日军已经展开了攻势。
而日军攻陷仰光之后，立刻分兵两路挥师北上，东路沿缅甸纵贯铁路直攻华军守备的重镇同古，与二百师爆发激烈的战斗，西路则沿着依洛瓦底江（IrrawaddyRiver）进攻英军在普罗美的阵地。二百师在同古的防守作战，可以说是表现的可圈可点。日军以优势的火力，以及战车的掩护，猛攻同古，二百师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一直进行沉着的防御，从三月十六日打到三月二十九日，在日军以优势兵力，由侧翼对同古进行包围之后，二百师才奉命向平满纳决战阵地作有秩序的转进。接着第五军的二十二师（廖耀湘），又在雅达西（Yedashe）与日军进行遭遇战，同样展现了坚强的战力，从三月三十日打到四月十五日，才依计划退到平满纳准备决战。这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四个多月以来，在太平洋战区中，盟军打得最有表现的作战（其它英、美、荷的部队都是还没进入激战阶段，就以溃散的方式被日军击败）。日军发现中国机械化的第五军战力极高，因此预期继续沿铁路北上，进攻平满纳的华军预定阵地，日军将会产生重大的伤亡，因此日军改成由两个侧翼突破的战法。左翼的日军进攻英缅军防守的普罗美，由于英缅军队根本无心作战，在日军的攻击下，立刻就在四月一日撤出阵地，向阿蓝庙（Allamyo）后退，这就造成了平满纳阵地西侧翼的突出；蒋介石希望英军至少能够坚守阿蓝庙，但是英军的战志已经动摇，在日军三十三师团的压迫之下，继续向仁安羌（Yenangyaung）快速退却。因此史迪威所部署的平满纳决战之构想，就因为英军的后撤，突出了平满纳侧翼阵地的危险缺口，因此不得不加以放弃。于是中国第五军主力退向曼德勒，日军于四月二十日攻占平满纳。
而日军在左翼的攻势，仍然保持极锐利的打击力，沿着依洛瓦底江向北猛进，继续全速追击英军后退的部队。四月十七日，日本的第三十三师团，在仁安羌追上后撤的英军，以及大批的外侨平民。英军被困在日军围攻的危急状况之下，只有向史迪威指挥的华军求救，这时华军指挥官罗卓英，立刻派遣在曼德勒布防的六十六军新三八师孙立人部，驰援被困的英军，孙立人三八师展现出快速与勇敢的战技，率领华军赶到仁安羌，立即击溃日军的攻势，救出已经准备投降的英军。这个华军英雄的表现，立刻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当然也让史迪威大感满意，而将新三八师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线；罗卓英而为了填补新三八师西移而产生的空位，下令六六军调遣新二八师从腊戍到曼德勒接防，这就造成华军作战主力西调，与东部战线空虚的危机。而东部战线却是华军与中国云南连接的生命线，若日军一旦发现华军这个致命的战略缺口，而全力发动东线右翼的侧袭，切断华军东部战线与中国云南的联系，那么华军在缅甸就只有溃败的结局。
这时最莫名其妙的是，英军指挥官斯立姆（W.J.Slim）竟然因为华军的表现出色，在仁安羌击败追击的日军，因此要求史迪威“再”调出一支中国部队给他，以教训不断尾随攻击后撤之英军的日本三三师团。更妙的是，史迪威竟然慷慨答应了英军的要求，在没有知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情形下，就直接下令调动二百师西进，准备再“露一手”，表演给英军看。但是史迪威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关系缅甸作战胜败的关键是守住东部战线与云南的防线。此时东线已经出现的十万火急的军情，当时兵力分散与不足的华军，在东部战线上遭到日军两个师团的围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了，因此史迪威正确的战略部署应该是急调第五军与第六军东进驰援华军防线，而不是将部队大举西调去掩护不战而逃走的英国败兵的撤退。
这时日军知道，中国的第五军主力在平满纳到曼德勒布防，战力充沛的准备迎战日军，因此日军不愿以主力直接进攻这个决战阵地，而是掌握华军东线空虚的战机，全力从右翼的东线突进，打击华军兵力最为脆弱的东部防线。这里是属于甘丽初第六军暂编五五师所防守的阵地。由于第六军的兵力分配在缅甸东边漫长的防线，一直延长到泰国边界，因此兵力分散而且脆弱，日军右翼攻击华军东线的部队，是由机械化的重装备五六师团与十八师团负责，这两个师团在日本空军的支持之下左右包抄，猛攻暂编五五师防守的毛奇与劳依考（Loikaw）阵地，由于中国守军的战力不足，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支持，因此华军东部防线在四月二十一日被突破。
这时日军已经看出决定缅甸战局的胜负关键所在，就是华军的主力西调，东线的战力空虚，所以日军决定捕捉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机，以长驱直入的奔袭作战方式，由东线的缺口沿着萨尔温江（SalweenRiver）纵谷直接强攻腊戍。这是日军在战场上表现最佳的一次长距离战术攻击，有如德军在欧洲所采用的闪电作战，就是在战线侧翼上突破一个脆弱的裂口，然后大胆深入，直接攻占敌军背后的战略中枢。此时日军在缅甸东线作战，发挥了极强作战企图心与野战攻击能量，日军在突破华军的左翼阵地之后，二十四日攻占雷列姆（Loilem），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立刻下令东线日军，全力沿萨尔温江的纵谷，进行超越攻击，战略目标直指腊戍。日军对腊戍的抢攻强袭，甚至不顾华军在背后追击的行动，因为日军情报已经发现华军在缅甸作战的致命弱点，腊戍竟然没有重兵防守，日军只要乘虚攻克腊戍，切断华军与中国后方的连结，那么缅甸之战就不必再进行任何的决战了。
这其间，史迪威与罗卓英，竟然完全没有看出日军东线攻击的企图，以及华军若是不能坚守东线后方的战略据点腊戍，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虽然在日军攻占棠吉（Taunggyi）与雷列姆时之后，史迪威下令二百师回防，与第五军的直属部队，由平满纳出击，在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成攻的收复棠吉，威胁到日军右翼的战线突进作战，史迪威当然又是美国媒体报道下的战胜英雄。事实上，这时正是中日两军在缅甸胜负的决胜关键所在，日军东线主力五六师团，已经开始掉头北上，沿萨尔温江河谷，直攻华军的战略命脉腊戍，而华军第五军也同时已经开始威胁到东线日军的侧背补给线，假如史迪威知道利用这个战机，将第五军主力全部放在对日军侧背的打击，由雷列姆对日军进行全面地追击；同时一方面设法调派在曼德勒的部队与偏向西线的六六军（张轸）所有部队，全力回防腊戍，这样华军就可以在萨尔温江河谷，南北包抄孤军深入的日军，而赢得缅甸作战的大胜。但是史迪威完全不明了战局发展的关键所在（他从来没有任何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做出了完全错误与致命的判断: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挽救在东线战局的决定，反而下令第五军直属的机动部队回防曼德勒，准备与日军进行曼德勒决战。这样虽然留下二百师继续沿萨尔温江河谷追击日军第五十六机械化师团，但却因速度不足以致攻击冲力大减，在日军拥有空优的状况下，二百师既尾随不上日军，还要付出很高的运动代价。
这样日军在东线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在四月二十九日，顺利地攻占近乎不设防的腊戍与西保，切断了华军与云南的交通，从侧后方包围了在缅甸的华军，然后兵力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这时史迪威竟然还不知已经大祸临头，仍在曼德勒调动华军主力，准备布置决战阵地。负责腊戍防务的六六军军长张轸，才晚一步发现腊戍告急，而紧急派遣新二八师的一部，从曼德勒回防腊戍，同时也下令留在云南的新二九师驰援，但是都已为时太晚。零星回防腊戍的华军，被先到的日军据险迎击，打得溃不成军。日军攻占华军的战略中枢腊戍之后，整个在缅甸作战的华军部队，补给线就被切断，立刻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直到这个时候，史迪威才恍然大悟，整个缅甸的战局已经惨败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所有在缅甸的华军，可以说是退路已断。本来他还有一个最后绝处逢生的机会，就是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速度，撤向缅北重镇密支那与八莫（Bhamo），还可以在此区设法据险设防，保住华军在缅北的最后据点，以掩护云南的安全，及驼峰航线的终点。但是，此时史迪威的信心已经完全的崩溃，他只想退向印度以保全性命了。但是华军向印度退却而不回中国，这是个重大的战略与外交决定，史迪威却连向蒋介石通知一声的打算都没有。此时在曼德勒集结的华军主力部队，根本就陷入混乱的状态，既不能集中全力反攻腊戍，又不能果断地退向密支那，造成了一部分部队向西退入印度、一部分部队向北走到野人山，有的向印度雷多走、有的设法翻山越岭回到中国。
而在东线追击日军的二百师，也在八莫附近受到日军的围攻，被迫回转云南，师长戴安澜战死殉国。当盟军在缅甸出现溃败之时，缅甸人民与游击队蜂拥而出，到处趁火打劫、进行破坏，整个缅甸陷入一幅被战火蹂躏的悲惨景象。华军当然是四面受敌，一路且战且走。日军乘胜追击，由缅甸进入云南，攻占腾冲等地，直到怒江（萨尔温江上游）岸边，从此日军盘踞这些地形险要的地区，切断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通路。
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史迪威，竟然在西退行军的半途，擅自个别地离开部队主力，连一个电报也没有告知蒋介石，自己带着身边极其少数的随从人员，以三个星期的时间，单独穿越罕见人迹热带丛林，与极其恶劣不可测的大自然环境搏斗，然后奇迹式进入印度的雷多（Ledo）。他以五十九岁的高龄，作出这样的“冒险”，可见其个人的毅力与固执。（4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自己前途的赌博行为。）
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蒋介石还是经过其它的管道，最后才辗转知道中国远征军与史迪威的下落。在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竟然把史迪威的这种战场惨败、主帅甩掉大军，独自逃命的行为，当成“作战传奇”的英雄来报道，竟然“忘了”他是缅甸华军的最高统帅，不但因为战略决断严重错误，导致了作战空前的惨败，遗弃十万华军于缅甸的杀戮战场（简单说，就是一个指挥失误与丢掉大军的统帅），也拒绝与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报告部队的撤军决定与行踪，这种行径，像极了表演个人历险传奇的探险者，而非十万大军的指挥官。军人讲究的是绝对服从，因为一个大军统帅的任何判断与决定，都事关所有部下的生死，以及整个战局的演变！（假如史迪威是个步兵连长，率领残兵退到印度，应可以得到奖章，但是作为不顾大军安危的统帅，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许可，就任意让所属部队自生自灭的一连串行为，应该受到军法审判。）

而在事后，由于中国急需美国援助（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与史迪威的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蒋介石不愿与美国发生重大的争论，以出乎意料与极其宽厚的态度对待史迪威，蒋没有检讨史迪威在缅甸作战指挥严重失误的责任，更没有追究他单独离弃军队于不顾的私逃行为。这是蒋介石为日后“史迪威事件”的历史悲剧，所种下大错的祸根。因为至少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要求盟国撤换史迪威的职务。从此之后，史迪威留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连串的危机根源之所在。史迪威一行毫无愧色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之后，受到美国新闻媒体的热烈歌颂，竟然成为了英雄。而史迪威见到蒋介石，完全不谈自己指挥的致命失误，反而先列出一大张的华军将领的名单，要求“从严惩处”。他并且提出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从此，史迪威一心一意要做的两件事情，其一就是要在缅甸击败日军，以扳回他失败的颜面。其二就是设法从蒋介石手上，夺到中国战区军队的指挥权，以好好地修理他看不顺眼的中国军官。

日军在缅甸以侧翼突破，远程深入切断华军补给线，造成华军整个战线的崩溃，而大获全胜。原先史迪威所预定的决战地点，根本没有重大的战斗，就因为华军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出现溃败。假如华军不是为了抢救在仁安羌的英军，而调空了后方的战略预备队，或是抢救英军之后，所有军队立刻回防，那么缅甸战局还不至于这样快速的恶化到难以挽救的地步。更不能让人了解的是，史迪威根本没有觉察到日军突破雷列姆之后，就已经可以由东线河谷突进，而威胁到华军的战略据点腊戍的安危，他竟然只派没有快速机动能力的二百师尾随追击，而将华军主力部队屯聚在曼德勒等待“会战”，也没有全力增援后方的腊戍防务，结果造成华军无法挽回的惨败。华军出征缅甸的三个军的部队，都是当时中国装备与兵员最佳的战略机动部队，在缅甸遭到这样不明不白的损失，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值得与令人可惜，入缅的华军总数达到十万人，能够归国与进入印度的，只剩八万多人，重装备尽失，大多数的华军是死于疾病、饥饿、迷路，而非战死。从此中国战区的战略预备队不足，就成为中国难以在迎击日军攻势时，展开有力的反击作战。中国在缅甸的惨败，不但对于中国的人心士气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也让日军打到云南的西南部，攻下龙陵、腾冲，威胁到中国大后方云南的安危，这时中国援军及时赶到，进行猛烈的反击，拆毁了怒江上所有的交通桥梁，这才阻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隔着怒江与中国部队对峙，霎时之间，云南从大后方的基地，成为西南方的前线，严重影响到盟国对于中国的补给支持。这时盟国只能利用飞航极其困难的驼峰航线，带给中国杯水车薪的援助，因此中国严重缺乏作战资源的问题，更是犹如雪上加霜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支撑下去，换成其它的国家，早就向日本人谈判投降了。
平心而论，在南缅甸作战的失败，就整个战略的观点而言，应属必然的。因为英国在东印度洋的陆海空三军军力布局，都无力招架日军的攻势，中国派兵支持，也只是能作有限度的协助而已，无法改变日军军力、士气上的绝对优势。但是战局会败成这个样子的难看，以及造成中国部队如此重大的损失，的确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缅甸作战的失败，首先是指挥系统的混乱，英军与华军之间的缺乏合作与联系，史迪威与华军部队长之间，严重地缺乏了解、互信与尊重，都是造成作战失败的基本因素。华军指挥官史迪威个人的战略布局的缺失与指挥才能的低劣，的确是令人感到无法接受。首先他要兵力有限的华军，在缅甸面临日军攻击的最后时刻，又没有空军的掩护之下，仓促的行军千里深入南缅甸布防，就是一个基本的错误。事实上，以当时日军的战力而言，其在缅甸的四个师团兵力，足可以击败中国十个军的部队。而华军只有三个军布防，因此最多只能在缅甸的北部，据险防守反击，引诱日军长途深入，也许还可能有类似长沙大捷的机会。
缅甸中部作战的关键，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攻克棠吉，这时日军正在不顾一切的远程奔袭腊戍，整个后方近乎完全不设防。假如这时候史迪威能够把华军主力分成两支，第五军的一部支持二百师沿河谷追击日军，另外将六六军的新三八师、新二八师以及第五军的二二师等部队，以最快速度调回腊戍，同时设法要求蒋介石动用一切的可能，派遣空军与陆军支持，以围歼日军于萨尔温江河谷，那么滇缅作战可能是日军在腊戍的惨败。
在中日战争中，滇缅作战可以说是打得最“乌龙”，牺牲也最不值得的作战。几万最为精锐的中华子弟兵，就在无能、更xxx的将军。史迪威的瞎指挥之下，不明不白地成为孤军，更有上万华军为此在异域断送了生命。中国战区失去了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其重装备，使得抗战后期的作战更难有效抵抗日军的攻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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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美抗日同盟的正式形成。中国政府在中美外交中一时间占据了主动地位。它抓住战争初期盟军节节败退，而中国抗战一花独放的有利时机，不仅要求美国提供战时“租借”援助，而且还以可能会退出战争的暗示相威胁，促使美国按照中国的条件，无偿地提供5亿美元财政贷款。
国民政府在以前4年的百般努力中，所得之有偿贷款5次累计不过1.7亿美元，而这次理直气壮的索取，一下子就赢得了5亿“赠款”。对蒋介石来说，他得到的不只是一笔巨款，而是一次对美外交的重大胜利。
在国民政府看来，如果说5亿美元贷款是场外交胜利的话，那么1943年1月11日签订的《中美平等新约》则可以说是全民族的自由解放了，此举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安慰。
蒋介石为此在《告国民书》中不无夸耀地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完全实现。”新约订立之日因此也成为以后中国的司法节。随后，中国又在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与美、苏、英一起发表《四国普遍安全宣言》，从而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这一不那么真实的形象在1943年11月中英美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达到了顶点。
但不论是5亿美元的取得，还是治外法权的废除，有关决定和谈判的整个过程都表明，在这种华丽的外交胜利的背后，中国的实际地位是多么脆弱，国民政府的成功也并不那么辉煌。5亿美元不过是美国为维持中国战场，减少自己牺牲而支付的代价；对国民政府来说，则是利用形势迫使美国人比日本人开出更高的代价来购买中国战场。
治外法权的废除反映了同样的现实。当时一位美国记者敏锐地指出，这一行动“并不是(西方)承认中国固有平等权利的结果”，不过是美国等国想利用这一行动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鼓励缺乏斗志的国民党士气。2这一行动并不象蒋介石所夸耀的那样，完全实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美国等国不得不放弃的只是臭名昭著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而不是中国人民所期望废除的全部不平等条约。不论是提供财政援助，还是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美国都曾煞费苦心试图为自己保留最大的灵活性。它想使援助附有条件，并把废除行动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和最小范围。
从美国决策过程来看，对华援助政策的主动权开始从财政部转到国务院和陆军部。当财政部从经济角度怀疑5亿美元援助的有效性时，后两者则从军事和政治上考虑，强调援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太平洋战争前对援华一向持谨慎态度的赫尔这时却对罗斯福讲:“中国人对侵略者已经作出并正在作出的出色抵抗，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它。”但欧洲第一战略以及中国对外陆上通路的断绝，决定了美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帐面上的财政和心理支持。
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中美战时同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与和谐，但双方因战略目标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此时已经显露出来了。贷款和废约谈判充满了讨价还价，缺少同盟关系中应有的信任和理解。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约瑟夫·史迪威(J.Stilwell)对“租借”物资的控制以及由此引起的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更是反法西斯同盟中所少见。
在发动和利用一切力量打败轴心国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旗帜下，中美两国都不认为对方尽力而为了。这种不信任感在随后年代中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日见加深，终于在1944年酿成危及中美同盟自身存在的危机。
943年底的开罗会议代表了中美同盟发展的最高阶段。双方都视之为中美外交的一次巨大成功。但随着盟国南北夹攻缅甸作战计划的取消，这一成功就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暴露出来的却是中美同盟外交中不正常的一面:讨价还价，互相猜忌，争吵不休，讹诈威吓以及因此产生出来的一系列信任危机。
这场全面危机的中心议题有两个:财政上的10亿美元贷款、美军在华费用支出以及与此相关的中美货币的汇率问题；军事上缅北战役中中国远征军的行动和史迪威指挥权之争。在1944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中美外交就是在无数次谈判和争吵中进行和发展的。

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求援要求和不合作的态度，美国避免了1942年5亿美元贷款时“让中国给我们规定条件”的覆辙。这时，美国在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已明显处于优势，其地位已不象1942年初那样被动。美国不再相信也不再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同时由于太平洋战争进展顺利，它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削减在中国的军事计划。此外，在贷款和美军在华支出问题上，美国军方不仅关注金钱的数量，更注意它与中国从滇西出兵和史迪威在华地位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此陆军部的态度尤为强硬，坚决反对在财政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屈服于中国的压力。美国的有关决策过程表明，陆军部和财政部此时对对华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国务院有关人士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及战后发展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国务院认可的向中国运送某些贵重商品，用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仅仅因为军方宣称缺少运输机而被否决。在民用“租借”物资援华问题上，也是同样遭遇。
罗斯福作为军队总司令和摩根索的密友，加上他在开罗会议上与蒋介石夫妇相处的亲身体验，对军财两部意见言听计从。摩根索因此曾对军方代表克莱(L.Clay)将军讲，“只要陆军部和财政部站在一起，我就不必担心了”。
当然，美国的强硬立场同样是有限度的。它力图避免下列情况:即美军不得不撤出中国战场和蒋介石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垮台。虽然美国军方一度自信地说，它可以搞垮蒋介石，也可以完全撤出中国4，但整个说来，美国并没有作好抛弃蒋介石和放弃中国战场的全面准备。这一点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方称史迪威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942年初史迪威赴华时是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同时又是盟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这种双重身份使他难以满足蒋介石的许多援助要求。蒋介石希望能通过他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史迪威却认为自己并没有责任去这样做。
更使他不满的是，国民政府一味保存实力，寄希望于美国最终打败日本。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两国战时利益上的分歧: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作出更大的努力与牺牲。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在1944年发展到顶点。
1943年史迪威不顾盟国已推迟南北夹攻缅甸的计划，无视蒋介石要其按兵不动的指示，率领中国驻印军(X部队)由印度进攻缅北(North-ernBurma)，并要求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Y部队)在滇西配合作战。后者对史迪威的擅自行动非常不满，拒绝发兵。
史迪威遂请罗斯福五次电压蒋介石，迫使其在1944年4月同意中国远征军出动。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了“一号战役”，占领了豫湘桂的广大地区，威逼重庆。中国战场再现危机。为阻止中国战场可能的崩溃，罗斯福在1944年7月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全部在华盟军的指挥官。
以后两个月中，罗斯福曾先后三次要求蒋介石从速安排史迪威的指挥权。美国的高压政策最终激怒了蒋介石，他借口难以与史迪威合作为由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当时罗斯福的在华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P.Hurley)也站到了蒋一边。他告诉罗斯福:“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保留史迪威，你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
在“失去中国”的威胁下，罗斯福在10月决定召回史迪威。缅北战役和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奏出了中美同盟中极不和谐的音调。可以说，这一插曲是整个战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所仅见的。1944年中美关系这场从财政援助到军事合作的全面危机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它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
中美财政问题上的危机不仅危害了两国合作关系，而且给中国战时经济及政府威信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经过十个月的艰苦讨价还价，中美双方最终在1944年12月就有关美军在华开支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向中国支付2.1亿美元，抵消中国在1944年2-9月为美军在华活动垫支的180亿左右的法币，但是，中国为美军支付的巨额法币垫款却直接导致中国通货恶性膨胀，和国内经济的急剧恶化。

滇缅作战失败的恶梦，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此中国为了“如何”与“何时”反攻缅甸，与英美盟国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会议桌上的折冲战，中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盟国的暗算；蒋介石与史迪威更是在这个作战计划上，明争暗斗，造成了中国战区一次接一次的危机，迫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四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调解争端，史迪威更利用美援物资作为诱饵与武器，引发了暗潮汹涌的中国内部权力斗争，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的战局。基本上，蒋介石认为，缅甸作战只是亚洲大陆战场的一个环节，因此反攻缅甸的重要性是在于打通滇缅路，这将是美国大量军援中国的唯一通路，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作战的生命线所在5。此外，任何中国派军往缅甸作战的前题，绝对是不能因此危及到中国战区的安危，因为中国战区是决定亚（5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洲反轴心国作战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点罗斯福与丘吉尔其实知道得非常清楚，虽然表面上，由于当时中国军队无力在亚洲大陆主动的反攻日军，而让一般的评估都贬低了中国在这场历史大战的战略关键价值。设想假如中国放弃与日本的对抗，而让日军能够抽调出将近百万军队，执行日军的战略作战计划，那么英国根本休想守住印度与中东，美国在太平洋反攻也要遭到三倍以上日军的抵抗。所以蒋介石认为，反攻缅甸必须要盟国全力参与，并且要海陆两面夹击在缅甸的日军，以击溃日本在此地区的部队，开放东印度洋的航线，如此才能真正打通援助中国的命脉。中国一旦得到足够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击败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国作战力量。但斯大林、邱吉尔与马歇尔最惧怕的“恶梦”，就是中国得到援助而军力壮大。他们需要中国在牵制日军作战的同时，耗竭一切国力，却绝对要防止中国壮大的军力参与对日反攻。另一方面，史迪威已把反攻缅甸的作战当成事关他“个人荣辱”的战争了。史迪威要求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他在缅甸进行反攻日军的作战，至于是否会因为大量抽调中国战区的兵力，而造成中国战区本身的危机，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假如华军在中国被日本击溃、中国战区被日本完全控制，盟国也就不必担心反攻缅甸与打通滇缅路了。所以史迪威究竟是哪方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对于英国而言，反攻缅甸的战略安排，最多只限于在缅北的局部作战，其作用是在于牵制日军的侧背，阻止其顺利地向西进攻印度，邱吉尔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在欧战取得决定性战胜之前，派兵光复亚洲战场的失地（光复亚洲战场失地，那自然是美国和中国的任务），当然更不愿意打通援助中国的生命线，而让她得到足够的援助，这样华军就能够在亚洲战场上纵横驰骋，中国在战后自然拥有真正强国的地位，到时候，英国就很难找到漂亮的借口来继续控制香港，连要保有其它亚洲的殖民地也必会有更多的麻烦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史迪威从印度休养完毕，毫无愧色地回到重庆，这时华军退到印度的两个师，已经成为史迪威“个人”掌控的部队。史氏向蒋介石提出他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划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6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二年年底，出动陆海空三军，反攻缅甸。中国由云南出动二十个师，向缅甸北部出击；英国出动三师部队，美国出动一个师部队，配合中国两个驻印师由印度向缅甸西部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再南下进攻仰光。
另外史迪威更提出了洋洋大观的西南太平洋总反攻计划，规划中美英三国，各自出动陆海空大军，分成五路，分别进攻缅甸、越南与新几内亚，然后击毁日本在菲律宾与台湾的海军。在华南取得海港，大量武装华军进行全面反攻。史迪威这两个近乎天马行空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根本不符合当时战场的现状，因为当时美军仍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最后能否守住南太平洋都还在未知之数。美军部队还在征召训练之中，全部力量赶赴欧洲应战与防守太平洋都还不足。英军更是自身难保，印度的独立运动又风起云涌，英军那里有力量出兵作战。而中国的军队亦缺乏优势火力的武器装备，以及现代化的训练，所以要想从中国战区出动大兵团作战，实在也有困难。
因此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对于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的评语就是“完全不切实际”。美驻华大使馆建议，美国应该而且做得到的，是对中国战区提供作战飞机，以及空运兵工生产器材、军火原料与汽油，以维持中国战区的作战自卫能力。
但是史迪威显然是把自己的缅甸之战，当成唯一与优先的战略布局，要设法把盟国所有的作战力量，都优先拿到缅甸来，让他能在缅甸击败日军。但这样的构想，哪里能够得到盟国真正的支持？果然史迪威的计划拿到英国驻印度司令官魏菲尔那里，立刻就遭到被拒绝的命运。英国提出自己的缅甸作战方案，是由中英两国的军队，进攻缅甸北部的阿恰布（Akyab），然后沿着更的皖江（Chindwin River）南下，逐步收复缅甸，英国的这个进攻缅北的作战计划，其目的只在缅北形成战略牵制，以防止日军发动进攻印度，而与德国在中东会师的计划而已。

不过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压力下（史迪威是马歇尔用来压制中国战区的红人），英国最后与史迪威达成一个折衷协议，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延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英军出动七个师由西面进攻缅甸，中国出动大军由云南进攻腊戍与曼德勒，另外中国驻印军则由缅北加入作战，最后盟国的大军会师仰光。史迪威将这个计划，回报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准备配合。

蒋介石对于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一直给与优先的支持，因为这是中国得到大量美援，使得中国作战力量复苏的唯一机会。但是蒋介石却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盟国必须要在缅甸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以优势的兵力，一举击溃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认为，假如盟国不能出动海空军，切断东印度洋的日军补给线、掌握缅甸战场的制空权，那么中国与盟国的陆军部队，绝对没有能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之中，击败顽强的日军，只会徒然对中国有限的作战能力，造成更为惨重的伤害。由于史迪威无法取得英国出动海空军在缅甸作战的保证，但是英国反过来叫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进攻缅甸北部，以牵制日军对印度的威胁。这时史迪威急于复仇，因此任何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行动，他都热心支持。而此时日军已经加强在缅甸的军力，设立了缅甸方面军，军力扩充为三个军。日军特别在缅北与云南西南部，地形复杂的地带，包括怒江河谷、胡康河谷与猛拱河谷，建立一系列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长期驻守，以切断中国对外的交通，并威胁与扰乱驼峰航线的运补能力。

英国政府对战时中国的不信任，首先表现在拒绝同为盟军的中国部队进入缅甸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保护滇缅公路不受日军破坏，曾经下了许多功夫，
如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动员国军第五、六、六十六军准备入缅作战，并且积极征调滇川、滇康和滇黔边境其他部队以为后援。然而，英国政府却迟迟不愿意下令让早已集结在云南边境的中国军队进入缅北。到了1942年3月，当日军攻陷仰光、战情已到万分危急之际，丘吉尔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中国部队进入缅甸协助英军对日作战。
尽管如此，英方却又不愿充分供应中国军队所必需的油料和补给品。同年5月，日军攻陷密支那，中国数万名远征军被迫撤退至印度东部，而当时英方驻印军事当局还曾一度拒绝远征军的主力进入印度境内。一份战后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明白地揭示，当年英国政府高层对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迟迟不肯答允的最主要考量，即是忧惧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藉由对日作战而进入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
这份备忘录并且举证指出，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进入缅北之后，曾在陶杲(Htawgaw)地区向当地部落发布政令，任命该地区的地方首长并执行征兵令。虽然中国在缅北的短暂统治因日军随后的反攻而暂告中止，然而中国部队于1944年底再度反攻缅北，国民政府的势力也重返此一地区。
此外，英军曾在更南的八莫(Bhamo)地区与入缅的中国游击队不期而遇。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仍不断在缅北地区活动。伦敦和新德里高层对于战时中国政、军势力南下的高度恐惧和担忧，并非全然捕风捉影，特别是当战时中国的此一“南进”运动获得美国的极力支持之后。
1942年3月，美国派遣史迪威(JosephStilwell)来华，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以及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此举也标志着中美两国战时在亚洲战场上联手抗日。对于二战时期史迪威在华事迹，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去已有许多论著加以研究，然而这些论著却往往忽略了史迪威对战时中英关系所扮演的角色。
在初抵重庆不久，史氏就向国民政府提出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的构想。根据史迪威的看法，势如破竹的日军很可能最终截断缅甸北部的公路或航线，以阻隔积累在印度的美国援华物资运往西南中国。史氏因而强烈建议国府调遣约10万中国官兵前往印度，就地利用印度的物资装备。
史氏表示他将协助训练这些中国兵士成为一支优秀善战的军团。①史迪威的建议原则上受到重庆高层的接受，而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英国政府最后勉强同意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Bihar)的蓝伽(Ramgarh)设立训练中国部队的营地。1942年秋，9000名自缅甸撤退的中国远征军成了首批在蓝伽受训的中国部队。
伦敦的战时内阁和新德里的英属印度政府虽然无法公开拒绝中国军队在印度受训的提议，然而英国内部上下却从未怀疑此一计划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就直率地指出，一下子有为数如此多的中国部队驻扎在印度的土地上，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极端政治敏感性的事情，更何况当时中国政府正欲积极插手调停英印政争，蒋介石本人还对印度国大党怀着高度的同情心。
另一方面，自1942年秋起，史迪威不断说服重庆派遣更多的中国军队前往蓝伽受训。从10月开始，平均每天约有400名国军前往印度，两个月内，共有约23万名国军抵达蓝伽。此事曾令伦敦的印度事务决策官员相当忧虑，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是从单纯的军事补给运输上来考量，印度政府都不该接受如此多的中国部队。到了1943年夏天，总共有约33万名中国部队在印度，而史迪威还希望把总数增到10万名，他还准备利用这些训练过的精锐部队，来反攻缅甸和滇西。至此，英国政府已无法再容忍和坐视，当史迪威于1943年7月访问伦敦时，英国的最高军事当局正式拒绝了他所提出的让中国在印部队的总额达到10万名的构想。
前曾论及战时英国政府在面对战时中国势力全面地向南亚次大陆的可能延伸时，曾决定在西藏问题上作出反应，以对抗伦敦和新德里官员眼中的“中国帝国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于1943年春天，即宋美龄在美国公开对印度问题发表看法之后不久，伦敦高层决定以具体措施来巩固英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麦克马洪线(TheMcMahonLine)”以南的土地，自西向东，约可分为3个地段，包括印度东北的阿萨姆省(Assam)和不丹(Bhutan)及康藏接壤的门隅(Monyul)，阿萨姆省中段与西康接壤的珞隅(Loyul)地区，以及阿萨姆东部与西康、云南接壤的察隅(Zayul)地区。
自清末以来，这一地带的边界从未真正有效地被中英两国政府所加以勘定。英国虽于1913-1914年的西姆拉(Simla)会议上从西藏代表那里取得这一地区的“主权”，然而历届中国政府却从未正式承认英藏之间任何协议之法理有效性，这些所谓的已被“割让”给英印政府的领土之中，除了与不丹接壤的门隅地区之外，在xxx时期同时被划为中国的西康省版图，而直到二次大战初期，英印政府事实上也从未真正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进行有效管辖。
英印政府对于中印喜马拉雅山麓边界地区所采取的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到了1943年春有了急遽的改观。尽管伦敦高层深为欧战所羁绊，其仍决定在中国势力尚未全面进入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之前，先行巩固英国在这些边区的传统地位。1943年3月，印度“东北边境行政特区”(NortheastFrontierAgency)正式宣告成立，负责掌管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各项行政事务，这也是英印殖民政府自1914年以来，首次将这块主权归属仍备受争议的地区纳入其正式管辖范围之内。边境行政特区成立之后不久，英印高层立即派遣了数个军事勘探队，分头前往门隅、珞隅和察隅等地区活动，而从1943年秋到1944年的夏天，伦敦当局和英印政府在未曾知会重庆国民政府的情况下，先后在察隅地区的重要据点瓦隆(Walong)、洛隅地区的里嘎(Riga)，以及门隅地区提朗宗(DirangDzong)以南的卢帕(Rupa)等地分别设立了军事要塞，并且在当地积极修筑军营、房舍、公路和小型机场等工事。
英印政府除了决定全面地将政、军触角向北延伸至中国西南边境，以作为对抗中国影响力南进的反击措施，同时也积极对西藏政府下功夫，以强化英国的一贯政策，让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例如在军事上，尽管外交部门态度消极，英国战时内阁仍于1943年底批准售予西藏一批总额藏银10万两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山炮炮弹。
这批军火于次年夏天陆续自印北经藏南的亚东、帕里等地运抵拉萨。①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上，1944年8月，英印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古德(SirBasilGould)衔命专程前往拉萨访问。他除了向西藏政府高层解释英印当局决心增强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统治之外，还提出一系列财政和外交援助方案，其中包括英属印度政府向西藏政府和寺院提供财政援助，以补偿其以后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将要失去的税收，以增强拉萨当局的实力，来对抗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南地区逐渐增强的影响力。
英方也鼓励拉萨高层考虑在战后派遣外交使节常川驻印，以增加西藏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获悉战时英国在中国西南边境政治和军事上的新举措和对西藏政府在外交上的积极拉拢活动后，重庆高层几乎毫无例外地将此解读为“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西南边疆的领土野心，因而谋思报复。
1944年11月7日在重庆外交部召开的一个跨部会“藏案会议”，即是此一背景下的产物。国民政府高层在此次会议上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包括进一步推动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经贸、政治和宗教联系，更积极地在政治、外交和宗教层面上拉拢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喜马拉雅山麓三小国，甚至暗中鼓动这些国家于战后脱离英殖民帝国势力而追求真正的独立自主。
正因为如此，当轴心国力量对于印度次大陆和缅甸的军事和政治威胁逐渐消退之际，中英两国之间因印度问题所衍生的猜忌和政治角力，却仍未见和缓。只不过讽刺的是，在中英双方的认知里，由印度问题所衍生和反映出来的种种争议，皆不约而同地被彼此解读为来自对方的“威胁”，然后在中英各自认为其政权和国家安危已受到严重挑战的考量下，又不约而同地准备向对方采取反击和报复。

由于中、美、英三方面的反攻缅甸计划，有着极大的分歧，因此蒋介石直接要求罗斯福出面统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7。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的看法有理，因此他决定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十四日，与丘吉尔在北非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加（简称卡港）会面时，再制定盟国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会中美国太平洋海军作战计划首长金恩（ErnestJ.King）上将指出，美国不能完全忽略太平洋与亚洲战区所需的军力，尤其必须挪出更多的资源给蒋介石的中国部队，以防止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反攻缅甸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加强提供中国援助物资输送路线的保障，事关中国战区作战能力之维系，中国获得足够与必要的支持，华军才能牵制与打击日军，这样盟国才可以从容的在欧洲进行对德作战因此英、美必须确定投入反攻缅甸作战，更要提供海空军的强力支持。
狡猾的丘吉尔对这个看法并无反对的表示，同意英国会考虑提供海军攻击东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不过，盟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延伸盟军在北非的战果，把握德国非洲兵团败北的战况，乘胜追击，所以目前的优先战略是继续（7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在地中海区作战，等地中海航线的安全确保之后，英军就可以方便经由苏伊士运河调兵进入印度洋作战。
邱吉尔及英军高层代表当然不断提醒美国，不要忘了盟国对“欧洲第一”（“EuropeFirst”）的共识。于是，反攻缅甸的日期调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缅甸的雨季之后）。卡港会议竟然没有邀请中国的代表参加，就讨论与中国命运关系最大的议案，反攻缅甸计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邱吉尔与马歇尔阴谋忽略中国战区的心态了[8]。卡港会议所决定盟国反攻缅甸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对付中国的战略。因为这纯粹是纸上谈兵，而无实际帮助的烟幕弹而已，目的在欺瞒罗斯福的判断，以及吊住中国战区的希望而已。因为整个反攻战略决定性的兵力，是要由中国担任，中国却连参加开会的代表都没有。同时当时中国急需的，是盟国实质作战资源的援助，特别是空军飞机与作战物资的运送，但是在盟国的援助的优先顺序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需要，全都是排在最后考虑，这个安排不变，中国就没有力量改善自己的作战能力与士气，只靠盟国会全力反攻缅甸的空头支票，来继续苦撑下去。
卡港会议之后，美国的陆军航空队司令（ChiefofArmyAirForce）安诺德（HenryArnold）与魏德迈（AlbertWedemeyer），特别前往重庆，报告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在路经印度之时，与魏菲尔、史迪威先见面，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大纲，大家会商决定，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盟国对缅甸采三面夹攻，华军主力由云南攻腊戍，英军由印度进入缅北，中国驻印军由雷多出兵；盟军则提供空军支持，海军攻占安德曼岛后，封锁东印度洋，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盟军登陆仰光。反攻缅甸完成之后，大量的盟国援助与军事装备就可到达中国，华军就可以主动反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
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历史，势将完全改写。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安诺德向蒋介石报告这种最新的反攻缅甸计划。蒋介石当然对反攻的时间感到失望，中国还要多等半年以上；同时蒋介石已经发现，假如要叫中国的部队担任反攻的主力，美国就要能够设法提供更多的战机，以支持中国部队的作战，防止日军在中国战区的牵制攻击，同时驼峰空运吨位应增加到每月一万吨，以供应中国陆军组成远征所需的装[8]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
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备。但是负责驼峰空运的美军驻印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塞尔[9]（ClaytonBissell）却表示，假如每月空运五千吨的物资，就需要机场二十五处，以及三百架运输机，因此除非大量兴建机场与增加飞机数量，美国无法提高驼峰运送的吨位。（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大谎言，因为在陈纳德接手之后，仅以十五处的机场，一百二十架的飞机，每个月就可以运输一万吨的物资。）中国当然对于卡港会议的结论，仍有很深的期望，专程派出宋子文、何应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与美英的军事将领，包括安诺德、史迪威与英方的魏菲尔、狄尔（JohnDill）等人，进行作战计划的细节磋商，以便得到更为清楚与具体的作战计划。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中，中美英的军事将领，对于如何以水路合击的方式，全面反攻缅甸，以为中国战区打开援助的通路，建立了作战计划的共识。所以一时之间，全面反攻缅甸以打开援助中国的战争规划，似乎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中国开始抽调部队，准备进行这场重要的决战。

但这原来是英美将领的缓兵之计而已，目的只是要安抚中国，使她继续坚定的抗日，以牵制日军、减轻日本对美英的压力。英美的军事领袖，随后已经开始“逐渐”缩减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改为依照英国原来的方案:只以陆军作战为主，反攻地区限于缅甸北部，目的只在牵制日军进攻印度的战略侧翼。这种作战目标的变化，当然令蒋介石觉得中国遭到出卖，何况美国所答应的空运援助，数量上一再地被缩减，中国方面作战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的在中国战区经常发生水火不兼容的重大争议，让罗斯福觉得，有必要召见他们当面谈清楚问题的xxx，及顺便要他们参加英、美军事领袖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在美举行的“三叉会议”（TridentConference），会中准备对于进攻缅甸的军事方案，进行全面的检讨。
史迪威的窝里反
由于蒋介石已经感到事态不妙，因此先后特别派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游说，而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宋子文破例受邀，参加美国的参谋首长会议（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次机会），为中国反攻缅甸的立场（9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辩解。宋子文表示，中国抗日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阶段，目前急需盟国有力的支持，中国所需的五百架战机与每月五千吨的空运物资，已是最少的要求（美国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八千架战机，每月的作战物资高达四百万吨，中国的要求实在少得可怜）但是仍然迟迟没有得到，而反攻缅甸，事关中国能否打通援助的命脉，而由中国担负更多对日的作战责任。反攻缅甸是盟国在卡港以及加尔各答会议的具体结论，盟国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失信。
但是在三叉会议之中，“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开始公开唱反调，猛烈的批评蒋介石指挥的中国部队“毫无作战意愿”，因此扩大援助中国并无必要；蒋介石只会把援助加以囤积，作为打中国内战的本钱。有这样一个窝里反，专门提供相反情报与立场的战区参谋长，当然是令与会人员“大开眼界”，于是支持中国者的立场，也就更为分歧。英国代表是大叹苦水，表示英国缺乏两栖登陆舰艇，在缅甸作战的当地部队又未必肯用心参战，何况全力先击败德国是盟国的优先共识，因此很难将作战资源分配给反攻缅甸的作战，目前英国的立场是，不是不反攻缅甸，而是减缩反攻的范围。
这时史迪威又提出一个表面上有助于援助中国的计划，他要在印度、缅甸北部无人地带的崇山峻岭，修筑一条雷多公路，连接云南与印度的雷多，这样盟军可以利用这条公路援助中国，不必要英国出兵从印度洋攻克仰光。这个说法乍听下觉得不错，事实上却完全低估了当地高山纵谷几乎无法通行的复杂地形，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国不但缺少运输的车队与汽油，而就算是能够排除万难成功修成这条路，其最大的运输量，也不过只能每月五千吨而已，而要养护这条公路的高昂成本，更是超过所有的运输效益。结果史迪威把美国援助中国极其有限的资金，拿去修筑一条毫无实用价值的原始森林公路，耽误了发展空运与援助中国的机会。
对于这些争论，罗斯福最为关心的是:假如依照丘吉尔的意见减缩缅甸作战的规模，那么盟国要到一九四五年建成雷多公路之后，美国才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他不知道这样迟迟让中国得不到援助，中国是否能够撑得下去。所以罗斯福主动决定，先设法增加驼峰的空运，达到每月一万吨，以及提供中国战区所需的五百战机，希望能够让中国战区能够维持下去，至于全面反攻缅甸，罗斯福仍然保留实施的意图。当然罗斯福的决定，到了马歇尔的手中，又以执行困难的理由，七折八扣地被拖延下去，直到年底才勉强达到罗斯福指令的要求。
中国的战力，几乎已经退化到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在当时有哪一个战区能够靠每月才几千吨的物资支撑下去的？）三叉会议在邱吉尔与史迪威的里应外合、全力杯葛之下，盟国最后无法达成全面反攻缅甸的战略协议，所以卡港会议中关于反攻缅甸的结论，就等于作废了。中国只争取到美国增加空运吨位与空军战机的数量（都只是维持中国作战能力的最低要求而已）。虽然罗斯福原先的亚洲战略构想，一直是希望设法大量武装华军，由中国进行反击日军、最后切断日军在亚洲大陆的战略部署。所以罗斯福考虑动员美军进入印度洋，以攻占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
但是这时退到澳洲的麦克阿瑟将军，却急着要为其菲律宾作战的惨败复仇，因此强力要求参谋首长会议，优先将美军调往南太平洋，以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因此对于美军准备进驻印度洋的缅甸作战，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盟国迟迟不能决定打通滇缅路的这种局势，对于战力即将枯竭的中国战区极其不利，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开罗会议中，为优先反攻缅甸的战略，进行全力的争取。
虽然丘吉尔用尽一切的手段阻挠，但是蒋介石仍然成功的争取到罗斯福的支持。盟国开罗会议的正式结论是，决定采用中国建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丘吉尔很快地又在接下来的德黑兰会议中，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将罗斯福说服，放弃了支持蒋介石提出的全面反攻缅甸计划，改由苏联答应出兵攻击日军当然军火、装备是美援供应）。中国终于在丘吉尔的运作、马歇尔与史迪威的联手、斯大林求之不得的情况之下，被盟国出卖了，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换成了苏联对中国百姓与领土最为粗暴地蹂躏与侵略。而无论是斯大林、邱吉尔、马歇尔或史迪威，不论通俗历史怎么为他们掩饰或狡辩，在最后都无法涂改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任何人，只要心中还有良知与正义，不论其种族、国籍、政治、宗教信仰及出身背景，都无法否认他们对中国不义的阴谋与残忍的手段，在程度上远超过猛兽与洪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由于盟国准备在欧洲发动全面攻击，英国无法调派海空军到印度洋作战，因此建议将开罗会议所决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延后。这个事后“毁约”的通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战略打击，中国被迫在极少量作战资源的支持下，（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苦撑到底。
此时蒋介石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出尔反尔的决定。由于日军此时已开始在中国战区大量集结部队，蒋介石预测到日军很可能会大举发动新的攻势，中国的战局必定会更为吃紧，因此他把在云南接受有限美援的中国远征军，当成未来这场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预备队。

致命错误的反攻作战
不料此时，突然发生一个离奇的“阴谋”，造成了罗斯福与蒋介石出现几乎全面决裂的危机。由于当时英国知道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已经面临甘地（Gandhi）领导之不合作运动的挑战。所以英国在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LouisMountbatten）特别担心，如果日军对印度发动攻势，由于英国的主力部队都在欧洲战场，根本不可能同时掌控印度与抵抗日军的进攻，那么英国必然在印度遭到惨败的命运。
但蒙巴顿知道史迪威的“复仇心切”，如今盟国中止了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史迪威必定受挫极深，因此蒙马顿想利用史迪威来指挥华军，在缅北发动攻击，以发挥牵制作用，减轻日军进攻印度的压力。虽然这个调动中国军力的方案，不但会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安危，更没有得到盟国战略会议的批准，但是蒙巴顿与史迪威决定，自己独断实施作战，再拉中国下水（几乎和关东军九一八当年的行动一个样，自己先干，再拖统帅部追认）。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官，直接指挥在印度接受训练与美国装备的华军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布防，以掩护修筑雷多公路。这时蒙巴顿要求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与英军配合，在缅甸北部径自发动攻势。事实上，蒙巴顿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呈交盟国统帅部进行讨论，更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是史迪威复仇心切，立刻就擅自答应蒙巴顿的要求，同时回报马歇尔。
要求马歇尔设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中国抽调在云南集结的远征军，也进入缅甸作战。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支得到盟国（美国）援助的远征军，原本是从中国各个战区之中，抽调精锐所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蒋介石认为，除非盟国齐心协力发动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他是不能冒险动用这支部队的。因为蒋介石能够堵住日军在中国的主要攻势，就全靠这支王牌部队了。既然罗斯福建议中国，延缓进攻缅甸，蒋介石也就放心让这支部队保持战略机动。所以当史迪威转来蒙巴顿要局部反攻缅北部的作战计划时，蒋介石当然加以否决！但是此事件却突然遭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介入（当然是马歇尔、史迪威的功劳），坚持要蒋介石调派中国的远征军，执行蒙巴顿自己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的急电与马歇尔的催促，把蒋介石打入五里雾中，因为蒙巴顿的缅北局部作战方案，根本没有得到盟军的批准，怎么会变成中国必须派出大军支持的战略规划呢[11]？当然蒋介石不是不想反攻缅甸，但他知道，中国战区的状况，已到了危如累卵的最后挣扎之阶段。接受部分美援的六个中国的远征军，是蒋在中国战区中，可以掌控的唯一战略预备队。蒋介石已预期日军在中国战区，将会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攻击，以彻底解决对华作战的僵局，所以蒋介石不愿将这支可以决定中国战区胜败安危的战略预备队，投在没有决定性作用的局部反攻缅北作战上。假如盟国要海陆联手全面反攻缅甸，中国为了打通对外交通的生命线与基于盟国责任，当然愿意冒险搏命一试；但是假如盟国只是为了减少印度承受日军“可能”攻击的压力，就要中国不顾自身的安危出兵作战，实在是逾越常理。当时中国处在日军即将发动决战攻势的压力之下，当然就无法答应出兵。
最奇怪的是，罗斯福与马歇尔竟然亲自将这个蒙巴顿擅自作主的作战计划，当成盟国已经达成共识的联合战略行动来处理，美国一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叫中国必须立刻动用远征军参战，完全不理会蒋介石的申辩。罗斯福每天看着缅甸的作战地图，听幕僚愤怒的批评蒋介石拿了美援、却“拥兵不战”。罗斯福已经分不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也开始认为既然蒋介石曾经如此热衷的争取反攻缅甸，如今为何又不愿支持英军的计划[12]？此时史迪威与马歇尔更不断的丑化蒋介石，指出中国军队“拿了美国的装备”，竟然不愿出力在缅北与日军作战，显然是另有图谋！所以罗斯福、马歇尔与史迪威，对蒋介石轮番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下令出兵。罗斯福似乎忘记了华军主要的（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12]
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作战目标，是在中国战区，而不是缅甸战区。也忘记了中国战区正在面临与日军摊牌的最后决战。美国到后来竟然采取威胁中断一切美援的方式，硬是逼迫蒋介石屈服。
日军为了结束中国战区的战事，大本营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在亚洲大陆发动最后决战的攻势: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与在缅甸发动对印度的攻击（目的是彻底捣毁在印度的援华运输基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上将）出动三个师团，在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指挥下发动了进攻印度战略要地英发而（Imphal）的攻势，蒙巴顿当然是手忙脚乱的调军应战，同时毫不客气地就把美国援助中国的装备，就地扣留使用，并且更急着要求中国军队出战，以牵制日军。英发尔之战是英国在亚洲地区打得最为漂亮的一场血战，也是在亚洲大陆动用盟国最多支持的一场作战。日军仅以三个师团攻击（兵力比在中国战区的一场会战是用五到七个师团，少得太多），就让英军几乎崩溃。
蒋介石考虑到日军在中国战区的集结，不敢将远征军轻易调出，因此提议空运更多的中国部队到印度，协助英军防卫日军的攻击。中国驻印军，从两个师，扩大为两个军，即是新一军（孙立人部）和新六军（廖耀湘部）。其实只要这支华军部队参与协助英国防守英发尔，盟军是可以有击败日军的余力的。中国军队由云南出击，沿途地形险阻、天然障碍太多、距离又远，在作战上实在是缓不济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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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知识青年 就没有驻印军的战斗力

1943年下半年以后，中国驻印和入缅作战远征军的作战极为艰苦，缺员很多。而与英军协同作战中，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存在着外语交流与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这些因素，决定了只有知识青年从军才能适应战场上的变化与需要。时任中国战区副参谋长的美军少将魏德迈(AlbertCoadyWedemeyer)，多次对蒋介石及军政部官员提及中国士兵素质问题，他批评道:“国民党政府征来的兵，首先是肚皮吃不饱，有的人骨瘦如柴，素质不佳；一般下级官员又缺少文化，不能掌握新式武器。”
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迅速提高军队战斗力，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以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为骨干，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1942年10月，为号召青年学生服役，蒋介石通电全国:“查征兵开始，六载于兹，所征壮丁多系目不识丁之文盲，其知识分子之学生，多未予以征集，因之士兵素质低劣，影响抗战甚大。更以各地学校收容超过学龄之学生，几为壮丁避役之渊薮。役政推行，尤多滞碍，兹特通令各级学校之兵役适龄学生，自三十二年一月起，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依其强度，配服役务，不得予以缓役。”
这一讲话，可以视为是国民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先声。随后，兵役署以蒋介石讲话为指导，对《兵役法》提出了修改案。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扩大了征兵范围，缩小了缓役者范围；鼓励青年学生参军，规定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使得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消除了学籍的顾虑。
同时，蒋介石号召青年学生:“今日战争中最奋勇，最重要者，莫过于空军之飞行员，青年人人应立志为军人，为飞行员，乃可转移我国三百年来国民怯懦萎靡的风气，以恢复我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而建设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则独立自由国民之人格，乃能树立，而中华xxx方得永久生存于世界，使不再为异族所奴役与灭亡。”
1943年，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他要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其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兵源。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命令四川省军管区各县市选送300名知识青年补充驻印军，要求如期如数完成。.
四川军管区随即派参谋长徐思平出巡川北各师管区宣传和督导。11月11日，徐思平到达绵阳，13日召集士绅、机关、法团及大中学生演讲，听者无不慷慨激昂，当晚即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到徐思平驻地，表示愿服兵役并呈具誓词，这是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的开端。
1月15日，徐思平在三台县出席东北大学纪念周，要求青年学生自动服兵役。他称所以如此，“其一因我国对倭抗战，在国内战场使用武器简单，且待遇较次，无须知识分子参加之必要；在驻印军则恰与此相反，故有要求知识分子参加之理由。再则我国地广人多，现凭依西南山地之险，以劣势武器拒抗敌人；如须反攻敌人在黄河平原及长江下流相角逐，则须有较新装备之补充……欲求装备之大量补充，则加强远征军，打通滇缅路乃属切要”。
当场即有男生15名，女生4名申请参军。16日，徐思平又召集中学以上学生2000余人讲演，当场又有男生200余人，女生30余人请缨。一些女生因被徐思平婉谢，竟痛哭流涕地质问:“爱国无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抗战杀敌？”当晚，徐思平再应学生之请在东北大学礼堂作讲演，参加者为三台县机关、法团首长，及该校教授学生等800余人，外来中学生等2000余人。讲演结束后，国立十八中学女生林霖等30人泣请从军，坚不可却。青年学生的慷慨激情，被三台县政府官员视为改进役政的基础，决心扩展成果。
20日，针对学生从军热潮日渐高涨，县政府按师管区规定成立了远征军新兵大队，同日起举行体格检查，由师管区军医室、县卫生院及联合医院各院长，率同医官十余人主持。截至12月7日止，参加体检学生共631名，计录取213名。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二从军运动的扩展
1943年11月下旬，四川省军管区开始对青年从军运动进行广泛宣传，号召各地青年积极从军，收效显著。四川、光华、华西、燕京、金陵、齐鲁各大学校长也协助宣传，鼓励学生自动参加，其中川大、光大两校应征者各达百人，占数最多。蓉市各中学每校都有学生参加。
据统计，在四川省的潼蓬、绵广、成茂、沧江、邛大、达梁、资简、乐安、隆富、绥武、嘉峨、永荣、剑平、泸永、顺营、万忠、广合、荣威、涪酉、叙南和夔巫共22个师管区中，志愿报名服役的学生及公教人员达27129名③，此外尚有重庆市报名者6772名。从军运动扩展到湖北、西康、陕西、甘肃、河南、绥远、青海、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十余个省，其中四川省成绩最佳。鉴于中国远征军急需补充兵源的形势，国民党中央要求青年从军运动在大西南诸省全面实施。

12月19日，军政部转发各地的《学生志愿服役办法》规定，凡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志愿服役，应向学校申请登记，并以年满18岁以上为限；志愿服役的学生登记时经检查合格，由学校造具清册送请当地军(师)管区复查验收；特别规定军训合格的学生，可以优先送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师)管区司令部，对于检查合格学生规定入营期间及地点，举行定期入营；入营学生统编组为教导队，由军政部集中办理，或由军(师)管区司令部办理之；志愿服役之学生，训练期满后，得依其所习学科及志愿，服任各种兵种及适当之军事辅助勤务；学生服役后，应保留其学籍，由部队考核其服役期间之成绩，通知原学校，以备退伍回校肄业时，按其程度予以升级；学生服役中如有逃亡情形，依法办理并开除学籍；至于女生志愿服役者，登记后听候调任军事辅助勤务；公教人员，党团员志愿服役者也适用此办法。
12月21日，为便利知识青年从军，兵役署设立登记处，教育部也邀集航委会、卫生署、组织部、宣传部、三青团等机关，组织学生志愿服役指导委员会。
从1943年11月15日三台县学生发动从军运动起，到1944年11月12日运动第一阶段结束，一年之间，青年学生从军运动由三台县一隅波及整个四川省，又由四川一省扩及整个国统区。据统计，报告参加服役的学生、公教人员、党团人员达47万余人，发展可谓迅速。
11月18日，中国远征军政治部通电全国，欢迎知识青年从军。至20日，仅中央大学、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和南开中学就有200余人报名。⑤据12月初统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报名数竟达在校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连中国聋哑协会的会员也要求参加志愿军。
很快，各地征集人数突破了原定10万人的数额。三青团内部响应也很热烈，甚至一部分超龄团员也请求从军，各地应征人数很快就达到93085人，超过原定5万名的配额近1倍。
青年远征军入伍训练期间为3个月，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青年远征军亦分炮兵、步兵、工兵等。入营后，当以学历、体格、志愿等项为标准而编组训练。经过短期训练后，各师正式纳入正规军编制。
青年军9个师分别归属于中国远征军第六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调入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辎重汽车第十四团、第十五团、宪兵教导第三、四、五团、伞兵总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共计1877万人。
其中，第二○一师赴印受训者为500余人；第二○三师赴印受训者为250余人，充译员为48人，保送航校受训者为4人；第二○四师赴印受训者为1074人，第二○七师赴印受训者为数百人。
拨给印缅远征军的青年军总数在1万余人，在印度受训结业后很快派到印缅前线担任交通运输、坦克车兵等技术兵种工作。青年军先后参加了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对打通中印公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蒋介石发表演讲 鼓励知识青年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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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印军汽车兵杨毓骧
中国军队第一次从火力上压倒了日本人
1944年6月5日凌晨，昆明的街道上还没有什么行人，一队穿着灰色棉军衣，布鞋的青年列队急匆匆从城市中穿过。两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南郊的巫家坝机场，天空上还繁星点点。再不多久，这500名青年就要登上飞机飞赴印度。
“那晚的星星很亮。”61年后，杨毓骧还记得当时只有18岁的他特意抬头看了看家乡的天空。
须臾，C-47运输机喘着粗气飞了起来。机舱里没有座位，所有人都想站到窗边，第一次从空中俯瞰古老的昆明城，再看一眼沉睡的家乡，这时他们才突然意识到，他们是真的要离开家了，“很多人和我一样，兴奋的心情一下沉重起来，大家不说话，心里默默祈祷。”
飞机经过澜沧江和怒江，机舱内的温度一下降了下来，再向前，白雪皑皑、海拔6740米的太子雪山出现了，这就到了飞行运输队所称的“驼峰”，在这条航线上，已经有500多架盟军飞机失事。
杨毓骧的运气实在不错，据说第一批乘机飞印度的学生兵，临上机前被命令脱掉军服，长官们说因为印度气候炎热，根本用不着棉衣，这些军服可以留下来装备国内的士兵。结果，士兵们被冻得半死，不少体质羸弱的竟被活活冻死。
越过“驼峰”，又飞行了三个小时，终于在印度汀江机场安全着陆，“我们走下飞机，全身冻得像冰块，只好蹦蹦跳跳取暖，两只耳朵又痛又聋，互相讲话要大声喊才听得清楚。”
晚上，杨毓骧和大家一起洗澡，旧棉衣、棉裤和鞋袜全都扔到一个大坑里焚烧，当他们赤身xxx地走出来，崭新的黄色卡其布xxx，白色内衣裤，绿毛衣、毛袜，灰色帆布腰带，黄色胶鞋已经整齐地排放在面前，学生兵们换上新军装，个个容光焕发，英姿勃勃。

这个过程颇有凤凰涅槃的意味。作家邓贤的父亲也是一名驻印学生兵，邓贤描写道:“当全副武装的学生兵唱着歌列队走出机场的时候，他们个个昂首挺胸，心中充满做人的尊严。”
加入“X部队”
十万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在印度亲自训练，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队，杨毓骧所在的暂汽一团一千名士兵中有600多名大学生
1926年，杨毓骧出生在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的一个农村家庭。1942年5月4日，日军对保山实施大轰炸，当天保山县内正逢集市，赶集的密集人群成为54架日机重点袭击目标。这次轰炸，中国平民死伤逾万。
轰炸结束两天后，16岁的杨毓骧路过保山，往日的城市千疮百孔，“尸体的臭味一公里外都能闻到”。
1943年，杨毓骧从保山县中学毕业后，考进昆明国立西南中山中学。第二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
“这年我18岁，刚刚符合参军年龄。而且政府重视学生军，待遇比普通士兵高，还承诺参军期间保留学籍，退伍后还可以继续上学，我在中学只上了一个月，就去报名参军了。”
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里，在异国印度的中国驻印军是个例外，与国内的军队截然不同，他们不仅手握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士气高昂，军纪严明。
早在1942年7月，中英盟军刚从缅甸撤退后，史迪威将军就构想了“反攻缅甸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史迪威在印度亲自训练十万中国军队，同时在滇西装备训练30个师。这两支部队即后来的“X部队”与“Y部队”。
按照总部指示，在掌握机械化坦克、装甲车之前必须学会驾驶汽车，于是五百名学生兵和后来空运来的青年兵在兰姆伽基地编入“中国驻印军重兵暂汽一团”和“暂汽二团”，每团千余人，杨毓骧和25名中山中学的同学全部在暂汽一团一营二连。
团长简立，湖南人，年约35岁，据说与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同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皮肤白净，戴眼镜，被部下称为“儒将”。暂汽一团一千名士兵中有600多名大学生，其他400多人为高中生。不一般的团长和不一般的士兵，给暂汽一团赢来一顶“大帽子”。
异类“民主团”
“暂汽一团”很快被其他部队戏称为“民主团”。“我们都是大、中学生，素质高，我们不愿意去其它部队，其它部队的也不想来我们这里”
暂汽一团引起的最大争议是，团长竟然根据士兵愿望，由各连推选出一名士兵做代表，成立“士兵委员会”，凡有关士兵的供给、膳食、被服、邮政等事宜，都由“士兵委员会”参加团部军需处管理，透明开放，没有腐败舞弊。

“士兵委员会”还办有全国性的“天声服务社”壁报，“天声”是由简立团长亲自命名，意为“振大汉之天声”。简立还写了一首歌词，有人谱曲后在全团传唱:“男儿快意着先鞭，投笔从戎志最坚。出国远征何壮伟，飞越喜马拉雅山之巅。铁轮电掣机械化，利兵坚甲永无前。浪涛翻热血，勋业著青年。气盛吞三岛，雷辙震九天。祖国复兴，世界和平。唯我中华儿女，重任寄吾肩。”
各连组织篮球队和排球队，营连之间经常举行友谊赛，团部还组织歌舞晚会、电影晚会和学术报告会。学术报告会由各大学的原学生们演讲，杨毓骧记得有一位云南大学生物学专业的学生讲了一场题为《兔子的生理技能》的报告，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题目与机械化战斗无关，但后来去了缅北热带丛林，发现整日与毒蛇、蚂蝗、蚂蚁作战，才后悔当初没有认真听讲。
还有一次，全团士兵被集合起来去看电影，放映的竟然是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让士兵们大吃一惊，但很快都认真地看下去。“团部发的物资品里也有安全套，虽然我们用不上。后来换了一个团长，他对美国人说，我们不需要这东西。从这件小事，大家就感觉这个人对其他事情也不会民主了。”
“暂汽一团”很快被其他部队戏称为“民主团”，军官们都严禁“暂汽一团”士兵到他们的军营拜访，也禁止他们的士兵去“暂汽一团”参观。而士兵们之间也少往来，“我们都是大、中学生，素质高，我们不愿意去其它部队，其它部队的也不想来我们这里。”
训练一个半月后，杨毓骧从汽车驾校毕业，司令部命令暂汽一团派三个连把军用物资从兰姆伽运送到印度海港城市加尔各达。这是一次难得的外出机会，各连都争着去，团长只好召开全团大会，由连长抽签决定。“我们二连连长侥幸抽中，全连士兵顿时向天空抛衣丢帽，欢呼若狂。”杨毓骧回忆，“每个人都把黄卡其布军装熨烫得笔挺，准备了两天的给养，有牛奶、饼干、牛肉罐头等，还发海军牌香烟，整洁的卫生纸，一切准备妥当后，在一个星光明亮的凌晨，每人驾驶着一辆GMC军车，直接驶向比哈而省宽阔的公路上。”
在加尔各达，杨毓骧和几个战友乘坐双层电车游览市区，繁华的市区给爱好文学的杨毓骧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跳出来:“想当逃兵，去印度国际大学上学，听说文学泰斗泰戈尔就在那里任教。”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逃兵被抓住就枪毙，已经枪毙好几个了。”
1945年4月，德国法西斯投降，一个月后，一名原西南联大的学生悄悄把毛xxx的《论联合政府》的文章整版贴到《天声服务社》壁报上，此事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中国驻印军总部稽查处认为是“异党分子”所为，把这名学生兵抓捕准备枪毙，杨毓骧和全连士兵签名要求保释这名士兵，暂汽一团所有士兵也纷纷签名。“大家没想到，简立团长竟然也签了名，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冒很大的风险。最后总部不得不释放了这名士兵。经过这件事，大家对简团长更崇敬了。”
起来造了反
不肯被调往东北打内战，一千多名汽车兵把炮弹卸到火车站，开着空车就去了南京，要求退伍回学校读书。关键时刻，暂汽一团原团长简立出现在老部下的面前……
“民主团”的名声越来越大，日后的命运也愈加坎坷。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半年前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中缅边境胜利会师，滇西国土与缅北地区也全部光复。这意味着，在缅甸战场，仗已经打完了。随着日本人趋向战败，对“民主团”——这个部队里的异类团队的监控却越来越严。
1945年6月，暂汽一团、二团奉命进驻印缅边境雷多(又译列多)，距离这里不远就是野人山，中国第一次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后撤退经过野人山，死伤几万人。缅北的原始森林这时正由中美两国工兵修筑中印公路，这是继滇缅路后的又一条陆路国际通道。
“民主团”的士兵们渐渐感到，原始森林中的气氛越来越压抑。“驻印军总部对我们团士兵进行监视，只要对国民党有不满言论就立刻抓捕，有几名士兵被宪兵抓起来，周围还围上铁丝网。”

7月，汽车兵团开着美国制造的军车“衣锦还乡”，受到杜聿明亲自接见，部队在昆明待命，准备开赴太平洋，参加东京登陆战。“大家情绪很高，‘打到东京’的口号每天喊几十次也不累。”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装备精良的驻印军成为蒋介石的装备最好，打胜仗最多的“王牌军”，立即调往东北，准备参加内战。投降日后第二天，暂汽一团每人发新军装一套，在敏感的时刻，这个细节引起了杨毓骧的注意，“因为每次打仗前，待遇就要变好一些。”
果然，两天后，部队接到开拔命令，目的地没有公布，但车上拉的都是炮弹。“车队到了湖南衡阳，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肯定是去东北。大家于是把炮弹卸到火车站，开着空车就去了南京。政府承诺保我们的学籍，大家要退伍费，回学校读书。”
一千多名不听指挥，气冲冲要到首都讲条件的军人理所当然被视为一股不安全的力量，当他们行进到江西省泰和县时，被国民政府派出的一名团长拦截下来，团长强硬的态度反而更加激怒了学生军的怒火，“我亲眼看见有人抽出手榴弹，那个团长转身就上车走了。”
杨毓骧回忆，他们做了最坏打算，如果政府围剿，他们就就地上山革命。
只有一个人能浇灭这场酝酿中的大火。暂汽一团原团长简立受命于国防部，出现在老部下的面前。士兵们纷纷脱下新军装，换上驻印军的xxx，“简团长流着泪，要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当然听，休整后开进南京城，老百姓都来看热闹，从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军装，夸我们帅气。”
南京政府最终兑现诺言，学生军纷纷回到家乡所在地的大学，重进学堂。杨毓骧被分到云南大学。
暂汽一团是中国驻印军为数不多的，几个遭解散的部队。
这是杨毓骧最后一次见到简立。29年后，已经是教授的杨毓骧在云南西双版纳偶遇一名上海女陶瓷教授，两人交流中，杨毓骧得知女教师姓简，“姓简的人不多，我随口说我的老团长也姓简，没想到，这位女教授竟然就是简团长的侄女。我要简立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的叔叔已经去美国定居，她还告诉我，她的叔叔其实很早前就与共xxx保持着联系。”
归于学术殿堂
1979年后杨毓骧回到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如今，“想成立一座博物馆纪念这段历史，为还在世的远征军老兵们写小传。想重走中印公路，为沿途的兄弟们烧一炷香……”
1949年杨毓骧加入中国共xxx，1955年被下放回保山施甸县的农村老家“参加生产劳动”，1956年进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逃过反右派，但文革中被打为“特嫌分子”，在昆明电影公司工作7年，每天骑单车给各个电影院运送胶片。

1979年后杨毓骧回到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1988年平反去掉“特嫌”帽子。他在国家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50余篇，专著4部，并有多篇论文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一项研究被新华社介绍为:“填补了我国民族史对云南省契丹后裔研究的空白”。
目前，杨毓骧退休，与老伴和儿子、儿媳住在云南民族学院家属楼的一套两房一厅房间内。
2005年3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记者问杨毓骧现在最想做些什么，他和另外4名驻印军的老战友一起回答，想成立一座博物馆纪念这段历史，为还在世的远征军老兵们写小传。
“几年前，我就约了几个老兵，商量重走中印路，那些远在异国的兄弟们多少年都没有人看过他们，多寂寞啊。我们想沿途为他们烧一炷香。这个计划很久了，迟迟不能实现，很多现实问题呢。这几年老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去世，我们都老了。”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雷
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驻印军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位高级军官做他的同盟军参谋长，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推荐了陆军中将史迪威。约瑟夫·沃伦·史迪威1883年3月19日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1935年至1939年，他担任美国政府驻华武官参赞，其足迹遍及中国各省市，被美国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
1942年3月，史迪威名义上被任命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但驻缅的中国军队并不服从史迪威的指挥。这年4月，第五军、第六军已悄然撤回中国，史迪威却一无所知，亲自率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坚守阵地，直至增援部队到来，他才明白xxx。他拒绝了前来营救的飞机，率领着残余部队，走入原始森林。这里荆棘丛生，遍地都是蚂蚁、昆虫、水蛭。5月24日，史迪威一行终于抵达印度新德里。一时间，他成了举世闻名的英雄。
1942年7月史迪威向蒋介石递交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1个月后，史迪威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在印度兰姆伽整训和装备中国军队。
截至1944年末，先后有十万中国士兵在兰姆伽受训，国内师以上高级军官有三分之一在这里进行过短期轮训或者合成训练。
中国驻印军的武器装备和经费开支全部由美国政府提供，标准略低于美军作战部队。史料记载:“每师步兵三团，炮兵两营，工兵、辎重兵各一营，卫生队一部和一个特务连，作战开始配属一个战车营……”步兵在作战中还能得到空军的火力支援和后勤补给。这使得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武器和火力上压倒了日本人。
1942年8月，中国驻印军发动缅甸反攻，历经胡冈谷地，莫冈河谷，密支那等战役，1944年在中缅边境与远征军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他对蒋介石极为反感，用“花生米”称呼蒋介石。蒋介石三次要求罗斯福更换史迪威，前两次均被拒绝，最后一次，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调查战区情况。华莱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罗斯福最终采纳了蒋介石的建议，改派赫尔利作为特使，将史迪威从中国撤回。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罗斯福总统的召回令，两个月后，史迪威出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同时由印度雷多(又译为利多、列多)经缅北密支那、至云南的中印公路初步通车，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1945年6月，史迪威出任第10集团军司令，参加冲绳战役。8月在琉球群岛接受10多万日军的投降，9月出席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患胃癌在旧金山逝世，终年63岁。

到了蓝姆伽整训的国民革命军，除接受新式的编制与训练外，同时也接受新式的武器与经理装备。美军负责人员训练并提供武器装备这批新军，而由英军出地提供训练场所驻地，并且提供人员伙食给养与人员的服装被服等个人装具。共同的孕育这支新中国部队。此节在于研究我驻印军的个人装具的介绍，让此时期的装备研究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凤凰涅槃 驻印军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军队
中国士兵在这里头一次扔掉老式“汉阳造”，换上美制M4“汤姆式”冲锋枪，头戴防弹钢盔，配发进攻型手榴弹。同时，步兵在未来的战争中还将得到来自空中的强大火力支援和后勤补给。这样，中国驻印军在武器装备和机动能力上已经达到当时发达国家军队的xxx标准，步炮比例达到三比二，第一次从武器和火力上压倒日本人，从而使打败和消灭这些不可一世的东方强盗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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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斯福主张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目的是要更肯定中国的贡献、给与他更多地支持，因为罗斯福一方面真正的了解与感谢中国过去五年中，单独抗日的成绩，一方面更是认为，假如美国要想击败日本，最快与牺牲最少的方法，就是充分武装中国，利用中国使它成为攻击日本的力量与基地。
但是多数的美国军方将领，却有着欧美本位的想法，认为战争优先顺序，一定要先欧后亚，这样欧美国家才能在战后，维持支配世界利益的传统霸权地位。这种想法特别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忠诚支持，他认为设置中国战区，不是要武装与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而是要方便美国直接插手掌控中国对日战争的策略。
马歇尔从一开始就有意低估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他认为，中国的抗日作战只是整个战争的辅助而已；中国战区的唯一功用，就是拖住、消耗日军，而美国绝对不能也不必全面武装中国的军力。盟国要想真正打败日军，还是要出动美英苏的“白人国家”军队不可，否则一旦中国成为击败日本的主力部队，那么美国就要面对虽然少了一个日本，却多了一个复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争取主导亚洲与太平洋发展之历史新格局。
所以马歇尔坚决主张，盟国对于中国战区的任何支持，都一定排在最后的顺位，就算有多余的作战资源，也是能够不给中国战区、就尽量不给，对中国的援助，只维持蒋介石还能牵制日军的最低限度范围。因此马歇尔甚至对于罗斯福总统援助中国战区的直接指示，都是尽量设法阳奉阴违，要不然就是拿出官僚系统“能拖就拖”的绝招，虚报执行上困难重重，最后最好能够不了了之。马歇尔与史迪威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就是最后要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拿到美国人的手中，否则就让中国战区保持不死不活的状态。
当然不能说马歇尔这种“应付”中国战区的态度，完全是出于个人偏见，他也有一些作战后勤与国家利益上的考量。因为当时美国要想援助中国，必须经过一万七千公里的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补给线，从印度的港口，以火车转运到印度东部，然后沿驼峰棱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这条运输线，经过半个地球与跨越几个历史时代的地区，因此复杂的程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平均美国每供应中国一吨的物资，在运输的道路上，就要消耗十八吨的物资。
这是作战历史上，后勤补给线最不经济的记录，因此马歇尔认为，这种方式将补给品来武装中国作战，实在划不来，不如将物资另作他用。同时马歇尔是一位传统的陆军将领，对于空权与空运的能力，所知有限，对于中国军队的多个世纪混合的作战方式，更是闻所未闻，所以总是认为中国军队内幕重重，不堪闻问。由于马歇尔认为空军只是作战与后勤上配合的角色，所以中国军队无法以有限的空军支持与空运后勤，就能发挥战略上击败日军的能力。因此他认为在盟国没有完成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交通之前，任何大量援助中国的计划，都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做法。
31.6 悲剧的诞生，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原先华府属意由一次世界大战的猛将段澜（Hugh Drum）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但是段澜发现马歇尔的“敷衍”中国战区的政策，与自己希望大量援助与武装中国，并且在中国战区建立强大打击军力的政策不符，当然就不肯出任这个搞权谋多于战略规划的工作。这时马歇尔推荐自己的亲信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其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史迪威是一个意志与成见都极其强的“中国通”，他绝对不会改变的特点，是对于蒋介石的反感以及对中国人的轻蔑，这正是马歇尔的人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由史迪威把蒋介石缠住，不让中国战区的实情传达到盟国的决策阶层，这样就可以为“中国最后”的战略方针，得到最佳情报的支持。
史迪威本身并无统兵作战的经历与能力，只在中国担任过长期的军事外交工作。他对于中国的内战与派系斗争，有着政客般的高度个人兴趣，他对于蒋介石能够击败群雄，取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一直有着极大的成见与负面的评价。当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史迪威就是一直散播中国抗日“无望论”的西方军事专家，假如依照史迪威权威的预测，中国早就该向日本投降十次了。但是中国却能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单独抵抗日军五年，因而让史迪威的中国军事权威专家之名誉扫地。此次他能够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有机会让蒋介石背腹受敌，并且运用影响力，扶植自己看好的军方将领如冯玉祥、李宗仁与白崇禧等人，希望这些人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国当权。

原先史迪威在中国多年来，就与左倾的美国人物史诺（Edgar Snow）等人相熟，对中国的xxx与左倾的势力，有着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身边的主要政治顾问，如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戴维思（John Davies）与谢伟志（John Service）等人，全都是左倾的政治狂热人物，积极企图协助中国全面xxx，他们与延安的八路军代表，有经常的接触，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战区的民情与政局的报告，全都采用延安观点，主要的目的，在于丑化、分化与弱化中国战区与国民政府的抗日事实，并且极力创造与加深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报告，对于中国战区极端的不利，他们对于史迪威的影响极深，其中谢伟志还因为向延安泄漏美国的机密文件，最后在一九四五年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审讯。
在马歇尔与美国陆军部（Department of War）部长史丁生（Henry Stimson）的支持下，史迪威是抱着开始时先“监督”蒋介石，最终掌控中国战区指挥权运作的使命而来。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注定了紧接的将帅严重失和，以及中、美争议不断的悲剧。当时史迪威具有“双重身份”的安排，在形式上，史迪威是蒋介石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需要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但是史氏又指挥所有在中国的美军，掌控了所有美援装备的申请与分配，以及负责在缅甸的作战指挥。因此它可以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与蒋介石较量、周旋。
因此史迪威一直自认他实际上是美国派在中国的“监军”，随时向美国政府秘密报告蒋介石与中国内部的所有情报，动辄使用美援物资的申请与分配权，来挟制蒋介石，并且离间中国战区的将领，以及设法培养美国在中国军方的“代理人”。因此自从中国战区设立，史迪威成为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独立自主的作战决策就每况愈下，同时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就快速增加了。从此中国不但要对付日本从外面的军事攻击，还要应付史迪威在内部的挑拨离间，逐渐使得蒋介石所指挥的部队，出现新的矛盾与彼此的猜忌，最后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下，中国付出了惨败的代价。
平心而论，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造成之指挥系统的危机，一部分的确是来自中、美国情的差异，特别是当时中国的军政结构，仍然属于人治统属的方式。同时中国所有的作战资源，已经消耗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除了以上下欺瞒的方式，暂时的回避问题之外，也别无其它的良策。军委会无法提供军队足够的兵员与补给，部队也从来没有真正按照实在的编制运作，因此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军队，根本就是上下交相欺骗的体制。华军不同系统的部队又有不同的待遇，更加让他觉得，中国政府仍然利用抗战在搞山头利益。
31.7 史迪威真正的任务
而史迪威个人的个性孤傲，对于一切都有一种莫名的自大狂与刻薄、挑剔的心态3，给予他个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他根本鄙视蒋介石的为人与一切的作为（其实史迪威对于任何人物都带有极强极强的成见，这很可能是来自史氏内心的自卑感），蒋介石越是胜利与成功，史迪威就越加的愤恨与不满。他从来不肯踏实地履行战区参谋长的职责，要受蒋介石指挥，更是他根本不能接受的事[4]。史迪威称蒋介石是“花生米”、罗斯福是“橡皮腿”，它也无法与英国的东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蒙巴顿以及英军将领相处，与陈纳德更是几乎是势同水火。
史迪威对于中国的政治与军情，全都是负面与挑剔的报告，从来不会主动为自己所代表的战区利益而力争，倒更像日本“中国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长，专门来中国战区卧底，以离间中国战区内部的合作、阻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以及抽调中国战区兵力到缅甸作战。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中国战区搞成不堪一击，这样盟国才能把蒋介石免职，史迪威就可以统帅六百万华军。虽然史迪威本人指挥作战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他却非常懂得玩弄政治手段、耍小点子，以及操纵舆论媒体的报道。
最不堪的是，史迪威对于参与中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更有着极大的兴趣。从蒋介石的亲戚到战区的指挥官，史迪威经常喜欢听取谣言、散播谣言，并且设法介入权力斗争，以帮助自己所欣赏的人物夺取权力，但这却是盟国合作中，最要不得的举动。史迪威以一位精通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救世主姿态，干预中国内部决策的斗争，以及直接涉入各组势力间的权利倾轧。史迪威平时多半时间，不是在印度，就是躲在中、印、缅的森林中，策划他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只要它出现在中国战区的境内，就会立刻爆发严重的政治斗争。
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因为在一九四一年，中国开始从美国的租借法案中，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日作战的支持，就是提供中国空军战机五百架，以及三十个陆军师的武器（当然全部的装备都是中国要出钱买的，只是可以先记帐周转）。这些军事物资，在美国政府批准之后，就直接卖给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就由中国自己依作战的需要进行调配。

但是自从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得到新的援助，就连美国政府原先已经答应卖给中国的装备，也经常要支持其它战区的“紧急”需要而被抽调5。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中国战区所需的军事装备，反而不能由中国政府自己向美国申请，而是要经由史迪威亲自同意之后，才能够申请；而已经运到中国的美援装备，更要经由史迪威个人指定分发，而非由中国战区自行运用。史迪威于是动辄以冻结美援作为在中国战区兴风作浪的工具，更以分配美援物资的优先顺序，作为自己在中国内部拉帮结派的筹码。
这就是中国战区不能发挥战力的基本原因所在。试想，假如美国对英国（是中国的四十倍）或是苏联（是中国的二十倍）的援助，全都排在最后，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在作战需要时运到，而且少量的军援运到之后，还要由美国军官单独负责控制分配的运作，加上战区统帅与参谋长的立场与意见完全势同水火，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英、苏还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战力发挥？
由于史迪威根本就不愿成为蒋介石的副手，总是自以为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负责“监督”中国抗战。蒋介石为了应付这样一位监军，只好投其所好，让他独当一面，负责指挥在缅甸与印度的中国军队，好让他有事分散注意力，免得呆在重庆，每天大搞兴风作浪与挑拨离间的活动，但是史迪威还是设法给中国战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从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整个中国战区就成为双头马车的领导，中国战区内部的“斗争”比对日军的作战，还要热闹。而原本团结一致对日作战的各个派系，因听闻到内斗的讯号，而又开始私下运作了。各派系一方面设法保存实力，一方面不断大“告洋状”，闹的中国抗日阵营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使得罗斯福感到非常烦恼与困惑。史迪威这样的做法，正是体察到马歇尔的心意所在，有了史迪威第一手的“辱华”报告，马歇尔就非常容易说服罗斯福，中国是无用的盟国，只要口头敷衍蒋介石就好，根本不必实际支持中国战区作战，更别提装备中国的作战能力了。

应当指出:1942年夏季，由于丧失了制空权，中國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國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1942年2月25日，约1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始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
至1942年8月4日，中国远证军全部撤出缅甸。除第三十八师和第二十二师进入印度外，其他部队分由杜聿明按蒋介石命令突破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国。杜聿明部途经森林蔽天的野人山区，战士落伍、失踪、疾病死亡以及被敌追阻杀伤者比战场上死伤的多数倍。“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据统计，10万余众的远征军至此仅存4万。事后，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何应钦也不无感叹:此次入缅参战，“自始至终战况均呈被动之态势，虽官兵奋勇用命，实难挽救全局，实为憾事”。缅北初战，终以失败告终。
那么，在这个悲壮惨烈的缅甸战场上，远征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制空权是决定因素
1942年3月至8月，中國远征军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向缅甸境内出动，与日军血战数月，终因实力悬殊，铩羽而归，10万大军生还者约4万，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远征军全线崩溃前，在战场上始终没有发现早已参战的日军第56师团，正是这个师团先在中路挫败远征军决战的计划，然后出其不意地从东线突破远征军薄弱之防线，席卷了整个后方，导致远征军全面溃败。在实际交战过程中，远征军原以为当面之敌仅一个日军第55师团，既没有发现驻泰国的日军第18师团提前增援上来，又没有发现从海上登陆增援的第56师团，稀里糊涂地把三个日军精锐师团当一个师团来打，以四个半师的兵力摆了个围歼对手的阵势（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力相当与远征军一般部队七八个师，相当于中國军队最精锐的戴安澜第200师两三个师）。所以远征军作战一开始便陷入十分被动的状态。
但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失败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制空权问题，日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失去制空权的远征军，肯定无法弥补情报不灵的缺陷。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常规作战样式是战术空军与坦克装甲部队的协同，根据德国非洲军团司令、坦克名将埃尔温·隆美尔的权威观点:“假使敌人握有完全的制空权，那么我方尽管拥有极现代化的武器，还是无法和他作战的，就好像野蛮人碰到了近代欧洲国家的精兵，其胜败是不问而知了。……所以我们不能再依赖摩托化的兵力，以来作机动性的运用，因为他们最容易受到空中攻击的毁灭。”
中國远征军怎么会得不到先前英美承诺的空中掩护呢？
早在1941年5月20日，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普汉托中國军事考察团团长商震致函蒋介石:“敝国已在向美订制飞机中，指定妥马霍克机100架，分配于贵国。翰期其能发生良好之效果也。”以后英方食言，这批飞机全部用在了北非战场。
1942年3月25日，即同古激战第4天，也就是英军在缅全部45架作战飞机在马圭被毁后第4天，蒋介石同印缅战区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共进晚餐后再次会谈，亚历山大亲口答应蒋介石，数星期后将有324架飞机投入缅甸战场，但直到缅甸战场全面崩溃时都不见踪影，而日军投入战场的飞机数量已经达到400多架。其实从3月份开始，德国凯塞林第4航空军团几乎毁灭了英国地中海空军基地马耳他，德军地中海补给线恢复畅通，隆美尔非洲军团已攻下整个昔兰尼加，正准备向加查拉一线进攻，英国早就无意将空军用于缅甸战场，而蒋介石为亚历山大将军的弥天大谎所迷惑，乐观地把缅甸作战看成是一场中國军队在英军绝对制空权支援下对日军的歼灭战。
1942年4月18日，也就是我东线被日军第56师团突破之际，宋美龄致信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礼先生，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除十足配备志愿队所需人员及飞机80架外，其余租借案内拟拨中國之驱逐机，将拨发美国空军第十队用，以防护印度东北之被侵及防免英国远东空军之被毁灭，委座闻此建议，不胜震怒，尤其要求总统立即加派飞机300架，以助中國远征军一项通知……”
美国方面置若罔闻。到了6月初，隆美尔在北非突破加查拉一线进逼托卜鲁克，正在印度集结、原定支援缅甸作战的实力强大的美国第10航空队，紧急向地中海转移，这时中國远征军各部尚在作艰苦卓绝之撤退。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先欧后亚”的战略，于是当北非出现危机时，英美两国先后把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飞机几乎全部调往地中海，致使我远征军作战失去空中掩护。
缅甸战场虽然失利，却换来了北非战场的制空权
1942年1月下旬，也就在中國远征军出征前两月，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布鲁加港开始了进攻，2月占领班加西并控制了整个昔兰尼加。6月突破英军加查拉防线，并攻占托布鲁克，迫使守军投降。7月追击马特鲁之溃军，越过埃及边境，直逼英军北非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防线。英国和美国早在隆美尔出击时，就打算将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现有的和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全部调往北非。6月份开始，美国的装备调动现出成效，英军空军出动架数猛增。战场形势很快发生逆转，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相持阶段，英军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重新活跃，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8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
隆美尔被迫孤注一掷，同英军在阿拉曼一线展开决战，丧失制空权的德意军队遭到惨败，从而决定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北非的命运。等到蒙哥马利在10 月份反攻时，美国已向英国中东部队提供了700多架双引擎的轰炸机，近1100架战斗机，900辆中型坦克，800辆轻型坦克，90门反坦克炮以及2.5 万辆卡车和吉普车。在美国援助的这些武器装备中，有相当部分原是打算用于缅甸战区的。
隆美尔元帅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时写到:“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在今后的任何会战中，美英空军的力量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既然制空权是决定战场常规作战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國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在客观上具有不可抗拒性。以往史家不清楚这点，转而过分苛求于中國远征军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不妥的。应当指出:1942年夏季，由于丧失了制空权，中國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國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北非战场的胜利直接影响了苏德战场
阿拉曼会战后，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并最终于1943年5月12日向英美军队投降。1943年7月12日，也就在北非德、意军队全军覆没不到两个月，英美军队以北非为跳板，不失时机地发动西西里登陆，沉重打击在希特勒“柔软的下腹部”上，而此时正是苏德战场双方争夺战略主动权的快定性时刻，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到达顶点，苏德双方的统帅部都用上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德军南面曼斯坦因集团已经占领上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并遭受严重挫折。据俄罗斯战史学家亚历山大·科拉马奇金（lexanderKhramchikhin）最新研究称:在关键的普罗赫罗夫卡坦克决斗中，苏军660辆坦克被毁500辆，德军420辆坦克损失了 200辆。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罗特米斯特罗夫回忆道:“当获知损失后，斯大林非常震怒，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坦克部队将被使用于哈尔可夫附近的反攻，但现在却不得不重建和补充，最高统帅决定撤销我司令员的职务，差点儿把我送上军事法庭。”
德国曼斯坦因元帅回忆道:“……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十个战车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7月13 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的敌军共被俘2.4万人，损失战车1800辆，野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7月13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西西里登陆使希特勒惊慌失措，他拒绝曼斯坦因等将领的意见，作出了立即撤出库尔斯克会战的愚蠢决定，放弃了快要到手的胜利，导致了德军战略主动权的彻底丧失。因此，从整个欧亚战局密切之关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论，1942年的缅甸战场是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存在着必然联系，中國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朝胜利方向转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大环节，而中國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军事贡献也正体现于此。

本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决定将最后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掷地投入华南。结果日本并未能因此而击败中国，以挽救自己的败局，反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严重空虚，给予苏联“参战”（其实是劫掠）而轻松获胜的可乘之机。实力被抽调一空的关东军，对于苏联红军的攻击，表现的是近乎毫无招架之力。日本终于在历史的决战上，给俄国捡到洗雪日俄战争耻辱的机会。同时苏联入侵中国的东北与朝鲜半岛，给东北亚带来半世纪的战火与威胁。这些都是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得到“胜利”的历史后果。
一九四三年年中之后，由东条英机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知道，无论是和是战，都无法解决中国事变了。日本既然没有足够的兵力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设法保持现有的战果，以谋求一个较好条件的停战交易。东条政府于是提出了建立日本“绝对国防圈”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本质上，已经是不求胜利之被动与守势战略，但是却成为支配日本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
东条英机政府之所谓绝对国防圈，就是设定保障日本本土安全，与维持战争资源供应，所需的最小控制空间。日军大本营认为，在太平洋中，日本最少要据守千岛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印尼群岛；在亚洲陆地上，日军则要控制中国的平汉、粤汉铁路，及中南半岛，并延伸到缅甸与印度东部。这个建立绝对国防圈的战略要求，对于已经不求战略胜利，而只求自保的日本政府领袖而言，正好配合了日本民族极端缺乏国家安全感的集体心理，因此使得日本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执行与达到目标。此外，在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及南方军总司令部中的高级将领，已经有了更为奇特的战略构想，就是在必要时，日本的战略决战主体，将从日本本土，转到亚洲大陆进行。因为日本岛屿的战略空间太小，无法承受强大的攻击；在亚洲大陆，日本则控有足够宽广的战略空间，以及较多的战争资源，可以适合长期作战。
所以日军有意扩大在中国的战场空间。日本的海空军，这时候已经在太平洋地区遭到美军猛烈的打击，扩张与反击已经是不可能了。由中国华南基地起飞的盟国轰炸机，更对日本绝对国防圈之运输通路造成重创，特别是陈纳德指挥以华南为基地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合作，非常有效的攻击日本的战略运输船队（由南洋经台湾海峡到其本土之航线），造成日本运输船队每年高达一百万吨以上的损失。在这种状况之下，日本的军备与工业生产，由于缺乏原料与能源的供应而面临全面停工之危机。这是威胁日本绝对国防圈安全运作，最为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整个作战武器军火的生产，以及民生必需品，供应上都开始发生严重的困难。因此日本政府若要确保其绝对国防圈内运输线的安全，就必须要在中国以及缅甸战区，同步进行孤注一掷的大反扑作战，作战核心的目标，就是消灭中国战区内的战略空军基地及补给线，以确保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安全。在缅甸战区的攻势，是要切断驼峰运输的通路；而在中国战区的攻势，则是彻底破坏中国华南地区的盟国空军基地。
一九四三年秋季，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开始依据大本营的绝对国防圈战略指导原则，拟定一个决定日帝国战争胜败的作战计划。计划的目标是，一、攻略中国南方与西南方的中美空军基地。因为这些空军基地的战机，已经严重危及日本由南洋通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路线；这是维持日本战争机器运作的生命线所在，若是继续受到威胁，日本将很快就失去长期作战的能力。二、打通亚洲大陆的陆上交通线。日本在必要时，可以在陆上进行联络，将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南方军结成一体，用亚洲大陆的战略空间进行决战。三、是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军力与作战意志。日本中国派遣军在接到大本营的指令之后，开始研拟一个由北而南的全面攻势作战计划，也就是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与彻底扫平华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其实这个作战攻势方向，曾是中日全面战争初期，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攻略战法，但是日本却一直不能掌握这个战略构想。
直到六年后，面对山穷水尽之时，日军才想采这个作战方向，为日本帝国的命运，进行最后的反扑。经过日军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几次全面会商，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三日，日大本营经过御前会议，核定这个挽救帝国命运的行动方案，是为“一号作战计划”（Operation Ichi-Go）此计划的纲领是，日本本土将再增加兵力的动员与投入，关东军与南方军则尽量提供支持。第一期作战，是先由华北方面军发动攻击，打通平汉铁路，同时歼灭华军在河南的主力。第二期作战再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发动直攻衡阳的大会战，彻底击溃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第三期是成立第六方面军，负责打通粤汉铁路的作战，与华南的第二十三军配合，发动由广州北上、与十一军的会师行动。第四期作战，则在打通粤汉铁路之后，再出兵攻占广西与越南的通路。一号作战计划的战略重点目标，是攻击与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为了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可以说是设法将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都要孤注一掷地投入。日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持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决定再动员五十一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1。此外大本营并且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了整个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单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并特别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持，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马六万七千（1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匹，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运输补给船艇一万艘。并且调动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持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一应俱全，它成为日本皇军成军以来，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
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在受到大本营如此强力的支持之下，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因此也决心拚出所有的力量，以完成挽救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所有参加作战的野战师团，都组织特殊的作战敢死队编组，特别加强突击、夜战与城市作战训练；并且举办各种作战研习会议，彻底检讨过去与华军作战的经验，提出改进的对策方案。日军从大本营到前线参战部队，一再进行周密的兵棋推演，以及全军的战前演训与竞赛。
但此时的中国守军，却正处在战力严重空虚的阶段。由于中、美为了军经、援助的问题，爆发了严重的摩擦，双方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史迪威的运作之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遭到全面的破坏，不但所有援华的陆军装备、物资2，百分之九十都用到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最精锐的八个军的部队，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史迪威在这时一再强调，日军根本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的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同时蒋不愿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参加缅甸作战。因此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政治斗争，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
史迪威这时掌控着一切的美国援助物资，以及中国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动员华军，早些帮他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希望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本土能够遭到一败涂地的打击，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全面地接受中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因此史迪威故意漠视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2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其实没有威胁。
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贷款中国十亿美元，以挽救中国后方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与国民政府产生了严重的摩擦与误会。同时盟国决定延后打通援助中国的缅甸通路，因此中国能得到的实际援助，仍然只靠驼峰空运的一点点物资，来维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战力。但这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已经因为多年的战争而使力量面临枯竭，同时外援久候不至，人心更是动摇；华中地区又碰上连续两年严重的旱灾，造成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物资匮乏与恶性的通货膨胀，不但数以百万的人民可能因饥荒而死，就连军队的衣食补给，也发生极度的恶化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的状况之下，收入难以增加，但是战费则不断飞跃成长，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只有扩xxx币的发行量。一九三七年六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总余额，只有十四亿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法币的发行总余额，已经暴升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当时的法币是在美国印制的，单是为了印刷法币，就动用了美援贷款的十分之一，合计高达五千万五百万美元。每个月为了运送这些法币回国，占用了驼峰空运量达一百五十吨，消耗了四千五百加仑的汽油。
由于法币近乎无限量的发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物价大幅上升，以一九四一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价指数上升到三二二〇。在一九四四年里，物价几乎是到了天天上涨的地步，靠薪水收入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同时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与装备。在史迪威与其同路人设法分化、离间之下，后方人心对于政府的失望，已经接近不满与沸腾的状态，于是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开始借题发挥，国民政府内部开始涌现政潮，而原本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
为挽救经济的问题，国民政府企图以美国的贷款，在美购买黄金，然后运回中国市场抛售，以设法收回法币。但是这项工作又受到美国财政部次长怀特不少的行政干扰，因此时断时续。虽然收回部分法币，不过由于黄金数量不足，并没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财政的信心，也就没有发生所预期之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3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它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而中国军中的经费，更是短缺到不够官士兵生活开支的地步，几乎每个部队都普遍有谎报兵员人数的情形，如此才能勉强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前线的部队中，甚至士官兵的衣食供应，都发生问题，更别说作战装备了。部队普遍都有营养不良、装备落后、武器和训练不足与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在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之下，整个抗日的精神开始瓦解，逃兵情况开始越加严重。
更糟的是，许多将领与政客，开始拉帮结派，设法与史迪威打交道，希望能够从美军的手中，拿到一些美援的好处；更有人开始迎合史迪威，准备推翻蒋介石，而做美国所拥立的新政府领袖。因此重庆军政的上层，开始出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上下逐渐失去精诚团结、一心抗敌的意志，这都直接对军心士气与作战指挥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当时蒋介石政府没有一套严格控制战时物资分配的措施，而让一小撮人得以乘机大发国难财，更是容易造成人心的不平，在政治斗争的谣言运作下，引爆了人民对政府的失望与怀疑。其实当时经济空虚与战力不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大量损耗，日军有计划的劫掠大批的粮食、物资，加上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外来的援助，导致中国所有的国力，都几乎面临消耗一空、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曾向罗斯福总统告急，表示中国的经济危机甚至大于军事危机。但是这个向美国借款的要求，却被史迪威、马歇尔所扭曲，罗斯福更受到美政府内部左倾官僚的蒙蔽，所以国民政府无法得到这笔贷款，以稳定抗战的经济与人心。反攻缅甸打开援助通路的日期又突然被无限期延后，更让中国的战力受到打击。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最糟的，因为中国还要优先抽调精锐的部队支持缅北作战。虽然根据日军大量集结与演训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敌军极有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发动全面的反扑，而在二月以后，重庆方面对于日军准备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的攻势，也掌握了更为清楚的情报，无奈参谋长史迪威只全心全意地在缅甸野人山进行作战，对于日军准备在中国战区发动新攻势的情报，根本不加理会，而造成部分华军将领也跟着附和，因此华军无法集中力量，准备迎战日军空前的重大攻势。（4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当然重庆方面的军力，因为在陕西部署了监视xxx的部队，又要优先支持缅甸作战，所以兵力更加不够分配。这次日本的华北方面军之所以敢放手南下，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时正是xxx与蒋介石进行政治对抗的时刻。xxx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地区，进行“放水”行动，乐意袖手旁观日军痛击蒋介石的部队，而拒绝发动大规模的敌后全面游击战，来牵制日军。因此在这种敌实我虚的情势之下，一九四四年注定将是抗日战争中，中国要受尽挫败与屈辱的一年。日军是倾全国、全军之力，在中国战场进行决死大反击，中国则是外源未到，内争先起，这样如何能够挡住日军充分准备而发起的空前攻势？
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对于华北日军负责打通平汉铁路，捕捉河南华军汤恩伯主力的作战任务，原是有着不同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次日军大本营能够发出如此强大的兵力给中国派遣军，与其进行大陆交通线的打通，不如让他执行西攻西安，截断重庆左翼的作战计划，但是日大本营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幸好日本大本营没有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否则中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大本营下令由关东军调出精锐的第二七师团、铁道联队、汽车兵团等特种部队，以支持华北方面军的一号作战任务，务必全力打通平汉线，捕捉在河南的华军主力。
华军河南阵地的防务是由蒋鼎文与汤恩伯负责。由于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之后，将近三年都没有在华北发动攻势，使得华军失去作战的警觉与士气；加上河南连年天灾，民生困苦到了极点，军队的补给不足，兵员补充又以远征军优先，因此战力已经降到空前的底点。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蒋介石与驻华美军的将领，对于日军的作战企图，缺乏共识与掌握，由于史迪威坚持认为，日军的攻击只是例行出击的演习，根本无意深入华军阵地与进行长期的占领作战，当前华军应该以静制动，故将拥有美式装备、员额充足的华军部队，调入缅甸原始山区进行作战。所以汤恩伯奉命以静态防御，在嵩山以东的密县、巩县一带阵地布防。（5所谓监视xxx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

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在表面的数字上，中国战区的空军要优于日本，史迪威却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正式的编制有五百架战机，要锁定二百架战机，负责防卫成都等地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基地的安全，不得弹性运用；另外要出动一百五十架战机，支持盟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因此陈纳德只有一百五十架战机可以投入中国战场的支持与打击作战。问题是，这些战机的基地都在华南，很难在遥远的黄河流域，取得制空权。因此陈纳德想尽办法出动飞机，企图炸断黄河铁桥，与支持华军作战，但是战机实在分配不过来。

日军源源不绝地越过黄河，机械化的部队在黄河以南的平原上纵横驰骋，对华军阵地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刚好河南发生严重的大旱灾，几百万以上的中国百姓九死流离，粮食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上涨已经是七七事变当年的五百倍。社会的困苦、人心的不安，加上重庆的内争浮现，美国介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军力上补充兵员的严重不足，美援武器更是纸上谈兵的迟迟没有到手，这一切都使军心更为涣散。执行这项任务的日军敌前指挥，是由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负责，他率领四个师团、四个旅团，以及一个战车师团，加上大量的工兵与运输部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在关东军支持修复黄河铁桥的协助下，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的半夜，在中牟渡过黄河，夜袭华军在河南的阵地。日军行动前的欺敌工作与情报扰乱，部署的非常成功，重庆方面以为日军应在五月底才会发动攻击，美军的情报判断更离谱，认为这最多只是日军的骚扰行动而已，不值得华军劳师动众、严阵以待。事实上，日军在大军渡过黄河的四天之前，已先派决死突击队，渗透华军阵地，找到华军防线的弱点，然后引导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对中国第一战区的阵地，全力发动攻击。汤恩伯原想主动对渡河的日军部队，进行反击，但是其它将领都缺乏主动作战的意愿，以及作战的支持与兵力，因此只消极地接受命令，困守在阵地之中，不愿配合出击，而让日军机械化部队，任意在华军阵地之间驰骋。日本第十二军顺利渡过黄河之后，全力发动攻势，四月十八日，日军三十七师团攻陷中牟，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六十二师团攻克郑州，这样日第十二军已经成功的撕裂中国第一战区的正面防线。日军然后兵分二路，一路向南攻击，准备沿平汉线攻克许昌后，与来自武汉的第十一军部队会师，以完成打通平汉铁路。外一路的日军，则是向西突进，准备攻击华军汤恩伯部的主力。

由于日军的攻势凌厉而且充满变化，三个师团的日军部队迅速包围了平汉路的重镇许昌。日三十七师团担任主攻，六十二师团与二十七师团在外围进行包围分割作战，以彻底孤立在许昌的中国守军。日军在战车、突击队与炮兵联手下，迅速迫近许昌的阵地，打得华军阵地陷入混乱之中，才两天的时间，许昌就在五月一日弃守。

此时日军情报发现，汤恩伯的部队在登封、密县附近集结，反击日军的攻势。因此日军司令官内山，立刻将南攻的部队，由南向西方旋转九十度，企图捕捉汤恩伯的部队。另路日军则在战车师团的前导之下（这是日军首度在中国战区使用战车师团），在河南平原势如破竹地疾进，企图以钳形攻势，包抄汤恩伯部。日军这种灵活的攻势，其速度与方向不断变化，充分展现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战力优势。不过汤恩伯的主力第十三军石觉部，并未踏入日军的口袋，而设法退入嵩山，日军失去了围歼十三军的机会。这时候华军在河南的战线与阵地，可以说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事先的作战情报与计划，几乎完全与事实的发展不符。由于华军的员额不足、士气低落、补给不济，上级领导阶层又面临美军介入政策与权力的斗争，因此实在无法面对日军空前强大、灵活与凌厉的攻势。许昌陷落之后，由于蒋鼎文担心自己受到围歼，而立刻率兵退向伏牛山，造成汤恩伯部势孤，也只有设法突围。因此其它的华军部队，产生兵败如山倒的连锁反应，河南战场近乎失控。

蒋介石企图抽调接受美军装备的远征军回来参战，不但遭到史迪威拒绝，而且在罗斯福亲自介入的压力下，于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迫下令远征军由云南出动，渡过怒江，参与缅北的作战。这时候日军刚攻陷郑州，开始击溃华军在河南的防线，蒋介石却只能眼看着中国战区受到日军攻势无情的蹂躏。在盟国的眼中，装备中国的军队，只是为了英国在缅甸与印度的利益而战。

日军南下的攻击，很快又恢复行动。十二军攻陷许昌之后，日军第十一军横山勇，同步派遣一个旅团北上夹击，于五月八日南北两军在遂平会师，日军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七年后，才终于勉强的打通平汉铁路。接着日军的主力又朝向西方发动连续的攻击，企图围歼汤恩伯的主力不成；日军立刻朝向洛阳外围发动快速攻击，彻底击溃了洛阳外围的中国守军。然后在五月十八日，日军六三师团负责由东向西进攻洛阳，而日军一一〇师团与战车第三师团则由洛阳的西方迂回攻击。不过日军对洛阳的全面攻势，这次遭到华军强烈反击。洛阳守军是武庭麟的第十五军，以旺盛的作战意志，挡住日军极凌厉的攻势，此举惊动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是日军调集部队，于五月二十三日以四面合围之势，再攻洛阳。华军在兵力悬殊、援军不到的状况之下，仍然拒绝招降，浴血奋战之后，武庭麟在五月二十五日从洛阳突围。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则在后续的作战中阵亡。

此时日军驻山西的第一军，也派遣第三、五十九等两个旅团，渡过黄河的渑池，截断了陇海铁路的交通，阻止华军向东的驰援；同时扫荡华军在洛阳以西的主要后勤基地，以及夺取华军在卢氏的主要军需品供应仓库。华军在第一战区，出现了全线溃败的局面。这时候国内外的舆论出现大量悲观与恐慌的报道，说华军已经失去战力，蒋介石只有撤换蒋鼎文与汤恩伯的职务，及派陈诚前往坐镇指挥，调胡宗南负责监视延安xxx的部队，东出潼关，进入河南，暂时阻挡了日军的攻势。由于日军立刻就要在湖南发动大兵团作战，因此停止了继续向西的攻势。
于是一场推诿责任的内部攻防战，立刻就在华军、美军之间展开。史迪威以及一些美国记者，当然乘机发表他们的“证据”，指出蒋介石的部队根本不战而退，却完全不提自己情报判断的严重错误，导致中国战区没有预先做好准备，以及在作战期间，整个后勤支持迟迟未到，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的责任。事实上，以中日双方当时在河南的兵力部署与作战准备而言，华军由谁去指挥，结果都不会好到那里去。华军若是不退，只有遭到歼灭。有谁问过，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日军只是演习的情报判断，让中国军队无法得到战前的补充与准备，应该负起多少的责任？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河南战场获得大胜之后，日军一号作战的重心，就转到湖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佃俊六，对于第十一军准备攻占长沙、衡阳的作战，寄予极大的期望，因为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成败关键，就在长、衡之战的赢输，日军必须击败长沙之虎薛岳，才能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所以佃俊六特别前往武汉坐镇指挥，同时加派更多的部队助攻。受命指挥日军作战的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中将，当然更知道这场战役的结果，事关重大。横山对于进攻长沙，早已有了万全的准备，因为过去日军曾经三度试探，都未能占领长沙，使得华军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更是因此成为华军将领中的虎将。所以此次日军进攻长沙、衡阳的大会战，将是衡山个人军旅生涯最大的挑战了。由于日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湖南之战，给予全力的支持，使得衡山可以指挥的部队高达八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单是在兵力上，日军就拥有前所未有的绝对优势。因此衡山在详细检讨过去三次长沙作战的得失之后，拟定出一个全面包抄薛岳部队的计划。过去日军进攻长沙的部队兵力，最多是三个师团加上特种作战部队，作战支持的准备，也是以两个星期为度。但这次横山勇的作战计划，动员的总兵力是超过八个师团（三十六万人以上），他更将日军的作战纵深，根本延伸到衡阳，所以日军在兵力的优势以及作战计划的规划上，都早已经超越薛岳过去防御长沙的“天炉作战”之架构。衡山的作战计划是，利用五个师团，作为第一线兵力，三个师团为第二线机动兵力，进行全方位的南攻。而将主力放在左翼的攻击，沿着湘、赣交界南下，大迂回长沙的东南方，先攻占浏阳，再包抄长沙后侧。横山判断薛岳的主力就是在此待命出击，因此日军的布阵，以打击长沙外围的华军为主攻对象，然后再进攻长沙城。日军中路的攻击则是依照传统的进攻长沙模式，沿粤汉铁路南下，击破华军正面防线直逼长沙。另外派军由洞庭湖南下，包抄湘江西岸，从侧后方进攻长沙的制高点岳麓山阵地。由于横山掌控绝对充裕的作战兵力，因此决定在日军包围长沙的同时，也对衡阳进行长距离的奔袭，乘华军全力在长沙作战之时，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占衡阳。
而横山勇还设法进行大规模的欺敌行动，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日军的作战目标，有可能是沿着长江西上，进攻重庆，或是准备再度进攻常德。由于横山对于这两个战略要点的攻击，都有实战的经验，所以也让重庆方面不得不加以重视。蒋介石保留卫戍部队放在第六战区，作为保卫重庆的准备，而没有全力支持第九战区薛岳的部队。但是蒋介石仍然认为，日军以打通粤汉铁路的战略为主，因此特别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第九战区，协助薛岳布阵对抗，但是由于“长沙之虎”薛岳，已经在防卫长沙的作战上，三战三胜，对于防卫长沙，有着相当的自信与执着。他相信史迪威的美军判断，认为日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对长沙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天炉作战，已经是天衣无缝，所以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决定仍将在长沙决战，再次合围进攻的日军。
可是薛岳手上的部队，也已经发生员额与装备不足的问题。这不仅是当时华军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第九战区的军队，常德会战之后，战力都还没有恢复，加上最信任薛岳的上司陈诚，已经因为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而失去大权。在政潮冲击之下，蒋介石又重用何应钦来防止军中将领的“叛变”，而何应钦与薛岳以及粤系将领，本来就有不愉快的经验，薛岳实际上又功高震主、锋芒毕露，何对薛当然相当的“感冒”，更加要给薛岳一些不方便。于是在大战前夕，第九战区的兵员与补给，不但没有优先得到补充，反而是能拖就拖。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一支精实、充裕的日军与虚弱内斗的华军对阵，双方的胜负，在未战之前，早已有了定数。白崇禧曾经建议薛岳，考虑将决战南移到衡阳，以拉长日军的补给线，加强华军在衡阳的防务，但是薛岳没有完全接受，仍然决定在长沙与日军对决。
横山勇决定在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日军在对马海峡大破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历史光荣纪念日，在湖南发动对华军全面的攻势作战。装备充足的三十六万日军，在优势火力的支持之下，分成七路扑向华军阵地，来势之凶猛，远远超过华军的预估。日军精锐的第三、十三师团以及二十七师团，从左翼（东线）先攻，一举深入地插进平江，再突进浏阳，直捣薛岳预控的反击部队基地。接着在中路的日军第六八与一一六师团，分成六路强渡新墙河，第三四与五八师团随后跟进，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连续击破华军的层层防线，直扑长沙；第四十师团与五、十七旅团，渡过洞庭湖，沿湘江的西岸，进攻长沙的西方。日军这样全面的攻势，使得华军在湖南的阵地，全都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薛岳在长沙东南所部署的反击部队，更是首先陷在日军的多重包围攻势之中，天炉作战计划就完全失去了应变的能力，湖南成为日军全面纵横的战场。
这时候在缅甸原始丛林指挥作战的史迪威，在看到华军全线溃败之后，才“想起”了他还是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于六月八日突然出现在重庆，幸灾乐祸的宣布“中国陷入危机”，接着立刻派员督导美军从桂林的训练中心进行撤退，同时不断设法干预陈纳德的空军后勤支持，并且开始推动接掌华军指挥权，以及寻找可以推翻蒋介石军政领袖的活动。史迪威完全不管这个中国战区作战惨败的灾祸，是谁作出严重错误的情报判断，以及致命的错误作战部署？到底是谁仍在制肘空军出击日军的任务？史迪威居然认为，只有他接掌华军的指挥权，才能在中国地区击败日军，而其它任何对于战场的补救与支持措施，根本无济于事。
由于薛岳军力不足以及布阵错误，加上军方上层的严重内斗，在日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多重攻势与连环包围之下，华军在湖南的整个战局失去了控制。长沙外围的战略据点，很快地就先被日军攻占，六月十四日，日军攻占浏阳，截断了薛岳反攻长沙的外围作战部队；次日陷宁乡，长沙于是受到日军全方位的包围。中国第四军已无法用传统的防御方式，来守住长沙；原本在长沙外围待命的机动部队，先遭到日军的猛攻，已不可能支持长沙的防御作战。这时候，另外一支的日军，更成功地攻占了岳麓山的长沙炮兵制高点。此时守城的华军与敌军的兵力悬殊，制高点又遭日军攻占，外围援军更已被日军主力猛攻而自顾不暇，因此日军终于在六月十八日攻下长沙，而打破了华军过去长沙作战不败的记录。蒋介石在情急之下，下令枪决突围而出的长沙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湖南战局溃败的发展。日军作战计划的另一步棋，就是同时奔袭衡阳。横山勇在日军在还没有攻陷长沙之时，就已经下令第六八师团与一一六师团，绕过长沙外围，马不停蹄的沿着湘江两岸，直接扑向衡阳华军阵地。此时薛岳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则向江西方向败退，根本无法拦截日军的长驱直下，整个第九战区的防卫系统为之瓦解。
这时湖南前线的作战陷入危机状态，蒋介石无法把拥有美式装备以及员额充足的八个军部队，调回东线作战，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战力不足的部队，在湖南遭到致命的打击。事实上，日军指挥官横山勇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会把这八个军调回，在湖南与日军决战。横山也担心美军会调动一切的空军，支持华军作战，对自己脆弱的补给线进行全面切断的空中攻击。
但是这两个担心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极力阻止中国战区进行反击，并且抬出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助阵，主张当前反败为胜的要务是，由史迪威接掌华军指挥权，最好能够顺带推翻蒋介石政权。由于华军接连在河南与湖南战场的惨败，史氏又早已在重庆政府中，进行各种掺砂子、挖墙脚工作，使得前线部队急于等待后方明确的指挥，以及派军援助之时，后方却陷入全面的权力斗争、指挥系统混乱、以及后勤失控的状况。这时候，拼命为华军出力的，还是指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他设法透过管道向华盛顿反映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史迪威利用机会夺权的xxx，无奈当时华盛顿与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诺曼底登陆战的胜利，因而对于中国战区的恶化逆转，产生极大的轻视与厌恶。

西方主流意见于是认定:“果然是史迪威有远见，早就说蒋介石的华军不堪一击，现在得到证明了吧！不仅如此，还要连累美军替蒋介石收拾残局。”这里也不能不提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这场逆势作战中，奋不顾身的英勇表现。尽管史迪威把能够动用支持湖南战场的空军战机，缩小到只有一百五十架，而且在油、弹的供应上，尽可能做到百般刁难，同时湖南的天侯又豪雨不断，影响到战机出击，但是陈纳德仍然想尽一切的办法，率领部属出动战机，全力攻击日军的补给线与阵地，为支持华军作战争取更多的油弹与补给品。美机飞行员平均每天出击四次，中间休息的时间只够吃饭与听取攻击目标的简报而已，战机沿着湘江的航道低飞攻击日军，甚至低到连螺旋桨都溅起水花；美军二十
三大队的四个中队长以及半数的飞行员被击落。十四航空队在五个星期不眠不休的支持作战中，击落日机一百二十架，炸毁日机九十架，造成日军补给线多次的中断。从长沙到武汉的日军补给线及仓库，一路被炸，火焰冲天，燃烧长达一个星期以上。夜间美机甚至可以就着火光，无须导航而直飞汉口，进行轰炸。日军承认，在湖南的作战之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兵力，是美机攻击下致死的。假如陈纳德能够得到三百架战机的增援，又有充足的后勤供应7，应该可以全力摧毁日军部队的补给系统，那么战局会有极大的变化。
日军以为在长沙会战中，已经将华军第九战区的防御系统，予以彻底的击溃，虽然没有围歼中国的主力兵团，但是华军在受到重挫之后，已失去再战的能力，对于日军进行长距离奔袭衡阳的作战，横山勇更以为把握十足。事前衡阳在日机猛烈的轰炸之下，衡阳市区已成一片焦土，因此横山认为，日军可以出其不意地迅速攻占衡阳。但是横山没有想到，由方先觉所率领的中国第十军，却在衡阳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阵地保卫战，差点把横山的完胜攻势，搞成凄惨的大败仗。由方先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军，是一支作战表现出色的部队，曾在长沙与常德的会战中，与日军进行多次正面的恶战，有着非常优异的表现。参与衡阳防卫作战的华军部队，包括了预十师（葛先才）、第三师（周庆祥）、一九〇师（容有略），暂编五四师（饶少伟）。第十军在奉命防御衡阳之后，立刻在衡阳地区，利用山岳与河道的复杂地形，开始构建防御工事，此时美军在桂林的步兵训练中心，感到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奉命撤退，因此将一批带不走的美军训练用装备，交给第十军使用。当时方先觉根本没有想到，湖南的战局，会恶化的如此之快，自己的部队要孤军防守衡阳四十二天，血战到弹尽援绝的崩溃地步。这也是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被日军全歼的唯一军级单位。由于薛岳把第九战区的残余的部队，集结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一带，企图等日军深入之后，反击日军的侧后。但是薛岳的这个布阵，却遭到日军主力兵团向东旋转的多路围攻，因此不但无法发挥侧翼包抄日军的效用，反而让南方的衡阳阵地，出现兵力支持分配不足的危机。日军在攻占长沙的同时，横山勇对衡阳发动长距离的奔袭突击，日军第六八师团（佐久间为人）与一一六师团（岩永汪），沿着湘江东西两岸，分途包抄衡阳；第六八师团的决死突击队，在六月二十六日半夜，攻占了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得到了日皇亲自的传令嘉奖。六月二十八日，日军奔袭衡阳的两个师团，对衡阳完成钳形包围，同时日本飞机对于衡阳守军的阵地，进行全毁性的地毯式轰炸。日军认为单是这样的打击，以及优势的兵力与火力8，衡阳已是日军的囊中之物。但是横山万万没有想到，镇守衡阳的华军第十军，阵地被毁，战志依然不为所动。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猛烈的反击，造成日本六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受到重伤，日军的攻势为之受挫。
横山没有一举攻下衡阳，甚至造成东京的震动，因为此时东京的最高军政负责人首相东条英机（身兼总参谋长、陆相、军需大臣），已经岌岌可危，面临着辞职的压力，他需要日军更大的胜利消息，才能支撑他的地位。因此他透过私人亲信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到达武汉，直接向“中国派遣军”施加压力，派遣军总司令佃俊六更是急得不断催促横山，以最快速度攻下衡阳，并且加派参谋长松井久太郎，直接到达衡阳前线，对衡山施加压力。这时横山勇知道，自己在衡阳是遇到对手了，必须要小心应付。因此他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调集所有的兵力，围攻衡阳，他准备把衡阳当成决战地点，企图以围点打援的方式，吸引薛岳在湖南东部的部队前来支持，然后日军再发动多重包围，一举围歼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不料日军第二度的攻势，仍然无法得到明显的进展。中日两军在衡阳阵地争夺战中，陷入了肉搏力拼的阶段，双方在充满血水的壕沟之中厮杀；每天都在焚烧腐烂的尸首，以防止瘟疫的发生。但是日军对衡阳的攻势，只推前了两公里，仍然被第十军给挡住了。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衡阳之战，不但是中日主要战场的决战，更是发展成为中日两国内部的政治战。对于蒋介石与东条英机而言，衡阳作战的胜负，都关系到自己最高军政领导权的掌控。因为在七月七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将华军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信件，以挽回中国战场的败局。因此除非蒋介石能够证明，他能指挥华军击败日军攻势，否则蒋介石将要面临美国孤立、外援中断，以及部属叛变的危机。
而日本首相东条的情况，同样需要战胜的消息来支持，否则日本的军政领袖，已经对于他的领导与政策失去信心，东条将会被迫辞职。但是在争取这场决战的指挥上，蒋介石无法把最有战力的部队，从缅甸战场调回，因为这是史迪威争取华军指挥权的本钱。史迪威使用优势兵力，在缅甸获得胜利；而同一时候，蒋介石在华南却遭到日军猛烈的打击，所以罗斯福认为，这足以证明蒋无法应付日军的攻势，而史氏有能力指挥华军打败日军。在日本方面，东条则是将所有的军力，包括抽调关东军的二十军，以及日本本土的四十七师团，都投入了湖南的战场。
可是日军仍无法在七月攻下衡阳，同时日本又在缅甸与塞班岛遭到惨败的打击，日皇裕仁已经对于战局感到震动，东条在元老重臣集体的施压下，只有被迫辞职下台。蒋介石此时急切希望能够解衡阳之围，至少能够救出第十军。但是薛岳已无兵力驰援衡阳，因为他手边只剩下有限的残兵，退到湖南江西边界集结，又得不到兵力与装备的补充。不过在七月中旬，薛岳仍然设法从湖南、江西的边界，对日军的后方发动侧击。虽然这种攻击对于日军进攻衡阳的补给线造成压力，但是薛岳的兵力不足，攻击位置又远离衡阳，因此无法对日军造成真正的威胁，对于衡阳的守军，更是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时蒋介石只有亲自介入，指挥六十二军、七十九军与九十九军，参与衡阳解围作战，但是由于作战密码完全被日军解破，让横山能够充分掌握到华军的作战动态，进行各种有效的拦截，并在在衡阳外围设下多面埋伏，造成华军更大的作战伤亡。中国援军的兵力与火力仍有限，始终无法突破日军层层的包围圈。此时第十军全靠一些美军的空投物资，继续进行防守作战。但是由于史迪威希望华军作战失败，所以对于陈纳德的空军支持作战，总是设法加以制肘。
陈纳德要设法四处张罗更多的油弹供应，以增加对日军的空中压制。陈纳德若是充分能够得到美国军方、政府全力的支持，应该可以达成阻绝日军补给的作战任务，因为日军支持衡阳作战的补给线，已经多次受到美机严重的打击，日军的弹药与粮食几度都无法接济上攻势的运作，其部队也濒临作战失败的压力。华军前往援救衡阳的部队，在七月底时，曾经一度前进到与守军只相差几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最终还是被日军灵活的截击压退，没有达成救援第十军的任务。这时方先觉的部队，已经是伤亡过半，不但是弹尽援绝，连吃饭的补给都成了问题。但日军在衡阳的作战，也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迫使横山一度也在考虑，是否值得在此继续打下去。因为即使日军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极限。但是这场作战的胜负，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军力对抗的荣誉之争了，说什么横山也不能放弃，何况关东军的战将坂西一郎，已经到达湖南，接掌长沙的指挥权，假如自己不力拼下去，最后的结果恐怕不妙，连职务都会有变数。最后横山勇决定，将日本十一军的全部军力当赌注，完全都押在衡阳，再增调十三、五十八师团，参加衡阳决战。他并且不惜代价的运送威力强大的巨炮，到达衡阳阵地，准备给孤立无援的方先觉部，最后致命的一击。八月二日，日军对衡阳发动最后一波的攻势，横山勇带病亲自前往衡阳前线指挥作战，而四个参战的日军师团长，当然更是不敢怠慢，全都陪着横山，准备拿出老命一搏。各师团纷纷组织敢死队，对华军阵地进行冒死攻击。日军的巨炮再度轰平华军的每一个阵地，日军的敢死队对华军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展开攻击，守军只能做到寸土寸血的力拼。日军五十七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更是由自己担任敢死队的队长，亲自带兵冲锋华军阵地，结果战死衡阳。有受城市作战特别训练的五八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作战负伤，却不肯就医，躺在担架上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可见战况之激烈。
此时衡阳的决战，其惨烈程度已使阵地成为了人间地狱。蒋介石在最后时刻，仍然设法派军队救援第十军，连第五军的坦克车部队都派到战场。但是此时中国战区的华军，已经无法将士用命的拼力作战了。因为有了国际力量的介入与刺激，内部派系的猜疑正在死灰复燃，而更加恶化了军队人员不足、装备后勤严重缺乏、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的情况，因此无法动员军力突破日军层层包围的防线。第十军方先觉部，在坚持血战四十二天之后，最后在八月八日，终于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日军也损失惨重，无力再进攻下去。因此双方经过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
中国第十军在衡阳的保卫战事实是以交涉之“终战”而结束，而非投降日军。但是，事后横山勇却宣布，日军终于攻陷衡阳，完成“围歼”华军的第十军，把原先答应第十军的“终战”礼遇，改成“俘虏”的对待，这是中日战争中，华军唯一被“俘虏”的师级以上单位。但是自日皇以下的日军高级指挥部，对于方先觉的第十军，作战如此之勇猛，都表示了无限的敬意。
衡阳终于陷落，史迪威理所当然的开始进一步地向蒋介石逼宫。蒋眼见自己部属们的战志出现动摇，并且开始私下运作而向史迪威靠拢。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也只有同意，向美国的要求让步，准备交出华军的作战指挥权（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11、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给史迪威。当时中国上下，独立奋战的信念已失，企图依赖美军直接的介入，能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起死回生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刻。
中国军队在河南、长沙与衡阳决战中，连续的受创与失利，的确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布局与民心士气。特别是过去第九战区的薛岳，已是日军无法击败的英雄形象，如今却遭到连串重大的挫败。美军在华南所使用的主要空军基地，也遭到日军的攻占与破坏。在史迪威与外国记者的争相报道之下，中国战区重大败仗的新闻，与盟国在诺曼底、苏联战线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大胜对照，更是使得西方国家的舆论，断定中国战区的战力表现，根本是一无是处，因此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呼声大幅的提高。检讨整个一号作战，日军是将最后能够动员的所有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的全都投在中国战区里。日本要给中国一个致命的打击，以挽救作战资源航线的安全，与建立起亚洲大陆的决战腹地。但是在中国战区内，史迪威却以参谋长的身份，误导情报判断、干扰战区整个作战的准备、故意延迟援助行动、不断制造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与危机、阻止空军的全面参战13，这样才造成日军能够集中运用各种的作战优势。而中国仅有的一点新生作战力量，还要全数分散到缅甸战区作战，当然会造成华军的惨败结果。不过，日军在战场的胜利，也赢得相当辛苦与侥幸。在华北战场上，假如当时八路军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对于华军采取见死不救的策略，以xxx当时在华北的实力，可以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全面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很难在华北平原上，进行快速与飘忽的攻击行动。因为这时候的延安与重庆，几乎已经进入全面的政治斗争状态。为了提防八路军对国军发动攻击，重庆方面以二十一个师的部队，在陕西中北部地区布防，一部分的任务就是盯着延安。

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战，可以让抽调一空的日军，在华北全面的瘫痪。如果要抗日，这绝对是战略上的打法。但八路军却除了收编华军残兵，与扩大地盘之外，没有果决全力的出击。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期间，八路军乐为缺席的旁观者，是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悲剧收场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在盟国中，最后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就在这场作战中崩溃，从此他们转而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可以痛击在亚洲大陆的日军。因此中国遭到雅尔达密约之阴谋xxx，从此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发展。在抗战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国除了要遭到美国与英国内部反华势力的打击之外，自己里面还进行全方位的内斗，如何能够抵挡日军最后倾全力出击的攻势呢？
而在长沙与衡阳的作战中，薛岳的失败，固然与他拘泥于过去长沙大捷的作战布局有关，但是当时处境受疑的薛岳，也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由于史迪威在中国进行拉帮结派的反蒋活动，因此使得蒋介石面临权力斗争的危机，不得不冷冻宋子文与削减陈诚的军权，而重用何应钦。但是何应钦一向与两广的军方将领不和，何既然当权，白崇禧、薛岳与张发奎当然都会受到排挤，造成这些参加指挥湖南决战的将领们，既得不到足够的兵力与军火补给，又不敢完全相信上层的情报与命令，因此薛岳只有凭藉自己的独断，来进行作战。这样何应钦也就更有理由怀疑薛岳等人的忠诚，不敢把仅有的一些武器与兵员，放心交给将领们运用。而当时的薛岳，却是最需要这些作战的力量来进行决战。
在史迪威在中国参加权力斗争的运作之后，蒋介石开始怀疑两广将领的忠诚，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的广东将领李济琛的确在衡阳战事最为紧急的时刻，向美国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建议。他表示他正在与西南八个省的军政领导人联络，只要美国支持他的行动，他就会发动政变，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同时山西的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也早在压力之下，与日本进行妥协的安排，所以中国仅有的一点战力，还受到政治倾轧的考量，不能全力发挥。
而在战略的布局上，薛岳是低估了日军采取孤注一掷作战的实力与决心。这次日军动用的兵力，已是历次长沙会战的三倍以上，整个作战的战线，覆盖整个湖南北中部，但薛岳连原有的兵力都未得到适当补充，他在作战纵深的安排更是不够。如果他把决战的地点安排在衡阳以南，而非长沙附近，同时要把更多的部队部署在湘江以西，而非传统的湖南东部山区，这样日军在东边的主力攻击就会扑空。而在湘江以西，华军主力可以得到更多的空军掩护以及复杂地形的保护，有效牵制日军战线的侧翼。事实上，日军进攻衡阳主要的补给线，是由武汉经洞庭湖及湘江的水运。薛岳若是能够在衡阳以南布置决战大军，并且在湘西部署重兵，以进行截断日军湘江水运的作战，在美军战机的优势战场阻绝攻击下，应该可以严重摧毁日军的补给系统。这样一来，日军很可能会在衡阳会战中，遭到兵力更大的华军抵抗，补给线也更为脆弱，横山勇能否赢得衡阳会战，反而真的大有问题了。
因为在衡阳作战的日军，几度因为补给不济，被迫吃树皮草根，战场运动又遭到美国空军的压制，造成重大伤亡，迫使横山勇曾经打算放弃对衡阳的进攻。蒋介石当时也在内外交迫，人人自危的状况下，失去指挥全局的权威与信心。在整个衡阳会战的过程中，蒋介石不敢完全相信部属（这时究竟谁是史迪威的内应，谁会参加推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政变，谁都没有把握），造成薛岳、白崇禧、何应钦以及蒋介石自己，都涉入衡阳作战的指挥，如此分散的指挥系统，如何能够集中有限兵力，作出有效的运用？当然，假如史迪威能够扮演一位称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能够了解中国战区决战的胜败，关系亚洲的战略全局的未来安排，而不是躲到缅甸丛林去打突击战，硬要投入所有的中国战略预备队，去为他自己进行缅甸原始山区的作战，而不能回是中国战区解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 0周年纪念，也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63周年。回首63年前，日寇横扫东南亚，中国十万远征军将士临危受命，毅然出国远征，以劣势装备之陆军在缅甸同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空三军展开殊死较量。在连续予敌以重创后，终因种种对我不利之因素的发生，功败垂成。
中国远征军所经历的战斗之惨烈、条件之艰苦、绝境之恐怖、撤退之艰辛都是难以想象的，为了永远铭记这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异域远征，为了深切缅怀壮烈捐躯的6万将士，也为了留给后代一些真正的经验教训，我想从一个纯粹军事学术的角度，对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及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所做的不可取代的重大贡献谈些看法。过去对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评价，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问题，而西方学者对中国远征军的贡献长期视而不见，比如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他的权威性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关于缅甸部分几乎没有涉及中国远征军，这是很成问题的。由于时间所限，今天这部分内容不可能在这里进行详细讨论，只能择其重要方面加以说明。
一、制空权缺失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
第一次入缅作战，没有制空权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二世界大战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常规作战的标准样式是战术空军与地面机械化坦克集群的协同，北非沙漠的坦克战揭示出机械化战争的一个基本规律:即使作战双方都是现代机械化坦克部队，没有制空权的一方必败。缅甸战场机械化程度与欧洲战场相比较而言，最多只能是半机械化水平，大多数情况下，陆军交战仍是以步兵为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制空权是决定性因素这点与欧洲战场是一致的，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对战事的总结就会迷失在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甚至大而无当的“结论”中，也就不可能在军事层面上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
中国远征军的作战目标是在同古附近集结其雄厚兵力，对先期到达缅甸、孤军冒进的日军第55师团进行包围作战，在对方主力增援之前将其歼灭，然后兵锋西向，与英军合围西线日军第33师团。从计划本身看，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但实际战况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意料，中国远征军第5、第6、第66三个军迟迟未能迅速集结到预定位置，中路同古方面，杜聿明指挥的机械化第5军原打算以戴安澜第200师在正面，廖耀湘新编第22师和余韶第96师为左右两翼，合围歼灭日军第55师团，当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第18师团迅速加入第55师团进攻行列时，远征军竟然对新增的日军两个师团浑然不觉，稀里糊涂地同日军三个师团交上了火，只有第200师和新编第22师到达同古战场，第96师因日军空袭尚在铁路运输线上蹒跚而行，另外两个军远远没有完成集结，所以第200师反而陷入包围，孤军奋战，最后予敌以大量杀伤后突出重围，幸免全军覆没。新编第22师则变换了角色，由包围敌军变成救援友军，且一直被阻未能与第200师会合。同古之战虽气壮山河、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但在军事上是极其被动的。
日军在中路击退中国远征军抵抗后，第56师团隐蔽而迅速移师东线侧翼，在第5航空师团飞机和第15军军直属坦克、重炮、汽车运输部队的加强下，突破我左翼薄弱防线，远征军因情报不灵，竟把1500 0～20000人得到加强、实际战斗效能接近两个师团的日军第56师团误判为两、三千人的骚扰性部队，遂造成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我后方基地腊戌，切断我作战之生命线，导致远征军全面崩溃。
在影响缅甸战局的诸多条件和因素中，制空权是个根本问题。如果制空权在远征军手中，就可不断地空中侦察及时获知日军增援部队在仰光登陆的行动，并在登陆和向同古运动时给予空中打击，而我方地面援军亦可不受日军空袭干扰，及时增援上来，作战飞机还可以加入前线部队作战，从空中协同地面部队防御或进攻。同古作战结局会完全改观。如果我方掌握绝对制空权，日军第56师团向我侧翼的迂回就会被侦知，缅甸地形复杂，行军作战只能依靠几条公路，离开公路则寸步难行，数万人在公路上运动，正是空中打击绝好的目标，日军向我后方的奔袭将会严重受阻甚至瘫痪。这点后来在北非的阿拉曼会战和诺曼底会战、以及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得到完全证明。由于第一次入缅作战日军掌握完全的制空权，整个战场形势呈现一边倒状态，负责远征军作战指挥的史迪威将军谈及作战失败的原因，曾坦诚相告，没有制空权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它诱发了其他作战条件朝不利于我方之变化。
二、绝对制空权与第二次入缅作战胜利
1943年退入印度和云南境内的远征军经过整补和换上美式武器装备后，开始向缅北发动反攻。进入胡康河谷的中国驻印军不仅地面火力略占优势，而且在绝对制空权的掩护下，连战连捷。他们运用空中补给、空中运送伤员、远程空降，克服了地面后勤供应所无法克服的困难，避免了沿公路死板地平推的战法，轻松地渗透到日军侧翼后方，使日军防不胜防，在地面战斗中，空中打击使日军无法据守固定防御阵地。
在攻克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孟关战斗中，新编22师团第11 4和第113团全体官兵，在优势空军和炮火以及各种自动火力的掩护下，从南北两方向向敌中心阵地夹击。首先将其外围据点一个一个摧毁、占领。孟关之战消灭了日军第18师团的主力。
密支那是日军缅北防御中枢。中国远征军新编30师和美军特种兵部队“加拉哈德”支队混编，利用空投补给，在大雨中轻装穿越崇山峻岭，行进20多天突然出现在密支那附近，在美军第10航空队猛烈轰炸的配合下，一举占领机场，第二天，新编30师第5团迅速空降在该机场，为而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新编第38师在攻克八莫时，采取以强大火力逐步推进的战术，美国空军协同新编第38师攻击。每天自早晨开始，先以空军轰炸，炮兵射击破坏，然后步兵在坦克配合下进占。
腾冲为滇西方面中国远征军反攻作战的目标。远征军在空军掩护下，只用一天时间即攻克腾冲之屏障来凤山。随后远征军进围腾冲，由于城池坚固，日军据守有险可凭。远征军以空军轮番轰炸，炸开十多处缺口，地面部队蜂拥杀入城内，除二三百人漏网外，日军几乎全军覆没。
回龙山之战是整个畹町战局的转折点，71军副军长陈明仁在立下限期攻下回龙山的军令状时，提出一个先决条件:美军暂时交出协同的战术空军指挥权，自己亲自指挥战术空军。在24架飞机和40门大炮攻击下，不到5个小时步兵即攻上山顶日军最后阵地，顺利拿下回龙山。
我们通过前后两次入缅作战一败一胜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制空权乃是决定缅甸战场军事上的决定性因素。这个结论也比较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常规作战规律。
三、北非战场与缅甸战场的制空权交换
北非战局彻底逆转取决于制空权，北非英军的制空权是以彻底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换来的找到了缅甸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制空权，我们就可重新审视以往的结论，并恰如其分地看待其他方面的因素对作战的影响。比如，过去认为中国远征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军队的不堪一击，迅速后撤，使中路远征军过分前突，右翼失去掩护，致使我失去平
满纳会战的歼敌良机。这种看法也许夸大了英军的因素。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将军在法国会战中与德军较量过，指挥过敦刻尔克撤退，对空地协同作战有着铭心刻骨的体会，当马圭基地的英国空军被日本空军摧毁后，他就在缅甸无心恋战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常规作战来看，彻底丧失制空权后，地面部队的后撤在军事上是合理的，否则就被彻底消灭在固守阵地上。另外，即使英军死守阵地，由于远征军集结迟缓、日军第56师团、第18师团已经迅速增援上来、对方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要想消灭当面三个日军师团是不可能的事情。何况日军最终又是从远征军防守的东线贯穿我后方，因此，不能过分夸大英军后撤的因素。
其实，英国方面应负的最大责任、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是没有提供原本答应的空中掩护，这一点美国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同古之战打响后的第四天，亚历山大将军同蒋介石在腊戌会晤时信誓旦旦，亲口保证在数星期里，英军将为中国地面部队提供324架作战飞机。可是直到缅甸战场崩溃，不见英国派出一架飞机前来助战，而日军已经有400多架作战飞机投入缅甸战场。关键的制空权，才是英国方面对中国远征军失败真正应该负的责任！
1942年4月18日，也就是远征军东线被日军第56师团突破之际，美国方面对远征军增加飞机援助的要求置若罔闻。到了6月初，隆美尔突破加查拉一线进逼托卜鲁克，正在印度集结、原定支援缅甸作战的美国第10航空队的作战飞机，紧急向地中海转场，这时中国远征军各部尚在作艰苦卓绝之撤退。但是后来，英美飞机全部用在了北非战场。
为何英美两国自食其言，没有把作战飞机投入缅甸战场？因为中国远征军出兵两个月前，德军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军团”向北非英军发起了凌厉攻势。美英两国根据“先欧后亚”战略，将所有作战物资供应向北非战场倾斜，尤其是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飞机几乎全部调往地中海，向缅甸战场提供空军的承诺无法兑现。致使中国远征军作战失去空中掩护。
1942年1月下旬，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布鲁加港开始了进攻，2月占领班加西并控制了整个昔兰尼加，英军溃不成军。从3月份开始，德国凯塞林第4航空军团几乎毁灭了英国地中海空军基地马耳他，德军地中海补给线恢复畅通，英军在北非丧失了制空权。6月份，隆美尔突破英军加查拉防线，并攻占托布鲁克，迫使守军投降。7月追击马特鲁之溃军，越过埃及边境，直逼英军北非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防线。
在美国的紧急运输下，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现有的和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全部调往北非。美国的输血很快见效，6月英国空军出动架数猛增。战场形势顿时逆转，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相持阶段，英军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重新活跃，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8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
隆美尔不愿坐以待毙，冒险同英军在阿拉曼一线展开决战，丧失制空权的德意军队遭到惨败，从而决定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北非的命运。等到蒙哥马利反攻时，美国已向英军提供了700多架双引擎的轰炸机，近1100架战斗机，900辆中型坦克，800辆轻型坦克，90门反坦克炮(一百零五毫米)以及25000辆卡车和吉普车。在美国援助的这些武器装备中，有相当部分原是打算用于缅甸战区的。
曾任隆美尔“非洲军团”作战处长的梅林津对决定北非命运的阿拉曼会战分析如下:
“英军的炮兵还不断轰击非洲军，再加上飞机不停地轰炸，我军损失惨重。汽油储备几乎消耗完了……非洲军已处在危殆中。九月一日这一天，坦克部队进退维谷，动弹不得，并遭到炮兵和航空兵不断的轰炸。……九月二日早晨，隆美尔决定撤退，但由于缺乏汽油，在白天进行任何大规模的退却都是不可能的，非洲军只得就地不动，接连不断地遭到飞机轰炸和炮火的袭击。……九月三日，隆美尔的突击群全力以赴地向东撤退，我们扔掉了五十辆坦克、五十门野炮，还有约四百辆战伤的汽车。”

威廉·夏伊勒也指出:“……但是隆美尔没有达到目的，9月3日，他中止战斗，转攻为守。在埃及的英军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员、枪炮、坦克、飞机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飞机主要来自美国)。”
隆美尔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时写到:“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在今后的任何会战中，美英空军的力量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北非战局彻底逆转取决于制空权，北非英军的制空权是以彻底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换来的，并以中国远征军承受巨大牺牲为代价。
四、第一次入缅作战对欧洲战场的影响
1942年的缅甸战场是整个欧亚战局的重要一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深远地影响了欧洲战局的发展。
阿拉曼会战后，北非的德意军队彻底丧失了主动权，25万人于19 43年5月12日向英美军队投降。1943年7月12日，也就在北非德、意军队全军覆没不到两个月，英美军队以北非为跳板，不失时机地发动西西里登陆，打击在轴心国“柔软的腹部”上，此时正是决定苏德战场命运的时刻，决定苏德两国战略主动权易手的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到达高潮，苏德双方统帅部都放出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德军南面曼斯坦因集团已占据上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并遭受严重挫折，斯大林震怒之下，将该集团军司令员罗特米斯特罗夫撤职，差点送上军事法庭审判。
德军指挥官曼斯坦因回忆道:“……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十个战车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七月十三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的敌军共被俘24000人，损失战车1800辆，野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七月十三日，当战斗达到了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停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苏军朱可夫元帅也承认:“从分析敌人的行动中可以感到，别耳哥罗德地域的敌军是由比较有主动精神的有经验的将领指挥的。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敌军集团的首领是曼斯坦因元帅。”
但是，惊慌失措的希特勒拒绝了曼斯坦因等将领的建议，作出了立即撤出库尔斯克会战的决定，放弃了快要到手的胜利，导致了德军战略主动权的彻底丧失。从整个欧亚战局密切之关系而论，以及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相互关联而论，1942年的缅甸战场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一道，构成了一种逻辑联系。
因此，中国的战史学家应该负起责任来，向世界指明:北非战场的制空权是以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为代价的；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浴血奋战，以自己的悲壮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决定性会战的胜利，并通过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朝胜利方向转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大环节，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愧于历史的重大军事贡献。
讲演者小传:倪乐雄
1956年12月出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000年度应邀出访美国国防部、国防大学、西点军校、陆军战争学院、美军太平洋战区总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学术研究范围:战争与文化、东西方战争文化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史、国际军事战略、国际政治。出版专著《帷幄与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性会战述评》，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发表学术论文和时评文章190余篇。
中国的战史学家应该负起责任来，向世界指明:北非战场的制空权是以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为代价的；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浴血奋战，以自己的悲壮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决定性会战的胜利，并通过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朝胜利方向转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大环节，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愧于历史的重大军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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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军欲发扬，精诚团结无欺罔，志救国亡，猛士力能守四方， 不怕刀和枪，誓把敌人降， 亲上死长，效命疆场，才算好儿郎……
60多年过去了，《新一军军歌》的旋律依然让人心潮澎湃，仿佛远征军将士们的昂扬与无畏正扑面而来。作为后辈，我们只能对逝去和在生的英雄们说一句：
你们的名字也许不为人知，但你们的功绩将永世长存！

灰常不错:kaka1:
貌似又没发18那去:default28:

:kaka6: 你是他亲人啊?

后面全是字唉！

已阅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kaka1:
管得着么:kaka5:

你性取向有问题.......:kaka11: :kaka6: :kaka5:

歌……很……雷……:kaka6: :kaka7:

谁唱的:kaka2: :kaka6:

本来我想说这个帖子很好

建议小2哥给你高亮和精华

结果你丫的又xxx 自己给自己高亮

那是战争时期的真情流露

真没文化

随便怎么说了:kaka19:

你帮说说，给个精华吧，好久没精华了！我的好18！

你的初步想法是对的！:kaka6: